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漳海底隧道已成定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概述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作者：刘仁胜 助理研究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否具有系统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主要有那些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对我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具有哪些现实意义？要系统地回答这几个问题问题首先就要明确生态学的概念以及其研究对象。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以及生物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创造生态学(Ecologie)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单个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生态学已经从古典生态学发展到现代生态学，从生物个体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一直发展到人类生态学。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提出。1924—1926年，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麦－肯齐开始尝试着把植物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运用于人类群落的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即被学术界命名为人类生态学。人类生态学先后被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和研究。19世纪70年代之后，人类生态学逐步形成了以现代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为目标的现代人类生态学。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年)、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1840年)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都发表于生态学概念出现以前，但是，现代生态学家都不否认马尔萨斯、李比希和达尔文属于生态学家，并且，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李比希的现代农业思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构成了现代生态学的理论基础。那么，在其秩卷浩繁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海克尔、马尔萨斯、李比希、达尔文、摩尔根和贺胥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属不属于生态学家呢？或者，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涉及人口、人与自然关系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唯物主义论述到底属不属于生态学思想呢？遗憾的是，直到21世纪初期，国内外主流学者几乎都对此问题有意或者无意地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近代学术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的学派应当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但是，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样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生态学思想，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与生态学相结合才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北美的莱易斯和阿格尔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通过异化消费而维持的经济繁荣则遭遇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生态危机。奥康纳和克沃尔则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滞胀期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萌发期，因此，20世纪90年代之后，奥康纳提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克沃尔则提出了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21世纪前后，福斯特和伯克特开始认真思考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之策，他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曾经对资本主义作出彻底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系统地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开始面临来自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学思想研究。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关系的阐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销声匿迹，反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一个理论支撑点。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今社会的各种生态理论都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在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这两大主题，并指出人类社会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条件。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揭示了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走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够避免整个人类的毁灭。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致力于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大致产生了以下四种理论形式。
第一，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
莱易斯在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及阿格尔于1975年和1979出版的《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加强经济干预以及通过信贷工具等具体的经济手段刺激无产阶级的消费，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但是，无产阶级此时的消费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对奢侈品的病态消费，是一种异化消费。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才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 最终促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由于异化消费是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唯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动力，异化消费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唯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消费期望的破碎，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抵制对奢侈品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消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第二，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
奥康纳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滞胀期，也经历了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奥康纳提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奥康纳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态关系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二类矛盾，这两类矛盾同时决定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奥康纳进而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在全球性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存在的内在原因。因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则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又反过来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最终，资本主义消费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此来维持利润。如此以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第三，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是，21世纪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却有着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特色，佩伯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是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特色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作之一。21世纪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它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为理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体。在经济制度问题上，它提倡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衷、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相互补充的“混合型”经济。在政治制度上，它强调基层民主或者民主自治，主张政权机构应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和政治权力应始终放在基层，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权力资源的分散化。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策略问题上，它主张采取非暴力斗争。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它反对超级大国争夺，反对核试验，鼓励各国裁军；强调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反对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更反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反对现代民族国家，主张建立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社区等等。
21世纪之后，无论生态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都没有阻止甚至减缓全球变暖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持续恶化的趋势。美国绿党的克沃尔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对目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改良型生态思想都提出了批评意见，并提出了具有明显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特点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克沃尔首先坚持公有制原则。他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条基本原则，即公有制和生产者的自由联合。社会民主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而苏东社会主义虽然实现了公有制，但是，由于劳动者缺乏民主，实际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其次，克沃尔同意佩伯关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原则，但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必须符合生态化生产。克沃尔根据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费异化”理论以及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理论，提出了“需求的极限”口号。从控制人类的需求开始，按照热力学原则控制生产过程，并在交换领域坚持以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最后，为了实现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克沃尔并没有生搬硬套绿色运动的非暴力原则，而是主张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可以采用马克思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的思想和手段，“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之间的平衡发生了逆转，革命暴力就可能成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选择方式”。。克沃尔也放弃了某些绿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提倡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第四，福斯特和伯克特初步发掘了马克思的生态学。
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美国的伯克特博士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在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劳动不是人类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基础。因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自然、劳动和生产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正是对现代生态学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具体阐述。不仅如此，伯克特最后总结道：不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生态学思想，而且，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公认的评价”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完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强调使用价值和自然的内在价值，生产和消费方式、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内容，都是与生态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美国的福斯特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概念，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首先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历史上的生态学家联系在一起，并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发展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 。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过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最终从李比希对农业的分析中获得启发，将新陈代谢概念创造性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同时使用，通过新陈代谢这个自然科学概念将人和人类社会加入了生态系统。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四个方面：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是人类与自然新城代谢的中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使新陈代谢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要对整个新陈代谢加以控制的观点。最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口、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学论述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才正确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当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生产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体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决定了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解”要以“人与人的和解”为前提。在此基本指导原则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比较详细而系统地论证了现代生态学所研究的人口、自然和社会这三个基本范畴。
第一，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口问题的关注起始于对马尔斯萨人口论的批判。马尔萨斯抽象的唯心主义“人口决定论”认为，按几何级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按算术级增长的谷物数量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构成并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口与谷物同时按照几何级数增长。恩格斯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为了证明对人口过剩的普遍存在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让我们再回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士失必河(蜜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依据’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因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基础公式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人类发展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人口增长而是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第阐明了人口规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是解决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唯一途径，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当中，也要考虑人口的控制问题。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初步指出消灭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途径。“只要目前处于对立状态的各个方面的利益能够融合起来，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的对立就会消失，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饿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宗教中一切奇迹的综合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不会存在，那种认为土地不能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不攻自破。” 恩格斯也从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的设想。在1881年2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他明确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
第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论述。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为自在自然；其二为人化自然。自在自然包括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或者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则是指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对人类的实践意义，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类实践的自在自然对于人类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关注的是“现实的自然”，也就是“人化的自然”，因为，离开了以人类劳动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任何自然的存在也就都失了以人类生活为判断尺度的存在意义。在批判黑格抽象的自然观的时候，马克思直接断言：“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进入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人化自然当中，人类属于主体，而自然属于客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地并且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他在评价“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时候写道：“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因此而克服了人类早期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思想，恢复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也就恢复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和价值。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资本使自然服从于人的需求而支持资本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相反，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作用：“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马克思虽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但是，他的人化自然观既不支持对自然的征服也不赞同对自然的破坏，而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一方面，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自身的一切都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自然又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统一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是毁灭人类自身。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时，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受阻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新陈代谢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指生物体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化学物质的合成和降解而不断进行物质更新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物质变换”和“新陈代谢”，其实就是“新陈代谢”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两种不同翻译。马克思无论在英文还是德文中都准确地使用了“新陈代谢”这个生物学概念，并创造性地将其从资本主义农业等自然科学领域运用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使新陈代谢概念成为贯穿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首先，马克思将新陈代谢理论运用在劳动价值论中，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马克思进一步将商品作为社会物质变换的媒介，“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 接着，马克思阐明了这种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物质变换不仅发展了“劳动的物质变换”，而且使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系不断发展起来，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和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不断缩小，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价值、货币和商品等新陈代谢活动产生停滞或终止，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断产生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而全面爆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 其次，马克思通过新陈代谢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分析，不仅揭示了生态环境危机得以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机制，而且清楚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危机向生态危机转化的可能性。因为，资产阶级为了克服经济危机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一方面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这些科学技术也加大了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 而且，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下，从剥削劳动财富转到掠到自然财富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而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仅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本身就在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来解决人类与自然所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主要手段，他们也同时社会关系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我国在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最大的体现，比如，人口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就从5亿增长到接近14亿，但是，以能源和资源为基础的现代化过程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压力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矛盾，系统地发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现代化建设乃至破解全球性生态困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全球变暖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正在严重地威胁者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目前的各种生态理论都无法阻止人类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可以为人类解决当前的生态困境提供一种理论选择。第二，马克思和恩格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条件。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我们应该在发展科学技术以消除落后技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的同时，更多地从社会制度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消除对生态环境进行破坏的社会因素，比如，消除世界性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实行绿色GDP等。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可以与人口同比增长的观点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提供了乐观的技术前景，而且为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普及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的增长不仅可以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越来越多的人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会自然地造成人口数量的整体下降，因为，掌握人类不断增长的科学技术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和周期，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历史和现状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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