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汽车异地年审:阿尔伯特·史怀哲遗著：《中国思想史》--公民社会网

《中国思想史》 阿尔伯特·史怀哲 著 常晅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于1875年1月14日生于德国的凯萨斯堡（Kaisersberg）。他聪明好学，年轻时就已经初步展示出在音乐、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才华，25岁的史怀哲成为哲学和神学的博士，在施特拉斯堡大学取得教师职位，此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风琴演奏家，对巴赫的音乐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

谈及史怀哲（本书的作者），人们首先会想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他放弃欧洲优裕的生活远赴非洲的岚巴瑞建立史怀哲医院，救死扶伤的事迹；接着人们会想起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他对巴赫的理解以及他出色的风琴演奏技法。同时，史怀哲还是一位神学家和哲学家。史怀哲一生中有关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颇丰，特别是他提出的对生命的敬畏（EhrfurchtvordemLeben）的概念至今在哲学以及伦理学领域内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内容简介】

阿尔波特·史怀哲分别于1937年和1939年、1949年之际，在非洲的凤巴瑞那样一个远离图书馆的地方写下了中国思想史的两个不同手稿。本书则是首次将两份手稿出版。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史怀哲在她其他作品中稍稍提及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详尽阐述。史怀哲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深入阐释也同时为我们打开了通入他的神学与伦理思想的大门。在本书后记中，波鸿汉学家海因内·洛兹肯定了本书在汉学界的地位。它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思想史方面的导论著作。

如同对于印度思想那样，史怀哲写了一部关于中国思想的著作，它直到今天才得以出版。史怀哲一直致力于按照对生命的警卫的伦理观点来归纳人类的思想史，中国思想史是其宏大的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计划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可以把史怀哲的文稿归为为数不多的对中国过哲学的独到的见解。它的世界公民性的、伦理的见解在这样一个儒家思想作为‘文明冲突’的阵线，同时必须为日益发展的商业文化提供精神元素的时代里有着高度的现实意义。”

——摘自海因内·洛兹后记

【选摘】

贝尔纳特·坎普夫和约翰·苏尔谢 序言

1937年12月9日这天，阿尔伯特·史怀哲从岚巴瑞给身在日内瓦①的E.H.冯·查尔纳·冯·梅森贝格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是如此友好，作为专家，您表示愿意为我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进行仔细的审校，您在打印稿中进行修改，加入批注，好让我这样的外行能够明白我在哪里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我亲爱的朋友温特尼茨教授帮我完成了关于印度思想家的研究的审校工作。我将从哲学一般的问题出发来展示东方哲学，二十多年来一直尽我所能地去研究这个问题。然而对我来说，如果能有一位专家在即将出版之前将书稿通读一遍，无疑会令我更加放心。他们为我做这样的事情，我非常感谢。我相信，从哲学自身的出发点开始展示中国哲学（它比之印度哲学要重要得多）是非常必要的。

“寄给您的这封信比我预想的迟了一些。我还要将论述中国思想史的开端，也即孔子以前的部分的第一章节（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再重新修改一下。刚开始担心这部分研究的篇幅会过于冗长，结果却反而略显不足，于是我需要重新再来。其中我将涉及一些中国思想的代表性问题。到您拿到书稿，大约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我会将它们打印整齐，并留下足够的行距，以便您可以很舒适地在行之间或页边上写下您的意见。第一份手稿诞生于1920年，这期间我至少做过两次根本性的修改。②我还要感谢亲爱的魏礼贤③，我和他相识于1921年，我非常地钦佩他。④

“今天我来信的目的是有一些关于文献方面的问题。我这里远离任何图书馆，所以需要一些相关的信息……⑤

……我觉得中国的哲学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同时我想从哲学和哲学问题出发来阐述它，好让哲学系的教师和学生们可以比以往更好地了解它⑥。即使是哈克曼的有趣的阐述⑦也未能将这些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一一加以详释。在哈克曼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我和他曾保持书信联系。他非常友好地给了我很多关于中国佛教方面的建议。”

这里应该还引用了另外一封同年（1937年6月29日）写给布拉格的奥斯卡·克劳斯教授的信的内容。⑧

“……在这些晚上（我时常还会工作到夜里），我在进行着我的哲学工作。完全不在乎这本书会有多厚，我只是试图从对世界和生命的肯定以及伦理的问题出发，给出人类思想发展进程的概要。现在我正好完成了有关中国思想家的章节，为此我已经研究了多年，并且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我对此毫不后悔，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很多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存在于古典时期，而且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宋代直至18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潮流:一是道家的消极遁世的神秘主义，另外一个是孔孟的自然主义伦理学。这两大潮流在中国思想史上并存发展，直至今日。试着来综合一下，两大潮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首先是深邃的自然伦理思想，而这一思想在欧洲思想史上却显得十分不足。无论如何我是在享受着它们。当然，这本书如果写成会很厚，但我并不介意，至少现在不会。因为我正在为自己书写一本人类思想进程的巨著。”

尽管在这些信中都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思想的高度评价以及他非常明确的要将这一研究出版的意图，然而书稿却始终没有真正付梓（除了在史怀哲死后，该书稿的1939/1940年手稿于1972年在奥斯陆出版过一个挪威语的节选本外）。相反，史怀哲却把他自己并不十分看重的有着否定世界和人生的基本倾向的印度思想的手稿完成了，并使得该书于1935年得以出版。对于《中国思想史》一书的未出版，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原因:也许史怀哲认为英国读者会对印度思想史更感兴趣。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史怀哲本人觉得自己对于中国思想的本质和历史还所知有限，不能轻率地出版这方面的专著。此前对于中国思想，史怀哲只是在前面提及的《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基督教和世界宗教》（1922/1923年出版）以及其他的报告、《文化和伦理》（1923年）一书中或稍稍提及，或做简要概述，或仅引用只言片语。而在他1931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人生和思想》和关于他1918~1921年对世界宗教研究的简短报告中也只是隐约地表达了有关中国思想史章节的内容。这个与本书相比显得格外简短的1920年的关于中国的章节在当时也没有出版，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史怀哲收回了相关的章节（《世界宗教的文化和伦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史怀哲于1921年6月27日写给拿坦·索德布隆的信中表示，这个章节应该可以完全去掉。

关于史怀哲本人的意图，究竟是不是要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有着不同的意见。1962年4月24日，他在给古斯塔夫·渥依特和罗伯特·明德的信中写道:“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存在着我的巨著‘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这是我在二战期间⑨创作的《印度伟大的思想家》的姊妹篇。在创作中我无比快乐，但是由于某些章节我实在无法定稿，所以它就无法最终问世，永远只是为了我个人的教益和消遣而书写的……如果没有出现核武器事件，也许手稿的各章节早已经有了它们最终的形式。然而我感到了一种义务，我感到这是世界的精神权威的一部分，而且我必须在这样的斗争中使用它。这既源于我对这属于我的义务的信念，也因为我知道爱因斯坦信任我，并且他在临终前⑩致朋友们的一封信中表达了相应的愿望……

“我非常遗憾我未能完成我的手稿。然而老康德早就说过‘超于一切的义务’……”

此外史怀哲曾经还向阿里·希尔瓦（在岚巴瑞时的一位女同事，按照她对出版者的陈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关于中国的这本书他是为他自己而写的，然而书稿并没有最终确定，至于这个“没有最终确定”11是指书稿在形式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出版的要求，还是指内容的组织和素材的分析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在一封致马里·渥依特-撒克列坦的信（1940年4月）中有着与1937年致冯·查尔纳的信几乎同样令人深信不疑的内容:“‘中国思想家’我已经弄完了，我只需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动，然后撰写一个序言。”这种口气毫无疑义，书的出版对于史怀哲来说应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尽管这封信比1962年写给渥依特和明德的信早了二十多年，但仍然是写在完成正文之后。至于史怀哲已经在思考序言的书写可以从卷宗八第7号15页的一个记录（1937年4月）中窥见一斑:“关于中国人的前言中:要确定（展示）中国思想在人类思想上占有的一席之地。”

史怀哲想出版关于中国思想研究的专著的意图直到1940年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证据的。一种可能性在于，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可能会在40年代的早期就问世了。按阿里·希尔瓦的陈述，史怀哲甚至考虑过书扉页上献词的人选，比如他巴塞尔的朋友汉斯·鲍尔12神父。此后，出版的愿望就渐渐地变得不可能实现，并且1945年以后，德国的出版社也都不再存在。由于最终认识到在其他工作和事务之余要想把稿件整理出版已经完全不可能，史怀哲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放弃了最终完稿。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1939/1940年的完整的手稿还缺少最终的编辑，史怀哲本想在欧洲继续完成这些在岚巴瑞的作品的最后编辑。书稿还缺少章节的划分，注释、文献和引文的标记也都没有符合出版的规范，因为还都不完整。有的章节则需要简略一些，有的重复的地方则需要删去，等等。至于在1937年12月9日致冯·查尔纳教授的信中提及的1937年版“打印整齐”的书稿（至少它的第一章应该必须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否含有最终校对的工作，这些也完全可能在1940年已经完成，对于我们来说不得而知，因为这份书稿出版商们（也包括1977年谢世的U.纽因施旺德）从来没有见过。也许这份手稿根本没有存在过，也许史怀哲从来没有将它示人，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冯·查尔纳对书稿做出鉴定的证据，只有参考文献中提及的回信13。

将1939/1940年的书稿（也就是我们所见的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出版，除了史怀哲的手稿外，还参考了1969年G.渥依特的一份打印稿。

史怀哲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一切努力从前面引述的1937年的前言、其他很多旁证、不同的计划、文章的标题和记录乃至史怀哲所有的哲学著作来看，很明显:他想撰写一部人类思想史，这意味着要全面介绍一些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在伦理学上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以及它们是如何证成并发展这些成果的。14从对这些思想的纵览中，史怀哲产生了自己的思想，按照他自己的基本倾向，“问题的本质并不仅在于问题自身，也来自于试图理解它在历史中自我发展的方式”15，试图建立起对生命的敬畏这一基本观点。与之相应的是，他的人类思想史手稿绝大部分的大标题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我们这本书（1937以及1939/1940）也不例外。

史怀哲对伦理学以及对伦理学适当的解释的兴趣使得中国思想对他来说不可或缺，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当关于印度和中国的书稿从简短的叙述变得越来越厚，也越来越复杂，以至于无法将之纳入到《文化哲学》中的时候16，他把它们变成了单行本。但想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哲学阐释，史怀哲还需要更多的短文。我们见到的1940年以后的这些东西17并不是他从已经出版的书中删节出来的内容，而是对《文化哲学》的延续，这意味着他正计划写作并着手进行的《文化哲学》的第三卷。1940年，史怀哲又撰写了关于以往研究过的宗教和文化的新的草案和提纲18，这些和以往的一些文字都无法纳入到《文化哲学》第二卷《文化和伦理》（1923年版）中去，且都应属于《文化哲学》第三卷。

奇怪的是，史怀哲对于自己已经在1919~1921年间完成的提纲并不满意。当他从中为《文化哲学》第二卷《文化和伦理》提取出关于世界宗教的章节《世界宗教中的文化和伦理》后，就像前面讲的那样，他显然要在第三卷中分别在范围和构架上改进提纲，使之尽可能地建筑于宗教科学研究的最新的认识之上。上面的这一愿望我们可以从一些相关的单行本中看出:《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就曾需要温特尼茨教授的帮助，史怀哲因为这部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则求助于他信中提及的冯·查尔纳教授。（在《文化哲学》第三卷中，史怀哲1932年时选定的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宗教观的短文仍然如1919~1921年版那样引用了老的译本的文字。）

正文23页注释①中关于史怀哲将“人类思想史”中两个章节（关于中国和印度）单独抽出还可以由史怀哲本人的两处类似的注释得到补充:

“计划变更。开始我想理清对人类思想（神秘主义、宗教、哲学）阐释的方向，然而我发现这是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还会破坏一本著作的整体性。目前从正文中摘出的文字第66~141页19包含了‘人类思想史’的开头部分:三种思维方式:神秘主义、宗教、哲学，以及几乎已经完稿的神秘主义阐释的部分。‘人类思想史’应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完成。阿·史怀哲”（卷宗9第6号，1939年7月，手稿125页）。

“此后还会有关于人类思想的历史，其中关于印度和中国思想的章节已经定稿。然后将人类思想史写完必然会大大超出一本书的范围！于是我准备只写敬畏生命的哲学，而不提及人类思想史的问题，人类思想史会以单独的形式出版，这样我不必像一直以来那样痛苦地不切实际地去寻求删繁就简。于是我将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章节单独拿出来，单独编上页码。1940年，阿·史怀哲”（卷宗23第3号，1939，结尾后记，手稿59页）20即:第9页注释①。

虽然史怀哲1937年时需要的鉴定可能并不存在，然而1939/1940年的正文有两个版本的评价，一个来自于海德堡的汉学家齐格福里德·P.恩累特，另一个则来自于苏黎世大学的教授罗伯特·P.克莱默斯博士。编者在此非常感谢两位的努力。恩累特在1973/1974年审阅书稿后做出了不出版的评价，原因在于史怀哲给出的一系列论述和评价在他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研究结果也使得史氏的研究成果学术价值在降低。如果出版时对原稿做修改性的评论，在他看来，其篇幅可能要几倍于原稿。恩累特因此没有对细节做过多的评论，并建议不要出版。克莱默斯的评价更为折中一些，他在1969年8月11日的报告中对手稿的各部分做了区分:其中有他认为很好的部分，有的部分则问题比较大，而有的部分则略显冗余。所以他建议有选择性地出版。

我们这个版本，为符合其记录的目的，还是将全文出版了，那些所谓的问题比较大的章节也做了必要的说明，并增补了文献和引文的出处。也只有在这样出版的基础上才使得全面的解读和研究它成为可能。前面提到，克莱默斯教授的报告深入大量的细节，也为我们对本书做必要的注解做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书中的注释部分会经常引用到克莱默斯教授的报告中关于文章部分的说明，这些在1981年时得到了他本人的许可，为此我们也表示非常感谢。对阿尔伯特·史怀哲的《中国思想史》最新的评论来自于海因内·洛兹，这也是本书的《后记》（正文第327页），对他，编者一样表示最高的谢意。

对于中国精神和思想史的外行（编者一样也在其中）来说，史怀哲的中国思想史看似是一部导论。然而这样有可能会导致人们误以为它可以代替其他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导论，它，首先作为哲学和宗教哲学的著作，并不想代替其他的导论著作21，反而更多应当以这类导论著作为理解的前提，并且一直试图依托于它们。读者必须首先明白并注意到这一点，通过这本书我们并不能了解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最新状况，而是了解它们曾经的状态。至少读者可以了解到研究史的某一个局部，并且他还能获悉，史怀哲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并且是通过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来迫近中国思想的:这些都是史怀哲在一部对自己来说相当重要的著作中对虽然是必须的，然而又是超越的、一般的——联系着各个民族的——宗教哲学22的比较以及对单一事实历史的哲学的研究而提出的问题。这部著作可看成是1935年出版的《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的姊妹篇。出版本书的意图在于记录史怀哲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怎么评价中国思想，以及其中比较有问题的部分。那些冗余的部分，或者说被看成是冗余的部分，也并没有多大影响，如果把它们都删节掉，反而会损害文本原有的连贯性。甚至这些部分也有可能记录下了史怀哲对于一些中国思想史上以往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篇章的兴趣。

关于人们对史怀哲书中被大量引用的魏礼贤的译本的保留意见，我们则认为，他的译本和著作在今天又被重新出版，又获得了新的认可，比如说对《道德经》的翻译:“如果看一下德国众多的关于这本对2500年前古代中国老子的智慧的书籍的翻译和阐释，就会发现魏礼贤的译本或许是最有效的。”（S.阿尔诺德，1978年12月30日的集，伯尔尼。）而对于魏礼贤的著作《中国的灵魂》（法兰克福，1980年）的再版，则有一位评论家写道:“尽管我们今天的经验与魏礼贤那个时代有如此大的差别”，“然而他在1926年第一次出版的书却有着这样的质量，以至于永远不会觉得过时”（H.P.霍尔，1981年3月7日的集）。这本书的再版无论如何意味着魏礼贤的翻译与研究又成了新的（尽管一直也存在着）热点。

史怀哲在《世界宗教的文化和伦理》1919/1921年版中就已经开始使用魏礼贤的翻译和注释，除了一些诸如维克多·冯·施特劳斯1870年版的《道德经》，或者威廉·肖特1862年版的《论语》这些更早的译本。（相关的《中国思想史》的章节则书写于1920年，这还是在史怀哲与魏礼贤认识之前。）

本书的附录部分（除了一些附件外）还含有——像1939/1940年稿那样——1937年岚巴瑞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一些段落（两个部分是在1937年3月大约同时开始的），以及1940年稿的一些标题式的草稿。第二部分中的摘录和引文的收集并没有完全照抄，在目录中已经有所注明（对相关文献位置的说明，以及页码的标记）。这一稿如同1939/1940年稿一样，也不应归入到《文化哲学》第三卷中去，因为它也是被当成一本从中剥离的单行本来看待的23。《后记》是一篇题为“阿尔伯特·史怀哲关于中国思想”的文章，这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了。

史怀哲的手稿在本书中按其原来的顺序做了如下排列:

在《世界宗教的文化和伦理》中的1920年的主稿（1919年稿作为第三章，存于君斯巴赫的档案中）；《文化哲学》第三卷中的一段1932年的简短的文字（连同有关印度的内容）；1937年以及1939/1940年稿；后来的《文化哲学》第三卷中的标题提纲和草稿。在这个第三卷中的一些被冠以“人类思想史”的文字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的。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注释2中提及的1933年的［世界宗教中的］《人和创造物》一文被从原来的上下文（也即《文化哲学》第三卷第一部分）中抽取出来，并放到了1919/1921年的世界宗教中去了。关于中国章节的稍微扩充的1937年稿（在第2部分）也被收入到本书中（原稿第243~313页）。

在将所有这些文本发掘出来后，才第一次使得史怀哲是如何对中国思想进行阐释的清楚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①见注释13。

②1932年稿和1933年在《人和创造物》的相关章节。比较:序言后部关于不同稿之间的标题，见21页及其后。

③德国汉学家，1873~1930。

④就像魏礼贤在一封给他的一个儿子的信中写到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关系（引自S.威廉《魏礼贤: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精神掮客》）。

⑤史怀哲的问题以及冯·查尔纳教授寄给他的文献出处保留在了ZAG的档案中。

⑥撰写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比较第15页及其后）隐性的表达！

⑦见参考文献。

⑧见《从他的信件中看A.史怀哲，生平、作品及思想》，1905~1965，H.W.拜尔编，海德堡，兰贝特·施耐德出版社，1987，第145页及其后。

⑨指1939/1940年。

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11在手稿中明确被认为是“最终确定”的部分是36~65页的内容，即第二章所有关于印度思想的章节，这在手稿第1页注释②标题目录中也被标记为了最终确定。（至于为什么史怀哲会将该章节放在这里，而不是放入《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中去，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为在第一章中不仅提及了中国而且提到了印度的神秘主义，为了给读者一个内容上的总结，故而加上这样的章节；当然一个简单的原因也可能是作者手头缺少印度的章节，故而作为一种替代而附加在这里的。）

121870~1937。

13爱德华·霍斯特·冯·查尔纳（1937年日内瓦和伯尔尼大学的私人讲师，自1950年任苏黎世大学汉学系副教授）于1962年去世:向他询问当时的真实情况早在25年前人们开始整理史怀哲文存时就已经不可能了。

14比较:U.纽因施旺德的报告《爱尔伯特·史怀哲对文化哲学的继续》，斯特拉斯堡，1975，附于:U.纽因施旺德，《基督学，阿尔伯特·史怀哲研究5》，伯尔尼/斯图加特/维也纳1997，第324~334页（有删节）；未删节的法语译本发表在《宗教历史和哲学杂志》，斯特拉斯堡/巴黎1976，Nr.1~2，第83~96页。

15摘自《我的人生和思想》，XII，第5章。

16《世界宗教中的文化和伦理》（1919/1921）中的这个较短的章节原来是作为《文化哲学》的第一卷出版的。史怀哲在未出版该章节后并没有将之简单地运用到另外的书中去，而是对它进行了不断的修改。

17比如卷宗10第2号。

18比如卷宗10第4号（其中也还有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章节）以及第5号。

19卷宗9，第2号（1939年春）:“这篇文章里也包含了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思想，这并不表示它就可以被纳入到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卷册中去，这会造成对文章无意义的切割。”这篇文章，尽管被单独抽取出来，但仍然被嵌入到了《文化哲学》的下半卷中。因为史氏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人类思想史的章节，而只有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章节是存在着的。

20按照1939/1940年稿注释①的说法，这两个章节其实是指本书中1939/1940年稿正文的第二和第三章。第二章是1932/1933年后，除了1935年编辑过的版本外，现存的唯一完整的关于印度的章节。卷宗23，第3号中1940年的后记的意义在于，它是一处可以证明“人类思想史”应该诞生在《文化哲学》之后的证据。关于中国的文本也应当是指1937年稿。在写作过程中，史怀哲决心将之写成单独的一本书（比较注释22），但这一稿又被后来的1939/1940年稿所取代。也许史怀哲是带着重新写一部完整的《文化哲学》第三卷的目的来开始这一最终稿的，然而最后它像1937年稿那样，又成为单独的一本书，因为从页码的编排上可以看到两种页码，一个后来被擦掉了。第一章比第二章诞生得要略晚一些（见注释39的日期，但两篇文章的界限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21在一封1921年6月27日致ch.T.坎宾的信（与致N.索德布隆的信正好同一天，见第15页）中，史怀哲就1919/1921年世界宗教的论文（它的章节与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类型相同，只是更短一些而已）写道:“我正在写一部哲学著作。所以重要的是，所有引文的意义要解释正确。”（比较《世界宗教的文化和伦理》前言中的详细的引文。）

22克莱默斯在他的报告（文档第390页）的第14点也强调，对于史怀哲来说，“比较精神史的主题”是他的主要观点，最根本的意图在于建立一个“万有的文化哲学（或者:‘真’的哲学）”。比较史怀哲《文化哲学》第三卷上半分册，慕尼黑，1999年版第32页记录，卷宗8第7号，1937年2月“前言”（关于《文化哲学》第三卷）:“将中国哲学纳入到世界哲学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评价，即从哲学问题的角度去阐释和评价。”

231937年11月22日致D.拖维的信:“我还一直停留在关于中国思想的章节，这将构成与印度思想的一个对照。”这一记录很明显是指1937年稿的第二部分，其中包含的数据直到当年的12月22日。关于1937年7月24日完成的第一部分，史怀哲写信给A.海斯勒说:“晚上的哲学，关于中国哲学的章节完成了。现在轮到查拉图斯特拉了。现在终于是真正的‘人类思想史’了。”这部思想史当时可能还是作为《文化哲学》第三卷的一部分的［1937年手稿第一部分第一页标题记录（见177页）是“敬畏生命”可以说明这一点］，然后四个月后从中剥离出来的关于中国思想的章节则可看成是1935年的《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的姊妹篇。

①［卷宗24第2号:这一主标题是在前面一张单独的纸上。下面还紧接着这样的笔记］:1939/1940岚巴瑞（带有重要的有关印度和中国神秘主义思想产生的章节。）

当我想写这两个章节的时候，试图在1939/1940年稿中去写人类思想史，它们都属于对生命的敬畏的一部分。因为人类思想史大大超越了这本书的框架，于是我决定只写对生命的敬畏的伦理，而不先写人类思想史。所以我把这些关于印度和中国思想的章节单独抽取出来，并给它们单独编排了页码。岚巴瑞，1940，A.史怀哲。

②［这个标题是用铅笔写在正文上面的。旁边注明:］

最终有关印度思想章节的新的开头。

［页边注］岚巴瑞，1939年12月10日。

③［页边注］岚巴瑞，1939年12月13日。

④［史怀哲即使是在印度卷中也使用（一般用右上角加逗号）的英语式复数形式，而不是德语式的Upanischaden。在这里我们保留了史氏原来的书写方法。］

⑤［页边注］……和印度［思想］中相对应的见于吠陀赞歌中的成分相比，它的区别在于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发展高度。

⑥［比较:1937年稿前言中有关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第一部分，177页下及其后。］

⑦［页边注］！

⑧［页边注］！

⑨［页边注］也仅是这样的。

⑩［页边注］……如果印度和中国神秘主义是像一种哲学体系那样产生的话，我们就应该在它们当中看到一些思辨的东西来告诉我们它们是怎样从对世界的自然行为中产生出非自然的遁世思想的。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婆罗门和与道合为一体的思想以及遁世的思想被当成一种熟知的、既有的东西，是某种前提性的、不证自明的东西。

11［页边注］岚巴瑞，1939年12月17日，基督降临的第三周。

12［页边注］……它们其实没有真正从原始思想中解放出来。原始思想还占据在它们当中，并且在它们当中继续发展着……

13［“还”是后来再加进去的。］

目录

序言/001

印度和中国思想史（1939/1940年稿）/009

[Ⅰ.]印度和中国思想中神秘主义的产生/010

[Ⅱ.]印度思想

[Ⅲ.]中国思想/030

[1.发端，古代的源头]/030

[2.孔子]/046

[3.道家神秘主义[老子，庄子，列子]/056

[4.墨子]/068

[5.经典时代的批判性的思想及、诡辩家，杨朱]/071

[6.孟子]/076

[7.]草稿:佛教在中国[和西藏]/082

[8.孔子学说的革新者]/087

[9.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093

[10.中国思想被欧洲认识]/098

[11.民间伦理（《感应篇》），新时期的道士伦理]/100

[12.中国思想同印度及欧洲思想的比较]/102

[13.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危机]/105

[14.欧洲队中国思想新的兴趣]/108

中国思想（1937年第一稿，第一部分）/111

[关于中文的前言]/112

[古老的传统文献]/112

[膜拜祖先]/114

[焚书]/114

[老子、列子、庄子那里的新的繁荣]/115

[道家神秘主义]

[忘我的癫狂状态]/118

[婆罗门的忘我癫狂体验、道家的无为]/119

[不使用暴力的原则]/124

[道家思想的意义]/125

[孔子]/126

[老子和孔子的项羽可能只是“传奇色彩的传说”]/132

[墨子]/134

[与孔子的对比]/136

[孟子]/138

[辩论家（批判的思想家），诡辩家]/145

[王充]/145

[惠子，公孙龙，荀子]/146

[卫鞅，鬼谷子，韩非子]/147

[杨朱]/147

附录（草稿1937年）/153

人类思想，中国思想，1937年第一稿，第二部分。[节选]/154

计划/154

[老子，邓析子]/155

道家神秘主义和忘我颠狂/157

[关于道家学说]/161

[到家思想和伦理学]/163

关于道家思想的最后一段的草稿/164

内在化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165

孔子/165

草稿/165

墨翟（墨子）/167

国家学说/167

个人的伦理/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