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竹子头下刍:汉字的自然科学属性初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6:16:25
汉字的自然科学属性初探*
[蒙城] 张大卫
提 要
本文试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即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考察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文字的科学分类法及文字的首要功能。众所公认的汉字具有超时-空性得自其蕴含数学素质，而後者是汉字构成所依标识原理赋予的。作者应用化学的分子原子论解析汉字，进一步证明汉字的自然科学属性。
作者依据构成原理提出一种新的文字分类方案，得出汉字属标识文字，从而确定汉字在世界古今文字体系的位置，并对各家观点予以分析和评论。
本文作者认为所有成熟先进的文字的首要功能是表义而不是忠实纪录语音，并提出断定文字成熟先进的四点判据。作者在结语中讨论汉字在信息时代的前景和用途，以及为达成全球华人社会书同文应做的努力。
作者最后指出：继续争论汉字优越还是落后已没有任何意义；面对新世纪科学技术的挑战，汉字研究应当尽快转向更深入、更艰苦、更细致、更切实、也更具体的高水平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
目 次
一、 导言：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二、 汉字具有“数学”素质
三、 汉字是标识文字
四、 其他汉字类属名称与汉字内部分类
五、 汉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六、 结语：汉字的前景与用途
一、 导言：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正统的看法是：语言先於文字，是文字的基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通过音以形表义1 。也曾有一些文字学家根据对汉字特性的研究提出异议2 ，却被扣上“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帽子3 。即使在今天，由於种种原因，这一纯属学术性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重新考察。
按照所谓正统观点，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后於语言产生，其唯一的功能在於记录语言（实际是记录作为语言物质外壳的语音） 。但是，思维、语言及文字三者的关系，语言和文字孰先孰后，正统看法并非定论。本文试图应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於语言文字研究，以期得出一种新的正确的结论。
我们不妨姑且假定正统观点是成立的，但这至少要附加一个时间条件，即文字初创时才有可能如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请参见后文）。语言和文字同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但二者毕竟不是全同的（identical） ，而这一点是包括正统学派在内的各派语言文字学家一致同意的。换言之，语言和文字既有相同的一面即共性，又有相异的另一面即差异。而差异就意味着矛盾。读者不难看出，我们是以正统观点为重新考察的出发点的，下面仍沿袭这种观点，承认文字作为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一方在其初创时期对先于它存在的另一方即语言（实际上仍是语音）有某种依赖性，但自此之后文字便开始具有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甚至获得了对语言施加影响和制约的能动性，而且依赖也从单向转变成双向，从而出现了语言和文字的相互依赖性。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互作用从这时开始了，二者的关系同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应当是一样的。考察有关联的两种事物的关系应当全面，既要看到相同的一面又要看到相异的一面。那么，语言和文字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呢？仅只后者记录前者吗？
笔者认为，二者的差异在於它们在表“义”即对人类思维（包括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上採用的操作方式不同，语言以音表义作用於听觉，文字则以形表义作用於视觉。正统语言文字学家强调，语言直接以音表义，文字却只能通过音以形表义。中国人和也使用汉字的日本人的阅读实践证明，在认识相当数目的汉字后阅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时遇到未学过的字词时往往虽不知其音但能知其义。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人在阅读时遇到没学过的词却每每虽能念出音但不知其义。需要指出，由於英文词的拼法与其读音距离较大，即使知其义有时也不能确知其读音而不得不像中国人一样只是为找到正确读音而经常去查字典。东西方人的阅读实践表明，文字（任何一类文字，只是汉字更为明显）以形表义时不一定通过音。同一汉字在汉语的诸多方言中读音不同，但其义是相同的，这一事实更加清楚的证明认为文字表义是必须通过音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文字发展史表明，从文字的起源来看，最古老的文字，如中国的甲骨文，埃及文，起初都是表义的图形，而不是也不可能把说话（假定语言已先於文字出现）的每一个音一个不漏的记录下来，著名的“奥吉布娃（Ojibwa）情书”和纳西族东巴文《创世经》的编插式表语段文字再现了这一情形。有人不承认 “奥吉布娃情书”是一种原始的图画文字（早期象形文字），他们实际上是错误地认为文字的最小单元必须能与语言的音节或音素一一对应起来才算文字，而忽视文字乃是一种约定的符号体系，文字的最小单位既可以是音位（元、辅音），也可以是音节、词和语段。4 固守元辅音文字才是文字，并进而认为其他类型文字不是文字，至多是原始、落后的文字，迟早要发展成元辅音文字的见解，显然是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翻版。
近代科技书刊使用的文字也是这种情形，如数学中的数字、符号等为世界通用，你可以不承认它们是语言，但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文字或文字的一个亚类。汉语中的合音字，人们实际上可以随意选择读一个音还是读两个音（尽管它写出来是一个字），例如, “甭”读作甭 beng 或 bu yong，“诸”读作zhu 或zhi yu, 而“孔”在古汉语中的发音接近於现代汉语的“窟窿”（kulong）。文字的首要功能是表义，而不是表音（记录语音），它在表义时与音无关。
正统看法认为文字表义必须通过音，不符合文字起源和发展的事实，人们在实际使用文字时也不遵守这种人为的规定。然而应当承认，在文字从图画中脱胎出来，经过简化、抽象逐渐发展成一种约定的符号体系的过程中，印欧语言的文字转向侧重表音的字母化路线上去，而汉字则保持固有的表义方向一直发展到今天。
印欧人从原来表义的文字符号中选出一些来代表音素或音节，确实很聪明，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在建立文字符号体系上的失败。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面对日益增多的事物种类和人们对世界不断加深认识而湧现出的新概念，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善於对多种范畴加以分类和概括，因而不能将原来是表义的文字整理並发展成像现代汉字这样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表音文字的缺点，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古埃及文为了解决同音词难显其欲表达之义而不得不附加不发音的类符（相当於汉字形声字的部首）。
我们的祖先更为聪明，他们把原来使用的图画文字分析成为数远比拉丁字母要少的几种笔划，再将笔划组合成笔划不多数目有限的单元即部首和偏旁，将这些单元上下左右拼合, 便能构成从理论上讲数目无限表义性极强的汉字。文字不是录音机, 如果主张文字的功能只是记录语音，那么对语言记录的重视程度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判定文字科学性和先进性的一条标准。然而，任何一种符号体系的首要功能在於表义，文字作为一种符号体系亦不例外。
笔者认为，能直接表义的文字是先进的，而必须通过音才能表义的文字则是落后的。如前所述，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这里指自源文字，而不是象日文那样的借源文字）当初都是表义而不表音的，那么如何说这种古老性又是先进的呢？其实，人类的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有时前进有时后退，考古发掘和对历代典籍和實物的研究一再表明，许多古代先进的东西因种种原因失传或被后人遗忘了。古不一定就不正确，不一定落后，也不一定不科学。可以说，汉字的发展一直未偏离原來的轨道，印欧語言的文字則走上一条新路，它們肯定不会轻易复返原來的路线,但是由於竭力保持业已远离读音的拼法不变, 实质上已逐漸成爲可直接以形表义的文字 。
我们说，汉字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世界上最发达、最成熟的文字之一，根据是它从古至今一直具有一种独特的，为其他所有文字望尘莫及的超方言特点。汉字的超方言特点来自它始終直接以形表义，对音的依赖程度几近於零。文字在以形表义时对音的依赖程度乃是判断其先进性的标志，二者成负相关关係。有趣的是，语音的变化有时反而受字形的影响，有些字由於各种缘故由形获音。例如，在大陆现已经规定把叶公好龙的“ 叶”字改读作 ye，所谓根据是“ 叶”被定作“葉”的简体，便於小学生学习。还有一些字是先有形后有音的，如 “卍”（佛教符号，读如 “万”） ，英文中源自希腊、拉丁和阿拉伯文的词素（词根，前缀及后缀）的借形外来语和中、日文互借词更是如此。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文字有记录语言的功能。汉字形声字的声符确实有表音的功能，识字不多的人用同音的别字写信读出来也能听懂就是一个证明。常言“秀才识字读半边”，一方面说明可由字形知字义而不确知字音，但无碍理解，另一方面说明即使偏重表义的汉字也有表音的功能。但汉字的表音作用，与印欧語言偏重表音的字母文字相比，不是首要和必须的，而是非本质的。其实, 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字的首要功能都是记录事件而不是记录语言, 因此有可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较之最古老的语言出现的时间更为久远。
这里还想指出文字对语言的另一种影响，即文字通过直接表义的形还能起到丰富、提炼乃至创造语詞的作用，此即文字能动性和对语言制约性的表现。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汉字汉语中，而且在世界任何凡有文字的语言中都可看到，例如刚才提到欧洲諸语言常利用希腊、拉丁及阿拉伯语的词素创造新词，其中有些词基本上与自源词同义，但在修辞学上有细微差别，从而丰富了这些语言，增强了它们的表达力。汉字构成和由字组词不需要这些外来成分，所用的独特方法更为简捷、合理，也更先进、更科学5。现代英语中日益增多的合成词，如 input（输入）和 output（输出），实际是按照汉字表义性构词方式创造的，而且出现了放弃介词，依靠次序构成合成词或短语这样向汉语靠近的倾向。
二、汉字具有“数学”素质6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示汉字的特质，并据之确定汉字在世界古今文字中的位置以及它的类属名称。为此，我们返回到关於汉字超方言特性的讨论上来。英国著名科学家、卓越的汉学家兼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博士在 1954 年出版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卷一 “汉语汉字简解” 一节中写道：
“一般地讲，在汉字中，一个字的读音与其书写形式无关。在此意义上，写出的
字其意义实际是固定的，操任何方言的人都能看懂，但各自的读音则可能完全不同，
彼此无法听懂。”7
李约瑟指出的这种现象即是汉字的超方言特性。他接着指出，汉字的这一特性乃是它独有的“‘数学’素质”使然。在结束这一节前, 他援引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 - 1978）关於中国文学语言上千年不随口头语言演变的论述，表明他也意识到汉字的超时间性。最后，他得出他对汉字的总评价，称汉字
“具有一种凝炼，简洁和玉雕般的品格，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典雅、精炼而雄浑，
超过任何其他已发明的人类交流工具。”8
李约瑟从一个司空见惯、浅近明显而且是活生生的语言文字现象出发，透过这一表面现象，以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特有的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一举抓住了汉字内在的本质属性，并认为这是汉字的一大优点。
在此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指出，汉字的超方言现象虽然也为我国几乎所有的语言文字学家所认同，但在过去往往被视为缺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汉字及其发展史的研究无非是想证实一个先入为主的虚伪的“规律”：“方块汉字新陈代谢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表音和简化的历史。”既然“表音和简化”是历史规律，那么相应的举措便是颁布了废繁行简的命令，为文字改革的终极目标——借用拉丁字母为汉语创制至今尚未证明适用於汉语的字母文字，彻底废除方块汉字——做准备。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家终於醒悟了，有人大声疾呼：
“请不要破坏汉字”9 ！
过去一直主张汉字应当简化并最终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学者，也认识到汉字“具有一定的超时代性和超语言性。在拼音文字的世界中，汉字‘鹤立鸡群’。”并进而建言 “更新方法，研究汉字，是信息时代的需要。”10
他们开始认识到汉字的优点，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汉字在信息时代显现的先进性。其二是的是对比较法的重视和运用。而李约瑟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得出正确的科学断言，靠的正是在其研究中国的文明和科学时一贯使用的比较法。李约瑟自谓：
“如果我试图准确地指出我为发现中国与西方的相似与相异所作考察的最根本特点，
我就会说是比较法。”11
李约瑟是一位西方科学家兼科学史家而不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竟能切中要旨做出汉字具有“数学”素质这一重大发现，固然难能可贵，却也是情理中事。这启示我们今后对汉语汉字的研究应自觉地利用现代科学方法，比较法是其重要的一种。
三、汉字是标识文字
没有比较就不能分类。但要做到切实有效的比较和分类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透过表面现象抓住深层本质，二是要依据统一的标准。据《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文字”条, 文字类型的划分是：表形、表义及表音12；据梁东汉的分类,文字分为表意、 音节及音素13 。让我们从汉字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分类法的适用性。第二种分类法采用了多元标准，“表意”着眼於操作方式和对象，“音节”和“音素”则以语音单位的尺寸为划分标准，因而不符和科学分类法。每个汉字都有相对固定的义，一般读成一个音节，因此汉字既可归入表意文字，又可归入音节文字。第一种分类法更糟，它面对形义密合的汉字已显得无能为力，若再计及汉字中形声字兼表音义的功能，简直形同虚设，了无意义。仅用一种文字测试，就出现了“字无定类”，这样的分类本该抛弃，但当代汉字研究家袭用这两种分类法为汉字确定类属名称者却大有人在。例如，王永民主“表形”，张拱贵和张力伟主“表音”（张拱贵的观点实际上是赵元任的，他在文章中声明，他只是将“标音”14 改为 “表音”而已） ，张华主“表义”；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仅汉字一种文字，便占满了原是为世界古今所有文字设计的分类表。
如前所述，文字是约定的符号体系，对文字类型的划分应当从符号学的立场出发。对文字符号的分类，从理论上讲有三种方法：造形，功能及构成原理。按符号造形, 文字可分为图画式、象形式、方块式、线条式等等。按符号功能, 文字可分为表语段、表词、表音节、表音素（音位）型。按符号构成原理, 文字可分为标识型与字母型两大类。
第一种分类法着眼於文字外形，粗分细分因人而异，数目不定难得一致意见。
第二种分类法实际上是根据操作对象的长短，类型与类型之间的差异只是量的不同。
第三种分类法最能揭示不同类型之间质的差异，不仅书写形式的外观不同，而且内在结构和操作方式或“流程”迥异。对於包括汉字在内的所有象征性符号的构成原理，可称之为标识原理 (logographic principle) 。至於印欧语言的文字的构成原理，因其由一串字母组成，在没有更好的命名之前不妨暂称为“字母原理”(alphabetic principle)。
标识包括阿拉伯数码，（代表抽象概念或具体事物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或它们的变形以及加符号的字母，图形标志或其他象征符号，它们可以表达一个或连贯的一组概念，替代一个词素、一个词或一个语段，例如用阿拉伯数码表示基数或序数，用拉丁字母表示化学元素，用 $ 表示 dollar（美元），用某种交通标志表示“禁止通行”，用若干图画加符号表示一个语段（多个句子） 。汉字中的一个字一般表示与思维的最小单元——概念——相对应的一个词素或词，因此属於标识符号。印欧文字的字母、日文中的假名是表音符号，代表一个音素（英、法、德等语言的元、辅音）或一个音节（梵文字母和日文假名），通常不表示概念或词，因而不是标识符号。由於标识符号简短、易识、信息量大而准确，现代西方文字（书面语），特别是在数学和科技书刊中，引进大量的标识符号，或以首字母缩略词替代整个词或词组，以补充其文字的不足。说得再通俗一点，如果说字母文字是语言的书面符号，那么属於标识符号的汉字每一个都是“符号的符号”即更浓缩的，更高层次的符号。例如，英文 dollar 是词（word），$ 是代表 dollar 的标识，而汉字“圆”既是代表货币的符号——词，又是代表词的符号——标识。（有人使用 “￥”这个洋符号表示人民币的圆，旨在外文中使用，但由於它也表示日元，英文中常出现的却是yuan和RMB，它在财会的使用亦非正式。所以，这是一个多余的符号。）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的类属名称是标识文字 (logographic script) 。考虑到一个汉字在汉语普通话中与一个音节对应，通常表示一个词素15 ,完整的可命名为“单音节表词素标识文字”。凡以表音字母拼写的文字，被命名为“字母文字”（alphabetic script，过去译为“拼音文字”，不妥）。16
上面关於世界古今文字类型和汉字“正名”的论述，出於两个原因。首先，为汉字正名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决非厘定某个科技术语所能比拟，因为它关涉到对汉字的特质、科学性，由之产生的优越性、先进性的认识，乃至对汉字前途的估价。再者，汉字的类属名称在当今汉字研究界是意见分歧很大的问题之一。对某一问题众说纷纭，一方面表明此问题有待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表明此问题重要，因而引起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前文已经提到几种观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分强调汉字的某个侧面，忽视了汉字作为文字体系的整体性。本文与之相反，试图在统观全局这一高层面上，将汉字同字母文字加以比较，找出二者在表义流程上的根本异点，再通过将汉字同以往从不认为是文字的科技书面语使用的各类符号相比较，终於证实了汉字的特质，同时获致一种新的世界古今文字分类方案。应当指出，笔者的观点直接受到李约瑟“数学”素质说的启发。钱伟长认为汉字是“符号文字”与本文的定名“标识文字”在涵义上完全相同。他在题为“振兴中华，汉字大有作为”的讲话中说：
“我们的文字，严格来说应叫符号文字。”17
什么是符号文字呢？钱伟长解释道：
“符号文字应该是国际交流最有效的东西。现在全世界接受的符号只有几种，一种
是化合物的符号，全世界是一样的。还有乐谱，五线谱，中外一样。 还有一种符号是
1、2、3、4、5、6、7、8、9、10，这个符号全世界完全一样。中国人念 yi，er，san，
si，wu ……，美国人念one，two，three，four，five ……，发音虽然不一样，但写
下来都一样。还有数学方程式，全世界统一。”18
与阿拉伯数码类似，汉字数码一、二、三、四、五……的写法也是固定的，但中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人对它们的念法各异。我们可以稱汉字的这种现象为超方言现象，考虑到日本人也用汉字，甚至可称之为超语种现象, 或通称之为“超空间/超地域”现象（这里“超”是“跨越”的意思）。这里想强调的是，钱伟长的“符号”说与李约瑟的“数学”素质说如出一辙，二人都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家，诚可谓 “科学家所见略同”。正是这一点启发笔者认识到汉字的自然科学属性，进而去探索汉语汉字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下面转到对关於汉字类属名称的不同观点的评述，并附带谈谈汉字的内部分类。
四、其他汉字类属名称与汉字内部分类
首先让我们来看胡双宝的“表词－词素意音”说。他在 “从汉语特点看汉字” 一文中写道：“从语言和文字的关係看，汉字属於表词字或词素字，而‘表词－词素字’这一名称可以概括古今汉字，从文字和语音的关係看，除了少部分表意字（象形、指事、会意）以外，绝大部分是意音字。综合以上两方面，可称汉字为‘表词－词素意音字’。”19 胡双宝试图 “从语言和文字的关係”和“从文字和语音的关係”“概括古今汉字”的立意可嘉，但是由於他作的分析和综合遵循形如 a + b + c = a + b + c 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恒等式，显然是一种违反逻辑学的假概括。不过，我们还是从中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其一是“表词字”的提法，表词字在一定程度上与前文提到的标识等价；其二是，他的概括虽不成功，但对汉字按字理分类颇有见地；其三是，考虑到汉字的各个侧面经分析和综合以求概括是找对了方向，总比突出一个侧面而无视其他侧面的“表形”、“表音”、“表意”三说更可取。
其次，我们来看徐德江的意见：“文字以其物质外壳——字形来表音表义，这是一切文字共有的特点。因此用‘表音’‘表意’区别文字的性质易生误解，改为‘写音’‘写意’比较准确。写音文字的字母与写意文字的笔划、偏旁部首属同一类型；每个方块汉字与印欧文字每个单字（单词）是同一类型的。”20 徐德江说一切文字皆以形表音表义，又说“写音文字的字母与写意文字的笔划”，“……汉字与印欧文字……单字”属“同一类型”，除“写音”、“写意”外二者皆同，便断言汉字是“写意文字”。可是，他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讲，“汉字有形、音、义……”，“印欧文字的每一个单字……也都有字形、字音、字义”，又在第二段强调“文字的每一个最小单位——字都有形音义，三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字’。” 既然汉字和“印欧文字”的“单字”都有形音义，而且“三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字’”，即是说，无论汉字还是“印欧文字”的 “单字”，都是形音义密切结合、不可分割的，那么有何根据把意（义）抽取给汉字，把音选送给“印欧文字”呢？实际上，以形表义才是一切文字的共同点，只是在表义时有直接、间接之分。至於改“表”为“写”，只不过将操作过分具体化了，即无新意也无助於消除什么“误解”，非但不“准确”反而片面了。目前，用电脑写作者越来越多，为此，是否又应该改作“打音”,“打意”呢？。坦率地讲，徐文指的是何种误解和何种标准下的准确，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徐德江认为“单字、单词是同义语”，并且不无担忧地说 “如果不承认印欧文字的每个单字（单词）是一个字，那么就必然得出印欧文字只有字母和词，而没有字的结论。” 。接着徐先生质问並感叹道， “试问：‘文字而无字’，这是什么逻辑？岂不离奇荒唐吗！ ”假如他知道“单体为文, 合体为字 ”, 他或许还要问：‘文字而无文’，这又是什么逻辑？岂不也离奇荒唐吗！不难看出，徐先生的论述不仅“就是这样不能自圆其说”，而且“离奇荒唐”（引号内皆徐德江语）。试以英文 language 为例，它是由字母 l，a，n，g，u，a, g, e 组成的一个词，我们只看到了字母和词，而看不到字。“文字”一词在汉文中不仅有“文”而且有“字”，但在英文表示“文字”的 characters，script，writing，written language 中找不到与汉字“字”对等的“字”，英语的 word （词）也不是。文字(文和字)，实乃汉文所特有，不可推及其他种文字。 正如徐朔方所说：
“在西方，语言文字是基本上一致的。语言（language）兼指语言文字。同
‘语言’相当或相平行的‘文字’一词并不存在。”21
现在对汉字内部分类予以简短讨论。在分析汉字结构，对汉字进行分类时，所有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六书。研究者们往往从汉字的起源出发，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归入“造字之法”，而把转注、假借归入“用字之法”。王力认为 “说到会意与形声，也显然在象形、指事之后。因为它们是合体字，必须先有单体字，它们才能产生。”他於是得出结论：“剩下来，只有象形或指事可以说是汉字的起源了。”他把汉字分为两大类：单体字（文）与合体字（字） 。单体字分为象形、指事两书；合体字分为会意、形声两书。22 据此，可称王力的汉字分类为“二类四书”说。但已有人证明转注可以产生新字，假借既是用字之法，又是间接造字之法，这又恢复了六书同为“造字之本”的传统看法。近几十年，出现了不少所谓新的汉字分类方案，远的有唐兰的 “三书”，近的有安子介的“四类”，对汉代许慎定义的六书理论不断提出挑战。
本文不想提出什么新方案，只想换一个视角观察汉字的组成，并尝试解决某些“书”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词可以分为词素，分子可以分为原子。仿此，汉字中的字可以分为“字素”。词素的定义是意义上不能再分的最小构词单位。原子的定义是化学变化中不能再分的组成单质和化合物的分子的最小微粒。仿此，字素可以定义为意义上不能再分的最小构字单位。例如可以把单体字类比为化学上的单质，那么合体字就类似於化合物。单体字由一个字素构成，合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字素构成。汉字的字素按所表示的是具体的东西还是抽象的概念可划分为两大类：具体符和抽象符。由一个具体符构成的字是表具体事物的象形字。笔者将传统的指事字分为两类：由一个抽象符构成的表抽象概念的指事字命名为指事字A，由一个具体符加一个抽象符构成的表具体事物的指事字命名为指事字B。这里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个或三个分别表示具体事物的不同具体符即单体象形字构成的会意字表示的不再是具体事物而是性质或动作（相同的具体符，如由“木”叠加而成的“林”“森”仍为具体事物）。这里给出两个类似数学公式或化学反应式的表达式：
具体符 X 具体符－＞（表抽象概念的）会意字 （1）
例字：好，伐
具体符 X 抽象符－＞（表具体事物的）指事字 B （2）
例字：刃
注意，与表抽象概念的指事字 A 不同，指事字 B 表示的是具体事物。
我们由表达式（1）和（2）发现，具体符与抽象符的结合遵守数学中正、负数的乘法规则，因此式（1）、（2）左端用乘号而未用加号。具体符犹如负数，抽象符犹如正数。正（抽象）负（具体）相乘，积为负（具体）；负（具体）负（具体）相乘，积为正（抽象）。
汉字构成上的这一现象也体现了它特有的“数学”素质，确实可以象处理数字那样去处理汉字。下面即利用这一性质来解决象形、指事、会意三书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
首先，援引许慎的定义：
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
王筠批评说，“视而可识则近於象形，察而见意则近於会意”。王筠不顾象形和会意的定义和定义中的例字，实乃断章取义。
关於象形与指事的界限，关键在於是否“画成其物”。象形字一般有三个特点：（一）代表有形可视之物；（二）多位单体，少数合体各字素均为具体符，有主副之分，所代表的只是为主的部分，为副的仅起烘托形象的作用，如“老”；（三）义单一，如有他义必是作为同音字被假借而成假借字（特别是在本义废而借义行之后），如“来”。而指事字A完全由抽象符组成，指事字 B则由具体符加抽象符组成，从形态上均不会与象形字相混。
关於会意与指事的界限，已由前面表达式（1）和（2）确定。会意字的字素均为具体符，其字义不是各字素之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化合”后生成的新义，此新义虽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字素或总合之义，但与每一字素之义均有关联。换言之，会意字构成的要旨在於各字素之间意义的联系，也就是徐慎所说的“比类合谊” （“谊”於“义”同义，前者是本字，后者是假借字，“合谊”即“会义”或 “会意”）。两个分别表示两个可视之物的具体符合在一起生成一个表示抽象概念的字，的确引人注目，充分显示汉人富於联想的思维特点。
最后谈谈象形和会意的区别。象形字“画成其物”，来自对独立物体的观察和描摹，会意字“比类合谊”来自对多个相關物体之间关係的洞见、思考和分析、综合，认识上高出一筹，许慎的界说已很完备，满足了定义对充分和必要的两项条件，二者界限如此明确，决不会混淆。
在此节开头说胡双宝的“表词-词素意音”作为汉字类属名称是假概括，但如果胡先生允许将其说视为汉字分类，则应当说是真分析。因“词－词素”即是 “意”，“意音字”当为“形声字”，可知胡先生对汉字的分类主“二类（表意、表意音）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说。正是因为这假概括兼真分析，本文对其他汉字类属名称的评述与笔者关於汉字内部分类的浅见放在同一节讨论。
五、汉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前文对汉字与自然科学的关係已略有触及，本节试图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讨论。我们先人顺乎汉语的特点创造了与之相配合的汉字，二者经过数千年的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相互调整，愈益科学化和逻辑化。波兰的赫米耶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曾对汉语结构的逻辑推论作过研究，他的结论是：
“汉语的一字一音、无字词变化、无清楚界定的语法词类，这些特点
对中国文字的内在逻辑并无消极影响反而有益，它们使汉语更接近於现代
逻辑的符号语言，印欧语言则很难说具有这种优点。”（采用钱邦宁的译
文）23
梁厚甫告诉我们：
“英文受到了高级技术的冲击，英文几乎站不住脚……”
“在新的技术名词中，英文也［像中文那样］有用并合方法来构成
的。……英文字虽有其例，但不如中文字之得心应手。”24
原因何在呢？正是由於英文不具有汉字这样的符号的优点。目前，高技术的冲击力正方兴未艾，将来会日益增强。也许，字母文字有承受不住强劲的高技术冲击力的一天，为摆脱这种困境，印欧人可能要改革他们的文字了。那时，他们可能会求助於汉字，按标识原理来创造适合他们语言特点的标识文字。
前述钱伟长先生的讲话中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他根据汉字的符号性质大胆预言：
“我们汉字这个符号文字，可能是未来世界语的一个基础。……
将来真正的国际文字应该是符号文字。”
世界语者在宣传、推广紫门霍夫（L. Zamenhof）创始的世界语（Esperanto）时往往以其数字构成的合理性作为例证。而这种合理性则是汉语数字构成所固有的。然而，我发现二者相比，仍以汉语更合理也更简捷。以 10 和 2 两个数字组成 12 和 20 为例，在世界语中，10 为 dek，2 为 du，12 为 dek du（分写），20 为 dudek（连写），汉语则无需区分连写、分写，写成“十二”，“二十”即可。世界语的 22 必须写作 dudek du，若写成 du dekdu，则为 “两打”（24）了，尽管 24 的正确写法为 dudek kvar。不過, 人为的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的确为各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比自然语言简单易学的语言平台。探索以汉字为基础的世界统一标识文字体系，为现存字母文字拟定辅助书写方案，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不妨一试。 实际上，一语双文同时并存或因时更迭，皆不乏先例。
六、结语：汉字的前景与用途
最后，想就当前汉字现代化研究方法和任务谈一些粗浅的看法。鉴於汉字特质的发现和汉字类属名称的确定皆由自然科学家率先提出的历史经验，今后对汉字的研究看来应当注意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自然科学的眼光，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全新的角度探索汉字与汉语，很有可能会获致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鉴於汉字具有如现代科学相同的逻辑结构，其字形组合对於科技术语的构成和科技思想的表达拥有无限的潜力，特别适用於现代科技，因此对汉字的简化和繁简字的整理，应考虑当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做出最适安排。在未有更好的改革方案之前，维持现状也许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关于简体字, 有人提倡“识繁写简”，其实远在没有推行简体之前人們一直是这样做的。当务之急是規范包括繁体和简体在内的所有汉字的印刷体和手写体。这样，便可以从过去废繁行简和坚持正体的分裂状态通过识印刷体写手写体，最终统一汉字，再创全球华人社会“书同文”的新局面。判断汉字简化的得失, 简化汉字的初衷应是最好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提高汉语学习和汉子书写的效率。简体字较之对应繁体字，蕴含的信息密度降低，可辨识率随之下降。再者，学习简体字与学习繁体字的步骤和进程相同，总体效率未见提高。因此，简化汉字可能并没有达到原来设想的目标。当然，简体字较之对应繁体字，笔划减少了，手书时比较简便。在电脑进入家庭的今天，键入简体抑或繁体所花时间是一样多的。理智的做法是正视简体字的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不可全盘否定，企图废止简体字更不可为。全球华人社会应协同工作，以进一步完善简体字；其中，古已有之且已广为流传的可考虑保留，确实悖於字理的可考虑暫停使用。应该清醒地看到，信息密度是一把双刃剑，信息密度高意味着信息熵高，因而不利于汉字信息处理。
今后应加强对汉字汉语的潜力的科学研究，并且要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并重。例如，对日本、朝鲜使用汉字和越南据汉字形声法创造字喃的经验，应进行专门研究。这些经验可用来为使用字母文字的语言，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语言如英语，试制以汉字为基础的辅助性标识文字，并在此基础上拟定国际共同文字方案及其用作机器翻译媒介文字的可行性。
应当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语言和文字都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都是世界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我们应当像环境保护论者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那样，来保护语言和文字多样性，尤其是那些濒临绝灭的语言和文字。每当一种语言或文字灭绝，我们就失去了已延续数千年的语言谱系或文字谱系, 也就失去了可供比较研究之用的珍贵资料。如前文所述，无论标识文字还是字母文字都可以作用於视觉直接以形表义，只要能准确记录事件，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同样是先进的文字，与能否忠实记录语音以及完备程度无关。对於作用於听觉的语言, 现在有比文字更先进的录音工具, 若需形诸文字还可以利用电脑通过语音输入来实现。
关於文字是否先进、成熟, 主要看文字的（一）表义功能, （二）构词能力, （三）适应其对应语言变化的能力及（四）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实践证明，作为标识文字的现代汉字和作为字母文字的现代英文, 均具备以上四个条件, 只是构成原理和表义手段各異(参见下表)，二者可謂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此意义而论, 汉字和英文同属先进、成熟的文字。
汉英文字异同对比表
汉文单字 英文单词
构成原理 |标识原理 |字母原理
表形单元 |笔划 |字母
表音单元 |笔划 |音素/音节
表义单元 |形旁/单字 |词素/单词
同音字/词辨识 |异形 |异形
同形字/词辨识 |异读(包括声调改变) |异读(包括重音位移)
外来字/词引进 |借形(自日文等文字的汉字)/译音 |借形/译音(自非拉
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
构造新字/词能力 |无限制 |无限制
声调/重音 |四声(普通话) |重音
最近，笔者在互联网见到一种名为Yingzi（“英字”）的英文标识文字方案，但更多的是各种为汉语设计的“拼音字”即试图替代汉字的汉语字母文字。科学崇尚实验，相反方向的这两种努力应同样受到鼓励，因为这类尝试有益而无害。假如终有一天人们得以发现更便於人类交流的，适合任何语言的统一的文字体系，乃人类之大幸。在此笔者仅想建议，无论为现正使用标识文字的语言设计字母文字，抑或为现正使用字母文字的语言设计标识文字，都应悉心考察新文字能否满足前述四个条件，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否则会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
笔者认为，继续争论汉字优越还是落后已没有任何意义。面对新世纪科学技术的挑战，汉字研究应当尽快转向更深入、更艰苦、更细致、更切实、也更具体的高水平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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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注释
* 这是一篇旧稿，曾在一次关于汉字的会议上宣读。鉴于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对汉字的优劣的争论仍未停息，此稿或许可尚有供争论双方参考的价值，特重加修订发表。
1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65年) 页3。
2 唐兰,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1956年第1期。
3 齐佩瑢在《中国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极不彻底的“象形和象意文字，也多是直接表
意，与语言并未完全密和”的观点，正是因“主张文字可以先於语言而存在”而遭到批判。
4 笔者的老友，物理学家陈凤至博士在文革期间阅读过的一本文字学著作边处写了一段批注，现抄录如下：“形而上学的判断方法，是文字就不是画,是画就不是文字。这对於日常生活中的文 字和画，当然可作如是的判断。但对於研究文字的起源，这种判断方法就见其局限性了。有些 原始文字应当这样判断：画也是文字或既不是画也不是文字，因为它不过是由画到文字的一种
过渡形式。”所言极是。
5 本文陈述汉字的优点所用的形容词皆有所本，在此以这四个形容词作为示例说明之。汉字以形直接表义，一次到位，不象初期字母文字以形表音，再依音寻义，二传方能到位，因而比后者简捷。据统计，汉字的认读速度为英文的 1.6 倍，见字即知其义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原因是
汉字的视觉分辨率远比字母为高，由於字的个性强，形体示差性直观，特别是完善的解决了汉 语同音词过多的问题，所以说是合理的。汉字的先进性与汉语的先进性息息相关，一般而言， 人类语言的发展趋势是：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分析型，汉语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摆脱粘着、屈折规律的束缚，向分析型的现代语言发展，这种转变比西方语言要早两千年。一种文字是否科学，根本一点是看它能否准确表达思维，其次是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对应语言，在这两方面，汉字都是举世无双的。
6 本文称之为“特质”。数学具有的这种素质或特质普遍存在於各类标识作用的象征性符号中，故 更严格的称之为“标识特质”。参见下面第三节。
7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I.1: 33.
8 同注7, 页 41。
9 这是徐朔方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见《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页142－146。
10 周有光, <汉字在人类文字中的历史地位>，《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页141。周先生说的“超时代性和超语言性”即本文说的超时-空性。
11 原文为：If I were to try to pin-point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uch comparisons,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引自李约瑟为在大陆出版的《李约瑟中•中国科学技术史》汉文全译本撰写的序言。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序”“Preface for the Integral Translation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刊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页xiv（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的中译文错讹颇多，这里采用笔者校定的译文。参见拙文“李约瑟被误读与错译的语文和非语文原因探讨之一 —— 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C全译本）第一卷‘作者序’错译为例兼与此卷第二审定何绍庚先生商榷”。李约瑟关于汉语汉字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的影响及相互关系的的论述颇多，散见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各卷册。据李约瑟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至２000年已有七卷中前三卷和后四卷部分共23自然册刊行。而汉文全译本，令人遗憾的和不解的是，在1990年出版了SCC全译本仅此前原有译稿或曾出版的卷一《导论》，卷二《科学思想史》，以及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之后，便如石沉大海达十年之久。直至1999年才又出一册即《机械工程》，2002 和2003 两年先后出了两册即《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与《物理学》。幸好有潘吉星先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收录了李约瑟论及汉语汉字科技术语的文章可供参考。
12 《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文字”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13 同注1, 页59。
14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页229。
15 因有少数例外，所以说“通常表示一个词素”。少数例外有两种情形：用两个汉字代表一个词素，如“仿佛”，“葡萄”；一个汉字包含两个词素，如 “甭”中有两个词素“不”和“用”，“别”中有两个词素“不”和“要”。
16 科学分类法要求标准统一。本文首先将所有文字二分为标识文字和字母文字，标准是符号的构成原理。再将标识文字分为表词素、表词和表语段，将字母文字分为表音素和表音节，标准是符号所表示的对象——前者是义，后者是音——的尺寸。至於本文给出的汉字类属名称中的“单音节”只是为了表明一个汉字在现代汉语中对应於口语的一个音节，纯属描述性，不具有分类意义，与字母文字分为两个亚类遵循的标准不是一回事。
17 钱伟长，“振兴中华，汉字大有作为”，《汉字文化》，1989年第4期，页16。
18 同注17。应当指出，钱伟长的观点得到周有光先生认同：“ 从符号形式看, 现代汉字是‘字符文字’。”
19 胡双宝，“从汉语特点看汉字” ，《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号（第1／2期）， 页21。
20 徐德江，“认识汉字的科学性对语文教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号（第1／2期）， 页6。
21 徐朔方，“请不要破坏汉字”，《中国文化》，1990年第3 期，页143。
22 王力：《汉语讲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年新二版）, 页70。
23 转引自程贞一，“汉语同科技的关系”，《大自然探索》，1987年第2期,页24。
24 梁厚甫，“中文的优越性”，《汉字文化》，1990年第1期, 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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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历甲申年十月六日修订于崇德斋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蒙城]张大卫,笔名天工、闻力，1942年生于安徽蒙城，研究员，世界语者，语言文字和科学史学者。
E- Mail: dz23@sina.com
已刊主要著译（不包括在万维网发布的）：
（1） 论著
“从‘跛’与 ‘瘸’所想起的”（《文字改革》1963年第9期），“The ‘Calendar Ca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Re-examined”，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Schall von Bell S. J. (1592-1666),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XV, Volume 1, p.p. 475-495, Sankt August, 1998），“克里斯塔勒与中心地理论”（《人文地理》1989年第4期，后作为代序重刊于《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印度古代地理学思想”（《大自然探索》1987年第11期），《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主编并撰写部分篇章，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5年第二版，“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之一），“以油滴实验闻名于世的物理学家——密立根”（与陶澄合撰，《现代化》1981年第4期），“漫谈射电天文学的开创历史”（《天文爱好者》1982年第七期），“大气是从来这样吗？”（《化石》，1978年第二期），“地球年龄之争”（与班武奇合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第二期），“Wall Street似不可译作‘城墙街’——与葛传椝先生商榷”（与杨健合撰，《翻译通讯》1985年第7期），“威廉（比尔）•盖茨——微型计算机发明的带头人”等7篇计算机科学家传记（《微电脑世界》1996年第12期至1997年第12期），“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文华合撰，《科技日报》1987年9月30日），《美国生活——赴美留学、旅游、工作指南》（主编，南海出版公司，1996），《如何写个人简历》（主编之一，南海出版公司，1997，2003），“古代印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洪堡”（扩写条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等。
（2） 译作
“稀有元素在草原和荒漠中的蒸发浓缩”（《地理译丛》1965年第二期）等三篇译自俄文的文章，“Phenological Calendars and Knowledge of Phenology”( by Cao Wanru, Ancient Chin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3), “根室半岛海底底正引起的地壳变形与断层模型”（译自日文，《国外地震》1976年第11期），《狭义相对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男人、女人和孩子》（漓江出版社，1988），《天文史话》（科学出版社，1988），“一门新科学——力学的诞生”（译自法文，《科学史译丛》1985年第三/四期，在《科学史译丛》发表的其他译作数十篇从略），“麦卡托投影”（《科技日报》1987年1月20日，另有篇译作刊于此报，从略），《天体运行论》第六卷（《天文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以及《广义相对论与引力波》（与陈凤至合译，科学出版社,1977），《人体与思维》（与阮芳赋等合译，科学出版社，1979），《太阳系》（与张钰哲等合译，全书经本文作者校订，科学出版社，1981），《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与戴年祖等合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通俗天文学》（与王鸣阳合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古今科技名人辞典》（科学出版社，1988）等书的部分章节。
（3） 审校
“日本汤川介子理论发展中方法论的探讨”（刘祖慰译，《科学史译丛》1980年第一期），《英语关键词英汉双解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及《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再次聆听大洋两岸的共鸣——回顾跨越太平洋的文化科学交流》（李约瑟与鲁桂珍合著，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1），《阿基米德全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西方名著入门•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9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物理学》部分章节等。
[蒙城] 张大卫
提 要
本文试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即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考察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文字的科学分类法及文字的首要功能。众所公认的汉字具有超时-空性得自其蕴含数学素质，而後者是汉字构成所依标识原理赋予的。作者应用化学的分子原子论解析汉字，进一步证明汉字的自然科学属性。
作者依据构成原理提出一种新的文字分类方案，得出汉字属标识文字，从而确定汉字在世界古今文字体系的位置，并对各家观点予以分析和评论。
本文作者认为所有成熟先进的文字的首要功能是表义而不是忠实纪录语音，并提出断定文字成熟先进的四点判据。作者在结语中讨论汉字在信息时代的前景和用途，以及为达成全球华人社会书同文应做的努力。
作者最后指出：继续争论汉字优越还是落后已没有任何意义；面对新世纪科学技术的挑战，汉字研究应当尽快转向更深入、更艰苦、更细致、更切实、也更具体的高水平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
目 次
一、 导言：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二、 汉字具有“数学”素质
三、 汉字是标识文字
四、 其他汉字类属名称与汉字内部分类
五、 汉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六、 结语：汉字的前景与用途
一、 导言：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正统的看法是：语言先於文字，是文字的基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通过音以形表义1 。也曾有一些文字学家根据对汉字特性的研究提出异议2 ，却被扣上“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帽子3 。即使在今天，由於种种原因，这一纯属学术性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重新考察。
按照所谓正统观点，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后於语言产生，其唯一的功能在於记录语言（实际是记录作为语言物质外壳的语音） 。但是，思维、语言及文字三者的关系，语言和文字孰先孰后，正统看法并非定论。本文试图应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於语言文字研究，以期得出一种新的正确的结论。
我们不妨姑且假定正统观点是成立的，但这至少要附加一个时间条件，即文字初创时才有可能如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请参见后文）。语言和文字同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但二者毕竟不是全同的（identical） ，而这一点是包括正统学派在内的各派语言文字学家一致同意的。换言之，语言和文字既有相同的一面即共性，又有相异的另一面即差异。而差异就意味着矛盾。读者不难看出，我们是以正统观点为重新考察的出发点的，下面仍沿袭这种观点，承认文字作为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一方在其初创时期对先于它存在的另一方即语言（实际上仍是语音）有某种依赖性，但自此之后文字便开始具有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甚至获得了对语言施加影响和制约的能动性，而且依赖也从单向转变成双向，从而出现了语言和文字的相互依赖性。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互作用从这时开始了，二者的关系同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应当是一样的。考察有关联的两种事物的关系应当全面，既要看到相同的一面又要看到相异的一面。那么，语言和文字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呢？仅只后者记录前者吗？
笔者认为，二者的差异在於它们在表“义”即对人类思维（包括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上採用的操作方式不同，语言以音表义作用於听觉，文字则以形表义作用於视觉。正统语言文字学家强调，语言直接以音表义，文字却只能通过音以形表义。中国人和也使用汉字的日本人的阅读实践证明，在认识相当数目的汉字后阅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时遇到未学过的字词时往往虽不知其音但能知其义。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人在阅读时遇到没学过的词却每每虽能念出音但不知其义。需要指出，由於英文词的拼法与其读音距离较大，即使知其义有时也不能确知其读音而不得不像中国人一样只是为找到正确读音而经常去查字典。东西方人的阅读实践表明，文字（任何一类文字，只是汉字更为明显）以形表义时不一定通过音。同一汉字在汉语的诸多方言中读音不同，但其义是相同的，这一事实更加清楚的证明认为文字表义是必须通过音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文字发展史表明，从文字的起源来看，最古老的文字，如中国的甲骨文，埃及文，起初都是表义的图形，而不是也不可能把说话（假定语言已先於文字出现）的每一个音一个不漏的记录下来，著名的“奥吉布娃（Ojibwa）情书”和纳西族东巴文《创世经》的编插式表语段文字再现了这一情形。有人不承认 “奥吉布娃情书”是一种原始的图画文字（早期象形文字），他们实际上是错误地认为文字的最小单元必须能与语言的音节或音素一一对应起来才算文字，而忽视文字乃是一种约定的符号体系，文字的最小单位既可以是音位（元、辅音），也可以是音节、词和语段。4 固守元辅音文字才是文字，并进而认为其他类型文字不是文字，至多是原始、落后的文字，迟早要发展成元辅音文字的见解，显然是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翻版。
近代科技书刊使用的文字也是这种情形，如数学中的数字、符号等为世界通用，你可以不承认它们是语言，但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文字或文字的一个亚类。汉语中的合音字，人们实际上可以随意选择读一个音还是读两个音（尽管它写出来是一个字），例如, “甭”读作甭 beng 或 bu yong，“诸”读作zhu 或zhi yu, 而“孔”在古汉语中的发音接近於现代汉语的“窟窿”（kulong）。文字的首要功能是表义，而不是表音（记录语音），它在表义时与音无关。
正统看法认为文字表义必须通过音，不符合文字起源和发展的事实，人们在实际使用文字时也不遵守这种人为的规定。然而应当承认，在文字从图画中脱胎出来，经过简化、抽象逐渐发展成一种约定的符号体系的过程中，印欧语言的文字转向侧重表音的字母化路线上去，而汉字则保持固有的表义方向一直发展到今天。
印欧人从原来表义的文字符号中选出一些来代表音素或音节，确实很聪明，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在建立文字符号体系上的失败。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面对日益增多的事物种类和人们对世界不断加深认识而湧现出的新概念，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善於对多种范畴加以分类和概括，因而不能将原来是表义的文字整理並发展成像现代汉字这样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表音文字的缺点，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古埃及文为了解决同音词难显其欲表达之义而不得不附加不发音的类符（相当於汉字形声字的部首）。
我们的祖先更为聪明，他们把原来使用的图画文字分析成为数远比拉丁字母要少的几种笔划，再将笔划组合成笔划不多数目有限的单元即部首和偏旁，将这些单元上下左右拼合, 便能构成从理论上讲数目无限表义性极强的汉字。文字不是录音机, 如果主张文字的功能只是记录语音，那么对语言记录的重视程度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判定文字科学性和先进性的一条标准。然而，任何一种符号体系的首要功能在於表义，文字作为一种符号体系亦不例外。
笔者认为，能直接表义的文字是先进的，而必须通过音才能表义的文字则是落后的。如前所述，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这里指自源文字，而不是象日文那样的借源文字）当初都是表义而不表音的，那么如何说这种古老性又是先进的呢？其实，人类的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有时前进有时后退，考古发掘和对历代典籍和實物的研究一再表明，许多古代先进的东西因种种原因失传或被后人遗忘了。古不一定就不正确，不一定落后，也不一定不科学。可以说，汉字的发展一直未偏离原來的轨道，印欧語言的文字則走上一条新路，它們肯定不会轻易复返原來的路线,但是由於竭力保持业已远离读音的拼法不变, 实质上已逐漸成爲可直接以形表义的文字 。
我们说，汉字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世界上最发达、最成熟的文字之一，根据是它从古至今一直具有一种独特的，为其他所有文字望尘莫及的超方言特点。汉字的超方言特点来自它始終直接以形表义，对音的依赖程度几近於零。文字在以形表义时对音的依赖程度乃是判断其先进性的标志，二者成负相关关係。有趣的是，语音的变化有时反而受字形的影响，有些字由於各种缘故由形获音。例如，在大陆现已经规定把叶公好龙的“ 叶”字改读作 ye，所谓根据是“ 叶”被定作“葉”的简体，便於小学生学习。还有一些字是先有形后有音的，如 “卍”（佛教符号，读如 “万”） ，英文中源自希腊、拉丁和阿拉伯文的词素（词根，前缀及后缀）的借形外来语和中、日文互借词更是如此。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文字有记录语言的功能。汉字形声字的声符确实有表音的功能，识字不多的人用同音的别字写信读出来也能听懂就是一个证明。常言“秀才识字读半边”，一方面说明可由字形知字义而不确知字音，但无碍理解，另一方面说明即使偏重表义的汉字也有表音的功能。但汉字的表音作用，与印欧語言偏重表音的字母文字相比，不是首要和必须的，而是非本质的。其实, 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字的首要功能都是记录事件而不是记录语言, 因此有可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较之最古老的语言出现的时间更为久远。
这里还想指出文字对语言的另一种影响，即文字通过直接表义的形还能起到丰富、提炼乃至创造语詞的作用，此即文字能动性和对语言制约性的表现。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汉字汉语中，而且在世界任何凡有文字的语言中都可看到，例如刚才提到欧洲諸语言常利用希腊、拉丁及阿拉伯语的词素创造新词，其中有些词基本上与自源词同义，但在修辞学上有细微差别，从而丰富了这些语言，增强了它们的表达力。汉字构成和由字组词不需要这些外来成分，所用的独特方法更为简捷、合理，也更先进、更科学5。现代英语中日益增多的合成词，如 input（输入）和 output（输出），实际是按照汉字表义性构词方式创造的，而且出现了放弃介词，依靠次序构成合成词或短语这样向汉语靠近的倾向。
二、汉字具有“数学”素质6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示汉字的特质，并据之确定汉字在世界古今文字中的位置以及它的类属名称。为此，我们返回到关於汉字超方言特性的讨论上来。英国著名科学家、卓越的汉学家兼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博士在 1954 年出版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卷一 “汉语汉字简解” 一节中写道：
“一般地讲，在汉字中，一个字的读音与其书写形式无关。在此意义上，写出的
字其意义实际是固定的，操任何方言的人都能看懂，但各自的读音则可能完全不同，
彼此无法听懂。”7
李约瑟指出的这种现象即是汉字的超方言特性。他接着指出，汉字的这一特性乃是它独有的“‘数学’素质”使然。在结束这一节前, 他援引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 - 1978）关於中国文学语言上千年不随口头语言演变的论述，表明他也意识到汉字的超时间性。最后，他得出他对汉字的总评价，称汉字
“具有一种凝炼，简洁和玉雕般的品格，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典雅、精炼而雄浑，
超过任何其他已发明的人类交流工具。”8
李约瑟从一个司空见惯、浅近明显而且是活生生的语言文字现象出发，透过这一表面现象，以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特有的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一举抓住了汉字内在的本质属性，并认为这是汉字的一大优点。
在此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指出，汉字的超方言现象虽然也为我国几乎所有的语言文字学家所认同，但在过去往往被视为缺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汉字及其发展史的研究无非是想证实一个先入为主的虚伪的“规律”：“方块汉字新陈代谢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表音和简化的历史。”既然“表音和简化”是历史规律，那么相应的举措便是颁布了废繁行简的命令，为文字改革的终极目标——借用拉丁字母为汉语创制至今尚未证明适用於汉语的字母文字，彻底废除方块汉字——做准备。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家终於醒悟了，有人大声疾呼：
“请不要破坏汉字”9 ！
过去一直主张汉字应当简化并最终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学者，也认识到汉字“具有一定的超时代性和超语言性。在拼音文字的世界中，汉字‘鹤立鸡群’。”并进而建言 “更新方法，研究汉字，是信息时代的需要。”10
他们开始认识到汉字的优点，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汉字在信息时代显现的先进性。其二是的是对比较法的重视和运用。而李约瑟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得出正确的科学断言，靠的正是在其研究中国的文明和科学时一贯使用的比较法。李约瑟自谓：
“如果我试图准确地指出我为发现中国与西方的相似与相异所作考察的最根本特点，
我就会说是比较法。”11
李约瑟是一位西方科学家兼科学史家而不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竟能切中要旨做出汉字具有“数学”素质这一重大发现，固然难能可贵，却也是情理中事。这启示我们今后对汉语汉字的研究应自觉地利用现代科学方法，比较法是其重要的一种。
三、汉字是标识文字
没有比较就不能分类。但要做到切实有效的比较和分类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透过表面现象抓住深层本质，二是要依据统一的标准。据《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文字”条, 文字类型的划分是：表形、表义及表音12；据梁东汉的分类,文字分为表意、 音节及音素13 。让我们从汉字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分类法的适用性。第二种分类法采用了多元标准，“表意”着眼於操作方式和对象，“音节”和“音素”则以语音单位的尺寸为划分标准，因而不符和科学分类法。每个汉字都有相对固定的义，一般读成一个音节，因此汉字既可归入表意文字，又可归入音节文字。第一种分类法更糟，它面对形义密合的汉字已显得无能为力，若再计及汉字中形声字兼表音义的功能，简直形同虚设，了无意义。仅用一种文字测试，就出现了“字无定类”，这样的分类本该抛弃，但当代汉字研究家袭用这两种分类法为汉字确定类属名称者却大有人在。例如，王永民主“表形”，张拱贵和张力伟主“表音”（张拱贵的观点实际上是赵元任的，他在文章中声明，他只是将“标音”14 改为 “表音”而已） ，张华主“表义”；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仅汉字一种文字，便占满了原是为世界古今所有文字设计的分类表。
如前所述，文字是约定的符号体系，对文字类型的划分应当从符号学的立场出发。对文字符号的分类，从理论上讲有三种方法：造形，功能及构成原理。按符号造形, 文字可分为图画式、象形式、方块式、线条式等等。按符号功能, 文字可分为表语段、表词、表音节、表音素（音位）型。按符号构成原理, 文字可分为标识型与字母型两大类。
第一种分类法着眼於文字外形，粗分细分因人而异，数目不定难得一致意见。
第二种分类法实际上是根据操作对象的长短，类型与类型之间的差异只是量的不同。
第三种分类法最能揭示不同类型之间质的差异，不仅书写形式的外观不同，而且内在结构和操作方式或“流程”迥异。对於包括汉字在内的所有象征性符号的构成原理，可称之为标识原理 (logographic principle) 。至於印欧语言的文字的构成原理，因其由一串字母组成，在没有更好的命名之前不妨暂称为“字母原理”(alphabetic principle)。
标识包括阿拉伯数码，（代表抽象概念或具体事物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或它们的变形以及加符号的字母，图形标志或其他象征符号，它们可以表达一个或连贯的一组概念，替代一个词素、一个词或一个语段，例如用阿拉伯数码表示基数或序数，用拉丁字母表示化学元素，用 $ 表示 dollar（美元），用某种交通标志表示“禁止通行”，用若干图画加符号表示一个语段（多个句子） 。汉字中的一个字一般表示与思维的最小单元——概念——相对应的一个词素或词，因此属於标识符号。印欧文字的字母、日文中的假名是表音符号，代表一个音素（英、法、德等语言的元、辅音）或一个音节（梵文字母和日文假名），通常不表示概念或词，因而不是标识符号。由於标识符号简短、易识、信息量大而准确，现代西方文字（书面语），特别是在数学和科技书刊中，引进大量的标识符号，或以首字母缩略词替代整个词或词组，以补充其文字的不足。说得再通俗一点，如果说字母文字是语言的书面符号，那么属於标识符号的汉字每一个都是“符号的符号”即更浓缩的，更高层次的符号。例如，英文 dollar 是词（word），$ 是代表 dollar 的标识，而汉字“圆”既是代表货币的符号——词，又是代表词的符号——标识。（有人使用 “￥”这个洋符号表示人民币的圆，旨在外文中使用，但由於它也表示日元，英文中常出现的却是yuan和RMB，它在财会的使用亦非正式。所以，这是一个多余的符号。）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的类属名称是标识文字 (logographic script) 。考虑到一个汉字在汉语普通话中与一个音节对应，通常表示一个词素15 ,完整的可命名为“单音节表词素标识文字”。凡以表音字母拼写的文字，被命名为“字母文字”（alphabetic script，过去译为“拼音文字”，不妥）。16
上面关於世界古今文字类型和汉字“正名”的论述，出於两个原因。首先，为汉字正名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决非厘定某个科技术语所能比拟，因为它关涉到对汉字的特质、科学性，由之产生的优越性、先进性的认识，乃至对汉字前途的估价。再者，汉字的类属名称在当今汉字研究界是意见分歧很大的问题之一。对某一问题众说纷纭，一方面表明此问题有待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表明此问题重要，因而引起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前文已经提到几种观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分强调汉字的某个侧面，忽视了汉字作为文字体系的整体性。本文与之相反，试图在统观全局这一高层面上，将汉字同字母文字加以比较，找出二者在表义流程上的根本异点，再通过将汉字同以往从不认为是文字的科技书面语使用的各类符号相比较，终於证实了汉字的特质，同时获致一种新的世界古今文字分类方案。应当指出，笔者的观点直接受到李约瑟“数学”素质说的启发。钱伟长认为汉字是“符号文字”与本文的定名“标识文字”在涵义上完全相同。他在题为“振兴中华，汉字大有作为”的讲话中说：
“我们的文字，严格来说应叫符号文字。”17
什么是符号文字呢？钱伟长解释道：
“符号文字应该是国际交流最有效的东西。现在全世界接受的符号只有几种，一种
是化合物的符号，全世界是一样的。还有乐谱，五线谱，中外一样。 还有一种符号是
1、2、3、4、5、6、7、8、9、10，这个符号全世界完全一样。中国人念 yi，er，san，
si，wu ……，美国人念one，two，three，four，five ……，发音虽然不一样，但写
下来都一样。还有数学方程式，全世界统一。”18
与阿拉伯数码类似，汉字数码一、二、三、四、五……的写法也是固定的，但中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人对它们的念法各异。我们可以稱汉字的这种现象为超方言现象，考虑到日本人也用汉字，甚至可称之为超语种现象, 或通称之为“超空间/超地域”现象（这里“超”是“跨越”的意思）。这里想强调的是，钱伟长的“符号”说与李约瑟的“数学”素质说如出一辙，二人都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家，诚可谓 “科学家所见略同”。正是这一点启发笔者认识到汉字的自然科学属性，进而去探索汉语汉字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下面转到对关於汉字类属名称的不同观点的评述，并附带谈谈汉字的内部分类。
四、其他汉字类属名称与汉字内部分类
首先让我们来看胡双宝的“表词－词素意音”说。他在 “从汉语特点看汉字” 一文中写道：“从语言和文字的关係看，汉字属於表词字或词素字，而‘表词－词素字’这一名称可以概括古今汉字，从文字和语音的关係看，除了少部分表意字（象形、指事、会意）以外，绝大部分是意音字。综合以上两方面，可称汉字为‘表词－词素意音字’。”19 胡双宝试图 “从语言和文字的关係”和“从文字和语音的关係”“概括古今汉字”的立意可嘉，但是由於他作的分析和综合遵循形如 a + b + c = a + b + c 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恒等式，显然是一种违反逻辑学的假概括。不过，我们还是从中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其一是“表词字”的提法，表词字在一定程度上与前文提到的标识等价；其二是，他的概括虽不成功，但对汉字按字理分类颇有见地；其三是，考虑到汉字的各个侧面经分析和综合以求概括是找对了方向，总比突出一个侧面而无视其他侧面的“表形”、“表音”、“表意”三说更可取。
其次，我们来看徐德江的意见：“文字以其物质外壳——字形来表音表义，这是一切文字共有的特点。因此用‘表音’‘表意’区别文字的性质易生误解，改为‘写音’‘写意’比较准确。写音文字的字母与写意文字的笔划、偏旁部首属同一类型；每个方块汉字与印欧文字每个单字（单词）是同一类型的。”20 徐德江说一切文字皆以形表音表义，又说“写音文字的字母与写意文字的笔划”，“……汉字与印欧文字……单字”属“同一类型”，除“写音”、“写意”外二者皆同，便断言汉字是“写意文字”。可是，他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讲，“汉字有形、音、义……”，“印欧文字的每一个单字……也都有字形、字音、字义”，又在第二段强调“文字的每一个最小单位——字都有形音义，三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字’。” 既然汉字和“印欧文字”的“单字”都有形音义，而且“三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字’”，即是说，无论汉字还是“印欧文字”的 “单字”，都是形音义密切结合、不可分割的，那么有何根据把意（义）抽取给汉字，把音选送给“印欧文字”呢？实际上，以形表义才是一切文字的共同点，只是在表义时有直接、间接之分。至於改“表”为“写”，只不过将操作过分具体化了，即无新意也无助於消除什么“误解”，非但不“准确”反而片面了。目前，用电脑写作者越来越多，为此，是否又应该改作“打音”,“打意”呢？。坦率地讲，徐文指的是何种误解和何种标准下的准确，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徐德江认为“单字、单词是同义语”，并且不无担忧地说 “如果不承认印欧文字的每个单字（单词）是一个字，那么就必然得出印欧文字只有字母和词，而没有字的结论。” 。接着徐先生质问並感叹道， “试问：‘文字而无字’，这是什么逻辑？岂不离奇荒唐吗！ ”假如他知道“单体为文, 合体为字 ”, 他或许还要问：‘文字而无文’，这又是什么逻辑？岂不也离奇荒唐吗！不难看出，徐先生的论述不仅“就是这样不能自圆其说”，而且“离奇荒唐”（引号内皆徐德江语）。试以英文 language 为例，它是由字母 l，a，n，g，u，a, g, e 组成的一个词，我们只看到了字母和词，而看不到字。“文字”一词在汉文中不仅有“文”而且有“字”，但在英文表示“文字”的 characters，script，writing，written language 中找不到与汉字“字”对等的“字”，英语的 word （词）也不是。文字(文和字)，实乃汉文所特有，不可推及其他种文字。 正如徐朔方所说：
“在西方，语言文字是基本上一致的。语言（language）兼指语言文字。同
‘语言’相当或相平行的‘文字’一词并不存在。”21
现在对汉字内部分类予以简短讨论。在分析汉字结构，对汉字进行分类时，所有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六书。研究者们往往从汉字的起源出发，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归入“造字之法”，而把转注、假借归入“用字之法”。王力认为 “说到会意与形声，也显然在象形、指事之后。因为它们是合体字，必须先有单体字，它们才能产生。”他於是得出结论：“剩下来，只有象形或指事可以说是汉字的起源了。”他把汉字分为两大类：单体字（文）与合体字（字） 。单体字分为象形、指事两书；合体字分为会意、形声两书。22 据此，可称王力的汉字分类为“二类四书”说。但已有人证明转注可以产生新字，假借既是用字之法，又是间接造字之法，这又恢复了六书同为“造字之本”的传统看法。近几十年，出现了不少所谓新的汉字分类方案，远的有唐兰的 “三书”，近的有安子介的“四类”，对汉代许慎定义的六书理论不断提出挑战。
本文不想提出什么新方案，只想换一个视角观察汉字的组成，并尝试解决某些“书”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词可以分为词素，分子可以分为原子。仿此，汉字中的字可以分为“字素”。词素的定义是意义上不能再分的最小构词单位。原子的定义是化学变化中不能再分的组成单质和化合物的分子的最小微粒。仿此，字素可以定义为意义上不能再分的最小构字单位。例如可以把单体字类比为化学上的单质，那么合体字就类似於化合物。单体字由一个字素构成，合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字素构成。汉字的字素按所表示的是具体的东西还是抽象的概念可划分为两大类：具体符和抽象符。由一个具体符构成的字是表具体事物的象形字。笔者将传统的指事字分为两类：由一个抽象符构成的表抽象概念的指事字命名为指事字A，由一个具体符加一个抽象符构成的表具体事物的指事字命名为指事字B。这里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个或三个分别表示具体事物的不同具体符即单体象形字构成的会意字表示的不再是具体事物而是性质或动作（相同的具体符，如由“木”叠加而成的“林”“森”仍为具体事物）。这里给出两个类似数学公式或化学反应式的表达式：
具体符 X 具体符－＞（表抽象概念的）会意字 （1）
例字：好，伐
具体符 X 抽象符－＞（表具体事物的）指事字 B （2）
例字：刃
注意，与表抽象概念的指事字 A 不同，指事字 B 表示的是具体事物。
我们由表达式（1）和（2）发现，具体符与抽象符的结合遵守数学中正、负数的乘法规则，因此式（1）、（2）左端用乘号而未用加号。具体符犹如负数，抽象符犹如正数。正（抽象）负（具体）相乘，积为负（具体）；负（具体）负（具体）相乘，积为正（抽象）。
汉字构成上的这一现象也体现了它特有的“数学”素质，确实可以象处理数字那样去处理汉字。下面即利用这一性质来解决象形、指事、会意三书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
首先，援引许慎的定义：
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
王筠批评说，“视而可识则近於象形，察而见意则近於会意”。王筠不顾象形和会意的定义和定义中的例字，实乃断章取义。
关於象形与指事的界限，关键在於是否“画成其物”。象形字一般有三个特点：（一）代表有形可视之物；（二）多位单体，少数合体各字素均为具体符，有主副之分，所代表的只是为主的部分，为副的仅起烘托形象的作用，如“老”；（三）义单一，如有他义必是作为同音字被假借而成假借字（特别是在本义废而借义行之后），如“来”。而指事字A完全由抽象符组成，指事字 B则由具体符加抽象符组成，从形态上均不会与象形字相混。
关於会意与指事的界限，已由前面表达式（1）和（2）确定。会意字的字素均为具体符，其字义不是各字素之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化合”后生成的新义，此新义虽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字素或总合之义，但与每一字素之义均有关联。换言之，会意字构成的要旨在於各字素之间意义的联系，也就是徐慎所说的“比类合谊” （“谊”於“义”同义，前者是本字，后者是假借字，“合谊”即“会义”或 “会意”）。两个分别表示两个可视之物的具体符合在一起生成一个表示抽象概念的字，的确引人注目，充分显示汉人富於联想的思维特点。
最后谈谈象形和会意的区别。象形字“画成其物”，来自对独立物体的观察和描摹，会意字“比类合谊”来自对多个相關物体之间关係的洞见、思考和分析、综合，认识上高出一筹，许慎的界说已很完备，满足了定义对充分和必要的两项条件，二者界限如此明确，决不会混淆。
在此节开头说胡双宝的“表词-词素意音”作为汉字类属名称是假概括，但如果胡先生允许将其说视为汉字分类，则应当说是真分析。因“词－词素”即是 “意”，“意音字”当为“形声字”，可知胡先生对汉字的分类主“二类（表意、表意音）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说。正是因为这假概括兼真分析，本文对其他汉字类属名称的评述与笔者关於汉字内部分类的浅见放在同一节讨论。
五、汉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前文对汉字与自然科学的关係已略有触及，本节试图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讨论。我们先人顺乎汉语的特点创造了与之相配合的汉字，二者经过数千年的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相互调整，愈益科学化和逻辑化。波兰的赫米耶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曾对汉语结构的逻辑推论作过研究，他的结论是：
“汉语的一字一音、无字词变化、无清楚界定的语法词类，这些特点
对中国文字的内在逻辑并无消极影响反而有益，它们使汉语更接近於现代
逻辑的符号语言，印欧语言则很难说具有这种优点。”（采用钱邦宁的译
文）23
梁厚甫告诉我们：
“英文受到了高级技术的冲击，英文几乎站不住脚……”
“在新的技术名词中，英文也［像中文那样］有用并合方法来构成
的。……英文字虽有其例，但不如中文字之得心应手。”24
原因何在呢？正是由於英文不具有汉字这样的符号的优点。目前，高技术的冲击力正方兴未艾，将来会日益增强。也许，字母文字有承受不住强劲的高技术冲击力的一天，为摆脱这种困境，印欧人可能要改革他们的文字了。那时，他们可能会求助於汉字，按标识原理来创造适合他们语言特点的标识文字。
前述钱伟长先生的讲话中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他根据汉字的符号性质大胆预言：
“我们汉字这个符号文字，可能是未来世界语的一个基础。……
将来真正的国际文字应该是符号文字。”
世界语者在宣传、推广紫门霍夫（L. Zamenhof）创始的世界语（Esperanto）时往往以其数字构成的合理性作为例证。而这种合理性则是汉语数字构成所固有的。然而，我发现二者相比，仍以汉语更合理也更简捷。以 10 和 2 两个数字组成 12 和 20 为例，在世界语中，10 为 dek，2 为 du，12 为 dek du（分写），20 为 dudek（连写），汉语则无需区分连写、分写，写成“十二”，“二十”即可。世界语的 22 必须写作 dudek du，若写成 du dekdu，则为 “两打”（24）了，尽管 24 的正确写法为 dudek kvar。不過, 人为的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的确为各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比自然语言简单易学的语言平台。探索以汉字为基础的世界统一标识文字体系，为现存字母文字拟定辅助书写方案，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不妨一试。 实际上，一语双文同时并存或因时更迭，皆不乏先例。
六、结语：汉字的前景与用途
最后，想就当前汉字现代化研究方法和任务谈一些粗浅的看法。鉴於汉字特质的发现和汉字类属名称的确定皆由自然科学家率先提出的历史经验，今后对汉字的研究看来应当注意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自然科学的眼光，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全新的角度探索汉字与汉语，很有可能会获致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鉴於汉字具有如现代科学相同的逻辑结构，其字形组合对於科技术语的构成和科技思想的表达拥有无限的潜力，特别适用於现代科技，因此对汉字的简化和繁简字的整理，应考虑当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做出最适安排。在未有更好的改革方案之前，维持现状也许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关于简体字, 有人提倡“识繁写简”，其实远在没有推行简体之前人們一直是这样做的。当务之急是規范包括繁体和简体在内的所有汉字的印刷体和手写体。这样，便可以从过去废繁行简和坚持正体的分裂状态通过识印刷体写手写体，最终统一汉字，再创全球华人社会“书同文”的新局面。判断汉字简化的得失, 简化汉字的初衷应是最好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提高汉语学习和汉子书写的效率。简体字较之对应繁体字，蕴含的信息密度降低，可辨识率随之下降。再者，学习简体字与学习繁体字的步骤和进程相同，总体效率未见提高。因此，简化汉字可能并没有达到原来设想的目标。当然，简体字较之对应繁体字，笔划减少了，手书时比较简便。在电脑进入家庭的今天，键入简体抑或繁体所花时间是一样多的。理智的做法是正视简体字的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不可全盘否定，企图废止简体字更不可为。全球华人社会应协同工作，以进一步完善简体字；其中，古已有之且已广为流传的可考虑保留，确实悖於字理的可考虑暫停使用。应该清醒地看到，信息密度是一把双刃剑，信息密度高意味着信息熵高，因而不利于汉字信息处理。
今后应加强对汉字汉语的潜力的科学研究，并且要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并重。例如，对日本、朝鲜使用汉字和越南据汉字形声法创造字喃的经验，应进行专门研究。这些经验可用来为使用字母文字的语言，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语言如英语，试制以汉字为基础的辅助性标识文字，并在此基础上拟定国际共同文字方案及其用作机器翻译媒介文字的可行性。
应当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语言和文字都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都是世界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我们应当像环境保护论者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那样，来保护语言和文字多样性，尤其是那些濒临绝灭的语言和文字。每当一种语言或文字灭绝，我们就失去了已延续数千年的语言谱系或文字谱系, 也就失去了可供比较研究之用的珍贵资料。如前文所述，无论标识文字还是字母文字都可以作用於视觉直接以形表义，只要能准确记录事件，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同样是先进的文字，与能否忠实记录语音以及完备程度无关。对於作用於听觉的语言, 现在有比文字更先进的录音工具, 若需形诸文字还可以利用电脑通过语音输入来实现。
关於文字是否先进、成熟, 主要看文字的（一）表义功能, （二）构词能力, （三）适应其对应语言变化的能力及（四）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实践证明，作为标识文字的现代汉字和作为字母文字的现代英文, 均具备以上四个条件, 只是构成原理和表义手段各異(参见下表)，二者可謂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此意义而论, 汉字和英文同属先进、成熟的文字。
汉英文字异同对比表
汉文单字 英文单词
构成原理 |标识原理 |字母原理
表形单元 |笔划 |字母
表音单元 |笔划 |音素/音节
表义单元 |形旁/单字 |词素/单词
同音字/词辨识 |异形 |异形
同形字/词辨识 |异读(包括声调改变) |异读(包括重音位移)
外来字/词引进 |借形(自日文等文字的汉字)/译音 |借形/译音(自非拉
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
构造新字/词能力 |无限制 |无限制
声调/重音 |四声(普通话) |重音
最近，笔者在互联网见到一种名为Yingzi（“英字”）的英文标识文字方案，但更多的是各种为汉语设计的“拼音字”即试图替代汉字的汉语字母文字。科学崇尚实验，相反方向的这两种努力应同样受到鼓励，因为这类尝试有益而无害。假如终有一天人们得以发现更便於人类交流的，适合任何语言的统一的文字体系，乃人类之大幸。在此笔者仅想建议，无论为现正使用标识文字的语言设计字母文字，抑或为现正使用字母文字的语言设计标识文字，都应悉心考察新文字能否满足前述四个条件，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否则会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
笔者认为，继续争论汉字优越还是落后已没有任何意义。面对新世纪科学技术的挑战，汉字研究应当尽快转向更深入、更艰苦、更细致、更切实、也更具体的高水平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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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注释
* 这是一篇旧稿，曾在一次关于汉字的会议上宣读。鉴于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对汉字的优劣的争论仍未停息，此稿或许可尚有供争论双方参考的价值，特重加修订发表。
1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65年) 页3。
2 唐兰,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1956年第1期。
3 齐佩瑢在《中国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极不彻底的“象形和象意文字，也多是直接表
意，与语言并未完全密和”的观点，正是因“主张文字可以先於语言而存在”而遭到批判。
4 笔者的老友，物理学家陈凤至博士在文革期间阅读过的一本文字学著作边处写了一段批注，现抄录如下：“形而上学的判断方法，是文字就不是画,是画就不是文字。这对於日常生活中的文 字和画，当然可作如是的判断。但对於研究文字的起源，这种判断方法就见其局限性了。有些 原始文字应当这样判断：画也是文字或既不是画也不是文字，因为它不过是由画到文字的一种
过渡形式。”所言极是。
5 本文陈述汉字的优点所用的形容词皆有所本，在此以这四个形容词作为示例说明之。汉字以形直接表义，一次到位，不象初期字母文字以形表音，再依音寻义，二传方能到位，因而比后者简捷。据统计，汉字的认读速度为英文的 1.6 倍，见字即知其义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原因是
汉字的视觉分辨率远比字母为高，由於字的个性强，形体示差性直观，特别是完善的解决了汉 语同音词过多的问题，所以说是合理的。汉字的先进性与汉语的先进性息息相关，一般而言， 人类语言的发展趋势是：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分析型，汉语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摆脱粘着、屈折规律的束缚，向分析型的现代语言发展，这种转变比西方语言要早两千年。一种文字是否科学，根本一点是看它能否准确表达思维，其次是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对应语言，在这两方面，汉字都是举世无双的。
6 本文称之为“特质”。数学具有的这种素质或特质普遍存在於各类标识作用的象征性符号中，故 更严格的称之为“标识特质”。参见下面第三节。
7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I.1: 33.
8 同注7, 页 41。
9 这是徐朔方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见《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页142－146。
10 周有光, <汉字在人类文字中的历史地位>，《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页141。周先生说的“超时代性和超语言性”即本文说的超时-空性。
11 原文为：If I were to try to pin-point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uch comparisons,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引自李约瑟为在大陆出版的《李约瑟中•中国科学技术史》汉文全译本撰写的序言。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序”“Preface for the Integral Translation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刊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页xiv（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的中译文错讹颇多，这里采用笔者校定的译文。参见拙文“李约瑟被误读与错译的语文和非语文原因探讨之一 —— 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C全译本）第一卷‘作者序’错译为例兼与此卷第二审定何绍庚先生商榷”。李约瑟关于汉语汉字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的影响及相互关系的的论述颇多，散见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各卷册。据李约瑟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至２000年已有七卷中前三卷和后四卷部分共23自然册刊行。而汉文全译本，令人遗憾的和不解的是，在1990年出版了SCC全译本仅此前原有译稿或曾出版的卷一《导论》，卷二《科学思想史》，以及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之后，便如石沉大海达十年之久。直至1999年才又出一册即《机械工程》，2002 和2003 两年先后出了两册即《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与《物理学》。幸好有潘吉星先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收录了李约瑟论及汉语汉字科技术语的文章可供参考。
12 《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文字”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13 同注1, 页59。
14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页229。
15 因有少数例外，所以说“通常表示一个词素”。少数例外有两种情形：用两个汉字代表一个词素，如“仿佛”，“葡萄”；一个汉字包含两个词素，如 “甭”中有两个词素“不”和“用”，“别”中有两个词素“不”和“要”。
16 科学分类法要求标准统一。本文首先将所有文字二分为标识文字和字母文字，标准是符号的构成原理。再将标识文字分为表词素、表词和表语段，将字母文字分为表音素和表音节，标准是符号所表示的对象——前者是义，后者是音——的尺寸。至於本文给出的汉字类属名称中的“单音节”只是为了表明一个汉字在现代汉语中对应於口语的一个音节，纯属描述性，不具有分类意义，与字母文字分为两个亚类遵循的标准不是一回事。
17 钱伟长，“振兴中华，汉字大有作为”，《汉字文化》，1989年第4期，页16。
18 同注17。应当指出，钱伟长的观点得到周有光先生认同：“ 从符号形式看, 现代汉字是‘字符文字’。”
19 胡双宝，“从汉语特点看汉字” ，《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号（第1／2期）， 页21。
20 徐德江，“认识汉字的科学性对语文教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号（第1／2期）， 页6。
21 徐朔方，“请不要破坏汉字”，《中国文化》，1990年第3 期，页143。
22 王力：《汉语讲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年新二版）, 页70。
23 转引自程贞一，“汉语同科技的关系”，《大自然探索》，1987年第2期,页24。
24 梁厚甫，“中文的优越性”，《汉字文化》，1990年第1期, 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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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历甲申年十月六日修订于崇德斋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蒙城]张大卫,笔名天工、闻力，1942年生于安徽蒙城，研究员，世界语者，语言文字和科学史学者。
E- Mail: dz23@sina.com
已刊主要著译（不包括在万维网发布的）：
（1） 论著
“从‘跛’与 ‘瘸’所想起的”（《文字改革》1963年第9期），“The ‘Calendar Ca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Re-examined”，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Schall von Bell S. J. (1592-1666),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XV, Volume 1, p.p. 475-495, Sankt August, 1998），“克里斯塔勒与中心地理论”（《人文地理》1989年第4期，后作为代序重刊于《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印度古代地理学思想”（《大自然探索》1987年第11期），《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主编并撰写部分篇章，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5年第二版，“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之一），“以油滴实验闻名于世的物理学家——密立根”（与陶澄合撰，《现代化》1981年第4期），“漫谈射电天文学的开创历史”（《天文爱好者》1982年第七期），“大气是从来这样吗？”（《化石》，1978年第二期），“地球年龄之争”（与班武奇合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第二期），“Wall Street似不可译作‘城墙街’——与葛传椝先生商榷”（与杨健合撰，《翻译通讯》1985年第7期），“威廉（比尔）•盖茨——微型计算机发明的带头人”等7篇计算机科学家传记（《微电脑世界》1996年第12期至1997年第12期），“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文华合撰，《科技日报》1987年9月30日），《美国生活——赴美留学、旅游、工作指南》（主编，南海出版公司，1996），《如何写个人简历》（主编之一，南海出版公司，1997，2003），“古代印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洪堡”（扩写条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等。
（2） 译作
“稀有元素在草原和荒漠中的蒸发浓缩”（《地理译丛》1965年第二期）等三篇译自俄文的文章，“Phenological Calendars and Knowledge of Phenology”( by Cao Wanru, Ancient Chin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3), “根室半岛海底底正引起的地壳变形与断层模型”（译自日文，《国外地震》1976年第11期），《狭义相对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男人、女人和孩子》（漓江出版社，1988），《天文史话》（科学出版社，1988），“一门新科学——力学的诞生”（译自法文，《科学史译丛》1985年第三/四期，在《科学史译丛》发表的其他译作数十篇从略），“麦卡托投影”（《科技日报》1987年1月20日，另有篇译作刊于此报，从略），《天体运行论》第六卷（《天文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以及《广义相对论与引力波》（与陈凤至合译，科学出版社,1977），《人体与思维》（与阮芳赋等合译，科学出版社，1979），《太阳系》（与张钰哲等合译，全书经本文作者校订，科学出版社，1981），《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与戴年祖等合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通俗天文学》（与王鸣阳合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古今科技名人辞典》（科学出版社，1988）等书的部分章节。
（3） 审校
“日本汤川介子理论发展中方法论的探讨”（刘祖慰译，《科学史译丛》1980年第一期），《英语关键词英汉双解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及《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再次聆听大洋两岸的共鸣——回顾跨越太平洋的文化科学交流》（李约瑟与鲁桂珍合著，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1），《阿基米德全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西方名著入门•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9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物理学》部分章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