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奇迹暖暖游戏手机版:戏说官场“潜规则”（四十二）.

某些机关的“三分之一”现象

疾病：三之一血压高，三分之一血脂高，三分之一血糖高；

办公：三分之一关门，三分之一窜门，三分之一出门；

公车：三分之一领导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私人用；

处事：三分之一做好事，三分之一做坏事，三分之一不做事；

问题：三分之一研究研究，三分之一商量商量，三分之一考虑考虑；

做人：三分之一老好人，三分之一得罪人，三分之一不做人；

接待：三分之一冷淡，三分之一笨蛋，三分之一“踢球”；

上班：三分之一看报，三分之一喝茶，三分之一上网；

干事：三分之一指挥，三分之一谈论，三分之一旁观；

外出：三分之一开会，三分之一出差，三分之一“调研”；

做官：三分之一买官，三分之一卖官，三分之一要官；

领导：三分之一坐车，三分之一开车，三分之一学车；

请客：三分之一请吃，三分之一吃请，三分之一想请；

下班：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应酬，三分之一约会；

关系：三分之一哥们，三分之一对手，三分之一同事；

算计：三分之一算计人，三分之一被算计，三分之一防算计；

交际：三分之一送礼，三分之一收礼，三分之一想送；

工资：三分之一打平和，三分之一送情人，三分之一孝领导；

开会：三分之一开会，三分之一代开会，三分之一通知开会；

作为：三之一不作为，三分之一乱作为，三分之一不会作为；

总结：三分之一成绩，三分之一数字，三分之一水份；

症状：三分之一暴躁，三分之一压抑，三分之一孤独；

病情：三分之一大病，三分之一小病，三分之一无病呻吟；

药方：三分之一换岗，三分之一待岗，三分之一下岗。

秘书，是领导干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对提高领导效率确实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对过去那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干部，更是如此。但现在在一些党政机关中，却出现领导过分依赖秘书的不良势头。在一些地方，有的领导不仅违反规定配备专职文字秘书，还配备生活秘书。吃、穿、住、行有秘书服侍，讲话、发言、谋事有秘书“捉刀”，领导既不用动脑，也不用动手。而且，有的秘书也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有人形容秘书工作就是守机子(电话)，提包子(文件包)，端杯子(茶杯)，开门子(车门)。

          领导热衷于配备秘书并过份依赖秘书的现象，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某些领导干部把配备专职秘书作为一种特殊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当成一种“领导福利”和“官场待遇”；二是一些领导干部将本职本分的事情统统推到秘书身上，由其包办；三是很多公职人员愿意做领导的秘书，以做领导秘书为荣。愿意做秘书的深层原因在于秘书能够接近领导的权力圈，从而能够为以后的官场升迁铺路。          

领导干部过分依赖秘书的现象，可以说是其弊无穷。

其一，弱化领导干部的亲民意识，退化亲力亲为的能力。一些干部大小事务一切由秘书代劳，长此以往，只能使他们不了解下情，养成一种不深入群众，有事找秘书的惰性。有的领导对秘书写的发言稿改都不改，直接把它拿到会议上照本宣科，讲空话大话，根本谈不上切中实际问题的要害。曾听过这样一则笑话，说一个领导干部念秘书写的讲稿，连“接下页”都念出来了。

其二，领导干部过份依赖秘书的现象还会造成领导与秘书的某种关系倒挂。1981年10月7日，胡耀邦对团干部说：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干部，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这种领导与秘书的错位是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造成的典型弊病。难怪有人说，你别看有些领导干部在台上讲得振振有词、激情满怀，其实都是秘书的功劳，他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在这里，秘书水平的高低其实决定了领导干部水平的高低。

其三，更可怕的是，作为领导的秘书如果缺少制度约束，趁领导重用之机为所欲为，玩弄权术，就会成为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权力家丁。由于长期工作、生活在领导身边，在领导的庇护下，他们往往有一种本能的优越感和特殊感，有的就会打着领导的招牌以权谋私。近年来时有发生的秘书腐化堕落案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其四，造成一个庞大的秘书群体，挤占大量宝贵的公共资源，增加财政负担，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那么，如何来解决领导干部过分依赖秘书而生存的现状呢？

笔者建议，控制党政机关的专职秘书数量，大幅减少和控制各类办公室人员；取消领导的行政秘书，将行政工作交由党委、政府办公室集体负责，由办公部门负责人牵头负责，同时为领导干部设置一位或者多位参谋秘书，供政策咨询用。这些顾问性的秘书可以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机构中选择，也可以从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中选，这些参谋秘书不参与领导干部的日常应酬，不介入领导干部的隐私生活。笔者认为，这既避免了很多是非，也促进了领导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既可以精简人员，减少政府开支，又对解决领导过分依赖秘书的问题大有裨益。

毛泽东曾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写汇报材料，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他说，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这是在搞“秘书专政”。其实，领导干部躬身行之、亲力亲为，是从根本上改变领导干部过分依赖秘书生存问题的治本之策。

何谓秘书？按《辞书》上解释，秘书就是协助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人员。顾名思义，秘书只是领导干部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来调查发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的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我国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可实际情况是，现在我国秘书配备过度，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
    “由于秘书地位特殊，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经常有人有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或参加典礼仪式，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来安排。如果对秘书管理失控，这个‘安排权’很容易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
    现实中多数秘书能够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干好份内工作。但近年来也有少数秘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领导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地做一些普通人难于做到的事情，被百姓戏称为“二领导”。

    “有些秘书会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及各种活动，有时还充当顾问。”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姓张的退休干部向记者透露，“有些秘书还向当事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开绿灯，以从中获得报酬。”
    在秘书腐败案中，影响较大的有“河北第一秘”李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判处死刑；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被处有期徒刑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郑筱萸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也因巨额受贿分别被判刑5年和“死缓”；秦裕，曾被上海一些干部群众称为“上海第一秘”。经法院审理认定：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2007年12月20日，吉林省高院对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腐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该判决为终审判决；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
    在不少人眼中，秘书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腐败易发人群。

    据了解，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领导干部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所以很多秘书腐败案查处起来难度相当大。可一旦查处，很多就是大案或窝案。
    可以说，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