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巴南区海底世界门票:孙连仲、张发奎、于学忠、宋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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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
张发奎----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北伐名将、铁军统帅、1949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
于学忠----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毛泽东和蒋介石竞相青睐的抗日名将
宋哲元----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
孙连仲
孙连仲(1893.2.2-1990.8.14) 字仿鲁，汉族，直隶（今河北雄县龙湾村）人，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著名抗日战争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孙连仲的父亲孙保安，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三个儿子中排行第二；幼在私塾读书，稍长，于里中开设面店。其兄与弟皆从事农业。孙保安积得资本后在雄县南关经营钱粮行，生意兴隆，获利颇丰，购置田产四百余亩。孙保安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孙连仲是第二个儿子。孙连仲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此后的生活教育，完全依赖母亲及哥哥的抚养帮助。他的哥哥孙连喜，系清末武秀才，是当地绅士中有影响的人物。弟弟孙连宜，长大后掌管自家的钱粮行，继而早亡。
西北骁将
孙连仲原名孙席儒，他曾说过，他幼时家里养有骡马，雇有长工。孙上过几年私塾，可是他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经常逃学，而最好摆弄牲口，或赶赶大车。以后长得身材高大，膀阔腰圆，颇为强壮。但他既不想继续读书，也不肯务农，因而乡里人给他起了一个诨名，叫他“傻套儿”他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清末民初，社会动盈，青年中颇流行“从军报国”的思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2月，北洋军第二镇派孔祥标到雄县招兵。时年十九、并已与同邑苏姓女子结了婚的孙连仲秘密赴招兵处报名应募。其母闻讯，命他的哥哥孙连喜赶至招兵处婉劝，以家道富实，田产年年增加，不但不必去当兵，而且家业尚需他帮助料理为词，要他回家；同时托雄县县长王瑚代为向招兵处交涉除名。孙连仲表示：“男儿应立志报效国家，岂能终老田园与草木同腐?从军之志，不可更改！”其兄为之感动，放弃劝说而归。入伍后，孙连仲被编入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为学兵。清帝退位后，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孙连仲隶王占元的第二师之下。此时孙已调入炮兵营，并由学兵升为正兵。1914年，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京卫军被派往陕西镇压白朗起义军，行军前在各旅成立炮兵营，从他部调选人员，孙连仲被选中，来到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炮兵营充任班长。有一次，冯下连检查，适逢孙连仲所在连的连长正在考问士兵“五十二条精神训条”(此为冯玉祥为部队所规定)的内容，就悄悄站在后面听。不料长时间无人主动回答，最后孙连仲站了起来，不仅流利地背诵了一遍，还头头是道地讲解了一番。孙连仲从此为冯玉祥所赏识。
孙连仲颇具军人胆识，性格忠厚，作风朴实，然诺必行。军旅生活中既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于作战取胜和地位升迁后毫无骄色。因此，同阶青年军官与之友好，士兵拥护。这些，都为他地位的不断上升创造了条件。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后，当时驻在四川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云南护国军在泸州、叙州(宜宾)间作战。孙连仲在龙头山一役中，曾一人扛起二百三十八斤的山炮，带领士兵抄后路袭击护国军，一炮击中对方阵地，给冯军带来暂时胜利。冯玉祥擢升他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
1917年，第十六混成旅已回驻京津之间的廊坊，冯玉祥一度调离该旅。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段棋瑞要冯玉祥返回部队任旅长。冯未到达前，一群少壮军官酝酿对“辫子军”作战。当时群龙无首(原任旅长杨桂堂亦不在部队)，孙连仲乃联合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佟麟阁等共十二位连长，在万庄一带阻截张勋军，并追击至永定门。冯玉祥复任旅长后，孙连仲被提为营长。孙当营长时，在一位师范毕业的同乡帮助下，读了一阵《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然而“只会念不会讲”，自觉收获不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任命孙连仲为炮兵团长。孙曾以自己缺乏学历，未进过中学而稍露怯意。冯鼓励他说：“论带兵打仗，大学生也不如你们，中学生更不用说。”继又许诺：“将来我会让你们进陆军大学。”当年10月底，冯玉祥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移驻北京南苑，集训练兵，孙连仲随其前后，颇为倚重。随着冯玉祥军事力量的发展，出现下一批他所亲信的少壮将领，所部5个团长后来被称为5虎，13个营长被称为十三太保，包括孙连仲、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等。
1924年秋，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新头目，贿选总统曹锟。事变之前，冯玉祥提升孙连仲为卫队旅旅长，管辖手枪团、学兵团、炮兵营三个单位。孙亲自率手枪团化装为接运粮饷部队，由古北口潜回北京。
孙连仲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平日练兵时，他经常深入营连直接检查示范，与士兵一起操练演习；作战中，他与士兵生活上同甘共苦，所以博得了部下爱戴。他对于军纪也要求甚严，恪守冯玉祥为国民军提出的“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要求，因而得到驻地群众的称赞和支持。
1925年，孙连仲部随同国民一军在京津地区活动，曾参加国民军一、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在攻打韩家墅、杨柳青时，孙连仲亲率部队冲锋十余次，从上午8时战至午后，未能克敌。适第二军邓宝珊由南路夹攻杨柳青，配合孙连仲部迫敌向天津败退。1926年初，孙连仲师驻山海关。时奉直已达成谅解，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以五十万兵力联合进攻国民军。1926年4月，国民军撤至位于居庸关与昌平之间的要隘——南口，以劣势兵力抵抗奉直精锐达四月之久。后因寡不敌众，回退绥远，并打算以西北为后方根据地，养兵待战。南口大战时，孙连仲师奉派参加攻打山西。及南口战事失利，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遂告失败，孙连仲率领部队随同绥远部统兼第—卜二师师长蒋鸿遇经包头、五原到达宁夏。当时孙连仲的部队仅剩一千多人，乃整饬队伍，与蒋联合马鸿逵，驱逐地方小军阀张兆钾、孔繁锦退回甘肃。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返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当时，河南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围攻西安已达数月之久。守卫西安的是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杨、李屡电求援，急如星火。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建议，全力南下援陕。孙连仲此时已接任了蒋鸿遇的第十二师师长，冯玉祥又加委他为“全军总执法”，对旅长、道尹以下，均有权处置。但孙由宁夏入甘肃后，擅自往陇南收编了孔繁锦部，继入汉中以图发展国民军势力。冯玉祥为此电责其“率部火速援西安”，孙才率部队参加了解西安之围呐战斗。
蒋介石、冯玉祥合流后，孙连仲为冯的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进驻新乡。不久与鹿钟麟对调，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任蒋、冯“北伐军”的京汉前线总司令，率韩占元、秦德纯、冯治安、庞炳勋四个军，在漳河沿岸与奉军作战，激战二十六天，屡挫奉军杨宇霆指挥的部队，伤亡敌军以万计。奉军虽竭全力一再增援猛攻，均不能得逞，京汉、陇海两线战况得以稳定，蒋、冯于整个战局遂得从容调度。孙连仲部在接受通电嘉勉及奖励后，以激战过久，疲劳特重，奉命往郑州整补休养。
1928年5月，孙连仲部调陕西绥靖地方。此前一月，甘肃发生了马仲英领导的“河州事变”，动乱日益扩大。冯玉祥即命孙连仲就近移师入甘。孙于7月入甘，于9月以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率部打败了自武威进攻永登的马廷剿，并一举攻占了古浪、武威。马于9月底退走青海乐部。马廷勃是甘肃回军早期著名人物马安良之子，曾归服国民军，此时加入了马仲英的反冯活动。连年作战，孙部兵力由两万人减至一万左右。为了补充兵力，孙连仲在甘肃广为招募，整顿操练。
同年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青海省。这是时任行政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为巩固实力采取的一项措施。12月，孙连仲在兰州先行就任青海省主席。省府委员五人，孙之外有建设厅长马麒、民政厅长林竞、财政厅长郭立志、教育厅长郑道儒。未赴青海视事前，经甘肃财政厅长张省三的夫人介绍，孙连仲与前清端王载漪之孙女罗毓凤结婚，婚礼于1929年元旦举行。此后孙的军旅生活，罗多时相随，颇尽内助之力。抗日战争中，罗毓凤曾创办伤兵救护医院、难童教养院、眷属工厂，并参与组织军队俱乐部活动，亲自为官兵演京剧，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9年2月，孙连仲到青海履任。青海地区向为甘肃回军势力马麒、马麟所盘踞。他们对孙之主青，明迎暗拒。尤以马麒次子马步芳与旅长马子乾等，军事上威胁最大。冯玉祥为使孙连仲顺利进入西宁，确立对青海的统治，乃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电调马步青旅开往潼关，委以该处警备司令职务；又调马子乾旅驻湼源；马步芳的第四混成旅则令驻循化、巴戌。孙到青海后，以其第九十一旅驻乐都，第九十二旅、第九十三旅及直属部队移驻西宁附近，控制局势。
除军政事务外，孙连仲也希图间津青海建设。青海地处偏僻，土地广袤，加以交通不便，内部各地以及全省与外界的联系困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孙下令修筑公路，以利开发，又提倡栽树、修渠引灌。困任期短暂，成效不著。
在青海，孙连仲注意拉拢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希望建立较山和睦的关系。他看到伊斯兰教阿訇在回族、撒拉族群众中很有号召力，便以发扬伊斯兰教的名义，令各县成立“回教促进会”，并由哲政府拨款八万元，修建各地清真寺，开办“阿訇训练班”，想控制伊斯兰教阿訇，防止其联络群众“造反”。
1929年2月，驻湟源的马子乾旅受人唆使鼓动，发动了讨孙战争，进攻西宁。事初起时，孙连仲力避战事扩大，下令招抚，无效后，始令安树德、鲁崇义两旅进剿，但提出“要捉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这是因为马子乾系马麟家族成员，孙怕引起更大事端。进剿不到半月，俘虏了马子乾。然而由于士兵未执行上级意图，将马打死了。为安定马麒家族并防止回、汉民族间对立情绪的增长，孙亲自迎接马子乾的灵柩于西宁城外，并主持了追悼会。此举取得了马麒的谅解。
是年8月，原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奉命东调，就陕西省主席一职。孙连仲接任甘肃省主席。孙入甘后不久，青海大权落入了马麒、马步芳父子手中。他们因此对孙具怀感激之情。后来“西北诸马”中最有实力的“青马”，从此走上了大发展时期。
蒋介石召开所谓“编遣会议”后，冯玉祥和蒋的矛盾更加尖锐，积极准备与蒋的武装决战。陕甘两省的冯系将领，纷纷厉兵秣马。孙连仲为使其部士饱马腾，不甘落后，征收甚重，计得现金七十万元有余。正遭大旱之灾的甘肃人民，因此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是甘肃民间多年来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颇多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0年4月，东调的孙连仲被任命为冯部第八路军总指挥。他率领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连同骑、炮、工兵等部队经陇东、陕西到河南，留雷中田师驻防兰州，维持后方秩序。孙连仲对这场即将掀起的蒋、冯战争的看法是：西北军实力不够，后方地方军阀势力未完全削平、民变、土匪活动时有发生，仗还不到打的时候。如果孤注一掷，打败了连退处都没有。但多年养成的对冯玉祥的服从性格，使他还是遵从命令全力投入了战斗。孙部入豫后，驻防漯河、太康、归德及安徽亳州等处。6月，孙部与蒋方的何成浚、朱绍良部激战，打败了何、朱。此时孙连仲电请冯王祥允许他南下攻取武汉，冯来电阻止，要孙进攻杞县，以解亳州之围。解围后，孙又提出南进，冯仍不允，要他东进解商丘之围。商丘解围后，交给孙殿英守备。7月，战场形势开始转向有利蒋方，冯军在陇海线上奋力支撑，希望能依托郑州扭转战局。但原先支持冯玉祥的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令其部队撤出主要战场，冯军独木难支，退往豫北。
江西剿共
孙连仲接受蒋介石改编后，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不久，孙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就食。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共约4万余人。
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同孙连仲交情较深。孙到山东后，韩打起了如意算盘，企图利用孙的力量壮大自己。孙此时亦有与韩互为依托的想法。但蒋介石认为，韩复榘野心大，反复多变，故对其时加防范；而孙连仲勇于作战，忠于上司，一旦拉过来，定当甘为驱使，所以对孙极为笼络。蒋派曾任冯玉祥部参谋长的曹浩森去济宁做孙的说服工作；继而分批邀请孙部将领到南京一一召见，赠款甚厚。孙连仲派其军需处长兼秘书长袁其祓等赴南京谒蒋，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席间对孙颇多称赞。蒋怀柔备至，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
1931年初，孙连仲奉命开往江西，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4月初，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红军朱德所部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经过激烈的战斗，使孙连仲部损失了约一个旅的兵力。同年7月，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三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犯。孙连仲部改番号为第二军团，属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红军组织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采取运动战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取得了六战五捷的胜利，毙伤和俘虏敌军三万余人。在这次“围剿”中，孙连仲部连接打了败仗，损失惨重。另外，孙部官兵多出身于西北，不习南方水土，营中疟疾、赤痢流行，死亡日有发生。加上红军的政治瓦解，军心日渐不稳。适孙连仲本人患牙疾，乃请假赴南京就医，并请求蒋介石将其部队调离驻地宁都，找一适当地点休整。加之第二十六路军开到江西以后，孙连仲感觉人地生疏，所以不断去南昌、南京等地，联络应酬，以期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能够保住地位，站稳脚步，因而他在防地的时间较少。孙走后，部队交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地下党员)指挥。在他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军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对参加“剿共”较为反感。曾经担任过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当时也在中央苏区，孙部军官中有不少人和他认识。因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师长董振堂，旅长季振同、黄中岳等，乘孙连仲不在防地之时，率领一万七干名官兵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蒋介石对孙连仲辖下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十分震惊，立即派陈诚陪孙飞返宁都(起义部队已开往苏区)，收拾残局。由于打内战的需要，蒋拨款重建了孙的部队，并恢复第二十六路军称号，但编制缩小。这段时间，蒋介石对孙连仲不如前时那么重视了。
1932年春，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奉命驻防宜黄一带，突遭红军的围攻，高弃城而逃。宜黄之败，使孙部实力又减。作战失利，士气消沉，孙连仲为巩固部队和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主要请求撤其江西清乡督办和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将所部分并为一个师，以充实人数，健全战斗组织。蒋介石接呈后准去其江西清乡督办，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仍保留，原有部队并编为第二十七师及一个独立团，师长由孙自兼，池峰城、冯安邦分任旅长。正当孙连仲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的时候，蒋介石得到吉鸿昌与红军秘密联络的密报，深恐再发生“宁都起义”那样的事件，故抢先下手，把吉的第二十六路军缩编为第三十师，归孙指挥。孙认为蒋这样做是使自己绝处逢生，感激之至。
1932年3月，孙连仲在金溪县浒湾驻防，迎战红军林彪部。孙亲临前线指挥，与红军展开拉锯战。红军终以不克而退，孙部进驻永丰。蒋介石旋发表他为第四十二军军长，仍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1933年7月，蒋在庐山设训练团，自兼团长，委孙为团副，教育长为陈诚。训练团结束，孙连仲返防后率部攻占宁都、赣县。同年9月，驻湖北麻城之第三十军张印湘部不稳，蒋介石乃调张任第四十二军军长，发表彭振山为第三十军军长，命孙连仲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前往整顿。孙积极整训该部，又一次得到了蒋的称许。
1934年初，孙连仲率第三十军再到江西，驻永丰，蒋又将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二军划其指挥。是年，孙连仲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第二年初，又奉命率部到湖北追击红军贺龙、萧克部，10月，孙部调往苏北地区，总部驻淮阴，全军分驻宿迁、涟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等处，从事修筑国防工事以及导淮工程。孙在各师提倡举行工作竞赛，进展顺利。在同年1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五大”上，孙连仲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西安事变”后，孙连仲部驻河南信阳、确山一带。及“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孙部于
抗日钢头
平时整个华北战场的态势是：7月中旬，日军入关部队已达五个师团，兵力约十万人。26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令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在丰台、廊坊、天津车站等处击败日军。但中国军队在南苑作战失利，佟麟阁、赵登禹壮烈殉国，日军乘势包围北平。月底，平津相继失陷。
河北战场
华北战场形势空前严峻，蒋介石命孙连仲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刘峙)兼第一军团司令。
是年10月，日军川岸师团直扑山西娘子关，直接威胁太原。中国军队决定组织娘子关战役，以阻击日军。此时，孙连仲部正撤至娘子关附近，奉命参加这次战役，担负总预备队任务。
川岸师团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王力则进攻娘子关右侧的旧关。旧关地理位置重要，关系这次战役的成败。由于中国军队在旧关一带布防薄弱，所以敌军一举占领了该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玻焦急万分，立即下令中央军第三军曾万钟增兵反攻，决心收复。不料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孙连仲率第二十七师赶赴前线，他严令部下沉着作战，相机歼敌，屡败日军，把战局稳定了下来。由于敌军继续增援，惨烈的拉锯战争展开了。激战两周后，敌军集中炮火猛轰孙部阵地，掩体工事被摧毁；加以人右友军伤亡过大，无力配合，且先行转进，孙部被迫弃守。娘子关失陷了。
此后，孙连仲率部撤到阳泉。部队前段作战中伤亡过大，除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外，其他两个师已无战斗力了。但他一腔抗日热情，仍命令冯固守阳泉，说：“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孙、冯是连襟，孙治军之严，亦可由此见一斑。不久，阳泉、太原相续失守，孙连仲部经晋南开往河南。
河南战场
在华北保定地区作战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畏敌如鼠，怆惶逃遁河南，时人讥之为“长腿将军”。蒋介石为树军威，撤刘峙之职，而以孙连仲代之。但孙所辖之军仍是原有部队，几番激战，伤亡甚大。他到河南后立即派人到豫东、鲁西一带招募兵员，还吸收了不少从家乡河北逃亡出来的青年学生，在许昌设立干部训练所，培养干部，充实下级军官队伍。
1938年春季，日寇的精锐部队第十师团的一个旅团等，企图沿津浦线南下攻占徐州。当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指挥徐州一带战事。蒋介石于徐州方面告急时，也认为在战略上有加强第五战区之必要，乃仓促檄调第一战区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星夜增援。
第五战区长官部判断，恃战胜余威、骄狂分万的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北上敌军的增援呼应，便要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攻下徐州，抢先夺取打通津浦路的大功，故调兵遣将，张网以待。除以孙连仲部正面迎敌外，又派汤恩伯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部包围日军而歼灭之。
战斗延续到
台儿庄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全胜而结束，史称台儿庄大捷。此役中，孙部武器虽劣，但官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弥补了这一点。近战时大刀发挥了很大威力。孙部官兵还用十二枚一捆的束集手榴弹炸毁敌军坦克。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孙连仲的部队伤亡严重，但仍在运河东岸参加了掩护徐州国民党军大部队撤退的军事行动。后来日军沿津浦线攻下了徐州，孙连仲部的后路被切断，蒋介石特由汉口派了一架专机把他接回去，他的队伍也由徐州以南越过津浦铁路，开到信阳一带集结整理。日军占领徐州和津浦线前段、陇海线东段地区后，又以武汉为目标大举进犯。我国军队布置在鄂皖和鄂豫边界的高山地带，奉令进行保卫大武汉的作战。1938夏，孙连仲部开到湖北麻城至河南潢川之间的小界岭、两路口一带参加战斗，仍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孙部在这里凭借有利地形，节节阻止日军的进攻，支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到了9～10月间，保卫大武汉的战线逐渐瓦解，武汉终于沦陷，孙连仲部退到南阳一带集结。在退却途中。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被日军飞机炸死。到南阳后，孙撤销了第四十二军的番号，调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为集团军副总司令，以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为第三十军军长，辖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个师。独立第四十四旅改归总司令部直辖。当时第二十七师师长是黄樵松，第三十师师长是张华堂，第三十一师师长是乜子彬，独立第四十四旅旅长是吴鹏举。
孙连仲的部队在南阳附近驻了一个时期后．又开到叶县、舞阳一带补充整训，改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作为这个战区的预备兵团，蒋介石还给孙连仲加了一个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官衔。
第五战区
1939年夏，孙连仲乘部队整训的机会，到重庆住了两个月。他觉得自己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表现不坏，尤其是台儿庄一战打得很出名，他想谋求到一个战区司令长官或省主席的地位。但由于他没有加入派系，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除了和张厉生私人关系较近外，别的没有得力的奥援，而蒋介石是不轻易把较大的权位授予杂牌将领的。活动了两个月，蒋介石对于像孙连仲这样一个有功之臣也不能不应付一下，便决定把孙调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作为李宗仁的副手，因为李宗仁是个老将，让孙做他的副手，比做“后起之秀”卫立煌的副手面子上要好看些。同时蒋还把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编入孙的第二集团军的序列。第六十八军也是原西北军的部队，当时辖有一一九、一四三两个师和独立二十七旅。六十八军副军长是李金田和陈新起，一一九师师长是田温其，一四三师师长是李曾志，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是刘汝珍。这样，孙的第二集团军就有了五个师和两个独立旅。
孙连仲回到叶县不久，调他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就发表了，接着李宗仁就命令第二集团军总部移驻唐河，并令第三十军和第六十八军接替泌阳以东确山以南地区的第—线防务，与信阳方面的日军对峙。另外还有活动于平汉路东侧的豫南游击总指挥田镇南部，活动于桐柏山地区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阎廷俊部，也都归孙连仲指挥。这个时期，他的总司令部的骨干人物如下：副总司令刘汝明、田镇南，原参谋长王苑亭称病辞职，由高级参谋何章海继任，参谋处处长荆得文，副处长宋秀德(聿修)；副官处处长邓德堂，军法处处长张丁杨，特别党部书记长兼政治特派员黄任材；第二兵站分监部分监王铸民；高级参谋田席珍和高松元。
这年年底，第五战区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第二集团军的任务是攻占信阳。当时信阳和湖北广水一带驻有日军一个旅团，而孙连仲指挥的部队有七八万人，按说攻占信阳是不成问题的，但孙部的将领看到蒋介石把嫡系部队大部分放在后方，把杂牌军队放在第一线，所以他们也都抱定“全军为上”的方针，谁也不肯去和日军死拼。这个攻势进行了一个多月，连日军的外围据点也没有攻下一个。只是第三十军抽出一个团，乘夜袭入信阳城内，乱打了一阵枪，到天明前自动撤回。这个“冬季攻势”延续到1940年春节才停止下来。
1940年春，蒋介石曾打算叫孙连仲接替鹿钟麟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一部分队伍去河北省打游击。孙连仲接到蒋介石征求意见的电报后，曾和高级幕僚们研究，当时有人主张接受这个职务，因为蒋介石是不会把正式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后方的省政府主席职位让给孙连仲的。河北省条件虽不好，总算独当一面。但也有人主张不接受，认为河北省不仅有日伪军，而且有八路军。到那里以后，如果和八路军合作抗日，蒋必不答应；如果与八路军闹磨擦，恐怕很难站住脚，结果有可能连“老本”都保不住。孙连仲权衡利害，认为还是不去为好，就复电蒋介石表示推辞，大意是：河北省情况复杂，自己才疏学浅，深恐完不成任务，有负委座重托、谨乞另简贤能。但是如果蒋介石非让他去不可，也只好前往，所以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部队中挑选了一部分原籍在河北省的官兵，办了一个谍报训练班，想训练一批特务人员，准备在进入河北省时使用。后来蒋介石把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给了庞炳勋。
1940年5月间，豫南、鄂北方面的日军发动了枣宜会战，其目的在于把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击破，以免第五战区再次发动攻势。孙连仲的部队在第一线抵抗了两天，防线就被日军突破了，六十八军退到泌阳以北地区，三十军退到新野以南地区，第二集团军总部也由唐河撤到镇平附近。这时日军的主力转趋湖北襄樊，接连打败了孙震、王瓒绪、张自忠等几个集团军，当襄樊失守，战局紧张的时候，李宗仁曾令孙连仲以副司令长官身分担任前敌总指挥，前往襄樊一带督战。孙连仲到达襄阳附近的隆中时，日军已经退走。日军撤退后，孙连仲把指挥所推进到唐河县的湖阳镇附近，在那里驻了两个多月，等到第五战区部队完全陕复了原来的态势，才由湖阳回到南阳。
1941年下半年，第五战区长官部把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调到邓县一带整训，并编入第二集团军序列。这个军原来是韩复榘的部队，韩被捕后，孙桐萱继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任副总司令兼五十五军军长。因为曹对孙桐萱不大服气，无法合作。后来蒋介石就把第五十五军编入第三十三集团军序列，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殉国后，冯治安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又不愿归冯指挥，而孙连仲在旧西北军将领中资格较老，声望较高，所以李宗仁就把曹福林的五十五军调归孙指挥了。五十五军当时有两个师：一个是第二十九师，师长是许文耀；一个是第七十四师，师长是李益智。该军副军长是荣光兴，参谋长是李明亚。 五十五军编入第二集团军后，孙连仲已经指挥三个军，下面有七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大约10万之众了。但孙觉得刘汝明、曹福林和他属于“合股生意”，貌合神离，不会完全听他的，于是就想法把刘、曹换掉，让自己手下的人去带这两个军。从此以后，孙就在总司令部接连召开了几次全集团军参谋长会议和高级军官会议，并印发了一本由孙连仲署名的小册子《第二集团军军官备忘录》，汇集了一些带兵、练兵、用兵的办法，军官们人手一册，作为工作中的参考。总司令部还组织了校阅组，对各军进行了—次全面校阅。校阅后，对较差的给予批评，较好的给予表扬。
在进行了这样一系列工作后，即以调整编制，加强团结，互相学习，提高战斗力为理由，把两个独立旅合编为暂编第三十六师，以原第二十七旅旅长刘汝珍为师长，以吴鹏举为副师长，列入第三十军建制，把原属第三十军的第三十师张华堂部调归第六十八军建制。接着又把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调为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师长，把一四三师师长李曾志调为第五十五军第二十九师师长，把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调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刘汝明和曹福林对于这样的人事调整，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但实际采取了消极抵制的办法。对于调到自己部队的师长，使他有职无权，起不到多大作用。对于调归自己指挥的部队，则不闻不问，使其无所依从。而刘汝珍对于他的暂编三十六师则把持得很紧，暗中仍然接受刘汝明的指示，使三十军军长池峰城无法过问。这样僵持了一个时期，池峰城和张华堂均感不便，经池、张的请求，孙连仲又把第三十师调回第三十军，把暂编第三十六师调到第六十八军去了，不久，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曾志病故，曹福林立即保他的五十五军副军长荣光兴继任。许文耀和黄樵松以后也调任别的职务。孙连仲对付刘、曹的第一步计划未能成功。以后孙连仲调到第六战区，刘汝明和曹福林不再归他管辖，他也就无计可施了。
1941年5月初，驻豫南的日军主力沿平汉铁路北进．首先冲垮了六十八军的防线，紧接着直扑舞阳、叶县一带，击溃了汤恩伯集团的主力，然后转回头来，进攻南阳。这时南阳驻军很少，三十军和五十五军都在豫鄂边区一带的第一线，一时抽不回来。孙连仲手中又没有预备队，眼看要唱“空城计”，幸而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的第五十九军刘振三部正在邓县整训，遂电请李宗仁，飞调该军向南阳增援。李宗仁还派来独立炮兵第十六团、准备在南阳附近和日军打一仗。日军主力从南阳以北的大石桥渡过白河后，即向南阳急进。刘振三军主力布置在南阳以北山地予以阻击，打了一天多，该军被日军压缩在南阳城郊一带。到了夜间，大概是为了保存实力，刘部便把南阳城放弃了。这时孙连仲的总司令部退到内乡附近，他和幕僚们判断，日军到南阳后已经很疲劳，后面又有汤恩伯的追兵，在南阳不会久停。如果日军走了，汤恩伯的队伍必先进驻南阳，这对孙的面子不好看。所以孙连夜赶到南阳以西王村铺附近刘振三的军部，从该军派出一团人，向南阳进行攻击。拂晓时进到南阳郊外．放了一阵枪，遂即进入城内。放弃了一天多的南阳城于是“克复”了。五十九军的部队进城后，还搜到十几个因病落伍的日本兵，交到了孙连仲的总部。孙让该部拟了战报，把战斗的经过渲染了一番。
从1941年初夏豫南战役后，到1943年初孙连仲离开第二集团军，豫南、鄂北方面的战局呈现胶着状态，没再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孙连仲离开第二集团军前，在中原战场上，可以和孙连仲抗衡的大将是汤恩伯。汤是蒋介石的嫡系，抗战前，蒋把他放在北方。抗战开始以后，汤的队伍一再扩编，发展到十几万人。蒋介石是要支持汤占据北方的重要地盘；以便战后排挤杂牌将领，对付八路军。孙连仲和他的慕僚们，对于他和汤进行过比较分析。第一，孙和他的官佐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在北方比较人地相宜。而汤部的官佐绝大部分是南方人，对北方情况不熟悉。第二，孙的部队大都是西北军旧部，纪律较好；汤的部队纪律坏，民众恨之入骨。第三，孙对人比较和气，和地方官绅相处得较好。而汤则盛气凌人，地方官绅对他都有反感。第四．孙的资格比汤老，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比汤好，因而声望较汤为高。但汤恩伯甚得蒋介石的宠信，要想胜过汤恩伯取得在河南的国民党军政界领导地位，除了继续发扬上面那些有利条件外，还必须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在国民党中央找到有力的“靠山”。
在发扬有利条件方面，孙连仲在南阳时期做了一些工作。那时在南阳出版的《前锋报》，在中原地区有一定声誉，是比较进步的报纸。《前锋报》社社长李静之，在河南政界和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孙连仲就给李静之和《前锋报》一些支持。孙向《前锋报》社资助了一部分款项，并和李静之合办了一所私立景武高级中学，孙当董事长，李当校长。据说“景武”是景仰诸葛武侯的意思。孙还请李到他的总司令部当秘书长，李表示愿以在野之身为孙帮忙，起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李也确实给了孙一些帮助，如在《前锋报》不断发表扬孙抑汤的文章，又如李所认识的河南军政界要员和文教界名人到南阳时，李都陪同他们到孙那里去拜会，为孙增添了许多朋友。
对于南阳专区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孙连仲和汤恩伯都想抓到手里。汤采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地方武装的首领听他的。但以别廷芳为首的这些人不听他那一套。孙对他们则采取怀柔政策，又加上这些地方武装的军官中，有不少是旧西北军的人，他们都很自然地倾向于孙。特别是别廷芳的族侄别光汉，在冯玉祥的卫队旅学兵团当排连长时，孙正当该旅的旅长，他更把孙当成自己人。所以那些首领们和孙来往都很密切，愿意听孙指挥。在卫立煌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时，曾在南阳专区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中抽调了几个团，集结在南阳附近，号称河南第六区自卫军，以别廷芳为司令。别廷芳死后，别光汉继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南阳一带属第五战区，命令该自卫军归孙连仲指挥。1940年日军进犯豫南时，孙连仲曾令该自卫军开到唐河一带参加战斗。因为战斗力较差，一触即溃。后又集结南阳整训，孙曾派人到该部检阅。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突然下令免去别光汉的司令职务，以三青团在河南省的负责人王汝泮继任。王汝袢是南阳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是军统系统的人。自卫军的头目们和各县的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表示反对，并找孙连仲设法挽回。而王汝泮奉令后，立即由洛阳到南阳，想尽快走马上任。他到南阳后，知道这个任不太好上，也找孙连仲想办法。孙便以调停人身份，把双方有关人员召集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别光汉和王汝泮外，还有南阳的刘鲁门，邓县的丁叔恒，镇平的王金声，淅川的任泰升，内乡的薛炳灵，新野的王佑民，唐河的赵守忠，泌阳的薛子正等。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大意是：我们并不是反对彩芹(王汝泮字彩芹)先生个人，而是希望省方尊重地方团队的传统习惯，实践别香斋(别廷芳字)先生“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约言。如果认为别明甫(别光汉字明甫)当司令不适当，可以在各县团队中物色继任人选。现在骤然换个官兵都不熟识的人来带自卫军，恐怕引起官兵怀疑，甚至激起事故，所以请彩芹先生慎重考虑。而王汝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当场表示：“我离开家乡很久，对地方情况不大了解，这次突然接到省府的命令，也不能不回来看看。各位先生既然有不同意见，我可以回去向省府报告，听候省府解决。”孙连仲最后说：“各位都是本地方人，都是从爱护地方出发，我看事情容易解决。彩芹回去后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向省府报告一下。现在明甫身体不好，可以先请假休养，暂由韵五(王金声字韵五)代理自卫军司令职务。诸位看看可以不可以?”大家都表示同意，会议便结束了。孙连仲在会后也给河南省政府发了电报，大意说：在此抗战期间，对地方团队以息事宁人为好，不必急于更张。并建议以王金声继任自卫军司令。省政府看到有孙连仲这样的拥兵大员出来说话，也就不再坚持前项命令，而按照孙的意见办理了。
第六战区
关于在国民党中央找靠山问题，孙连仲和他的高级幕僚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孙和张厉生是河北同乡，在抗战以前就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张厉生还把亲信万福曾、赵鉴湖等介绍给孙连仲，作为孙的随从秘书。但张在蒋介石跟前还不是第一流角色，而且不管军事。所以对孙的升迁起不了多大作用。1941年秋天，陈诚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到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联络和视察，孙连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赶往老河口去迎接。陈诚和孙个别谈话时，孙说：“我是一个粗人，不懂政治，请部长多多指教，今后唯部长之命令是从。”陈诚说：“仿鲁兄是老成宿将，咱们又是多年的朋友，和青年将领们不同，请不要过于谦逊，今后我们在事业上密切合作好了。”不久，陈诚就同孙一起到南阳第二集团军总部，并向孙部的高级军官们讲了话。1942年春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孔令恂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孔是陈诚的亲信，陈诚派他来，大概是想看看孙连仲的诚意如何。孙对孔当然表示欢迎。孔是河北人，和孙也很能谈得来。孔在南阳住了两个月，就借口养病返回重庆，以后没有再来。到了1943年1月，蒋介石忽然电令孙连仲去重庆，孙就偕同参谋长张知行前往。孙到重庆后，军事委员会就发表他代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当时驻在湖北恩施，该战区司令长官原来由陈诚兼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仍由陈诚的心腹郭忏留任，长官部里各处仍然是陈诚的原班人马，只增设了一个副参谋长职位，由张知行担任。以后陈诚陆续调走了一些人，孙连仲才由第二集团军调去一些人来填补。
孙连仲到第六战区后，本来想把第二集团军的部队都带过去，以壮声势。但李宗仁只答应把第三十军调走，剩下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仍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升任。
1943年5月，日军向鄂西大举进犯，鄂西会战爆发，孙连仲在宜昌、沙市以南地区组织抵抗失利后，又在长江西岸石牌进行阻击。继沿江反攻，宜昌、宜都间江防态势全告恢复。此役对稳定重庆形势，颇有关系。蒋介石因此来电奖勉，并升任孙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仍设湖北恩施。同年11月，孙连仲组织领导了常德会战，驱逐进占常德之敌。继克复湖南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王家厂，湖北枝江、松滋、公安等地。此次战役，亦很激烈，国军有三个师长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牺牲
华北剿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诚立即保举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平津河北等地的接收。陈除调其亲信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去给孙当参谋长外，其余所有长官部人员，都由孙物色，至于省政府主要人员，则由内政部长张厉生和孙研究安排。孙连仲接受这项任务后，立即赶到西安，进行长官部和省政府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工作大致就绪之后，就将指挥所推进到新乡，布置向河北、平津进军。当时拨归孙连仲指挥的队伍，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鲁崇义的第三十军、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原系庞炳勋的部队，在庞投敌后，由马法五收集未随庞投敌的部队编成)、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这些部队都是西北军旧部．与孙的关系较近。第二部分是李文的一个集团军，属于胡宗南系统，过去和孙连仲没有关系。第三部分是由第六战区抽调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属于陈诚系统，在第六战区归孙连仲指挥过一个时期。第四部分是由门致中的伪华北治安军被蒋介石授以“先遣军”的名义，控制平、津、保等地，等候孙去接收。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对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贪污之风蔓延的现象十分不满；蒋介石嫡系军队在接收战略物资时的跋扈自私以及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亦使他十分不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曾欲插手华北地区接收事务，抢先向平津地区派出办事处，到处张贴布告。孙连仲气愤地表示自己不想在华北干了，对何应钦说：“别人想干，我不想干。为什么不叫愿意的人干呢?”并将此意报告蒋介石。蒋为安抚孙，一纸手令，第一战区的办事处全部撤销了。尽管这样，孙连仲仍不能安心华北军政事务，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各部、各委员会，在平津都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人拿着第十一战区的“封条”到处去“接收”，其中“一些人把东西往家里接收”。孙被他们架空了，却又担着“接收”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另外，北平市长熊斌、天津市长张廷锷，皆为蒋介石所派，名义上由孙“指导监督”，但多各行其是。总之，孙连仲认为“一切都乱了”。但他也不亏，在办理接收工作中，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发了一些接收财，差不多每人都有了阔气的公馆和漂亮的小汽车。
当时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的计划是：以第一部分兵力由孙连仲指挥，从新乡沿铁路北进，打通平汉线，与第二部分兵力在石家庄一带会师。第二部分兵力由李文指挥，从山西进驻石家庄，然后以主力南下，夹击八路军，接应第一部分北进。第三部分兵力由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指挥，海运至天津一带，然后在第四部分兵力配合下，巩固平津保等地防务，维持平榆铁路交通，并以一部沿平汉铁路南下，与李文集团会师。
当孙连仲在华北受降任务发表之後，由于於急欲赶往北平受降，所以有关部队北上事宜，便交给参谋长宋肯堂代为处理，而宋肯堂又不是孙连仲系统的人，根本指挥不动部队。在典礼举行过後，孙连仲就应当立即转返部队驻地去指挥大军北上才是。但孙认为八年抗战都过来了，凭土八路那点破枪破跑，根本无法阻拦他的前进。只要10天急行军就可轻松北上，这时又接到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道命令，命令中有如下的辞句：「奉主席蒋手令：据胡长官（指胡宗南）电话报告，十一战区部队逗留不进，贻误大局，着以最严厉命令，督促北进等因，仰即尅日率队北进具报。……」孙连仲在奉行命令下，只好毫不考虑的采纳了秘书长徐惟烈的意见，命令三个军，尅日北上。队伍开始行动，孙本人仍留在北平并未南返，此时，已经到达北平的高级幕僚人员，觉得孙的做法不大妥当，曾经联名给孙上过一个建议，痛陈利害得失，其中警句有云：「统帅离开战场之後，最大的毛病，是功则归人，过仍须由自己负担。……」孙氏觉得这些话不错，但仍在踟蹰考虑，不能立作决断，结果，孙毕竟决定飞返河南新乡去亲自指挥。可惜时间躭误了，等他飞抵新乡，十一战区部队与中共军的一场斗争，已接近尾声，他不过是赶到那里收拾残局，1945年10月，第十一战区所辖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共四万五千多人，奉命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下旬侵入磁县、邯郸地区，遭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人民军队的痛击。30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阵前起义，归向人民阵营。31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漳河以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遭到大败，马法五及其部下二万多人被俘。鲁崇义的第三十军此役中也遭到重大损失，不久拨归胡宗南指挥，这样，孙连仲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几乎没有了。只剩下李文集团军、侯镜如的第九十二军和李及兰的第九十四军了。门致中的伪华北治安军改成了地方团队。孙连仲把李文集团布置在南起石家庄、北到南口的铁路沿线，把九十二和九十四两军布置在从北平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但这些军队皆各有背景，人事黜陟和兵力运用，孙均不能干预。他抱着勉为维持现状的思想，在任内坚持了两年。其间第十一战区于1947年3月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任主任。发挥善于防御的特点，指挥部队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击退过共军的数次进攻，但是后来困守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带一个师单独北上，在清风店被杨得志兵团歼灭，接着就是石家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形势对国民党很不利，这时又发生了一场更致命的事件，《北平谍案》，保密局用电台测向破获了中共在北方的谍报系统，抓住了保定绥靖公署内的中共党员作战处处长谢士炎，政治部主任余心清，”孙连仲大为震动。
退隐江湖
1947年4月，孙连仲就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表示：“想要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河北。为达此目的，最好将傅作义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孙连仲“知难而退”的原因是他考虑自己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以来，往往一筹莫展，处境艰难。更深刻的原因从宏观方面讲，孙系一职业军人，长于军事，不善主政，任青海、甘肃主席，均为时不长，其于国民党官场交际，缺乏手腕，河北省主席一职对他压力甚大；华北军事力量的调动，孙因此才失去实力，亦指挥不灵。客观方面讲，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已改为“重点进攻”，孙瞻念前景，不愿在无权力运用、束手坐困的情况下为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的失败承担责任。11月底，蒋介石莅北平视察，孙又再次当面向蒋提出辞去自己在华北的本兼各职，终获蒋的同意。12月，孙连仲被调往南京出任首都卫戍司令。卫戍司令部的组织很简单，用不了几个人，他的老部下大部分留在北平，为傅作义所收容录用。卫戍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宪兵、警察和卫戍部队等，实际上都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在蒋介石出门时跟跟班，平常应酬应酬，闲时打打网球而已。1948年6月，奉令特派为总统府参军长，掌管军令宣达、文件承转及总统府行政事务。
蒋介石于1949年1月引退后，孙连仲亦辞职到上海暂住。2月，孙往溪口见蒋，蒋告以陈仪被扣事。3月，
子女
孙连仲有子女八人，长子孙湘德、长女孙惠书为苏氏所出；子孙鹏九、孙鹏程、孙鹏万，女孙少茹、孙幼茹、孙小茹；均为罗氏所出。子女皆受高等教育或留学。女少茹曾在意大利音乐学院深造，1963年获法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
抗日名将：孙连仲
孙连仲(1893.2.2—1990.8.14)，字仿鲁，河北雄县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抗日名将。
孙连仲的父亲孙保安，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三个儿子中排行第二；幼在私塾读书，稍长，于里中开设面店。其兄与弟皆从事农业。孙保安积得资本后在雄县南关经营钱粮行，生意兴隆，获利颇丰，购置田产四百余亩。孙保安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孙连仲是第二个儿子。孙连仲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此后真生活教育，完全依赖母亲及哥哥的抚养帮助。他的哥哥孙连喜，系清末武秀才，是当地绅士中有影响的人物。弟弟孙连宜，长大后掌管自家的钱粮行，继而早亡。
孙连仲七岁入私塾，后入保定旧制学堂读书。他读书很努力，寒暑不辍，不旷课，不请假，博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但孙连仲对武术技击，更感兴趣。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清末明初，社会动盈，青年中颇流行“从军报国”的思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2月，北洋军第二镇派孔祥标到雄县招兵。时年十九、并已与同邑苏姓女子结了婚的孙连仲秘密赴招兵处报名应募。其母闻讯，命他的哥哥孙连喜赶至招兵处婉劝，以家道富实，田产年年增加，不但不必去当兵，而且家业尚需他帮助料理为词，要他回家；同时托雄县县长王瑚代为向招兵处交涉除名。孙连仲表示：“男儿应立志报效国家，岂能终老田园与草木同腐?从军之志，不可更改！”其兄为之感动，放弃劝说而归。入伍后，孙连仲被编入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为学兵。清帝退位后，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孙连仲隶王占元的第二师之下。此时孙已调入炮兵营，并由学兵升为正兵。1914年，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京卫军被派往陕西镇压白朗起义军，行军前在各旅成立炮兵营，从他部调选人员，孙连仲被选中，来到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炮兵营充任班长。有一次，冯下连检查，适逢孙连仲所在连的连长正在考问士兵“五十二条精神训条”(此为冯玉祥为部队所规定)的内容，就悄悄站在后面听。不料长时间无人主动回答，最后孙连仲站了起来，不仅流利地背诵了一遍，还头头是道地讲解了一番。孙连仲从此为冯玉祥所赏识。
孙连仲颇具军人胆识，性格忠厚，作风朴实，然诺必行。军旅生活中既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于作战取胜和地位升迁后毫无骄色。因此，同阶青年军官与之友好，士兵拥护。这些，都为他地位的不断上升创造了条件。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后，当时驻在四川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云南护国军在泸州、叙州(宜宾)间作战。孙连仲在龙头山一役中，曾一人扛起二百三十八斤的山炮，带领士兵抄后路袭击护国军，一炮击中对方阵地，给冯军带来暂时胜利。冯玉祥擢升他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
1917年，第十六混成旅已回驻京津之间的廊坊，冯玉祥一度调离该旅。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段棋瑞要冯玉祥返回部队任旅长。冯未到达前，一群少壮军官酝酿对“辫子军”作战。当时群龙无首(原任旅长杨桂堂亦不在部队)，孙连仲乃联合孙良减、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佟麟阁等共十二位连长，在万庄一带阻截张勋军，并追击至永定门。冯玉祥复任旅长后，孙连仲被提为营长。孙当营长时，在一位师范毕业的同乡帮助下，读了一阵《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然而“只会念不会讲”，自觉收获不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任命孙连仲为炮兵团长。孙曾以自己缺乏学历，未进过中学而稍露怯意。冯鼓励他说：“论带兵打仗，大学生也不如你们，中学生更不用说。”继又许诺：“将来我会让你们进陆军大学。”当年10月底，冯玉祥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移驻北京南苑，集训练兵，孙连仲随其前后，颇为倚重。随着冯玉祥军事力量的发展，出现下一批他所亲信的少壮将领，孙连仲、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等，被称为冯的“十三太保”。
1924年秋，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新头目，贿选总统曹锟。事变之前，冯玉祥提升孙连仲为卫队旅旅长，管辖手枪团、学兵团、炮兵营三个单位。孙亲自率手枪团化装为接运粮饷部队，由古北口潜回北京。
孙连仲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平日练兵时，他经常深入营连直接检查示范，与士兵一起操练演习；作战中，他与士兵生活上同甘共苦，所以博得了部下爱戴。他对于军纪也要求甚严，恪守冯玉祥为国民军提出的“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要求，因而得到驻地群众的称赞和支持。
1925年，孙连仲部随同国民一军在京津地区活动，曾参加国民军一、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在攻打韩家墅、杨柳青时，孙连仲亲率部队冲锋十余次，从上午8时战至午后，未能克敌。适第二军邓宝珊由南路夹攻杨柳青，配合孙连仲部迫敌向天津败退。1926年初，孙连仲师驻山海关。时奉直已达成谅解，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以五十万兵力联合进攻国民军。1926年4月，国民军撤至位于居庸关与昌平之间的要隘——南口，以劣势兵力抵抗奉直精锐达四月之久。后因寡不敌众，回退绥远，并打算以西北为后方根据地，养兵待战。南口大战时，孙连仲师奉派参加攻打山西。及南口战事失利，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遂告失败，孙连仲率领部队随同绥远部统兼第—卜二师师长蒋鸿遇经包头、五原到达宁夏。当时孙连仲的部队仅剩一”千多人，乃整饬队伍，与蒋联合马鸿逵，驱逐地方小军阀张兆钾、孔繁锦退回甘肃。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返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当时，河南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围攻西安已达数月之久。守卫西安的是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杨、李屡电求援，急如星火。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建议，全力南下援陕。孙连仲此时已接任了蒋鸿遇的第十二师师长，冯玉祥又加委他为“全军总执法”，对旅长、道尹以下，均有权处置。但孙由宁夏入甘肃后，擅自往陇南收编了孔繁锦部，继入汉中以图发展国民军势力。冯玉祥为此电责其“率部火速援西安”，孙才率部队参加了解西安之围呐战斗。
蒋介石、冯玉祥合流后，孙连仲为冯的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进驻新乡。不久与鹿钟麟对调，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任蒋、冯“北伐军”的京汉前线总司令，率韩占元、秦德纯、冯治安、庞炳勋四个军，在漳河沿岸与奉军作战，激战二十六天，屡挫奉军杨宇霆指挥的部队，伤亡敌军以万计。奉军虽竭全力一再增援猛攻，均不能得逞，京汉、陇海两线战况得以稳定，蒋、冯于整个战扃遂得从容调度。孙连仲部在接受通电嘉勉及奖励后，以激战过久，疲劳特重，奉命往郑州整补休养。
1928年5月，孙连仲部调陕西绥靖地方。此前一月，甘肃发生了马仲英领导的“河州事变”，动乱日益扩大。冯玉祥即命孙连仲就近移师入甘。孙于7月入甘，于9月以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率部打败了自武威进攻永登的马廷剿，并一举攻占了古浪、武威。马于9月底退走青海乐部。马廷勃是甘肃回军早期著名人物马安良之子，曾归服国民军，此时加入了马仲英的反冯活动。连年作战，孙部兵力由两万人减至一万左右。为了补充兵力，孙连仲在甘肃广为招募，整顿操练。
同年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青海省。这是时任行政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为巩固实力采取的一项措施。12月，孙连仲在兰州先行就任青海省主席。省府委员五人，孙之外有建设厅长马麒、民政厅长林竞、财政厅长郭立志、教育厅长郑道儒。未赴青海视事前，经甘肃财政厅长张省三的夫人介绍，孙连仲与前清端王载漪之孙女罗毓凤结婚，婚礼于1929年元旦举行。此后孙的军旅生活，罗多时相随，颇尽内助之力。抗日战争中，罗毓凤曾创办伤兵救护医院、难童教养院、眷属工厂，并参与组织军队俱乐部活动，亲自为官兵演京剧，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9年2月，孙连仲到青海履任。青海地区向为甘肃回军势力马麒、马麟所盘踞。他们对孙之主青，明迎暗拒。尤以马麒次子马步芳与旅长马子乾等，军事上威胁最大。冯玉祥为使孙连仲顺利进入西宁，确立对青海的统治，乃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电调马步青旅开往潼关，委以该处警备司令职务；又调马子乾旅驻湼源；马步芳的第四混成旅则令驻循化、巴戌。孙到青海后，以其第九十一旅驻乐都，第九十二旅、第九十三旅及直属部队移驻西宁附近，控制局势。
除军政事务外，孙连仲也希图间津青海建设。青海地处偏僻，土地广袤，加以交通不便，内部各地以及全省与外界的联系困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孙下令修筑公路，以利开发，又提倡栽树、修渠引灌。困任期短暂，成效不著。
在青海，孙连仲注意拉拢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希望建立较山和睦的关系。他看到伊斯兰教阿訇在回族、撒拉族群众中很有号召力，便以发扬伊斯兰教的名义，令各县成立“回教促进会”，并由哲政府拨款八万元，修建各地清真寺，开办“阿訇训练班”，想控制伊斯兰教阿訇，防止其联络群众“造反”。
1929年2月，驻湟源的马子乾旅受人唆使鼓动，发动了讨孙战争，进攻西宁。事初起时，孙连仲力避战事扩大，下令招抚，无效后，始令安树德、鲁崇义两旅进剿，但提出“要捉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这是因为马子乾系马麟家族成员，孙怕引起更大事端。进剿不到半月，俘虏了马子乾。然而由于士兵未执行上级意图，将马打死了。为安定马麒家族并防止回、汉民族间对立情绪的增长，孙亲自迎接马子乾的灵柩于西宁城外，并主持了追悼会。此举取得了马麒的谅解。
是年8月，原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奉命东调，就陕西省主席一职。孙连仲接任甘肃省主席。孙入甘后不久，青海大权落入了马麒、马步芳父子手中。他们因此对孙具怀感激之情。后来“西北诸马”中最有实力的“青马”，从此走上了大发展时期。
蒋介石召开所谓“编遣会议”后，冯玉祥和蒋的矛盾更加尖锐，积极准备与蒋的武装决战。陕甘两省的冯系将领，纷纷厉兵秣马。孙连仲为使其部士饱马腾，不甘落后，征收甚重，计得现金七十万元有余。正遭大旱之灾的甘肃人民，因此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是甘肃民间多年来对冯乇祥及其国民军颇多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0年4月，东调的孙连仲被任命为冯部第八路军总指挥。他率领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连同骑、炮、工兵等部队经陇东、陕西到河南，留雷中田师驻防兰州，维持后方秩序。孙连仲对这场即将掀起的蒋、冯战争的看法是：西北军实力不够，后方地方军阀势力未完全削平、民变、土匪活动时有发生，仗还不到打的时候。如果孤注一掷，打败了连退处都没有。但多年养成的对冯玉祥的服从性格，使他还是遵从命令全力投入了战斗。孙部入豫后，驻防漯河、太康、归德及安徽亳州等处。6月，孙部与蒋方的何成浚、朱绍良部激战，打败了何。朱。此时孙连仲电请冯王祥允许他南下攻取武汉，冯来电阻止，要孙进攻杞县，以解亳州之围。解围后，孙又提出南进，冯仍不允，要他东进解商丘之围。商丘解围后，交给孙殿英守备。7月，战场形势开始转向有利蒋方，冯军在陇海线上奋力支撑，希望能依托郑州扭转战局。但原先支持冯玉祥的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令其部队撤出主要战场，冯军独木难支，退往豫北。
孙连仲接受蒋介石改编后，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不久，孙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就食。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
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同孙连仲交情较深。孙到山东后，韩打起了如意算盘，企图利用孙的力量壮大自己。孙此时亦有与韩互为依托的想法。但蒋介石认为，韩复榘野心大，反复多变，故对其时加防范；而孙连仲勇于作战，忠于上司，一旦拉过来，定当甘为驱使，所以对孙极为笼络。蒋派曾任冯玉祥部参谋长的曹浩森去济宁做孙的说服工作；继而分批邀请孙部将领到南京一一召见，赠款甚厚。孙连仲派其军需处长兼秘书长袁其祓等赴南京谒蒋，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席间对孙颇多称赞。蒋怀柔备至，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
1931年初，孙连仲奉命开往江西，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4月初，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经过激烈的战斗，使孙连仲部损失了约一个旅的兵力。
同年7月，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三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犯。孙连仲部改番号为第二军团，属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红军组织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采取运动战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取得了六战五捷的胜利，毙伤和俘虏敌军三万余人。在这次“围剿”中，孙连仲部连接打了败仗，损失惨重。另外，孙部官兵多出身于西北，不习南方水土，营中疟疾、赤痢流行，死亡日有发生。加上红军的政治瓦解，军心日渐不稳。适孙连仲本人患牙疾，乃请假赴南京就医，并请求蒋介石将其部队调离驻地宁都，找一适当地点休整。孙走后，部队交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地下党员)指挥。
是年12月，赵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率领一万七干名官兵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蒋介石对孙连仲辖下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十分震惊，立即派陈诚陪孙飞返宁都(起义部队已开往苏区)，收拾残局。由于打内战的需要，蒋拨款重建了孙的部队，并恢复第二十六路军称号，但编制缩小。这段时间，蒋介石对孙连仲不如前时那么重视了。
1932年春，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奉命驻防宜黄一带，突遭红军的围攻，高弃城而逃。宜黄之败，使孙部实力又减。作战失利，士气消沉，孙连仲为巩固部队和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主要请求撤其江西清乡督办和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将所部分并为一个师，以充实人数，健全战斗组织。蒋介石接呈后准去其江西清乡督办，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仍保留，原有部队并编为第二十七师及一个独立团，师长由孙自兼，池峰城、冯安邦分任旅长。正当孙连仲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的时候，蒋介石得到吉鸿昌与红军秘密联络的密报，深恐再发生“宁都起义”那样的事件，故抢先下手，把吉的第二十六路军缩编为第三十师，归孙指挥。孙认为蒋这样做是使自己绝处逢生，感激之至。
1932年3月，孙连仲在金溪县浒湾驻防，迎战红军林彪部。孙亲临前线指挥，与红军展开拉锯战。红军终以不克而退，孙部进驻永丰。蒋介石旋发表他为第四十二军军长，仍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1933年7月，蒋在庐山设训练团，自兼团长，委孙为团副，教育长为陈诚。训练团结束，孙连仲返防后率部攻占宁都、赣县。同年9月，驻湖北麻城之第三十军张印湘部不稳，蒋介石乃调张任第四十二军军长，发表彭振山为第三十军军长，命孙连仲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前往整顿。孙积极整训该部，又一次得到了蒋的称许。
1934年初，孙连仲率第三十军再到江西，驻永丰，蒋又将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二军划其指挥。是年，孙连仲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第二年初，又奉命率部到湖北追击红军贺龙、肖克部，10月，孙部调往苏北地区，总部驻淮阴，全军分驻宿迁、涟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等处，从事修筑国防工事以及导淮工程。孙在各师提倡举行工作竞赛，进展顺利。在同年1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五大”上，孙连仲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西安事变”后，孙连仲部驻河南信阳、确山一带。及“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孙部于
平时整个华北战场的态势是：7月中旬，日军入关部队已达五个师团，兵力约十万人。26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令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在丰台、廊坊、天津车站等处击败日军。但中国军队在南苑作战失利，佟麟阁、赵登禹壮烈殉国，日军乘势包围北平。月底，平津相继失陷。
华北战场形势空前严峻，蒋介石命孙连仲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刘峙)兼第一军团司令。
是年10月，日军川岸师团直扑山西娘子关，直接威胁太原。中国军队决定组织娘子关战役，以阻击日军。此时，孙连仲部正撤至娘子关附近，奉命参加这次战役，担负总预备队任务(参见娘子关战役)。
川岸师团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王力则进攻娘子关右侧的旧关。旧关地理位置重要，关系这次战役的成败。由于中国军队在旧关一带布防薄弱，所以敌军一举占领了该地。第二战区副司今官黄绍玻焦急万分，立即下令中央军第三军曾万钟增兵反攻，决心收复。不料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孙连仲率第二十七师赶赴前线，他严令部下沉着作战，相机歼敌，屡败日军，把战局稳定了下来。由于敌军继续增援，惨烈的拉锯战争展开了。激战两周后，敌军集中炮火猛轰孙部阵地，掩体工事被摧毁；加以人右友军伤亡过大，无力配合，且先行转进，孙部被迫弃守。娘子关失陷了。
此后，孙连仲率部撤到阳泉。部队前段作战中伤亡过大，除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外，其他两个师已无战斗力了。但他一腔抗日热情，仍命令冯固守阳泉，说：“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孙、冯是连襟，孙治军之严，亦可由此见一斑。不久，阳泉、太原相续失守，孙连仲部经晋南开往河南。
在华北保定地区作战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畏敌如鼠，怆惶逃遁河南，时人讥之为“长腿将军”。蒋介石为树军威，撤刘峙之职，而以孙连仲代之。但孙所辖之军仍是原有部队，几番激战，伤亡甚大。他到河南后立即派人到豫东、鲁西一带招募兵员，还吸收了不少从家乡河北逃亡出来的青年学生，在许昌设立干部训练所，培养干部，充实下级军官队伍。
1938年春季，日寇的精锐部队板埴师团、矶谷师团、小米内旅团等，兵力共约五万多人，企图沿滓浦线南下攻占徐州。当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指挥徐州一带战事。蒋介石于徐州方面告急时，也认为在战略上有加强第五战区之必要，乃仓促檄调第一战区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星夜增援。
第五战区长官部判断，恃战胜余威、骄狂分万的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北上敌军的增援呼应，便要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攻下徐州，抢先夺取打通津浦路的大功，故调兵遣将，张网以待。除以孙连仲部正面迎敌外，又派汤恩伯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部包围日军而歼灭之。
24日晨，日军三个联队约五六千人，在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下，向台儿庄猛扑(参见台儿庄战役)。临战之际，孙连仲亲赴前线调令下属：“面临强大的敌人，我们只能依靠地形挡住它，再利用夜里的小突击拖住它。没有命令，决不撤退厂战斗中，日军摧毁了台儿庄北城墙，从突破口冲了进来。池峰城亲率敢死队与敌拚杀。李宗仁闻报，明令以十万银元奖赏。但敢死队员一致表示：“只要抗战，不要银元！”当晚，池峰城身先士卒，率队夜袭敌阵，在第一八六团配合下，杀出一条血路，将从突破口冲入日军全部消灭。此后连续数日，敌军仗其优势武器装备，利用白昼作战。中国军队坚决抵御，同时摸黑夜袭，消灭敌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29日凌晨，孙连仲召集军、师、旅长及炮兵团长会议，重申固守台儿庄之志。并指出：当面之敌似在待援中，我以钳形攻势当可聚歼之；第三十一师仍须独自为战，以利外线组织战斗。
战斗延续到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孙连仲的部队伤亡严重，但仍在运河东岸参加了掩护徐州国民党军大部队撤退的军事行动。接着奉令撤到信阳、许昌一带休整补充。武汉弃守后，孙部退驻南阳。
1939年夏，孙部进驻唐河、桐柏等县。旋对豫南敌人之大本营信阳，展开全面进攻。激战四日，进占信阳。次年，孙部配合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在湖北枣阳、宜城地区对日军作战。这一时期，第二集团军原来的两个军缩编为一个军，第四十二军番号撤销；又把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编入建制。但实际上孙对这两军的经济、人事皆不能过问。蒋介石曾要孙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接替鹿钟麟的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防务。孙以华北部队不是自己的旧属，难于驾驭；另外对在华北地区要与八路军打交道，怀有疑惧，因而连电蒋，谦辞不就，蒋乃改任庞炳勋前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孙素有敬意，建议调孙为其副司令长官，于1942年冬初到任。次年5月，日军向鄂西大举进犯，孙连仲在宜昌、沙市以南地区组织抵抗失利后，又在长江西岸石牌进行阻击，取得胜利。继沿江反攻，宜昌、宜都间江防态势全告恢复。此役对稳定重庆形势，颇有关系。蒋介石因此来电奖勉，并升任孙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仍设湖北恩施。同年11月，孙连仲组织领导了常德会战，驱逐进占常德之敌。继克复湖南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王家厂，湖北枝江、松滋、公安等地。此次战役，亦很激烈，孙部师长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牺牲。
1945年7月，蒋介石命孙连仲改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主持华北军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并嘱其负责将来在华北对八路军作俄事宜。为了表示对孙连仲的信赖，蒋同时委孙为河北省主席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孙在重庆组成了河北省政府后，又到西安筹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接着，一班人马到新乡，开始指挥军事北进。
日本投降后，孙连仲受命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对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贪污之风蔓延的现象十分不满；蒋介石嫡系军队在接收战略物资时的跋扈自私以及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亦使他十分不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曾欲插手华北地区接收事务，抢先向乎津地区派出办事处，到处张贴布告。孙连仲气愤地表示自己不想在华北干了，对何应钦说：“别人想干，我不想干。为什么不叫愿意的人干呢?”并将此意报告蒋介石。蒋为安抚孙，一纸手令，第一战区的办事处全部撤销了。
尽管这样，孙连仲仍不能安心华北军政事务，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各部、各委员会，在平津都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人拿着第十一战区的“封条”到处去“接收”，其中“一些人把东西往家里接收”。孙被他们架空了，却又担着“接收”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另外，北平市长熊斌、天津市长张廷锷，皆为蒋介石所派，名义上由孙“指导监督”，但多各行其是。总之，孙连仲认为“一切都乱了”。
1945年10月，第十一战区所辖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共四万五千多人，奉命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下旬侵入磁县、邯郸地区，遭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人民军队的痛击。30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阵前起义，归向人民阵营。31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漳河以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遭到大败，马法五及其部下二万多人被俘。鲁崇义的第三十军此役中也遭到重大损失，不久拨归胡宗南指挥，这样，孙连仲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几乎没有了。以后凋归第十一战区的第九十三军、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皆各有背景，人事黜陟和兵力运用，孙均不能干预。他抱着勉为维持现状的思想，在任内坚持了两年。其间第十一战区于1947年3月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任主任。
是年4月，孙连仲就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表示：“想要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河北。为达此目的，最好将傅作义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孙连仲“知难而退”的原因足他考虑自己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以来，往往一筹莫展，处境艰难。更深刻的原因从宅观方面讲，孙系一职业军人，长于军事，不善主蚊，任青海、甘肃主席，均为时不长，其于国民党官场交际，缺乏手腕，河北省主席一职对他压力甚大；华北军事力量的调动，孙因此寸失去实力，亦指挥不灵。客观方面讲，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已改为“重点进攻”，孙瞻念前景，不愿在无权力运用、束手坐困的情况下为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的失败承担责任。11月底，蒋介石莅北平视察，孙又次当面向蒋提出辞去自己在华北的本兼各职，终获蒋的同意。12月，孙连仲被凋往南京出任首都卫戍司令。1948年6月，奉令特派山总统府参军长，掌管军令宣达、文件承转及总统府行政事务。
蒋介石于1949年1月引退后，孙连仲亦辞职到上海暂住。2月，孙往溪口见蒋，蒋告以陈仪被扣事。3月，孙偕夫人罗毓凤飞往台湾。孙在台初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6年1月退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由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孙连仲有子女八人，长子湘德、长女惠书为苏氏所出；子鹏九、鹏程、鹏万，女少茹、幼茹、小茹；均为罗氏所出。子女皆受高等教育或留学。女少茹曾在意大利音乐学院深造，1963年获法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
张发奎
张发奎（1896—1980），男，中国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字向华。广东始兴人。1916年毕业于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回粤军由排长逐级升至旅长。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师长，次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作战中，因有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张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6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入赣，准备讨蒋。7月宁汉合流后，追随蒋、汪反共。9月入粤，11月与汪合谋，发动兵变，驱逐桂系势力，行使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主席职权。12月，镇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同月，李济深率部配合黄绍竑部进攻广州。张兵败辞职，后附蒋。1929年蒋桂战争中，任蒋军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兼第4师师长，进驻湖北宜昌。9月，获悉蒋欲消灭所部，遂联桂攻粤，再次反蒋，12月被陈济棠部击败。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联合桂系支持冯、阎反蒋，出兵岳阳，失败。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参加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后改行辕）主任，1947年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职，去香港定居。
张发奎将军于
张发奎简介之二
张发奎，又名逸斌，字向华，隘子镇彩岭村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民国元年（1912年），张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并加入同盟会，民国2年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民国4年毕业返粤参加第二次反袁之役，一度为孙中山侍卫；民国9年奔赴漳州“授闽粤军”任中尉副官，8月，与桂系军阀战，晋升上尉副官；惠州攻坚战，任敢死队督站长。民国11年，张任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第三营营长。
民国12年（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张发奎举兵驱陈（陈炯明）升任团长；民国14年7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南征中歼邓本殷部，升任十二师师长。民国15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张率部进军湖南与第十师担任湘江东岸作战，连克醴陵，平江，又亲率三十五团及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写下了北伐战争中的光辉一页，赢得了“铁军”称誉。
民国16年1月，张晋升为第四军军长，3月兼任十一军军长，中旬，张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四·一二”政变后，张率四军，十一军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期北伐，与奉军25万主力军决战，终将奉军击溃，占临颍克许昌取开封，威震中外。
“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电请南方政府允其开往东北抗日，蒋介石不予理睬。民国21年3月，张再次要求率部援黑龙江，蒋又不允，反将其调往江西剿共，张倍感痛心，于10月只身出国游历欧美，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民国24年春张回国见蒋介石，提出“今后中国之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许他日后为抗日先锋。
民国
民国35年张发奎任广州行营主任，次年改任广州行辕主任，冬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民国38年1月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3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职到香港定居。
张发奎简介之三
民国陆军上将张发奎，又名逸斌，字向华，隘子镇采岭村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二日出生于县城，祖辈务农，父名居之，字竹溪，充县衙小吏。8岁入私塾，光绪三十三年就读县立高等小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夏，与同学
民国12年(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张发奎举兵驱陈，升任团长。民国13年该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屡立战功。东征之役，其弟张贵斌阵亡。
民国土4年(1925年)。7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在南征中歼邓本殷部，升任十二师师长。
民国15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张发奎率部进军湖南与第十师担任湘江东岸作战，连克醴陵、平江，迫吴佩孚部退守汀泗桥。
汀泗桥三面环水，后枕高山，除西南铁路桥可通外，悉为崎岖山路。吴佩孚屡败后，集北军两万，任宋大霈为指挥，欲凭天险待四军而歼之，并亲由长辛店率嫡系部队倾巢南援。
四军北伐入湘，战无不胜，汀泅桥、贺胜桥之战，重创北军，写下了北伐战争最光辉的一页，赢得了“铁军”称誉。
民国土5年(1926年)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明令讨蒋。但因张学良率．奉军与吴佩孚残部联合进窥武汉，遂决定先继续北伐。4月下旬，张发奎率四军、十一军出师河南，于上蔡；逍遥镇等地击败东北军四个军，进击临颍。张学良集中主力25万人与北伐军决战。双方血战，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共产党员)战死，张顽强指挥，终将奉军主力击溃，占临颍，克许昌取开封。第二期北伐，铁军逐鹿中原，威震中外。
9月下旬，第四军进入广州。
民国18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回国，被任为讨桂军右翼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师师长(原第四军)。张部于鄂西击败桂军。9月，蒋介石存心消灭异己，下令张部移防陇海路，计划第四师途经浦口时包围缴械。于是张发奎再次反蒋，率部取道湘西直下广西，复与桂系联合进攻广东。12月，张、桂联军于花县被何应钦军击败，返回广西。四军缩编为第四师。
民国19年(1930年)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张发奎、李宗仁举兵策应，恢复第四军，进攻湖南，占领长沙。蒋介石调粤军乘虚夺取衡阳，两军激战，张、桂军大败复退回广西。第四军仅剩两团。张发奎心灰意冷，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电请南京政府允其率部开往东北抗日，蒋介石不予理睬。12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民国21年3月，他再次要求率部援黑龙江，蒋又不允，反将其调往江西“剿共”。张发奎痛感国事危急而报国无门，于10月只身出国游历欧美。张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受各地华侨欢迎。，在伦敦他发表谈话说：“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敌，期有抱国仇于万一也。”在美国，一位医生名叫雅仑，用一个传家之宝的酒杯盛满白兰地对张说：“在我有生之年，如你能打败日本，情愿把这杯子送给你”。张发奎毫不犹豫一饮而尽(抗战胜利后，雅仑找到张的弟弟勇斌果然把酒杯交其带回)。
民国24年春张回国到南京见蒋介石，提出；“今后中国之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许他日后为抗日先锋。民国25年张任皖、赣、浙、闽四省边区总指挥及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专事督办抗日防御工事。
“七·七”事变后，张发奎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民国27年(1938年)，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他指挥第二十五、第六十四、第八、第七十、第五十四、第二、第四、第六十各军，负责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的任务。战斗开始后，张发奎所部的预备第十一师、二十五军之一个师和二十九军团主力在姑塘的守军损失惨重。他“下达变换阵地的决心”，以预备队第四军附一五五、第一八七两个师占领狮子山、张家山、两台岭等为第二抵抗线，掩护主力转移。但这一撤退遭到蒋介石的斥责，认为他想保存北伐时第四军的实力，叱令他交出指挥权调回武汉。回汉向最高统帅部汇报战况后，张发奎又调到瑞昌以西地区及马头镇、罗东镇等要塞进行守备，均被日军以优势兵力袭取。后来张发奎又率部在阳新、大冶和通城、岳阳、蒲圻等地组织守备，直到武汉会战结束。
民国28年春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军事。冬，张指挥第一次粤北会战获胜。民国29年1月，四战区迁往广西，他乘隙回家乡住了十天，然后到广西任职，相继收复南宁、龙州、钦州。民国33年10月，日军进攻广西，桂林、柳州、南宁失陷。张部败退至百色。冬，张发奎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民国34年5月，二方面军夺回南宁，7月攻克龙州、凭祥，进军梧州。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发奎任广州地区受降官，主张严惩日酋田中久一。民国35年任广州行营主任，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并计划清剿。民国36年改任广州行辕主任，冬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民国38年1月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3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职到香港定居，直至1980年3日10日病逝，终年85岁。
张发奎一生戎马，但颇重视文化教育，曾在家乡创办风度小学，于四战区创办志锐中学，培养了不少热血青年。任四军长时曾赠始兴中山图书馆《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各一套。他死后，叶剑英委员长致电其家属：“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信，尚希节哀。”台湾始兴同乡会曾开会追悼并献一挽联：“望出曲江，绪承风度，千载道范，先后献身邦国，古今辉映；声扬咸宁，威镇华夏，一代名将，从此撒手人寰，中外同哀。”
张发奎在港组建“第三势力”
张发奎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同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差异表现在：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三次武装反蒋，对中共党员的同情与支持以及五十年代在香港组建“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运动乃当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副产品，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寄希望于既**又反蒋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于是流亡香港的政客、败将、学者纷纷寻找挂靠对象，试图在国共之间另起炉灶，凭藉美援重返大陆。
第三势力的前身“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本是1949年9月李宗仁在广州拨款20万港元创立的，其骨干分子是改组派与桂系立法委员，选出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人为干事。由于李宗仁远走美国，这个大同盟名存实亡。第三势力诸团体在香港最具规模的是1952年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然而，张发奎坚持把李宗仁与桂系势力赶出了“战盟”。
据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说，“战盟”有四百多会员（但在香港报名暂候去塞班岛受训的流亡军人多达数千人），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在大陆曾是公教人员，其中还有军校学生，他们渴望打回老家去。只要经两位盟员介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批准，便正式成为盟员，被就近编入各地区的小组，每组不超过十人，光香港岛就有十多个小组。小组成员只知道组长是谁，组长只知道自己所属地区负责人，后者则是向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关系是垂直单线的，一旦有人被捕，也不可能暴露整个组织。盟员只知同盟名称与最高领导人姓名，而这个领导人是享有豁免检控权的。
中情局以现金支援“战盟”活动
张发奎与美方挂钩最初由他的旧识、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牵线，继由美国国务院巡回大使吉赛普（贬蒋的《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白皮书执笔人）以及东京盟军总部代表哈德曼跟进，最后由他的旧识、陈纳德麾下曾任南宁空军基地主管的飞虎队上校担任日常联络，在中情局情报经费项目内划拨每月一万多元，以现金支付。“战盟”支出分人事与宣传两部分：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可以月支津贴各一千二百港元。顾孟余、张发奎、
从蒲台岛反攻大陆两次流产
副官华秉钺空投故乡被俘
派往塞班岛受训的同乡与同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四战区长官部做过张发奎副官的华秉钺声称故乡有几百名游击队员准备迎接空降，于是他被派往设在塞班岛的“自由中国运动军班干部训练学校”接受空投与游击战训练，结业后由日本茅崎基地起飞，空降在张发奎故乡粤北始兴县清化乡，还配备了一名报务员。刚着陆就被当地农民围捕。两人被押解到广州。华秉钺以“美蒋特务”罪被公审枪决。其实在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前，台湾没有美军驻扎，蒋介石与美国并无军事合作项目，华秉钺只能算是“美张特务”抑或“美蔡特务”（蔡指蔡文治——编者注）。最大一组是空投到海南岛的30多人，全部被俘处决，其中包括张发奎遴派到日本受训的几名无线电报务员。
“战盟”内部丑闻层出不穷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方解散塞班训练营，张发奎坚持要让受训盟员返回香港，而不是按蔡文治同郑介民签署的协议遣返台湾“归队”。鉴于这批人离港时，美方与港英默契，无须持有签证，所以返港也无须签证。报务员只有少数人归来，青年军人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回来了。
由于“战盟”内部流品复杂，分歧与丑闻陆续暴露了。最初是战盟中常委伍宪子悄悄访台接受蒋介石三万美金赠款，接着由在台湾的“立委”雷震透露：战盟中执委王同荣向调查局卖情报。不久，战盟秘书长程思远遗失了一份密件，还想不起丢在哪里。张发奎一怒之下将程开除出盟。程为此怀恨在心，略施小计便使“战盟”在菲律宾、日本设立总部的计划陆续夭折。有人反映：张国焘手脚不干净。他把家里女佣都列入《中国之声》的员工薪酬册中，一应开支虚报冒领，缺席会议也不请假，还反问张发奎：“向华，为什么你把政治弄得这么严肃呢？”气得张发奎叹息：“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而张国焘成为张国焘了！”
战盟五位首脑之一的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同床异梦的组合，自然不可能撑持下去。1954年8月，张发奎决定改组同盟，这个“战斗同盟”就此名存实亡。为了寄托自己的理想，他带头出钱创办了一份《联合评论》，请青年党党魁左舜生担任总编。刊物维持到1964年10月，因友联机构拆股而停刊。顺带提一笔，友联机构当年接受美新处、亚洲基金会等美国机构津贴，每月逾万美元，而另一家自由出版社十年出书近三百种，接受美援共计港币两千八百万元。友联负责人邱然（燕归来）主张淡出联合评论，是旨在淡化国民党旧军人色彩、突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象。
忏悔自己崇拜的偶像均与常人无异
张发奎在其40万言口述回忆录中慨叹：“组织第三势力，我有否取得任何利益？没有！”六十年代他对哥伦比亚口述历史访谈人美籍
据顾维钧回忆，1970年他在香港一次午宴上同张发奎谈起大陆失败的原因，张说：“一是因为国民党的弊政，包括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二是军事上无能，委员长常常越过国防部或参谋总部，直接向前线部队发号施令；国军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南京防守据点，毛泽东始终一清二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直把国军的作战计划、部队配备与驻地等种种重要情报，通过秘密途径送给毛泽东；三是委员长任命的军事长官贪污成风。委员长总以为自己的主张和指示是正确的，过分自信，在具体问题上不能容忍或不够耐心去听取别人意见。”
死后哀荣，两岸均有旌表
然他公私分明，虽在政治上反蒋，但在私谊上对蒋十分怀念，有一次在酒宴上率直说：“我今天能在香港做寓公安度晚年，都得感谢蒋公介石。我今天所有的财产
揭秘南昌起义：曾想依靠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但是，在反革命的大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关于南昌起义的历史资料，散见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为纪念南昌起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在此以起义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为依据，再现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
“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于
张发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二十军)，他曾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与共产党人有过较为坦诚的合作。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张发奎对于继续以“东征”的旗号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争夺地盘并不积极，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唐生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是出于本身利害考虑。当时的两湖地区已为唐生智把持，江西是朱培德天下，河南被冯玉祥占有，而他却无任何地盘可言，因此张发奎打算“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50页)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0页)同时决定把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倾向革命的贺龙第二十军，从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
在发觉张发奎态度“犹豫与右倾”之后，李立三等在九江开会，认为“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彰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原件字迹不清)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而在唐生智、朱培德等部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张发奎也开始明显右转，因为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分共”，要么反汪，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当即于
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但李立三也承认，在动身时，中央并未给他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主张叶挺与贺龙的军队联合，在南昌实行暴动。对此，叶挺回忆道:
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表示我们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0页)
经过讨论，会议作出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鉴于在这次会议中没有出现不同的意见，李立三遂将这项计划报告中央。
“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瞿秋白到达武汉后，参加了
张太雷后来回忆说:
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定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
对此，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面对张发奎的拉拢与威逼，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叶挺、贺龙决定了三件事
在中共中央酝酿和决定南昌起义的同时，汪精卫、张发奎也感到叶挺、贺龙的部队不稳定，他们一方面下令调叶、贺部向德安一带集中，同时，令第二方面军其他部队从九江自北向南，第五方面军从南昌、樟树自南而北布防，形成对叶、贺部夹击之势。另一方面又准备召集叶、贺赴庐山开会，企图施以拉拢或威逼，以便控制这两支部队。
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重庆《新华日报》，
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第二次“谈话会”，提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
当时谭平山恰好也在九江，于是他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试探贺龙的意见，并获得了热烈的回应。鉴于贺龙对南昌起义的积极态度，
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偕陈赓赶赴九江、南昌布置起义准备工作。
正当周恩来等在九江做起义准备工作时，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起义“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的主张
为慎重起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于
根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组成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为前委主任，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张国焘和我为前委委员。(《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前委遂改定于三十日举行暴动。
张国焘的这些主张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尤其反对以张发奎同意与否来决定是否发动起义的主张，争论长达数小时之久。31日晨，又开会辩论，大多数人仍坚决主张发动起义，吴玉章回忆说:
周恩来、恽代英等多数同志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认为我党应独立地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节录］，《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前委决定
在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朱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南昌起义中，朱德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此时是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职责是镇守南昌。在这次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朱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鉴于我对南昌了若指掌，分派给我的工作是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的部队的情况，不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时间很短促，可是一切情况在我都很清楚。(［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起义前，朱德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跟随朱德一起参加起义的赵镕回忆道:
几天来，他肩负党的重托，紧张地开展活动，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他一方面要与地方党的同志密切联系，共商大事；另一方面还要和敌方上层人士，特别是国民党南昌驻军的高级军官广为交往，通过各种方式，加紧对他们进行争取工作；同时在交往中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了解敌军人员、武器、装备以及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每天深夜归来，他继续伏案挥笔，绘图标记。为了起义的胜利，他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几乎同时，贺龙在军部的驻地也召开了干部动员会，他说:
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举行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侯镜如:《战斗在大校场营房》，《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
接着，贺龙宣布了第二十军的战斗部署:主攻朱培德第三军军部和江西省政府，并协助第十师解决老营房一带的敌军。
朱德的部队也开始进行动员与部署，当时在军官教育团受训的赵镕回忆说:
直到
起义由朱德“请客”拉开序幕
当天晚上，朱德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在大士院32号大宴第五方面军和第六军在城里的团以上高级军官。
晚9点，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贺龙部有一名云南籍副营长赵某在接到起义命令后跑来告密，他说:“刚接到命令，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自己是云南人，也搞不清应不应该对同乡下手，该怎么办？”(［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敌军的几个团长听到这个消息，纷纷离座告辞。朱德不好阻拦，在宴会结束后立即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的事告诉了贺龙。于是，南昌起义提前两个小时打响。
起义开始时，起义军在脖子上系红领带，臂上缠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
革命的旗帜在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高高升起
起义开始后，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第一师，立即向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朱培德总部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这里驻有一个警卫团，是朱培德的精锐部队。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封锁起义军的必经之路——鼓楼门洞。起义军战士奋不顾身地爬上房顶，由侧面登上鼓楼制高点，从上往下猛烈射击，把敌军压进第五方面军指挥部院内。此时，贺龙、刘伯承的指挥所，距离敌人只有
在顺化门外，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和第十一军第十师，对小营房和老营房的敌第九军所部，发动突然围攻，迅速解决战斗。在新营房，第二十四师一部与广东农军并肩作战，进攻第三军第二十四团营房。敌人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枪，就当了俘虏。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起义胜利了！革命的旗帜在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高高地升起。
对于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叶挺做了如下记述:
驻在南浔铁路线上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于当晚总指挥部来不及通知他们，到第二天中午，看到了从南昌开来的一列火车——总指挥部预定的起义信号，才在聂荣臻主持下行动起来，于
在马回岭，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进。七十五团团长是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但是，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我们只带出了一个侦察连。侦察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琼崖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带侦察连参加了起义。［《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张发奎知道南昌有变，立即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带领卫队营从九江坐火车赶去，企图阻止二十五师赴南昌参加起义。叶挺回忆说:
张发奎闻变，即偕十一军军长朱挥［晖］日由九江至马回岭，以防二十五师与我们一致行动，二十五师之七十三、七十五二团是我们的力量，遂由七十三团长周士第同志，率领向南昌集中，适与张发奎乘车相遇，即将其卫队全部缴械，纵张发奎及朱挥［晖］日步行回九江。”(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聂荣臻语)
国共分裂张发奎：三日后不保共产党人
国共合作破裂 中共决意另起炉灶
1927年的4月和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发动镇压共产党人的运动，还建立了两个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这标志着历时三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及北伐战争的告败。
面对严峻的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于
但当时的组织者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人发现张发奎已经倾向了汪精卫，便想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时间定在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
张国焘借共产国际之名试图阻止起义
就在前敌委员会积极备战的时候，不料在内部却发生了分歧。
会议开始后，加伦首先发言。加伦认为张发奎如能同意回师广东，并且不再强迫叶挺退出共产党，就可以和张发奎一同行动。他进一步分析说，如果与张发奎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起义，参加起义的兵力不过5000到8000人，在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之下，很难打回广东。如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个条件，再发动南昌起义也不迟。
罗明那兹接着发言，他说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起义使用，而且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出于外交考虑，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起义。他还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尽行退出，派到各地农村中去。对这一措辞模糊的电报，与会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南昌起义有胜利的机会，所以决定举行起义。
但张国焘在抵达南昌传达中央决定时却按照自己的理解发布命令：“中央意见宜慎重，(共产)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这番话引起前敌委员会多数人（包括李立三、谭平山）的反对。
会后，谭平山甚至扬言：张国焘若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此事被周恩来及时制止。31日，传来了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的消息。这表明，张发奎已滑向汪精卫一边。经辩论，张国焘终于表示服从多数，前敌委员会决定于
张发奎反革命 徐向前加入共产党
南昌起义引爆国共两党的正面冲突。
南昌战地不宜久留了，从
张发奎正式反革命后，一位原属于国民党的将领投向了共产党，那人就是徐向前。当天晚上，徐向前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中共中央，从此结束了他在国民革命军的生涯。
而相比在南昌城头指挥作战的将领们，叶剑英对于南昌起义的贡献则是秘密的，以至多年来很少为人所知。原来，起义发动前，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这艘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定下了起义的决心。
张发奎与两广抗战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北伐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师长、副军长、军长的第四军是北伐军的主力，曾取得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役的胜利，被誉为“铁军”。抗战军兴，他又受命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等重要军职，率部转战于华东、华中、华南，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是指挥两广抗战的主要将领之一。抗战胜利，他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在广州接受华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他曾严词拒绝汪精卫的拉拢诱降，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较好的合作。
一、受命督师粤桂，调整军事部署
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义，重新划分战区，任命武汉会战后率部退守平江一带的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地区作战。兵力包括吴奇伟第9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夏威第16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其它特种部队。1939年元旦，张发奎在当时华南的抗日中心曲江宣誓就职。
当时两广地区广西尚是一片净土，广东适逢惠广战役新败之余，日军在占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城镇后，攻势告一段落，以第21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一部约4万人在上述区域巩固既占据点，并加强外围守备，从事公路铁路交通的修筑。原负责广东守备的余汉谋第12集团军退守粤北。
第四战区序列部队虽号称18个师，近20万人，但实力有限。广西部队主力已由李宗仁率领到第五战区，留守的夏威第16集团军是由地方保安团队扩编而成，兵员较足，战斗力却不强；广东部队减员较多，64、66军是刚从武汉前线调回整补的，第4军在淞沪会战后又参加了南浔会战（1939年初调回广东甫及半年又归入第九战区编制），余汉谋刚经过惠广战役，“故实际上的兵力，不足三分之一”。
根据上述情况，张发奎确定了调整军事部署，稳定第一线，加强阵地工事，确保粤北的守势作战方针。
首先，是整顿内部，激励士气，加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张发表《告军人书》，号召官兵坚决抗日，洗刷丢失广州的耻辱。他在对第12集团军旅以上军官训话时说：我张发奎是由粤军第1师出身的军官，你们12集团军的部队也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起来的。我们粤军第1师从邓仲元师长建立以来日益发展，经过无数次的战役，从没有打过败仗，是国民革命最坚强的部队，不意这次你们12集团军在惠广战役中，只和敌人作过几次小小的接触，就溃败下来，这不仅是粤军第1师同人的奇耻大辱，也是广东人民的奇耻大辱。我这次来当四战区司令官，先要整顿部队恢复作战能力，整理政治，增加行政效率，支持军事，消灭敌人，我回广东工作并不是来争官做、争地盘，而来协助余总司令振军经武，恢复名誉。待广州收复后，决将广州军政大权交还余总司令负责。2随后他开始了对部队官兵的整顿，将守卫惠广前线失职的第151师师长莫希德送交重庆军法执行总监查办，对部分师、旅长给予革职、记过处分；解除李煦寰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李洁之第四战区兵站总监主任职务，分以丘誉、冯次淇接替。
其次，在南雄修仁成立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由张亲自主持，一方面将党政军各级干部轮流调训，另一方面挑选各部队优秀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和储备初级军官。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地招收青年学生，培训战地组训民众及协助部队作战的政工人员。干训团先后培训毕业约4000余人，并组训了粤北10县壮丁。
再次，减少，指挥层次，明确各部职责。将作战区域划分为东南西北4区，每区以一个集团军担任。
1、东区——第9集团军吴奇伟指挥第65军、预备第6师及独立第9旅。
2、南区——第16集团军夏威指挥原第31、46两军。
3、西区——将粤省保安团抽出8个团编为1军，加上邓龙光第64军，编为第35集团军，由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兼任总司令，邓龙光为副总司令。
4、北区——由余汉谋指挥第12集团军之第62、63、66军及独立第20旅。
经过整训，调整充实了领导指挥机构，广大官兵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士气和军事技术、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为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坚持两广抗战打下了一定基础。
当然，在调整、整训的过程中，由于两广军队各系统之间的不同历史渊源和隶属关系，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象上述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等原都是第四军将领，他们分别担负了广东东、西两区的防务，这被余汉谋集团的人视为有意分割广东部队的统一，树立原第四军系统的势力。1940年1月张发奎去广西后，分长广东军、政的余汉谋、李汉魂之间果然因权力分配问题所生嫌隙而相互摩擦。至于属于广西部队的夏威集团，实际上主要听命于坐镇桂林行营的白崇禧，张发奎很少过问。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纠葛被有形无形地沿袭下来。加上蒋介石对两广军事自有他的一套安排，第四战区长官部在1940年1月之前实际只负责广东方面，而在1940年1月之后，又只能负责广西方面，广东方面则转交余汉谋，并于不久另设第七战区。故抗战期间张发奎并不能尽伸其杀敌报国之志，反而时时要为弥合内部纠纷而苦恼。加上张本人也并不能完全超脱于派别和个人恩怨之上，难免有偏颇和意气用事之时，这对两广战事自然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二、粤北、桂南协调指挥，是非功过尚待评说
会战期间，驻粤日军为牵制中国兵力，从
桂南会战和粤北会战作战区域都在两广，正属张发奎第四战区负责的区域，张发奎参与了这两次会战的指挥，为粤北会战的胜利和桂南会战前期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指挥机构的重叠和内部派系隔阂未能消除，他在这两次会战中的处境也较为微妙，与某些传记的说法不能完全吻合。
桂南会战前期，张发奎在粤北，了解到广州日军为配合桂南的行动北进牵制我军的企图，决定争取主动，制敌机先，“即以一部在铁路正面，另以一部进出广、花、增、从间地区，先行向敌方袭击，以摧破他的攻击准备”。3对粤北会战酝酿阶段的应敌之策作了较为正确的处置。这期间，由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来电催促，张发奎遂于
可见，从12月6—27日，张发奎一直是在湘桂粤间奔波。前已述及，粤北会战日军出动的时间是
粤北会战后期，张发奎回到曲江后，对如何击退敌人进攻作了较为适切的处置。他认为不能令部队以守势施行逐次抵抗，因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
关于这次会战歼敌的人数，上引传记所说“毙伤敌一万多人”恐不确切。当时国民政府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9日方战史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10估计中方数字出于宣传需要而有所夸大，战后张发奎本人对这次会战结果的描述是：“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11这与敌第21军的记录大体接近，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数字。
进攻粤北的日军主力西调后，桂南再度吃紧。
如前所述，桂南会战一直是白崇禧坐镇指挥，中间蒋介石又派陈诚、李济深前往协助，张发奎战后在回忆录中说是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将他调来的，“桂南之战，实际非我指挥”，“在我一切情况未明了之前，我第一件事，就签署下达一个正面部队退却的命令。这个命令已经行营指挥所的人员预先拟定，好像是专待我来签署下达。白崇禧将军和林参谋长告诉我，当晚的情况已到了不容丝毫考虑片刻，否则昆仑关附近的部队有被敌包围歼灭的可能。我无可奈何，只好忍痛负起这个失败的责任。”12另一部关于他的传记称：“1940年1月下旬，张发奎奉蒋介石令到广西指挥桂南战役。由于到达时败局已定，此役原由军委会桂林行营指挥，张却代人受过，签署了撤退令，事后受到记大过处分。”13似乎蒋、陈、白、张等已料到桂南战事必败无疑，让他前来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代人受过，这种说法值得推敲。
其一，蒋介石在
其二，从桂南会战的时间表来看，
昆仑关铩羽之后，日军从
其三，是否“代人受过”？会战结束之初的
上引同一本书的另一份张发奎传记则更让人莫名其妙：“1940年春，（日军）侵占广西宾阳、思陇，围攻昆仑关，桂南危急。张发奎移司令部于柳州指挥，2月获昆仑关战役胜利，歼敌甚众。”17这是误将1939年12月的第一次昆仑关大捷与1940年2月的第二次昆仑关失守混为一谈，又移花接木到张发奎名下，以致得到这种喜剧性效果。
三、桂柳会战回天无力，收复失地广州受降
桂柳会战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始终由张发奎负责指挥的会战，张自己也认为是其“在八年抗战中最值得回忆的战役”，是其军事生涯的一件杰作。“会战虽然是失败了，但我自认亘全会战的作战指导来说，无论敌情判断、决心、处置，都吻合了战术的原则”，“特别包含了一个内线作战指挥运动的典型。”18
桂柳会战自1944年9月至11月，历时3个月。日军为了对中国抗战力量给以致命打击，扭转在整个亚洲战场的不利局面，于1944年4—12月，对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发动了自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即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桂柳会战为“一号作线之三”。日军纠集约10万人马，由冈村宁次指挥，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向广西进攻，来势凶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尽力察知日军企图后，鉴于兵力处于劣势，逐步制定了内线作战计划。”19
在张发奎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方面投入桂柳会战的先后有9个军，但其中半数是湘粤赣败退下来的部队，战斗力很差。张发奎令原广西驻军第93军守卫黄沙河、全县，第31军守桂林，第46军175师守柳州，第35军135师守南宁。
面对此一局势，张发奎认为：由西江入侵之敌对桂柳背后威胁太大，柳州是战区的中心，在兵力使用上无法在桂柳同时进行主力作战。于是决定对占领桂平、蒙墟之敌实行反击，以解除后背之围。从
桂柳会战失败，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张发奎个人指挥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战后第四战区在《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中就敌我双方在作战指导、一般战术及我方军政、军民关系、陆空军协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问题总结了近40条。20有些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正面战场的这次大溃退确实在国内外引起不良的观感，张发奎在后来的有关回忆中却对当时的战术指导仍称赞不已，这恐怕不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毕竟没有取得何等辉煌的胜利。
桂柳会战之后，张发奎奉命率夏威、邓龙光两集团军至桂西百色地区整训。1945年3月，所部改为第二方面军，张出任司令长官。这期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溃败，华南战场局势日趋好转，张发奎所部也抓住这一有利间隙加紧整顿，并积极捕捉机会，以期收复失地，一雪败退之耻。
四、坚持团结，反对投降
张发奎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期间不仅始终坚持抗战，而且在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方面做得也是比较好的，与坚决反共的顽固派将领有很大区别。“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即请郭沫若帮助，率先成立了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团，随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个政工队。服务团由郭沫若引荐，共产党员钱亦石出任少将队长，招收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热血青年，其中不少共产党员一直随张发奎到韶关，如左洪涛、何家槐、孙慎、刘田夫、王河天、杨应彬等，组成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左、何、孙等人还担任张的机要秘书等职，颇受信赖。
1939年秋，左洪涛应邀到倾向进步的韶关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民主与宪政”时事讲演，事前征得张发奎同意并请张审阅了讲话提纲。在讲演中，左洪涛从爱护国民党的角度出发，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违背总理遗教的种种劣迹，吁请坚持抗战，开放民主、实施宪政、改善民生。但时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丘誉派《阵中日报》主笔谢某混入场内监听，随后在报上指名道姓攻击左的讲演言论荒谬，有危害“党国”之嫌。张发奎得知此事后，在随之召开的战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对丘誉严词训斥：“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是我同意的，他的讲演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22丘只得将谢某撤职，并向左洪涛当面道歉。不久，丘本人也被调离了战区政治部。
在第四战区工作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排演了一出由延安剧作家创作，反映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改造自发抗日武装的新剧，一些人看了之后横加非议，说是变相贬低国民党军队。而张发奎看过之后，大为称赞，并指示以后不管下到哪个部队都要演出该剧，给了他们较为有力的支持。23
第四战区西迁柳州后，张发奎对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继续予以重用，何家槐、左洪涛任上校秘书，柳倩、孙慎、沈振黄任少校秘书，杨应彬、杨野明、郑黎亚、吕壁如、沈丹枫、方兮任中尉附员。杨应彬还被保送到军校深造，后成为张的作战参谋。
张发奎对在两广地区活动的其他爱国进步团体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台湾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领导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东区服务队，其成员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攻击，一段时间内不仅经费无着，甚至能否合法存在也成了问题。丘通过关系向张发奎求助，张很快同意将服务队编入第四战区，拔给经费，张还建议为避免怀疑，服务队可全体加入国民党，但因顽固派把持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作梗，这一建议未行得通。24
对平江惨案、皖南事变，张发奎都持反对态度，表示“在广东不容有如平江之事”，皖南事变发生时，他心情苦闷，长叹不已，告其部下：“如果内战，必定亡国，本人决不参加内战。”26肖克将军曾指出：“抗战时期，张发奎积极参加抗战……在第四战区任职时，他曾任蒋光鼐为参谋长，过去他们是死对头，这时期又合作，表现了民族危亡时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精神。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十二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有张发奎没有发表反共通电。”27
从在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设立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政工队，到皖南事变后唯一一个未发表反共通电的战区司令，能成为这“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当然，在对待中共及进步人士的问题上，张发奎有些做法也不尽妥当，据肖克将军一篇文章回忆：“但在叶挺被拘禁桂林时，他不作可能的照顾，不仅北伐时期的同壕友谊没有了，就是在抗战中共同对民族敌人的战友之谊也不见了。1944年我从敌后回延安，周恩来同我说：张发奎不够朋友。”28这说明，张发奎既与那些反共顽固派有很大不同，又与那些始终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国党左派人士还有区别。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乞和“艳电”，张发奎即通电予以驳斥。1939年初，他以第四战区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在曲江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张发奎等粤系军人本与汪精卫渊源较深，汪投敌后也欲对此背景加以利用。1939年7月，汪到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国民党广东将领进行劝降，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蔡廷锴、蒋光鼐等当即通电声讨，表明了与敌伪势不两立的爱国立场。关于此点，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张发奎本来与汪有些关系，表示汪到广州的活动不能起作用，而要给一打击。所以他反汪更积极，我们也通过张发奎进行反汪运动。首先，是张发奎发表了广播词，广播词全部是我们拟的，以后发表了论文，也反映了我们的意见。”29由于张发奎等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汪的阴谋被挫败。
纵观张发奎抗战期间在两广的所作所为，他抗日是比较坚决、比较努力的，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争取两广抗战的胜利贡献了他一份力量。作为一个有着复杂经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反映出他复杂的政治态度和矛盾的内心世界。但总的来说，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张发奎评论政坛人物：蒋失去大陆应该反省
《张发奎口述自传》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派专人来香港访问张发奎上将四百多次、并在港台两地专访有关军政人员予以核实后整理而成的。其英文原稿沉睡在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四十多年，沾满灰尘，迄今无人将此1089页英文原稿完整地译成中文。张发奎在访谈中说话坦率，牵扯到个人恩怨政坛是非的字句甚多。故他在第廿章脚注中声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内容不得公开”，其他章节涉及人物评价便吩咐记录者用双括弧圈起，暂不公开。
如今，张将军作古已28年，他所月旦的政坛人物全部都已魂归天国。笔者于2005年7月赴美时，由哥大讲座教授夏志清陪同，买下了张发奎口述历史的中文版权。至此，发表这些谠论已百无禁忌，在该书中文版面世前，先将这些最精彩的内容献给读者，相信对廿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不无小补。
李宗仁欠缺毅力白崇禧非常阴险
“
对于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张发奎说:“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他会成功，因为他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对“太子派”首领孙科的评论:“他学问渊博，但私生活异乎寻常。”
对李宗仁的看法:“他的军事才干很普通，做事欠缺毅力，作茧自缚，犹如风中之烛。”“李宗仁在坚定、耐力方面远远不及
对于张群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的看法:“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
对国舅爷宋子文:“他真是把中华民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
对白崇禧的看法:“他有军事天才，足智多谋，但非常阴险，不坦率，遮遮掩掩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桂系领袖都是这一类型。徐蚌战场危急时，
汪精卫软弱无能阎锡山狡黠圆滑
胡汉民“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器度”。
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
陈公博“官气十足，私生活不正常，这种人竟攫取了高官厚禄”。
“陈诚有时做事不很公平，他要我代表李芳郴
“阎锡山以及大多数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圆滑。”南方军人又如何呢?张发奎指出，1936年6月初的两广事变是“李宗仁与陈济棠以抗日为幌子从事分裂国家反对中央的活动”。
“陈济棠对粤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东江地区走私钨砂运往香港一案持眼开眼闭态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笔税收流入了余汉谋个人以及其下属的腰包。”在余汉谋倒戈后，陈济棠陈维周弟兄挟公款两千六百万元乘英国军舰蛾号逃到香港。
“‘八·一五’在上海南翔长官部召集军事会议时，自机临空，警报突至。不要以为基督将军(冯玉祥)身材魁梧，练兵有方，但胆子极小，他夺门而出，踉踉跄跄，向外面田塍直奔，一个不留神，滑脚跌进了稻田，弄得浑身上下尽是泥浆，使与会将领张治中、杨虎等都为之忍俊不禁。”“冯玉祥是不可信任的，整天好像在做戏，常常穿着士兵的服装作秀，看上去很古怪。我对北伐军政务局长说这是个野心家，他也同意我的看法。”“有一个在冯手下任参谋的同学告诉我:有一次冯在开封召集会议，原定早上八点开会，冯迟到了半小时，乃宣称自己犯了过错，理应掴掌。于是，他下跪，自己打自己耳光，还左右开弓轮着掴。所有在场官兵不得不跟着下跪，且自我掴掌。”
孙立人恃才傲物杜聿明心高气傲
“恃才做物是孙立人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为美国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国人是不可靠的，孙立人的矜才使气使他得不到
吴稚晖“暗中支持李济深，李的女儿拜
郭沫若“不落俗套，有点浪漫，作风懒散，却很健谈，口才便给”。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擅自实行焦土政策，他必须为长沙大火负全责，我认为应该枪毙的是张治中，而非长沙警备司令酆悌。”
东北行营主任兼行营政委会主任“熊式辉爱摆官僚架子，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是个小有才干的军入，但心高气傲”。
“
八年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
1936年蒋先生任命薛岳为贵州省主席后，龙云与薛结拜成金兰兄弟，“我不喜欢这类东西，这属于封建性质。在军阀时代，这种结拜弟兄具有政治谋略的特性。当军人想利用别人时，他们便以交换红帖子来变成义兄弟，帖上写着‘同生共死’云云。”
“在共军与土匪被赶走后，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军人任省主席政绩良好。有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觉军入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一百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
“我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敌军。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军人通常喜欢夸大战绩，张发奎却截然相反。他说:“老百姓称赞我的炮兵是神炮，虽然击中了出云舰，我们也只能打它个轻伤，打不沉它，因为我们的大炮火力不够。我们一开炮，敌军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实上，出云舰没有遭受伤亡”。“我们的船舰太小，效益不彰，海军陷于崩溃境地，敷设的水雷没什么大用处，因为敌人拥有扫雷舰，汉奸‘水老鼠’扫尽了我们在长江与鄱阳湖布下的水雷。在水底，竖立横跨长江的铁丝栅栏网，是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那可不顶事。”“在淞沪会战，我们的空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几乎是耗尽了。剩下的飞机不敢出外攻击敌军，而敌人的飞机却低飞掠过我军阵地，日以继夜。我们的高射炮没有击落过敌机。有时我们派蛙人去炸敌舰，可是未曾对敌舰造成重大损伤。”张发奎不浪杀人不念旧恶
对于国民党在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他认为“毫无价值，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给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国民党的政训处人员只是监督部队长对
对于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地方基层建立的保甲制度，张发奎认为是“徒有其名，不起作用”，“许多民众痛恨保甲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而是因为人民厕身其中。以前村长是压迫全体村民的唯一恶人，保甲制度却把保甲长添加到压迫下层民众的行列中去了。保长压甲长，甲长压迫百姓，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攫取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像民谚所说:一个香炉一个鬼。”
对于汪伪集团的首脑，张发奎却作了异于常人的评价，他说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攻城之役，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荣获“铁军”之誉。他手下的第四军参谋长谢膺白，在中共的武汉战犯管理所中写了一篇《张发奎传略》，对他的人格、政治立场横加抨击，但也毕竟承认他“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俭朴，不敢浪费”，另一位在第四军当过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也在大陆的“政协文史资料”中撰写《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称“张氏有其他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系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日: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反对英军在香港受降
张发查早年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以伺候孙中山的虔诚来效忠汪精卫，但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张即动员在粤北的党政军要人签署通电，还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氏叛国投敌。虽然张本人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他坚持“民族大义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无疑问地说，余汉谋、白崇禧、薛岳与我不
抗战胜利后，盟军总部原已决定第四战区派大员去香港接受日本驻军投降仪式，但英相丘吉尔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面子，便要求美国人去游说蒋介石，最后蒋同意由英方主持受降典礼。张发奎说:“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不应该屈服于英美的压力。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特别感到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之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团。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都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
抗战胜利后，在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任上，毅然下令逮捕意籍日本间谍、法国领事卫映章的姘妇贝安加，并派兵包围法国驻穗领事馆，强行搜索该犯之来往文件档案，勒令法领事当面签字认错。1945年10月断然派刘绍武师长事部封锁穗澳边境，禁止肉类蔬菜出口，迫使澳葡当局引渡匿澳日本战犯与汉奸且查封其财产。1948年1月批准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散发传单，警告港英当局停楚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否则将发动十万青年对香港实施毁灭性行动。凡此种种都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
于学忠
国军上将于学忠
生平概述
（1890～1964）字孝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山东省烟台市蓬莱(今蓬莱市)市小门家镇于家庄村人。于学忠生于旅顺，少时就读于黄县崇实中学。后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父亲是毅军宋庆部下）。1908年(宣统元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武卫左军（即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历任排长、连长，1914年任热河西林镇守使署中校副官长。1917年调任直系吴佩孚部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1921年秋川鄂战起，川军大举进攻湖北，驻湖北的第18旅参战失利。适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临督战，于学忠往见吴佩孚，面陈战策，被采纳，经过5昼夜激战，大获全胜，得吴佩孚赏识，提任步兵第2团团长，很快升任18混成旅旅长，1925年10月升任14省联军第26师师长，1926年任长江上游警备副司令，1926年冬任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边防总司令等职。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歼，他于1927年6月离开部队返回蓬莱故里。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转投奉系张作霖，历任镇威军第4方面军团第20军军长，后晋升陆军中将。1928年，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员、临绥驻军司令。1930年9月，受命率领东北军第1军随张学良从沈阳出发，入关进驻北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1年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1932年8月改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1933年6月移师天津兼任天津市市长。张下野出国后，他手握重兵常与日军针锋相对。日本侵略军以于学忠为其侵略华北的障碍，多方利诱、威胁，甚至使出暗杀手段，于学忠皆不为所动。1935年4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6月后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1935年11月任甘肃省主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5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冬任西北“剿匪”第2路军总司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支持张学良“兵谏”，拥护团结抗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并积极配合张的一切行动。1937年“七七” 事变后，任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51军、57军在苏鲁交界处与八路军合作抗战。次年，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其前去台湾，于学忠不从，隐居四川乡村。建国后，曾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在河北与日军斗争
1933年蒋介石以将开始抗日为名，把东北军所有的旅，均改编为师。于学忠充当51军军长。该军辖113师、114师、118师3个师，驻扎天津、塘沽、大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继而入侵热河及长城各口，虽遇我军抵抗，但热河终于沦于日军魔掌。而蒋介石仍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塘沽协定》后，蒋介石派黄郛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于学忠兼任委员，5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长。黄郛听从日本的摆布，在“非战区”内划出冀东特别区，以汉奸殷汝耕为该区专员。黄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组织两个警察纵队，驻扎“非战区”内。于学忠在51军中抽调干部，购买枪械，委任张庆余为冀东特警第1纵队长、张砚田为特警第2纵队长(每纵队辖两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1个团的兵力)，到“非战区”驻扎，归殷汝耕指挥。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
于学忠：毛泽东和蒋介石竞相青睐的抗日名将
“万一冲不出去，我就吞金殉国!”
因率领东北军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许多重大的对日战役，战功卓著，这位叫于学忠的将军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历史很无情，任何曾经血肉饱满的人物，都将被其风干成史书上廖廖数语的简介：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1908年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后曾任直系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奉系第20军军长、临绥驻军司令，国民政府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主席、第3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等职。
半个世纪后，在北京某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于学忠的后人于允科为我们重拂如烟的往事——这位当年被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毛泽东等竞相青睐的优秀将领，在逐渐尘封的历史后面，曾有过怎样鲜活的片断？
吴佩孚：“叫于营长去跟我当团长”
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曾在淮军宋庆部下任营副。于学忠从小随父从营，18岁时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毕业后任排、连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毅军将领黎天才率领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了袁世凯，被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于是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
1921年，川军熊克武攻打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命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吴佩孚乘舰到宜昌视察前线，发现只有于学忠的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吴到前线，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使败局转安。吴佩孚当即对赵荣华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
从此，在吴佩孚眼中有胆有识的于学忠迅速被擢升，短短几年便成为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
1926年7月，吴佩孚的14省联军被北伐军击败，吴逃至河南邓县于学忠部，企图带于部入川。于对吴说：“大帅带重兵入川，恐怕会让人觉得喧宾夺主，不如只带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大帅入川后，我亦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遂照办，于学忠也脱下军衣、骑上大马回蓬莱老家了。
不久后，在张作霖力邀下，于学忠率旧部投靠了奉系。后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亦常去吴家看望并有接济。
送吴投张是一次几近完美的转承，于学忠在彰显忠诚与耿直个性的同时，也劲透他的圆润与辩势。
张学良：“他是我的左右手”
于学忠下野前，张作霖曾派来说客，等于回故乡后，张学良又遣其人持着他的亲笔信来到蓬莱，力邀于赴北京洽谈合作问题。
当时，于的旧部已经被冯玉祥改编，原部下马廷福等人却趁调防之机，将3个师的部队拖到安徽蒙城一带，然后派人到蓬莱于学忠家，力请总司令出山。于学忠说：“我们坐船就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于是率部归附了奉系。
细究起来，张作霖与于学忠父亲于文孚仍是故交——曾为“马贼”的张作霖，后被招安至宋庆部下当差，与于父有共事之谊。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作霖说：“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吴佩孚）的忠义，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很好了。”于学忠遂被任为奉系第20军军长，归3、4方面军团长张学良指挥。
对于这样一个“外人”，张学良对于学忠却信任有加。“9"18”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全部交给于学忠指挥。
1936年12月，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道：“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半途而废”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陪蒋上飞机前，张学良再一次把大部分东北军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
此后的于学忠，将知遇之恩置于首位，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为此，他曾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4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却拒绝了这次莫大的荣誉，因为他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
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在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解放后，于学忠曾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恩来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于是通过法院，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
蒋介石：“对人忠诚，是一将才”
对蒋介石，于学忠曾很不给面子。当年吴佩孚兵败入川后，蒋介石马上派人送来委任状，委任他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一把委任状撕碎：“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
但蒋介石对于学忠却颇为欣赏。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对张学良，蒋的评语是“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但对于学忠却颇为欣赏，说他“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这也是蒋介石“灭了”杨城虎、软禁张学良、却对于学忠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
弃主不弃国。戴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国民党帽花”，于学忠却干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丰功伟绩：抵抗日寇的入侵。
1931年，日本发动了“9"18事变”。在鲸吞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把手伸向华北。一些亲日分子趁机煽动地方当局脱离南京政府，汉奸郝鹏等人更是雇用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为巢穴明目张胆地四处滋事。当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对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的软弱非常不满，遂把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与王树常对调。
来到天津的于学忠像一头刺猬——他马上让驻在津郊的113师2个团换上保安队服装，进入市内加强警戒，同时指示在北平南苑的东北炮兵第7旅旅长乔方作好临战准备，“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
一天，日军全副武装擅自在市区阅兵，并直逼省政府大门。于学忠毫不示弱，当即命令东北军精壮士兵10余人，全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横躺在省政府大门外的马路上。日军见来者不善，只得撤了回去。
面对软硬不吃的于学忠，日军行为大有收敛，那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也自然销声匿迹不敢再闹事了。
1938年1月，日寇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率2个师2.5万人死守蚌埠，在临淮关顶住了日寇3个师团共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7千人，日军伤亡达9千人以上。
于学忠后率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率部智取韩庄、硬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在战斗中屡立战功。
1939年2月，于学忠主动向蒋介石请缨，率3个军去敌后方山东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到1943年9月底，鲁南抗战5年军队伤亡惨重，但击毙敌寇在万人以上，伪军不下数千人之多，在鲁南地区牵制了日军4个师团的兵力，分散了敌人正面进攻的兵力。
鸟尽弓藏。抗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撤销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于学忠从此失去军权，只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闲职。
1949年初，蒋介石大势已去，于是数次劝说于学忠跟其去台湾，于不从，隐居到了四川乡下。解放后，周恩来专门派飞机将于学忠一家接到北京。
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朋友”
于学忠令蒋介石很不满意的是“剿共不力”：在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时，他“阳奉阴违”，并为配合张学良“兵谏”发动了“兰州事变”；在任江苏绥署主任和东北军第51军军长时，蒋介石令其武力解决东北军中有大批共产党员的第110师时，于学忠表示：“共产党与我无怨，我与日寇之仇不共戴天!”；而在山东期间，于学忠抱着“只抗日，不打内战”的宗旨，对八路军的势力扩张“睁只眼闭只眼”，两军相容为安……
当时，于学忠有一个叫郭维城的机要秘书（后任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曾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拿给于学忠。从那时起，他就在心底认定：“共产党能拿天下”。
毛泽东对于学忠也颇为欣赏，抗日战争时曾两次亲笔写信给于学忠，希望他带部队投奔共产党，并许诺给予朱德一样的待遇，但于学忠婉言拒绝了。
尽管这样，毛泽东对于学忠仍优待有加，赞扬他“热诚爱国”，是“共产党的朋友”，也是自己“个人的朋友”。于学忠母亲逝世时，周恩来亲自上门吊唁。
解放后，于学忠过着悠闲生活，他喜欢养花、看摔跤、写字，尤喜欧体。于学忠的生活一直极端朴素——他不
每天早晨起床，他喜欢把11个孩子从大到小象士兵一样站成一排，然后挨个训话——谁做了好事就表扬，谁做了错事大家都跟着“陪绑”。
在儿子于允科眼里，父亲是一个讲信用、爱帮助人的人。1958年大跃进时，居委会要办一个幼儿园，于是于学忠把自己前院10几间房无偿提供出来，办了好几年幼儿园。于学忠还在山东出资办了一所立泽小学，抗美援朝时也曾积极捐过钱物。
于学忠逝世于文革前夕。1966年文革开始。当年8月26日，北京市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了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夹9号的于家——一个有26间半房子的大院子，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抄走了，并且要把于家哄回山东老家。于允科等人很不理解，于是就给周总理办公室写了一封救援信。没过两天，周总理派了人来，给每个家属20元临时生活费。于家受到了庇护。
于允科明白，一切终将归于平淡。但在市场经济年代遭遇到的一次尴尬，却让他不能释怀：作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于学忠的骨灰搁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东室308号。但不久前，管理处竟开始向他催要骨灰寄存费，一年要4千元。“哪有这样的道理？”于允科选择了拒交。
爱国、抗日、为主国共合作的东北军一代名将——于学忠
他忠诚爱国，亲临台儿庄阻击战、淮河战役、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他直接对抗蒋介石，身居国民党一级上将的高位而淡泊名利；他对张学良重情重义，竭尽忠诚；他与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等许多共产党人在战争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希望淡出历史，但他的功绩却将永载史册……
于学忠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张学良对他一直十分赏识，多次委以重任，生前常说：“我最主要的两个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90寿辰时，张学良还不胜感慨地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21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通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毕业，从此开始军旅生涯。先为吴佩孚部下，深受吴的赏识，由营长而逐级提升为军长。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垮后下野，他坚持与之共进退，离开军队返回蓬莱故里务农。1927年，于学忠应邀投奔东北军，先后担任第二十军军长、临绥驻军司令、平津卫戍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等职。他在张学良统率下，与张一起反对内战，平息内乱，拥护统一，成为张学良的挚友。在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后，于学忠率领东北军转战南北，力主国共合作，坚决抗日，大义凛然地对抗蒋介石卖国投降和迫害共产党的行径，亲自营救出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
爱国抗日 力主国共合作
1932年8月，于学忠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热河失守，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张学良将东北军交于学忠统率，命他顶住日寇进攻，保住华北地盘。于学忠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实力派和对日斗争的强硬派，在蒋介石醉心“剿共”、严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时，他释放了多位因从事爱国活动而被捕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陈少敏、秦川等70余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因于学忠坚决抗日，遭日、蒋之嫉，最终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撤销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按日寇要求，曾一再逼于学忠辞职，都遭到于的严词拒绝。后蒋介石干脆强行免去其河北省主席的职务，令其率部西调陕甘。
逼走了于学忠，大批东北入关人士失去庇护，并且造成了日寇蚕食华北的势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声援于学忠的正义爱国行动，痛斥蒋顽等 颜事仇的无耻行径。毛泽东对于学忠坚决与日寇作斗争的精神深表敬重，赞扬他“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
于学忠西调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边区“剿匪”总司令。但他消极对抗，拒绝“剿共”，没有和红军打过仗，陕甘边区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武装因此得以发展壮大。在爱国学生于西安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之际，为保护青年免受伤害，张学良在力谏蒋介石平息内战联合抗日无效之后，与杨虎城等爱国将领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于学忠积极参与，并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夜间亲自指挥发动了“兰州事变”，命令兰州驻军解除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二团和绥靖公署朱绍良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的武装，对重要人员限制自由，有力地支援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在送蒋回南京时，又将东北军的兵权交给了于学忠。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后，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军事联盟，于学忠、杨虎城与周恩来一起主持西北大局，最终达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扭转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历史逆流。这是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于学忠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当时，于学忠还收到了毛主席派彭雨峰(即彭雪枫)面交他的亲笔信，信的原文如下：
于主席勋鉴：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并派
毛泽东
这期间，于学忠设法释放了集中营里的所谓“政治犯”和红军西路军约200名俘虏(包括女红军)。他顶住了甘肃绥署索要这批红军向蒋介石请功的压力，以奉命解往西安总部为由加以拒绝，不久便把他们释放了，并给每人发了一些银元备用。他的夫人和大女儿于允文还亲自上阵，为伤员包扎治疗。
抗战爆发后，于学忠被派驻青岛，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扣押了“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刘澜波、韩立如三人，于学忠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韩复榘，力促韩释放了这三人。
张学良送蒋走时，曾郑重向东北军的将领交代:“关于东北军的事，听命于孝侯”，并写下手令，将东北军交于学忠统率；此后，张学良又写信“要求大家必须对兄（学忠）如对弟（学良）一样”，“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于学忠除与杨虎城等屡次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外，还独自发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的真电，提出“不畏死、不移防、不拒绝和平、不屈服压迫”，与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他又协助周恩来力挽狂澜，为实现张、杨兵谏初衷和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出了不懈努力。此后，于学忠曾四次亲赴南京，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提出只要放张学良，他本人宁愿被解除兵权，削职为民，归园田居，永不出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学忠率部东调，先后任江苏绥署主任，第三、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在蒋介石令其武力清洗东北军第一一零师中的大批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时，于学忠坚决顶住压力，拒不执行蒋介石下达的立即处决的密令，并接受中共地下党员解方等人的建议，将共产党员分散到各个军中，保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其中包括当时任中校、上校级军官的解方、万毅、郭维城等人。他们在解放后均担当重任，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奋战淮河边 浴血台儿庄
在抗日战火熊熊燃烧的残酷岁月，于学忠率领的东北军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的对日战役：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战事之壮烈、中华儿女之顽强，令晚年的于学忠每每谈及往事，仍常常感慨动容。其时，身为副总指挥的他在枪林弹雨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是参战官兵的精神支柱。
于学忠：从宜昌走向全国的爱国将军
“于学忠”这个名字，听起来也许还陌生，在历史上他可不是可以忽略不谈的人物。迄今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以及民国史一类的词典，都有“于学忠”专门条目。早年，中共领袖毛泽东亲笔修书同他修好；他两次受张学良将军托付执掌东北军的统帅权；西安事变后，他与周恩来、杨虎城被拥戴为代表三方的“三巨头”之一；蒋介石逃跑时欲挟持他同坐一架飞机走，被他识破巧妙躲藏迎来解放。他就是在宜昌发迹的小小副官连升三级成将军、最后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一颗将星。
于学忠生于兵营长于兵营。清末光绪年间，山东蓬莱人于文孚从军后，在封号为“毅军”的清军任管带、帮统。家眷随军后，光绪十五年（1890年）于妻在旅顺生子取名学忠。于学忠刚懂事就目睹了父辈在抵御外侮的作战中的苦难，体会长辈们浴血疆场、马革裹尸的悲壮境遇。
他18岁考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武卫左军即原来的毅军，新任统帅姜桂题，于父的同事赵荣华、米振标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张作霖等，影响于学忠的未来。
于学忠毕业后在热河任排长继升连长，林西镇守使米振标视为亲信，1914年提拔为镇守使署中校副官长。不久，毅军出身的赵荣华奉命组建第十八混成旅并升任旅长，为缺乏营、团长人才发愁，蓦然间想到远在塞外的于学忠。于父曾是赵的上司，赵信得过学忠的人品和才干，就向热河发电商调，被回电婉拒。赵不甘心，转而向曾任毅军统帅的热河都统姜桂题去电求助。姜接电后心生感动，向北京总统府陆军部代呈赵电。陆军部为这位军界泰斗出面斡旋所感动，不久，于学忠奉调襄阳任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营长。
赵旅参加了1920年的直皖战争，是年赵荣华兼任施宜镇守使，于学忠的炮兵营与旅部、镇守使署驻宜昌城。由于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吞蚀军费导致层层克扣粮饷，激起境内士兵闹饷哗变。是年11月29日和翌年6月4日，宜昌惊爆两场惨烈的兵变，抢劫烧杀无恶不作。于学忠严格管束所部，炮兵营军纪严明,没有一兵一卒溜出营房闹事，军内外公认于学忠治军有方。
1921年夏，王占元被驱出湖北，吴佩孚掌握湖北大权，川军、鄂西军于8月向宜昌挺进，
赵问于有何退兵良策，于学忠侃侃而谈：“川军人多势众，士气正旺，连战皆捷，但他们分属刘湘、熊克武两大派系，难以统一号令。这次长途作战，弹药给养难以为继，且士卒疲劳，我军以逸待劳，坚守待援，方可保住宜昌城。”他还痛斥某些人弃城突围的短见，剖析利害关系，他说，若仓皇突围出逃，不仅城池断送，且突围后被分割、歼击，有招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听罢于学忠一席话，赵荣华豁然开朗，当即召开团长以上人员会议，破例让于出席并讲坚守要诀，与会者一致鼓起信心。
吴佩孚施以“和谈”的缓兵之计，旋即举行谈判，暂缓交火。
危急关头 战场建奇功
川军、鄂西军经整休、补给后，复于
拂晓后舰上的军事会议上，吴佩孚点名卢金山谈退敌之策，可卢啰嗦不出要领，吴不满意地打断他的话道：“不是有个营长叫于学忠吗，让他来谈好了！”于赶到时已散会，大帅正伏案挥毫写字，于报告、敬礼，吴头也不抬开腔问如何退敌。于学忠言简意赅，很有见地。吴将手中毛笔一扔，满意地夸奖道：“汝乃将才也！”于遵命当场绘了幅战地态势与退敌简图，吴传令下去，照此图写作战方案。
城西北险峻的珠宝山久攻不下，于学忠奉命迂回敌军后方，致敌腹背受敌，战局骤生变化。北军很快收复宜昌及归、兴、巴各县。
吴佩孚班师回洛阳，在开会时问道：“诸位说说，这次两湖之役最大收获是什么？”话音刚落，有的说：“玉帅（吴字子玉）亲征，鄂省收复，乃最大收获！”有的说：“此战全国统一有望，乃莫大收获！”吴闻之不以为然，哈哈一笑曰：“这些不足称道，此次发现营长于学忠乃一将才，堪大用。”满座惊谔不已。帅府幕僚奉大帅令给宜昌赵荣华旅长发电：拟调于学忠到第三师任团长。赵读电文后心领神会，当即回电拟委任于为本旅的团长。吴觉目的已达到，一笑置之。
1922年，吴佩孚欲实现“武力统一”梦再开战端，不料其内应杨森被逐出四川，得到驻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的接纳。翌年2月，驻宜将领王汝勤、赵荣华、卢金山率各自部队赴川作战，攻克万县、梁山、垫江、重庆。9月，前锋进抵成都外围的龙泉驿，即将大功告成拿下成都时，却因身为副总司令的赵荣华指挥失当，致使重庆于
1924年10月北京政局波动，吴氏下野避居本省黄州，于有感于大帅的知遇之恩，携厚礼前往探望。1925年10月吴佩孚东山再起，在汉口被袍泽故旧拥戴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通电就职后吴起用许多老班底委以重任，于学忠升任第二十六师师长。他以自己的混成旅为基础扩军重建，师部先设在施南，后移驻宜昌。
路漫漫兮 长夜苦挣扎
1926年夏北伐军向鄂西、宜昌进攻，时任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二十六师师长的于学忠，以服从为天职，挥师出击荆沙战场，交战双方互有胜负。无奈北洋军大势已去，国民革命军的主力于12月中旬兵临宜昌城下，北洋军已回天乏术，于学忠不愿像卢金山那样交出兵权受制于人，于
1927年5月，吴佩孚来投暂避，部下怕祸及部队生存欲送吴出境，于斥责对玉帅落井下石。吴只好投靠四川的杨森，于萌生回老家归隐之意。奉系首领张作霖派人联络，因于去意已坚，只好一路陪他回山东蓬莱。不久，部队因群龙无首无人驾驭派代表请他出山。于欲率部投靠奉系，恰好张学良的代表已到，他亲笔信邀于去北京面商大计。于安顿好部队后赴京，张作霖在大帅府接见于学忠一见如故说道：“我与令尊是少年时朋友，我们同在宋庆宋老帅的毅军共事五年，本是世交，不重用你重用谁呢？”于感激涕零,随后被任命为第二十军军长。张学良执掌父业后，他被委以临绥驻军司令、总部参议官等要职。
险遭暗算 爱国谱新篇
于学忠虽然置身军阀营垒，但爱国之志不减。1930年任河北省主席时，拒不向日本人屈服，惹恼日本人，竟在他身边人中收买奸细和刺客，三次实施暗杀而被挫败。他的正直博得张学良的信任，张1933年被迫下野出国考察时，将26万东北军中的17万人交于学忠全权指挥。亲日派怀恨在心，他于1935年被挤出华北，所部随他调往西北内战战场。是年虽晋升为陆军上将，但对被迫卷入内战颇感郁闷。恰在此时，共产党向他示好，中共领袖毛泽东于1936年9月亲笔写信给时任甘肃省主席的于学忠，彭雪枫携信造访。信的全文是：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过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有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
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是年12月11日晚，于学忠参与了西安高层决策，次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时，在机场的飞机旁写下手谕，委托于学忠全权指挥东北军，手谕原文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即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学良被软禁后，于学忠与周恩来、杨虎城成为处理善后的三巨头，张学良再次寄语“东北军一切托付与兄”。可是不久部队分散，抗战爆发后，他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和山东省主席。他率领的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与八路军交错驻防并携手抗日惹恼蒋介石，终于剥夺他的兵权，于1944年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他虽顶着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的头衔，却不愿成为国民党统治行将灭亡的殉葬品，最后关头留下来。
他到北京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病逝。于学忠终究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跟上时代的爱国将军，成全他的就是“宜昌”这座舞台。
计中计---于学忠抗蒋保万毅
少帅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间谍郭维城少将
在“西安事变”中，大家对事件中各类历史人物的精彩表演十分熟悉，但是，在当时东北军中有一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人物，在事件的前前后后他发挥了常人不能发挥的作用，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种情报，为中共中央妥善处置“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为促进国共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阵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安事变”结束后，他随于学忠将军率军进入山东敌后，继续在隐蔽战线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郭维城还是东北大学的一名学生,他经历了东北沦陷的亡国奴生活。1932年2月他流亡到北平后，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他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中共党员陈伯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4月，又由陈伯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他在复旦大学完成学业后，就来到少帅张学良身边，给少帅翻译英文报纸，并兼做讲演记录文员，负责发布有关张学良将军从事各种活动的新闻。1935年秋天，郭维城随张学良将军来到西安后，又担任兼管将军函电的机要秘书。
“西安事变”前，在少帅张学良将军的安排下，郭维城到总部办公厅任职，组织张的机要秘书吴家兴等人创办了《平凡》杂志。‘西安事变”时，他奉少帅之命，接收了国民党的〈〈西京日报》，并将其更名为〈〈解放日报》即日出版。当时，郭维城还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解放日报〉〉社、西安广播电台，负责宣传舆论工作，进行反法西斯和联合抗日宣传。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接近各界进步人士，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在西安时，他始终同中共东北军工委的领导同志保持单线联系。在工作中，他注意到办公厅文书科的程雪松(又名程道平，中共地下党员)为人正派,思想进步，积极参与少帅主办的《平凡》杂志，大胆进行抗日宣传。后来他了解到，程雪松是从东北军111师调来的。在与程雪松的交往中，他对111师常师长的为人治军及追求进步的思想倾向有了深入的了解，在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和常恩多师长相识，并经常走动来往，逐渐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
常恩多将军，字获三，是满族人，189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三台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常将军出生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进攻田庄台、占领营口，大肆屠杀无辜百姓，残酷蹂蔺他家乡的时候。他六岁丧父，九岁丧母。年幼的常恩多，过着孤苦漂零的贫苦生活。后来，他被本家族叔收养，才得以入学读书。1914年，常恩多考入海城师范学校，半工半读。毕业后，他到小学里教书。因收入微薄，难以糊口，只好弃笔从军，当了一名学兵。后来，他考入了黑龙江军官养成所，又到东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西安事变”前夕，被少帅张学良将军提升为东北军57军111师师长。
常恩多将军治军严格，训练有素，为人诚实坦率，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嫉恶如仇。他在贪污腐化成风的旧军官中，从不随风入俗，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军人的形象。他身着布衣生活简朴，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他从不吃空饷，从不取不义之财；也不嫖不赌，不抽大烟。他的妻子是一位比他大五岁的乡村妇女，他从不嫌弃，相敬如宾，感情真挚。他对少帅张学良将军十分崇敬和忠诚。“西安事变”后少帅被囚，他多方了解少帅的情况，盼望他恢复自由重率旧部。他正气凛然，思想进步，痛恨蒋介石，看不起旧军队，他多次要求参加红军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常恩多的人品和军事才能，在东北军中是很少有的，张学良将军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郭维城与常恩多将军相识后，无论是在“西安事变”时，还是东北军东调后，他总是与常保持密切联系。1938年，鲁苏战区总部驻沂水七区时，郭维城任总部秘书室主任，后改任政务处长，仍负责秘书室工作，这为郭维城掌握国民党军上层的政治军事动向，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0年，由常恩多将军发起的“九二二”锄奸运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东北军发动反共内战的企图，沉重打击了日军反共诱降的阴谋，这令蒋介石十分恼火，几次来电催办事件当事人。为弄清情况，顶住蒋介石的压力，
郭维城和高仁绂、张佩文一行，于9月底来到111师驻地,调查“九二二”锄奸情况。
经数日调查，郭维城和高仁绂、张佩文认为，57军军长缪澄流通敌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他们决定顶住蒋介石的压力，将案犯朴炳珊、宋迪玺、董汉卿、徐春圃等人带到总部关押。于学忠一直是要保常恩多的，他了解了“九二二”锄奸的真实情况后，就更加坚定了决心。但是战区总部政治部主任周复却抓住不放，想置常恩多将军于死地。
周复，字旭人，是江西临川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兼总政治部〈〈三民周报〉〉编辑，黄埔同学会宣传科长。1931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后转明治大学读法科。1932年回国，与滕杰、康泽等一起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在其官邸集会十多次。以蒋介石为社长的蓝衣社成立，周复任蓝衣社检查会常务检查，负责该社中央干事会工作，是国民党老牌特务和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之一，时为中将军衔。蒋介石派他到鲁苏战区，就是让他监视于学忠和东北军，因此，他在鲁苏战区一直以蒋介石亲信和钦差大臣自居。战区内外大小事宜，他都要出来指手划脚。为此，于学忠将军多次和他争吵，二人关系很僵。 ‘九二二”锄奸运动发生后，周复非常紧张，深恐战区的其他部队群起而效仿；他一方面组织国特封锁锄奸运动消息，一方面让国民党顽固派出面施压,以扑灭在东北军内兴起的爱国热潮.
在蒋的授意下，军委会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于1940年10月下令撤消了57军番号，两师归战区直接指挥。锄奸有罪，投降有理，这就是当时“九二二”锄奸运动的最终结果。也是继1937年11月淞沪战役撤销东北军67军番号后，又一次撤销东北军军一级番号；这是公开审判张学良将军“爱国有罪”后，又一次强加给东北军爱国将领的“莫须有”罪名。更有甚者，111师331旅长孙焕彩与国特勾结，竟于
少将旅长方毅被拘押后，对蒋介石纵恶为叛的行径，令一心报国的常恩多将军十分气愤，尽管他当时和其他两位将军都相互不知是共产党的红色将军，单从爱国和人品来看，他们也都感到是志同道和战友和兄弟。抛开政党之见，在抗日救国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蒋竟如此昏庸，这令常恩多将军心火交加忧郁不已，不久患病卧床不起。反共坚决的顽固派111师副师长孙焕彩、师参谋长陶景奎、333旅旅长刘晋武等人，唯大特务周复马首是瞻，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驱逐迫害师内进步抗日爱国青年和中共地下党员，111师形势大变。随总部转进至甲子山区李家彩村的郭维城，距111师师部驻地很近，这方便了他与常恩多将军的联系。这期间，郭维城少将和常师长密谈了很多关于东北军何以能生存，出路和前途在哪里等问题。二人一致认为:只有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才能摆脱抗日束缚，真正发挥这支部队的战斗作。常恩多将军向常恩多将军表示，部队内部要进行整顿，有些干部要进行调整，先做些必要准备后才可举事。他的决心是:“我宁可把它(指111师)砸碎，也不能把它交给国民党和蒋介石！”他打算在秋天或明年春天行动，首先把沈鸿烈的兵工厂搞过来，再拿下造币厂、弹药库和保安队等据点，并要求在起义时一定要把万毅找回来。
1942年3月，鲁苏战区总部机要科接到以张治忠名义发来的紧急密电。电文是：
“ 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处决，具报。”
战区总部机要科一直由郭维城少将分管。对这份重要电报的利害关系，郭维城自然不能让大特务周复的人发现，他直接呈报战区司令于学忠阅。于学忠看后紧皱双眉，思虑焦灼，烦躁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突然问郭维城：“你去调查‘九二二’事件，万毅并无通敌之节，怎么又要处决呢?” 郭维城回答：“万毅确无通敌之嫌，倒是有功之臣。” 于学忠清楚地知道，万毅是位抗日有功的青年将领，在东北军颇有影响，怎能假以通敌罪名，以“莫须有”治罪呢?就是要杀，也应采取公开审讯的办法，秘密处决难以服人。郭维城借机进言道：“万毅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杀了他于抗战不利。将来张学良副司令出来，于总司令也难以向他交待，奉劝总司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万毅杀掉！”
于学忠将军本人刚毅木讷性格内向，从不显山露水，但考虑问题很细。郭维城从他的一惯表现看出，他力保万毅等人的态度非常坚定。但面对蒋介石的严令，也确实令他进退维谷，只是沉默不语。郭维城看了继续说道：“蒋委员长要杀万毅，明知其为公理正义所不容，所以才令秘密枪决。”这时于学忠仍不说话。
于是，郭维城又对于学忠说：“现在我们驻在111师防区，杀万毅不问问常师长，后果不好。常师长在病床上曾含泪对我说，扣万毅他根本不知道，如今要杀万毅，还是听听他的意见为好。”于学忠沉思了一会，对郭维城说：“好，让王静轩(战区总部参谋长，号仁山，山东即墨人)去见常师长。”
郭维城从于学忠屋里出来后，并没有先通知王静轩参谋长，而是先匆忙给常恩多师长简单写了两句话的便条，大意是：“上峰要处决万毅，我难以顶住，请您死保！”并当即令警卫员刘鸿宾火速骑马送到纸坊111师师部交给常师长。当王静轩来到常恩多床前，还没把杀方毅的话说完，常师长便火冒三丈，气愤地说道：“这不是处置万毅，这是处置杀敌锄奸的每一个有功的人！”王静轩一看常恩多怒火喷发，立刻笑着打圆场：“常师长，请息怒。”常恩多恨恨地说：“万毅是我的部下，没有罪！如果总司令一定要这样办，那就先解散111师，再杀我常恩多。”还说：“先杀了我常恩多，我才能对得起这一万多人的部下。”王静轩见常恩多态度坚定，怒火未息，随即返回总部向于学忠报告。等于学忠听完王参座的汇报后，郭维城对于说：“张副司令喜欢万毅作战勇敢，常师长的秉性总司令是知道的，现在敌后又极缺这样的人才，你保下万毅岂不是两全其美?万毅也会感激总司令！”此时于学忠已下定了决心，说:“给委员长回电，不能执行。”郭维城当即草拟了于学忠将军给蒋介石的复电，电文是：
“电悉。万毅在抗战期间作战勇敢，杀敌锄奸，屡建功勋，并无通敌之嫌，所令碍难执行。”
7月中旬，蒋介石又严令电催：
“万毅通敌叛国，确有实据，着即秘密处决,否则以违令治罪。”
就在万毅被钦定要杀的情况下，大特务周复从重庆火速赶来。刚到战区总部，他就傲慢地对于学忠说；“张学良罪在党国，万毅是张学良的亲信，不仅锄奸不对，‘西安事变’也有罪。”于学忠说：“什么东北军、西北军，我们是国军！”周复又开腔逼问：“你为什么违抗委员长命令，不处决万毅呢?”于学忠看周复骄横无理，便直率地说:“我一生没有秘密处决过一人，万毅杀敌锄奸有功无罪。如果有罪，也应当军法会审，明正典刑，为什么要秘密处决呢?"周复瞪起眼睛恶狠狠地说:“他是共产党！” 于学忠当仁不让，针锋相对:“他是我的旅长!"周复强词夺理：“万毅是旅长，是国民党员(1940年蒋介石搞军队党化时强迫集体加入，“八二”起义后中共山东分局予以否定)，党内可以秘密处决！”与学忠寸步不让，严词反击：“我不能明欺宪典，暗弃国法!”周复又以蒋介石来压于学忠将军：“你不执行委座的命令，即不忠于总裁，又不忠于党国！”于学忠气得浑身发抖，把茶杯猛地往桌上一摔，倏地站起来，扬起胳膊指着周复大声吼骂:“你给我滚出去!耍秘密处决，就先处决我好了!”看到于学忠发怒，周复无趣地遛走了。
围绕会不会处决万毅一事，郭维城少将多次和常恩多密谈，常恩多表示“必须使万毅旅长活着，他活着对我们整个事业有利”他还私下对郭维城少将说：“他们如果真要处决万毅，我就派入把方毅抢回来！”
由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坚持反对秘密处决方毅，重庆方面的蒋介石只好复电同意将方毅交军法会审，方毅才暂时得以保下命来。
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剧团正在鲁苏战区驻地演出，郭维城再次和常恩多会面，两人分析了东北军的处境后，郭维城提醒说：“我们对蒋介石不能再抱什么幻想。应带领部队去投八路军了！”常恩多略一思索说道：“这样我得请示，不能自由行动。”听他这样一说，郭维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常恩多的真实身份。常恩多也问郭维城少将：“老弟，你的进步思想是从何而来？”到此地步，郭维城少将也将自己的真实身份相告，两个共同战斗在东北军内的红色国军将领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商谈结果是，只要有机会，111师就坚决行动。 一天下午，郭维城少将陪于学忠前往常师长处探望。进屋略事寒喧，常恩多便探问张学良副司令的消息。病床上的常恩多话还没有说完热泪便流下来，他坚决地说；“我们一定为张汉公的团结抗战主张而奋斗啊!”于学忠将军安慰他：“我们永远是一致的，你安心养病。”此后，郭维城少将经常以于学忠将军的名义前去探望常师长，已知身份的二人每次都谈一两个小时。他俩的谈话内容涉及面很广，除了病情，大多是东北军以往过失的检讨和今后111师前途命运的讨论。
遗嘱 ：
一、欲求民族解放，除打侵略者外，尚需铲除国内封建余毒。此毒之组织系利用财阀，构成军阀，专为自私的，它是不能谋民族独立、民权自主、民生幸福的。要认清楚是必消灭它，抗战胜利全在乎此。
二、希“九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到底。
三、余病已呈不治，实不愿徒做消耗者。
常恩多留字 七。七
写完，常恩多将遗嘱交给他的随从副官刘唱凯，对刘说：“我死之后，可把遗嘱交给万毅，万毅倘若不能回来，就交给郭维城，向全体官兵公布。”
在这期间，我党111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和中共地下党员刘祖荫已经看出常师长病情严重，危在旦夕。同时，也很清楚地看到111师内的顽固派分子刘晋武、陶景奎、孙焕彩等人，都想乘机抢班夺权的丑恶行径。常恩多将军一旦病逝，就会大权旁落，必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两次找到郭维城少将提出，一是要想办法营救万毅；二是协助常师长掌握部队，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尽快采取措施。二人向郭表示一定尽全力配合支持郭维城少将的工作（二人不知郭的身份，但知道郭是进步分子）。
常恩多将军听了微微点头，打手势让刘唱凯拿来纸和笔，斜躺在病床上，以颤抖的手全力写下最后的三十五个字：
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
本师官兵须知。
常恩多 八。三
常恩多写完后，把手令交给郭维城，并把自己使用多年的黄色派克钢笔递给他，用微弱的声音深情地说：“我再也用不着它了，送给你做个纪念吧！”郭维城少将郑重地接过手令，珍重地接过战友的钢笔，心里异常激动，一句话说不出来，他含着眼泪告辞常师长，于晚饭前返回总部。常恩多将军是111师的灵魂和核心，他的手令一纸千金，关系到全师能否走向光明和彻底革命的大问题。郭维城回去后悄悄把手令叠好，塞到自己院内厕所的砖缝里。
要组织好一个师起义是件大事，不仅有重大的政治责任，而且还有巨大大的军事风险。郭维城一直在东北军总部工作，与111师并无历史渊源，要成功组织该部起义困难很大。为此，他考虑了许多。他感到虽然与常师长早就相识，还是相知很深的挚友，但在该师并无牢固根基。过去，常师长向他介绍过的一些进步军官，多数未见过面,而见过面的也没能深谈，更不可能涉及到起义问题。而常恩多将军在这个师，可谓一言九鼎，一呼百应，有很大的号召力，他健在的话没多大问题，一旦他不在人世，仅凭一张手令能有多大效力？他能否完成常师长的遗愿，这在当时是很难推断的。思滤再三，郭维城还是决定去找被关押的333旅少将旅长万毅商量。
郭维城将军知道万毅旅长在东北军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他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能把他解救出来，这对111师官兵起义的成功和实现常师长的革命愿望如否，将有很大的保障作用。为避免周复手下特务们的怀疑和跟踪，郭维城在晚饭后领着妻子前去看机要科科长的家眷，途经关押万毅的张家石旺总部特务营一营营部时，恰好，负责看押万毅的该营营长不在营里，只有一个哨兵在那里。因哨兵既看万毅又兼营部警卫，他离关押万毅的房子还有一段距离。警卫营的人也都认识郭维城将军，他来看万毅，谁也不敢阻拦。他和万毅打过招呼后,就悄悄对他说明天这个时候会派骑兵来接他，到时不要误会。万毅说:“部队锄奸还可以，用不好要出问题。”这时已不允许动摇和后退，郭维城将军对万毅说：“实现张汉公的主张，为了完成常师长的重托，我甘愿肝脑涂地，牺牲一切！” 其实万毅将军早有越狱打算，只是他不知道郭维城将军的真实身份。等郭维城将军走后，他思量再三，认为起义和派骑兵接虽好；但能否成功难说，还是走为上策！这两天他正闹腹泻，夜里反复上厕所，把哨兵搞得看管也松了，他借去厕所之机，乘岗哨不备翻墙而去。天亮后，哨兵发现万毅不见了，大惊失色。周复得报后暴跳如雷，如何向蒋交代？他逼于学忠亲自审问郭维城，对此，于学忠感到很为难。
于学忠把郭维城喊来问他：“听说昨天晚上你去监狱看万毅了?” 郭维城已知万毅逃走，但具体原因并不清楚，他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去看过万毅！”“你都说了些什么?”郭维城回答说：“没说什么，只说常师长病重，是不是他觉得没人保他就跑了？”于学忠略一沉思说:“这话不该说！”“这话可能不该说，我当时考虑万和常师长相处那么久，他病成这个样子不能不对他吭一声。”郭维城辩解道。于学忠皱眉看他：“有人说在你走后他就跑了。”郭维城说：“晚饭后我领着老婆去看机要科王科长家眷，见万毅在门口站着，只说了几句话。如果我让他跑，派个人悄悄告诉他还不行？还用自己送信背黑锅！”这时于学忠所处地位很难，他要派骑兵追万毅，以便给蒋一个交代。郭维城低声说：“总司令不要急，上面怪罪下来，无非是失职。就是把他追回来，还是要经你手杀掉，最后沾得一手血。”于学忠听了大喜；“对，跑就跑了吧，跑了也好，算我失职，不用追了。”他嘱咐郭维城说；‘你回去吧，这事你不要管了。”
郭维城回到办公室思忖：于学忠虽然被应付过去，但老奸巨猾的周复岂能善罢甘休，他们肯定要揪住不放，甚至可能随时扣押他，起义随时都可能被破坏。从总部出来，他没敢回家，只带了支枪便直奔纸坊111师去找常恩多将军。刚进纸坊，他迎面遇到常师长的副官刘唱凯，二人进屋见了常师长，便将万毅越狱后总部发生的情况对他说一遍。常师长听爱将已脱险境大喜道：“干吧，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郭维城是为起义而来，常师长的话正合他意，连忙说：“好，趁早行动!”
常恩多将军对刘副官说道：“事情就这么定了，一切都听郭处长的，这叫起义，也叫革命! 这是我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最后一招，也是我一生最后一次革命！”他指着刘唱凯身上佩带的左轮枪说：“干不好我决不当叛徒的俘虏，你就用六轮手枪把我打死!你若不忍心，就把枪交给我自己打!”刘唱凯对常师长表示:“请您放心吧，干不好我就和您死在一块儿!”正在常恩多将军部署起义的时候，中共曹成镒带着抗敌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曹建华 (中共党员，原在111师工委) 的意见赶回111.师。曹成镒来的目的是营救万毅，他见万毅越狱脱险，便决定留下参加组织起义。随后，刘唱凯以师长名义要通了各旅、团的电话，分别对团长以上军官们说:“师长今天精神好转，下午五点钟召集大家训话，有事向大家交待。”副师长刘学颜恰巧从后方来师部汇报，他在纸坊的住处没有电话，刘副官派通信员去通知他开会。自常师长病重，陶景奎、刘宗颜、刘晋武都对师长的宝座很垂涎。他们听说要开会，便穿戴整齐地来到常的住所。刚进门，只听一声“站住!”只见四名手枪兵一跃而出，枪口对着众军官。正做升官梦的陶景奎、刘宗颜等人吓得面如土色，没想到会这样被生擒，刘宗颜刚想抵抗，刘副官用六轮手枪指着他厉声说：“今天不比平常，是师长安排后事，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师长命令一律把武器交出来！”听到刘副官这样说后他们才放下心来，把武器都交了出来。随后，这三个反动顽固分子被带到手枪排看押起来。接着郭维城把认为可靠的661团团长孙维嵩、662团团长孙立基、665团团长张绍骞和666团团长关靖寰等四人领进常师长的随从室，张野光等收缴了随从护兵的武器。刘唱凯副官向郭维城建议：“孙立基团长是师长的老部下，思想很进步，抗战坚决。您向师长提出，把孙立基团长留下帮你指挥整个部队。”郭维城听了认为有道理，便到常师长屋内，向常师长提议留孙立基协助指挥起义。随后刘唱凯把四位团长请到常师长床前。常师长对四位团长说：“我们东北军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养大的，武器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花钱买的，从今以后不能再打战了。如果你们谁要想当汉奸、想当卖国贼，就找蒋介石、汪精卫去，跟他们走，受中华民族万代子孙的唾骂!如果你们还没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还没有忘掉受苦受难的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还想打回东北老家去拯救亲人的话，你们就去找共产党、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联合八路军抗战！一万多人，一万多条枪，怕谁?有骨头的小子就这么干吧！以后，一切行动听郭处长的！”他对老部下孙立基团长说：“仰田(孙立基号)，你们团住得近，你留下协助郭处长指挥部队。孙维嵩团长、张绍骞团长、关靖寰团长，你们三个回去好好把部队掌握起来，要向弟兄们讲清楚，把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他们抓起来是我的命令，我不能容忍他们干骨肉相残的坏事，不能再容忍它们把我们的弟兄往火坑里送!告诉弟兄们，抗战总有一天会胜利。到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就会颂扬真正抗战的功臣，惩治那些出卖祖国、出卖民族的败类!我恐怕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坚信光明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你们说是不是?”团长们热泪盈眶地回答：“是！”
当天晚上23时，郭维城和孙团长迅速向各团下达了战斗命令。战斗打响后。661团2营在营长的指挥下，将李延修部和厉保元部的地主武装全部缴械。662团3营在韩希孟的率领下。666团1、3营在中校团副彭景文的率领下，分别从东、西两侧迅速包围了鲁苏战区总部驻地张家石旺和一溜彩。
有关111师起义后的名义，常师长和郭维城议定先用“东北挺进军”的旗号，并托刘祖荫本着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的基本精神，起草起义通电和宣言，委派张苏丁等人把干三队的男女学员组成宣传队，到周边群众中广泛宣传，大造起义声势。并分头派人与中共山东分局、抗大一分校及山东纵队第二旅取得联络，迅速打听到万毅的下落请他火速同师部。
常恩多将军的对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考滤问题细致， 对起义诸方面问题也很清醒和冷静。在起义的第二天他吩咐郭维城说：“以日照方面的日军出动为借口，马上锄奸(即处决陶景奎、刘宗颜、刘晋武等反动军官)，立即南移(即率部转移到八路军抗日很据地)。”但郭维城是文职秘书出身，首次担当军事大任，还缺乏统领大局的经验，在形势万变的情况下，他对起义官兵的思想动态和复杂心理也不够了解，只忙于寻找万毅和具体事物，对常师长的行动计划未能及时执行，师内一些思想摇摆不定的人在起义的紧要关口带部队逃跑了。
当天上午，病中的常恩多将军再次召见团、营校级军官，他告诫身旁的老部下：“咱们不能把枪杆子随便交给那帮坏蛋，听他们摆布, 再也不能再让人家当狗使，今天咬这个，明天咬那个。咱们要为子孙求光明、谋幸福，不能让他们戴着亡国奴的帽子。咱们没有两份资本,既打鬼子又打八路军，下能再干那种同胞相煎的蠢事了。要救国，要打回东北老家去，就得和共产党、八路军联合起来抗日。有骨头的人就这样干，你们不要伤心，我不要紧，阎王爷还点不到我的名，我还要带领你们一万多兄弟抗日救国，打回东北老家去呢！”常师长的一席话增加了军官们的向心力。军官们表示，一定团结一心，坚决按师长的要求掌握好部队，顺利走向光明的道路。
开进到莒南县王家坊前八路军驻地的起义部队有111师师部大部，333旅旅部，666团、662团各一部，鲁苏战区特务团一部，共计2700余名官兵，300多名家属，携带1200余支步枪、60挺轻机枪、30支自动步枪、200多支短枪、2挺重机枪、2门平射炮、2门迫击炮、20余部电台，还有80多匹战马和大量弹药。罗荣桓同志当时说：“百十一师的义举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气焰高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发起的，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一次严重打击，为我控制甲子山区，迅速改变敌我态势，为扩大滨海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不幸的是，九日凌晨，当111师跨进革命行列时，为起义竭尽全力的常恩多将军与世长辞，终年47岁。111师在沂蒙抗日战火的锤炼下，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劲旅，为驱逐外敌，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曾身为红色间牒的郭维城，在起义归队后，先任新111师副师长，与万毅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护路军司令员兼铁路局局长，西满护珞军司令员，中长铁路滨州线军事代表兼西满铁路局副局长，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员兼铁道兵团前进指挥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衡阳铁路局局长，中朝联合新建铁路指挥局局长，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兼大兴安岭会战指挥，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郑州铁路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部长。
宋哲元
宋哲元（１８８５～１９４０），汉族，字明轩，山东乐陵县赵洪都村(今属乐陵市)人。幼年家贫，父外出谋职，宋哲元随母迁居外祖父家，随舅父读书，学习刻苦。后在故里设馆教书，收入赡母之余，扶穷济贫。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从军，北洋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历任哨长、连长、营长、团长。１９２２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的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１９２４年参加北京政变，１０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１９２５年秋改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成立蚕蜂学校推广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还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２０响驳壳枪。１９２６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市民夹道相送。
１９２６年任国民军北路总指挥、西路总司令，先后在南口、多伦等地指挥所部对直奉联军和晋军作战。建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五原誓师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军联军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１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２集团军第4４方面军总指挥。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０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任冯玉祥军第４路军总指挥。战败后冯玉祥余部退居晋南地区。负责北方军事善后的张学良将其整编，该部缩编为陆军第３军，下辖３个师，宋哲元任军长，归东北军序列。１９３１年６月，宋哲元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２９军。由于２９军并非蒋介石嫡系部队，武器装备极差，为改善之，宋哲元雇佣京津巧匠铸铁，２９军全军官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故有大刀军的说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２９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１９３２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３年１月２日，日本军队攻占山海关。１０日，宋哲元奉张学良令，率２９军由山西阳泉移驻北平以东的三河、宝坻、蓟县、玉田、香河一带驻防训练。第２９军部队在宋哲元指挥下，在平东驻地准备抵抗日军入侵，迅速构筑工事，进行战前训练。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２日，日本关东军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１０万余人，向热河分三路进攻。３月４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脱，日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城。３月８日，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接防长城线喜峰口到宽城附近阵地。随后，宋哲元指挥第２９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第２９军以大刀队与日军展开搏斗，经过激战，消灭日军６０００余人，获喜峰口大捷而震动全国。战后，宋哲元为29军题词：“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１９３５年，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唱遍了全中国。 １９３６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１９３６年８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对其抗日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
1935年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同年冬，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同意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任委员长。宋哲元迫于压力，曾一度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抑制华北民众抗日运动，而受到国人指责。“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曾幻想和平解决，中了日本人的缓兵之计，缺乏作战准备。28日，在日本大量增援后战斗打响。29军奋勇杀敌，宋哲元发布了愿与北平共存亡的全国通电。但28日下午，北平形势突变，宋哲元不得不率29军撤出北京，留下张自忠与日军周旋。北平、天津很快陷落。二十九军被迫撤退后，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1938年春，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宋哲元长年率军督战，日夜劳瘁，肝病复发，遂于1940年3月辞职离军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到西安蔡家坡休养，途中行至其夫人长淑青的家乡四川绵阳，病情加重，医治无效，
宋哲元墓
宋哲元墓位于绵阳市东郊富乐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陆军上将宋哲元，于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４月５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遂葬于此。墓茔坐北朝南，墓垣石砌，土园墓顶，墓四周以石条筑矮墙围护。围墙门前石构“八德亭”，内额刻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篆字。园外右侧草房3间系护陵人住宅。
１９６７年在墓园附近修建解放军第７７陆军医院（今绵阳市疗养院），适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墓被毁，灵柩幸存。１９７８年由成都军区直接拨款在７７医院内重建宋墓，占地
张学良与宋哲元
１９３０年５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余部退居晋南地区。负责北方军事善后的张学良将其整编，该部缩编为陆军第３军，下辖３个师，宋哲元任军长，归东北军序列。１９３１年６月，宋哲元部整编为陆军第２９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３天，宋哲元即率第２９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日，日军攻占山海关。１０日，宋哲元奉张学良令，率２９军由山西阳泉移驻北平以东的三河、宝坻、蓟县、玉田、香河一带驻防训练。第２９军部队在宋哲元指挥下，在平东驻地准备抵抗日军入侵，迅速构筑工事，进行战前训练。
１９３３年２月上旬，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身份下令，将第２９军编为长城线上对日作战序列的第３军团，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并以北平军分会名义拨给部分枪支弹药。与此同时，张学良还将铸有自己名字的指挥刀赠予宋哲元，以示信任和勉励。宋哲元在答新闻记者问时，向全国人民表示了“将士有誓死报国决心，余亦以战死沙场自勉”的抗日决心，并要求第２９军将士必报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夺我，即我杀贼”的大无畏精神。２月１６日，宋哲元奉命率领第２９军向热河方向推进。
宋哲元非常珍爱张学良赠送的这把指挥刀，携刀率部在长城抗战中顽强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２日，日本关东军调集４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１０万余人，向热河分三路进攻。３月４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仓惶而逃，日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从东北踏进了华北。３月８日，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接防长城线喜峰口到宽城附近阵地。随后，宋哲元指挥第２９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第２９军大刀队发挥神威，经过激战，毙敌６０００余人，战果卓著，震动全国。１９３７年，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唱遍了全中国。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带着这把指挥刀率领第２９军官兵进行了平津抗战。正因此，这把指挥刀也名符其实地成为了“抗日指挥刀”。１９４０年４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
张学良将军赠给宋哲元的这把抗日指挥刀，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受到宋哲元一家人的珍藏与爱护。日军占领平津后，曾对宋哲元的家进行过搜查。为防止意外，这把指挥刀被转移到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家中，后又转交给宋哲元外甥女李惠兰保存。１９８５年６月，李慧兰和宋慧泉的女儿宋木兰将这把指挥刀捐献给军事博物馆。现在这把刀作为珍贵的一级历史文物陈列在抗日战争馆内。
宋哲元血战喜峰口
日本帝国主义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加紧作侵略华北的准备。１９３２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伪满洲国的同时，即大造“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的舆论，并集中优势兵力在东三省境内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以解除它侵热的后顾之忧。
１９３３年元旦，日军故意在榆关制造事端，随即炮击临榆县城。我国驻临榆的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国民党政府惟恐事态扩大，不肯支援，３日，榆关失陷，城内商号、民房毁于日军炮火者５００户以上，民众死伤千余人。日军占榆关后，于１０日占九门口，接着向锦州、通辽、绥中等处集结兵力，准备三路进攻热河。
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１月１７日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的作战协定。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各地民众团体、爱国将领纷纷通电要求抗日，就连一些参加“剿共”的国民党军将领也不断请缨。但国民党政府仍幻想国联的所谓对日制裁，而不作认真抵抗的准备。日军便于２月下旬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向热河进犯，守军万福麟等部纷纷溃退。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３月３日，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闻平泉失陷，即率部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４日午时，日军先头部队１２８名不费一弹即占领承德。
热河旬日之间为日军侵占，全国人民极为悲愤。蒋介石在全国同声谴责下，竟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嫁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身上，迫张引咎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而代之。为给何应钦的嫡系部队及应付群众的舆论，调了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和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三个师北上，统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
日军占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３月４日，日服部旅团从凌源出发占冷口。６日，为晋军三十二军黄光华师夺回。９日，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北侧长城线山头。驻遵化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抱国耻奇痛，组大刀队５００名于晚间潜登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时二十九军主力部队亦相继抵达。赵登禹率部伏处各峰峦幽僻处，待敌炮火暂戢，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赵负伤，仍督战，士兵更英勇，给敌以重创。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开抵古北口，官兵们激于爱国热情，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第十六旅团的进攻。１１日晚，赵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１８门，烧其辎重粮秣。经过几天战斗，古北口方面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轮番上阵，遭受重大伤亡，１２日退守南天门阵地。而喜峰口方面，日军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１４日后撤至半壁山。其后，日军在罗文峪、冷口分别发动过几次进攻，均遭守军抵御而未达目的。
喜峰口战役
由于火炮及子弹很少，白天受到日军轰炸，而不能将其压住，3月11日夜，赵登禹根据敌情带伤率两个团利用夜色的掩护从左翼出潘家口绕到日军后方，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于次日拂晓前进至日军三家子、小喜峰口、狼洞子、白台子等阵地。大刀队与二十九军邻部分三路夹击敌人，大多数日寇在睡梦中未及还击，便纷纷被大刀片砍杀。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用大刀片夺回高地，并俘获多量坦克、毁敌大批辎重粮草。
赵登禹和他的部下，用大刀片砍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砍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还砍出了一曲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听前线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青年音乐工作者麦新的爱国热情像火山喷发，他流着泪，一气呵成这首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抗战的正规军，后面有支前的老百姓，我们万众一心共同前进。冲向那敌人，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歌曲塑造了一群挥舞大刀勇猛冲杀的中国军人形象。这首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战歌，后来“响”誉全国,流传至今，它就像抗日的号令，是抗日战争开始时最典型的时代音调。
日军谋杀宋哲元的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当宋哲元在老家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极为气愤，一面用密电向南京谋求应变方略，一面电令前线将士“扑灭当前之敌”，准备返回前线。
当时任宛平县县长的王冷斋(1892-1960)，事后在《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记载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诗中写道：
“寇公千里急归旌，
恰好危途过一程。
忽报雷声起车辙，
北门幸未坏长城。”
诗后“藉醒眉目”的附注记道：“宋明轩将军适请假回籍，闻警赶回，途经丰台，日人置炸弹轨下，幸车过一站始爆发，否则将为张作霖之续矣。”(见王冷斋著《卢沟桥抗战记事》)
丰台谋炸未成，日军又在平津线上的北仓七号桥边埋下地雷，再次谋炸宋哲元。
身后评价
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常使他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宋哲元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本人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蒋介石对他花过大力气拉拢，但宋哲元最终还是不肯投怀送抱。芦沟桥事变以后，宋口口声声要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留点底子，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冯玉祥始终高过蒋介石。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已经实现统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北军多少将领与时俱进，投靠蒋介石，宋哲元对冯玉祥的一片忠心令人慨叹。
宋哲元未尝不想抗日杀敌，但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军阀思想最终断送了他的军旅生涯。蒋介石能够重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人，以及孙连仲等其他西北军将领，但不肯用宋哲元，就是看透了他的私心杂念。张自忠在鲁南用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五十九军和板垣师团硬拼，完全不顾伤亡，才获得临沂大捷；孙连仲守台儿庄，也是抱着将部队打光的决心，才有台儿庄大捷。正是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为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
归根结底，宋哲元是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时期造就的人物，虽然有不屈的民族气节，但因为思想上致命的缺陷，无法成为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宋哲元最终未能战死沙场，得到一个军人最理想的归宿，的确令人惋惜，但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