重庆园博园老人免票: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

李晓鹏
摘要：政党是现代政治运作的主要载体,也是各社会利益团体维护、实现和表达自身的权益和诉求的工具。政党制度作为对政党的组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程序实施约束的规范,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运作方式的核心。特定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的,它是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文化程度和公民政治意识相结合的。本文通过回顾近代政党产生和政党制度确立的社会基础,指出西方政党制度的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进而分析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现行政党制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并探讨现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
关键词：政党;政党制度;民主政治;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1 — 0022 — 04
政党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也是不同社会团体进行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主要载体,“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和利益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①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都主要是由多个政党的选举竞争、权益表达、利益整合、政策协调构成的,各政党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参与政治活动,争取选民支持,牟取利益价值,这种构成政党进行合法政治活动的原则规范就是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政党的社会政治地位、作用、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程序的制度性规定。”②政党制度就是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模式与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运作方式,它既可以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也可以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共同规约。
政党既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是政党制度的规约对象,政党是在政党制度的规范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履行其获取或掌握国家政权、实现或维护特定利益的政治和社会职能的。政党制度是在政党产生后社会需要对政党履行其政治职能的方式进行规范而产生了,与政党一样,特定政党制度的建立也是基于当时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现实的要求,因此,探寻特定政党制度确立时其所立足的社会基础,是理解政党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历程、评价特定政党制度的价值与合理性的出发点。
一、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产生
作为近代代议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开拓者,英国也是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虽然早在13世纪,在《大宪章》确立以后的几十年间确立了议会制度,并在14世纪上半叶就已形成了贵族院和平民院分开进行议事的两院制③,但英国近代政党却直到17世纪70年代,才在对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争执中初步形成——反对詹姆士二世继位的新教徒、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激进派被对方辱骂为“辉格”,而他们则回骂支持王权和天主教的保守派人士为“托利”④,从而形成了最初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当初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更多的只是议会中的政见不同的派别,围绕着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问题和隐含在其中的宗教信仰、王权与议会权的制约等问题而划分的小范围政治团体,还并未形成如今天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到了18世纪后半叶,英国议会内的政党的存在与运行的合理性才得到了理论支撑。1770年初,著名政治理论家、辉格党议员埃德蒙·伯克针对乔治三世的首相、“超党派”主义者老皮特提出的诽谤政党的理论进行回击,提出政党对议会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哪怕是在野的反对党,也是政府政策的“纠偏器”;而政党是以追求获取公职为第一需要,是使议会、政府和选民间的关系达到充分协调的中介性工具①。伯克的政党理论的提出,对于英国的政党合理、合法发展和有序履行其政治和社会职能,提供了指导性意见。而直至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辉格党才逐步转型成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自由贸易和商业资产阶级利益,拥护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标榜自由民主政治的有明确纲领、目标、代表利益集团和固定选民的现代型政党,并在1839年改名为自由党;托利党则于1833年改名为保守党,成为土地贵族和王权秩序的支持者。由此,英国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才最终得以确立②。而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还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伦敦,且交通和宣传条件极其有限,这一方面导致多数议员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和地域观念限制了他们从事政党组织宣传工作的动力,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在伦敦的过度集中也使得政党宣传只需集中在英国的政治中心——伦敦,和伦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宫,而不需要扩展到英国的其他地区③。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后,经济上把全英国与海外殖民地联系在一起,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交通设施和宣传手段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才为辉格党和托利党从议会中的小派别向全国性政治动员选举组织利益表达的现代政党的转变提供了社会条件。在二战后,奉行费边社会主义的工党逐渐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成为与保守党分庭抗礼的政党,而自由党则沦为第三党,与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小党派,成为这两党选举竞争中竞相争取达成议席过半从而可以组阁执政的对象。
作为两党制政党制度的主要代表国家,美国政治中政党的产生与政党制度的建立也落后于国家联邦体制的确立和代议制度的实行。从《独立宣言》的颁布到制宪会议的闭幕,十余年美国政治中不仅没有政党活动,甚至连那些国父们和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都认为政党是伴随着恶意攻击、牟取私利、政治阴谋等危害民主价值和社会利益恶行而存在的,是个人私心与政治野心相结合而组成的派系,政党政治是最恶劣的政治体制。托马斯·杰弗逊在1789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除了和某个党一起去,否则我就不能去天国的话,我宁愿压根不去那儿”④;而国父华盛顿在《告别词》中也警告国人不要结党,否则将危害共和国⑤;杰伊则认为“以党派热情为基础的活动,则常利用警惕性低或利益心重者的因循苟安、愚昧无知、个人愿望与忧患,通过选举人一小部分的投票去决定公职人员” ⑥,其结果必然会损害民主的价值;詹姆斯·麦迪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⑦因此,不仅是在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宪法初稿,还是200余年来形成的诸多修正案,在文本上始终没有对政党有过明确的文字规定。但是1787年的制宪会议虽然解决了当时面临的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也为美国政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制宪会议上对于当时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强势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还是应该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而保护各邦和公民的权利的这一争论在制宪会议后并在联邦政府成立后迅速蔓延扩大,形成了两大相互斗争的政治派别,并最终形成了美国现代意义的政党。1792年,担任首任国务卿不到四年的杰弗逊辞职并率先与麦迪逊一起组建了共和党,反对联邦政府扩权,支持保有和扩大州政府与公民的自由权利;而纽约的汉密尔顿则组建了联邦党,主张建立一个强势有力的联邦政府。当时这两个政党分别以南部州和新英格兰各州为基地,共和党代表南部农场主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支持州权和民权至上,而联邦党则代表东北部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业者的利益,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两党本质上还是由政界和社会名流组成的松散的小团体 ⑧。1796年的总统选举中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当选为第二任美国总统,标志着政党政治正式进入美国的政治运作。鉴于1800年总统选举的纷争局面,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的制定和通过,标志着美国从法律上默认政党的存在和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到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民主党和辉格党在总统大选中采取的政治动员和竞选宣传把美国带入了全国性两党制时代 ⑨,相对稳定的两党制就此形成;而到了南北内战后,才最终形成了北部各州坚定支持共和党、南部各州坚定支持民主党的今天的两党制局面 {10}。
二、中国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
政党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发展到近代的产物,“是作为封建专制君主的对立物,伴随着民主的潮流而出现的。”{11}而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尤其是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后,专制君主获得了对社会的绝对的、垄断的统治权,“至商代中期,专制主义传统便已经根深蒂固了,人们至少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君主是国家的主人,是全体臣民的统治者和所有者” {12},在这种“私有—臣属”的家长制政治观念主导下的社会不可能形成对君主有约束力的政党。在中国传统儒家政治理念中,虽存在着“党”、“朋”的概念,但却是指统治阶级内部因政治背景、政见、经济利益不同甚至对立而相互斗争的小集团,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争夺者,这一方面为专制君主所不容,另一方面也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了知识分子和士人所不齿,“朋党”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明显的非合理性,因此一直是政敌间相互攻击和专制君主打击的对象 ①。但即便如此,历朝历代中的“朋党之争”从来就没有少过,哪怕是近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顽固派与洋务派、守旧派与维新派、清流与南北洋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党同伐异也一直是晚清王朝政治中的主要内容。
站在西方理解的角度来看待政党,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从清末才开始的,“近代中国人是在西学东渐中开始接触并介绍西方政党观念的。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过去的‘忌党’、‘禁党’,转而‘议党’、‘组党’。”② 戊戌维新让立宪、开议院的宣传在国内得到了较大响应,尤其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被清末的革新者认为是立宪制政体对君主制政体的胜利,加之同年7月清政府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使得主张立宪的人士大受鼓舞,纷纷开始建立努力实现宪政的团体,特别是1906年底吸纳多位在清末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的全国最大的宪政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让立宪派成为晚近中国进行群众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最具政党特征的政治团体。“立宪团体有组织、有宗旨,也有行动,但尚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因为组织过于松散,团(会)员的党派意识不强,内部的纪律约束不严,行动也不太统一,故这种政团也只具有现代政党的雏形。”③ 而其后各省的咨议局和国家的资政院的设立与运作,时间虽短,但为近代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政治的演练,也为后来的民主政治的实施奠定了社会基础。
清末中国,对于如何拯救中国于危亡,众说纷纭,从温和的维新说到激进的革命说都大有拥护者与反对者,但无论“维新或革命,都从西方各国政党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中受到启示,认为非立大党不足以挽救将要灭亡的中国。”④ 各政治派别,尤特别是革命党人都意识到政党在进行组织力量、政治动员、宣传发动时能够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作,于是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在日本组建了中国近代政治中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同盟会⑤。与之前的立宪团体不同,同盟会有着规范的党务行政管理机构、党纲党纪和以“三民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的目标也是推翻满清政权,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制政府。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推翻专制帝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同盟会也为了适应议会斗争的需要,通过整合改组更名为中国国民党⑥。但近代中国的英美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民治政府的梦想却幻灭了,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复辟和北洋军阀的相互倾轧使得中国第一个政党政治很快就破产了,“在传统政治势力根深蒂固,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仍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近代政党较之封建军阀,不处于政治平等地位,力量对比悬殊,缺乏通过政治竞争而获得国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⑦,民初的英美式政党政治不过只是南柯一梦。
1945年的中国,本有希望在基本上争取到民族独立的情况下,抛弃成见整合各方政治力量重新建立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政党政治,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⑧的主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不愿意打破“一党独大”的格局,不愿意改变“一党专制”的体制而与各政治力量分享权力,实现真正的政治协商民主政治,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第二次英美式的政党政治梦想再次破产。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进步人士、组织派别实行敌视、排斥、打压的态度,大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力量纷纷抛弃了英美式政党政治的幻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纷纷与中国共产党结成“反独裁反内战”同盟,共同抗击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有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民族自由的强烈意愿但也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吸取了旧中国民主幻象破灭的经验教训之后,认清形势,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拥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在全国解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北京召开新政协会议,依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商国是,奠定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基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确定了“共产党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政治格局,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纷纷进入政府担任国家领导人和各部门行政首长,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确立⑨。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
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先后为这个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与制度基础”⑩。虽然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这一制度很快就重新恢复,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立为新时期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基本方针到2005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一里程牌意义的文件{11},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日趋迈向成熟。
今天的中国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前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不仅在过去、在现在和在未来都承担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相同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保持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这一相同的现实挑战。面对着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应该怎样把一个庞大的、多元的、资源丰富的国家组织起来实现民族的整体发展”①,这一关键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在于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与调配,在社会上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不管政党制度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样的形式确立,其内在的倾向都是共同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国家整合,减少党派的无序纷争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分散和国家分离。”② 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结构和内容,也就是围绕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完成而建立起来的强大、稳定、开放、有效的政党政治格局: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之间是亲密友党关系,而非西方多党政治中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关系,在这种亲密友党关系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规划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其次,各民主党派在尊重宪法和各项法律的基础上享有思想自由和组织自由,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党务活动、发展党员、参与各级国家机关的各项事务,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推动中国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协同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努力奋斗。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赶超型的快速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在短时间内传统与现代的纠结、利益格局的再划分和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正如亨廷顿的研究所指出的,20世纪在很多后发国家中出现的政治动乱和民主衰落,正是由于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导致的“政治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就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使他们大失所望。”③ 政治动乱导致了社会分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民族、宗教冲突,最终葬送了现代化的成果,并导致国家的进一步衰败。因此,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是要保持政治稳定,只有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全面发展才有可能。由此,亨廷顿指出:“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④,“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⑤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表现为一种“多元一体”特点,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忠实利益代表,各民主党派各自反映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的声音,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开展党派活动,表达权益诉求,实践组织自由,享受法律平等,体现出利益代言的“多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政治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体现了目标和方向的“一体”⑥。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表现出以下两点主要价值:1. 政治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吸收了前苏联“一元化”政党制度模式⑦的经验教训,主动吸纳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团体权益的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兼顾了社会各界的利益,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渠道,创新了民主监督的形式,探索出一条即有利于政治稳定,又能充分维护社会各利益表达的民主政治模式;2. 社会价值,中国的快速现代化也表现出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政治参与要求提高的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使得各社会利益团体在各级国家政权中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又为各界群众提供了组织化的参政渠道,有利于社会的利益整合和诉求表达,能够使得社会的要求以组织化的形式有效地进行反映,因而可以增进各社会利益团体的信心,加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升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民主形式,不是西方式的竞争民主,而是协商民主,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又通过民主参与、讨论合作的方式寻求共识和共赢⑧。这一政党制度模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组织能力,坚持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凝聚社会各阶层和利益团体的能力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大局,“民主党派中汇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他们在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吸收外国的先进科技文化成果,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现今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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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J〕.学习与探索,2007,(02).
〔6〕陈家刚.从协商民主看政治协商〔J〕.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07,(02).〔责任编辑:程学军〕
注:
①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②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③英国议会制度的确立,有1265年的“西门议会说”与1295年的“模范议会说”,也有观点认为英国的议会形成是一个过程而非时点的起源,但都大致认同英国的议会制度建立于13世纪;在英国议会的两院制确立的问题上,主要有“1332年说”、“1341年说”和“1343年说”,但都把这一时期的贵族和平民分开议事作为两院制形成的标志。以上分别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第53页。
④参见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收稿日期]2009 — 12 — 18
[作者简介]李晓鹏(1984—),男,湖北武汉人。教师,系华中师范大学法学(政治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
①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261页。
②参见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③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④引自施密特、谢利、巴迪斯著:《美国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⑤参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4页。
⑥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7页。
⑦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5页。
⑧参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4页。
⑨参见施密特、谢利、巴迪斯著:《美国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⑩参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到了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实行“伟大社会”计划、颁布《民权法案》给予黑人平等政治权利,导致民主党彻底丢失了南部,而在西海岸、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获得稳定支持;而共和党则深入南部和中西部各州,形成了今天的美国两党制政治版图。
{11}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2}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①参见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②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③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④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⑤参见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⑥参见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262页。
⑦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⑧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⑨参见戚建霞、陈静:“浅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载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⑩林尚立等著:《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1}参见潘越:“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史启示”,载于《吉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①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②林尚立等著:《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3页。
④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8页。
⑤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0~381页。
⑥“多元一体”论参见参见杨雪燕:“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载于《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3月号,
⑦参见欧永宁:“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模式及其和谐化的思考”,载于《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8月号。
⑧参见陈惠丰:“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价值”,载于《理论研究》2008年第四期。
⑨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理论观察》2010年第1期          本网站发布时间:2010-5-19 11: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