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华侨大学几本:关麟征、徐庭瑶、何成浚、盛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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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麟征---抗日名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
徐庭瑶---中国装甲兵之父
何成浚----二级陆军上将、天才说客、杂牌军领袖、湖北大家长
盛世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新疆王”
关麟征
关麟征（1905-1980）原名志道，字雨东，汉族，陕西户县人，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的千里驹师的首任师长，生性傲岸，有陕西冷娃之称，部将杜聿明、郑洞国，刘玉章、覃异之、张耀明皆一时之名将。
关麟征15岁小学毕业后，来到省城西安，考进省立第三中学。那时镇嵩军刘镇华在西安举办讲武堂，他每次路过讲武堂门口，见讲武堂照壁上写着斗大的“奋斗”两字，心里非常羡慕。可是他是个穷学生，没有背景，不得其门而入，只有望堂兴叹而已。后因家中迭遭变故，负债累累，中途辍学。他决心弃文学武，投军从戎，更希望能挣钱帮助家庭还债。
这时，省立第三中学也有两个学生想去当兵，他们设法弄到一封去耀县投奔镇嵩军某营长的介绍信，于是就邀关麟征一起去。到耀县，他们在驻军营部递进了介绍信，等候了一个星期，连营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原来他们不懂门道，没有送礼，光凭一纸空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三人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重返西安。
1924年初，关麟征的一位朋友邓毓玫悄悄告诉他，
他们从西安步行到河南灵宝，换乘火车到了上海，找到了同盟会元老，陕西同乡于右任。于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当兵?”那时，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主义”、“革命”，只好老实回答：“当军官威风。”于右任被关麟征纯朴憨厚的回答逗笑了，简单地向他们讲解了孙中山组织革命队伍反对北洋军阀，进行国民革命的道理。不久，他们11人（包含杜聿明、张耀明）从于右任处取得了秘密介绍信，买舟南下广州。
1924年4月到达羊城，后乘船去黄埔岛，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他被编为第三队，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东征北伐
关麟征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即参加黄埔学生军东征，讨伐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当时学生军东征队伍由两个团组成，他被分配在何应钦任团长的军校教导第一团二营五连二排任少尉排长，二营营长是刘峙。
1925年2月开始东征，斯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学生军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学生军英勇杀敌。关麟征军事生涯的第一仗就是进攻淡水。淡水是进入东江地区的一个重镇，陈炯明派了一个旅的兵力依恃城墙和工事死守，阻止东征军前进。2月 15日拂晓，教导一团发起进攻，嘹亮的冲锋号一响，关麟征率领全排战士继敢死队之后用竹梯爬上城墙，打开城门，不到半小时，二营全部冲入城内。初出茅庐的关麟征，就这样取得了第一仗的胜利。
接着陈炯明派洪兆麟反攻淡水，二营奉令出城迎敌，关麟征排任尖兵，在淡水城外的白莽花与敌人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一个山头。激战中，他的左膝盖骨受伤。
关麟征受伤后被送到广州公立医院治疗，医生根据他的伤情，要把他的左腿锯掉，这对一个只有20多岁的青年军人来说，真是晴空霹雳，等于宣判了死刑。这时，适逢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医院探望受伤官兵，他把自己的情况向党代表汇报，廖仲恺极力反对截肢，并与医生商量研究，要求精心治疗，这样才保住了左腿。以后每当他回忆往事时，对
1925年末至1926年初，关麟征先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严重的中尉副官、第四期入伍生团上尉连长、学生队队长等职。他在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总队长严重的领导下工作。邓演达和严重是关麟征在黄埔军校中最敬重的老师，他们渊博的军事知识、精湛的战略战术理论、严谨的工作作风、刚直不阿的思想品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关麟征以后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他也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国民党建立宪兵团，杭毅为第一任宪兵团团长，关麟征任宪兵团三营少校营长，随军北伐。部队抵达南昌时，杭毅先赴南京受训，他代理宪兵团长。当时宪兵打死了南昌总工会的陈赞贤，三月十八日在南昌发生了血衣游行，当时任南昌公安局长的朱德乘机缴了宪兵团的枪，赶走了关麟征。1927年他到南京，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第二年正好碰上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关去拜访蒋，蒋竟挥动拳头，愤怒说：「告诉你们同学， 何应钦反叛了我，他妈的 X ，你们去当土匪，我当土匪头子。」关立即联络黄埔同学迎蒋复职，这就奠定了他在蒋心中的地位。
蒋介石下野之后，何应钦立即将总司令部之直属补充团全部撤消，士兵一律拨归东路军所辖各军师。所有官佐，除少数下级干部留用，其余完全遣散。被遣散之军官，全系黄埔各期同学，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大敌当前，竟藏弓烹狗，其惨状与陈诚于抗战胜利后之裁编部队如出一辙，只有久暂与大小之分而已。到蒋公复出数个月，失业者即又被用。关麟征也是被裁之一，关麟征于被裁之后，交卸团长，孤家寡人一个，中心愤愤。同学中多有欲走极端，做拖枪杆子上山造反的。他经二期同学李焕芝（湖南人）介绍，与一个江北寡妇相识。这寡妇在年龄上可作他的妈妈，据说是革命先烈邓 X 的遗孀。高头大马，有钱有势，粗豪有丈夫气。说她先夫有数千旧部，散处在苏北一带，她愿支持关麟征，号召此数千人编成队伍。但她的另一目的，便是要关麟征能与她「公私兼顾」，除了收编这支队伍之外，还要把她也「收编」过来。这事关麟征没有答应。收编邓 X 旧部的事尚无结果，蒋公已由日返国复职。他将此事报告蒋公，蒋公认为这种土匪部队不能要，即派他任警卫第二团团长。
中原大战
1928年，关麟征任国民党军总司令部警卫军司令部第二团团长。蒋介石建立十一师时，由投向蒋介石的福建军阀周荫人的旧部曹万顺任师长，陈诚任副师长。不久关调任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陈诚的亲信，时任十一师参谋长的罗卓英，欲联合在十一师任旅长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李默庵和任团长的萧乾和关麟征撵走曹万顺，并向上级推荐陈诚任师长。在罗征询他们的意见时，关对罗卓英说：“陈矮子并不比曹万顺高明，可能比曹还要坏。”事后罗卓英告诉了陈诚，自此关陈结怨。不久，关麟征任第三十二旅旅长，1929年陈诚报请他任陕西李纪才的旧部，邓英的新编第五师副师长。到任没有多久，师长邓英往南京听训，竟有两个团拖着枪上山做土匪去了，弄得他这个副师长无所措置。这两个团上山后数天，其中之一的团长公秉藩私下来见关麟征，向他讨价还价说：“副师长如果能保升我任旅长，我可以把上山的两个团全部叫回来，并拥护你任师长。” 关麟征当时拒绝了公秉藩的要求，更瞧不起这种拥兵自重的军阀作风。他一本军人本色，并未将公秉藩扣留，让他走了。但是，新五师之旅、团长，都是地方色彩很浓厚，资历年龄很老的军人，凭关麟征这个廿多岁的年青小伙子，代理师长职务，自是难孚众望，从旅长杨清源以下，都把他当仇人一般看待。他感到这个部队不能带，当众表明决无要做新五师师长的心迹，即去南京晋见蒋介石。又派任教导第二师的团长，由副师长跌成团长。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蒋介石调新建立的两个教导师进攻中原，关麟征在张治中任师长的第二教导师任一旅一团团长，随军开赴中原战场。第一仗关团奉命防守河南东部的高辛集，由于关麟征发动官兵坚决阻击，阎冯军猛攻一个多月，未能把高辛集攻下。后来关麟征部转战到河南杞县，他以一个团的兵力掩护全师撤退，因为他属下的一个营失去联络，时间延误，在途中受到比关军多几倍的阎冯军的攻击，形势十分危急，斯时大雾迷漫，百步之外视野不清。他急中生智，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但不向后撤退，反而下令反击．阎冯军在大雾中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前进，怕中埋伏，下令撤退，这才使他得以从容脱险。因为他在这次退却中有功，随即升任该师第二旅旅长。
同年秋天，蒋介石亲自坐镇河南商丘西部的柳河车站指挥战斗，关麟征的第二旅奉命在距柳河车站20华里的铁路正面防守。因防守阵地辽阔，关旅兵力不敷应用，上级临时调拨刘子清营归他指挥，分担一部分正面防守任务。战幕一拉开，由于进攻的阎冯军兵力多，火力猛，刘子清营防守的阵地被突破，刘子清力战负伤，全营溃退。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关麟征身边无机动兵力可以替补，若他防守的阵地有失，则危及近在咫尺的蒋介石。这时，他只好以身边仅有的警卫排30多人去填补刘子清的防守阵地。时当夏秋之交，他灵机一动，将30名战士隐匿于青纱帐中，进行分散射击，阎冯军因不知虚实，怕中埋伏，不敢大举冲锋，只是用大炮轰击。关麟征的“空城计”，阻滞了阎冯军的前进，保住了蒋介石的安全。直到中午时分，援军赶到，他才缓过一口气来。自此他深受蒋介石的赏识和黄埔同学的钦佩。关麟征作战机智勇敢，擅长指挥的名气不胫而走，时年26岁。
1931年，石友三部在河北南部反对蒋介石，刘桂棠附之，并在南宫、大名一带反蒋。这时，关麟征任第四师十一旅旅长，奉令进攻盘踞在南宫的刘桂棠的夏子明旅。部队到达南宫后，关发现双方兵力相当，且夏子明旅已将城门紧闭，防守森严，因而毅然作出决定：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他命令将士在离城10里的村庄宿营，以松懈夏军戒备，并命令一个营在天黑后秘密运动到城垣附近隐匿。城内夏子明部守军，见城外一片寂静，未见进攻，便开城窥探，隐匿在城墙附近的关军立即抢占城门，乘机冲入，大军随后进城。夏子明措手不及，仓皇逃走。关麟征仅用几个小时就占领了南宫县城，夏子明旅被歼，关旅只伤亡30余人。是役是关麟征前期领兵作战最得意的一次。
安内攘外
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进攻鄂豫皖苏区，关麟征任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奉命随徐庭瑶第四师进攻鄂豫皖，与邝继勋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激战于霍丘县城。关旅在进攻中已经溃散，全靠24团杜聿明团拼死突入城内才转败为胜，的同年7月，他又率部西攻，在砖佛寺遭到黄埔同学徐向前、蔡申熙、陈赓率领的红军2万多人伏击，前卫团被红军小部队一击即散，关麟徵以独立旅长、前卫指挥官之尊，高呼“跟我冲锋”连续数十次冲击，号称十荡十绝，遂破围而出，四方面军总参谋长蔡申熙此役战死[1]。关麟征凭此战胜利扩编独立旅为25师（千里驹师）两个旅长为杜聿明和张耀明。
1933年3月，关麟征奉命率25师随17军军长徐廷瑶北上，参加长城战役。
1933年5月，二十五师奉命开到北平北郊休整，关麟征在离开密云时，见当地群众怕部队撤走后日军再来骚扰，十分惶恐，不禁感叹流泪说：“政府不顾人民安危，下令撤军，实在对不起老百姓！”部队到达北平后，因为关麟征部队在古北口英勇抗日，北平一些大、中学校学生慕名而来，请他演讲，介绍抗日杀敌事迹。关麟征看到平津一带群众抗日情绪高昂，一些大、中学生纷纷请缨杀敌，因而是年暑假，在北平郊区二十五师兵营，开办5000人的大、中学生军事训练班，派参谋作军事知识讲座，派营连长对学生进行军事操练，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进行了准备。
1935年7月，何应钦被迫与日方签订《何梅协定》，其中条文规定：国民党中央部队和宪兵要撤出北平和河北省。关麟征得知这个消息后，亲往北平拜谒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恳切陈词：“如果部队不战而退出北平和河北省，党国将丧失民心!”他还积极建议何应钦加强军备与日军作战。与此同时，他还向南京蒋介石发出电报，并且命令二十五师全体官兵立即在北平城郊构筑工事，准备与日军作战。可惜关麟征的这些积极建议都没有被当时国民党掌权者采纳。
1935年秋天，二十五师奉命开赴洛阳休整，部队在长辛店集中准备南开时，一些曾参加过军训的学校师生专程到长辛店为二十五师将士送行，关麟征为群众的热情所感动，他痛切地对送行的师生表示：部队不得已奉命南开，没有尽到继续抗击日军侵略的责任，有负北平同胞的期望。相信政府和全国军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究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935年华北事变，整个华北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为挽救民族危亡，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国抗日红军，于1936年2月渡河东征，阎锡山引入国民党10个师的兵力到山西向红军进攻。3月，关麟征不顾稳扎稳打的训令，率二十五师先急袭林彪的红一军团于昕水河畔的午城镇。又与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作战于隰县北。完美达成各个击破，在 大批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堵截下，红军不得不退回陕北。不久第二十五师也因“两广事变”调出山西。
1936 年秋红军贺龙、徐向前两部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地带，蒋介石又调派大军进剿，关将军奉令后，集合全师下命令，他以磅礴的气概，斩钉截铁般的语言，要求部下严守纪律，奋勇作战，一定要完成任务。那态势给人们的感觉，好像红军是不堪一击的。这时候关不过三十岁左右，少年得志，勇于自信，蔑视一切，他既受命剿共，主观上是恨不能把红军一口吃掉，当然是全力以赴，不留余地。这时他是认真对付共产党，毫不动摇的。奉命率本师及王耀武、李及兰、沈九成共四个师的兵力由洛阳出发，经天水开进甘肃境内堵截红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割断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使红二方面二军团几乎丢了一半人马。又约胡宗南一起压迫共军于黄河南岸而歼灭，胡持重不从，关遂单独连续突击与超越追击，与红四方面军激战于黄河南岸的靖远，打拉池地区，割断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联系。当胡宗南部在山城堡被伏击时，他冷笑一声：当进不进，不当进反而冒进，胡宗南决非善战者。
西安事变之日，关麟征接到胡宗南的电话，惊闻蒋介石被扣，当时昏厥难支，连电话也说不下去，以为中国这一下完了！当时中国军政，除蒋介石之外，确无任何人可领导统御。事变之后，张学良、杨虎城派出代表到银川，拉拢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将军，马鸿逵平时与胡宗南不睦。关麟征得知张、杨代表已到银川省会，认为事态严重。思之再三，在此时期惟有以道义利害说服马鸿逵，于是，决定往见马鸿逵，力陈大义之后说：“今日情形已迫，事秦事楚均在主席一念。如果你想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抗命中央，则请将我扣留；如果你是追随中央，就应该将张、杨的代表扣留，决不可两面应付，否则两面不讨好。”马鸿逵听了他的话，当时说：“雨东！你还不知我是服从中央，忠心蒋公吗？我马上将张、杨的代表软禁好了。” 马鸿逵的叔父在旁见此情形说：“鸿逵！这个时候你们最好结拜兄弟。”马鸿逵闻言跪地，关麟征亦随之跪地，对天鸣誓，结成兄弟。并告马：“西安事变未解决前，我决不离开银川，共同进退。”马鸿逵也就安心了。 因此甘肃省的马家军态度明确，忠诚拥蒋。在心理环境上，给予张、杨的打击甚大。以后胡宗南与关麟征的中央军，得到马鸿逵在粮秣被服上的接济亦很大。
抗日战场
1937年，关麟征升任五十二军军长，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投入抗日战争。这年秋冬，他率部队在平汉铁路从事抗日斗争。9月，他参加了保定战役。除指挥本部两个师外，还指挥赵寿山的17师和曾万钟第三军2个师，防广兵单，被日第一军香月清司部迅速突破，这是他打的最窝心的一仗。10月，日军第十四师团及第六、十六师团各一部在冀南由肥乡、成安、临漳等县进犯漳河，他率五十二军在漳河南岸与日军土肥原贤二的十四师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双方发生白刃肉搏战，几次退而复进，失而复得，双方伤亡惨重。由于关军奋勇杀敌，终于使日军向漳河北岸邯郸、武安一带败退。关麟征从侦察员报告中得知口军在邯郸城外建有飞机场和汽油库，便立即从二十五师中抽调营长梁智伟，让他率一营部队夜袭机场，烧毁日本飞机10余架，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嘉奖。
漳河战役后的这年冬天，五十二军开赴河南漯河一带进行休整补充。在休整中。关麟征总结了自古北口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部队的战术教育和射击训练，并且对全军将士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军校尉也进行了指挥作战的战略战术学习。关麟征自己也利用训练闲暇和夜晚，学习陆军大学课本《战斗纲要》、《战术作业》和《孙子兵法》等。
关麟征及其五十二军参加平汉铁路战斗后又转战河南、山东。 1938年春关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
台儿庄大捷后，关麟征升任第32军团长。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如都象五十二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时人则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连仲和负责攻击的关麟征为“孙钢头”和“关铁拳”。
徐州会战结束后，关麟征三十二军团经徐州以北向归德(商丘)撤退。关军行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砀山与杨集之间，欲通过一座桥时遇到了困难。因为桥西已被日军占领，敌人用八挺重机枪封锁桥上通道。五十二军几次组织兵力冲锋都未能突破敌人封锁线。关麟征勃然大怒，遂将从蒙古定远营中得来的良马16匹集中起来，并挑选勇敢机智的士兵驾驭，他一马当先，率领战骑突然向西面桥头飞驰而去，桥头敌人的机枪尚未开火，16匹战骑已经冲到，机枪手仓皇失措，弃枪而逃，五十二军后续部队全部冲过桥去，到达归德。关麟征勇猛战斗的佳话传遍国民党军界，从此他获得了“关猛”的雅号。
1938年夏秋之交，32军团参加武汉保卫战。当时，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所属第九师团进攻赣北和鄂东南地区。8月，关麟征率部在瑞昌、阳新一带阻击日军。他命令部队依山地形势，在每个山头修筑工事，把几个山头组成一个棋盘阵地，一个山头受敌攻击，其他山头可以立即配合出击，歼灭敌人。因而日军进攻十几天，寸土未得，遗尸累累，士气低落。东京广播称：“我皇军在瑞昌跗近，遭遇最强劲之敌”。 武汉撤退时，他又指挥部队殿后，广布散兵线，施行运动防御。安全掩护大部队撤出。
1939年秋，关麟征升任15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6个军坐镇湘北，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凭借伯陵防线迎击进犯湘北的日军第六师团。此役敌我伤亡惨重，关部仅连排军官就牺牲六百余人。后日军上村支队在15集团军后方营田奇袭登陆，关麟征发现日军有围歼15集团军的企图，果断命令主动后撤，退而不乱，二十万大军，军纪严明，井然有序。随军记者对关麟征组织领导军队的才能深为敬佩。
他对赏罚有一个比喻说：「带兵的人有如要猴子把戏的人一样，要经常与猴子接近，使猴子了解你的心意，你也要了解猴子的性情。平时练好了，着正式登场时，一只手拿着糖菓 （赏），一只手拿到鞭子（罚），对赏罚一点不偏不私，这样子猴子才会听指挥，出全力。可是，我们很多将领，尤其是职位高级的将领，平时不与官兵接近，打仗的时候，对功过是非又存偏见私心，这又怎么能够要求部下把仗打得好呢？」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逼近桂滇，切断了中国滇越国际交通线，因何应钦向蒋介石力荐，关麟征奉命率第十五集团军由长沙进入广西边境驻防，不久又调防云南，7月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驻防滇南国境，关麟征自此成为镇边大将直至抗战胜利。期间关麟征还兼任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对驻滇军事干部进行抗日教育和军事训练。
1943 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借故将第九集团军所辖的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调职，关麟征在何的支持下，派张耀明接任该军军长。而这个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陈的亲信、副军长傅正模便联合该军军官向上呼吁控告，致使关、陈矛盾激化。不久，陈诚由湖北飞昆明规划远征军事宜，关往见陈，提到五十四军时，两人拍桌互詈，关麟征冷言回答：“辞公钧座是即将掌握全国事的领袖人物，不应该再封闭在土木系小圈子里，一个军长的职务都不肯放手，这不是干大事业应有的心胸啊！”陈诚听后胃溃疡发作，吐血不止，此后虽经杜聿明居中调处，但关陈一直水火不容。关麟征在国民党失败之后，死活不去台湾，和陈诚有直接关系。
激流勇退
本来关麟征去云南，是负有中央渗透云南之使命的，但是关与龙云关系处的极恶，龙云下令不许中央军在昆明周围
1944年12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下辖四个方面军，关麟征升任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卢汉），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麟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6年7月关麟征被调到成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次年蒋介石辞去各军校校长兼职后，关麟征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第一任蒋介石，黄埔生中升任该校校长的第一人），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48年8月，关麟征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仍兼任军校校长。随后，蒋介石又要他出任陆军总司令，报纸上已登载消息，关也已拜会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交接事宜。但国防部以“溪口电话手令遗失”为由，使此事告吹。不久，国民党政府又蕴酿他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后来又以“不懂上海话”而作罢。李宗仁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时，他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1949 年成都作战，国民党军虽说是由胡宗南指挥，实际发令的是蒋介石，当听到全军向大邑集中的时候，他便知道这一仗已经完全失败了。那时一连下了好多天大雨，所有的土路都不能走，除非走公路中央。川西乡间泥土松软，胡部重武器多，根本没法子展开。关麟征因此说蒋介石虽然领导过北伐和抗战，实在他不大会打仗。
这年秋，他便辞职，退出军界，并把一家老小送到香港居住。11月，关麟征偕夫人从成都乘飞机前往台湾。在香港机场小憩时，他告诉同机旅伴“去探望病中的父亲，随后来台”。但此后关未去台，而是一直居住在香港。
蒋介石兵败大陆，关麟征退居香港，深居简出。整日以临摹于右任书法和阅读《孙子兵法》为乐趣，顾孟余组织第三势力，拉拢关麟征，关不应，蒋介石多次邀请关麟征去台，关也不应。
避居香港
关麟征在香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不参加任何政治性的集会和社会活动，不会见新闻记者，不在报刊上发表任何言论，过着“稳士”式的生活。他“无官一身轻”，以读书、写字为乐趣；生活有规律，洁身自好，每日早睡早起，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对我国古书熟读深研，书法造诣颇深。他的草书曾参加过香港大会堂的展出。
1972年，他在夫人、女儿的陪伴下前往美国、欧洲各地旅游，历时月余，然后返港。1975年4月，蒋介石病故台湾，关麟征束装就道，前往台湾吊唁，经国多次挽留，关终不应。晚年，关麟征妹妹当选陕西省政协委员，他在给大陆友人的信中写道“梧枝妹谬获拔擢，尚望兄多多指教，使无负于政府和人民之所托，是为至盼！”关梧枝赴港探亲。在火车站，三十多年未见面的兄妹抱头痛哭，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如何说起。当关梧枝向他介绍大陆解放后的变化，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情况时，他兴致勃勃，并且经常插话说：“对！就应该这样办！”
关麟征旧宅位于英租界加的夫道，即现在和平区长沙路95号，由和平区房管局办公使用。关麟征旧宅曾由其家眷常住，他也住过几次。旧宅是一处砖木结构的英格兰庭院式建筑，占地面积
著作有《关麟征回忆录》等。
生平简述
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4年11月，任黄埔军校教导1团2营5连2排排长。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补充7团团长。
1928年7月，任11师31旅61团团长，后与师长陈诚闹翻离职。
1930年，任张治中教导2师2旅旅长。
1937年8月，升任52军军长。
1938年6月，升任32军团军团长。
1939年1月，升任31集团军副总司令。
1939年5月，调任15集团军副总司令。
1939年10月，升任15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3月，任陆军第1方面军副司令官。
1945年，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1945年10月，调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同年12月因昆明一二一惨案被撤职。
1946年，任中央军校教育长。
1947年10月，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任校长，是黄埔军校在大陆期间三任校长之一，同时是第一位就任校长的黄埔生。
1948年8月，任陆军副总司令。
1949年，离开大陆去香港，并未前往台湾；盖关麟征认为台湾乃是时任台湾省主席陈诚之地盘，故不愿赴台。不过在该年关曾以军校校长的身份前往凤山视察孙立人办理的第四军官训练班。国民政府撤台后，曾多次电邀渠赴台，均被谢绝。 1975年蒋介石病逝台湾后，关曾赴台吊唁。
徐庭瑶
徐庭瑶字月祥，安徽无为人也。祖居邑境，为域内巨族。父明阶，尝举於乡，鸿博名儒，望重乡间。母金氏，身出缙绅，性仁惠，乐施舍，泽被贫困，贤行传闾裏。
徐庭瑶(1892-1974)，原名其瑶，字月祥。安徽省无为县开城镇先锋人。
生平经历
1916年8月毕业天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步科。初任安武军见习官，后投参战军任连长。1920年回乡当小学教员。1922年后在粤军任连长、营长。1925年8月任国民党军队第1军第3师第8团团长，参加了北伐，并任独立第四师副师长，旋调第一军第二师副师长、师长。1928年6月任第1军第2师师长，1932年6月改任第4师师长。未几，任鄂豫晥“剿匪军”右路军第1纵队指挥官，因“功”在立煌(今金寨)县设“月祥街”。1933年3月任第17军军长，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11月，任保定行营主任兼第17军军长。不久，率代表团赴德、法、苏等国考察军事、交通。回国后，撰成《机械化军备论》一书。1935年4月被授于中将军衔。5月，任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及通信兵监二职。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任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任军训部机械兵监，11月兼任新编第11军军长。1939年12月兼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了昆仑关战役，歼灭日军6000余人，后专任机械兵监之职。1946年11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3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4月任陆军总司令部装甲兵司令，后去台湾。病故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个人传记
聪慧逾常人
庭瑶幼承庭训，六岁启蒙，从祖读诗书，聪慧逾常人。光绪二十六年，庭瑶肄业於县立书院。三十二年，转入皖江中学。越五年，毕业。民国初肇，庭瑶睹以时局艰危，国敝民疲。痛疾故邦危弱，志切报国，遂投笔从戎，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是岁，庭瑶年二十。
考入陆军军官学校
三年，毕业。至保定，考入陆军军官学校。为第三期步兵生，与张治中，白崇禧，蔡廷锴等同期科。五年冬，毕业，入皖督倪嗣冲所部为见习官。初，直、皖、奉之间屡相兵戎见。国势日下，生民流离。嗣冲为奉督，地近苏、浙，与直系接境，故是多忌惮。嗣冲视皖军如私业，军校毕业诸生多蒙冷落，辄以欺淩。军中士卒多嗜鸦片，扰民滋事。庭瑶知其故，辄隐忍之，欲俟机以去。後，见习期满，值欧战正酣，北洋国府筹组参战军，将对德宣战。庭瑶闻，率先投効。遂授以连长。团长刘某，於士卒多行横暴。庭瑶绝望，遂有去意。九年，庭瑶弃军归乡，为小学教员。如是者凡五岁。
南下投粤军
十三年冬，南下投粤军。为同窗所荐，授以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第一旅连长。十四年春，随蒋公东征，讨陈烱明。庭瑶於阵中，奋勇善战。未几，拔潮汕，积功晋营长。後，克台山，事平，即归广州。九月，以功晋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团副。寻，刘震寰、杨希闵叛踞穗城。庭瑶率本部与党军诸部协以讨平之。後，蒋公为粤师主将，发大军东征，复讨烱明。令庭瑶部攻惠州。时，杨坤如为惠州守将，坚城以守。庭瑶密组突击队，亲冒弹石，率众从云 梯攀北门城垣，竟奋勇攀至城上。坤如军惊骇，弃垣散走，惠州乃克。翌日，蒋公亲莅庭瑶军中慰勉，立擢庭瑶为团长。
为第四师副师长
十五年，蒋公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亲率大军出湘赣。北洋闽督周荫人，乘间率部南下，走龙岩入驻永定，将窥粤师後。蒋公令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镇潮汕。应钦令第三师攻永定，第八团为前锋。庭瑶领命，以奇谋夜袭永定城，拔之。俘敌逾万，缴枪万馀。荫人仅以身免。既克，庭瑶奉命迂敌後，与粤军诸部劲旅合围直军。及战，毙直将刘俊。俊既死，余众三万馀皆降。时，直将张毅镇漳州，曹万顺镇汀州、杜起云 镇上杭，闻俊兵败死，皆率部举境降。後，毅率兵叛，自漳、泉出，将攻福州。庭瑶率本部兵与诸部合以奋击，大破之，生俘毅，戮之。庭瑶因是晋独立第四师副师长。
官场得意
十六年，晋第二师副师长，继以北伐，军次镇江。时，直将孙传芳方统军偷渡长江，抵龙潭，将反攻南京。庭瑶率第二师奉命兼程逆击，大破之。传芳二十余万四散崩溃，自此瓦解。六月，以殊功晋中将师长，自南京渡江，继以北进。秋，率部入皖，奉命死守临淮关，屡败奉军。
十七年，协友军自柳泉北进，克郯城。五月，拔济南。三十日，倭贼构难济南，残杀我军民三千馀。时，蒋公亲镇泰安。为北伐大计，令诸部不与倭贼暂计短长，谕大军绕济南北上，令庭瑶率部坚守济南。亲以手谕曰：“济南为我军黄河流域唯一根据地，此次特派兄任此卫城之责，以兄之胆力、智慧，皆能胜任也。”大军北渡黄河，济南岿然不动，庭瑶力也。後，庭瑶率部北进，势如破竹，奉军残部望风皆去。
十七年春，北伐功成。国府缩改诸军，军缩为师、师缩为旅。庭瑶改授第一师第一旅中将旅长。俄，奉命击冯玉祥。庭瑶率部发许昌，走临汝，协友军击玉祥部，大破之。玉祥部西去，遁走潼关。
十九年春，唐生智以兵构难称乱，踞境反。国府授庭瑶以为第一师代师长，讨之。时值隆冬，天大雪。庭瑶率部与生智军激战经旬。毙伤生智卒逾万，俘二万余，擒军长、师长以下诸将二十馀人。捷闻，以功晋第一师师长。
後，冯玉祥、阎锡山联兵叛。蒋公电檄诸将讨之，遂会战于中原。庭瑶率部与冯军会战于张砦。庭瑶亲至前敌督战，为霰弹所中，折一臂，中创五，伤及腕、颚。蒋公闻，急调专车护送入沪调治。留医数月，稍痊。寻，蒋公召见，慰勉有加，以其奋勇作战，屡建殊勋，特调任第四师师长。令率部镇杭州，兼以整训。未几，讨平石友三叛军于河北，讨平刘桂堂匪众。
二十一年，国府授庭瑶右路军指挥官，入剿豫鄂皖边剿共。与共将徐向前会战于霍邱。时，向前驱四万兵来，气势颇盛。庭瑶率部攻城，拔之。全歼共军第二十五军邝继勋部，继勋浮水遁去，仅以身免。捷闻，蒋公特电奖勉，嘉以懋功懋赏。二十二年，勒碑纪其功，上亲笔书文，以述之。以功晋第十七军军长，镇蚌埠。
庭瑶既入，整训诸军，并兼警备司令，以兵剿皖北匪患。将行，体恤民艰，酌定免赋减租之法，书衙以陈。後，府令行之。受惠者相率来归，视以万家生佛。父老感其恩泽，特立徐公德政碑，崇德报功，以寿贞瑉。
二十二年，倭贼陷热河，驱兵破古北口。国府令庭瑶率第十七军驰援。镇于古北口之南，为国军次防，以狙贼进。又协第三十二军守喜峰口。贼闻国军精锐大至，患之。改令命大将西义一率第六、第八二师团迂隘，疾犯南天门。庭瑶为第八军团署理总指挥领上将衔，率部与贼激战三昼夜，伤亡互重，贼锋顿挫。贼又由承德调第十六师团援。是时，贼集步兵三万馀，火炮六十馀门，战车三十馀辆，轰炸机十馀架，猛攻南天门之南石匣镇。庭瑶恃险奋击，予贼重创。未几，贼断庭瑶军後，遂弃垣退守北平。及大军撤，号令整肃，四万馀人分五路南归，安然以返。上闻，有语嘉赏。後，奉令南归，复镇蚌埠。立第十七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於城郊。及成，蒋公率何应钦等国府政要亲临致祭，题颁鸿文，镌石悼念。
得蒋欣赏
秋，国府授以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庭瑶以石匣镇之役遭遇倭贼多为机械化，患之。遂上书委员长蒋公，语以我军旧式装备，若不兴以机械化，实不足以巩固国防云云。蒋公嘉之，屡称以远虑卓识。
二十三年春，遣庭瑶率团赴欧美诸国考察军事及机械化装备之运用。将行，庭瑶为使友邦尊视我国军阶故，自请降衔一级，以中将衔出国。自是，庭瑶不复佩上将衔。及至欧美，凡经意、德、俄、法、英、美等十一国，历十月，博访周谘，收获甚多。及归，庭瑶撰呈考察报告凡六十余万言。其语观察切要，建议中肯，蒋公嘉许之，因令庭瑶筹办交通兵、辎重兵、通信兵三校，负教育长重任，为中国陆军培植骨干。嗣後，庭瑶奉命立装甲兵团与战车营于南京方山，国军机械化之始基，於焉奠立。
授以青天白日勋章
二十五年，居南京，饬训将尉。十二月，西安有变。十二日，蒋公蒙难，中外震惊。国府乃兴师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庭瑶为讨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四十个师进逼西安。二十五日，蒋公安然返京。事平，国府授以青天白日勋章。
二十九年，抗战方殷，西南危急。庭瑶奉命以机械化学校教育长兼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师入桂南御贼。十二月，统筹第五军诸部击贼于昆仑关，歼灭贼将板垣第五师团主力，杀五千人，光复关城。
三十二年，奉命奔印度，立战车训练班於军中，训练干部八百余人。後，分编入七战车营，参与盟军缅北作战，屡建奇功，瓦鲁班一役，大破贼第十八师团，卤获贼关防及军旗，扬威异域，史称“三三大捷。”
三十五年，复员归南京，调授国防部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自是不复领命疆场。
三十七年秋，关东国军尽墨。冬，徐、蚌危急。三十八年春，上起复庭瑶为装甲兵司令，率部镇上海，拱卫京沪。未几，共军渡江，京、沪相继陷。庭瑶率全师移镇台湾。
三十九年，奉调为东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後，长官公署改组，调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四十一年，自请退伍。
赐葬阳明山
六十三年十二月，卒，年八十四。赐葬阳明山。
庭瑶素为蒋公所重，屡蒙颁赏。先後奉颁青天白日，宝鼎一、二等，云 麾一、二等，忠勤、忠勇、干城、光华、陆光等勋章凡二十馀座。及其卒，特颁旌忠状及“旗常著绩”挽额，以慰其忠。
忠谨宽厚，感恩铭报
庭瑶为人，忠谨宽厚，感恩铭报。初，晚清生员崔海崖与庭瑶皆师侍同邑孝廉金仲石，相善。庭瑶家贫，将从戎，入海崖宅辞行。海崖赠赆仪银元四、长衫一。庭瑶深感念之。後庭瑶任军长，崔有请托，无不应者，铭感之深如此。
庭瑶学养湛深，治军之余，潜心著作，计有《步兵操典之研究》、《步兵急要小动作》、《带兵要则》等二十馀种，皆传世。庭瑶於工厂管理、机械设备等之研究，亦极透澈，并提倡“军备革命”、“兵学革命”及“军人人生哲学”等。于装甲兵之技尤擅长，军中号以“装甲兵之父。”
又好藏书，典籍环积
又好藏书，典籍环积。民国六十年，捐所藏元明善本古籍千卷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喜金石，工书，自成一体。尝自书座右铭云 ：
聪明睿智守之以诚，豪迈英勇守之以谨， 功冠群伦守之以让，广蒙盛誉守之以谦。 不与矜饰人争荣誉，不与盛气人争是非。权利，怨之府也；声名，谤之媒也。 何以止怨，曰：不争。何以止谤，曰：无辩。 当仁不让是谓有志，当忍不忍是谓无量。 经一番挫折长一番识见，容一分横逆增一分气度，学一分谦让讨一分便宜，加一分体贴知一分情理。 一念疏忽是错起头，一念决裂是错到底。 绝大勋劳只怕一个矜字，最大过失可贵一个悔字。 心不妄念，口不妄言，所以存诚。内不欺已，外不欺人，所以慎独。 不负所学，不负生民，所以用世。 困辱非忧，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 繁华境遇一过，辄生凄凉，清淡生活历久，愈有意味。持身如冰清玉洁，操行如白日青天，言论如敲金嘎石，襟怀如霁月光风。 居间罕闻嘻笑怒骂，以正其范；座右遍书名谚格言，以励其志。 其状如愚，适成其自卫之智；自舞其智，适见其自欺之愚。克己如负重登山，志虽已立，而力恐不及； 放任如驶车走阪，力虽不加，而轮莫能止。 防欲如挽逆流之舟，才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是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见脚跟。
庭瑶凡二子二女：子先汇、先涛，女先凤、先文。先汇妻李敏瑞，先涛妻焦东秀。四子皆成人。
史臣曰：清季以来，神州之劫，历运多舛。《海国图志》云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人言者多矣！而实行於此道者，有如庭瑶者乎？起於颠沛之间，宏济艰虞，卓昭靖献。抚桃育李，下自成蹊。装甲铁军，亲以铸造。天不憗道，覆军徐蚌。铁甲斯远，灰飞烟灭。此盖天数之运也，惜哉！
何成濬
何成濬(1882～1961)，字雪竹，湖北随州人，民国二级陆军上将。湖北省省长。人称小孟尝和湖北大家长，被誉为天才的说客和杂牌军的领袖。早年追随黄兴，黄兴死后随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活跃一时。因西安事变棋错一步而受到冷遇。抗战开始后却被任命为执法总监，活人无数。抗日结束后以后任湖北省议长，
何成濬,湖北随州人。早年入武昌经心书院。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堂。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1909年回国，供职于湖北督练公所。次年去北京，任陆军部军制司科员。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南下镇压革命，被任命为一等参谋，其间暗助起义军。不久到上海投奔黄兴，旋去南京参与筹建临时政府工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副官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次年，二次革命爆发，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失败后逃亡日本。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奉命到湖北联络军队。1920年孙中山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先后被派往湖南、云南等地联络军队。1924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后因屡战屡败，一度解甲回沪。1925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征军总部总参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鄂北绥靖公署主任。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济南惨案发生后，奉蒋介石之命与日军交涉，拒绝在日方提出的屈辱条约上签字。同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出任参军长。何成浚先后游说过孙传芳、方本仁、阎锡山、张学良、唐生智等军阀，在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东北易帜等重大战役中多方奔走，为蒋介石拉拢和分化各地方军阀立下了大功，东北易帜前，何成浚亲到沈阳，联络张学良、张作相，策划了东北易帜。桂系反蒋，何成浚使桂系部队中的将领倒戈，从而桂军溃败，白崇禧被迫逃离平、津。徐源泉，郝梦龄，萧之楚，上官云相等，都是在何成浚的策动下，归附南京政府的，何也因之也被誉为天才的说客。1929年，先后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之际，被蒋介石任命为第3军团总指挥。统率徐源泉48师、萧之楚44师、杨虎城17师、王金钰47师、郝梦麟54师、刘茂恩66师等杂牌部队驻扎在河南漯河对抗冯玉祥阎锡山联军。结果包围了临颍。冯军的主将樊钟秀在许昌也在蒋军的空袭中身亡。这只杂牌部队因而在平汉铁路一线成功地拖住了冯阎联军。最终迫使冯玉祥不得不亲自到许昌指挥。此后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并兼武汉行营主任。1932年任驻鄂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后因在西安事变时，置蒋生死于不顾，事后遭到蒋的嫉恨。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为时半年。1939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离职回湖北，任省参议会议长。
1949年春避居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历任台湾政权“总统府”的“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黄兴党羽
何成浚的父亲何星三，小时穷无立锥之地。后通过经商致富。何成浚排行第三，两个兄长均考取秀才。何成浚本人也为清末秀才。1896年，何成浚14岁时报考湖北武备学堂，因年龄身体均不合格而未获录取。19岁时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由学使蒋式棻保送经心书院肄业。因废科举，兴学校，1903年原有之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合并为两湖大学（湖北文高等学堂）。何于是入两湖大学，从而与黄兴接为好友，并加入革命党。
1904年何经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堂。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孙中山。从振武学堂毕业后，何在名古屋军队中实习，接李书城转黄兴嘱咐，望其于军事上更求深造，故而于1907年实习期满，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09年何回国，供职于湖北督练公所。次年受吴禄贞邀请，拟任吴属下第二十三标标统。未获军政当局批准，改去北京，任陆军部军制司蒐健科科员，秘密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何成浚在北京期间，与湖北随县同乡彭介石过从甚密。彭介石是清末拔贡，当时在直隶省咨议局当议员。直隶省咨议局议长孙洪伊(字伯兰)，原系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人物，政治上动摇不定。何成浚通过彭介石的关系，拉孙洪伊投向同盟会。孙洪伊在北方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投入同盟会后，罗致一部分人，形成一派力量，称为“小孙派”(指孙中山为大孙派)。何成浚因此在同盟会内名声大噪，颇受黄兴等之信任。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南下镇压革命，何成浚被任命为一等参谋，带两标兵（第一镇第一标及第六镇第二十四标]赴汉口，驻扎于黄陂祁家湾。其间何暗助起义军，用计阻止清军过江攻击武昌。武昌起义后，何被吴禄贞任命为参谋长。然尚未赴任，吴便以被人刺杀。故而转赴上海，投奔黄兴，旋去南京参与筹建临时政府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副官长。期间在黄兴送孙中山赴沪时，何成浚主持平定了南京城内赣军的哗变。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其后，南京政府与北京政府发生冲突，黄兴解职回湘，何也卸任回到湖北。
不久，作为黄兴的驻北京代表，赴北京见袁世凯。民国二年，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之后，何成浚拒绝了袁世凯的挽留回到上海，参加讨袁。返回上海后，何往返南京上海数十次，游说了驻南京的第八师独立。汪精卫数次与其同行。二次革命中何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讨袁失败后与1913年9月份逃亡日本。
1914年6月，何成浚受黄兴委托，以“驻沪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负责联络上海的革命同志继续反袁斗争。期间，何成浚加入欧事研究会，在黄兴去世后，何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陈其美也回到上海。何与陈其美其间交往甚密，共同进行讨袁斗争。当时湖北人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人，有居正、何成浚、田桐、蒋作宾、邓玉麟等住在上海，何成浚也住在法租界内。何成浚家经常住有闲人，他不仅招待食宿，有时还给点零用钱或帮助介绍工作，人称有“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邀请黄兴入京。何受黄兴之托，赴京查看情形，被黎元洪任命为北京政府内务次长兼警察总监。何目睹大权操于军阀掌权，约法等于废纸，国事不可为，迅即离京。不久黄兴病逝，他转而追随孙中山。
说客生涯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命何负责联络各省军队。何秘密潜回湖北沙市，搜罗了不少枪支，还企图策反了荆沙的石星川独立师。但为湖北都督王占元所侦知，派兵镇压，石星川弃部出走，队伍溃散。他收集残兵，经公安、松滋转入湖南常德，将部队分为两个团，以夏斗寅、张笃伦为团长。他带队和湘西警备司令李书城会合，以图有所作为。
1918年3月，北洋军进逼岳阳，他受湖南总司令程潜邀请，率部增援汨罗江防线，但被张敬尧击败，他乘大雨突出重围后，把残兵交给李书城，单身去了广州，但孙中山已经去了上海，他又潜行经武汉赴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赴广州后，何与廖仲恺两人负责留沪联络各方。何留沪约半年，奉命联络了孙洪伊。
1920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去联系湖南督军谭延闿支持护法，但不久谭延闿被赵恒惕敢下台，他无法立足，只好又回到上海。第二年夏天，他又一次去了湖南，想借助湖南方面的帮助，驱逐湖北的王占元，后来王占元虽然被驱逐，但湖北成了吴佩孚的地盘，他仍然不能回湖北活动。
1922年6月 陈炯明背叛革命后，何成浚依靠孙洪伊赠予五百金而得以从上海赶赴广州。被孙中山派往云南游说唐继尧，但这时唐已经清除顾品珍等老将，地位已经稳固，不想拥戴孙中山，对他这个老同学很冷淡，他在昆明住了三个月，不成乃返。转而向福建方面活动，这时福建山头林立，群龙无首，何成浚只身入闽，策反了延平镇守使王永泉，协助许崇智拿下了福州。许崇智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何成浚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他与闽南兴华、永安、泉州三府的实力派人物许卓然、张干之、杨汉烈取得联系，三人有意借助广州方面的名义，保留自己的势力，于是组成兴永泉三府自治机关。总指挥部设在泉州。参谋长潘康时，参谋石毓灵，汪世鎏，喻育之，赵壁原等。何率军三旅扫荡闽南，并整编民军，历时约两年。
其后孙传芳部队攻入福建，王永泉与何成浚的部队皆战败，同时孙中山因广州久攻不下，也要何将所部带回广东。于是何成浚又将所部从福建汀州经江西，历28日，于1924年带回了广东，改称“鄂军”。1924年10月何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左翼总指挥，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在占领吉安后，左右两翼都失利，因而退回广东。何也因部队损伤过重，需要整理而交出兵权，这时他手头已经无一兵一卒，只是顶着鄂军总司令的招牌领活动经费而已。虽是空头名义，却也提高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
1926年7月第一次北伐战争开始，何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以总代表名义驻沪，负责联络各地革命者。期间何成功的游说了李振亚，任应岐。其后，何赴南京游说孙传芳，但孙传芳的如意算盘是等到北伐军和吴佩孚打的两败俱伤时他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对他的游说毫不理睬，后来干脆拒绝见面，转而联络了江西督军方本仁。方和他的属下军官大都是湖北人，因此对他这个湖北小孟尝很有好感，就接受了他的劝告，成了国民革命第11军。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何任鄂北绥靖主任,并担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当时，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邓演达，委员有李汉俊、何成浚、詹大悲、张国恩、刘佐龙、蒋作宾等人。其后，何又被任命为军事厅长，因徐谦反对，何遂退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
1927年4月，何成浚奉蒋介石委派赴山西联络阎锡山，说服了阎锡山出兵参加北伐战争。何在经过北京时，先联络了在奉系的士官同学韩麟春，挑明了他要去太原，韩麟春当年在日本时有一次掉到河里，多亏他冒死相救，因此无法拒绝他的请求。但考虑到这样对奉系很不利，就劝他先去见张学良。他很会察言观色，又舍得花钱，因此很得张学良周围的好感，他对张说，他去见阎，绝不会做对不起张的事，还说事后一定将谈判结果如实相告，张学良就用自己的专车送他去太原，他见到阎锡山后，就说奉系已经和北伐军有联系了，不再是你们可靠的盟友。这样，阎锡山和奉张都感觉到必须和蒋介石合作才有出路。经过几次谈判，阎锡山同意就任北方国名革命军总司令。他返回北京时，又和张学良谈了几天，鼓励他改换青天白日旗，张学良也谈了一些自己的困难，并提了一些条件，这就为以后东北易帜打下基础。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何担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五三惨案中，日方以熊式辉资格不够，拒绝与其谈判。何成浚因而以蒋介石的全权代表身份与日方进行交涉，因拒不接受日方屈辱条约，被日军断绝饮食，监禁一日。何仍不拒绝签字，日方最终只得将其放回。何归还后，北伐军不理日军，绕道北伐。待北平收复后，何又与日军交涉，使日方答应交还济南。其后只身一人劝说张学良东北易帜成功。同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出任参军长。
1929年，何担任北平行营主任兼任（孙中山）奉安委员会委员兼总务组主任。
蒋桂战争爆发后。何成浚从南京赶赴天津，再致电阎锡山派傅作义将其从天津护送到北平。然后一边游说刘春荣师及魏益山师使其拥护南京中央，一边游说唐生智拥护南京中央并利用其影响力策反桂系中的湘籍部队。同时张学良也派于学忠调动部队，暗中协助。使得白崇禧便衣出走，最终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告终。同年，中东路事件发生，何又应张学良之邀赴沈阳商讨方略。
中原大战
1930年，何成浚继何应钦担任武汉行营主任，并兼任中央讨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中原大战，讨伐冯玉祥和阎锡山。讨逆军第三军团为蒋介石将湖北、河南的杂牌队伍收编而成，担任平汉线对冯作战任务，委任何成浚兼总指挥，受其指挥的部队有第二军蒋鼎文部，第七军杨虎城部，第九军王金钰部，第十军徐源泉部，第十三军夏斗寅部，豫西警备司令岳维峻部，襄樊警备司令范石生部。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厅和参谋、副官、军需、军法4处以及特务团，总指挥部参谋长陈光组中将。总指挥部设于汉口四民街(现胜利街)，
中原大战期间。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中国那时候军阀之间的战争，不只是用长枪大炮，而且还要用袁大头和烟土。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战争要缺了“撒钱兵法”这个法宝，好像就没味道了。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签字画押，只要价钱合适，袁大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的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介石出手阔绰，对于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玉祥、阎锡山的人，也都纷纷翻了脸。
何成濬自追随蒋介石，是位撒钱的高手，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他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军，这些依偎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濬自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3000佳丽，几乎把整个汉口有点模样的网罗一空。不仅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而且还十分欢迎对方的排以上军官过来享受一番，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摞袁大头走路。
就这样，在中原大战的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的隆隆之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到了全线瓦解的边缘。大战结束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主政湖北
1929年5月份，何成浚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一直未到职，先由民政厅长方本仁，后有秘书长萧萱代理。1930年2月，何回到武汉正式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并改组省政府。秘书长为彭介石，民政厅长先是方本仁，改为吴醒亚、其后为刘文岛，建设厅长黄昌榖，教育厅长黄建中,财政厅长是张贯时。之后，因1931年江淮大水进入汉口市区，以及夏斗寅觊觎湖北省主席职务，联合李书城等对何进行攻讦，何于1932年夏辞去兼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夏斗寅接任。
1931年11月，武汉行营改为驻鄂（武汉）绥靖公署，何成浚继任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何部下徐源泉部剿洪湖，萧之楚部剿大别山，均成功。
执法总监
西安事变期间，何成浚回电张学良：“以委座之德威，竟被劫持。弟何人斯，能无顾虑？”而婉拒张学良的赴西安谈判的邀请，故而当蒋介石返回后受到排挤。社会上更有人借何成浚的电文，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何人斯”。
八一三战役爆发时，何正在南京。其后，何被任命为第四预备军总司令。武汉撤退时，何成浚与蒋介石和徐永昌最后撤离汉口。徐与何走湖南，适逢长沙大火，徐与何转往广西，自桂林搭乘机飞重庆。审判韩复渠时，何担任副审判长（审判长为鹿钟麟，副审判长为何成浚与何应钦）。1939年1月何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在任军法总监时期一方面襄助领袖，秉治乱世用重典之原则惩治军人犯罪；一方面又衡情度理，对于并非十恶不赦者与蒋介石力争免其一死，八年下来活人无数，例如当时的中央日报社长陶百川等。抗战期间，何成浚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湖北家长
1946年何成浚因抗战全面胜利获青天白日勋章。
病死台湾
赴台后，何担任过国策顾问及总统府资政，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4年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60年他又连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1954年陈诚连任副总统由其授予委任状。1961年5月7日，何成浚病逝于台湾，埋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
口述自传
一、早年情形
本人今年七十八岁，光绪八年（壬午）
二、结识黄克强
克强原为两湖书院秀才，后以官费留学日本者。因鼓动革命风潮，被押解返国。鄂督端方性情和平，对克强等未予深究，置之于湖北文高等学堂。苏人王同愈为学堂监督，对克强亦未严加管束。彼遂在校中昌言革命排满，本人即于此时偕同学多人相率加入革命党。时年十九岁。
湖北教育日形发达，文、武普通学堂、师范学堂等相继设立，师资缺乏，遂择高等学堂中之年长学生充当各学堂教习。年轻之学生则被分批送往日本留学。本人亦在其列。克强复趁机赴日，并怂恿我等习陆军。
留学日本期间，克强常邀集同学，商谈时政，扬言排满。同盟会成立前后，克强与孙中山相约定，留学日本之青年中，文学生由孙争取，武学生归黄负责。李烈钧、阎锡山等均与克强先后结识。光绪卅一年冬（一九○六年初）克强离日，潜往广东，策动钦廉之役，化名张守正，乔装贩卖日本药丸，入湘人郭人漳营（人漳为清湘军将领郭松林子），盖企图运动湘军响应也。后至民国元年任南京留守时，曾有一笑话。某日克强阅兵，若干湘兵均感诧异，私语日：此非卖药之
三、留学日本习军事之情形
振武学校乃日本军人福岛安正为中国留日习军事之学生所创设，入士官学校之前，均须先在此校攻读。本人亦然。在该校攻读一年半，兼修日语与科学，然后入联队实习半年，始得进入士官学校。
蒋公亦入该校，较本人迟三年。张岳军则与彼同队。黄膺白与本人等为振武同学，毕业后，改入陆军省之测量学校。
该校创办人福田安正，原为日俄战争时日军之副参谋长，后晋升大将，奉派为关东驻屯军司令长官。
本人留日习军事凡六年，返国入陆军部。当时入陆军部做事均须参加考试，乃例行公事耳。本人供职之陆军部军制司相当于今日之参谋本部。我等系受革命党之安排，奉有使命返国，加入满清军事组织者；当时其他习军事之同学，毕业后滞留不归者亦颇不乏人。
驻日公使杨枢为「好好先生」，对于留日学生并不苛刻。王克敏为其参赞。驻日公使馆曾受留日学生捣乱过一次。
四、武昌起义前后
本人于宣统元年自日本返国。克强力劝我等不必做官，而应设法插身军旅，掌握实力。我等往湖北谋军职，未果，遂北上，至保定，投吴禄贞处。吴见本人学业成绩优异，颇为赏识，乃上书保荐为第六镇标统，另选派三管带，均留日士校同学，但为陆军部所批驳。乃晋京至陆军部争吵。军制司长易乃谦，湖北汉阳人，出面调停。我等遂入军制司供职。孔庚、李书城、胡万泰与本人为同时进入该司者。在此工作年余，军制司人员几乎全为我辈留日学生，气氛亦颇自由。辛亥三月黄花冈之役，军部接密电，电文中有黄克强遇难之传闻，司中多人痛哭失声，未几，又获电报谓黄已脱身，众人始稍稍安心。当时司内人员之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是年原有秋操之举，本人方受命为筹备委员，而武昌起义之消息已震动京师。陆军部大巨廕昌与易乃谦商议调遣秋操军队南下平乱。复召见本人，嘱率两标军队（第一镇第一标与第六镇第二十三标)先行开拔，首须保卫黄河桥，其次能南下据守武胜关，则先锋部队之任务已算达成。本人率部过黄河桥，抵武胜关均安然无事，于是进而屯兵汉口近郊之戚家湾车站。
时鄂督瑞澄及第八镇统制张彪正避居江中军舰上，海军提督萨镇冰统率海容、海筹、海琛等巨舰停泊武汉江面。本人即上舰与瑞澄等商议。据彼等告诉，民兵尚无首领，此日早晨曾在武昌集会，拟推黎元洪出任都督，黎尚未接受，清军宜乘时急攻之。瑞澄望本人率兵渡江攻击，萨镇冰愿以兵舰掩护。本人乃藉故推托。谓出发前所奉军令仅至武胜关而止。如渡江失败，何人负责? 任何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必需等待廕昌之命令。请彼等电廕请示。一面本人亦秘密急电北京，当晚接获覆电，奉嘱谨守原地不动。
再过八、九日，廕昌亲来督师，召开参谋会议。李纯（后任南京都督）力主进攻。廕昌遂嘱本人（当时居参谋名义）下令遣第二镇第三协统领王占元为前锋，先行渡江。王来请示如何前往。本人告以可先搭火车出发。火车载王部开往汉口，至桥头而闻枪声，车上大乱，火车退回原处。以后再出发，虽过桥，而终相持不下。易乃谦原为汉阳人，熟悉地形，嘱本人调一支军队循汉水河岸往攻汉阳。本人令该军往西北方向进发，而未指明目的地。该军遂一直开达沔阳。旋袁世凯遣冯国璋南下督战，廕昌北返。
本人供职廕昌之参谋处时，参谋颇具权力。某日宪兵报称，拘获民军侦探多人，身上均搜出铜板，系以红线，为民军号志。本人悉令释放之。宪兵营长张堃遂据以禀告廕昌。本人虽辩称彼等均为安份良民，廕昌仍责本人不应未加审询轻予释放。自是遂稍起疑心，嘱张堃注意本人之行动。不久本人亦随吴禄贞北返石家庄，某日因公务赴北京，抵京之次日，禄贞即以遇难闻。
此时克强已抵达上海。本人即自北京搭火车南下，谒克强于沪上「南海驿馆」，帮理琐事数日，未居任何名义。旋受任为副官长，赴南京安排临时政府房舍。总统府与陆军部等单位之房舍均经本人一一安排妥当后，即迎中山与克强等来京就职。
临时政府时代，陆军部大量印制军票，由副官处负责，同时刻八枚印戳尚不克供应。尝有人私告克强，谓副官处印军票恐有弊病。然克强毫无闲言，对于本人亦始终置信不疑。
五、南京留守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陆军部改为南京留守府，克强为留守，统辖江南军队。本人任总务处长，马相伯任政务处长，耿觐文任参谋处长，张孝准（运隆）任军务处长。孝准湘人，亦书院同学。留守府组成未久，克强甫离京赴沪，南京即有乱兵滋事。赣军在三牌楼纵火。我等一面驰电报告克强，一面调兵镇压。翌日秩序恢复，克强亦遄返，于是开始有编遗军队之计议。各军将领多不愿受编遣，故进行极费周章。后终遣散大半，仅留三师，陈之骥（冯国璋婿）之第八师、冷御秋（遹）之第九师与洪成典之第四师。因饷银无著，令各师就地自筹，第四师终亦以困于饷秣而予以解散。留守府维持凡半年，克强即请辞。旋应袁世凯之邀请北上，本人亦随往。克强受任为川汉铁路督办，未就，遂返湖南故里。本人曾受袁世凯之命，赴湘敦请克强复出，克强拒绝之。
六、宋教仁被刺与二次革命
宋教仁被刺时，本人正在北京，旋奉袁世凯派遣偕郑汝成南下致祭。汝成后为陈英士（其美）所暗杀。南下火车上曾遇见黄郛（膺白）夫妇。临行前，世凯嘱本人可在上海交通银行任意取款，对于上海报馆亦不妨任意供给金钱，以平息舆论对宋案之愤慨。本人志在脱身，抵沪后，交通银行行长洪某曾数度相询是否需用款项，本人始终未支取分文。
上海革命党人积极谋发动二次革命。本人奉克强之命，赴南京运动第八师独立，因南京军人多为旧识。往返京沪十余次，并数次与汪精卫同行。当时孙中山亦在上海。一切安排妥当后，克强即赴宁宣布江苏独立，事后始前往告知苏督程德全。程大怒，克强下跪乞德全追认。德全亦无法反对。
二次革命时，本人担任克强之参谋长。当时第九师远驻徐州，第八师亦靠不住。冯国璋如统军来攻，第八师不会抵抗。本人建议克强撤换第八师师长，克强恐影响军心，决定不予更动。第九师循津浦路北上，初遇张勋，犹两次奏捷，旋北洋大军增调，遂节节败退。后第八师兵变，克强乃不得不离宁走上海。
赣宁兵败，本人亦列名通缉。初奔日本，后奉克强命，潜返上海租界，盖尚有参加此役者络续抵沪，须人联络照应也。
孙中山、黄克强初对宋案之应付意见不同。孙主用兵，克强则欲听法律解决。兵败后，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克强拒绝参加，远游美洲，其左右则另组欧事研究会，本人亦加入。欧事研究会之部分人士与日后之政学系有关。克强与胡汉民私人间亦不融洽。克强死后，中山又召集我等纷纷纳入其中华革命党内。
克强博大宽厚，恢闳磅礴，是领袖之才具。遇事则召集众人，共同磋商，并不专断。待人尤称仁厚，可惜英年去世。其夫人徐宗汉在重庆去世。女振华，今在台为立法委员。子一美，为张溥泉子婿。一球现在台中，供职空军。（按：据左舜生著「黄兴评传」第九页：黄兴原配夫人廖淡如，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续配夫人徐宗汉（佩萱），生二子，名一美、一球。此处
七、护法战争
护法军兴，湖北石星川率第一师驻荆州，对于策动湖北独立，响应护法，颇感犹豫。石部旅长朱兆熊、团长胡庭佐（石部另一旅正归胡代领）等则决心起事。彼等遣人来沪邀余赴鄂，本人抵沙市，石部宣布独立。旋为王占元所败，本人即率鄂军退入湖南，当时本人未居任何名义，唯实际统领该部。湖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颂云）、师长赵恒惕（夷午）均为余留日同学，予本人以总参谋名义，指挥鄂军。同学李书城驻常德，部队颇少，邀本人率部往常德过阴历年。翌年正月奉程潜命令，带兵至岳州一带，掩护湘兵撤退。北军旋即赶到，剧战经日，湘兵撤退完成后，本人亦率部退抵长沙。长沙市面极为混乱，市商会挽留暂驻长沙，维持秩序，俟北军开达后再离去。并拟请日本领事出面，往见吴佩孚，要求北军俟南军退出长沙再行入城。本人终觉不妥，在长沙仅宿一夕，即渡江撤离长沙。翌日吴军即渡涝刀河，开入长沙。本人率部至朱亭，又奉程潜令，嘱据守朱亭两日，掩护南军，于此抵御北军，战况猛烈，维持至第三日，弹药用罄，适降豪雨，对面不能见人，双方打乱枪，本人乃率部下山，走黄龙桥，辗转至渌口（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后即于此堕水死），休养两日，探听得湘军驻扎攸县，澧陵消息，即派参谋前往连络，本人率兵至攸县，县长来迎，并送猪一头。犹记得当时攸县缺盐，派人找遍全县，无处可买盐。程潜请本人即驻兵攸县，主持整编。本人辞不肯就，交出军队，即只身赴粤，时军政府已改组为七总裁制，中山已赴上海。本人亦离粤北上。
八、留沪连络孙洪伊
翌年中山再至广州，组军政府嘱本人与廖仲恺两人留沪连络各方。孙洪伊至上海，本人奉命设法与之连系，因洪伊在国会中尚有相当势力也。留沪约半年，闻陈炯明叛，本人有意南下佐中山而苦无川资，后赖洪伊赠予五百金，始乘广达轮赴穗。
九、入闽策动王永泉
本人抵广州，向来借宿西濠酒店，此次入酒店，竟无一熟人。寻问中山下落，店主遥指江中三兵船，始悉中山困居永丰舰上。翌日雇一小筏渡江，舰上戒备森严，通报姓名后，小筏始得靠近兵舰。登船遇陈群，经其引介，入大餐厅，谒见中山。中山大喜，因其正拟派人赴闽，策动王永泉独立。本人深虑连络困难，不易成功，中山谓余曰「且大胆闯去再说」，又交予大笔款项，本人未接受。
赴闽舟中识一
当时道途崎岖，陆行三日，换搭小舟，溯闽江至延平，与永泉把晤。永泉已知余来意，是晚即邀集参谋长及二团长（均余同学）偕余共餐，本人即席说永泉等起事，李厚基旦夕欲赶走永泉，何不起兵逐李。王等恐无把握，本人告彼等许崇智领兵数万，可以相助。并转达中山意旨：事成后福建归永泉统辖，粤兵但求暂驻一时，终须返粤收复广州。永泉顾忌李厚基兵力雄厚，达五、六旅之众。本人告以兵事成败，难以逆料，何不大胆一试。商定后，又以粤兵缺弹药，请永泉先拨借子弹五十万发，将来本人回沪后可请中山汇款偿付。永泉兄弟永彝旋即免费送来。许崇智来电邀本人前往建宁，未应，在永泉处小游数日，迳返上海。
福建起事后，许崇智与王永泉不睦，中山又遣本人前往调停，两人旋相安无事。此时闽南尚有汀州、漳州等数县未下，许命本人为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时蒋中正为许部参谋长）。一鼓作气，攻下泉州及邻近数县，许遂任本人为兴、泉、永地区总指挥兼闽南善后督办，本人遂不能脱身。就在当地整顿军队，清理闽南之民军土匪，前后约两年之久。后中山命本人筹款，来源无著，不得已乃就泉州一带所种植之鸦片，抽收税款充裕饷源。
徐树铮来福建，中山事先并未同意。徐拟争取王永泉，发展势力。因永泉原属皖系也。我等竭力说服永泉，卒驱走树铮。
广东方面攻穗不下，中山命本人率部入粤图潮梅。当时本人指挥二十余旅，但枪械奇缺，有全旅无一枝枪者。本人原拟安置部队于潮州一带后回闽设法。本人方返闽，孙传芳已命周荫人率兵入福建。王永泉与本人相继战败，永泉欲返浙，本人欲入粤，但均走厦门、泉州一线。军行近汀州，孙系旅长刘某为李厚基留闽残余势力之一部分，引兵来截。本人率部击溃之，进驻汀州，刘某弃城而走。王永泉亦来会合。
从汀州走广东，跋涉二十八日，天寒难行，艰辛异常。过武岭，正逢大雪，景色却美丽，至今记忆犹鲜。雪地中盛开阔叶红茶花，间杂以大楠木树。越武岭，至翁源，打电报通知中山。中山即派人送冬衣万套，洋钱五千，大包香烟数千条来稿赏。许崇智已先回广东，军队旋改称鄂军，驻扎广东北江诸县凡一年余。
十、佐从蒋总司令
东江之役，蒋中正命本人在其总司令部任总参议，何应钦等均参与是役。炯明攻打观音山时，本人正奉使入滇说唐继尧出兵。北伐时本人复任大本营之总参议。旋蒋总司令与谭组庵（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嘱本人赴沪运动北方军队。李振亚、任应岐均为此时期所活动成功者。在上海时接蒋电报，嘱连络孙传芳。本人与孙原为旧识。孙亦为士官学校同学。本人尝数赴南京，劝孙出兵合击吴佩孚，成功则孙取北京，蒋收武汉，平分天下。传芳乍听之下，亦尝心动，然生性狡猾，终仍反悔。所以曾一度有意联合，而终未成功。其参谋长刘宗纪与总文案万鸿图为传芳幕下两位谋士，为其筹划一切者，至于传芳出兵江西时，本人已离去。
武汉收复后，本人奉派为鄂北绥靖主任。当时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徐谦等为政务委员，湖北省各厅长亦由蒋中正指派，本人受命为军事厅长，徐谦反对，本人遂退出湖北政委会，盖派系不同也。
十一、北伐之役连络阎锡山
北伐军抵南京，冯玉祥组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但反覆无常，本人奉派北上连络山西之阎锡山。蒋公初嘱本人持彼致阎之亲笔函，以假道河南入山西。本人终觉经过冯玉祥之防区不妥，宁愿远绕平津，假道于奉军驻河北之韩麟春。本人抵天津，宿国民饭店，电话与韩连络后，次日即有一专车送本人入北京。张汉卿于晚间设宴款待。后并派士兵护卫专车，送本人西行入晋。唯汉卿要求本人，须设法使彼之护车士兵返平，望「阎老西」勿杀之。
车抵正定府，双方正酣战中。本人请双方暂停射击，渡河则阎军已派人来迎。此处离娘子关近，入关即安然无事。
本人居晋凡半月，此时南京政局摇摆不定，阎锡山招待颇慇。阎与本人原为留日同学，亦同盟会旧人也。留日时期，彼学识尚差，写信且感困难。此次见面，则彼已颇有进步，公事批阅甚速，谈吐亦有条不紊，真令人刮目相视矣。
自晋返平，接南京消息，蒋公已下野。本人即拟束装南归。韩麟春谓余曰：如南方不欢迎蒋，何不邀彼北来合作。本人颇怪韩之唐突，竟敢当汉卿之面，作此主张。韩笑称无妨。并谓：「汉卿连共产党亦当得，何以与蒋不能合作?」
张作霖原有意与南方合作，后乃受冯玉祥之作梗而未成。冯、张为换帖兄弟。
十二、济南惨案之交涉
北伐军进抵济南，发生「五三惨案」，谭组庵、蒋中正均亲临泰安火车上，张静江、吴稚晖等主张派人交涉。先派熊式辉与日本司令福田彦助谈判，式辉为日方所拒，以不能全权代表蒋交涉也。本人遂受命为全权代表，率一通日语之
当晚宿于司令部，次日又再三辩说，日方见本人不为所屈，黑田参谋长劝日军司令放本人回去，并携一福田司令致蒋总司令之长函，详细分析利害。本人携信归，蒋总司令与张静江等人商量对策。本人认为只有两途可走：或者签字屈服；或者不理，迳直渡河，绕道北伐，因日方并无分兵拦截之形势。结果渡河后一直到北京，日方均按兵未动。北平底定后，交涉收回济南，仍为本人负责，与一日军师团长谈判接洽，终于日方答允交还济南。
十三、北伐后收编北方军队
民国十八年冬，唐生智叛于郑州。本人设法收编唐部魏益三与刘春荣，两军均驻北平南苑。与唐合作之白崇禧闻讯，便衣出走。唐等原拟自徐州北上，里应外合，轻取北平。幸赖本人切断其联络，收编其部下，北平行辕始得安稳。驻平之刘兴、龚浩所部为唐生智基本势力，亦因魏、刘之转变，而未敢妄动。
是年大雪，兵士须数人结伴外，出以免陷身积雪之中。周绳华、何墨林均为参加此役之旅长。蒋旋调阎锡山为行营主任指挥南军作战月余克复郑州，唐生智败走日本。
此时期本人在北方竭力收抚军队。适冯玉祥拟解决刘镇华之部队。刘闻讯惶急无计，本人趁机劝其改悬蒋总司令之旗号，并保证可获蒋之认可。冯玉祥以剿匪名义，令刘率部开赴柳林。本人劝刘置诸不理，冯玉祥方面之联络与饷秣遂断绝，由本人供应军费。
此年收编部队甚多，大半为冯玉祥之部属，就记忆所及，计有吉鸿昌（原为甘肃省主席，时任冯之前敌总指挥）、王修身（师长）、孙良诚、刘黑七（桂堂）、梁志超等多人，几乎北起张家口，南至徐州一路之冯系军队全为收买过来，予冯打击不小。彼等但要洋钱（银元），不信任票纸。尝有人笑谓：「洋钱打垮了冯军」。
十四、中原大战
民国十九年本人回湖北未久，战事又发生，何应钦、刘峙率第一、二两军团沿柳河一带布防，本人率第三军团，据守洛河一带。第三军团共辖五军，分由蒋鼎文、夏斗寅、徐源泉、上官云相与李抱冰（蕴珩）五人统率。
此役持续达半年余，战况激烈，蒋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第一、二军团。冯王祥亦亲至柳河督师。冯系部将郑大章一度率骑兵队烧毁蒋之飞机于柳河，更直逼至蒋之坐车附近，仅因情报不灵，不知蒋本人即在座车中而未拼力猛攻而已。当时战况之紧急可见一斑。幸赖第三军团之李抱冰与上官云相先后率部驰援，在豫鲁边境之河堤岭击溃孙连仲，东线战局方得扭转。战事结束后，蒋总司令亦因此犒赏上官所部军队银洋一百万元，为当时赏额最高之一次。陈辞修之能博得蒋公信任，亦因在此役最吃紧时，不主撤退，拼死拒战于朱集站。许昌附近破宅一役亦极惨烈，南军伤亡逾五千，冯军死伤更多，许昌终得保全。此役以后，战事迅即结束。蒋总司令亲来洛河巡视，嘱余返鄂，军队亦各返防。
十五、长江水灾及治水之计划
二十年本人回湖北。长江水灾氾滥，汉口首当其冲，本人适在汉口。根据往年纪录，江水上涨至江海关量水表之三十七呎处，即有水灾之虞，而此次竟上升达四十余呎。盖川江、湘江、汉江三流域此次同时涨水，涌抵武汉，竟无宣洩之余地。沿江一带初尚堵堤防水，迨江水涨至五十三呎，则堤防亦无法阻遏。日本人于其租界内防水极费心思，初用棉花黄豆装包堵水，后宋江水从阴沟下水道中倒涌出来，遂亦束手无策。
水势稍退，百姓大批涌至汉口。本人尝向美国借贷小麦九千吨，赈济灾民。宋子文经手，本人签字者，规定由湖北省偿还。旋本人即去职，此批小麦亦至今未曾偿还美国。
灾民聚集汉口，湖北当局赶搭大批芦席棚收容灾民。中央派员来湖北视察灾情，见灾民尚有鱼可食，以为情形并不十分严重，殊不知武汉沿江一带，鱼鲜便宜，此时蔬菜此鱼鲜昂贵多矣。
翌年夏斗寅返鄂，使用金钱在南京活动，攻击本人应负湖北水灾之咎，本人趁此请求辞职，摆脱湖北省主席职务，并荐夏斗寅自代。
二十五年湖北行营恢复，本人返任行营主任兼湖北主席，深觉水灾为湖北之大患，亟图治水。一方面拟购置濬河船，挖深长江河道，并将江庭之泥土挖起填筑两岸为堤防。先与英国领事洽商，征收长江行船税，以资兴工，盖长江行船当时以英国最多。英领事亦颇赞成。后因杨子江水利委员会欲接管办理，遂无结果。另一方面，本人鉴于汉江夹带泥沙过多，非疏濬所能收效，乃拟另辟河道，自襄阳东引，沿汉江几支流，经兴隆集、随县、安陆、云梦而与汉江复合。当时已派员测量完毕，可以开工而苦于经费无著。适值日本启衅，旋即抗战，此议遂搁置。然湖北治水，将来终需实施。
十六、湖北剿匪
湘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蒋中正自兼总司令，本人受命为驻鄂绥靖主任，指挥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军队，下隶三司令官，本人自兼一司令官。
民国二十一、二年间，水灾以后，湖北盗贼蠭起，尤以洪湖与大别山两处匪患最炽。本人乃遣徐源泉剿洪湖，萧之楚往剿大别山，两处均收功，匪患可谓肃清。萧原为冯玉祥部下军长，中原大战时，本人争取过来者。
蒋总司令在南昌行营，主持剿匪。曾有一时期，本人与之略有龃龉。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彼来电报，嘱本人赴赣，洽商军务。遂即派兵赴闽，福建人民政府转瞬即为消灭。
十七、西安事变与抗战内迁
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发生，何敬之、朱培德来电邀余入京商议。当时情势，亦只有派兵北上，故一致主张强硬。事变结束后，本人即返汉口。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役，本人适在南京。
抗战军兴，改编军队，重划战区。本人受命出任第四预备军总司令。南京撤守后，蒋公来汉口主持。军队全部撤离后，仅留蒋、徐（永昌）与余三人最末离开。徐与本人走湖南，适逢长沙大火，转往广西，自桂林搭机飞重庆。
十八、担任“军法总监”时期
抗战时期本人担任「军法执行总监」，下隶十个「军风纪视察团」，另有一「交通视察团」。当时审理之重要案件颇多。
当时谣传役政有弊端。蒋委员长亲往巡祝。见一壮丁正被吊打。蒋公大怒，亲笞兵役处长（陈沛民）军棍数记，发交军法总监审理。当时为陈说情者极多，故此案之审结殊为费力，审讯两堂后，终判决死刑。
又有一起叔侄争产之案件。叔叔来军法处控告谓其侄儿谎报运粮船沉没，实际已先将军粮运走，再行凿沉运粮船。本人发觉其日期不符。控告之日期比犯罪之日期更早。乃平反此一诬告之冤狱。
十九、抗战结束
抗战结束，举国欢欣若狂，以为抗战胜利，其实乃假胜利耳。我国实无力击退日军，且在战事结束前夕，日军尝一度进逼贵州，攻抵独山，陪都震动，政府考虑西迁。故当日本投降之消息传达重庆，民众均燃鞭炮大事庆祝，本人则严禁家人燃放炮竹，盖深以国事方殷，前途多艰为可虑也。惜当时之民众官吏以及将领均误信战胜，骄狂自恃，而未能谨慎筹划战后之复员工作。
关于沦陷地区之军队，亦未能妥为安置。当时军令部长徐永昌曾接伪满臧式毅来电，谓有伪军三十万人愿意归诚，军政部长陈诚则力主遣散，在军事委员会议上本人尝与之力争，彼终不肯改变主意。彼此相持不决，经会议主席何应钦决定签呈核示，而最高当局亦主遗散。中央政府既未能照管伪军，彼等复遂转为赤党所利用，此又日后匪患炽烈，终之不可收拾之因素。
中央政于复员之处理，过份仓促，缺乏通盘之计划。军官退役，往往连生活亦成问题，于是又逼而走险。本人在重庆自动申请退役，领得退役金，仅足购香烟两条。本人返抵湖北，有军官第七总队率士兵一起投共，贴标语云：「蒋家不要毛家要」，此类情形，真不堪追述。
二十、湖北省议会
本人返鄂后，当选湖北省参议会议长。当时对于议会政治，大都未能熟娴，故笑话丛生。有时议员闹得太凶，本人尚须设法从中调解。犹忆有一回，议员质询逾规，省主席当场退席，后经程潜、白崇禧对再三调停，方告解决。故本人印象中，终觉国人知识尚差，如民主政治施行过骤，揠苗助长，未必相宜。
二十一、赤祸猖獗
抗战结束后，湖北政治颇为松懈。本人主持湖北省议会时期，已有共产党势力在鄂活动，共匪部队常冒充国军旗号，纪律亦佳，民间往往忽略之，甚至偷渡长江亦未发觉。
匪祸日獗，本人应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之邀，赴沪开会共商反共大计。
三十七年曾应召赴南京，谒蒋公，对国是，本人以为台湾虽小，孤悬海外，然国民政府如迁台，至少亦可如郑成功之维持数十年以待来日。我等于今日尚能有如此局面，实应归功于蒋公之高瞻远识。彼作迁台之决定颇早。
本人于三十七年离港，避祸香港一载有余，再间道来台。
盛世才
中华民国陆军上将盛世才
盛世才（1895年－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盛世才
别名：
“新疆王”
国籍：
中华民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辽宁开源
出生日期：
1895年
逝世日期：
职业：
军人，政治家
盛世才，字晋庸（1892-1970）辽宁开原人，原名振甲，字德三。属汉军旗人，出身贫寒。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幼时在西丰县初小，沈阳第五高小，辽宁省立农林中学学习。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归国后进入广东李根源主办的韶关讲武堂学习。毕业后，经李根源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任排、连长及上尉参谋等职，深得郭的信任，经郭的介绍与郭的义女丘毓芳结婚(与前妻离婚)。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其妻同行。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张作霖撒消了保送盛学习的公费。但盛善于钻营，先后得到了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的资助，完成了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习。1927年盛回国后，在国民党贺耀祖部下任参谋，以后又调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教官。1928年任代理行营参谋处科长。1929年调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任科长。1929年秋，经朋友介绍与新疆省秘书长鲁效祖相识，1930年秋盛随鲁入新疆。
1930年底，金树仁在新疆办军校，便把盛世才引入新疆，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屡战屡胜。1933年四一二后，金树仁去职，手握重兵的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他从不甘屈就国民党军参谋部作战科长转而进入新疆图谋升迁，经几年施展权谋，摄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独裁专断，称霸新疆达十二年之久。
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把他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
关于盛世才，原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曾有精辟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盛世才曾被人们称为“新疆王”，统治新疆将近12年。由于新疆与苏联近在咫尺，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苏联的关系一度处于“蜜月”中。而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盛世才最终与苏联决裂了。[1]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曾经与蒋介石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实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驱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依靠苏联和中共的力量，把新疆建成抗日大后方。待其羽翼渐丰后，他又标榜新疆是中国除国共两党外的第三政治集团，以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最后，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一反过去的信仰，走上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独裁政府的道路。
借助苏联 取得新疆政权
盛世才，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市，曾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在奉系将领郭松龄的推荐下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盛世才回国，1930年底来新疆，被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盛世才已是东路剿匪总指挥，屡战屡胜，威望日渐提高。由于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激起了新疆各族的仇恨，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
盛世才攫取4·12政变的果实后，凭借军事实力逐步排挤4·12政变发起人，势必引起这个集团的不满。当初发起推翻金树仁政权的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省军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黄慕松到来之后，纷纷向黄慕松靠拢，希望通过中央大员的渠道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从而限制盛世才权利的膨胀。同时黄慕松为了实现国民政府的意图，精心炮制了一个撤督办成立军事委员会的方案，也就是撤消目前盛世才为督办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代之以新疆军事委员会，容纳和加尼牙孜、原金树仁政权残余、入疆之东北抗日义勇军、马仲英、伊犁屯垦使张培元等为委员，以盛世才为委员长。黄慕松希望通过这个方案即限制盛世才的权利，又可以平息目前遍及全疆的动乱。但是黄慕松的一厢情愿与盛世才的打算有着根本的差异。盛世才抛弃国民革命军参谋部的工作来新疆就有野心，不到3年眼见已经成为半个新疆王，岂有撒手的道理？
盛世才本想依靠国民党来割据一方，但是南京政府却想趁机控制新疆。盛世才曾留学日本，但是他没有走投靠日本的道路。盛世才深知近在咫尺的苏联对于新疆的重要性。不仅新疆的日用品基本上都来自苏联，而且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开进新疆。1920年，苏联红军曾进入新疆消灭白俄军队。盛世才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讨好苏联。
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苏联政府提出，盛世才“亲苏必须反帝”。盛世才为了取得支持，只得答应。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站稳脚跟。
苏联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致函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
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突然停止追击马仲英。匆匆带亲信部队返回迪化。
1933年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迪化。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将张培元击败。1934年1月，马仲英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迪化，形势一度极其危急。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军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很快击败了马仲英部。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
1937年初，马仲英的亲信马虎山举兵反盛，进兵库车。9月，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柯尔托罗夫兵团2个团和另外1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突入阿图什，切断马虎山军的退路。马虎山见势不妙，率少数随从逃往印度，其部由旅长马生贵通电投降。马生贵后被苏联军队杀死。到此，盛世才完全巩固了在新疆的统治。
在军事支援盛世才的同时，苏联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援，派遣一批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共产党员来新疆，具体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以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疆的经济得到某些恢复和发展。
盛世才采取亲苏政策，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除了苏联，他对于其他外国人入新疆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很复杂，英、德、日帝国主义分子都想涉足这块土地。英帝国主义于1933年11月唆使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在喀什建立“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法国人在迪化开设过洋行，英国人设立过天主教堂，瑞典人在英吉沙设立过医院，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名目下进行间谍活动。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的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叛乱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
盛世才执政后，把洋行和天主教堂一律关闭，把所有外籍人员一律驱逐出境。除了苏联人，凡是到新疆的外国人，几乎一律被逮捕。
盛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一致的地方。由于有苏联的支持，天高皇帝远，盛世才对国民党政府并不十分买账，曾公开批评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依靠苏联 盛世才鏖战马仲英
1933年1月，马仲英率领6000多人进军新疆，占领新疆东部。
紫泥泉位于孚远和阜康之间，阜康距离迪化十分近，在孚远通向阜康的大路上有个三台镇，三台的西边就是紫泥泉，这里是从哈密经奇台、阜康去迪化的必经之路。阜康位于迪化的东面，是迪化的门户，阜康失守则迪化不保。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北路大军就是经此进取迪化的。而今马仲英也采用了同样的路线。
马仲英部大约有7000多人，驻扎在哈密、奇台和孚远一线。在5月占领孚远后，新疆临时政府曾经与马仲英进行接触，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此时盛世才已经成功分化了和加尼牙孜，军中大批军官尤其是归化军强烈主战，而马仲英一路进展顺利，尽管军中阿訇希望和平，但众多军官也主张继续战争，在这样的氛围中双方的和平谈判最后不了了之。
以第四路刘快腿部加机枪两连并钢甲车队，占领乾沟南北，诱使马军进攻，然后坚决就地抵抗阻击；第三路归化军之骑兵掩护第四路的右翼，第六路骑兵掩护第四路左侧，当全线总攻时两支骑兵威胁马军两翼并包围敌军；第五路、第二路为二线部队，其中第五路沿公路右线攻击前进，第二路则沿公路左线进攻，随时援助第四路发起中央进攻；第一路和敢死队、其他机枪队为总预备队，同时炮兵受命集中炮火炮击紫泥泉村，掩护步兵推进。
马军出奇台均配发单衣裤，在当夜雨雪纷飞中，冻死很多，即使挺过寒夜者也是双手冻僵，几乎无法继续持枪射击。而省军士兵配发皮衣，因而能够坚持。第二天拂晓，修整了一夜的省军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势，不给马军丝毫喘息的机会。战斗开始不久马军又伤亡200多人，马仲英卫队营近500人原为省军，在孚远投降马仲英，现在见马军大势已去，无力再战，当即借助天色昏暗于阵前投降省军，致使马军阵地出现一个大缺口，防线随即崩溃，马军全军溃退。马仲英率自己从甘肃带进新疆的3000士兵，沿公路一路东逃，经木垒河翻越天山南下吐鲁番。省军追兵则于14日胜利占领奇台。
此次战斗，盛世才大获全胜，击毙马军6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子弹30000多发，自己仅有300人的伤亡。马仲英南逃吐鲁番却是出乎盛世才的预料，盛世才在战斗胜利后命令参谋长陈中率骑兵追击，原以为马仲英会动撤哈密，然后背靠自己甘肃的老地盘，进可攻，退可守，如此以来，其仍然是新疆治安之大患，却不料马仲英会南下。
马仲英之南下的确令人费解，纵然吐鲁番有马世明活动，但也断不可自绝退路，丧失回旋余地。况且与和加尼牙孜决裂后，已经失去大半当地民众的支持，再南下吐鲁番，无疑自寻死地。如果是担心和加尼牙孜会在哈密断其后路，那倒不必，因为哈密当时还有马军数百驻扎（这些官兵在马仲英南下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甘肃，随即被马步芳缴械遣散），而且和加尼牙孜主力也在紫泥泉附近做壁上观，哈密实际并没有多少兵力。因此解释他的南下，只能是其年轻气盛，为了颜面不愿回甘肃寄居马步芳篱下而已。此后马仲英盘踞吐鲁番，纠集力量再战迪化，虽然声势浩大，但一遭失利，则前后退路全无，只得狼狈西去，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马仲英占据新疆广大地盘，从哈密经鄯善、吐鲁番直到焉耆，另外马赫英的势力从镇西向北沿外蒙国境直达阿山南部，而马世明的势力则越过达坂城渗透到了柴窝堡。盛世才的防守地区也只是东到奇台、西达塔城而已。
战争开始，形势对盛世才十分不利，镇守塔城的陈继善连发急电求援，称塔城在马军包围下已三日，“形势危急，若无援军，后果难料”。盛世才慌乱中调遣督办公署参谋长刘斌率领归化军增援塔城。
马仲英得到盛世才大军来犯的报告，命令驻扎达坂城的没指头团长（绰号）迅速占领附近高地固守，同时他亲自率领步兵一个旅，会同驻扎托克逊的马彦良骑兵一团抵达达坂城，凭借高地实施防御战。
这场决战，盛世才注定只能悲惨地成为天之骄子马仲英的陪衬，指挥马仲英骑兵的不是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热血，强悍骁勇的穆斯林无情地踏翻了盛世才按照教科书部署的阵地。国内战场上屡次被拉出来当王牌的沙俄“归化军”，这次在达坂城外被凶狠的马家骑兵彻底踩断了脊梁。达坂城外万余人的对攻迅速变成一场追击战，马仲英杀红眼的骑兵从达坂城跟着盛世才的败军一路打到乌鲁木齐城下。盛世才的装甲车被马仲英调到马富元那里，用来冲击马木提的骑兵。
而在塔城，马赫英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占领塔城旧城。
这时盛马双方虽然各一胜一负，实际上盛世才方似乎更为危急，虽然刘斌解除了塔城之围，但是盛世才在达坂城下的惨败，使得迪化周边战局十分危险。1933年10月下旬，马仲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约2000人，出天山直攻孚远，
经过半月交战，盛世才深感军力之不足，为了达到自己独霸新疆的野心，他一方面在军事上竭力阻挡马仲英的凌厉进攻，另一方面又开始施展政治手腕，这次他的目标是苏联。盛世才与马仲英的第二次战争开始后，盛世才便有目的地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特肯进行密商，孜拉特肯将商谈经过详细汇报给莫斯科，同时盛世才又委派新疆外事处处长陈德立借口去苏联治病，与姚雄一起于1933年10月经塔城赴莫斯科接洽。
1、苏联援助盛世才价值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30架飞机（包含机组人员）、机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火和战时物资。 2、苏联承诺苏联红军在盛世才认为条件许可的时候入疆平息马仲英及其他人员的叛乱
3、新疆统一给于苏联在新疆开采矿山、石油和金矿的让与权 4、新疆统一苏联由朱古察修筑一条铁路到迪化
5、新疆可以保留归化军，但对个别仇恨苏联政权者需要加以清洗，其职务应由苏联代表同意的军官代替
6、新疆必须清除对苏联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
7、新疆应当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这些条款也是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和一些当事人回忆录中显露的蛛丝马迹来推测的，盛世才在
作为与苏联有着漫长国境线的新疆，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近、现代新疆历史重大事件，无不带有苏联的印记。根据张培元妻妹的回忆，早在盛世才与苏联接洽之前，苏联就曾经与独霸伊犁的张培元进行过接触，苏方暗示只要张培元与苏联合作，苏联可以帮助其推翻盛世才从而扶持张培元，张培元虽然是一介武夫，却知道民族大义，断然拒绝说：“（与盛世才的矛盾）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事，断无外人插手的可能！”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观点上，张培元虽然后来兵败自杀，在人格上却比阴险狡诈的盛世才可圈可点。
马仲英也曾经与苏联进行过接触，从马仲英身边高参大多来自苏联留学生上来分析，以及后来马兵败后进入苏联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可信，有资料显示，马赫英进入阿山和塔城后，受马仲英的命令先后多次与苏方联系，试图说服苏联支持马仲英推翻盛世才，但是此时的盛世才利用大西忠大造舆论，宣扬马仲英实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新疆的走狗，令苏联疑窦顿生，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1933年年底，莫斯科塔斯社多次发表社论，评论新疆局势，言日英两国激烈争夺新疆，均有征服中亚进而进攻苏联的打算，苏联红军将在尊重中国主权的情况下帮助新疆地方政府平息局势。而盛世才在新疆遥相呼应，大骂马仲英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自1933年11月开始，几个月时间里，马仲英的军队从乌鲁木齐开始，在苏联军队的追击下一路攻击前进了2000余里，如愿以偿地打到了南疆，但马仲英终于明白，他不可能在这里招收50万士兵征服全中国后再去征服苏联了。这不再是成吉思汗纵横天下的时代，个人的武勇和神奇所能收获的东西非常有限。
马仲英并不知道张培元失败的消息，张培元通电讨盛的时候，马仲英派驻迪化准备与盛世才谈判的代表苏继善得知消息，星夜返回吐鲁番向马仲英汇报。马仲英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在
盛世才在迪化亲自任城防总司令，任命杨耀均为前敌总指挥（后以哈玉良接替），在乌拉泊、仓房沟部署别克迭耶夫为旅长的归化军两个骑兵团，在大湾、宁夏湾、飞机场一带部署了张风仪、尤得胜、孙庆麟、蒋有芬的部队，命令孟熙步兵旅会同一个团守卫红山、六道湾、碱泉子沟、水磨沟，杨树堂旅守卫西大桥，卢毓林和商团守卫南关和西关，督办公署教导营和军校学生、中等师范学生守卫汉城和满城，盛世骐指挥卫队团负责护卫督办公署。省军在迪化驻军约有9000人，加上各大中学校学生、商团、民团总数大约有2万之众。
马仲英占领飞机场时，夺取了一架飞机，马仲英随即强迫驾驶员张绪芝驾驶飞机，马坐飞机上持枪威胁驾驶员向盛世才的督办公署投弹，张绪芝无奈投出三枚手榴弹，同时还投下劝降的传单，均未起到丝毫作用。
被马仲英包围一个月之久的乌鲁木齐得救了，然而，对盛世才来说，直接请出苏军帮忙才打败马仲英是其军事生涯最大耻辱。
秘密访苏 受到热情会见
1937年
此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空前密切，他觉得很有必要同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会面商讨一些问题。1938年8月，盛世才就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盛世才去莫斯科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是知道的。随同盛世才前往莫斯科的还有他的妻子邱毓芳。虽然苏联在新疆的顾问和苏联对新疆的援助在日益增长，但当时苏联正值大“肃反”期间，这使盛世才对自己的安全有些担心。然而他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苏方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馆。这次访问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连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很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盛世才后来还回忆说：会见时，关于1937年新疆的叛乱，斯大林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叛乱是由托派策划的。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其给予了援助和支持，以建立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伏罗希洛夫则侧重于谈可能把新疆作为侵略苏联薄弱地区的跳板这个与苏联有关的问题。
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欢迎，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所没有得到的。这也反映了斯大林对新疆的利益很敏感。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盛世才事后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五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谋取利益 成为苏共党员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盛世才的“入党”问题，也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得以解决。盛世才在加入中共“无望”后，便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盛世才回忆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斯大林的心情也显得很好，所以，我决定谈谈涉及到我与延安今后关系的微妙的个人问题。
盛世才还转述了他对斯大林说的原话:“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斯大林很清楚此刻必须对盛世才拉一把，在盛的入党问题上一改前态，当即明确表示:“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入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后，当盛世才正准备返回新疆的时候，一位苏共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他。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给予盛世才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他加入苏共。这位苏共官员又要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盛世才迟疑了片刻后，表示同意。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的
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盛世才关于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可信的。但盛世才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讨好苏联 出卖新疆利益
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但是苏联出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答应，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
盛世才还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把新疆的主权出卖给苏联。
与苏联决裂 投靠蒋介石
盛世才杀害毛泽民和陈潭秋
１９３８年２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７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
盛世才和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关系很差，水火不容，所以把邓发赶走，换成陈潭秋。陈潭秋为团结盛世才做了大量工作，两人关系还算融洽，但最后还是因为盛世才决定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陈潭秋和毛泽民就惨遭杀害。
1937年红军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新疆，在陈云关心下，盛世才对这批红军做了妥善安排，特别是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才，这是他的历史功绩。(这批技术人才就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员。客观的说，盛世才是有阴谋的，他表明上市为红军培养飞行员，实则是借机向苏联索要更多的飞机和技术支援。)
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兰州郊外一栋豪宅发生一桩惊天大案：曾下令杀害毛泽民等共产党人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其岳父一家１１口被东北军人所杀。血案震惊全国。
蒋介石拿下盛世才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但是国民党是不容许盛世才作为“领袖”的。国民党在新疆兵力不大时，对盛世才是竭力拉拢，但当国民党陶峙岳兵团的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脸色骤变。蒋介石对新疆用兵，和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建议有关系。陶峙岳就长期是胡宗南的部下。进入新疆的国军部队主要是中央军，还有马家军一部。
盛世才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引狼入室”。鉴于此，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
在此前的同年4月份，苏联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对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撤换盛世才。6月，斯大林在接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国国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于改善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苏联在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分别在封建宗教上层和知识青年等各阶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活动。
此时的盛世才，已是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
晚年的盛世才主要从事著述，写了《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过程中的复杂斗争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西北屏障。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对新疆实行着有效管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疆历任军阀虽然表面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但是仍然割据自雄。杨增新主政时期(1912-1928)，对中央政府是“认庙不认神”，“嘉峪关外唯我独尊”。“凡是北京派人来新，除与他有特殊关系或特殊情况外，他一律拒绝”；金树仁主新时期(1928-1933)，与杨增新一样竭力阻止南京派人来新，即使来了也不能发挥作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加强对新疆的控制，与当时新疆的实际统治者进行了争夺控制权的斗争。
一、建立省党部与金树仁争夺控制权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新疆领导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和伊犁起义，但他们在伊犁建立的同盟会，随着伊犁起义的失败而消失了。杨增新鉴于伊犁起义的教训，坚决反对在新疆建立任何政党组织，因此国民党在新疆始终没有取得合法地位，更未获得发展。1913年，新疆选出的参议员、众议员中虽然有不少是秘密国民党员，却不敢公开活动。对于杨的统治，新疆的国民党极为不满，1928年7月以前，他们特派定希程代表新疆国民党到内地进行倒杨活动。定希程到达南京后，一面报告新疆党务情况，一面鼓动冯玉祥进疆推倒杨增新政权。正当国民党中央酝酿冯玉祥插手新疆以及在新疆设立省党部之际，新疆发生了七七政变。南京国民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局势，重新考虑控制新疆的方案，决定从设立省党部开始，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以渗透的方式进入政权组织，最后在新疆取得政权。1928年7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由7人组成的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会。
对于国民党中央设立新疆党部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刚刚取得政权的金树仁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借口委员地方化，拒绝由内地派人到新疆。这一年的10月，国民党中央便以新省党部指导委员会没有如期赴新为由，宣布撤消了这一组织。事实上金树仁一开始执政，就自行设立了一个省党部，并自命为党部的党务委员，以此来抵制南京国民党中央派人到新疆建立省党部的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个省党部，国民党认为“新疆省党部人员未经过中央正式委派，决议不理”（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5)，第2718页，（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1929年，国民党中央发表骆美奂等为新疆省党部委员，金树仁以这些人不熟悉新疆情况为借口，拒绝接受，迫使国民党撤消了成命。南京国民党中央与金树仁电商不通时，干脆直接派人入新。1930年，国民党CC派魏允中到新疆主持党务。魏到迪化后，金树仁不得不应付一下场面，在上帝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然后把他安排在省党部，并派人予以监视。魏在迪化期间，军政上层人物并不与之来往，终日无事可做。后来金借口生活作风问题，将其逐出新疆。
最后，经过国民党和金树仁一再磋商，提出一个“混合编组”的折中方案:南京和新疆各自推举四、五人组成新疆省党部，然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1931年7月，国民党中央发表了金树仁、朱瑞樨、鲁效祖、宫碧澄、白毓秀、李洽、曹启文为特派员。这个名单，显然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南京企图以省党部为跳板，逐步取代金而直接掌握政权。金树仁则想掌握省党部为御用工具。哈密事变发生后，金树仁终日忙于应付战事，无力顾及党务，国民党中央趁机加强国民党在新疆的力量，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宫碧澄、白毓秀于1932年冬以外交人员的身份离开南京，取道日本神户转苏联，然后乘飞机到达塔城，12月底抵达迪化。同行的还有新疆省府从天津聘请的开发阿山金矿的顾问吴蔼宸。这样新疆省党部就算成立了。
对宫碧澄、白毓秀的到来，金树仁并不欢迎，这使他们很难开展工作，除了办点所谓“慈善”事业外，别无其他作为。
二、两派宣慰使入新与盛世才争夺控制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国人开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新疆又是西北屏藩，地位更为重要，可实际上，国民党的势力尚未到达陇西，因此国民党政府急于实现对新疆的控制。
1、派黄慕松入新宣慰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出逃。
黄慕松“宣慰”的实质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和盛世才为首的地方势力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据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特派员宫碧澄回忆:蒋介石令他回新疆转告盛“好好听从黄宣慰使的指示，不得有格外行动”；汪则担忧黄慕松去新能否站住脚，让宫碧澄“通知新疆临时政府的有关人员要好好拥护黄慕松”（注:宫碧澄:《国民党在新的活动点滴》，《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8页。）。于是黄慕松带了一个庞大的宣慰使团，分批进入新疆。该团配备了党务、民政、建设、军事、教育、宗教、交通各方面的人才，大有准备一旦南京明令自己任新省政府主席及边防督办后，即可走马上任之势。
黄慕松在新疆的主要活动是拉拢各方，以图架空盛世才。他首先争取到了在新疆的东北军各部队长官“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咸愿驰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他又争取到当时的伊犁屯垦使第五军军长张培元“表示受中央驱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黄慕松又征得汪精卫同意，将金树仁废黜王位、当时在维吾尔中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的哈密王白锡尔的“爵位如故”，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以及给予“军事、外交悉听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事则由地方办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的许诺。使得白锡尔领衔的南疆一带各实力派首领等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基础上对南京政府表示归附。黄慕松还对新疆部分军界官员进行拉拢利用，比如省临时主席刘文龙、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后三者还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等都围绕在黄的身边成为黄的智囊人物。另外，黄幕松还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他的这一主张一开始就遭到盛世才的拒绝，但是黄仍然坚持，并且背着盛与陈中等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以盛为委员长。黄慕松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弄垮盛世才。
可是，盛世才在黄慕松的身边早已派人侦察和监视，而且黄慕松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也被盛世才的电台截获，所以，盛世才对黄慕松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由参谋主任一跃为临时督办，这一机会他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尤其是在击溃马仲英之后，他以胜利者自居，当然不同意黄慕松提出的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何况当时还谣传黄慕松将主持新疆。于是盛世才在战场上与马仲英厮杀得胜后回到迪化，于
不过这件事的确让南京政府大失颜面——堂堂政府宣慰大员却卷入一场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阴谋中。这在盛世才给南京的解释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时迪化街头巷尾也是这样谣传的。当时国内各报纸也为此对国民政府责备甚烈。一时间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南京方面自然要为自己圆场，挽回颜面。
2、罗文干入新宣慰
虽然南京政府被迫承认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国民政府就轻易放弃了对新疆的控制，因为蒋从来不允许地方势力做大，但派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民党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借助新疆现有力量限制盛的势力扩大，以此达到控制盛世才的目的。当时的确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在新疆还存在着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势力，分别控制着东部和西北部，而且南疆也不为盛世才所掌握，盛世才控制的地盘只是以迪化为中心，东至古城，西至塔城这一片，大约占有全省的五分之一。
罗文干与颜惠庆就整顿新疆省外交特派员公署、整顿驻苏五领事馆、在新西伯利亚添设领事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商定中苏商约及废止新苏协定（1931年金树仁政府时签订，未经南京政府批准）、中苏划界、禁止新疆向苏购军火诸问题进行会谈后，于
但是，南京方面仍然试图控制新疆，于是先前的“平衡战略”便变成了“张马联手倒盛”。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罗文干之人新本来就是考察新疆的情况，如果平衡牵制政策在新疆能够实现当然好，如果不行就换个方式；另一方面中央不了解新疆情况，主要依靠黄慕松和罗文干带回来的报告来决定对新疆的政策，而黄、罗二人均受盛之刁难，对盛世才都没有好印象，尤其是罗更不堪盛之辱，于是罗在离开新疆前夕便向国民政府建议说“以弟所见，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启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文干回南京后，曾讲新疆问题“其症结仅在吏治，故甚易解决，但具体解决方案，须俟与政府商酌，现尚不能发表。”（注:
分析上述两次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武力控制还到不了新疆，在武人执政时期，没有军队作为后盾是万万不行的。而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此时，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派军队谈何容易？再者，国民政府在新疆又没有什么基础，仅仅派两个大员，千里迢迢去就能空手套白狼？没有非凡的手段恐怕不行，事实上，黄、罗二人都是文职官员，并无怎样的实力，而盛世才已在新疆三年，手中掌握着兵权，又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黄、罗二人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如此，反而使盛世才与南京交恶，于是他竭力阻止南京势力进入新疆，举起亲苏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做起“新疆王”来。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只要盛表示“服从中央”，“永远使新疆为中国之领土”也就奈何他不得。但是一旦有机会南京方面是不会放弃的。没有想到这个机会居然在不久以后被盛世才自己送上门来了。
三、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在政治上，国民党一面派大员与盛世才频繁接触，采取封官拉拢等手段，让盛世才死心塌地地反苏反共到底；一面不失时机地派大批人员入新，从党务、政务、外交等方面逐步取代了盛世才的势力。
为使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5次出关到迪化。盛世才称:“在朱长官逸民将军五次出关中，随着他每次出关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获，所谓不同收获，并不是别的，乃都是对国家民族，对抗战建国建新，对巩固抗战后方等事业上有特殊的贡献与莫大的帮助。”（注:晋庸:《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创刊号，
国民党不断地从内地往新疆调派外交、党务、政府、军事、特工、金融、文教等各类人员。1942年底，重庆集中了数百名青年进行进疆前的训练，还有5000多人报名愿意到新疆工作。官方宣扬进新疆要效仿张骞、班超，“献身边疆，开发大西北”。“到新疆去！”在当时的重庆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国民党中央制定了一个《派新工作人员待遇办法》，对派新工作人员继续支给原任党政职务的职级和薪水，同时根据派新后担任工作的职级支给新疆地方待遇，这对于当时濒于饥饿线下的重庆公教人员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在梁（寒操）、黄（如今）等去新以后，陆续一批一批地派去了不少干事、总干事（相当于县书记长）级的人员。除一部分在省党部工作外，在盛世才离新前夕，全疆成立县党部的县已超过半数，县书记长均以此类人员充任。”（注: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0-31页。）调入新疆工作的还有蒙、藏训练班的学生。这是国民党专门培养的党务人员，到新疆后担任基层领导职务。
国民党不但从内地调派人员到新疆，还在新疆就地培养力量。1942年4月，国民党在迪化成立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它前后举办十期训练班，训练了数以千计的人员。仅当年就办了三期，训练出580余名干部，被分配到各级党部充当骨干。
在经济领域，国民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处长林继庸调往新疆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林出发时带了一批公路、水利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批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等也陆续进入新疆。在金融、商业等方面，国民党当局毫不迟疑地插足新疆。1943年3月哈密成立中央银行哈密分局。次年元月，迪化也设立分行和中央信托局迪化分局，办理各种金融业务。2月，建立新疆海关，下设分关和支关，掌握了关税贸易大权。
国民党图谋新疆的另一手段是严密控制意识形态，在文化思想领域大肆传播国民党的宗旨、党义之类，宣扬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法西斯言论。他们控制宣传出版机构，用维、汉、俄等文字刊印宣传国民党所谓党义的各类书籍达16种、12.65万册。另一方面，查禁进步书籍，经过他们审查的332种图书，有71种被查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盛世才引以为荣的《六大政策教程》也在封存之列。对进步戏剧、进步电影也不放过，有12个剧本、22部电影被禁演。
国民党将控制新疆的外交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宋美龄在新疆与盛世才见面时，谈到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党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便充当了这个角色，在迪化建立了外交署。
由于有前次以黄、罗宣慰图谋新疆的教训，国民政府把军事视为控制新疆之关键所在，“中央军之入新，表示新疆真正属于国民政府。”（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5129页。）1941年吴忠信劝说马步芳把河西走廊交给国民党驻防。马步芳为了自身利益，亲自到重庆向蒋介石表忠心，愿意让出河西走廊。次年春，蒋介石即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入河西走廊，从而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通道。1943年朱绍良以第八战区的名义调六个徒手新兵团入新交给盛世才训练。同年9月，又派所属十八混成旅入新，1944年春，再将上年秋在武威成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移到新疆哈密。乌斯曼在阿山组织暴动反对盛世才统治，国民党乘机以平乱为由派大批部队入新。
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对新疆的统治。而国民党的方针是要通过盛世才之手全面控制新疆。因此随着国民党势力在新疆不断增长、扩大，盛世才与入新的国民党势力之间矛盾也就随之尖锐起来。起初，到新疆的国民党人员还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事事秉承盛督办之指挥督导”，“处处小心谨慎”（注:《蒋介石对派赴新疆工作同志之指示》（
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节节胜利，苏联军队把德军赶出国土；在国内，国民党在华中华南一再败退，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捷报频传，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又想再次倒向苏联，继续依靠苏联的力量维持其在新疆的统治，保住“新疆王”的地位。于是他又玩起了惯用的伎俩，即制造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把重庆派来的人员绝大多数逮捕起来，对蒋说被捕者全是共产党人，对斯大林说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但是，蒋介石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他，盛世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由于盛世才为投靠蒋介石而迫使苏联势力退出新疆，从而与苏联关系恶化，激起苏联的怨恨，盛世才已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障碍。蒋介石决心彻底解决盛世才。
结束语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统一了新疆，结束了新疆长期的实际上的割据状态。蒋介石为此也十分得意，认为这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64页，（台湾）中央日报社1982年版。）也正因为盛世才将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国民政府，所以蒋介石才不计一切前嫌，对盛世才过去的过错全部宥免，并为之一保到底。比如，
诡诈人生三姓家奴----末代“新疆王”盛世才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中亚地区有着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辛亥革命以后，新疆名义上虽已“归附中央”，但由于中国政局动荡，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新疆地方实际上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三代“新疆王”的统治。这一时期，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盛世才。盛世才从新疆督办公署的一个中校参谋干起，三年内崛起为“新疆王”，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功不可没。主政新疆后，盛世才长期执行亲苏联共政策，他个人还经斯大林同意一度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下，盛世才抛弃斯大林，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转而实施亲蒋反苏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为保全个人地位，1944年盛世才又想亲苏反蒋，斯大林恨其反复无常，不予理睬。后盛世才被革去新疆本兼各职，转任农林部长，成为蒋介石的笼中鸟，新疆则名副其实成为中国一个省区。
三年韬光养晦，攫起新疆最高统治权
盛世才，字晋庸，1892年生于辽宁开原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东渡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推选为代表，回国参加争取收回青岛的活动。他目睹中国政局混乱，决意弃学从戎，图谋个人前程。不久，他考入韶关讲武堂。毕业后赴东北奉军第八混成旅郭松龄部任上校参谋，深得张作霖、郭松龄赏识。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官出国深造。经郭松龄大力举荐，盛世才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命回国协助举事。不久，郭兵败身亡，盛世才仓皇逃回日本继续完成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先在国民党军贺耀祖部任参谋，1928年转任行营参谋处一科科长，1929年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三科科长，时年37岁。
盛世才为人阴鸷，有着极强的权力欲和政治欲。他曾对朋友说：人不能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要想干革命，就得“能令”，取得“能令”地位是革命的起码条件；尽管你 “能令” 的范围不大，你总可以找机会把它变大。只要有资本，纵然没有革命组织关系，革命组织也会来找你，只要你表示革命。
有这等抱负和心机，又有良好的军事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盛世才当然不甘久居一个小小科长的位置（和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或上下届校友有不少已位高权重，后文提到的朱绍良比他高一届，已官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尽管事业上郁郁不得志，但他自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时时刻刻都在窥伺左右，等待时机的到来。
1929秋，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京沪宁延揽军事人才。闻讯后，盛世才惊喜万分。他知道，新疆军事人才奇缺，金树仁自己也是文人，如能寻机执掌新疆军权，则大有发展前途。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朋友结识了鲁效祖。1930年底，在鲁效祖的极力推荐下，盛世才辞去了参谋本部的科长职务，举家北迁，假道西伯利亚来到新疆。
盛世才进疆，目标十分明确。临行之前，他对其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系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区创造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其权位。或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俟蒙古王死后，即以义子地位代统其众，天下事大有可为。”已年近不惑的盛世才，为实现个人野心真可谓用心良苦。
盛世才初到新疆，并不为金树仁所信任。金树仁是甘肃河州人，自1928年夺取新疆政权后，在用人问题上是非亲不任，且封建乡土观念极强，军政要津上多重用河州人，以至当时的新疆有“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之说。他到内地延揽军事人才，其意仅在利用他们帮助整肃军队，储备实力，把金家天下扩张到甘肃老家去，并非真有广纳天下贤能的胸襟。
盛世才与金树仁既无乡土之情又无裙带之谊，且金树仁对南京参谋本部的军官素怀戒心，因此盛世才的处境颇为尴尬，弄得鲁效祖亦觉脸上无光，不得不多方周旋。碍于情面，金树仁才任他为督军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
盛世才本想进疆一展抱负，却所遇非所期，只落得个备而不见用的参谋，而其良好的军事素养，又引起了那些缺乏军事才能的同事们的嫉恨。一时间，盛世才颇有万念俱灰之感，遂想混任县长干干，名兮不成，发点小财后再另谋出路。但想想当初一腔宏愿，又怎肯罢休，于是处处谨慎，委曲求全，惟金树仁之命是从，以求得他的信任。
几个月后，金树仁见其才可用，也还算老实，又委任他为军官学校战术教官。盛世才终于有了接触军队的机会。当时，盛世才是新疆惟一受过正规高等军事教育的人才，又有前线带兵的实践经验，因此很快在军校中建立了威信。于是，他开始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培植势力。后来，这些军校学生都成了盛军中的骨干。
1931年，新疆社会矛盾激化，哈密、阿山和南疆各地相继发生“民变”，甘肃军阀马仲英部又趁乱进疆，致使全疆骚乱不已，省城迪化四面楚歌。金树仁先后派遣刘希增、鲁效祖、张培元等亲信率省军“剿抚”，屡战屡败。不得已，金树仁只得起用盛世才，先后任命他为鲁效祖和张培元的参谋长，协助平息了民变，击退了马部。盛世才开始在新疆军界崭露头角。
1932年，马仲英部再次进攻南疆。金树仁任命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率军东征。在东疆混战中，盛世才指挥大小战役四十余次，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一时声誉雀起，威望大增，甚至有人以见从前线回来的盛总指挥为荣。
从参谋、参谋长到东路军总指挥，短短两年功夫，盛世才已军权在握，成为新疆政坛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盛世才最终得以主政新疆，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机缘。金家统治江河日下，四面楚歌，盛世才却声望日隆，实力日增，此消彼长，是为必然；而偶然性则在于
这起军事政变是由督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利用“归化军”发动的。
“归化军”是哈密事变后，金树仁为镇压“民变”，在伊犁、喀什等地招募的由一批十月革命后在新疆落户的白俄组成的一支劲旅。本来，金树仁对这支部队十分倚重，给予的薪饷较省军高出一至两倍。但到1933年，由于连年战乱，省库空虚，归化军的薪饷不能如期到位，官兵生活相当窘迫，有浓厚的厌战情绪，加上金树仁等对归化军上层安东诺夫、巴品古特等尊重不够，因此，他们心怀怨恨。
陈中等人久有取金而代之的抱负，平时也有意与巴品古特等人往来。他们察觉到归化军上层与金树仁怨隙已生，就煽动他们参与倒金运动，并诱之以利，归化军上层一拍即合。
在陈中等人的影响和策划下，4月12月下午，几百名归化军拿下了金树仁的督署。金树仁保命要紧，枪声一响，就携眷逃离迪化。树倒猢狲散，金氏政权倾刻间灰飞烟灭。
政变成功后，政变当局自觉难以维持夺得的政权，李笑天便亲自架机飞往迪化南郊的乌拉拜，恭请驻军于此的东路军总指挥盛世才出面维持局面。
盛世才并没有参与策划政变，政变发生后，他也接到了金树仁要他火速回城平乱的命令，但在不明真相之前，他决定按兵观望。没想到，金树仁政权没经几下折腾便土崩瓦解。经过深思熟虑，盛世才同意与政变方合作。
斯大林出兵援助，盛世才做稳“新疆王”
盛世才虽然成功篡夺了“四一二”政变的胜利果实，取得了政权，但“新疆王”的地位还不巩固，面临着很能多挑战。
政变后的迪化，情况十分复杂。
在军队方面，除了盛世才的嫡系部队外，还有1933年从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和政变所恃的归化军。这些部队在编制和隶属关系上皆不统一，派系林立，难以驾驭。在政治方面，新政府职务大多由金树仁政府旧官僚接替，其中教育厅长刘文龙当上了临时政府主席，彼此间政见多有不合；推举盛世才上台的政变功臣们也多不服约束，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整个新疆而言，盛世才仅控制了迪化及其附近几个小县城，其它大部分都控制在甘肃军阀马仲英和驻守伊犁的金树仁政权元老张培元手中。而三股势力相比，盛世才力量最弱，兵力不过6000余人；马仲英最强，已有万余之众，且多年轻力壮；张培元次之，也有8000余人。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想趁新疆内乱之机，改变新疆长期以来的半独立状态，对盛世才政权一直未予承认。由于当时蒋介石正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分兵西北力不从心，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法促成新疆本地的三股主要势力，相互牵制，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
1933年6月，蒋介石任命参谋本部参谋次长黄慕松为宣抚使，前往处理新疆事务。黄慕松抵新后，提出以军事委员会制取代督办制，以限制盛的权力；又大张旗鼓地拉拢各方势力，以架空盛世才。这理所当然受到了盛世才的极力抵制。盛世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压黄慕松为人质，逼迫蒋介石面对现实，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无奈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于
蒋介石还不放心，1933年8月中旬，又派遣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赴新视察。罗文干一行的主要使命就是在新疆各个派系之间制造矛盾，搞平衡牵制活动。在新期间，罗文干对雄居东疆的马仲英和盘踞西疆的张培元百般拉拢，抚慰备至，并力荐马仲英当上了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在罗文干的撮合下，不久，张马结盟，对盛世才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
盛世才是一代枭雄，何等精明，他对自己面临的困境一清二楚。他意识到，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做到内部统一。1933年下半年，他开始整肃内部异已者。
包尔汉回忆说：盛世才上台之后用了“三刀”：一刀消灭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政变发动者，独吞了政变果实；一刀铲除了与他政见对立的刘文龙等人，把省政府放在自己的指挥之下；一刀消灭了东北军首脑和归化军头目，统一了军权。通过这三刀，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了新疆新政权的铁腕人物。
以盛世才的那点实力，何以能把异已者一一铲除呢？盛世才靠的是狡诈的政治头脑和铁的手腕。包尔汉回忆说：盛世才在铲除异已的过程中总是出手迅速毒辣，使被铲除者措手不及。至于他铲除东北军首脑，则是通过拉拢、收买等手段，先把一些中下层军官拉到自己这边来，使高级军官失掉手臂。
肃清内部，对盛世才来说，如烹小鲜，可谓得心应手。但更大的威胁来自张、马结盟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如何应对张、马东西夹击之势，这让他颇费脑筋。
国民党，但他知道蒋介石只信任自己的嫡系和有实力的人，他既不是蒋的嫡系，实力又不如马仲英、张培元。黄慕松、罗文干之流进疆，对他根本没有诚意，只不过想取而代之。因此，他对南京方面不敢抱有任何幻想。至于日本，一方面日本在新疆的力量很小，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另一方面如果投靠了日本人，他麾下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东北军，势必调转枪口对付他。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惟一的出路是争取近邻苏联的帮助。
1933年5月，盛世才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拜会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友好关系。
苏联与新疆毗连数千里，苏联方面出于对苏联国家安全考虑，也希望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一个亲苏的稳定政权，作为其中亚地区的屏障，同时还可以利用新疆地区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特别是“哈密事变”以后，英、日等国纷纷染指新疆，英国暗中支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割据南疆，日本在占领满洲进入热河后也想借助马仲英的势力抽新疆延伸势力范围，这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严重不安。在新疆的三股主要势力中，张培元一向持反苏立场，马仲英长期和日本勾勾搭搭，都不是苏联出手扶持的理想对象。因此，得知盛世才亲苏的态度后，孜拉肯立即将向国内作了通报。但莫斯科对盛世才并不了解，对他的行动将信将疑，没有作出明确答复。
1933年9月，盛、马大战爆发，张培元也趁机起兵，盛世才遭东西夹击，处境相当危险。
为了进一步取得苏联信任，9月的一天，盛世才通过陈德立请苏总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到家中做客。宴后在书房小座。盛世才让领事们浏览他的书籍，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谈话中，盛世才说他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一直认为只有共产党的道路才有前途。他还表示，他脱离国民党政府来到新疆，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因此，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首先必须消灭马仲英、张培元等反动军队。
孜拉肯等人离开时，盛世才还没忘记给他们来点“物质刺激”，一人送了一份厚礼，拜托他们将自己的意见尽快呈报莫斯科和斯大林。
孜拉肯回去后，很快向莫斯科报告：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10月，心急火燎中，盛世才派遣陈德立和姚雄前往莫斯科直接求助，以期得到苏联的进一步信任，并求军援及派人协助筹建反帝新政权。
11月，斯大林决定派遣熟悉东方事务的阿布列索夫出任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对盛作进一步了解。阿布列索夫是陈立德任塔什干领事时的好友，他的到来无疑对新、苏交好起到重要作用。
工于心计的盛世才，千方百计地接近阿布列索夫，凡事都和他商议，对他百依百顺，终于取得了他的信任。
阿布列索夫向苏联政府呈文，尽言盛世才亲苏之诚意。
此时，迪化已为马军所围，形势万分危急。盛世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座立不安，几乎每天都要探问苏联红军是否入境，甚至向亲信透露，如斯大林再不帮忙，就准备放弃迪化，率部往塔城经苏联返回内地。
斯大林终于听信了阿布列索夫的汇报，给盛世才派来了救星。
1934年12月底，苏联红军换上中国军服，带着飞机、大炮、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以“阿尔泰归化军”的名义，从塔城外围南下，分两路长驱直入，向马仲英、张培元部发动攻击。在苏联红军强大炮火轰击下，马、张二部节节败退。1月初，苏联红军奔袭张培元部的后方基地，没收了所有的军用物资，张家军全面溃败。
显然，没有斯大林和苏联的支持，盛世才很难短期内站稳脚跟，迅速巩固在新疆的统治。
斯大林批准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施展铁腕除内忧，依靠苏联去外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盛世才这个新一代“新疆王”总算是名至实归了。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开始全面实行亲苏联共政策。
1933年下半年，危机四伏中的盛世才花了不少心血才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
斯大林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尝到了不少甜头。
除了1933年底，斯大林给他提供了大量的飞机、大炮、装甲车等重型武器，派遣苏联红军入疆解迪化之围，并协助他打垮对手外，还从1933年秋起，开始对盛世才提供物资支援，至南疆战事结束。为了帮助盛世才发展新疆经济，进一步巩固政权，斯大林还于1935年8月、1937年1月，先后两次提供贷款达750万金卢布。
在人才支持方面，斯大林不仅派来了一批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技术专家，还于1935年5月派出了一批中国留苏的联共党员赴疆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我党“一大”时的共产党员，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这些来疆工作的联共党员在执行“三不”政策（联共规定联共党员在疆工作期间，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盛世才允许苏联在阿山设立金矿局，开采金矿；允许苏联在新疆开采石油；每年输送大量的牲畜和皮毛、美玉、地毯等土特产换取苏联工业品。更为重要的是，盛世才还制定了一整套亲苏政纲。
1934年4 月，盛世才发布“八大宣言”，作为新政府的政治纲领，主要包括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等内容。这八大宣言颇得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青睐。
1934年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项新任务，声称惟有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维持中苏亲善政策，才能解放中国和建设新疆。从1935年起，新疆的一切政治宣传都力求与苏联保持一致。
1935年4月，盛世才正式颁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编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进行公开宣传。“六大政策”，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纲领，其核心是“反帝”和“亲苏”，是苏联和盛世才建立联盟，以及后来中共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鉴于苏联和盛世才的密切关系和“六大政策”显示出来的进步倾向，中共中央亦开始重视对新疆和盛世才的统战工作。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派遣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走廊，伺机打通从新疆往苏联的国际通道。同时，中共中央致电莫斯科，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赴新疆接援。
陈云、滕代远等奉命从莫斯科赴新疆接援西路军。离开莫斯科前，陈云还专门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汇报过西路军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愿意提供90辆坦克、90门大炮的援助。不料刚到中苏边境，西安事变爆发，他们在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受阻长达四五个月之久。这期间，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兵员、物资补给困难，在和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英的作战中陷入被动，到1937年4月突围到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时，只剩下400余人。
无奈之下，中共中央不得不通过莫斯科与盛世才联系，要求盛世才同意西路军入疆。
1937年5月，盛世才派1 名顾问、1 团武装、40辆汽车和陈云等一道前往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残部。
西路军进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7年10月，毛泽东派秘书周小舟赴新，以八路军代表身份与盛世才商讨在新疆建立办事处事宜。盛世才同意在新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援助八路军3万件皮大衣和一批机枪。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此，新疆成为了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交通要道。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等返回延安时途经新疆，受到了盛世才的热情接待。
谈话中，盛世才先是请求延安多派干部到新疆工作，得到了王明、康生的赞同。随后，盛世才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郑重提出可在新疆组织一个党的小省委会，由邓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驻新疆党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徐孟秋（后叛变）、黄火青（西路军干部）、盛世才、苏联驻新总领事组成，讨论全疆工作，一切决议由盛世才出面执行。
对此，王明、康生不敢亲易表态，只答应将他的要求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在新疆作了短暂逗留，也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任弼时转告盛世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收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关系极为密切，苏联又对新疆格外垂青与关注，盛世才地位举足轻重，此事中共中央无法单独决定，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得到他们的批准。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原因？据中共新疆代表邓发回忆：“入党答应了他，那边不批准，理由是此人不可靠，怕讲出去。”“那边”显然是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任弼时后在莫斯科致电盛世才也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都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
盛世才加入中共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满足，但和中共的关系却有日益密切之势。
为了表达联共抗日的决心，盛世才还给予中共不少物资援助。王明一行回延安时，盛世才给了他1万美元，说是帮助八路军抗战。有记载表明：1937年12月，5辆军车载了纸张、白糖、步枪15箱，子弹31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12月，16辆军车，装运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1车，交八路军办事处转； 1938年5月，25辆军车满载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 1941年下半年，盛世才送给延安中共中央皮衣几千件。
1938年8月，盛世才应斯大林邀请，以赴苏疗伤的名义访问莫斯科。根据盛世才回忆，他这次秘密去莫斯科是要“直接地和斯大林谈谈有关新疆的全部问题”，包括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
在莫斯科期间，盛世才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斯大林三次会见了盛世才，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还在侧陪同。这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都没有得到的殊荣。
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提出的全部援助要求。盛世才高兴地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5年的全部短缺设备。”
盛世才入党问题也得到顺利解决。在盛世才的一再坚持下，斯大林同意秘密接收他为联共党员。50年代，盛世才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叙述：
“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决定。’最后我说：'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
俄罗斯档案中存有一份
盛世才访问斯大林以后，他亲苏联共政策倾向更为明显。盛世才政府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关系也更为密切，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完全超出了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与另一个国家的正常关系。
1938年春，经协商，盛世才同意苏联调派一个骑兵团和空军一个支队直接进驻哈密。这是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的。
在处理和苏联关系问题上，盛世才似乎越走越远。
1941年1月，盛世才进一步向苏联提议：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鉴于当时中苏的同盟关系，斯大林拒绝了这一提议。
其实，盛世才之所以要采取亲苏联共政策，并非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而完全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利用强大的苏联作为保护伞，安安稳稳做他的“新疆王”。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必然要进行新的政治投机。
蒋介石软硬兼施，盛世才“改换门庭”
盛世才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局，也对战争的前景作出了自己的估价。他认为，这次苏联要完蛋，不能指望再依靠斯大林。现在应该研究“三民主义”，逐步向中央靠拢。
还有一个人也在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局，他就是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形势危急，斯大林无暇东顾，该是他好好整整“新疆王”的时候了。这小子借着斯大林的庇护，公然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赤化”新疆全境不说，还妄想脱离中国，成为外蒙第二，简直无法无天。蒋介石准备软硬兼施，设法收服盛世才。
1941年秋，蒋介石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赴甘、宁、青等省考察党务，意在控制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当时新疆通往内地的惟一通道，控制了这条通道，就等于扼住盛世才的咽喉。
吴忠信，安徽合肥人，国民党的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大革命前后成为蒋介石的密友。蒋介石与前妻陈洁如、姚氏的离异及安排，吴忠信都是效了汗马之劳的，蒋介石对他信任有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吴忠信向蒋介石献上了“宗教至上，上层第一，拉拢削弱，分化同化”十六字“筹边之计”，在处理蒙藏问题上帮蒋介石渡过了不少难关。抗战初期，蒋介石命令吴忠信着手研究和解决新疆问题。为此，吴忠信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吴忠信到了西北后，果然不负蒋介石的重托，利用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矛盾，诱迫马步芳献出河西走廊，为中央军入疆打开了通道。
盛世才不是平庸之辈，对蒋介石此举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
早想“改换门庭”的盛世才，抓住这一突发性事件大做文章，认定此一事件是一个政治阴谋，是“莫斯科和延安共同指使的”，还编造出一起所谓的“空前的带国际性错综复杂的'四一二’阴谋暴动案” ，并指出这一“暴动”的目的在于“阴谋推翻新疆现政权”。盛世才表示，“今后实无法再继续与苏、共合作”，“只有改变路线投向国民党”。
这时，由于国内战争的需要，苏联要求盛世才提前偿还外债，还特别要求用实物限期偿还。这更引起了盛世才的强烈不满。因此，盛世才对苏联在新疆的其他活动也陆续提出异议。
盛世才对苏态度的变化，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注意。莫斯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阻止盛世才反苏投蒋的步伐，同时向他发出警告：苏联共产党绝对不会让她的党员随意抛弃党的指示、攻击马列主义而不受惩罚。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促使盛世才加快投蒋步伐。
摸清了盛世才的心理，蒋介石又拿出了软的一手。
1942年4月中旬，蒋介石派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前往迪化，与盛世才就中央军3 个师开进新疆问题进行谈判，并邀请盛世才到重庆面晤。
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赴疆，全权处理新疆问题。
朱绍良和吴忠信一样，是蒋介石解决新疆问题的功臣，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后一直追随蒋介石左右，颇受器重，先后任国民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朱绍良和盛世才亦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旧”之情。他们是日本士官学校先后期同学，盛世才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南京当小科长坐冷板凳的时候，已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朱绍良对他礼遇有加，还曾力荐他晋升少将军衔未成。盛赴疆时，朱又馈赠其丰厚旅费。这也是蒋介石要他出面收服盛世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给朱绍良下了死命令：“昔日你放走了盛世才，今日则有责任收服盛世才，新疆问题一日不解决，你就一日不能离开西北。”
行前，蒋介石手书一信，要朱绍良亲交盛世才，信中说：“凡公私诸语，请与逸民（即朱绍良）长官开诚详谈。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很显然，其意在让盛世才放下思想包袱。
1942年7月1 日下午，朱绍良一行由兰飞迪，受到了盛世才的热烈欢迎。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
吃了这颗定心丸，盛世才慨然表态：今后一定“为国尽忠，为民尽孝，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
1、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自上而下地发展国民党组织；由盛世才担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2、新疆遴选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轮训问题，由盛世才担任中央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
3、在新疆传布三民主义，由盛世才担任省政府主席。
4、物资交流问题，由盛世才担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对外政策方面，新疆与国民党中央步调一致；盛世才担任新疆边防督办。
6、新疆内部的整肃问题，由盛世才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派遣胡宗南部队进驻甘肃西部。
协定签订后，盛世才为表示“拥护中央，服从领袖”的诚意，改旗易帜，并对苏联和中共采取了断然措施：
这样，盛世才执行了近十年的亲苏联共政策就为拥蒋反苏政策所取代。盛世才“七月反正”，新疆重归“中央”，蒋介石欣喜万分，称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
“新疆王”“悔过”乞援，斯大林弃之若敝履
盛世才宣布“归附中央，服从领袖”之后，并未真正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为了完全控制新疆，蒋介石在利用盛世才排除苏联势力的同时，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以便从政治上、军事上架空盛世才。
1943年春，国民党在新疆正式设立了省党部。之后，又在全疆各重要县份成立了县党部。省党部名义上由盛世才任主任，但其他高级官员均由国民党人充任，黄如今任书记长，林伯雅、童世荃、张志智任委员，省党部负责人还列席省政府的会议。因此，当时国民党省党部具有很高的权威，几乎主导了新疆的政治生活。这些人自恃有蒋介石作靠山，以征服者自居，对新疆政务大肆抨击，似乎丝毫不把盛世才放在眼里，有的竟在与盛世才共同召开的党小组会上，当面斥责盛世才多疑、专横，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按照“九月协定”，盛世才同意胡宗南部进驻河西走廊。不料几个月后，胡宗南部第十八混成旅进驻哈密，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移师奇台，国民党预备第七师更是堂而皇之进驻迪化近郊老满城，大量国民党政工和军事特工人员则以所谓“开发边疆”的名义，或明或暗地涌入新疆。
盛世才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亲苏，并不表示他信仰马列主义；拥蒋，也不意味着接受了三民主义。一切都是手段而已，目的在于巩固“新疆王” 的地位。
盛世才抛开斯大林，转抱蒋介石的大腿，正是因为蒋介石向他承诺，未来新疆事务还是由他盛世才说了算。没想到蒋介石老奸巨猾，一下就变了卦，竟对他大行釜底抽薪之计，这不能不让盛世才有“引狼入室”之感。因此，盛世才开始重新审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骨子里已有将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之意。
1944年，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打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英美联军已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斯大林和苏联全面胜利指日可待。
盛世才决定故伎重演，再次编造“阴谋暴动案”。不过这次是拿蒋介石派来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开刀。
在炮制“八一一黄林案”同时，盛世才一方面下令军队积极备战，准备与蒋介石兵戎相见；一方面派人前往莫斯科，表示愿和苏联“重修旧好”。为表示诚意，盛世才又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请求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向斯大林再三强调，帝国主义反动派勾结暗杀其弟，图谋反苏反共，要求斯大林派兵入疆保护，并再次提出新疆加入苏联，作为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态度之卑躬，言辞之肯切，难以言表。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此时的斯大林已是踌躇满志，岂会把这个卑躬屈膝的盛督办放在眼里。况且正是这个反复无常之辈，一夜之间使他花费在新疆的多年心血荡然无存，让他在英、美诸国面前颜面无光。一想到此，斯大林内心不由隐隐作痛。于是，斯大林不仅明确拒绝盛世才的要求，还将盛世才的乞援电报原件派专人秘密送往重庆，指示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面交蒋介石亲启，并表明苏联不再支持盛世才的立场。
这时，盛世才已穷途末路：斯大林抛弃了他；他双手沾满了中共党人的鲜血，共产党也不肯再接纳他；单打独斗又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四面楚歌中，盛世才只得听命蒋介石，同意离新赴渝。
1、 新疆省府委员兼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呈请辞职，情词恳切，盛世才准免本兼各职。
2、 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裁撤。
3、 农林部长沈鸿烈另有作用，沈鸿烈应免本职。
4、 特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长。
5、 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委员。
6、 任命吴忠信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7、 新疆省政府主席未到任前，所有职务由朱绍良暂行兼代。
值得补叙的是，蒋介石并未完全食言当年为盛世才负责一切的承诺。
1945年7月，新疆民众掀起讨盛浪潮，发布“新疆省全体民众讨盛檄文”，编写“盛世才祸新纪略”，控诉盛世才的罪行。1946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严庄等亦对盛世才提出了弹劾案，要求对盛世才治疆期间“违法犯纪，形同割据，残暴贪黩，滥用刑狱”的罪行予以惩治。
迫于压力，蒋介石免去了盛世才农林部长的职务，同时指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对当年盛世才为“政治斗争与保卫国土不得已而作的种种应急措施”，“勿加深究为要”，一力保盛过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任命其为武汉行营高参。1949年，盛世才随蒋逃往台湾，先后任 “国防部”上将参议、“'行政院’光复大陆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由于蒋介石还顾念当年承诺，盛世才遂得善终，于1970年7 月13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8岁。
苏联红军帮盛世才夺取新疆 共产党成军阀骨干
二战一触即发，莫斯科格外关注新疆
１９３９年５月的一天，毛泽民告别迪化（乌鲁木齐的旧称），登上了飞往苏联的军用飞机。这一年，他４３岁。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了１５个月，由于过度劳累，加之西北寒冷的气候，长期折磨他的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痛更加严重。１９３
９年初，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到苏联治病和学习。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
初到莫斯科时，毛泽民住在位于库其诺区的共产国际党校七部，也称中国党校。这是一座庄园式的建筑，被一片高大的白桦树林包围着，环境幽雅、静谧。毛泽民熟悉的林彪、刘亚楼、杨至成、方志纯、蔡畅、刘英、贺子珍等３０多位中国同志也在这里学习、养病。
战友重逢的欢笑声还未散去，毛泽民就接到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林彪去共产国际谈话，又给毛泽民带回指示：要他“随时准备去国际汇报新疆的情况”。
毛泽民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亲弟弟。他的公开身份是新疆盛世才政府的财政官员，从内部讲，他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到来，自然引起莫斯科的特别关注。
进入１９３９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浓重的战争阴云。
苏联高层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日本军国主义继１９３８年７月在中国东北张鼓峰地区挑起反苏武装冲突后，１９３９年５月以来，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联、蒙古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面对东西夹击的威胁，苏联曾多次主动采取行动，争取与英、法两国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但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与其合作。相反，英国同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力求实现英、德合作，把战火引向苏联。
在此时局下，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关注中国新疆的形势。５月２０日晚上，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部召见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和林彪，与他们一起分析中国战局的走势。季米特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行黑体字——“谈中国问题”。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３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日、德等帝国主义都一直觊觎这块战略要地。尤其是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又向西伸展到热河、察哈尔和绥远，正迅速向新疆推进，企图从远东到中亚细亚形成一道威胁苏联东南防线的弧形战略包围圈。当时，苏联出于维护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
１９３３年，盛世才登上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后，与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盛世才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解围，甚至不惜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由于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１９３４年初，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的对手了。
１９３５年，盛世才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整理财政；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选择了盛世才。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而打通国际路线，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之一。
１９３７年４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回到迪化。他们与盛世才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４００多人进入新疆。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利用新疆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苏联军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员、设备等有利条件，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为中共培养了近３００名包括空军、装甲兵、炮兵、汽车、无线电通信在内的军事技术人才。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使得新疆在抗战初期不仅是苏联向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主要交通要道，而且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盛世才向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政治问题上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然而，自１９３８年夏天盛世才去莫斯科返回后，他对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以及顾问和教官的亲近态度大大改变了。此前，盛世才为一点小事就要跑到苏联领事馆与总领事商量。这会儿，就连他过去最亲近的军事顾问也不愿见面。新疆形势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
而此时，盛世才与中共在新疆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同样产生了较大的隔阂。盛世才是莫斯科一手扶植起来的，为什么中共进入新疆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双方就闹得不可开交？怎样才能让共产国际公正、客观地接受目前新疆形势变化的现实，并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呢？
毛泽民不顾旅途疲劳，白天，他坚持和党校的学员们一起上课学习；晚上，就在自习室里认真思考问题，准备报告。他客观、细致地分析了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工作所取得的相对成功，１９３８年９月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全大会”）后盛世才思想变化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对新疆工作的看法和建议。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毛泽民终于完成这份近１万字的报告。
盛世才狭隘多疑，新疆统战出现阴云
中共在新疆建立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派了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工作。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疆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反帝民运、财政经济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得到相对的成功。
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数倍。各级区分会及学联会、工救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大为改进。反帝会的工作，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４００万人口的新疆，总的抗战募捐款达到２００多万元。
在财政金融工作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贪污腐败和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盛世才上台的４年间，借外债６００余万美元，滥发省票银达３６０亿两（相当于７２０万银元），使新疆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的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给以全权。
毛泽民用“另起炉灶”的大手笔，改革新疆旧的财政体制，将财政、经济、金融视为一体，用发展经济来开辟和培养财源。毛泽民向中共中央求援，将中共训练有素的干部充实到全疆各税收机关，整顿和加强税收。他又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即“新币”），使新疆的财政状况迅速好转，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
其中领导文化教育、新闻舆论、民运和财政工作的中共人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共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
如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就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工作，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他曾在江苏通海如泰地区参与创建红军第十四军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１９３５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参加西路军远征，后来到新疆。
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当时只有２３岁，是一位海外留学生。他于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奔赴延安。１９３８年２月，林基路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他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然而，“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眼中的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却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新疆的统战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在“三全大会”之前，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在修改反帝会章程时，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看病，无法征得他的同意，而在他回来后，章程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是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发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欢迎。歌集的封面上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散会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孟一鸣（徐梦秋）以申斥的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指责孟一鸣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不其然，林基路不久即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偶然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繁体字）字错写成“辩”字，校对人员又没查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中，内有督署办公厅盛世才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在讥笑他。于是，汪哮春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１９３９年２月间，毛泽民生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养病时，财政厅的档案室因取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其实，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
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成了盛世才的“出气筒”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燃烧起来。“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个中的缘由，还要从１９３８年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１９３８年８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要向斯大林要党票。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便沾沾自喜，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与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事情。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的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
盛世才听了很高兴。
时隔几日，盛世才又找来邓发，还是请教以上问题。
邓发仍旧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说：“如果见到斯大林同志，不仅要谈新疆建设的成绩，中共在新疆同志的好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
邓发还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实在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听后反倒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等几项基本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扫兴而归。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当天，邓发即到督办府去看望他，与他寒暄。出于关心，邓发又问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况，问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请求是否都解决了。不想，盛世才恼羞成怒。他认定是邓发在捣鬼，才使他的预定目标没能实现。
紧接着，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的名单，恰恰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召开，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这使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群众。他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作是企图夺取新疆的政权。
于是，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极力削弱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重新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有意制造摩擦。
１９３９年５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共产党员，换的换，调的调。有几位很尽职的科长也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当副县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青年干部，也同样受到打击或撤换，使积极有为的干部不敢接近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为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约毛泽民谈话，大肆污蔑邓发，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三全大会”后不久，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盛世才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谈话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耐心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１９３９年５月，就在毛泽民去苏联养病之前的一天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１５个多月的工作。在毛泽民等共产党干部的大力帮助下，新疆度过了经济危机，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秩序，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转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泽民拟定出１９３９年度的预算计划和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新疆经济发展的新的三年计划。
盛世才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４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定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耍起挑拨离间的伎俩。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挑拨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
盛世才还不无得意地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
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
……
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后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是有意无事生非。
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
盛世才还信口开河地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
说到这儿，盛世才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半张脸，在毛泽民耳边小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毛主席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走出督办府，毛泽民怒火中烧，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挑拨。盛世才侮辱邓发和其他同志，毛泽民感到就像侮辱了自己一样。他本想马上报告中共驻新疆代表处，一看手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１点多钟了，只好作罢。
不想，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毛泽东给他的四封信，保存得很好。其中三封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封是秘书代写的。
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还没开口，盛世才又说开了：“你看毛主席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毛主席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那些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他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请督办予以原谅！”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
关于新疆情形的“绝对秘密”
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驻新疆的主要负责人找茬儿，后是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１９３９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其中就肩负着向共产国际汇报新疆情形的重要任务。
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教育厅长孟一鸣和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了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疆人员的摩擦，以及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莫斯科，作为报告后的附件。
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在《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的结尾，毛泽民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同盟者（指盛世才）在前一时期较好，是受了汉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觉他的部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只有苏联是他的帮助者。经过苏联同意我们帮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进步，有办法，当时确是相当信用我们。
第二，后来同盟者为什么大变了。主要由于他的社会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军阀习气封建意识，尤其是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两大目的，自认为经过五六年和苏联的合作，现在他又用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还不能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信任，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捣他的鬼，想夺他的王位……这是同盟者改变态度最中心的地方。
第三，因为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广大前进青年的信任……虽然不仅不是我们的错误，而且是我们同志艰苦工作的成绩，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们这些成绩的。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矛盾。
第四，我们自先没有深刻了解同盟者这些严重的基本缺点，只看到第一时期同盟者对我们的信赖，于是，只是求得工作进展，解决当前的困难，老老实实的为政府工作，向着大的目标而工作，没有顾及其小节，顾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环境……引起了同盟者的怀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满。
第五，虽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点……但他今天在军事、财政经济均无独立的能力，在主观上，必须保全和苏联合作。在客观上，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局势，对联共和中共不好决裂，否则，与他不利，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当然，我们若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仍听将这些坏影响发展下去，对于没有更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远见的同盟者来说，走上更坏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下，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资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去做。同时，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也正这样在做。
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圜），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同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
毛泽民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是一份详细揭秘新疆军阀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高层领导关系变化始末的绝密文件。然而，欧洲的战火一触即发，新疆形势更显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微小的信息不慎走漏，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毛泽民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库其诺中国党校，由于没有可靠的递信人，他将《报告》慎密地收藏着。几天后，这封密件通过专人转交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手中。
毛泽民的初衷是将《报告》提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参考。他在写给任弼时的附言中谦逊地说：“报告拉杂地写了一些，因为我很少写过东西，故不能有系统地写出。兹寄上，作你的参考，请你代为写成大纲提交国际。”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转交报告时，毛泽民还特别要求任弼时，请他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重申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希望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
１９３９年９月中旬，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他途经新疆时会见盛世才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４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增选），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１０月５日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下“绝对秘密”４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尖锐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什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才能符合一切为了抗战与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今天盛与国民党比较起来，还是进步些”。“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的。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
１９３９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已从苏联回国，途中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疆人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的这次机会，无论是对莫斯科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