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全球通史》(三)

  《全球通史》    第110节 
        
　　要找到伊比利亚国家的这一衰落的根源，就须简要地考察当时各国的政治和战争。因为正是伊比利亚国家卷入欧洲当时的冲突这一点，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它们精疲力竭和衰落的原因。16世纪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是王朝的竞争和冲突。
　　15世纪时，西欧已有一些强大的民族君主国发展起来；16世纪时，这些王朝间的均势被通过联姻而惊人地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坏。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哈普斯堡王室的腓力。胡安娜和腓力的儿子查理继承了西班牙联合王国、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殖民地以及哈普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卡等四个公园和蒂罗尔州）。

　　另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玛丽还传给他勃艮第领地，包括弗朗什孔泰、卢森堡和富裕的尼德兰。为了给这座堂皇的大厦作最后点缀，查理不顾分别来自法、英两国年青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反对，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查理五世在19岁当上统治者时，领有的地区比从早7世纪查理曼帝国崩溃以来任何一位君主所拥有的地区还要大。

　　西欧一度看来似乎会再一次以一个庞大的国际组织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尤其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普斯堡王室的霸权。结果，爆发了长长一系列的哈普斯堡——瓦卢瓦战争；战争主要在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进行。
　　弗兰西斯一世极想找到援助，便与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结盟。这一结盟使当时的基督教徒大为震惊，他们谴责它是“邪恶的联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渎圣的给合”。然而，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继续协力反对哈普斯堡王室，从而反映了中世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已为王朝利益所取代的程度。
　　应该记住，查理在进行这些战争时，主要耗费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西班牙的财富，特别是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中。
　　那时的欧洲不仅为王朝斗争，也为宗教斗争所分裂。正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公开反对教会的某些做法，从而导致一场后来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地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阵营的运动。
　　由于路德拒绝放弃其主张，查理于1521年宣布路德为歹徒。但当时，土耳其人正向多瑙河上游进逼，在1529年，他们实际上已包围并几乎攻占地处欧洲中心的维也纳城。查理不得不在土耳其人的猛攻面前首当其冲；这就阻止他迅捷对付新教异教徒。

　　待到查理能抽身对付时，他们已与中世纪时期的其他各种异教徒运动迅然有别，强大得教人无法把他们消灭。经过旷日持久的反新教徒斗争之后，查理被迫于1555年接受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该和约允许德国各诸侯和城镇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作选择。
　　第二年，查理五世退位，隐居于一家修道院，他失望了。
　　他已对付不了那些极其巨大、使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他将奥地利及其属地传给其弟斐迪南（斐迪南还被选为继查理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将帝国余下部分——西班牙、意大利属地、美洲殖民地以及包括尼德兰在内的勃艮第领地———传给其于腓力二世。腓力同他父亲一样，是个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和失败。
　　他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法国的王朝斗争，还继承了和新教的宗教斗争。奥格斯堡和约仅适用于德国，因此，当新教传播到北欧其他地区时，新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发展起来。尼德兰的情况尤其如此，腓力试图强迫那里所有的臣民接受天主教。
　　1567年，荷兰人反叛，由此产生的一场剧烈的斗争到1598年腓力去世之际仍在蔓延。此外，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腓力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来进行，而且，这场战争不仅在陆上进行，也在海上进行，不仅同荷兰人打，也和英国人打。

　　除这些王朝势力和宗教势力之外，16世纪的欧洲还深深地受到经济竞争的影响。
　　整个欧洲贪婪地注视着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进西班牙的金银。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都希望同日渐发展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尽管教皇亚历山大已将海外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作了划分。因此，英国人论证说：“尚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领土要求只有在业已有效占据的地区才会得到尊重。

　　同样，法国人坚决认为“在西班牙国王未曾占有的地带，他们〔法国人」不该受到干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亦如此，他们也不会同意被剥夺海洋或天空。”
　　荷兰人进行叛乱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腓力向尼德兰征收繁重的税，并为了西班牙的商业利益，对荷兰人的商业实行限制。
　　同样，英国人援助荷兰人，不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们预计，如果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控制被打破，西班牙殖民地就会更易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攻击。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可由以下事实表明：1562年，即荷兰人开始叛乱的5年前，约翰·霍金斯开始其著名的航行，非法将一船奴隶贩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回来时成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

　　1564年，他又将另一般奴隶贩运到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地峡，返回时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他的第三次远航因受到西班牙人的伏击，惨遭失败。但是，霍金斯作出了示范，以后数十年间，英国船长们在援助荷兰人的同时，还劫掠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
　　1588年，腓力为了报复，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伊丽莎白的富有经验的船长们击败无敌舰队，从而打破了腓力欲使天主教西班牙统治欧洲的希望。10年后，腓力和他父亲一样，失望地去世了。
　　西班牙再也没能从这一世纪人力物力过度的、无效的浪费中恢复过来。
　　现回顾起来，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主要角色。
　　这与英国后来实行的颇为成功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有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涉。这种战略使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发展自己的殖民地。

　　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集中注意力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最终结果是，英国人能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八、伊比利亚的衰落：起因和征兆
　　虽然伊比利亚国家无可置疑地为国外纠纷所削弱，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长期依赖西北欧。
　　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相反，这些帝国同母国一样，作为母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
　　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章第三节），使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投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

　　16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以往，大西洋贸易一向由随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塞图巴尔的盐。

　　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
　　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受到促进，然而，约156O年前后，工业的发展停止了，随即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似乎颇有停常理的是，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
　　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微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余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

            《全球通史》 第111节    

　　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的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
　　比较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大地黯然失色。因此，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任何绅士的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
　　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世纪中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这一衰退结束了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经济落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的任何可能性。它也注定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
　　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90％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

　　此外，外国的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话，通过代理人来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这番抱怨话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随即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对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剥削，使调整西班牙半封建的、以陆地为基地的、贵族的经济和社会成为多余之事。

　　…1600年以后，当欧洲诸维新国家正在对关于特权、“专制国家”、战斗的教会、公共权力的私人收益享用以及堪称财富的是金银而非产品的观念和做法来示怀疑时，这些惯例和观念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扎下新的根。第七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国王弗兰西斯一世
　　1600至1763年期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葡两国。这一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首要意义。
　　它使西北欧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最生气勃勃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的实践和制度成为各地诸民族的典范。

　　西北欧的世界霸权实际上直到1763年以后才实现。但是，1600至1763年是为这一霸权奠定基础的阶段。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人获得了他们在印度的第一个立足点，荷兰人把葡萄牙人赶出东印度群岛，西北欧各强国在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格兰德河上游一侧北美洲的主人，还控制了格兰德河以南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

　　本章将分析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以及荷兰、法国和英国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以1763年英国发展为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强国而告终。
　　一、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
　　西北欧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海外事业中，并非从完全的默默无闻跃居领导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随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主要商船航线也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除经济优势外，西北欧还拥有对经济利益格外敏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
　　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是轻蔑地看待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此外，由于商人和金融家就象绅士参与商业那样加入贵族行列，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阶级流动性。1726年，丹尼尔·笛福评论说：“英国的贸易造就着绅士，而且已使绅士布满这一国家，因为商人的孩子，或至少是他们的孙子，开始与出身最高贵和出身于最古老家族的人一样，成为地道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院官员、法官、主教和贵族。”这番评述所反映的社会观念与极大地促成伊比利亚衰微的缺乏辨别力的伊达戈精神恰好相反。

　　最后，西北欧从物价-工资-地租的差异中得到了帮助。16、17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256%，而工资仅上涨145%。
　　西北欧的地租也严重地落后于物价，1549年，英国一个乡绅抱怨说，地主们正穷困起来，因为“这王国大部分田地仍维持过去的地租”。这就是说，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是在通货膨胀的这些世纪里获得极高利润者。这些利润再被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西北欧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曾将155O至165O年这一时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编年史上，从未存在过对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来说如此持久、如此可贵的一个良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于西北欧说明了为什么西北欧国家会领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在世界事务中取得支配地位——这一地位官们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二、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西北欧国家自然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些生利的帝国。然而，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犯这些帝国的活动范围，这不是出于对教皇训令的尊重，而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英国人和法国人转向超出伊比利亚活动范围的北大西洋。
　　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他发现了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里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开发纽芬兰浅滩的却是葡萄牙人，大批鳕鱼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
　　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久追随葡萄牙人之后，到16世纪头10年，布列塔尼、诺曼底、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的渔民们经常前往纽芬兰浅滩。随着渔船的增加，贸易的性质起了变化，由直接出售“鲜”鱼改为每隔较长时间后在市场上销售数量大得多的“干”鱼。夏季几个月里，渔民们为了晒干、修补渔网，为了烟熏、腌制捕获物，在陆上搭起临时掩蔽所。

　　捕鱼作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因而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欧洲以重大影响。当时，欧洲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经常、巨量的供应，对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
　　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西北欧沿海各国并不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渴望香料，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
　　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通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道，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组成的远征队怀着取道东北航道驶抵中国的明确目的离开英国。
　　领队休·威洛比爵士带了爱德华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写成的公开信，信中声明道：“发现和贸易为远征队的唯一目的”。这封信是写给“居住在靠近强大的中国帝国的世界东北地区的国王、君主及其他统治者”。
　　这三艘船在刮大风期间分散了，其中两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领下抵达巴伦支海。

　　船被冻牢在那里过冬，全体船员无一幸存，可能死于坏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国渔民发现了船、尸体和威洛比的日记簿。日记簿上的最后一段记录作为欧洲扩张所带来的牺牲和悲剧的纪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这一避难所“巴伦支海”，过上一星期，就如度过一年，而且，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气仿佛冬季似的（当时正值9月），我们认为最好是在那里过冬。

            《全球通史》 第112节    

　　为此，我们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烟处，他们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么也没发现；之后，我们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们也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接着，我们再派三人往东南方向走三天，他们回来了，同样没有找到别的人们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间，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钱塞勒的率领下驶抵白海的德维纳河河口。
　　威洛比枉费辛苦地寻找的“聚居地”在这里发现了。经过与当地人长久的讨价还价，钱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员于冬季坐上马拉的雪橇，开始了从白海到莫斯科的惊人旅行。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
　　钱塞勒知道了俄国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势力和财富。后者也很高兴首次和一个西欧国家建立直接联系。1555年，英国商人为利用这新的贸易机会，创办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寻东北航道的试图总是面对一道冰墙而告终。因此，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发现一条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对西北航道的寻找是从英国人马丁·弗罗比歇在1576至1578年间的三次航海开始的。
　　弗罗比欧努力组织这几次航海，因为他认为发现西北航线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个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这件事，就会闻名于世，交上好运”。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时，用船满载了他以为是含金矿石的黑石头。当这些石头被发现毫无价值而抛弃在达特福德港时，他对名声和财富的希望亦随之烟消云散。
　　继弗罗比歇之后还有长长一连串探险家，其中包括约翰·戴维斯（1585至1587年间探险）、亨利·哈得孙（1607至1611年间探险）、罗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间探险）。他们都是英国人，因为在早期探险项目中，寻觅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业。他们谁都没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
　　过了三个世纪后，才有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越过包覆于北美洲大陆北端的、充满冰块的海域。不过，早期探险家的工作确取得了实际成果。他们发现了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一道后门的哈得孙海峡和哈得孙湾。
　　这一知识后来使英国人能在一个如果他们不了解这情况、本会让法国人独占的地区进行竞争。

　　北欧人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仍受到非常强大的保护，北方人首先攻击西班牙最薄弱的美洲殖民地。
　　法国人自从开始他们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断断续续的战争（自1516年查理五世即位迄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以后，一直以拉罗歇尔为基地，从事对南美洲北岸的海盗活动和私掠巡航。法国袭击者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大的。1556年，弗朗索斯·勒克莱尔船长——西班牙人管他叫PiedePalo（“独腿航海者”）——以10艘船进攻哈瓦那，洗劫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港内所有的船舶。

　　当时正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则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占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两种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国人生产了前者，并能在西非购买到后者。
　　约翰·霍金斯爵士的著名航行前文已提及。霍金斯作为英国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赢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因为他很精明，能意识到这种形势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又大胆得不顾法律上的考究使采取行动。1562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觅得奴隶，再运到伊斯帕尼奥拉（海地）换取兽皮和糖。
　　利润高得惊人，以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枢密院官员也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秘密投资。他遵循与前次相同的步骤，然后，满载一船白银返回，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强烈抗议这种非法贸易。
　　尽管霍金斯以和平方式用奴隶交换殖民地商品，但实情依旧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对外国人来说是非法的。这不是海盗行径，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为。伊丽莎白希望仍与西班牙保持和平，不准霍金斯再去西印度群岛，然而，1567年，霍金斯说服她改变主意，允许进行一次最后的航行。

　　这次冒险结果是一场灾难；由于每年一度的护航队出乎预料地早数星期自西班牙到达，霍金斯的船队在西印度群岛一港口内遭到伏击。船队五艘船中，有三踱被击沉或捕获，其余两艘分别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于1569年返抵英国。第三次航行的厄运标志着英、西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地、合法地通商的希望。

　　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必然要用其他手段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米说太大了，使他们抑制不住自己，也无法忘却。在以后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
　　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
　　此外，当时欧洲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势力间的摊牌日渐逼近。在霍金斯去进行第三次航行时，尼德兰已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并促成一场拖延多年的激烈战争。
　　1570年，教皇开除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并准许英国臣民解除他们对女王的效忠誓约。两年后，数千名法国新故徒于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在巴黎和外地被屠杀。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显然正在趋向战争，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派无敌舰队侵犯英国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两个对手是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无敌舰队惨遭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所蒙受的灾难的甜蜜报复。
　　欧洲的这些发展极度地影响了海外事态的发展。
　　同西班牙的正式开战（葡萄牙其时已卷入）消除了可能已限制新教势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他们大胆且公开地闯入伊比利亚帝国范围——不仅闯入西班牙的美洲，还闯入葡萄牙的东方，而且，他们愈是侵入，愈是受到进一步侵入的鼓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出乎意外地虚弱。荷兰人是最先能利用伊比利亚衰落所提供的机会的人。
　　17世纪对荷兰来说，将是“黄金世纪”。三、荷兰的黄金世纪
　　17世纪，荷兰的势力和繁荣显著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颇为有利。斯海尔德河、马斯河和莱茵河这些大河的入海口皆在荷兰境内，为荷兰提供了西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
　　此外，荷兰背靠巨大的德国内地，面傍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的交通枢纽。沿这些航线运送的基本贸易商品有：比斯开的鲱鱼和盐，地中海地区的酒，英国和佛兰德的布匹，瑞典的铜和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和木制品。

　　荷兰人是通过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他们的伟大发展。
　　其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沿海渔业以及较后生利的鲱鱼水产业；后者是在大群大群的鲱鱼不可思议地从波罗的海回游到北海时才发展起来的。荷兰人充分地利用这新的富源。他们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
　　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建立，荷兰人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运销欧洲各地。作为回报，他们向伊比利亚国家供应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军补给品。1566年，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反抗斗争的爆发，大大地帮助了荷兰人。
　　当时，工业、商业地位重要且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往阿姆斯特丹。1585至1622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30，000增至106，000；促成这一人口增加的安特卫普人还为荷兰的海外扩张提供自己的金钱和技术。
　　荷兰人在其事业中也因他们的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沿海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的普通运输船——而得到很大帮助。

　　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设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时作军舰用。荷兰人首先冒险建造一种为仅能运送货物、不可装置火炮的目的而专门设计的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
　　这种缓慢、丑陋但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世纪末叶，各种意外的事相结合，驱使荷兰人公开地向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挑战。一件事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进行了著名的环球航行（1677-1580年）；经这次航行发现，葡萄牙人远非东方主人，他们树敌甚多，要防守极长的商船航线和广为分散的据点。
　　葡萄牙的东印度群岛似乎不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1580年西、葡两国王权的联合，使诸新教国家以从前对西班牙的恐惧和仇恨来对待葡萄牙。葡萄牙这时在欧洲和海外都被视作敌人，因此，它的帝国成为诸新教强国攻击的对象。此外，尼德兰的反抗运动妨碍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欧的运销。
 
            《全球通史》 第113节    

　　因为荷兰人不再能从伊比利亚各港口得到货物。以往有一段时间，英国人一直是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东方产品，但这一贸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封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航道而被抑制。在这些压力下，荷兰人和英国人决定，既然他们不再能从里斯本和亚历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取。
　　首要的任务是搜集可靠资料，以指导航海者找到绕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葡萄牙人为了将这类情报秘而不宣，采取了最有力的预防措施。1504年，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颁布法令，严禁地图中包含有关远于刚果的航线的任何说明。
　　凡是泄露这类情报的早期地图均被搜集、销毁或篡改。尽管有这一检查制度，葡萄牙人的航海秘密还是逐渐泄露出去。对北方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荷兰人简·哈伊吉恩·冯·林索登于1595年发表的描绘世界地理情况的《旅行日记》。
　　林索登曾作为葡属果阿的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7年，所以，他能在书中为取道绕好望角的航线提供详细的航行指导。

　　林索登的著作在发表那年即被用来指导第一支荷兰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为期二年半的远征蒙受了重大损失，原先的289人中只有89人返回。
　　然而，贸易是如此生利，尽管人力和装备遭到损失，荷兰人仍获得了巨大利润。第二支远征队更幸运，净得400%的利润。于是，荷兰人纷纷涌入东方海域；1598年一年中，远航东方的船队就不少于5支，有船22艘。
　　从一开始起，荷兰人就胜过葡萄牙人。他们是更好的海员，能够用他们的三桅商船较便宜地运输香料，而且，由于他们本国的工业优于伊比利亚国家的工业，他们的贸易商品也较后者价廉物美。一个出乎意外的复杂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和商人往往利用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竞争提高物价和港务费。
　　1602年，荷兰人采取对策，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荷兰人而论，根据公司从国会收到的特许状的条款，公司享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公司还被授予开战或讲和、夺取外国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

　　公司在和土著统治者打交道以及成功地驱逐畏缩的葡萄牙人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权力。早两年即1600年时，英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故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较荷兰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为英国商业股东仅供资金给单独的航行。
　　每次航行之后，他们就分配资本和利润，结束他们的帐户。此外，英国公司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英国大体上仍是农民国家），而荷兰人则从其注重商业的政府那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荷兰人尽管居于有利地位，最初却容忍了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
　　他们仍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而战斗，无力再树敌。但是，1609年，荷兰人与西班牙缔给安特卫普休战协定后，便转身反对英国人。争夺垄断权的斗争结果是明白无疑的。
　　荷兰人有多达五倍于英国的船只，而且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修筑了一系列使他们得以控制形胜要地的城堡。此外，荷兰人还有天才的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的服务，科恩为其国家做了先前阿尔布克尔克为葡萄牙所做的事。他在任职期间（1618-1629年）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赶走，并使其后任们能够将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1641年）和锡兰（1658年）。

　　科恩也骚扰英国人，阻止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渗透，迫使他们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据点。同样重要的是，科恩还培养和发展了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亚洲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绕好望角到欧洲的贸易量。那时以前，葡萄牙人已参与这一贸易，然而，科恩大大深入一步，他在“福摩萨”（台湾）建立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

　　起先，荷兰东印度公司行意识地试图避免获得领土所属地。阿姆斯特丹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势力在东方的衰落归因于它将力量和资本消耗在领土征服上，警告荷兰公司不要犯类似错误．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贸易垄断权的过程中，被逐步导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领土扩张。垄断权只有通过设防据点网才能得到加强。
　　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导致联盟，而联盟促成保护关系。到17世纪末，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区仅一小块，然而，已成为荷兰的保护国的国家却很多，构成一块大得多的地区。接着，18、19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域帝国。
　　约170O年以后，出口香料到欧洲的益处减少了，不过，科恩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弥补了这一点。此外，大约在这同时，荷兰人通过将咖啡树引进东印度群岛，发展起一种新的经济资源。1711年，他们才收获100磅咖啡，而到1723年，他们却在销售1，200万磅咖啡。
　　因而，随着欧洲人养成喝咖啡的嗜好，荷兰人成为这种外来饮料的主要供应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整个17和18世纪中平均每年得股息18%。然而，荷兰人的海外活动并不仅限于东印度群岛。
　　在环绕斯匹次卑尔报群岛的北极海域，荷兰人实际上垄断了捕鲸业。在俄国，他们远远胜过英国莫斯科公司。他们还控制了繁盛的波罗的海贸易，成为西欧的最重要的海军补给品——木材、沥青、焦油、制绳索用的大麻以及制风帆帆布用的亚麻——的主要供应者。

　　他们的商船队早在1600年时就拥有10，000艘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兰的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能生产一条船。此外，船的制造和操作颇经济合算；荷兰船主可以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
　　因而，他们充当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之间的运输业者。英国人直到18世纪才能在商船运输方面与荷兰人竞争。
　　在美洲，荷兰人于1612年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
　　这一殖民地从未扩展起来，到1663年也只有1900人。然而，对干在欧洲与美洲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之间经营生利但违法的运输业的大量荷兰船只来说，它起着基地和票据交换所的作用。实际上，英国人在1664年攻占新阿姆斯特丹，主要是为了堵住他们重商制度上的一个无法容忍的漏洞。
　　在南北美洲较南面，荷兰人通过荷兰西印度公司开展活动。公司创办于］621年，目的是开发西、葡两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未曾牢固占有的财富。经过10年打打停停的战斗，荷兰人控制了从巴伊亚一直到亚马孙河的巴西海岸。
　　但是，公司不愿意、也无力承担维持足够的驻军所需的开支，这段沿海地带到1654年全部丢失。荷兰西印度公司也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加拉加斯、库拉索岛和圭亚那建立殖民地。他们在这些地方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因为他们引进了甘蔗，甘蔗很快成为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带来巨大收益的作物。

　　荷兰所有殖民地中最持久的是1652年在南非好望角开拓的一小块殖民地。这不是一个贸易站，而是为了向去东方的途中的船只提供燃料、水和新鲜食物而建立的一块真正的殖民地。公司一名官员得知中国人是所能得到的最廉价的殖民者，希望让中国人移居好望角。
　　要是我们推测一下，如果他的建议被采纳，后来的事态发展原本会如何不同，那是很有趣的。但是，东印度群岛的荷兰官员拒绝提供中国苦力，而是劝诱荷兰的许多布尔人即农民和法国一些胡格诺派教徒一起移居那里。这块殖民地很快使证明了它的价值。
　　它向荷兰船和其他一些船只提供的鲜肉和新鲜蔬菜帮助制服了坏血病，拯敕了数千名海员的生命。如今，这些布尔人的后裔占居住南非的300万欧洲人的五分之二。他们组成了唯一约、持续至今的荷兰语言和荷兰文化的海外核心。
　　这与今天占据地球很大一部分表面的大量操英语的民族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对照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荷兰人不能保持他们在其黄金般的17世纪中享有的首要地位。
　　四、荷兰的衰落

　　18世纪时，荷兰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活动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法国。
　　其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船队。从1651年起批准通过的若干《航海条例》可作为上述立法方面的例子；这些《条例》规定，凡是商品均不许进、出口于任何英国殖民地，除非运送商品的船只是英国船只，即为英国或英国殖民地所制造、拥有并由它们配备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员的船只。

　　立法之后，英国商船队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这些《条例》的通过和英国航运业的增长有多大程度上的联系，至今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荷兰人以及对要价较高的英国运货者颇为不满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持久的抗议表明，这两者间至少有若干联系。
　　荷兰人还为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1652至1674年因商业纠纷而与英国交战，1667至1713年因路易十四的领土野心而与法国交战——所削弱。荷兰人在这些战争中特别易受到敌人的伤害。他们的商船速度缓慢，实际上无人操纵。

            《全球通史》 第114节    

　　他们的正规海军由于他们专注于商船队，通常受忽视。因此，当荷兰船只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为驶回本国港口而穿越英吉利海峡时，受到两面夹攻，而攻掠它们的英国私掠船，尤其是法国私掠船，则得到绝好的收获。塞廖尔·佩皮斯叙述道，他在一艘被捕获的荷兰的印度贸易船上，发现了一个人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处于混乱中的最大量的财富……。

　　胡椒通过每个漏缝散落出来。人踩踏在胡椒上，我在没了膝盖的丁香和肉豆蔻中行走，整间整间的房舱都堆得满满的。还有大捆大捆的丝绸和一只只铜板箱，我看见其中有只箱子打开着。”这些劫掠达到很大的规模，使英国人在1652年战争开始后的两年里，从荷兰人那里夺得大约1700艘商船作为战利品。
　　《航海条例》以及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并不能完全说明荷兰衰落的原因。事实上，荷兰的贸易量在1698至1715年期间达到顶峰，而且，在那些年月里，荷兰商船队的规模仍为英国的两倍，可能等于法国的九倍。
　　但当时，荷兰在全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下降。团此，所出现的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衰落。荷兰人并没有渐渐不行，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迎头赶上。
　　其根本原因在于荷兰人缺乏保持自己原先的扩张速度所需的资源。法国人拥有众多的人口、繁荣的农业和一个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的祖国。英国人也拥有较荷兰人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并享有海岛位置带来的巨大禆益；地处海岛，使他们无须付出时常遭受入侵的代价。
　　此外，英国人还有其海外殖民地的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作后盾，而荷兰人仅在南非南端有一小块孤立的殖民地。因而，我们发现，英国输出品的价值从1720年的80O万英镑上升到1763年的1，900万英镑，法国输出品的价值由1116年的1200O万里弗尔增长为1789年的50000万里弗尔。已经达到顶峰的荷兰人完全不能和如此的增长相匹敌。
　　归根到底，18世纪时，荷兰让位于英国和法国，其原因与20世纪时英、法两国让位于美国和苏联的原因正相同。
　　五、英、法竞争

　　18世纪的标志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这两个国家面对面地在全世界——在北美洲、非洲和印度——竞争。
　　在北美洲，英、法两国的殖民地有许多共同特点。它们大约于同一时候极拓居。
　　它们都位于大西洋沿海地区和西印度群岛。那里土著居民较为稀少、原始，使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象西班牙人，无法希望靠土著劳动者生活，尽管他们在一些产糖的岛上确是依靠黑奴劳动者。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找不到贵金属，他们只好靠农业、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养活自己。
　　北美英属殖民地大致可分成三类：主要生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及其紧挨着的邻地；从事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的新英格兰及其小批小批的不信奉国教的居留地。由于带来极大利润的甘蔗种植园而最受高度评价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总的来说，这些英属殖民地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稠密，远远多于法属殖民地人口。
　　它们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每个殖民地都有一名总督、一个咨询会议和一个法院系统，三者都由英国任命。几乎每个殖民地还有一个民选的立法议会，它通常与委任的官员们不和。
　　议会是英帝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当时，欧洲其他殖民帝国中均没有起重大作用的代议制机构。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英国与法国和伊比利亚国家不同，是在代议制政府正在母国获得力量的时期里开始殖民地拓居的。总之，英属殖民地民选的议会狂热地捍卫他们所认为的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东西。

　　他们与伦敦政府最通常的争吵的原因在于，后者坚决认为所有殖民地产品都应用英国船只送往英国。这在皇家官员看来，似乎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因为他们也给了殖民地用自己产品垄断国内市场的权利。然而，殖民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由于不能使用较便宜的荷兰船只、不能将产品输往更有利可图的非英国市场而强烈抗议。
　　1677年，即美国革命前一个世纪，马萨诸塞议会公然致函伦敦枢密院说：
　　根据法律学者通常的言论，我们恭顺地认为，英国的法律仅限于四海之内，不施及美洲……我们在议会里没有代表，故考虑，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贸易中受到英国法律的妨碍。
　　北美法属殖民地因其战略位置而非常出色。最初的法国据点于1605年、1608年及1642年分别在阿卡迪亚（即新斯科会）、魁北克及蒙特利尔建立。法国人以圣劳伦斯河流域为开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陆水系向西推进到苏必利尔湖，向南推进至俄亥俄河。
　　1682年，法国贵族拉萨尔划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声称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以纪念路易十四。因而，法国人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便已侵入北美大陆的中心。

　　这引起了复杂的情况，因为18世纪英国王室发出的殖民地特许状大多附文授予“从大海到大海”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地区。
　　显然，每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并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相竞争的英、法两国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便将经受考验。不过，开始时，法国人在土地占有方面占很大优势。他们的探险者最先开辟了这些地区，然后，他们的官员沿着从圣劳伦斯河到路易斯安那的路经修筑了许多堡塞。
　　大西洋沿海的英属殖民地有效地被从圣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的一条巨大的弧形地带所包围。
　　法国人不仅占有北美洲的制高点，还拥有纪律和团结方面以巨大优势。法属殖民地不存在难驾驭的民选的机构。
　　负责各殖民地防御的总督和处理财政、经济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皆由巴黎任命。这种安排较之嘎吱嘎吱响的英国代议制制度更灵敏、更有效。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只能请求和怂恿他们的议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他们几乎不能下命令，尤其是从他们的薪水基金由议会投票决定以后。
　　在法属殖民地，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下命令，而他们的部下则加以执行。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也是近邻。这地区主要的法属殖民地为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英属殖民地则为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巴哈马群岛。

　　这些殖民地作为同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贸易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们最可贵的东西是它们的热带产品——糖、烟草和靛青——这些产品补充了法、英两国的经济。
　　在非洲，到18世纪初，法国人已在马达加斯加岛、戈雷岛和塞内加尔河河口安家，英国人则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落户。非洲沿海的这些殖民点起了经营黄金、象牙、蜂蜡和奴隶交易的贸易站的作用；其中，奴隶占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产糖殖民地的发展增加了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之后。
　　不过，非洲很少受到18世纪英、法竞争的影响。争夺这块大陆的真正的斗争直到19和20世纪才来临。
　　相形之下，印度与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相似，是英、法激烈冲突的地区。
　　17世纪初，英国人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后，便退到印度次大陆。到这一世纪末，他们已在印度营建了四个较大的据点，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西海岸的苏拉特和孟买；苏拉特是印度最早的英国贸易站，孟买则是葡萄牙公主于1662年嫁给查理二世时作为嫁妆带给英国的。1604年，法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开始不起作用。

　　它于1664年复兴，到这一世纪末，法国人在两个较大的据点——加尔各答附近的金德讷格尔和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里——安置下来。
　　17世纪时，凡在印度居住、经商的欧洲人都是经强大的莫卧儿皇帝容许后才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是举止规矩、不是谦卑地请求享有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权，后者原可能会轻易地把他们赶进大海。
　　18世纪时，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欧洲人从被勉强容忍的、限制在少数沿海前哨基地的外国商人变为逐渐控制印度整片整片地区的爱寻衅的入侵者。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
　　1605年，杰出、开明的皇帝阿克巴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未能信奉其宗教信仰自由和薄赋轻税的英明政策。1658年即位的莫卧儿最后一位有名的皇帝奥朗则布尤其如此。
　　奥朗则布是一个穆斯林狂热者，他的宗教迫害，特别是其晚年阶段的，使印度教臣民和他疏远；他不得不进行连续的战争，而战争又导致赋税更加繁重、人民更为不满。1707年，随着他死去，莫卧儿帝国开始土崩瓦解，由于他没有固定的继承人，其儿子们为王位争夺了两年。然后，1712至1719年，五位傀儡皇帝相继在德里进行统治。
　　在这些情况下，地方统治者开始宣称独立，建立起世袭的地方王朝。马拉塔人代表模糊的、早期的意义上的印度民族主义，从他们在西面的孟买以南约100哩处的首都萨达拉扩张到离东面的加尔各答不到200哩的地方。中央政权的瓦解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使它们得以从纯粹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地区霸王和贡物收集者。

　　它们修筑堡塞、供养士兵、铸造货币以及与周围的印度统治者缔结条约，因为印度已不存在能拒绝它们行使这种主权权利的中央政权。六、英国的胜利
　　当时，相竞争的英、法两国在印度、非洲和南北美洲控制的一批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两个帝国在17、18世纪中的相互争斗以英国的压倒的胜利而告终。

            《全球通史》 第115节    

　　一个原团在于，法国更感兴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欧洲霸权。从16世纪起，法国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室作斗争。路易十四曾有位大臣叫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真正地对发展法国的经济感兴趣，试图鼓励贸易和殖民地拓殖。
　　但是，其有名对手是国防大臣弗朗索斯·卢瓦，他只关心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战役和领土扩张。最后，卢瓦占上风，并在这种情况下，树立起一个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传统。1758年，当勇敢的将军蒙卡尔姆派使者到巴黎去说明加拿大危急的军事形势、要求立即予以援助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一个人在住宅着火的情况下，不会试图去救马厩。

　　直到19世纪波旁王朝被推翻后，法国才又致力于海外事业和海外扩张。
　　英国胜利的另一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较法国人多得多。到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狭窄的山麓地区的英国移民有30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的法国人仅2万。
　　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巴黎拒绝让法国新教徒即胡格诺派教徒移居殖民地，而马萨诸塞大部分地区却由因不能遵从圣公会教义而离开英国的不从国教派聚居着。再一重要因素是，法国土壤较英国土壤肥沃。法国的农民群众深深地依恋自己的土地，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收入，无须求助于移居外国。
　　但是，在英国，为了替不断发展的纺织工业生产更多的羊毛、替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更多的粮食，大规模的目地已进行了一些时候。在联成一片的、科学经营的土地上，比在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小而分散的条块式田地上，能更有效地生产羊毛和粮食这些商品。圈地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然而，也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不幸。
　　这正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所谴责的，他愤怒地写道：

　　其祖国的一种贪婪、不知兄的水老鸦，一种真正的瘟疫，可以绕地一圈，把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图进一道栅栏或树篱内，农民们被推出他们自己的……他们这些贫穷、单纯、不幸的人，男子、妇女、丈夫、妻子、没有父亲的孩子、寡妇、悲哀的母亲及其幼小的婴儿，不得不用种种方法上路。……在他们到处游荡、直至精疲力竭时，除了去偷窃，然后被公正地、理所当然地绞死，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呢？要不然，去乞讨。然而那时，他们还将被当作无赖而关进监狱，因为他们四处闲逛、不干活。

　　没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份工作，尽管他们从未象现在这样乐于贡献自己。
　　正是这些被逐出家园的人们提供了从英国移居殖民地的群众基础。
　　此外，还有不少英国绅士动身去美洲。他们因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固定不变的地租的共同影响而处于困境，于是，去政府部门寻找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恰好是清教徒，寻找工作只能是徒劳无益。
　　实际上，许多清教徒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丢了自己的官职。萨福克的约翰·温思罗普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沃兹法院被撤职后，不再能维持他的庄园、庄园主的住宅、仆人和他已渐渐习惯的生活水平，他便卖掉田产，率领一伙清教徒移民前往马萨诸塞，在那里，他当选为殖民地的总督。
　　这些因素共同说明了英、法两国移民数量上的巨大差别。对这差别的意义估计再高，也不过分。美国革命爆发时，英属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200万，即相当于操英语的世界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763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和20年后美利坚共和国对英国的胜利。
　　英国工业的惊人发展也有助于英国在海外竞争中的成功。英国在1550至1650年这100年中的工业发展只是在1760年以后的工业革命期间才被超过。

　　事实上，后来的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较早的时期里打下的。英国工业最初的急速发展之所以会出现，部分地是由于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引起了对军需物资的需求。英国人响应这一需求，在由法国、德国及佛兰德的难民和移民引进的许多新技术的帮助下，大大地发展了他们的采矿、冶金和化学工业。

　　在整个17世纪中，从中世纪就已开始的呢绒制造业仍是英国的主要工业和最宝贵的输出品来源。在新工业中，采煤业的发展极其惊人。煤这时已广泛地用作燃料并使用于需要高温的工业如制糖业。
　　煤的产量从1550年的20万吨左右增长到1700年的300万吨。这一发展包括了采矿设备和排水机械的改进，这些改进促进了后来蒸汽机的发明。水力也比以前得到更广泛的利用，水击锤已使用于锻工厂。
　　当时显著发展的其他工业还有制造火炮、黑色火药、硝石、玻璃、纸、明矾和盐的那些工业。
　　法国工业在产品数量方面大致和英国不相上下。但是，应记住，法国人口为英国的三倍以上，而且，法国人与生产布匹和金属器具的英国人大不相同，倾向于制造奢侈品。
　　此外，法国的技术进步受到行会系统的妨碍，行会系统在这国家被组织得有条有理，非常强大。大体上，可以说，工、商业界与其说是在法国受到鼓励，不如说是在英国，因为法国工、商业界缺乏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工、商业界的政治势力。

　　英国繁荣的经济以各种方式促进了英国的海外事业。
　　它为殖民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本；这是一个须考虑到的重要事实，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最初需要大量经费。它们和西班牙殖民地不同，出产不了金银，提供不了可利用的土著劳动力。因此，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化的发起人不得不完全用欧洲人的劳动力来移植整块整块的社区。
　　他们必须为这些人提供运输、工具、种子和装备。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大量的资本支出；通常，资本从伦敦较之从巴黎更有可能随时可得。在英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金钱更多，而且，不是象在法国那样投资于庞大的常备军和精心装饰的宫廷，而是取可得到的、流动的形式。
　　英国的工业也提供了更便宜、更耐用的商品，使英国殖民者和商人胜过他们的法国竞争者。例如，在北美洲，英国皮毛商人能向印第安人提供较为价廉物美的毯子、水壶及火器，以换取后者的毛皮。
　　此外，英国工业对海军建设有充分准备。
　　这一事实，加之英国统治集团对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英国海军在长长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占优势的原因。路易十五宣称，“在法国，除行家维尼特的海军外，决不会有别的海军”与这类似的情况，英国历史上是肯定不存在的。英国的海军优势是个决定因素，因为在布雷斯特附近海面上巡航的一支英国分舰队能切断法属殖民地与其母国的联系，使它们无依无靠，这种情况曾一再发生。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直到17世纪末叶才导致相互开战。那时以前，英国人与荷兰人的矛盾要多得多，他们之间有遍布全球的冲突点——北大西洋的渔业、东方的商站、美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这些争端促成1652至1674年的接连三次的英荷战争。
　　其后，当英国人认识到法国人正取代荷兰人、成为他们最可怕的对手时，形势改变了。荷兰资源有限，且已过了其全盛时期；法国却是个远为富饶、人口多得多的国家，而且正在急剧地加紧海外活动。大不列颠的光荣革命（1688年）也促成了英、法相互间的疏远：它撵走了在英国复辟专制制度和恢复天主教时依靠路易十四的友好帮助的斯图亚特王朝。

　　取代斯图亚特王朝的是荷兰的尼德兰联省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他是个坚定的新教徒，也是路易十四的主敌。因而，威廉三世的继位使英国和荷兰联合反对法国。1689年，开始了几乎拖延一个世纪、直到1763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的接连四次的英法战争。
　　所有这些战争都有两个方面：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欧洲方面的战争是围绕王朝野心、尤其是法国路易十四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进行的。海外方面的战争则起因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印度的势力均衡、在美洲的相冲突的领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条件以及对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
　　由于这些战争的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的区分极其明显，每次战争都是在欧洲以一名字相称，在美洲以另一名字相称。因此，这些战争载入历史的名字为：奥洛斯堡联盟之战或威廉王之战（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或安妮女王之战（1701－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或乔治王之战（1743一1748年），七年战争或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

　　前三次战争就其海外方面而言，是非决定性的。
　　在欧洲，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路易十四被有力地击败，腓特烈大帝成功地占领了西里西亚地区，使普鲁士迅速跻身于欧洲强国的最前列。但是，在大部分海外战事的发生地美洲，只有孤立的、非决定性的战役。法国人享有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支持，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传教士比英国传教士活动力强得多，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殖民者人数很少，不象无情地向前推进、开始涌满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英国殖民浪潮那样，对印第安人构成巨大威胁。
 
            《全球通史》 第116节    

　　法国人和其印第安盟军一起，屡次掠夺和烧毁英国人的边远村庄。但是，英国人利用其优势的人力和海军力量，进攻易受海路攻击的今新斯科舍和布雷顿角岛境内的法国殖民地。前三次战争的最后结果是，英国人获得新斯科会、纽芬兰和哈得孙湾地区。
　　但是，这些征服留下一个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法国人是否会保持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而把英国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呢？这问题由第四次战争作最后答复，第四次战争也解决了印度的前途问题。
　　这场重大的战争称为七年战争，因为它在欧洲从1756至1763年进行了七年。但在美洲，由于占有俄亥俄河流域的竞争愈益加剧，它早两年就开始了。
　　1749年，当英国政府向弗吉尼亚和伦敦资本家为拓殖流域地区而组织的俄亥俄公司颁发特许执照时，英属殖民地居民已开始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络绎不绝地进入流域地区。但当时，法国人正在西宾夕法尼亚修筑一系列堡塞——普雷斯克艾尔堡（伊利）、勒伯夫堡（沃特福德）和文南古堡（富兰克林）。1754年，俄亥俄公司通过在莫农加希拉河和阿勒格尼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汇合处设立一城堡，反击法国人。

　　法国人迅速攻占这城堡，加以扩建，并为纪念加拿大总督而命名为迪凯纳堡。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的年青的弗吉尼亚州人赶紧率兵前往那里增援英国驻军。不幸的是，他到得太晚了，未能提供任何援助，而且，他本人于1754年7月4日被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军击败，不得不撤回到山脉的另一边。
　　第二年，为了夺回迪凯纳堡，英国将军布雷多克率领一支正规军到达美洲。但是，他拒绝接受手下殖民地官员关于如何进行新开辟地战争的劝告，其部队遭到惨败，他本人阵亡，英国人的败北一直继续到1756年底。法军司令官是马奎斯·蒙卡尔姆，他是一位在欧洲久经沙场的将军，不过，他很快就使自己适应新开辟地环境，卓越地领导了法国和印第安军队。

　　1757年，战争发生重大转折，主要是由于威廉·皮特（老）进入英国内阁。这位后来成为查塔姆伯爵的皮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和富有感染力的自信的人。“我相信我能拯救这个国家”，他说，“别的人都不行。”他将财力集中于海军和殖民地，同时资助在欧洲继续作战的同盟者、普鲁士的腓特列。他的战略正如他所说的，是在德意志平原上争取到一个帝国。

　　皮特的战略取得辉煌的成功。
　　他的得到加强的海军清除了海洋上的法国人，而美洲殖民者则为他的领导所鼓舞，加入英国正规军，组成一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按美洲战争的标准，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它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法国堡垒。战争的高潮随围攻魁北克而到来；魁北克是法属加拿大的中心，是由厉害的蒙卡尔姆防守的一个天然大堡垒。
　　直立圣劳伦斯河两岸的峭壁似乎是攻不破的，疾病又削弱了围攻的部队，失败着来无可避免。英军司令官、33岁的将军詹姆斯·沃尔夫在绝望中决定采取十分冒险的行动。他派3，60O名士兵在深夜渡河到魁北克城上游一侧的某个地点，在那里登陆，然后沿一条险峻的小道爬过灌木丛和石坡，爬上一块高地即俯瞰魁北克城的著名的亚伯拉罕平民1759年9月13日早晨，决战打响了。

　　沃尔夫和蒙卡尔姆均阵亡，但英国老兵们获胜。几天后，魁北克投降。第二年，蒙特利尔也陷于向前推进的英国人手中。
　　这是美洲法国殖民帝国的结束，因为英国对海洋的控制阻止了巴黎的任何援救。
　　在印度，英国人亦取得了完满的成功。那里的形势截然不同于美洲，因为英、法两国政府对印度都没有领土野心。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也是如此，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在印度的代理人应绝对地专心于商业。他们仅对利润感兴趣，而且对花费在非商业目标上的每个便士或苏表示不满。然而，与在印度的代理人联络要花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后者常利用这一事实独自行动，使公司卷入印度事务中。
　　后者这样做还因为当时莫卧儿帝国正在崩溃，为扩大个人财源和建立帝国提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

　　第一个大规模地干涉印度事务的欧洲人是法属印度总督约瑟·杜布雷。即便是他，至少开始时，似乎也不是为了领土扩张而对领土扩张感兴趣。
　　相反地，他希望获得领土，是为了能从税收和其他政治收益中得到更多的经营商业的资本。虽然杜布雷减少了由他指挥的法国军队，但他通过以欧洲军事方式操练土著印度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经过训练的印度军队即印度兵使他能支持对印度各种王位提出要束者，能逐步建立起对他本人感恩图报的土著统治者的庇护制度。
　　这种做法十分有效，因为少数欧洲军队或印度兵能在对阵战中战胜人数多得多的纯粹的印度军队。然而，杜布雷于1754年被召回法国，因为公司担心他的侵略策略将导致同英国的战争
　　随着英、法之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战争破干1756年降临到印度。开始时，由于杜布雷的活动，法国人处于较强大的位置。
　　他们占据较多的领土，拥有大一倍以上的战斗力量，而且还在土著王公中间施加较广泛的政治影响。但最后，英国人赢得压倒的胜利。这里，又是海军优势为决定性因素。
　　英国能从欧洲运来军队、金钱及供应品，同时阻止法国这样做。英国人还得到了罗伯特·克莱武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克莱武是一名多年前当职员出身的公司官员，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和领悟印度政治的才能。
　　1756年，他得知欧洲的战争后，立即向孟加拉进军。在以往靠与欧洲通商致富的印度商人的支持下，克莱武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亲法国的穆斯林统治者，他把自己的傀儡安插在王位上，并为自己和公司勒索了巨额赔款。在战争的剩余阶段中，英国海军使克莱武能随意地将其军队从印度的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同时，还切断了法国各据点之间以及它们与法国之间的联系。

　　1761年，随着法国交出在本地治里的主要根据地，战争结束。七年战争的海外方面是由美洲的魁北克和印度的本地治里的陷落决定的。但是，欧洲的战争一直拖延到1763年即交战国缔结巴黎和约时。
　　美洲法属殖民地中，法国仅保有南美洲的圭亚那、纽芬兰沿海的无足轻重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以及包括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的少数岛屿。因此，英国从法国得到了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这些区域几乎杳无人烟，被认为其价值不及盛产蔗糖的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这两个岛已归还法国。

　　实际上，它们是由于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主的坚决要求才被归还的；这些种植园主担心法国糖岛的竞争，如果糖岛给包括在英帝国商业结构内的话。
　　西班牙于战争晚期站在法国这一边参战，因此，被迫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作为补偿，法国把路易斯安那西部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给予西班牙。
　　在印度，法国人保有他们在本地治里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设施——事务所、货栈和码头。但是，他们被禁止修筑防御工事或在印度王公中间寻求政治目标。也就是说，法国人是作为商人而不是作为帝国建立者回到印度的。
　　巴黎和约签订时，英国政治领袖霍勒斯·沃波尔评论道，“烧掉你们的希腊和罗马书籍——有关微不足道的人们的历史记载吧。”这句颇有远见的评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和平解决办法的长远的、世界性的涵义。就欧洲而论，条约允许普鲁士仍占有西里西亚、成为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对手。
　　然而，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的是巴黎和约的海外影响。根据和约条款，法国遭到了甚至比荷兰在17世纪、西班牙在16世纪所蒙受的更为耻辱、更为彻底的失败。西班牙和荷兰虽然威信扫地，但各自仍保有大量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在美洲和菲律宾群岛，荷兰殖民地在东印度群岛，而法国，不仅威信丧尽，还被剥夺了其几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诚然，法国在19世纪逐步建立起一个仅次于英殖民帝国的新的殖民帝国。但是，对世界历史而言，重要的事实是法国在18世纪丢失了北美洲和印度。这意味着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以后将发展成为操英语的世界的一部分．俾斯麦后来评论说，美国和英国操同种语言这一事实，是近代外交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态发展已支持了这个观点。
　　法国被逐出印度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意味着英国人将在那里代替莫卧儿人。英国人一旦在德里安顿下来，就完全走上通往世界帝国和世界首位的道路。
　　正是由于范围广阔、人口稠密的次大陆所提供的这块无与伦比的根据地，英国人能在19世纪扩张到南亚其余地区，然后远远地扩张到东亚。
　　英国历史学家J．R．格林对1763年的和平解决所引起的这些发展的世界性涵义作了很好的概述：

　　七年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到现时为止，欧洲国家的相对重要性已从它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属地获得。

            《全球通史》 第117节    

　　但是，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其周围国家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英国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正如英国自己的海上帝国声称它是北美洲的霸主和印度未来的霸主那样，英国突然远远胜过那些由于其位置仅在一块大陆内、注定要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处于较低微的地位的国家。
　　第八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在整个俄国历史上，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是疆界，是关于控制一个奔放不羁的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斗争的主题；这国家，由于俄国人的不断迁移的运动，由于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与其他民族的混合，已扩张到一个大洲里。
　　B．H．萨姆纳，《俄国简史》
　　在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俄国人正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的一片片广阔的陆地的控制，是可与美国朝太平洋岸的西进运动相媲美的一篇史诗般的传奇。

　　实际上，不断向前推进的疆界给俄国人的性格和俄国的制度留下了如同它给美国人所留下的一样持久的标记。
　　不应设想，在欧洲诸民族中，只是俄罗斯人为一条疆界所影响。中世纪时期，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见第二章第三节）。
　　好几个世纪中，欧洲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将殖民界线沿波罗的海海岸、顺多瑙河向东推进。但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这种内部的拓殖不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它由海外殖民取而代之，西欧诸民族把精力集中于开辟和勘探新世界中的新的边远地区。
　　相反，俄国人继续由陆路扩张到从其门阶向外伸展的辽阔的欧洲平原上去。这一巨大的事业迅速地进行了若干世纪，直到1895年中亚的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征服为止。因此，疆界在整个俄国历史进程中就象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那样，是一个主要因素，并不出人意外。
　　本章将探讨俄国向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扩张的性质和过程。
　　一、俄国扩张的地理环境

　　为了理解俄国人横越欧亚平原的惊人扩张，必须了解这些平原的地理情况。打开地图，首先看到的是它们的令人惊愕的面积。
　　确实，俄国与巨大——无限的空间相联系。有句农谚说：“俄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这世界包括地球陆地表面的六分之一，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合在一起还大。
　　当夜晚降临到波罗的海海岸的列宁格勒时，在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天正破晓。这两座城市间的距离是5000哩，而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间的距离为3000哩。在考察俄国向东、美国向西的扩张时，应该记住这一对比。
　　俄国大片陆地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地形上的一致。它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块平坦的平原区。乌拉尔山脉确以南北方向横亘在这些平原上；通常认为，它把俄国分成不相连的、独特的两部分——欧洲俄国和亚洲俄国。
　　但实情是，乌拉尔山脉只是一道平均高度仅2，000呎、狭长的、久经消蚀的山脉，而且，它们逶迤南下到北纬51　o处便不再延伸，留下一块伸展到里海的、宽阔平坦的沙漠区为缺口。在这些情况下，整个平原区必须看作是一个地理统一体——欧亚大陆的次大陆。这种地形上的一致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俄国人能如此迅速地扩张到这整个地区、为什么这地区至今仍在莫斯科的控制下。

　　如果要划一条穿越欧亚平原的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不应是沿乌拉尔山脉竖穿南北，而应是横贯东西，把东南面有着沙漠和半沙漠环境的中亚同北面有着森林和冰冻的首原的西伯利亚区别开来。
　　地括当代大半个俄国的欧亚平原为一条从黑海伸展到太平洋的天然边界所围绕。这条边界由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山脉、沙漠和内海组成——它从西面的高加索山脉起，往东依次为里海、乌斯秋尔特沙漠、咸海、克孜勒库姆沙漠、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山区、天山山脉、戈壁沙漠，最后是东至太平洋的大兴安岭。
　　围绕欧亚平原的山脉圈挡住了来自太平洋的湿风和来自印度洋的温暖的季风；这一点可解释中亚的沙漠气候和西伯利亚的寒冷、干燥的气候。西起波罗的海、东迄太平洋的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实质上有着同样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短暂炎热，冬季馒长酷寒。气候的一致和地形的一致一样，促进了俄国向东的扩张，因为边疆开发者在东西5，00O哩的整个平原区感到同样的安适。

　　但是，边疆开发者发现，中亚沙漠区是陌生、可怕的。他们还发现，这些沙漠被迥然有别于西伯利亚软弱的部落的、军事上强大的穆斯林汗国占据着。结果，俄国人直到他们抵达更北面的太平洋已有250年时才控制中亚沙漠地带。
　　俄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还受到河流系统的影响。由于地形平坦，俄国的河流普遍漫长、宽阔，没有湍流的阻碍。因而，它们作为贸易、殖民和征服的通路和交通工具，是非常宝贵的。
　　此外，它们不仅夏天适于小船航行，冬夭还适于雪橇滑行。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著名的河流有流入波罗的海的西德维纳河、向南流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和顿河以及先往东、再折向南流入里海的伏尔加河。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灌溉西伯利亚平原的四大河流是西面的鄂毕河、中央的叶尼塞河、东北面的勒拿河和东南面的阿穆尔河。

　　由于整个西伯利亚从巨大的西藏高原往下倾斜，这些河流中的前三条都向北流入北冰洋，而第四条是向东进入太平洋。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的出口在北冰洋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它们的经济效用。然而，事实依旧是，这些河流和它们的许多支流一起，提供了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的一张天然的交通干线网、俄国人一旦越过乌拉尔山脉。

　　用不了做多少搬运工作就能从一条水路转入另一条水路。这样。他们以之字形不断东进，追捕有毛皮的动物。
　　影响俄国人扩张的速度和进程的最后一个地理因素，是存在于俄国各地区的土壤和植被的结合。有四种主要的土壤——一植被带并行横穿俄国东西。在遥远的北方，沿北冰洋海岸的是荒芜的冻土带，全年除夏季6至8个星期的生长期外，一直封冻。
　　在生长期阶段，太阳从不下落，将短暂然而旺盛的生命赐予无数野花——紫罗兰、雏菊、勿忘草、黄水仙和蓝花。
　　冰土带的南面为泰加林带即森林带。它是四个植被区中最大的一个，宽600至1，300哩，长4，600哩，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在其北部区域，主要的林木是针叶树和桦树；再往南，则混合生长着榆、欧洲山杨、白杨和枫。在这些森林中，俄国人感到非常安适，他们能在始终不失去这种熟悉的保护性覆盖物的情况下穿越整个欧亚大陆。许多俄国作家描写了他们森林的美丽和森林对于他们人民的意义。
　　下面这段引自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中的描写是很有代表性的：

　　森林象一队黑幢幢的军队，向着我们迎面开来。枞树撑开翅膀，象大鸟，白桦树象小姑娘，沼地的酸气从田野上吹来。狗吐着红舌头挨着我走，它不时停下来嗅嗅地面，莫名其妙地摇晃着狐狸似的脑袋。
　　外祖父披着外祖母的短褂子，戴一顶没有遮檐的旧帽，眯缝着眼，莫名其妙地笑着，轻轻移动着瘦腿，好象偷偷儿似的。外祖母穿着蓝上褂，黑裙子，头上蒙着白头巾，象在地上滚着一般地走，要跟上她是很难的。
　　越近森林，外祖父的兴致越高；他用鼻子报很吸着空气，咳嗽着；开始他断断续续、模模糊糊地说，后来，他陶醉了，说得快乐而且美妙：
　　“森林是上帝的花园，它不是谁种植起来的，是上帝的风，神圣的呼吸把它吹大的……年轻的时候我当船夫，到过日古里地方……唉。
　　列克塞，我经历过的事物，你是见不到的了！奥卡河上的大森林，有从卡西莫沃一直到穆洛姆的，也有从伏尔加河对岸一直伸到乌拉尔那么大的，是呀，这一切都是无穷无尽的，神奇的……”
　　在森林带的南部边缘，森林渐渐稀疏，林木渐渐矮小，直到完全让位于开阔、无树木的大草原。在这里，可见到由数千年的腐草形成的肥沃黑土。如今，这里是俄国的面包篮，但过去好多世纪中，一直是苦难和灾祸的发源地。

　　大草原曾是欧亚大陆中部骑马掳掠的游牧民的老窝。当这些游牧民足够强大时，他们就沿最少遇到抵抗的路线出击——往往向西侵入中欧或向东侵入中国。他们对东欧易受侵害的俄罗斯人的进攻更频繁。
　　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森林区的斯拉夫农民与大草原的亚洲游牧民之间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冲突。起先，游牧民获胜，结果是蒙古人对俄国的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但最终，森林中的斯拉夫居民强大起来，不仅能赢得自己的独立，而且能扩张到欧亚平原以外的地方。
　　第四个区域即沙漠区，面积最小，从中国开始，向西仅伸展到里海。我们已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不易进入、恶劣的气候和土著民族的军事才能，沙漠区直到19世纪末叶才为俄国的扩张浪潮所吞没。
　　二、俄国的早期扩张
　　约1500年前，俄罗斯人从他们在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涅曼河和德维纳河的上游区的发源地向东推进。他们从发源地以巨大的弧形成扇状展开，在辽阔平原的召唤下，继续前进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及更远的地方。迁移到东面或东北面的俄罗斯人仍在森林的遮蔽下。

            《全球通史》 第118节    

　　他们在森林区内很少遇到抵抗——那里只有分散的、组织不严密的芬兰部落；他们或与之通婚，或轻易地将其逐走。这些早期的俄罗斯殖民者把农业和林业结合起来。农、林业间的比例取决于位置。
　　在北部林区即针叶树林区，由于气候酷寒、土地贫瘠和空旷地很少，农业是次要的。因而，这一地带的殖民者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诱捕动物、捕鱼和采集蜂蜡、蜂蜜、树脂、钾碱及其他森林副产品上。往南去，在混合林地带，经营农业是主要活动。
　　殖民者由于森林的各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森林，但是，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耕作上。黑麦为主要农作物，不过，大麦、燕麦、小麦、亚麻和大麻也得到种植。主要的耕作方法是在被火清除植被的森林或灌丛地带的灰烬上，或者在偶而寻得的荒凉草原的空地上，进行临时性播种。
　　这些空旷地经过连续几年的种植之后，或者被离弃、回复为荒地，或者作为粗陋的牧场被保留、直至其生产率得到恢复。这种做法使人联想起美洲的边远地区，是原始、浪费的，但关系不大，因为森林无穷尽地连绵不断。
　　在这些情况下，家宅分散、村落根小，是普遍的规则——没有集中的村庄或城市。
　　当时确已出现的少数城镇是沿主要水路作为贸易中心发展起来的。位于担负南北交通的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地处控制东西贸易的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的情况就是如此。正是长途贸易为公元9世纪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
　　基辅是这国家的中心，但这国家仍是水路沿岸各公国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基辅本身由于坐落在森林区和大草原的交界处，极易受侵犯。因而，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对游牧骑兵进行不断的斗争。

　　某些强大的基辅统治者时常能对南抵黑海、西达多淄河的地区宣称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一力量的显示是短暂的；俄罗斯殖民者无法移居到基辅以南和以东150哩外的地方，因为游牧民侵略的威胁就象达摩克勒斯剑悬挂在他们头上。
　　1237年，剑降临了；蒙古人象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那样扫荡了俄罗斯地区。
　　蒙古人入侵前，基辅被当时的旅行者描绘成是一座有豪华的宫殿、8个市场和400所教堂——包括圣索菲她大教堂——的宏伟的大都会。然而，入侵8年后，当方济各会修士乔安尼斯·迪·普兰诺·卡皮尼在去蒙古首都的途中经过基辅时，发现这座昔日的首都只有2O0所住宅，都城四周尸横遍野。
　　蒙古人继续将其毁灭性的侵略推入中欧，推抵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门口。
　　然后，他们自动撤退，仅保留了欧洲的俄罗斯地区。他们的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庞大帝国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而长久地幸存。它分裂成地区性的几部分，其中所谓的金帐汗国包括了俄罗斯地区。

　　金帐汗国的首都，亦即其后两世纪的俄国首都，是位于今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萨莱。如此，森林和大草原之间的古老斗争随着大草原及其游牧民族的胜利而决定性地解决了。俄罗斯人这时交出他们在大草原的一些小飞地，撤回到森林深处。
　　在那里，他们只要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纳贡，就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渐渐地，俄罗斯人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坐落在远离危险的大草原的森林区深处的莫斯科公园。莫斯科除了较不易为游牧民所接近外，还具有其他有利条件。
　　它位于从第聂伯河通往东北地区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叉处。由于流向不同方向的许多大河流经莫斯科地区时相互也最接近，莫斯科能通过内陆水系得益。公园还享有它的一系列统治者爱和平、尚俭朴、工心计的有利条件。
　　这些统治者耐心而无情地增加他们的领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14世纪开始时，公国的面积大约为500平方哩，而到15世纪中叶时，已增长到15，000平方哩。一个世纪后，即伊凡雷帝统治期间（ID33-1584年在位），所有俄罗斯公园都已纳入莫斯科的统治之下。
　　“俄罗斯士地的增长”完全改变了俄罗斯人和蒙古人即当时更通常地所称的鞑靼人之间的均势。原先，鞑靼人获胜是因为他们与充满斗争的基辅国家迥然相异，内部团结一致，而且还拥有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军事上更先进。然而，到16世纪时，俄罗斯人统一在莫斯科之下，而金帐汗国除去在乌拉尔山脉东面的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汗国外，还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这三个敌对的国家。

　　此外，俄罗斯人的军事技术也正向前发展，因为他们能从西欧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火枪和火炮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得益。1552年，当伊凡进攻喀山的鞑靼人时，他在火炮方面的优势加之一名丹麦技师在监督用地雷炸毁喀山要塞围墙时所提供的帮助，证明是决定性的。地雷爆炸以后，俄罗斯人成功地迅速攻占要塞，然后占领整个喀山汗国。

　　他们顺伏尔加河而下，扫荡流域地区，于1556年轻易地攻克阿斯特拉罕。为了巩固占领地，俄罗斯人没伏尔加河岸修筑一系列设防据点，一直修筑到位于阿斯特拉罕的伏尔加河河口处。于是，俄罗斯人成为巨大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主人，抵达南面的里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
　　这时，俄罗斯人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的那边进行无限扩张的路敞开了。有些新地区是以武力赢得的，西伯利亚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类型的扩张将在后面两节中予以论述。
　　还有一些地区则是按照欧洲人向美洲印第安人购买曼哈顿岛以及俄亥俄河和其他大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的方式、通过与土著首领的个人交易获得的。俄国著名作家塞吉·阿克萨科夫在其回忆录《一个俄国绅士》中生动地描写了这种方式的扩张：……你只须邀请某些地区12个土生的巴什基尔人首领接受你的款待：向他们供上两三头肥羊，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宰杀、整治，再拿出一桶威士忌酒、几桶发酵的烈性巴什基尔蜂蜜酒和一桶自己制的家乡啤酒——顺便说说，这证明即使在过去的日子里，巴什基尔人也不是严格的穆斯林——其余的事就极其简单了。确实，这种款待据说一次也许要维持一星期甚或二星期：巴什基尔人不可能匆匆忙忙地办事，每天都得向他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喂，好朋友，现在是讨论我那事儿的时候了吗？”毫不夸张地说，宾客们一直在整日整夜地大吃大喝；但是，如果他们对款待尚未感到完全满意，如果他们唱自己的单调的歌曲、吹奏长苗和跳他们那种在同一地点站起或蹲下的奇特舞蹈尚未非常尽兴的话，那么，他们当中地位最高的首领就会啧啧地咂巴着嘴、摇晃着脑袋、满脸尊严、不朝询问者瞧上一眼地回答说：“时候还没到，再替我们拿头羊来吧！”当然，羊随时可得，啤酒和烈酒也是现成的；于是，醉醺醺的巴什基尔人又开始唱歌、跳舞，一个一个地在他们感到合适的地方倒身睡去。

　　然而，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有个结束；这样的日子终于到来：一天，大首领坦率地正视主人说：“我们感谢你，非常感谢！现在，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交易的其余方面是遵循一种固定的方式。买主开始以真正的俄罗斯人天生的精明说话：他向巴什基尔人保证他完全不需要任何东西；不过，他听说巴什基尔人是非常仁慈的，所以前来乌法想和他们建立友谊，如此等等。然后，不知怎么地，话题会转到以下方面：巴什基尔人的领土厂袤无垠；现在佃户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会缴纳一、二年地租后便不再缴纳，然而继续生活在这土地上，好象他们是土地的合法所有人；驱逐他们未免有些鲁莽，因而诉讼已不可避免起来。

　　这些话是符合事实的；接着，买主有礼貌地提出，他乐意帮仁慈的巴什基尔人减去一部分已成为他们的负担的土地。结果，整片整片地区的买卖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成交。交易由一个法律文件确定，不过，对土地的数量，文件上从不作规定，也无法规定，因为土地从未得到过测量。
　　通常，边界由下述这种界标确定：“从某某小河口直到狼道上的死椈树，从死椈树直到分水岭，从分水岭到狐穴，从狐穴到索尔塔姆拉特卡的空心树，”等等。圈起一万、二万甚或三万俄亩土地的界标是非常明确、持久的！而所有这些土地的代价也许是100卢布和价值100卢布的礼物，款待的费用不在内。
　　三、越过乌拉尔山脉
　　俄罗斯人的胜利使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不复存在。
　　但是，克里米亚和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鞑靼人仍保持独立，并继续以不断的袭击骚扰俄罗斯殖民者。由于本章后面所要讨论的种种原因，俄罗斯人在18世纪末叶以前，不得不遭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不过，他们能轻易地消灭西伯利亚汗国，并在这样做时，不知不觉地开始向太平洋岸的史诗般的进军。
　　翻越乌拉尔山脉和征服西伯利亚的主要是豪爽能干、称为哥萨克人的边疆开发者。这些人有许多方面与美国西部的边疆开发者相象。他们大多是为了躲避农奴制的束缚而逃离俄国或波兰的从前的农民。

　　他们的避难所是南面荒芜的草原区，他们在那里成为猎人、渔夫和畜牧者。正如美国的边疆开发者变为半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变为半鞑靼人。他们热爱自由、崇尚平等，然而，横蛮任性、喜欢抢劫；只要似乎有利可图，他们随时乐意去当土匪和强盗。

            《全球通史》 第119节    

　　俄国著名小说家果戈里对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如下生动的描写：
　　没有一种行业一个哥萨克不懂得：蒸酒、造车、制火药、干铁匠和钳工的活几，此外再加上拚命游荡，象一个俄罗斯人那样地喝酒和酗酒，——这一切都是他能够愉快胜任的。除了认为战时应召是一项义务的登记过的哥萨克之外，需要迫切时，还可以在任何时候募集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志愿兵，只要副官走过所有村庄和小镇中的市场和广场，站在货车上，扯开噪门喊道：“喂，你们，酿啤酒的人，酿蜜酒的人！你们别再酿啤酒，躺在后灶上，用肥胖的身体去喂苍蝇啦！快去赢得骑士的光荣和荣誉吧。你们，耕田的人，制荞麦的人，牧羊的人，跟娘儿们胡搅的人！你们别再跟着犁走，把黄皮靴踩在泥土里，别再偎在老婆身边；消耗骑士的精力啦！该是去获得哥萨克的光荣的时候了！”于是这些话就象火花落在干燥的木材上。

　　耕田的人折断了犁，酿蜜酒和酿啤酒的人丢掉了桶，砸破了琵琶桶，手艺匠和商人把手艺和店铺都打发到魔鬼那儿去，敲碎了家里的罐子和其他用具，纵身骑上马去。
　　这种边疆环境的一个典型产物是叶尔马克·齐莫非叶维奇；他是一个顿河哥萨克和一个丹麦女奴的儿子，生着蓝眼睛和红胡子。他24岁时，因盗马被判处死刑，所以他逃到伏尔加河，成为河上一伙强盗的首领。
　　他不加区别地劫掠俄国船只和波斯商队，直到政府军队前来围剿。于是，他率领手下那伙人溯伏尔加河逃到上游的支流卡马河。在卡马河流域，有个叫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的富裕商人已于那时以前得到当地大片土地的特许权。
　　斯特罗加诺夫努力开拓自己的领地，可是，来自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游牧民的袭击使他一再受挫。组织这些袭击的是西伯利亚鞑靼人的穆斯林军事首领、双目失明的古楚汗。面临这种困境，斯特罗加诺夫对叶尔马克及其手下人很是欢迎，雇佣他们来保卫拓居地。
　　强盗叶尔马克这时表明他具有一个庞大帝国缔造者的品质。先前皮萨罗和科特斯在美洲为西班牙所做的事，他在西伯利亚为俄国做到了。叶尔马克凭着征服者的大胆，决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1581年9月1日，他率840人出发，深入古楚汗的本土向他发动进攻。叶尔马克同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享有武器优良的巨大优势。他充分配备了使土著感到恐怖的火枪和火炮。
　　古楚虽然已得到入侵者能指挥雷和闪电刺穿最坚固的钦于甲的情报，但为了挽救其首都锡比尔，仍拚命作战。他聚集起30倍于叶尔马克军的兵力，派其儿子马梅特库尔指挥防御。鞑靼人躲在砍倒的树木后面顽强地战斗，用阵雨般的箭抵挡向前推进的俄罗斯人，似乎逐渐占上风。

　　然而，在一个紧要关头，马梅特库尔负伤，鞑靼军处于无首领的境地。双目失明的古楚绝望地南逃，叶尔马克占据了他的首都。俄罗斯人遂将这都城的名字给予乌拉尔山脉东面的整个地区，这地区开始称为锡比尔即英语中的西伯利亚。
　　叶尔马克把远征的结果报告斯特罗加诺夫，并直接给沙皇伊凡雷帝写信，请求宽恕他过去的罪行。沙皇得知叶尔马克的成就，非常高兴，取消了对他及其手下人的所有判决，而且还示以特殊恩惠，赐予他一张取自自己肩上的昂贵毛皮、两套装饰华丽的盔甲、一只高脚杯和大量金钱，作为礼物。叶尔马克这时显示了一位帝国缔造者的远见，试图与中亚建立商业关系。

　　他派出的使团最远到达古老的布哈拉城。但是，叶尔马克注定不能活着完成其野心勃勃的计划。南方的老古楚一直在煽动凶猛的游牧民反对俄罗斯人。
　　1584年8月6日夜间，他的一支突击部队趁叶尔马克及其同伴在额尔齐斯河岸睡觉之机，向他们发动进攻。叶尔马克为保住性命济死作战，并试图游过河去逃走。据传说，因沙皇赐予他的盔甲过重，他淹死了。
　　鞑靼人尽管取得这一胜利，却是在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仗。他们的敌人过于强大，他们无法把敌人向后推到乌拉尔山脉以西。甚至古楚最后也意识到作进一步抵抗无济于事，提出投降。
　　随着他的降服，俄罗斯人挺进西伯利亚的第一阶段结束。通向太平洋岸的路打开了。
　　叶尔马克的功绩给民众留下的印象反映在描述他冒险活动的一首民歌中。以下两节叙述了叶尔马克在远征之前对哥萨克们的告诫，还表明了他与沙皇的关系：“哈，兄弟们，我的勇敢的首领们！
　　为你们自己准备好船只，
　　预备下杉木浆架，
　　预备下松木浆！

　　靠上帝的帮助，我们将上路，兄弟们；
　　让我们翻越陡峭的群山，
　　让我们到达异教徒的王国，
　　让我们征服西伯利亚王国，
　　那将使我们的沙皇、我们的主人喜欢。

　　我要上公正的沙皇那里，
　　我将披上黑色斗篷，
　　我将归顺公正的沙皇。”
　　“啊！贤明的沙皇，您是我们的希望；
　　请别下令将我处死，而叫我讲出我要说的话，
　　因为我是叶尔马克，齐美菲叶的儿子！

　　我是顿河强盗的首领；
　　是我，曾渡过蓝色的大海，
　　渡过蓝色的大海——里海；
　　又是我，曾毁坏许多船只；
　　而现在，我们的希望、我们贤明的沙皇，
　　我给您带来了我那叛逆的脑袋，
　　还一起带来了西伯利亚帝国。”
　　贤明的沙皇开口了；

　　他—一令人敬畏的伊凡·瓦西里维克说：
　　“哈！你是齐莫菲叶的儿子叶尔马克，
　　你是顿河勇士们的首领。
　　我宽恕你和你的那伙人，
　　我宽恕你，是因为你那忠实的服务，
　　我将壮丽的、静静的顿河作为永恒财产赐予你。”

　　四、征服西伯利亚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是一个非凡成就。
　　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同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小得惊人的力量在短短几年中赢得一个庞大帝国。事实证明，古楚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汗国仅仅是一个内部没有坚固实体的薄弱外壳。一旦外壳刺破。
　　俄罗斯人便能行进数千哩而遇不到严重对抗。他们的推进速度是令人惊愕的。叶尔马克在1581至1584年间出征。
　　当时，沃尔特·雷利爵士也于1584年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厄诺克岛登陆。到1637年，半个世纪内，俄罗斯人已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跨越的距离比美国的太平洋岸至大西洋岸间的距离多一半，而英国殖民者在这期间还没翻越到阿勒格尼山脉的另一边。俄罗斯人推进迅速的原因可用各种因素来说明。
　　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气候、地形、植被和河流系统均有利于入侵者。各土著民族由于人数少、武器差、缺乏团结和组织而处于不利地位。此外，还应考虑到哥萨克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跟法属加拿大的非法猎取毛皮者一样，在荒原忍受了极大的困苦和危险。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可概括为一个词——“毛皮”。黑貂皮引诱他们从一条河流经过陆上搬运继续前进到新的河流、如此地不断东进。
　　哥萨克一边椎进，一边修筑象美洲边远地区的碉堡那样的设防据点或要塞，来保护他们之间的交通。
　　西伯利亚的第一个要塞建在靠近锡比尔、位于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汇流处的托博尔斯克。俄罗斯人发现这两条河流是鄂毕河的支流后，就划船顺鄂毕河而下，结果，发觉自己把船搬上陆地运一段距离便可进入下一条大水路叶尼塞河。至1610年，他们已大批到达叶尼塞河流域，并建立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要塞。
　　在这里，他们遇到自征服古楚以来最先极力抵抗他们的一个好战的民族布里亚特人。俄罗斯人避开布里亚特人，折到东北部，遂发现勒拿河。1632年，他们在那里建立雅库茨克要塞，并与土著、温和的雅库特人进行可牟厚利的贸易。
　　但是，布里亚特人不断进攻他们的交通线，因此，俄罗斯人发起一场野蛮的灭绝性战争。最后，俄罗斯人获胜，并继续推进到贝加尔湖；1651年，他们在那里建立伊尔库茨克要塞。
　　在此期间，一支支探险队已从雅库茨克朝四面八方进发。
　　1645年，一伙俄罗斯人到达北冰洋岸。两年后，另一批人行抵太平洋岸，建立鄂霍茨克要塞。次年，1648年，哥萨克探险家西米诺·杰日尼奥夫从雅库茨克出发，进行一次非凡的旅行。
　　他顺着勒拿河往下游航行。他发现某些河段非常宽阔、令他见不到两岸；有如大陆般大小的三角洲填满了一道分水岭的碎石。杰日尼奥夫经过三角洲之后，便沿北冰洋海岸向东航行，直至到达亚洲真正的顶端。

　　然后，他顺一条后来被称为白令海峡的水路而下。在一次风暴中失去两条船后，他驶抵阿纳德尔河；在那里建立阿纳德尔要塞，距莫斯科不少于7，000哩！杰日尼奥夫送了一份有关其旅行的报告给坐镇雅库茨克的总督；总督将报告归档后便遗忘了。这份报告直到维图斯·白令进行官方的探险之后才被重新找到；白令是于1725年出航去确定美洲与亚洲是否在陆上相连的——这问题，杰日尼奥夫早77年就出色地解决了。
          
            《全球通史》 第120节    

　　至此，俄罗斯人未曾遇到任何能阻挡他们的力量。然而，当他们从伊尔库茨克向前推进、抵达阿穆尔河流域时，他们不仅仅遇着对手，他们碰到了当时正臻于鼎盛的强大的中国帝国的前哨基地（见第四章，第二节）。
　　饥饿驱使俄罗斯人来到阿穆尔河流域。严寒的北方出产的是毛皮而非粮食，而欧洲俄国的谷仓则好比是在另一行星上。因此，俄罗斯人怀着希望、向南折到阿穆尔河流域；据土著传说，那里土壤肥沃、长着金黄色的谷物，是一块极好的地方。
　　哥萨克瓦西里·波雅尔科夫接受了从勒拿河到阿穆尔河开辟一条小道的任务。他的非凡的远征和杰日尼奥夫治北冰洋岸的旅行一起，在西伯利亚探险史上据有突出地位。
　　波雅尔科夫于1643年6月15日率132人从雅库茨克出发。
　　他溯勒拿河及其支流而上，在一个地方穿过42道急流，失去一条船只。他在途中过冬后，次年又顺阿穆尔河而下。当波雅尔科夫驶抵松花江时，他派遣地人去勘探这条支流。
　　这群人除两人外，全遭伏击，一天后被杀死。主力队伍到达阿穆尔河口，他们在那里过冬，因天气寒冷和缺乏食物，备尝了可怕的艰辛。转年春天，他们大胆地驾小船驶入公海。
　　他们向北沿着海岸前进，抵达鄂霍次克海，然后经由陆路返回雅库茨克。几乎占原探险队的三分之二的80名成员，在这为期3年、行程4，000哩的旅行中丧生。波雅尔科夫带回480张黑貂皮，还写了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宣称对阿穆尔河的征服是可行的。

　　一连串冒险家继波雅尔科夫之后进入阿穆尔河流域。他们攻占阿尔巴津城，修筑一系列要塞，以典型的哥萨克方式屠戮抢掠。他们在中国边缘犯下的这些暴行最终使中国皇帝极其恼怒，他于1658年派一支远征队北上。
　　中国人夺回阿尔巴津，把俄罗斯人从整个阿穆尔河流域清除出去。但是，他们一撤离，俄罗斯冒险家就成群结队地回来。于是，又一支中国军队被派到阿穆尔河，与此同时，两国政府为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
　　经过许多争论，尼布楚条约于1659年8月27日签订。
　　这条约除了极其重要的条款外，还对两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欧洲一大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由于中国代表团有耶稣会会士任译员，条约用拉丁语拟定。边界确立在沿阿穆尔河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地从有争议的流域地区撤走。
　　作为回报，第四条条款授俄罗斯人以商业特权；该条款规定，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超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买卖。以后年代中发展起来的贸易是由商队从事的，它包括了黄金和毛皮；俄罗斯人用黄金和毛皮交换茶叶。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俄罗斯人获得了日后成为其民族饮料的东西。
　　俄罗斯人很快就成为甚至比英国人更爱喝茶的人。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以后170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规定，停留在阿穆尔河流域以外的地区。
　　他们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比在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的时代时强大得多，而中国人则相对地衰弱了。

　　五、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既然西伯利亚是俄罗斯人在短时期内，通过一阵连续不断的扩张浪潮获得的，俄国政府自然将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负责西伯利亚事务的政府机关乃西伯利亚管理局；它先设在莫斯科，在彼得大帝于1703年把首都转移到圣彼得堡后，它也迁往那里。
　　行政中心在托博尔斯克，除有过一度短暂的间断外，它在那里一直保持到1763年。那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把西伯刘亚划分为其行政中心分别设在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两个地区。这一措施之所以成为必需，是因为贴近祖国的西伯利亚西部地区比遥远的东部地区发展得快。
　　整个17世纪中，皮毛贸易一直支配着西伯利亚，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它对法属殖民地的支配。政府是主要的皮毛商；实际上，毛皮是政府最重要的岁入来源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毛皮：它向土著收取毛皮形式的贡物即税，向俄罗斯的设陷井捕兽者和商人征收10％的以最好的毛皮缴纳的税；另外，它还保留了购买土著和俄罗斯人所获得的最好的毛皮的权利。

　　到1586年，国库从上述各种来源收到了20万张黑貂皮、1万张黑狐皮、50万张松鼠皮以及许多海狸皮和貂皮。此外，政府还对毛皮方面的对外贸易实行有利的垄断。现在，关于17世纪中叶从西伯利亚毛皮中得到的岁入的估计数，从占国家总收入的7％到30％不等；较低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事实。
　　有位研究这问题的最杰出的学者下结论说，“政府从皮毛贸易中支付掉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开支后，保有大量盈余，并使国家增加了一块巨大的地区”。
　　俄国扩张对西伯利亚诸部落的影响同美国扩张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影响一样，是灾难性的。一方面，莫斯科政府再三指示官员们要“宽厚、仁慈地”对待土著，另一方面，又命令这些官员“热忱地为君主寻求利益”。
　　由于官员的晋升受到他们所收集的毛皮数量的影响，土著的福利得不到基本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毛皮贡物制度的一个学果是，它抑制了俄国东正教会的传教洁动。因为皈依东正教者无须缴纳贡物，所以，传教工作作为国家金库负担不起的一种奢侈品而被长久地中止。
　　结果，伊斯兰教在森林区南部边缘的诸鞑靼民族中间广泛地传播，佛教的喇嘛教在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中间也同样如此。因而，我们看出，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的扩张这两者间的一个基本差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改变异教徒宗教信仰的热情高度方面的巨大差异。不能想象，天主教会会允许另一种宗教在美洲它所照管的人们中间得到传播。

　　18世纪，在叶尼塞河以西地区，商人和设陷井捕兽者开始让位于永久的殖民者。有些殖民者是囚犯，他们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就象西欧国家的囚犯被船装运到美洲、澳大利亚和法属西印度群岛一样。这些囚犯大多是冷酷的罪犯；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犯，他们组成社会中最有知识、最有教养的一些阶层。
　　还有些殖民者是应官方之召、不得不去的。欧洲俄国各地区每年都须为拓殖西伯利亚提供一定数目的农民。这些人享有某些免税权和国家的帮助，因而能在新环境中开始生活。
　　西伯利亚大部分永久的移民既不是囚犯，也不是被强迫去的殖民者，而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而自愿移居那里的农民。16、17世纪在欧洲俄国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农奴制从未在西伯利亚生根，这一点极其重要。原因似乎在于，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使职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

　　但是，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因此，西伯利亚避免了贵族，从而，也避免了农奴制。政府法令的确规定，逃跑的农效应送还给他们的主人。
　　然而，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对需要获得移民这一点的印象比对需要实施法律这一点的印象更深，常常庇护逃亡者。
　　1763年之前西伯利亚人口增长的情况可由以下数字得到说明：
　　土著　　俄罗斯人和外国人　　总数
　　1622年　173，000　　23，000　　196，00O
　　1662年　288，000　　105，000　　393，000
　　1709年　200，000　　229，227　　429，227

　　1763年　260，000　　420，000　　680，000
　　值得注意的是，到1763年，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仅42万，而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的人口那时却已上升到150万至200万之间，大约为前者的四倍。换句话说，俄罗斯人先前在进行探险和征服时速度快得多，如今在移居殖民地时速度又慢得多。
　　一个原因在于，西伯利亚只能靠俄国获得移民，而美洲殖民地却从欧洲好几个国家得到移民。甚至更重要的是，美洲对想要成为殖民者的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设想，沿美国的墨西哥湾海岸有一系列极高的山脉，挡住了来自南方的、饱含水分的暖风，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出西伯利亚环境的一些缺点。
　　由此引起的寒冷和干旱正是前往西伯利亚的移民所不得不面临的。相反，如果他们当初发现一个可与大西洋沿岸或美国中西部各州的气候相媲美的气候，那么，西伯利亚无疑本会从俄国，甚至可能从更西面的国家，吸引来为数多得多的移民。事实是，西伯利亚的气候条件更类似于加拿大的气候条件。
　　到1914年，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大致相同——加拿大800万人、西伯利亚900万人，并不是偶然的，而美国，面积小于加拿大或西伯利亚，其人口至1914年却已增长到1亿。六、征服乌克兰

　　我们前面已提到，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还留下两个独立的汗国——南面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汗国和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古楚的鞑靼人的汗国。后者在短短几年中为叶尔马克及其后继者所征服。

            《全球通史》 第121节    

　　但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坚持到18世纪末。他们得以幸存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享有奥斯曼帝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克里米亚汗国国都巴赫奇萨赖城中的可汗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苏丹的宗主权，并在战时向后者提供骑兵部队。
　　作为回报，苏丹每当可汗受到基督教异教徒的威胁时，便给可汗以援助。此外，可汗通常能在对乌克兰大草原提出相冲突的要求的各种异教徒——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哥萨克人之间挑拨离间。
　　最后，可汗还因其领土的不易接近而得到巨大帮助。
　　守卫克里米亚半岛的入口的彼列科普地峡离莫斯科的直接距离是700哩，但骑马行走的实际哩数却多得多。最后300哩要穿过一种特别干旱的草原区；在那里，侵略军极难找到水和粮食。因而，俄罗斯人直到他们的拓居界线已大大地向南推进、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帮助打过草原去的根据地时，才能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开展重大的军事行动。

　　即使那时，彼得大帝在1687和1689年的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仍不能成功地解决供应问题。
　　以上种种因素说明了为什么克里米亚汗国能幸存到18世纪后期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时。从伊凡雷帝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250年，是黑海以北乌克兰草原上发生杀戮和混乱的年代。
　　乌克兰是一块荒芜的无主地区；俄罗斯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和鞑靼人在那里打打停停地交战，并不时地改变彼此间的种种联合。鞑靼人的频繁的袭击特别具有破坏性，它们实际上是猎取奴隶的远征。鞑靼人“象骑在灵玃身上的猴子那样”伏身在马背上，沿着三条主要的小道行进，深深地侵入莫斯科中心地，去搜寻强壮的男人、妇女和孩子。

　　研究俄国历史的英国权威人士伯纳德·佩尔斯爵士生动地描写了这种由鞑靼人带来的灾难的性质：
　　每年，鞑靼人涌出他们在克里米亚的要塞，穿过四哩宽的彼列科普地峡，去袭击和劫掠俄国。他们有3万名精选出来的骑兵，他们的步兵因得到来自东面另一由鞑靼人聚居的整个地区的增援，多达12万人，有对增达20万人。…鞑靼人在作战期间，靠马奶和干面包过活。
　　他们的马背上备有筐，用来装绑架来的俄罗斯小孩，特别是女孩。他们随身携带长皮条，用来拖拉俄罗斯男俘虏跟他们一起行进。他们在卡法的市场上向小亚细亚各地区、非洲甚至欧洲的某些地区出卖这些人。
　　这些奴隶有好几十万。约翰（令人畏惧者）统治时期，鞑靼人在对莫斯科的一次袭击中，带走了13万名俘虏。有位犹太商人坐在彼列科普地峡的入口，看到有这么多的人经过，不禁问道：留在俄国的人是否更多？1571年，鞑靼人烧毁了莫斯科本身。
　　但是，1591年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成功地渡过莫斯科前面的奥卡河，而且渐渐地，他们远远侵入北方的次数愈来愈少。不过，数百人一伙的小队人马还是继续骚扰俄罗斯农民，他们悄悄溜入他们看出有良机的地方，然后带着劫来的人迅速地撤走。
　　终于，叶卡捷琳娜大帝能从俄国边上除去鞑靼人这根刺。

　　她所以能在其如此多的前任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是因为有几个对她有利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波兰和土耳其这两个以往一向与俄国争夺对乌克兰的所有权的强国迅速衰落了，而俄国，一方面由于其惊人的领土扩张，一方面由于其强固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正在稳步地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俄国的力量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特别有效，因为女皇是一位极好的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国际形势所提供的每一机会。

　　女皇与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分别缔结协约；这些协约使她能在不和欧洲任何主要强国发生纠葛的情况下，放手进行对土耳其的战争。叶卡捷琳娜还具有选拔第一流的顾问和将军的才能。最杰出的是亚历山德·苏沃洛夫将军，他是一位敌得上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是执行叶卡捷琳娜的政策的无与伦比的工具。
　　此外，在从彼得大带发动战争以来的80年中，俄国农民谨慎、耐心地把他们的拓居界线向南推进，因此，苏沃洛夫得到了一个比彼得所曾有过的更坚固的作战基地。
　　叶卡捷琳娜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发动了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在1768至1774年间，使俄国有效地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
　　1774年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割断了巴赫奇萨赖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并使俄国获得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几个战略据点。第二次战争是从1787至1792年，同第一次战争一样，以苏沃洛夫所赢得的辉煌胜利为标志。实际上，苏沃洛夫的胜利之巨大，已引起一些困难，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俄国朝地中海的势不可挡的推进惊恐起来。
　　不过，叶卡捷琳娜机敏地利用了法国革命的爆发，她向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者指出，巴黎的革命运动比起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是一个大得多的危险。因而，叶卡捷琳娜能把她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坚决进行到1792年土耳其人接受推西条约时。这一条约使俄国获得了从东面的库班河到西面的第聂伯河的整个黑海北岸。
　　整个乌克兰这时已在俄国的统治之下，森林终于战胜了大草原。中亚的沙漠区仍在坚持不屈，但它也注定要在下一世纪中受到莫斯科的统治。国际形势所提供的每一机会。
　　女皇与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分别缔结协约；这些协约使她能在不和欧洲任何主要强国发生纠葛的情况下，放手进行对土耳其的战争。叶卡捷琳娜还具有选拔第一流的顾问和将军的才能。最杰出的是亚历山德·苏沃洛夫将军，他是一位敌得上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是执行叶卡捷琳娜的政策的无与伦比的工具。
　　此外，在从彼得大带发动战争以来的80年中，俄国农民谨慎、耐心地把他们的拓居界线向南推进，因此，苏沃洛夫得到了一个比彼得所曾有过的更坚固的作战基地。

　　叶卡捷琳娜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发动了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在1768至1774年间，使俄国有效地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
　　1774年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割断了巴赫奇萨赖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并使俄国获得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几个战略据点。第二次战争是从1787至1792年，同第一次战争一样，以苏沃洛夫所赢得的辉煌胜利为标志。实际上，苏沃洛夫的胜利之巨大，已引起一些困难，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俄国朝地中海的势不可挡的推进惊恐起来。
　　不过，叶卡捷琳娜机敏地利用了法国革命的爆发，她向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者指出，巴黎的革命运动比起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是一个大得多的危险。因而，叶卡捷琳娜能把她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坚决进行到1792年土耳其人接受推西条约时。这一条约使俄国获得了从东面的库班河到西面的第聂伯河的整个黑海北岸。
　　整个乌克兰这时已在俄国的统治之下，森林终于战胜了大草原。中亚的沙漠区仍在坚持不屈，但它也注定要在下一世纪中受到莫斯科的统治。
　　第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在这80年内的人们的记忆中，新发现的国家和地区比以前5000年中发现的还多，而且，半个以上的世界是由现在仍活着的（或者就其年龄来说，也许是很健康的）人们发现的。
　　乔治·贝斯特，马丁·弗罗比歇的远征队的一个成员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较关键的时期。
　　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人凭借他们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导能力，上升到世界首位。这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全球性的相互关系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紧密起来。
　　在1763年，这些相互关系比起它们在早一、二个世纪时要重要得多，但是，比起它们发展到1914年时则极其微不足道。换言之，从1500至1763年的这些岁月构成了从1500年以前时代的地区孤立主义到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本章的目的是分析发展于各颌域的全球性关系的确切的性质和程度。

　　一、新的全球性视野
　　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块大陆或半球。整个地球的外形首次被确定和绘入地图。
　　这工作主要是由带头从事渡洋探险的西欧人进行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初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以前，欧洲人仅掌握有关北非和中东的准确知识。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识则更模糊。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真实存在当然是未曾料想到的，更不用说南极洲的存在了。
　　到1763年，情况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详细程度不等地为人们所了解。

　　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超出海岸线范围。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当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在格兰德河的北面，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的路线，在更北面的地区广泛地漫游。

            《全球通史》 第122节    

　　但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未探明;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叙述仍是关于中亚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获得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

　　在下一时期中，他们将侵入几块大陆的内地，还将探察南、北极地区。
　　二、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人的发现不仅导致新的全球性视野，还导致新的全球性种族分布。实际上，150O年以前，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种族隔离。
　　尼格罗种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种人聚居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聚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到1763年，这一格局已根本地改变。在亚洲，俄罗斯人开始慢慢地越过乌拉尔山脉，迁徙到西伯利亚。
　　在非洲，荷兰人已在好望角建立起一块永久的殖民地，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土著又非常原始，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到1763年，也就是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后过了111年时，他们已向北推进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并开始渡过奥兰治河。

　　种族组成方面的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南北美洲。
　　关于1492年以前印第安人口的各种估计数，从100万至高达1亿，极其不同。不管其数目原本也许是多少，欧洲人侵入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人们所一致承认的。征服期间遭受的有形损失、文化模式的破坏、征服引起的心理创伤、强迫劳动的负担、酒精和新疾病的传入——所有这些因素多式多样地结合起来，使各地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

　　一个世纪内，土著居民的总人口似乎已下降90％至95%。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岛屿和热带沿海区的土著，他们在大约30年时间里完全从那里消失。热带高地地区如巴西和热带低地地区如巴拉圭的土著则较有恢复力。
　　他们虽然蒙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但能够复原，能够组成繁衍出当代大部分美洲印第安居民的种族。只是到了20世纪时，美洲热带区的印第安人口才接近其原先的数字，而在别处，仍远远地落后。
　　取代日渐消失的印第安人的是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
　　由此产生的居留地有三种类型。一种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组成；在这些殖民地中，伊比利亚移民组成一个永久居留的贵族阶层，统治高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和低地从非洲输入的黑人奴隶。由于欧洲移民中男子比妇女多得多，他们通常娶印第安女子为妻，或者找她们做情妇。
　　于是，出现了混血儿居民；在南北美洲许多地区，他们已开始在人数上超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

　　第二种居留地发展于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及西班牙人——也组成一个居留的贵族阶层，不过，所统治的仅仅是从外面输入的黑人劳动力。最初，种植园主雇用来自欧洲的契约雇工为他们经营烟草、靛篮和棉花种植园。
　　但是，由于17世纪中叶他们转向蔗糖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便要多得多，遂从非洲运进奴隶。例如，在英属巴巴多斯，1640年时仅有数百名黑人，然而，到1685年，黑人已达46000人，而白人才2O00O人。同样。
　　在法属岛屿，到1700年时有44000个黑人和18000个白人。南北美洲的第三种居留地见于大西洋沿海一带。那些地方的土著印第安人或者人数太少，或者非常难驾御，无法作为充足的劳动力来源，而且，除了南部的殖民地外，那一带的作物也不成为输入黑人劳动力的根据。
　　在这些情况下，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开垦土地，当农夫、渔民或商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发展起完全以欧洲人为其成分的社会。总之，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把南北美洲从纯粹是蒙古种人的大陆改变成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继续到19世纪中叶，使奴隶的总数达1000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到ZO世纪初因每年有近100万的人到来而达很高的数字。

　　最后结果是，如今，居住美洲的是多数的白种人与明显少数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见第十八章第一节）。
　　由某些种族的人口减少和迁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种族格局已为人们所非常熟悉，以致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其极为巨大的意义也被普遍忽视。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所出现的情况是，欧洲人提出要求说大片大片新地区应归他们占有；在后面一世纪中，他们占据了这些地区——不仅是南北美洲，而且还有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

　　如果设想一下，那时最先到达并拓居人口稀少的大陆的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那么，这种从根本上重新绘制世界种族图的意义便可得到估计。假使那样的话，如今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概会更接近于四分之三而不是现在的四分之一。
　　人类诸种族的混合必然伴随以动植物的相应的混合。
　　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由史前时期世界各地区的人们驯化出来的。它们从各自发源地向外的传播一直缓慢地进行到1500年；这时，它们开始由横跨地球的人们在各大陆中间来回移植。各种圈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
　　美洲大陆投有可与之媲美的动物，那里的美洲驼和羊驼价值较小。东半球的谷类植物也很重要，特别是小麦、黑麦、燕麦和大麦。西班牙人是果园爱好者，除了给美洲带来橄榄树和欧洲葡萄树外，还带来了种类繁多的水果。
　　在早期的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传教机构和高大住宅的周围都有一个照料这些欧洲输入物的、带围墙的果园。
　　作为回报，美洲印第安人贡献出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种的蚕豆、南瓜和笋瓜。可可树是美洲的另一种土生植物，阿兹特克人和马雅人曾用可可豆制成使征服者喜欢的巧克力饮料。

　　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产的全部肥料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供它们用的。
　　除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印第安人很早就已以今日所知道的各种形式——烟斗、雪茄烟、用玉米苞皮卷成的香烟、鼻烟——吸用烟草。
　　烟草迅速地从美洲大陆传播到全世界，而且在这过程中，还有几种新品种给培植出来，通常所说的地中海东部的土耳其烟草就是其中一例;现在，这种烟草又被传回到美洲大陆。各种棉花在1500年以前就已为东半球和美洲的人们所知道，但是，今日的商品棉花多半来源于印第安人驯化的棉花品种。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尤其是制可卡因和奴佛卡因用的古柯叶、制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的交换并不限于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之间。整个世界曾卷入这种交换，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世界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从外界移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三、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到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大部分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叶，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新的、体积庞大的必需品的交换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
　　大西洋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美洲种植园为供应欧洲，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以后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产品。它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产品给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给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给运到欧洲。

　　这一时代新的、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西欧与东欧之间。这里，西欧又得到种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由于人口增加和大量可耕地转变为牧场，谷物的需要量很大。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
　　这种情况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在这数十年间通常两倍于进口商品的价格。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产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为回报，它们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还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见第八章第四节）通过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即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南北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欧洲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棉织品在英语和欧洲其他一些语言中的名称反映了它们的原产地。

            《全球通史》 第123节    

　　“Gingham”（条格平布）来自马来语中意为“有条纹的”一个词，“chintZ”（磨擦轧光印花布）来自兴都斯坦语中意为“有斑点的”一个词，而“Calico”（印花平布）和“muslin”（细平布）则分别来源于地名“卡利库特”和“摩苏尔”。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份量轻、颜色鲜明、价格低廉、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因此，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一提出了反对。

　　英国一些小册子作者污蔑这些进口商品为“适于轻佻女子的低劣商品”。但是，他们关心英国女子的端庄和品行同他们猛烈攻击这些棉织品一样，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欧洲组织界为了保证禁止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这些法律并没有被普遍遵守，然而，它们确起了明显地减少与亚洲的贸易量的作用。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另一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丝绸和印度纺织品而耗尽黄金。
　　16、17和遇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西方商人在努力找出摆脱僵局的途径时往往是竭尽全力的。阿姆斯特丹公司曾向泰国出口“数千幅有待在帕塔尼的市场上出售的荷兰雕版画。
　　其中，有圣母像（是根据加尔文教商人的指示，防备卖给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和描绘圣经中情节的作品；有记载李维的历史故事、适合于重视古典作品的暹罗人的版画，最后，还有对更普遍的人们具有吸引力的图片，即一批裸体画和更不合乎礼仪的插图。”事实上，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18世纪末叶，形势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用机器织的廉价纺织品淹没亚洲。

　　但是，那时以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乐于接受欧洲的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妨碍。这种形势解释了18世纪后半世纪伏尔泰的以下这段颇揭示问题的评述：
　　人们询问，所有正从秘鲁和墨西哥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的结果如何？它们落入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口袋；他们在加的斯经商，并把自己的工业产品送到美洲作为回报。这些金钱的大部分流到东印度群岛，支付丝绸、香料、钾硝、冰糖、茶叶、纺织品、钻石和古董。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劳动力供应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地输入非洲奴隶解决这一问题（见表1）。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众多。这就留下一伤痛苦的遗产，因为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问题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斗争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渡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只不过是西、葡殖民地（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赖关系的继续。

　　为参加这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以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
　　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作出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当这强派的劳役，还逐渐通过了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终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居自由的农奴，遭受贵族的强征勒索。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那里，征服时期中有功的武士（骑士）都给分封以来邑即提马尔。这种提马尔制度允许农民世代使用其小块土地，以作为他们缴纳轻微赋税和承当劳役的报酬，而骑士，如果不履行其军事义务，可以被剥夺他们的提马尔。
　　16世纪时，这种格外仁慈的制度由于帝国当局的衰弱和西方市场的吸引力，遭到破坏。骑士把他们的提马尔改变为奇夫利克即可继承的私有地产；地产上的农民被迫接受租佃条件，否则，就要被逐出土地。佃户在缴纳国家征收的税和骑士需要的部分收成后，留下的通常仅占其产品的三分之一左右。
　　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并没象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的农奴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实际上，由于欠骑士的债，他们被同样有效地固着在土地上。这种奇夫利克制度在诸如色萨利、马其顿、马里查河和多膨河流域之类的肥沃平原区传播开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里可进行面向西方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此外，农民起义与奇夫利克制度的传播在时期上一致，也不是偶然的；正象奴隶起义是美洲种植园奴役的结果一样，农民起义是东欧农奴制的结果。

　　输入地区　1451-1870年 
　　英属北美洲39900O 
　　西属美洲1552100 
　　加勒比海（英、法、荷、丹殖民地）3793200 
　　巴西3646800 

　　总计9391100 
　　新的全球性经济还在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给非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据估计，被拐运到南北美洲的非洲人有3500万至4000万，奴隶贸易是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数字还要靠充分的调查予以证实。实际上，只有大约1，000万奴隶到达目的地。
　　其他人都在途中死于非洲或海上。奴隶贸易的影响因地区而遇然不同。安哥拉和东非受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即使损失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
　　相形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遂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大陆看，由于运走奴隶的时期从1450延续到1870年，而被运走奴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总人口据估计有7，000万至8，000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哩的内地，有一种腐蚀性的、扰乱性的影响。

　　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侵袭内地猎取奴隶，各种各样的集团为控制这有利可图的、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随着有些组织和地区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组织和地区如约鲁巴、贝宁文明区和刚果王国日渐衰落，奴隶贸易的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然而，奴隶贸易除占有奴隶之外，确还包括了贸易。

　　非洲人亲自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报酬，不仅得到了酒精和火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商品和经济上的生产性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南北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间传播开来。

　　用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供养大量的人，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员总数。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
　　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大大地感觉到欧洲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

　　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
　　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
　　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当然，他们会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为欧洲的人民群众所获得，茶叶的情况叮表明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已成为普通消费品。
　　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贸易对欧洲经济的促进性影响。以后将提到，18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的日渐增长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到世界经济首位。
 
            《全球通史》 第124节    

　　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导致世界生产率的增长。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经济增长已继续到现在。但是，从一开始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创业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地区。
　　从当前的种族斗争、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农奴制在整个东欧留下的至今依旧可觉察的伤痕中，可清楚地看出这种损害所包含的内容。四、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在欧亚大陆西端。

　　相反，他们已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从南面包围穆斯林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已通过征服西伯利亚，从北面包围穆斯杯世界。当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大片地区。在这样做时，他们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这些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同伊斯兰教面对面的地位，并在下一世纪中证明是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的。

　　所有这一切说明世界均势已起了一个根本的、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与先前人口均衡方面的变化相比较的变化。以往，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创始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并推进——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的中心已崛起。
　　在这新的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眈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到1763年时已实际控制了所有这些地区。然而，它的确意味着欧洲人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虽然他们以大陆规模进行的实际占据须等到19世纪才开始。
　　但是，在非洲和亚洲，除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外，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中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在别处，诸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有高度的组织，不允许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例如，在西非，沿海地区的酋长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的有利位置；由于他们的反对和气候方面的困难，欧洲人对内地的入侵被阻止。
　　因而，欧洲人只好满足于设立沿海商站，通过商站从事奴隶贸易以及其他任何也许会产生利润的商品的贸易。

　　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不过，显然是经土著统治者勉强同意才得以这样做的。
　　例如，1712年，威廉堡的司令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外孙约翰·罗索用以下敬辞作为给莫卧儿皇帝的一份请愿书的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经理约翰·罗素伏地叩首，以奴隶应有的恭敬提出最小的沙粒般的请求。……”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人才强大到足以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解体、开始他们对印度领土的征服。
　　在中国和日本，如同俄罗斯人在进入阿穆尔河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侵略领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
　　由于受到不容挑战的任意法令的支配，甚虽与远东的贸易也是很不稳定的。1763年，即葡萄牙人到达远东已有两个多世纪时，西方商人只能在广州和长崎经商。即使奥斯曼帝国，已失去的也仅仅是它在多瑙河对岸的边远地区，尽管它当时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并易受到欧洲的陆军强国和海军强国的侵略。
　　我们可以得出给论，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比较孤立、不重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比较空寂、军事上软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

　　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为了强调这些世纪的过渡性质，应该着重指出，当西欧人正在由海路实现他们从翼侧包抄的全球性运动时，穆斯林仍有足够的推动力从陆上继续挺进中欧，于1683年围攻中欧的维也纳，并且侵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在那里赢得新的皈依者。
　　五、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欧洲文化的强加和欧洲政治统治的强加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状况。
　　例如，英国人和法国人能把各自的文化整个地迁移到南北美洲，是因为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撵走。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仍然对格兰德河以北的白人的文明有着明显的影响。英、法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刚发生接触时，印第安人对自己的社会准则感到放心，认为自己的文化至少比得上正在入侵中的白人的文化。

　　1744年，当有人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易洛魁人送他们的一些孩子去威廉斯堡接受欧洲式的教育时，易洛魁人的反应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用以下建议来表示反对：“如果英国绅上把他们的孩子送12个或24个到奥农达加，联盟议会会关心他们的教育，用真正最好的方式抚养他们，使他们成人。”印第安人这种坚定的独立心促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道：“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的，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文化：他们也如此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诚然，白人拥有掠夺印第安人和接管整个大陆的人数、组织和力量。但最后，白人发现，他们已不知不觉地在自己的词汇、文学、服装、药物以及他们所种植和消费的作物中接受了当地印第安文化的许多特点。印第安人对在格兰德河以南发展起来的拉丁美洲文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不幸的是，这种影响至今没得到充分调查，因为大部分研究是集中在相反的过程即伊比利亚文化对印第安人的影响上。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物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稿条即椽子。
　　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D制成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义和惯例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放弃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象他们的神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和使他们免受伤害——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以往这样做过。

　　在拉丁美洲的菜肴方面，也许可找到印第安影响的最明显的迹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莱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诸土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在西非，土著酋长们把欧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他们的沿海贸易站。这些酋长的态度在1482年1月20日黄金海岸一个叫克瓦米·安萨的酋长所说的以下这番话中惊人地显露出来。这番话是对葡萄牙一位高官显贵的答复。
　　他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扈从队到达那里，请求允许在当地修筑一座要塞。我并不是感觉不到你们伟大的主人、葡萄牙首脑今日给予我的很高的荣誉。为了不辜负他对我的友谊；我在和葡萄牙人做买卖时总是努力做到严守规矩，总是尽力为商船快速搞到船货。
　　但是，在今日以前，我从未看到其臣民的外表上出现过这么大的不同：他们向来只是穿着简陋的服装，轻易地满足于他们所得到的商品；他们极不希望留在这片土地上，直至能弄到全部船货时才会高兴起来，然后返回。现在，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不同。许多衣着华丽的人渴望能在这里建造房屋，留在我们中间。
　　这些地位很高的人由一位指挥官带领，按这位指挥官自己的说法，他似乎是制造白天和黑夜的上帝的后裔；这些人决不能使自己忍受这里的恶劣气候，也不能在这里获得充斥于他们国家的奢侈品。因此，我们所有男子汉所共有的激情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争端；更可取得多的做法是，我们两个民族应当留在至今已确立的立场上，允许你们的船象通常那样作短暂的过访；双方偶然相见的愿望会保持我们之间的和平。大海和陆地始终是近邻，所以老是不和，争辩着谁该退让；拥有巨大暴力的大海试图征服陆地，同样顽强的陆地则决心反抗大海。

　　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极其看不起他们。甚至在17、18世纪土耳其人本身每况愈下时，他们还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

            《全球通史》 第125节    

　　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突然叫嚷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个邪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是一头猪、一条狗、一个吃粪的东西吗？”对欧洲和欧洲人的这种傲慢不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由来已久的不和来解释。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对欧洲人的反应不是那么傲慢无礼，但同时也没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说敬畏了。当葡萄牙人到达锡兰时，科伦坡的土著官员将以下这份对新来的人的颇为客观的评价送交在康提的国王：“在我们的科伦坡港口，来了一些皮肤白皙但长相颇不难看的人；他们戴铁帽、穿铁农；他们不在一个地方停留片刻列也们老是到处走来走去；他们吃大块的石头‘硬饼干’，喝血‘碰巧，地道的马德拉葡萄酒’；他们用两、三块黄金或白银买一条鱼或一只酸橙。

　　……”这位科伦坡官员是个目光敏锐的人，接着又说，“他们的枪炮非常好。”后面一句评语特别予人以启示：凡是在欧洲人给别的人们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于其技术成就的缘故。在印度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诸土著民族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
　　从］6O0至1773年，因有异教观点而被处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种不一致性：它监禁、折磨和以火刑烧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而同时，又阻止那些将自焚视作一种崇高美德的寡妇自愿让火烧死。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对天主教徒的评价。
　　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时常酗酒；基督教徒时常干坏事；基督教徒时常打人；基督教徒时常辱骂别人。”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开始时比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土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
　　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土，也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过深的印象。有位作者因为基督教接近于儒教，并惊奇地发现有些欧洲人是“真正的绅士”，所以赞扬欧洲人，写了一篇最表示赞赏的评论：天主国（上天之主的国家，即天主教国，可能指意大利）较远地位于佛教国（印度）的西面。那里的人们懂得文学，而且同中国人一样博学且举止优雅。

　　有卜利玛窦（马特奥·里奇）的人来自该国；他取道印度，经过四年远足，抵达广东边界。他们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词），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样。他写的著作中，有一本题名为《天学实义》（基督教的真实含义）；该书常运用与儒教相比较的方法阐明真理，但是，尖锐地批评了佛教和道教有关虚无和空寂的理论。

　　……我非常喜欢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于儒教；但是，在规劝教区居民时更诚挚，这方面他不同于佛教徒，佛教徒总是喜欢用晦涩难解、无条理的话来愚弄和吓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谈话时，很有礼貌；如果受到挑战，他辩论起来是不知疲倦的。
　　因此，在外国也有真正的绅士。
　　这篇颂辞是个例外。中国大部分学者都拒绝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
　　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1715年3月颁布“自该日”训令、禁止基督教徒参加祭祖或尊孔的仪式之后，中国皇帝康熙轻蔑地说：“读了这篇训令，我所能说的是，西方人，象他们那样愚蠢的人，怎么能反对中国的伟大学说呢？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经籍；当他们说话时，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现已阅完的这篇训令颇类似于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种种迷信玩意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象这篇训令那样充满了大错。”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他们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为瞎子。

　　假如是这种气氛，那么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夭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他们首先熟悉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
　　迟至1634年即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较早的年代里，在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见识且观察力敏锐的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也表示过类似的赞美。1555年，巴斯贝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苏里曼比作雷电——”他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巴斯贝克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而且对基于严格的人才制度的奥斯曼官僚机构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许多衰败的征兆日益明显起来，其中包括王朝的堕落、行政管理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
　　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对1776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等的学会论文集》中。该书第十一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棉状毛的动物——的报告。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转移到印度。古典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极其喜爱的人．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人会阅读以前，东方诸野蛮民族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不过，欧洲有少数知识分子确开始热中于印度文化。欧洲一般公众在这时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关德里“莫卧儿大帝”的财富和豪华生活的报道已使他们为之激动。

　　1658至1667年间在德里侍候皇室的法国医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对著名的孔雀宝座作了以下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人们对这段描述的反应。
　　莫卧儿大帝有七张豪华的宝座，一张宝座完全镶嵌以钻石，其余的则镶嵌以红宝石、绿室石或珍珠。……但是，据我看来，这豪华的宝座的最奢华之处在于：支撑华盖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丽的珍珠环绕着；这些珍珠又圆又明亮，每颗重六至十克拉。
　　在距离宝座四呎的两侧，各有两顶固定的伞；伞杆高七、八呎，伞上镶满了钻石、红宝石和珍珠。这些幸是用红色的天鹅绒制成的，绣有花纹，四周围以珍珠作缘饰。
　　随着欧洲人逐渐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学，他们对印度及其文明的肤浅认识开始深化。
　　印度博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的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少数欧洲人，多半为耶稣会神父，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象莱布尼茨被中国人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

　　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者更优美得多。”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主义与19世纪的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中，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不过，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巨大的本陆块的内地。
　　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六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
　　虽然欧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地区，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

　　总的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物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

            《全球通史》 第126节    

　　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届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偏狭。
　　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的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本书第三篇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种”，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公元1500年之后的时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以前，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根本就没有全球的联系，遑论全球统一。数万年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地区隔绝的状态中。
　　当最初的人类大概从非洲这个祖先发祥地散居开来时，他们就失去了与其原先邻居的联系。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直到占据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时，他们持续不断地重复了这一过程。例如。
　　最初的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他们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地区继续推进。他们在彼此相对隔绝的新的社会中定居下来。几千年来，他们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体特征上也产生了差别。
　　这一过程扩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存于全球。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种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于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种人都生活于东亚和美洲，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则生活于澳洲。
　　公元1500年前后，当西方进行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
　　各个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新的大陆。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到19世纪，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
　　他们还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欧洲人而且非欧洲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

　　在人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如今20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统治。
　　而时间仅过去40年，欧洲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加快了步伐。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
　　经济崩溃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兴起同时，即开始于1917年苏俄的建立，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扩展到中国、东南亚、非洲和古巴而不断加速。文化分化范围更为宽广，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仅直接受到挑战。
　　甚至被抵制。1979年11月，美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留为人质时，西方记者曾书面向那些年轻的捕手提出许多问题。后者集体作出回答，他们的答复如下：“西方文化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种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

　　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念，他们就能使之服从其统治。”这些捕手还表达了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满脑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么用呢？让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去吧！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式后面亦步亦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的运动和革命毫无价值。”
　　具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局限于年轻的激进派。许多持各种各样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V.R·Mehta）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提出，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准则。
　　他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贬低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导致一个自私自利的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他也同样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强调经济事务和国家活动，因而个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并且破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因此得出结论说，“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充分发挥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

　　……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加以改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其特殊情况的自己的民族建设和发展战略。”
　　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不足为怪。
　　这种统治是一种历史的偏差，它由错综复杂的特定情况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前地区自治的力量同样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内兴起，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也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即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
　　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脱离的倾向已威胁到加拿大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脱离主义者。法国也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的挑战。
　　地区自治的要求并非仅仅针对西方的中央政权。在伊朗，对西方影响的普遍反抗与反对德黑兰中央政府统治的地方暴动——即由库尔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库曼人这些少数民族发动的叛乱齐头并进。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伊朗百临地区自治要求的威胁远远超过来自任何西方国家的威胁。
　　苏联也有类似的情况，那儿聚居着几十个非斯拉夫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他们的出生率大大高于斯拉夫族，他们同样很快将达到总人口的半数。苏联少数民族对政府不满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一位苏联逃亡来的历史学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nd－reiAmalrik）在其《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这样预测，少数民族将在苏联这个国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是他满怀信心地期待和盼望着的。
　　我们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互相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引起。一方面，由于现代通讯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创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的觉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现代冲突这种历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后的那几个世纪。在那几个世纪中，西方探险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居民联系在一起。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决定性影响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medHeikl）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经集中精力，准备为了未来而不是过去而背水一战。”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一）优势的基础
　　从1763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的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
　　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或者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
　　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可以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一个特点是，它们在1763年以前就在扎实地进行着。
　　英国内战即政治革命的一个主要阶段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可在历和17世纪中找到；那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的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

　　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都是直到19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这就是在本篇而不是在本书前面部分中考察它们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些革命，须特别提到的另一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
　　它们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
　　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

            《全球通史》 第127节    

　　在分析了欧洲三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以后，我们将在本卷第三编以下章节中探索它们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我们将看到，它们是如何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化、非洲的分割以及对亚洲的支配成为可能。
　　第十章　科学革命
　　所谓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均降为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的替换。
　　…科学革命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耸现，以致我们对欧洲历史时期的通常的划分已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阻碍物。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不到400年的时间，即大约6个平均生命期，把哥白尼的成果与爱因斯坦的成果分隔开来。不过，在这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秘密副业发展为也许可恰当称为现代文明的支配力量的东西。
　　今天，科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不断加快的发展速度。1899年，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出版了一部著作，题名为《奇妙的世纪》。他指的是他所处的19世纪；在他看来，19世纪经历的科学进步较人类先前所有世纪经历的还要多。
　　然而今天，我们又能夸口说，2O世纪上半世纪中所做的科学工作比以往全部历史中所做的还要多。
　　回顾起来，似乎科学革命甚至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科学则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记住过去数世纪的科学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快的发展速度，那么，我们对科学的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即使不了解，也可以正确估价。

　　此外，科学是人类全体的；由于科学以客观的研究法为基础，关于科学的种种提议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有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
　　因此，从前的从属民族如今正力求通过弄清楚西方对人类作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秘密来矫正不平衡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革命对研究世界历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本章将探索这一重大的科学革命从它在近代初期的早期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过程。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科学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
　　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成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头、石块、金属、禾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自己的技术，有时使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爱斯基摩人就是这样。不过，所有近代以前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他们对因果现象之间的关系不探究。总之，明确说来，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

　　这一点的意义可用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给科学下的定义予以表明；科南特将科学定义为“通过实验和观察发展起来并引起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系统。”按照科南特的定义，“概念系统”构成科学的基础。显而易见，匠人缺乏“概念系统”。
　　相反，这样的系统历来是哲学家（在近代以前的时代，知识分子通常称为哲学家）所关心的。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哲学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既不了解，也无能力处理。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脱世事的，把时间用于思索永恒的真理或试图使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成为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东西。
　　无容置疑，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确曾一道工作，使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得以产生。然而，实情仍旧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的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
　　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联合起来。知道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呢？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

　　学者和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创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力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镜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掘起雕像、阅读原文。他们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还有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学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但是，应该强调，文艺复兴还有反科学的另一面，巫术和对魔鬼的研究的复兴就是一个例证（见第二章第二节）。
　　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的有利的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象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象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象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距很远。文艺复兴期间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自文明开始以来一向非常脆弱的联系能得到加强。
　　他们各自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测及传统做法。
　　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发性的联合。

　　与工匠和学者的这种联合密切联系的是劳动和各学者或科学家的思想的相应的联合。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
　　这种偏见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存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第一类别，雕刻家、釉工和铁器工人则属于第二类别。
　　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所以被认为是“自由的”，而外科医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标准则被看作是“奴隶的”。因此，实验受到轻视，活体解剖被认为是非法的、令人厌恶的。
　　威廉·哈维（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关于心脏和血液的运动的伟大发现，是因为他坚决不理睬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藐视。数十年间，他一直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动脉和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运动。
　　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蚂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步骤在今天似乎是切合实际、明摆着的，但在哈维的时代，肯定是既不合理，也不显而易见的。据当时杰出的神学家理查德·胡克所说，理性而非实验，才是“人类获得关于合理和不合理的事物的知识”的手段。

　　胡克的这句话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这表明科学革命对我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如何根本且无孔不入。但是，对哈维来说，工作于17世纪初叶、坚持实验的方法，是一个需要勇气和献身的、令人难于忍受的智力上的严峻考验。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开辟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人们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思想和设想提出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伟大的科学倡导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是借用远航探险作比喻。培根表示自己渴望成为新的知识世界中的哥伦布。
　　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悬岩（旧知识的象征），驶入大西洋，以寻找新的、更有用的知识。事实上，他曾明确地说过，“通过在我们时代已开始习以为常的远距离的航海和旅行，人们已揭露和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可使哲学得到新的光亮的事物。”欧洲的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时发生的经济革命。

            《全球通史》 第128节    

　　近代初期，西欧的商业和工业有了迅速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随着远东、东印度群岛、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新的海外市场的出现而大幅度增长。工业也取得了显著收益，尤其是在英国；英国采煤和炼铁业的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这些经济上的进步导致技术上的进步；后者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为了制造罗盘、地图和仪器，出现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数学上受过训练的工匠。

　　航海学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同样，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抽机方面的进步。这证明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起点。
　　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作业使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显露出来。分离和处理这些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必须用类推法找到，并以痛苦的经验予以矫正。
　　但是，这样做时，化学的一般原理开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的原理。
　　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即哲学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早在1530年，法国国王的医生琼·费尼尔就写道：
　　但是，倘使我们的长者及其前辈如他们的先人一样只是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将会怎样呢？…不，正相反，在哲学家看来，转移到新的道路和体系上，不让贬低者的声音、古代文化的影响和掌权者的成熟吓住那些要宣布自己观点的人，是很有益的。那样，每个时代就会产生其自己的大量的新的创造者和新的艺术。
　　在长达12个世纪的神魂颠倒以后，我们这一时代看到艺术和科学光荣地重新兴起。现在，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比得上古代，或者说超过了古代。当今时代在任何方面都无需鄙视自己，无需思暮古人的知识。
　　……如今，我们对代正在做古人梦想不到的事。…由于我们的航海者的杰出才能，大洋已被越过，一些新的岛屿已被求现。印度遥远的隐密地方已展现出来了。
　　我们的祖先所不知道的西方的大陆，即所谓的美洲，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在所有这一切中，在有关天文学方面，帕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旧哲学家曾取得进步，托勒密曾进而作出更大量的贡献。然而，他们中间若有谁今日返回人间，就会发现，地理学改变了过去的认识。

　　我们时代的航海者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世纪后，这种自信已增长到凭直觉兴奋地期待取得人类的未来成就的程度。1661年，约瑟夫·格兰德著文先提到“那些杰出的英雄人物”——笛卡尔、伽利略、哈维及其他人，然后开始颇有先见之明地赞美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
　　要是那些英雄人物如他们愉快地开始工作时那样继续工作下去，他们会用奇迹填满这个世界。
　　因此，我并不怀疑后代将发现眼下仅仅是传说的许多东西在实际现实中得到了证实。也许若干时代以后，前往南部未探明的地带的航行，甚至可能是飞往月球的航空，并不比前往美洲的航海更不可思议。对于跟在我们后面的人们来说，买一对翅膀飞入最遥远的地区，也许同现在买一双长统靴去骑马旅行一样平凡。
　　通过合意的运输工具与东印度群岛那样遥远的地方进行协商，对后世来说，就象用书面通信交换意见对我们来说那样平常。将现在比较荒芜的世界改变为天堂，从新近的农学来看，或许是可期待的。
　　1662年，英国有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
　　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所有地区都忙于并热心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学会]的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的、专门的哲学家之手，而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猎园和花园。……”

　　最初，科学从矿山和工场得到的东西比矿山和工场从科学得到的东西多得多。
　　在这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对科学的利用是少量、偶而的。甚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末，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
　　科学不再处于附属的、咨询的地位：它已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完全新的工业。
　　二、17世纪的新宇宙
　　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是可理解的。由于15世纪的意大利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意大利是这一进步的发生地，也是可理解的。
　　因而，我们发现，以拉丁化名字哥白尼闻名于世的伟大的米科技·科泊尼克（1473一1543年）离开自己的祖国波兰前往博洛尼亚上大学。经过6年的学习之后，他回到波兰，在教会开始了一种积极的生涯。但是，他还继续分析研究他在意大利时便已从事的天文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当时对设计一种更精确的历法人们普遍感兴趣。
　　他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观念，然后论证这种观念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

　　最远的是恒星大球，包罗一切，本身是不动的。它是其他天体的位置和运动必须的参考背景。
　　有人认为，它也有某种运动；但是，我们将从地球运动出发对这种视变化作另外的解释。在行星中土星的位置最远，30年转一周；其次是木星，12年转一周；然后是火星，两年转一周。第四是一年转一周的地球和同它在一起的月亮。
　　金星居第五，9个月转一周；第六为水星，8O天转一周。中央就是太阳。在这华美的殿堂里，为了能同时照亮一切，我们还能把这个发光体放到更好的位置上吗？太阳被称为宇宙之灯，宇宙之心，宇宙的主宰。
　　于是，太阳好象是坐在王位上统率着围绕它转的行星家族。……因此，我们发现，这种顺序显出宇宙具有令人赞叹的对称性和轨道的运动与大小的和谐，而这是其他方法办不到的。
　　1530年，哥白尼印发了其著作的简短提要；1543年即他去世那年，《天体运行论》全书出版。
　　虽然哥白尼是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但他的假说最初却受到蔑视。当地陈述地球每日绕着地轴转动、每年围绕太阳运转时，他是在发表左道邪说，因为按照基督教《圣经》，约书亚已使太阳静立在天空中不动。此外，他的假说与常识不一致。

　　如果地球在旋转，它的运动不就会产生强大的风吗？向上抛的物体不就会落后于旋转中的地球的表面吗？哥白尼的新天文学使新物理学成为必需。这一需要由富有的佛罗伦萨人伽利略（1564－1642年）予以满足。
　　伽利略的方法是严格地以经验为根据的。
　　他以实验上的、可证实的事实反对亚里土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传统多言。他起初是个物理学家，关心的是找到地面上运动的规律，以解决军事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问题。他还进一步做了力学方面的实验；在实验中，他发明了测定微小的时间间隔的更精确的方法，找到了估算空气阻力、摩擦力和存在于自然界的其他阻力的手段，并设想出用抽象的数学术语表达的纯粹或绝对的运动、力量和速度。

　　当时，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的成果影响更大，只是并非同样地根本和具有独创性。他利用了在荷兰作为制造眼镜的副产品而刚被发明的望远镜。据传说，约1600年前后，荷兰船上的一个孩子最先通过两个镜片观看窗外，发现外面的事物似乎被放大了。
　　无论如何，已成为哥白尼的忠实信徒的伽利略热情地利用这新仪器察看天空中的实际情形。即使在这些有着惊人的科学发现的日子里，人们也能意识到伽利略的戏剧性的言行，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正确评价了他所观察到的东西的意义：
　　将引起最大的惊讶之处、实际上也是特别促使我提请所有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予以注意之处，在于这一点，即我已发现了四颗行星，它们是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位天文学家所未曾了解和观察到的。……　借助于望远镜，任何人都可多少观察到这一点；它如此清楚地出现在感官前，以致古往今来烦扰哲学家们的所有争辩立刻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所破除，从而，使我们摆脱了有关这一科目的罗嗦的争论，因为银河系只不过是一团成串地聚集在一起的数不清的星体。

　　如果有谁把望远镜直接对准银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会出现一大群星体；其中许多星体还算大，而且极其明亮，但是，小星体的数目完全无法确定。
　　伽利略对木星有若干卫星、卫星象月亮围绕地球那样绕着木星转这一发现印象尤其深。所有这一切证据都使他确信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
　　它表明天体也许具有和地球一样的实质，是一团团在空间转动的物质。地球和天空之间的传统区分开始引起怀疑。这对哲学和神学是一次粉碎性的、令人吃惊的打击。
　　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罪，并被迫假装认错。但是，他的发现对富有思想的人们的影响是不可抵挡的。诗人们一再把他比作哥伦布和其他发现者。
　　屈服吧，韦斯鲁奇，让哥伦市也屈服吧。

　　诚然，他们各自都掌握了通过未知的大海的航路。……

            《全球通史》 第129节    

　　但是，只有你，伽利略，给了人类以一连串的星体，
　　天上的新的星座。
　　约翰·多恩表述了新天文学的这种使人不安、扰乱人心的影响，他写道，“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不过，这一时期中，知识界有两位领袖并没因这种表面上的混乱而心烦意乱。他们是思想谨严的笛卡尔（1596－1650年）和弗朗西斯·培根；他们指出了科学的潜力，并在上流社会中把科学提高到可与文学相比的地位。
　　他们实质上是预言家和宣传员——他们已看到了这门新学科的前景，把教导世人作为自己的职责。笛卡尔和培根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笛卡尔是伟大的数学家，是解析几何的发明者。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把从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几何学与从穆斯林那里学来的代数学统一起来。从此以后，有可能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学，发展起种种新的数学。笛卡尔深深地被数学方法的前景吸引住了，以致把数学方法作为其整个哲学的基础。
　　他坚决认为，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是依靠数学上的推理和抽象。在他看来，实验仅仅是演绎推理的辅助手段。他相信，通过清晰的思考，能发现理性上可认识的任何事物。
　　到这一世纪末，笛卡尔的弟子已大量增加，不计其数。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各大学都信奉笛卡尔哲学，侯爵、科学业余爱好者、柯尔贝尔和国王是笛卡尔哲学的信徒。法国将动词‘使成为笛卡尔主义者’变位，欧洲热烈地仿效。”这种普及的意义在于，理性的探究和判断被扩展到各领域。所有的传统和权威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查。相反，培根使用归纳法；归纳法是从事实开始的，然后进行到普遍性的原理。

　　为了获知根本的原因，培根说，我们必须研究关于各种现象的博物学，搜集有关各种现象的一切观察资料，将它们列成表，注意哪些现象是以彼此不同的方式相联系的，然后，仅仅通过机械的排除方法，发现某已知现象的原因。作为对中世纪经院方法的一种补救，培根的成果在思想史上具有最大的价值。不过，应该注意到，科学的发现很少甚至从未用纯粹的培根方法作出过。

　　任何问题都存在着极多的现象，若不借助于靠科学的想象力设想出来的假设，就无法予以成功的研究。搜集事实是为了证明或驳斥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推论，因而，有待检查的事实的数目是易驾驭的。
　　培根在强调科学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
　　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只在于这一点，即人类生活因新的发现和力量而丰富。
　　…城市创立者、法律制定者、人民的神父、暴君的根除者和某阶级中的英雄人物所造成的有益影响仅仅扩展到一些范围狭小的空间，仅仅持续短暂的时期，而发明者的成果虽是一种不太壮观和炫耀的东西，却是到处都被感觉到且永远存留下去。
　　为了从科学取得最大的好处，培根极力主张创办促进科学研究的学会。早在1560年，那不勒斯就已建立自然分泌学院。

　　1603年，罗马成立林琴科学院21661年，佛罗伦萨成立科学分析学院。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个以往以“哲学院”或“无形学院”的名义偶尔举行会晤的科学团体于1662年被改组成皇家学会。在法国，一个相应的科学院于1666年由路易十四创立；在其他国家，一些相似的学会也相继成立。
　　这些机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从它们大多很快就发行定期刊物以取代个人之间通信这种较陈旧的方法以后。
　　科学早期阶段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1642-1727年），他诞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由于出身于英国的世代农家，牛顿克服种种困难才读完剑桥大学；他就读剑桥时，擅长数学。
　　在漫长、忙碌的一生中，他担任过剑桥数学教授、造币厂厂长和皇家学会会长。牛顿的贡献表明他是科学上最伟大的人物，可与欧几里得和爱因斯坦媲美。在数学上，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学，制定了二项式定理，发展了关于方程式的大部分理论，引进了字母标志。
　　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他推导出可借以预测月亮在诸星体中的未来方位的数表——这对航海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成就。他创立了流体动力学，其中包括波动传播理论，他还对流体静力学作了许多改进。在光学上，他在了解光束、光的折射及色彩现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正是在物理学领域，牛顿进行了最有意义的研究。在这方面，他以伽利略的研究为基础，将后者的成果发展到辉煌的顶点。伽利略主要关心的是地球的运动，牛顿则发现了有关宇宙本身的定律。
　　伽利略发现，运动中的物体若无一定的外力使它转向，便作匀速直线运动；这一发现要求人们必须能解释：为什么行星不以直线飞离，而趋于落向太阳，结果形成其椭圆形的运行轨道；为什么月亮同样地趋于落向地球。牛顿的一个朋友叙述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如何在观察果园里的苹果从果树上掉下来时，受到解决这一难题的暗示的：午饭后，天气暖和，我们走进果园，在一些苹果树的树荫下喝茶，只有他和我两人。在闲谈中，他告诉我，以前，他就是在这同样的情况下，想到万有引力的概念。

　　那是由一只苹果的下落引起的；苹果落下时，他正坐在一旁沉思。他心里想，苹果怎么总是笔直地落到地上呢？苹果怎么不落向旁边或往上升，而始终不变地落向地中心呢？无疑，原因在于地球吸引着苹果。物质必定具有一种吸引力：吸引力的极点必定在地球中心，而不在地球的任何一边。
　　因此，苹果垂直地下落，即落向地中心。如果物质如此吸引物质，吸引力必定与物质的分量成正比。所以，不但地球吸引着苹果，而且苹果也吸引着地球。
　　真没想到会存在着一种象我们这里所称的引力那样的力量，它将自己扩展到宇宙中。
　　牛顿将这一思想发展成方有引力定律；他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按照其拉丁语的书名，通常称为《原理》——一书中，用大量数据论证了这一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以上是撕开天空的面纱的一个轰动一时的、革命性的解释。牛顿已发现了一个数学上能证实的根本的宇宙定律；这定律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物体。实际上，自然界好象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予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
　　人类的各门知识似乎可缩减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因而，牛顿的物理学的分析方法现今开始不仅被应用于物质世界，而且被应用于思想和知识的整个领域及人类社会。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整个自然界、所有行星竟会服以永恒的法则，而有一种身高5呎的小动物竟能不顾这些法则、完全按照自己的怪想随心所欲地行动，这是非常奇异的。”寻找决定人类事务的这些永恒法则，是法国革命之前的所谓启蒙运动的实质。

　　三、18世纪初期的平静
　　18世纪初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制定构成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没有作出任何可与17世纪时相媲美的科学发现仅是，由于应用以实验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新方法，科学的某些领域获得了显著成果。
　　例如，在进行了研究静电的实验之后，1746年，莱顿大学的两名教授发明了储存和急速释放电能用的所谓的莱顿瓶。本杰明·富兰克林意识到在莱顿瓶发电产生的火花与天空中的闪电之间有相似之处，就用风筝试验加以证明。
　　富兰克林以其典型的实践方式于1753年研制出预防雷击的避雷针；雷击在美洲特别多，曾使人们付出很高代价。他还进一步发展起最早的、全面的电学理论，这理论至今仍被运用于实际的电路学中。18世纪初叶，人们对自然界即当时所称的博物学也有着极大的兴趣。
　　自然界几乎被视作神，视作能永远加以研究、能永远给予合乎道德的真实指导的极其重要的东西。博物学热的明显证据见于博物学陈列品，这些陈列品是所有花费得起时间和金钱的人收集来的。他们勤奋地搜集矿物、昆虫、化石及其他物品，并将它们编目。

　　一些海外国家也以其奇特的标本促进了人们在这一方面的兴趣。有些人的收藏品达到巨大的规模，如富裕的汉斯·斯隆爵士（1660—1753年）的收藏品就是一例，它们构成不列颠博物馆的核心。
　　这种搜集和编目使人们能对系统的植物学和动物学作更为根本的阐述。
　　这些领域的一个先驱者是约翰·雷（1627—1705年），他是《植物史》、《昆虫史》以及关于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的一些《概要》的著者。例如，关于植物，雷为了按照它们真正的、自然的亲缘关系将它们分类，利用了它们的一切特征——果实、花、叶子，等等。雷在其全部工作中排斥魔术、巫术和对各种现象的所有迷信的解释，紧抓住通过观察揭示出来的自然原因。

            《全球通史》 第130节    

　　在《从创世的工作中看上帝的智慧》一书中，雷抛弃了从奥古斯丁到路德这一时期中不断重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然界虽然对宗教没有敌意，但与宗教是不相干的，自然界的美丽是一种诱惑，对自然界的研究是浪费时间。雷写道，“没有一种工作比细心观察自然界的美妙作品、尊重上帝无限的智慧和仁慈更有价值、更令人愉快。”

　　在系统的植物学方面，继雷之后的是瑞典教授林奈（卡尔·冯·林奈，1707—1778年），他制订了将植物分类的最早的、令人满意的方法，他还将动物划分成哺乳动物、乌、鱼和昆虫几大纲。
　　在林宗以后，开始有可能系统地研究植物和动物，发展起比较种种构造和功能的方法。若无这种初步的澄清工作，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原是不可能的。博物学方面的另一杰出人物是法国贵族布丰（1707-1788年）。
　　1739年，他担任皇家花园即现在的植物园的管理人，他把它改变成一个巨大的研究院，法国许多著名科学家曾在那里受到鼓舞和培养。他还写成36卷的巨著《自然史》，他试图把有关各门自然科学的所有可得到的知识都编到这部巨著中去。布丰拒绝接受认为地球有大约5，000年的历史的古老观点，认为地球最初是一团熔化的物质，渐渐冷却下来，结出一层地壳，上面最后出现了各种动植物。

　　他估计这过程约花了10万年左右；虽然这一估计数比现代科学确定的30至50亿年要低得多，但至少市丰已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这位法国博物学家不能不注意到人类与低级动物在动物学方面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曾大胆提出这样一种见解：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教《圣经》上已作了明确声明，人们也许会有兴趣去寻找马和驴、猴子和人类的共同起源。

　　不过，这一见解他后来又收回了。
　　大约这时，地理学方面也正在取得巨大进展。地球开始得到系统的勘察和研究。
　　1672年，法国政府派遣让·里奇到法属圭亚那“作于航海有用的天文观测”。1698年，英国海军部委派威廉·丹皮尔去“新荷兰”即澳大利亚探险。丹皮尔不仅对自然地理和动植物作了精确的观察记录，而且还增加了原有的水文学、气象学和地磁学方面的知识。
　　探险的兴趣稳步增长；经皇家学会的提议，詹姆斯·库克于1768年奉命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观察金星凌日的情况。库克的以后几次旨在找到一个南极大陆的航海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这几次航海不仅提供了有关澳大利亚海岸、新西兰海岸和太平洋海岸的新知识，而且还给予了其他具有科学价值的情报。也许要特别提到的是，库克船长在其首次航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手下人死于疾病，主要是坏血病。

　　到他进行以后几次航海时，医学知识已进步，因此，海员的饮食中增加了柑桔属水果，结束了令人畏惧的坏血病。四、化学革命，1770-1850年
　　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对英国和欧洲的经济、最终对世界的经济，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还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
　　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影响几乎只是朝着一个方向——从工业到科学的方向进行。纺织工业的许多发明是由未受教育的技工作出的；由于有利的经济环境，他们找到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的机会。在这些早期的年代里，科学以从属的身份为工业服务。
　　例如，当布匹的增大了的生产超过天然的植物染料的有效供应时，科学便被要求提供人造代用品。同样，当从家庭酿酒到大规模酿酒的转变导致灾难性的失败时，科学又被要求去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对科学的这一类要求大大地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以下这一事实可证明工业和科学间的亲密关系：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的大部分科学进步不是象在17世纪那样来自牛津、剑桥和伦敦，而是来自利兹、格拉斯哥、爱丁堡、曼彻斯特、尤其是伯明翰。
　　蒸汽机的情况是一个重要的例外。1769年，詹姆斯·瓦特采用了一个始终保持低温的单独冷凝器，以后不久，又用曲轴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这样，他利用技术独创性和科学知识的结合，将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一个适当的水平。

　　如果不是可得到蒸汽机的相对无限的动力，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在仅仅增加纺织品生产的速度后便渐渐消失，就象发生在中国那样；在中国，早几个世纪时曾取得类似的技术进步。19世纪前半世纪中取得进步最多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组织工业有密切联系，纺织工业在那数十年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化学可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最早阶段，追溯到出现烹调技艺和金属加工技术、出现药草的采集和药物的提取时。

　　从一开始起，人们就因寻找把戏金属变为黄金的手段、寻找可以发现治愈人类一切病痛的长生不老药的方法而转移了化学的目标。虽然这些试图注定要失败，但它们仍然揭示了许多化学物质和化学反应。这些东西后来被传到西欧人那里，主要是从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传去的。
　　那时以前，希腊人已提出一种理论体系，该体系认为有四种基本元素——土、火、气、水，它们以循环的方式依次转化18世纪期间，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燃烧问题上——物质燃烧时会发生些什么呢？由于物质消失在烟和火焰中、留下了灰烬，人们断定，无论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有某种东西释放出来。这种东西长期被称为硫，并被赋予燃素即火的要素的名称。在对气体的研究揭示出空气是一种较向来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物质以前，这观念一直支配着化学思想。

　　科学家们被吸引到气体问题上，是由于矿井和沼泽中存在着能用气泡加以收集并能燃烧的易燃空气。早在1755年，爱丁堡的约瑟夫·布莱克就通过加热石灰石而成功地分离出二氧化碳。然后，1781年，亨利·卡文迪什证明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
　　接着，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年）又取得重要进展；他分离出氧，并证明正是氧元素在燃烧和呼吸中被消耗。他还进一步证明，在日光下，绿色植物从它们吸收的二氧化碳中分解出氧。从而，他解决了由产氧的植物与产二氧化碳的动物的平衡引起的碳循环的问题。
　　从气体研究工作中引出完备结论的是杰出的化学家安托万·洛朗·拉瓦锡
　　（1743-1794年），他在法国革命期间牺牲于断头台。拉瓦锡的典型的氧化实验非常简单。他将汞放在一个装有空气的密封罐子里加热，发现他得到了氧化汞，并发现空气的量减少了五分之一，亦即失去了空气中氧的成分。
　　然后，拉瓦锡加热氧化汞，再一次获得汞加氧。他极仔细地称其所有物质的重量，发现每道步骤后失去或获得的重量等于燃烧过程中增加或减去的氧的重量。因而，他能摒弃传统的燃索说，用其著名的平衡原理来取代。
　　我们可以规定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原理：在技术和自然界的全部活动中，没有什么东西被创造出来；在实验以前和实验以后，存在着同样分量的物质；种种元素的质量和分量正好依然如故；除了这些元素的结合方面的变化和改变以外，没产生什么东西。这样，拉瓦锡使化学先前的所有混乱现象变为一条元素结合定律。他在自己于1789年出版的教科书《化学大纲》中，提供了至今仍被使用的全新的术语。

　　拉瓦锡将化学安置在坚固的科学基础上，因此，他的后继者知道了他们正在做什么、正在朝哪里进发。在拉瓦锡的后继者当中，杰出人物要数约翰·道尔顿（1766-1844年）和瑞典化学家乔恩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1779-1848年）。道尔顿正式提出了有关物质的原子论（氧原子与氢原子结合而形成水);贝采利乌斯通过把电流应用于化合物、将它们电解（金属移向阴极，非金属移向阳极），分离出许多新元素。

　　贝采利乌斯还将近代符号系统引入化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化学工作。他利用诸元素的拉丁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或前两个字母作为元素的符号。
　　19世纪的另一重要进步是出现了有机化学。
　　原来，化学家们认为有机化合物——由生物产生的碳氢化合物——是由一种“生命力”以某种方式控制的。但是，随着化学家们发现有机化合物能用合成法合成，这一看法被抛弃了。1828年，弗里德里希·维勒取得了第一个成功，合成了见于尿中的有机物质尿素。
　　他没有借助于肾，是通过普通的化学方法从无机化合物中获得尿素。他的朋友贾斯特斯·冯·李比希（1803-1873年）做了非常宝贵的工作，他证明植物从土壤中摄取的养料是由氮、磷酸盐和盐组成的。因而，他能制备出他曾用来使一块荒地肥沃并成为多产的园圃的化合物，为大规模的肥料工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对工业的另一重要贡献由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1838－1907年）作出。1856年，他在寻找奎宁的代用品时，偶然发现了第一种人造苯胺染料——品红。他的发现在英国受到忽视；在英国，化学仍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消遣，化学行业以“注重实际”而自豪。
　　然而，德国工业界较关心科学的厂长们看出，珀金的发现能为气体工业一向作为废品的煤焦油提供一条宝贵的出路。由于他们资助这项研究，许多合成染料给制造出来，提供了巨大的利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工业，实际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
         
            《全球通史》 第131节    

　　对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法国杰出的化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的工作。他在里尔大学工作期间，当地酒厂老板曾纷纷向他请求帮助，因为他们在从甜菜中提取乙醇时遇到了麻烦——果浆往往莫名其妙地变坏了。巴斯德没有找到化学上的解释，就用显微镜检查麦芽浆，发现上面满是奇怪的、伸长的生长物，而未受损害的麦芽浆上则是圆的小球。

　　通过实验室证明，他指出了如何才能控制这些有害的生长物、阻止它们妨碍发酵。由于这一经历，他做了进一步的实验，使他能驳斥传统的生物自然发生说，提出现在公认的生源论——生物只能通过生物的繁殖产生——来取代。为了证实生源论，他指出，通过排除空气中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够使肉体物质和植物性物质不腐败。
　　这一点后来成为大规模的罐头食品制造工业的基础。
　　1865年，巴斯德接受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法国蒸蒸日上的丝绸工业由于蚕的一种神秘的疾病而正遭到毁灭的威胁。
　　当巴斯德开始调查研究时，他并不知道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一条丑陋的毛虫以后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蛾。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深入细致的探究，他发现疾病是由生活、成长在蚕体内的一种微生物引起的。他很快找到了治疗办法，丝绸工业得救了。
　　巴斯德接着为家畜的炭疽病、特别惊人的是为人的狂犬病制备血清。此外，由于他的疾病病菌说的普及，人们采取了卫生预防措施，使有可能控制由来已久的灾祸——伤寒、白喉、霍乱、鼠疫和疟疾。这些医学上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在欧洲，然后是在全世界，导致人口迅速增长。
　　五、生物学革命，1850—1914年

　　正如牛顿因发现支配宇宙中的物体的定律而统治17世纪的科学那样，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年）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19世纪的科学。然而，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来说，决不是新的：在他以前，这思想已被提出并应用于科学的各领域。让·德·拉马克（1744－1829年）较早时候就已向一种传统的观念挑战；这种观念认为，一度被创造出来、此后一直存在下去的物种具有不可改变的稳定性。

　　拉马克想象有一种从蠕虫到人类的全面进化，并试图用获得性理论来解释这一进化过程。马由于需要迅跑而获得敏捷的腿，长颈鹿由于需要吃高处的树枝而获得长脖子。任何这类身体上的变化通过遗传过程被传下去，成为下一代的起点。
　　拉马克以后，还有查尔斯·赖统地出版了有名的《地质学原理，三卷（1830—1833年），普及了有关地球表面的形成的“均变论”或渐变论。以往，人们一向认为地球表面是由过去的灾变如火山、地震和洪水等造成的。存在于高山地区的海贝被简便地认为是挪亚时的洪水留下的。
　　相反，赖尔认为，现在的地球表面是亿万年间诸如冰蚀、风和水的侵蚀、冰冻和融化之类的地质力量活动的产物。
　　当时，进化的思想不但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是突出的。从19世纪40年代起，卡尔·马克思就写道，所有社会制度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
　　自人类有史以来，一种社会已让位于另一种社会——原始的部落制让位于古代的奴隶制、奴隶制让位封建农奴制、农奴制让位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让位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时，有影响得多的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提出的包括一切的进化学说。他将其学说应用于所有的事物，包括物质的、生物学的、文化的和社会的。

　　斯宾塞在1857年发表的《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一书中写道，“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制造业、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及艺术的发展中，这种由简单经过连续的变异而进入复杂的同样的进化始终保持着。”
　　这就是达尔文创立其划时代的理论时的环境。达尔文出生于一个在他以前已有两代人显露科学才能机他起又有两代人显露科学才能）的家庭。
　　他上剑桥大学时，将时间更多地不是用在学习上，而是花费在收集和研究动物及昆虫方面。有位教授认识到他的潜力，推荐他到政府的即将开始环球科学考察的“比格尔号”船上当不拿薪水的博物学家。这次远航从1830年持续到1836年；远航期间，达尔文对在个别物种身上观察到的许多变异印象极深。
　　例如，在与世隔绝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他发现了一些显然是起源于在大陆的祖先但不知怎么地已渐渐变得不同的物种。这一点粉碎了古老的物种不变论，但是，变异是怎么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考察回来的两年后，他认托马斯·马尔萨斯写的一本书中得到了启示；马尔萨斯在那本书中提出了一种理论：如果不消除过剩的人口，人口要比食物增长得快。
　　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而偶然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我由于长期不断观察动植物的习惯，对这种到处都在进行看的生存斗争，思想上早就容易接受，现在读了这本书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常常容易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就常常容易消灭。它的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一个能够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

　　达尔文以其通常的谨慎和不辞劳苦的细心发展这一学说。1839年，他开始拟草稿；3年后，它仍仅仅是一份用铅笔写成的35页的提纲。到1844年，他已将它扩展成230页的论文。
　　那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己阅读了大量的农艺和园艺方面的书，从未停止过搜集事实。终于来了一点光明，我几乎确信（和我开始对的看法完全相反）物种并不是（这就象供认一件谋杀罪似的）永远不变的。上帝不让我相信拉马克的一个“进步的趋向”、“源于动物的缓慢的意欲的适应”之类的废话。
　　但是，我得出的结论并非全然不同于他的结论，只是更换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他的。我想我已发现（这里是推测！）物种微妙地适应各种结局的简单方式。
　　然而，达尔文仍不能使自己发表其研究结果。
　　他继续进一步按集证据，直到1858年收到另一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土（1823—1913年）的一封惊人的信时。华莱士曾居住巴西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多年，在那些地方吸收了极大量的动物学知识。1858年2月，当他在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岛上患疟疾卧床休息时，他想到了他也读过的马尔萨斯的著作，突然，最适者生存是实现进化的途径这一念头在他脑子里掠过。

　　华莱士的脾性和达尔文完全不同，他立即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当天夜里，尽管仍受着发烧的折磨，他还是起草了自己的新学说。以后两晚，他将它写成文章，然后寄给了达尔文；他与达尔文是经常通信的。
　　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这份手稿；他因读到的是一份他已写成的东西的概要，惊呆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惊人的巧合”，他给查尔斯·赖尔去信说，“即使华莱士已得到我在1842年写下的手稿，他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好的简短提要！甚至他的话现在可放在我每章的上端。”达尔文对于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事不再犹豫了。
　　1858年7月1日，他在伦敦向学会宣读他自己的论文和华莱土的论文，所谓达尔文的进化假说给提出来了。达尔文在他于1859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借助于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达尔文的主要论点——他的进化学说——是，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变化中的自然结果。
　　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的多，遂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也许很难把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设想力似乎是象“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一个不规则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不过，统计学上的计算结果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仅导致百分之一的较好的生存机会，它也会使一个物种经历100世代以后有为数一半的个体发生了突变。换句话说，即使101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100个失去了突变，突变仍会在生物学上所说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

　　一种具有浅颜色和深颜色的小蛾子为“自然选择”是如何起作用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人们已注意到，在浅色的桦树林里，浅色种类的蛾通常是深色种类的蛾的6倍；相反，在深色的松树林，深色种类的蛾通常为浅色种类的蛾的16倍。从这两种树林中鸟类的身上遗留下来的蛾翅膀的颜色上，也可找到“自然选择”如何起作用的证据。

            《全球通史》 第132节    

　　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后来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实际上已为现在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1958年7月1日，在庆祝达尔文发表其论文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英国杰出的科学家加文·德比尔爵士称赞道：“进化的事实如今已普遍地为所有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人所承认，进化的作用过程大体上已阐明。自然选择的理论已建立在非常坚固的基础上，因此，现代的工作只不过是进一步证实这一理论，尽管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需对它作新的表述。”

　　然而，达尔文的学说在他生前远没有被普遍接受。确实，它由于当时几位杰出的科学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强。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在他于1863年发表的《人类的古代》一书中接受了达尔文主义。
　　两位最主要的植物学家——英国基尤植物园的主任约瑟夫·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学教授阿萨·格雷也成为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主义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和英国人托马斯·赫胥黎，后者称自己为“达尔文的斗犬”。
　　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教士中间，却存在着激烈的反对。
　　这是可理解的，因为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废黜了人类在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当达尔文于1871年发表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由来》时，教士们自然得出如此结论。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安排了人类与整个动物生活有关的证据，断定“如果有谁不愿意象野蛮人那样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作是支离破碎的，那他就不再能相信人类是一个单独的创造行为的成果”。

　　也就是说，达尔文否认了神的创造材为。由于他说人类起源于猴子，损害了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严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间作选择，他将站在天使这一边。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例如，政治上，这是俾斯麦以血和铁统一德国的时期。
　　他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自然界一样，最强有力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鲁的个人主义的时期。
　　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
　　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的做法，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没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
　　然而，事实仍然是，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于，它们似乎为当时由于其他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唯物主义即现实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言之，达尔文主义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以下这句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
　　另一位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在提到欧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已得到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却没有。
　　六、结论
　　随着19世纪的过去，科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纪初，科学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
　　但是，到它为久已建立的工业作出基本贡献的19世纪末，它正在创造全新的工业，正在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
　　科学还为19世纪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没有给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已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但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
　　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了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对它们进行了利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有说服力的事实。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不再将欧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不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勉强地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意义。因此，从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标是亲自经历这场他们因偶然的历史环境而错过的独特的革命。甚至在1914年以前，遥远的乌兹别克的一位土著民族主义领袖已劝告他的人民要求助于科学，将科学作为恢复他们自由的唯一手段。
　　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据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地位、蒙受耻辱。
　　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的领土给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非斯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如果你们学习当代科学，你们将能够制造电报机，铺设铁路，在20天内把几十万名士兵从地球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将能够领会《古兰经》的秘密含义，为捍卫伊斯兰教制造步枪和大炮，把祖国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将能够使我们民族摆脱异教徒的枷锁，使伊斯兰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杰出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遗产被分散以前正在银象科学革命那样的事物发展的任何征兆似乎是不存在的；拜占庭帝国不顾其古典传统的连续性、老是抓住古代思想并以巨大的变化中的力量予以改造的任何征兆似乎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将科学革命意作是西方的一个创造性的产物——它取决于仅存在于西欧的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还取决于大陆这一半的生活和历史中的某种能动性。因此，当时不仅在其他因素中有一新因素被引入历史，而且它是仅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创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样。

　　因此，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象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纪后半世纪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器具。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我们发觉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世界里，有着迅速的运动和不平稳的退却；在这世界里，前所未有地挤满了人——人们在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互相推挤，人们不自在地隐居在高大公寓的小房间内沉思或空想；在这世界里，充满了流线型汽车、有轨电车和飞机；这世界受到了来自传声筒的唱声的干扰，遭到了新闻标题以及电影和电视中的不断变化的镜头的攻击。这世界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种经济统治——工业文明的统治——的一部分；它不但为西欧诸民族所分享，也为俄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分享，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人和印度人所分享。

　　约翰·尤·内夫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2O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O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实质上与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用同样的牲畜驮运自己和行李，用同样的帆和桨推动船，用同样的纺织品制作衣服，用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
　　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和人力来推动船，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使蜡烛黯然失色，并已成为只要按一下开关，便可做大量功的动力之源。
　　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的起因一方面见于前章提到的科学革命，一方面见于所谓的工业革命。人们之所以要修饰以“所谓的”，是因为对使用工业革命一词感到很不自在。
　　我们已指出过，在某些方面，工业革命早在18世纪以前已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继续到现在。显然，在一个突然地开始和结束的惊人变化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场革命。
　　然而，事实仍旧是，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确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

            《全球通史》 第133节    

　　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能原有的需妥，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一向无前例的现象的一个例子。不是存在于本世纪初的对汽车的需求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促进了现代对汽车的大量带求。

　　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为20世纪的不发达世界提供了主要目标，而且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同事基础。今天，每个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生存的意义上功地“起飞”之后，又把朝相应的经济上独立生存的方向“起飞”作为自已的目标。
　　一、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时间开始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其时间的选择有关。
　　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后期而不是在1OO年或1，O00年时发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这一发展我们前面已提到过，是如此显著，以致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商品起了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项目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运的金银。
　　但渐渐地，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其商业价值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商业革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增长。
　　1715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至8倍。英国的贸易也有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从1698至1775年的这一时期中，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欧洲的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地贸易正在其中占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
　　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园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商业革命在好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
　　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欣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挡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为了满泛这些新市场的需宴，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钉子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适应殖民地对钉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研制出机械化的、提高了产量的轧制机和纵切机。
　　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钉子的铁器商即铁工厂老板将一堆难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去销售。到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10，000吨铁，雇用约10，000名工人。当时有观察者评论说，凡是“知道美洲对钉子的需要量的人。
　　如果没见到过美洲极大量的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是会感到惊异的；然后，他又会对建造这么许多木头房屋所必需的钉子是在哪里制成的这一点感到诧异。”
　　钉子制造业为使自己适应美洲市场而采取的步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获得了技术上的进步2这些进步和其他工业所取得的进步一起，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机械基础。
　　因而，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是在许多新研制出来的机械发明物的帮助下开始前进的；这些发明物包括印刷机。手摇织机、纺车、捻丝机、采矿设备、冶铁炉、自动织带机和织袜机。钉子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所采用的那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手艺行会制度；在手艺行会中，同一个人生产一件商品，然后将它卖给消费者而获取固定的利润。

　　现在，一个中间人即有资本的中间商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他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原料，将原料“分发”给不是行会成员的工匠，由他们在计件工价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然后，他捡起成品，卖给消费者，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于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为新的中间商所分隔；中间商的目的——与行会的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大不相同——是廉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获取最大利润。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有时也被称为家庭包工制；其原因在于，工匠全然不同于在雇主的工场里干活的行会会员，通常是在自己家里做计件工作。
　　无论如何，这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意义是，它不受到无数的行会限制的约束，从而使工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成为可能。
　　有些中间商发现，如果将他们的工匠集合在一个屋顶下，向他们提供原料和工具，那么既方便又有利可图。有一首诗讲到了纽伯里的杰克；他在16世纪初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安装上200多台织机，雇用了大约600个男子、妇女和儿童来进行操作。
　　在一个长长的大房间里，
　　竖放着二百台非常坚固的织机：
　　确实，有二百个男子，

　　在操作这些排成一长行的织机。
　　每台织机旁，坐着一个机灵的男孩，
　　正高高兴兴地把线绕在筒管上。
　　近旁的另一地方，
　　有一百个快乐的妇女，
　　坐在那里放声歌唱，

　　同时心情愉快地努力梳理棉花。
　　另外紧挨的一个房间里，
　　呆着二百个少女，
　　身穿鲜红的粗毛布裙子，
　　头扎乳白色的头巾。……
　　那些漂亮的少女从不停歇，

　　整天在那里纺纱。……
　　接着，人们又走进一个房间，
　　那里有一些衣着破旧的孩子：
　　全都坐着拣羊毛，
　　从粗羊毛中挑选中最纤细的。……

　　在另一地方，
　　杰克正暗中监视着整整五十个规矩的男子，
　　这些人个个都是剪羊毛者。…
　　他们近旁，还有着
　　整整八十个正在努力于活的划手。

　　那对，杰克己拥有一个染房，
　　在那里，他雇用了整整四十个男子；
　　同祥，他还为自己的漂洗机
　　雇用了整整二十个人。
　　杰克和其他工业的中间商伙伴一起发展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工厂体系。只需要有节省劳力的动力机械，就可以发动工业革命了。
　　要为工业革命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就得筹措资金商业革命也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

　　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在西伯利亚，俄罗斯人把铁罐卖给土著，以换取足以装淄铁罐的毛皮。在北美洲，哈得孙湾公司的商人向印第安人每出售一支步枪，索取的价钱是一支步枪那么高的一堆海狸皮。
　　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劳动力挖掘出许许多多的银子。德雷克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获得了等于其远航投资额的4，700％的利润。伊丽莎白女王为他提供了几条船，也分得一些股份，净赚250，000英镑。
　　她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的利润后又用于创办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东印度公司。“确实”，约翰·梅纳德·凯因斯说，“德雷克用‘金鹿号’船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有几十万奴隶被掠去充当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的形式为欧洲冒险家提供了巨大利润。
　　实际上，布里斯托尔因为是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才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善于分析者写道，“这城市中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尔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比奴隶贸易本身更有利可图的是由奴隶劳动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当时的巨头，只有以往在印度发了财的“大富翁”能与他们相比。这些人挥霍无度、开销惊人，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正是这一商业革命引起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生气勃勃的、扩张型的社会。在这社会中，“要求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动机……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将大笔大笔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谋取利润。”以往在中世纪期间，一个人若试图去赚得比保持在他生来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适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钱，会被认为是邪恶的。

　　但是，随着商业革命的到来，渴望得到财富的精神出现于经济事业的各个方面。在商业上，有着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的商业公会被试图为其股东获得可能的最高收益的合股公司所取代。在工业上，对质量、生产方式和利润有着许多规定的手艺行会被实行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中间商所扫除。
　　在金融上，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的种种禁令被提供贷款、出售汇票和提供其他许多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所忽视。

            《全球通史》 第134节    

　　所有这些现象在中世纪后期是新生的，但是，商业革命大大地促进了它们。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和精神迅速地发展起来。
　　当然，那些世纪中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由于商业事业比工业或农业更加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这种较早的资本主义形式通常称为商业资本主义。然而，不管给16至17世纪期间盛行于欧洲的经济制度以什么名称，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生气勃勃的、富有扩张性的。
　　资本家在其不断的、要求利润的运动中，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样做时，资本家多方面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也促进了欧洲的世界经济霸权的建立。
　　二、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
　　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英国。这是个极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19世纪时英国对世界事务起首要作用的原因。因此，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这一问题远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探讨价值。

　　如果排除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引起工业革命的国家，这问题也许可简单化。
　　意大利曾在经济上居营位，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随着主要的商船航线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它落后了。西班牙16世纪时在经济上占优势，但是，由于前面已提到的种种原因，它后来败给了西北部国家。荷兰在17世纪时享有其黄金时代，但是，它缺乏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和水力。
　　中欧和东欧各国没受到商业革命的什么影响，因而未发展起工业化所必需的专门技术、贸易市场和资本储备。
　　于是，仅剩下法国和英国为可能的领导者；这两者中，英国具有使它能远选领先于其对手的某些有利条件。例如，在商业方面，1763年时这两个国家大致不相上下，或者，如果有区别的话，法国稍微领先些。
　　但是，法国拥有三倍于英国的人口。法国还因1763年时被逐出加拿大和印度而在对外贸易中失利。此外，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舰队的封锁使法国的贸易值下降到1788年时的一半左右，这一降低直到1825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平。
　　英国享有的另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它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领先。由于英国的保存林正被耗尽，它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O万吨煤，而法国仅生产70万吨煤。
　　当时有位诗人已意识到这种无限的动力之源对英国工业的意义，他写道：

　　英国是个完美的世界！它还拥有东印度群岛！
　　修正你们的地图吧！新的城堡是秘鲁。
　　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能成批生产铁。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到184O年，却是法国的三倍多。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正在生产被大规模消费的、其需求量又大又稳定的商品方面向前推进，而法国则更专门地生产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
　　可能伏尔泰已想到了这一点，他在1735年写道，“事实上，我们是欧洲的掼奶油。”
　　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多。

　　英国的宫廷支出和军费较法国的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发展得更早、更有效，为个人企业和社团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到17世纪末，伦敦已在与世界的借贷中心阿姆斯特丹竞争；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于1698年建立，而巴黎直到1724年才有正式的证券交易所。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中的人才令人印象深刻地集中在英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非国教徒如从事制铁业的达比全家、制造瓷器的库克沃西、经营棉纺织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布赖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学的道耳顿和爱丁顿等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得到说明。摆脱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在非国教徒中间产生很大一部分实验者和发明者，而他们的节俭使他们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挥霍掉。

　　非国教徒在英国的影响由于来自大陆的同教派的人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失去了相当多的经管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了英国。英国还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占优势；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
　　行会及其多方面的限制的消失，使采用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建立拥有动力机械的工厂更为容易。圈地于16世纪开始，继续了三个世纪，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时常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们没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
　　较早时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的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用于放牧。在较后的时期中，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要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优良种无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的播种机。

　　如果处于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条块农田的耕种制之下，这些改革本不可能实现。然而，由于圈地，人们有可能完成这些改革，而且，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当时，农产品市场正在扩大，种种新技术使产量的显著增长成为可能。
　　汤森子爵曾园致力于用芜菁进行轮作而被称为“芜菁汤森”，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小麦每英亩的产量从10蒲式耳增至24蒲式耳。1710至1795年间，罗伯特·贝克韦尔的科学培育法有可能使小牛的平均重量从50磅增至148磅，使菜牛的平均重量从370磅增至800磅，使绵羊的平均重量从28磅增至80磅，使羔羊的平均重量从18磅增至50磅。因而，从经济观点看，因地显然使人们能向前迈进一大步。

　　但是，从社会观点看，情况究全不同。1714至1820年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
　　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寻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把关心社会的个别人吓坏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它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

　　因此，因地可以看作是英因工业在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圈地确也在欧洲一些别的国家发生过，但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使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上别处。
　　三、工业革命：第一阶段，1770—1870年
　　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除了在强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发明者很少作出发明。
　　作为种种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宇大门。
　　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之源。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适宜大量生产的蒸汽机。这种由需要导致发明的模式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中可清楚地觉察出来。
　　棉纺织工业最先实现机械化，因为英国公众已愈来愈喜爱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对棉织品的使用已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1700年设法通过了禁上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不过，这条法律并未禁止棉布的制造。

　　这就为当地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有魄力的中间人很快就完全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加速纺纱和织布，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那时所采用的工具基本上和罗马人所使用的工具相同。
　　唯一的例外是约翰·凯发明的、于1733年取得其专利权的“飞梭”——一种能使纬纱来回穿越经纱的速度得到加快的简单的弹跳装置。但是，仅有“飞梭”是不够的，于是，人们为鼓励那些促进了生产的发明，谨慎地开展了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1754年，“技艺、制造业及商业奖励会”成立，该会为已被确定的成就提供金钱、奖章和其他报酬。

　　例如，176O年，它为一台纺纱机提供了一笔奖金，并解释道，“毛织品、亚麻织物和棉布的制造商发现，要在夏季即纺纱工人忙于收割庄稼时获得足够数量的人手，是极其困难的。”
　　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工业有可能到1830年时完全实现机械化。新发明中，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177O年）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是十分出色的。

            《全球通史》 第135节    

　　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纱；用多轴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因为它结合了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

　　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粗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ZO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O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工业中的发明促进了其他工业中相应的发明。新的棉纺机引趄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已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
　　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动力来，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经济上仅适用于煤田本身。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他同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结成事业上的伙伴关系，博尔顿为相当昂贵的实验和初始的模型筹措资金。
　　这一事业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专利权期满终止时，已有500台左右的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使用中。其中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

　　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倘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燃气。
　　如此，开始了一种趋向，它导致目前的局面：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原先，铁矿石是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森林的耗损迫使制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时即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现，煤能够变为焦炭，正则木头可以变成木炭一样。
　　焦炭证明是和木炭一样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达比的儿子研制出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从而制成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1760年，约翰·斯米顿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抛弃达比所使用的、由皮革和木头制成的风箱，用一个泵来代替，这泵由四个装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气缸组成，并由水车驱动。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进，他于1784年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

　　利特把熔融生铁放在一个反射炉里，加以搅动或“搅炼”。这样，通过在熔融体中环流的空气中的氧，除去熔融体中的碳。除去碳和其他杂质后，就生产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
　　当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的不断上升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极为重要的是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还有，就是1815年汉弗莱·戴维爵士发明了安全灯；安全灯大大减少了开矿中的危险。
　　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
　　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要，这种运输工具可以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朝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迈出的；那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哩的运河。曼彻斯特的煤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后来，这位公爵又使他的运河伸展到默西河，为此耗去的费用仅为陆上搬运者所索取的价格的六分之一。

　　这些惊人的成果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哩的运河。
　　与运河时代橱平行的是伟大的筑路时期。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旅行；逢上雨季，装载货物的运货车在这种道路上几乎无法用马拉动。
　　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哩增至6哩、8哩甚至10哩。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
　　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这种新的运输方式分两个阶段实现。首先出现的是到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它们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
　　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第二个阶段是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他首先利用一辆机车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
　　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每小时14哩的速度行驶31哩，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哩铁路；到185O年，拥有6600哩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哩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国学习绘画、但是，与詹姆斯·瓦特相识后，转而研究工程学。
　　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这艘船配备着一台驱动明轮的瓦特式蒸汽机，它溯哈得孙河面上，行驶150哩，抵达奥尔巴尼。其他发明者也以富尔顿为榜样，其中著名的有格拉斯哥的亨利·贝尔，他在克莱德河两岸为苏格兰的造船业打下了基础。

　　早期的汽船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
　　1840年，塞缪尔·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肯纳德宣扬他的航线是已经取代“与帆船时代不可分离的、令人恼火的不规则”的一条“海洋铁路”。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地争夺货运。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一向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8世纪中叶，发明了电报；作出这一发明的主委是一个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与两个美国人塞缪尔·F·B·莫尔斯和艾尔弗雷德·维耳。
　　1866年，人们敷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讯联络。
　　如此，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自远古起，人类一直以坐马车、骑马或乘帆船所需旅行的小时数来表示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
　　但现在，人类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过了地球。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类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产铁、能同时纺100根纱线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业革命这第一阶段的影响和意义。
　　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起来，统一的程度极大地超过了世界早先在罗马人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曾有过的统一程度；并且，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四、工业革命：第二阶段，1870—1914年
　　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已稳步地、不懈地继续到现在。因此，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实质上是武断的。

　　然而，若把1870年看作一个过渡日期，还是可以作一划分。正是在1870年前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科学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大量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善和应用。
　　我们在前章中曾提到，科学开始时对工业没什么影响。
　　我们迄今所握到的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种种发明，极少是由科学家们作出的。相反，它们多半是由响应非凡的经济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不过，1870年以后，科学开始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全球通史》 第136节    

　　渐渐地，它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研究的实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早先，发明是个人对机会作出响应的结果，而如今，发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是定制的。
　　沃尔特·李普曼已恰当地将这种新形势描述如下：

　　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机器给发明出来，它们极为重要，如轮子，如帆船，如风车和水车。但是，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
　　我们知道，我们将制造出越来越完善的机器；这一点，是以前的人们所未曾认识到的。
　　1870年以后，所有工业都受到科学的影响。例如，在冶金术方面，许多工艺方法（贝塞麦炼钢法、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给发明出来，使有可能从低品位的铁矿中大量地炼出高级钢。
　　由于利用了电并发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内燃机，动力工业被彻底改革。通讯联络也因无线电的发明而得到改造。1896年，古利埃尔莫·马可尼发明了一台不用导线就能发射和接收信息的机器，不过，他的成果是以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的研究为基础的。
　　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做了大量工作；地质学家以非凡的准确性探出油田，化学家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石脑油、汽油、煤油和轻、重润滑油的种种方法。科学对工业的影响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煤衍生物方面。煤除了提供焦炭和供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外，还给予一种液体即煤焦油。

　　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物——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以大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为特点。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就象德国在科学领域中领先一样。
　　美国拥有的某些明显的有利条件可说明它在大量生产方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宝库；土著和欧洲人的充分的资本供应；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不断流入；大陆规模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大量生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

　　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就是在19世纪开始时用这种方法为政府大量制造滑膛枪。他的工厂因建立在这一新原理的基础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许多旅行者的访问。其中有位访问者对惠特尼的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基本特点作了恰当的描述：“他为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制作了一个模子；据说，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确，以致任何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可适用于其他任何清膛枪。”在惠特尼之后的数十年间，机器被制造得愈来愈精确，因此，有可能生产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零件。第二种方法出现于20世纪初，是设计出装配线。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获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

　　有人对这种传送带方式的发展作了如下生动的描绘：
　　制作传送带的想法是从芝加哥的罐头食品工人那里得来的，他们利用一台空中吊车沿着一排屠夫吊运菜牛躯体。福特先是在装配发动机上的小部件和飞轮磁电机时，然后又在装配发动机本身和汽车底盘时，尝试了这一想法。
　　一天，一个汽车底盘给缚在一根钢索上，当绞盘将钢索拖过工厂时，6名工人沿钢索进行了一次长250呎的历史性旅行；他们边走边拾起沿途的零件，用螺栓使它们在汽车底盘上固定就位。实验做完了，但产生一个困难。上帝造人不象福特制造活塞环那祥精确。
　　装配线对个子矮小的人来说，太高，对身材高大的人来说，太低，结果是劳而无功。
　　于是，进行更多的实验。先升高装配线，接着又降低装配线，然后试行两条装配线以适合高矮不同的人；先增加装配线的运行速度，再减低装配线的运行速度，然后做各种试验以确定一条装配线上需安置多少人、每道工序应相隔多远、是否要让上螺栓的人再上螺帽、使原先上螺帽的人有时间将螺帽上紧。
　　终于，为每个汽车底盘上的装配而规定的时间从18小时28分钟缩短到1小时33分钟，世界有可能得到新的、大量的T型汽车；随着工人成为其机器上的更为有效的轮齿，大量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后，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对大堆大堆的原料的处理作了改善。大量生产的这种方法也是在美国得到改善的，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以下这段对制造铁路钢轨的过程的描述，说明了这种方法：
　　钢铁工业在一个巨大的地区范围里发展了这种……连续生产……。铁矿石来源于梅萨比岭。
　　蒸汽铲把铁矿石舀进火车车厢；车厢被拖运到德卢斯或苏必利尔，然后进入某些凹地上方的码头，当车厢的底部向外翻转时，车厢内的铁矿石便卸入凹地；滑运道使铁矿石从凹地进入运矿船的货舱。在伊利湖港0，这矿船由自动装置卸货，矿石又被装入火车车厢；在匹兹堡，这些车厢由自动两卸车卸货，倾卸车把车厢转到自己的边上，使矿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车把焦炭、石灰石和这些箱子里的矿石一起运至高炉顶部，将它们倒入炉内。于是，高炉开始生产。

　　从高炉里，铁水包车把仍然火热的生铁转移到混轶炉，然后再转移到平炉。就这样，实现了燃料的节约。接着，平炉开始出钢，钢水流入巨大的钢水包，从那里，再流入放在平板车上的铸模，一辆机车把平板车推到若干凹坑处，除去铸模后赤裸裸地留下的钢锭就放在这些凹坑里保温，直到扎制时。
　　传送机把钢锭运到轧机处，自动平台不时地升降，在轧制设备之间来回地抛出所需形状的钢轨。由此产生的钢轨具有极好的形状，如果有少许偏差，就会被抛弃。电动起重机、钢水包、传送机、自动倾卸车、卸料机和装料机使从矿井中的铁矿石到钢轨的生产威为一件不可思议地自动的、生气勃勃的事情。
　　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一规模的大量生产所意味的东西，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觉察出来：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科学和大量生产的方法不仅影响了工业，也影响了农业。而且，这又是发生在科学应用方面领先的德国和大量生产方面领先的美国。
　　德国化学家发现，若要维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须恢复土壤中被植物摄取的氮、钾和磷。最初，是利用天然肥料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将近19世纪末时，天然肥料让位于形式上更纯粹的、必需的无机物。结果，无机物的世界性生产大大增长，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公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肥料）、1，348，000公吨和16，251，213吨。

　　在美国，由于农场规模巨大和缺乏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的发明得到了促进。取代马匹的拖拉机一天能拉旋转式犁翻耕多达50英亩的土地。联合收割机能自动地收割庄稼、打谷脱粒，甚至还能自动地将谷物塞进布袋以供应市场。
　　与这些新机械同样重要的是高粮仓、罐头食品制造厂、冷藏车、船和迅速的运输工具，它们导致一个不仅提供工业产品、也提供农业产品的世界市场。加拿大的小麦、澳大利亚的羊肉、阿根廷的牛肉和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可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中找到。因而，农民受农业革命的影响并不亚于先前工匠受工业革命的影响。
　　历来是提供独立的生活手段的农业正在成为一种与面向全国性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相适应的、大规模的商业事业。
　　五、工业革命的传播
　　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甚至世界的非欧洲部分。起初，在传播方面存在着各种障碍。
　　英国有条法律禁止出口机械，欧洲大陆的形势也无助于工业化，这尤其是因为行会的力量以及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相联系的动乱。但是，战争于1815年结束，英国的那条法律也于1825年被废除。很快，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敷设铁路热影响到欧洲大陆。
　　此外，在这个时候，英国实业家正在积累剩余资本和寻找向大陆投资的机会。到1830年，仅仅法国就雇用了15000至20000名英国工人来操纵新机器。

　　一旦工业革命开始传播，某些因素就决定了传播的方式。
　　自然资源、尤其是钢铁的充分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的流动劳动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比利时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有待工业化的国家。这一过程在1830年以前开始，进行得非常迅速，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

            《全球通史》 第137节    

　　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不过，工业的其他部门也发展得非常迅速，所以，从1840年起，比利时必须从英国进口煤。
　　继比利时之后的是法国，不过，由于若干原因，其发展速度要怪得多。
　　法国的煤、铁资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离，而且，1871年，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地位。法国工业传统上专门生产极不适合机械化和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此外，劳动力供应受到限制，因为行会力量很强大，农民们又不愿意离开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间分配土地之后。

　　不过，工业化确逐渐影响了法国，特别是在法国北部——在阿尔萨斯-洛林以及里尔、鲁昂和巴黎的周围地区。蒸汽机的数量从1815年的15台增加到1830年的625台、1871年的26146台和1910年的82238台。1870年以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最为迅速；1870年时，法国制成品的价值为50亿法郎，而到1897年时，已增长到150亿法郎。
　　然而，事实仍旧是，到1914年，法国并未象比利时、英国或德国那样彻底工业化。
　　德国的工业化方式截然不同于法国。由于政治上不统一、交通工具不良、行会强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德国开始时发展速度很慢。
　　但是，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了这一惊人的进步。
　　同时，阿尔萨斯-格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这样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驯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1914年，德国工业中的工人人数上升为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二，而农业中的劳动者人数则下降为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到1914年时，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也已发展了巨大的工业，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

　　在海外国家中，美国已以非凡的速度前进，而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美国，凭借前面提到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到20世纪初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1910年时，美国生产26512000公吨钢，而其最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德国则生产13698000公吨钢；在煤的生产方面，美国的产量是61700万公吨，而居于第二位的大不列颠的产量则为29200万公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14年，工业革命已从它在不列颠群岛的最早的中心地大大地向外传播。实际上，这一传播已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致英国这时不仅面临可怕的竞争，而且已为另外两个国家——德国和美国所超过。表1列举的各强国是按照它们在工业生产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的工业均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1860年大不列颠法国美国德国
　　1870年大不列颠美国法国德国
　　1890年美国大不列颠德国法国
　　1900年美国德国大不列颠法国
　　1970年美国苏联日本德国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对欧洲的一个影响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我们早先已提到，商业革命造成了商业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是因为商业比农业或工业更多地受到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影响。同样地，工业革命在177O至1870年的第一阶段中造成了工业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工业愈来愈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并正在逐步控制经济生活。

　　1870年以后，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中，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又发生另一变化，这一次是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这种新形式的突出的特点表现在投资银行家方面；投资银行家开始成为在经济事业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工业生产正在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以致公司无法筹集到必需的资金。
　　在多数情况下，要完成大批定货，就需要有信用贷款以购买原料和支付工资。同样，如果得不到贷款，工厂的扩大或现代化往往就无法实现。这时，银行通过提供由大批储户和投资者的资产汇集而成的资本，满足了这些金融需求。
　　这样做时，银行能控制许多公司，并能通过对有表决权股进行少量投资而维持自己的控制。因而，金融家开始在对经济生活的决定性控制方面取代了实业家。或者，换句话说，金融资本主义代替了工业资本主义。
　　为了说明经济组织方面的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把福特汽车公司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一公司在20世纪初是反常的事物，因为它是在金融资本主义居支配地位的一个时期里兴旺起来的。但是，重要的一点在于，亨利·福特能从其异常巨大的、稳定持续的利润中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本，因而，无须依靠银行。
　　与独立存在的福特汽车公司相反，创办于1901年的巨大的美国钢铁公司正象是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的创造物一样，也是银行家J·P·摩根的创造物。
　　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另一影响，是使人口的前所未有的增长成为可能。尽管19世纪期间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时欧洲大陆的人口却是1750年时的三倍以上。
　　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在于经济和医学的进步。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意味着在农、食、住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生活资料的增长。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饥荒已成为对过去的回忆。

　　即使农作物歉收，新的运输工具也保证了来自外界的充分供应。人口的增长还由于医学的进步、由于采取了许多公共健康措施。虽然当时出生率很少增长甚至没有增长，但死亡率却因预防或治愈疾病而急剧下降。
　　接种疫苗、隔离受传染的病人、保护供水、掌握有关抗菌剂的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使西北欧的死亡率从1800年至少每千人的30%降低到1914年每千人的15%左右。因而，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000万急剧地上升到1800年的18800万、1850年的26600万、1900年的40100万和1914年的46300万。欧洲的这一增长率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得多，以致改变了世界的人口对比（见表2）。

　　城市化　工业革命还引起世界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城市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了；新石器时代时，农业的发明导致能供养城市中心的余粮的产生。在以后数千年间，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
　　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于流域地区和涝原如尼罗河流域、肥沃新月和黄河流域。随着大规模的河上运输和海上运输的发展，城市能专门从事贸易和工业，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长到超过其农业内地的人口限度。
　　不过，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近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要重要得多。
　　由于工厂系统取代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大批的人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为能从世界各地取得粮食而得到供养。技术和医学上的进步使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较可忍受、较合意。
　　这些进步中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应洁净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统和垃圾
　　欧洲（百万）美国和加拿大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总数

　　1650年10010012不详100330645
　　1750年140111不详95479728
　　1850年26626838957491171
　　1900年401816361209371608
　　1950年5931681681319913792515

　　欧洲（百分数）美国和加拿大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总数
　　1650年18.318.32.22.218.360.6100
　　1750年19.90.11.50.313.165.8100
　　1850年22.72.32.80.28.163.9100
　　1900年24.95.18.90.47.468.3100

　　1950年24.06.76.50.57.955.4100
　　处理系统、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到1930年，它们已包括41，500万人口即人学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居住城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西方的许多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到1914年时，已使它们的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城市里。19世纪期间城市化的速度和范围反映在表3所列的数字中。
　　表3挑选出来的
　　城市的人口（以千为单位）
　　纽约伦敦东京莫斯科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孟买悉尼开普顿

　　1800年64959800259030040200820
　　1850年69626813652507650060020不详
　　1880年19124767105061261223677322535
　　1900年3437658116001000100082177648277
　　1950年（城市）79008325542547004700329021801775440

　　1950年（大都市）1330010200820065006500530030501700575
　　财富的增长工业革命以世界性的规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

            《全球通史》 第138节    

　　大不列颠首先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使其资本从1750年的英币50，000万镑增长到1800年的150，000万镑、1833年的250，00O万镑和1865年的600，000万镑。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整个世界都受到了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影响。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部的热气腾腾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陷入了生气勃勃的、不断扩大的全球性经济的网中。

　　表4的数字表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中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全世界发展的速度。表4工业生产的上升（1913年-100）
　　德国大不列颠法国俄国意大利美国世界
　　1860年143426881419
　　1870年18443413171126
　　1880年25534317231743
　　1890年40625627403960
　　1900年60796661566488
　　1910年898589849989100

　　1913年100100100100100100
　　财富的分配　近年来，关于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权威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阶级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新的机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竞争而被扫除。这些人同别的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严峻考验。
　　他们没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什么可提供。
　　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他们发现工作时间很长，16小时工作日决不是罕见的。
　　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把这一改变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漫长，原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久。但是，在变得习惯于工厂的纪律和管理机器的单调方面，遇上了真正的困苦。
　　工人们随着工厂汽笛的鸣声而上、下班。他们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老是在场的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昧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

　　雇主自然把他们的工资帐单看作是一笔应该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纺织工业中的，更喜欢雇佣妇女和孩子，因为妇女和孩子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更服从命令。
　　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致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况。1842年，有位名叫萨拉·古德的8岁的女孩向阿什利勋爵的矿山委员会提供了如下证言；
　　我是高沃煤矿的矿坑通风口值班工人。工作并不累人，但我必须在没亮光的情况下值班，我很害怕。
　　我早晨4点钟，有时3点半就起来，5点半以前出门。我从来不入睡。有时，心情愉快时，我就唱歌，但不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不敢唱。
　　我不喜欢待在矿坑里。有时清晨上班时，我非常瞌睡。我上主日学校，朗读“阅读使人充实”。

　　（她认识字母，能够读少量单词。）他们教我祈祷。（她背诵主祷文，背得不很流畅，她还喋喋不休地讲以下这些话：“愿上帝保佑我父母、姐妹、兄弟、伯父母、堂兄妹和其他所有的人，愿上帝保佑我，使我成为一个好仆人。
　　阿们。”）我已多次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传说。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但是，他已得到了可以供脑袋枕着休息的石头。
　　我希望上学，不想待在煤矿里。
　　正是象这样一类情况，驱使确西·比希·雪莱写下他那革命的诗《给英国人民的歌》：
　　英国人民呵，何必为地主而耕？

　　他们一直把你们当作贱种！
　　何必为你们的昏暴的君王
　　辛勤地纺织他豪富的衣裳？
　　你们撒的种子，别人全收成；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留存；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財富吧——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绵衣；

　　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工业；那些工业的情况是最糟的。
　　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确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适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困境，必须从当时的而不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实情是，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和显得荒谬可笑。
　　老鼠和虱子大批出没于稻草褥子，风嘘嘘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蹩脚地涂着灰泥的墙。乡下做散工的人所得的报酬非常低，以致他们不断地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去新工厂做工。
　　此外，在工业革命的这些较早的日子里，英国人口剧增——这一事实与通常的、未得到缓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难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较高的实际收入。有位英国权威在1955年撰文总结道，“无论情况对于当时的劳动者来说变得较好还是较坏，诚实的观察者们的意见是无法保持一致的。”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纪世后期和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渐渐地甚至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表5的数字表明，1850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1850年1860年1870年1880年1890年1900年
　　大不列颠5764708190100
　　法国59.5686974.589.5100
　　当然，国民收入的显著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阶级都同样地得益。普遍的繁荣所带来的收益确缓缓地淌下来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顶层被吸收。

　　例如，在大不列颠，1911至1913年间，25岁以上的人中占4.93%的人拥有60％以上的财富。同样，在普鲁土，1911年时，3425人的平均财富为5321400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财富却为23295马克。这种差异意味着相应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
　　虽然穷人不再挨饿，但他们确住在拥挤的房屋里，靠吃单调的食物过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里寻求娱乐和休息。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实得起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戏院和参加音乐会，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的教育。在社会顶层，富人享有市内住宅和乡间宅第，拥有艺术收藏品，能参加被广泛宣扬的娱乐活动和去国外旅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社会底层的群众所不能理解的。

　　英国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其小说《西比尔》中强调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多么互不相关：
　　两个民族；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象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穷人。
　　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的详细情况，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能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

　　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较早的帝国的欧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在南北美洲。
　　1763年以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它们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化了。
　　这一点在亚洲和非洲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为数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欧洲人从各个方面——种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面——整个地移植了他们的文明。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欧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增长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迁移找到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进一步促进了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中，150万犹太人从俄国逃往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
 
            《全球通史》 第139节    

　　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移。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有大约26O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万移民。
　　表6和表7说明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和目的地。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极其巨大的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亚洲俄国地区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是完全对着美洲和大洋洲的。结果，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设法活下去，但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

　　换句话说，1763年之前这一时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纪期间已成为与旧欧洲相并排的若干新欧洲。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不但在种族上，而且在经济上被欧化。1763年以前，这些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带。
　　但在后一世纪中，大陆的内地被横越。工业革命通过提供必需的机械和技术，使由陆路侵入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道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这
　　表7　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目的地　美国亚洲俄国地区阿根廷加拿大巴西　　

　　时间范围1821——1932年1800－1939年1856—1932年1821—1932年1821－1932年3420000012000000640000052000004400000
　　目的地　澳大利亚英属西印度群岛古巴南非乌拉圭
　　时间范围1861一1932年1836－1932年1901－1932年1881－1932年1836—1932年29000001600000900000900000700000
　　目的地　新西兰
　　时间范围1851－1932年

　　600000
　　些征服大陆的广阔区域用的机械装置对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来说，如同对于美洲边疆居民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个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评论道：“‘印第安’野蛮人的军事力量被完全摧毁，因为雷明顿已使他们认识到，一支军队能越过整个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盖满敢于反对它的人们的尸体。”
　　新大陆在殖民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也自然地导致欧洲文化的移植。
　　诚然，文化在移植过程中发生变化。文化不仅被采纳，也被改变。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与大不列颠并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精确的复制品。
　　然而，事实依旧是，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美国俚语使英国人着迷、陈旧的法属加拿大方言使法国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样的，尽管存在着营火复兴会和摩门教信徒。文学、学校、报纸、政体——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可以追溯到荚国、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根源。

　　当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存在着某些并非起源于欧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着其非洲背景的某种残余物。幸存的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种混合文化人们也不应忘记荒原的影响；它给欧洲移民及其风俗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印记。
　　所有这种种力量说明了为什么纽约、墨尔本和多论多迥然不同于伦敦，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于马德里。
　　不过，从全球观点看，相似之处显得多于不同之处。阿拉伯诸民族在从它们地处中东的家乡向西扩张期间，曾越过北非扩张到大西洋岸。
　　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于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之处，远远多于美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之处或者巴西文化不同于葡萄牙文化之处。然而，摩洛哥现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无疑地，它自己也这样认为。在同样意义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如今是欧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这种帝国的营建在1763年出现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后的数十年间稳步地进行着。确实，19世纪初叶，在英、法两国的某些集团中存在着不少反帝国主义的情绪。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认为殖民地仅具有极小的经济价值，而英国与13个殖民地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也为他们的意见提供了证据。然而，事实依旧是，英、法两国在那数十年间继续获得属地。例如，英国于1815年获得开普殖民地和锡兰，于1840年获得新西兰，于1842年获得香港，于1843年获得纳塔尔。
　　同样，法国在1830至1847年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58至1867年间征服交趾支那，此外，1862年时，还试图在墨西哥得到一块立足地，没有成功。不过，这些获得物与1870年以后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后，“新帝国主义”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
　　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渐增多的制成品的市场；从获取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
　　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1898年，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就这种看法向波士顿的一群商人作了颇有代表性的说明：

　　美国的工厂正在制造比美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土地正在生产比美国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
　　命运已经为我们制订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应该而且必须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将如同母国（英国）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得到世界的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分配点。
　　我们将派我们的商船队驶过诲洋。我们将建立起一支真正伟大的海军。自治的、挂起我们的旗帜并与我们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成长。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的去处。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那时，法国也已在国外投资了450亿法郎，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国内工业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亿至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

　　因而，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纪下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固的国家。
　　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为其资本的安全而忧虑。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还引起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要。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的大部分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
　　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加。
　　新帝国主义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

　　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
　　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死。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接受的，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
　　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世界上，我们居住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
　　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国人的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

            《全球通史》 第140节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425万平方哩、人口增加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哩、人口增加260O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哩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5O万平方哩土地和1300万人口。

　　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哩土地和850万居民。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产生一种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势：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统治了其余地区。
　　工业化的欧洲强国不仅完全地拥有这些巨大的殖民地。
　　而且还控制了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被实际共容的、经济和军事上软弱的地区。中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就是例证；它们名义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经常遭到掠夺、蒙受耻辱、受到强国以直接和间接的种种方式进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强国的经济附属物，只是在这一地区，欧洲的军事行动因门罗主义而遭受挫折。
　　不过，门罗主义并不妨碍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一再进行的武装干涉。大俄罗斯帝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的经济控制，但其时，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足以阻止外来的经济影响扩展到其他领域。
　　因此，我们看到，欧洲的控制不仅扩展到其辽阔的帝国，也伸展到同样广阔的附属地区。
　　事实上，投入附属国的欧洲资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这些投资通过各种手段和政治、经济压力——如：训练当地军队的军事代表团、监督并通常控制当地财政的金融代表团、给居住这些地区或在这些地区经商的欧洲人以专门特权的治外法权以及与治外法权有关的种种安排——而得到保护。如果必要的话，还始终有美洲的海军陆战队或东半球的炮舰作为最后的一种手段。

　　有关诸强国与各种殖民地和附属地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几章中加以考察。这里的目的仅在于描述这些关系的一般格局。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欧洲少数国家以及俄国和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
　　这一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在别世纪中叶，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就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
　　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应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国族或民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国主义”一词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就它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通过收集主要以粮食为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并不特别地影响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结构。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相同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

　　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象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
　　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迫使被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变他这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西欧的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的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换句话说，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太复杂、太扩张主义了，不能说是与殖民地的一种简单的贡物关系。
　　开始时，欧洲征服者肯定毫不迟疑地进行掠夺和征收贡物。
　　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做过，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这一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获得原料来源和市场。
　　例如，英国曾用船把大量组织品和资本运到印度，资本主要是用于铺筑铁路。到1890年，印度已铺筑了约1700O哩铁路，大致与英国的铁路网相等。但是，从1890至1911年，印度的铁路网大约增加一倍，达33000哩，而在这同一时期中，英国的铁路仅增加了300哩多一点。

　　应该指出，铁路和其他大项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设施是用英国资本换来的。换句话说，印度并不是必须待到它积聚起足够的资本时才发展其经济和增加其出口商品。因而，在这早期阶段，印度的经济发展因与英国的联系而得到促进。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印度的经济不仅受到促进，也得到重建，并在后一阶段中归于无效。英国的纺织品非常便宜，这时能通过铁路网而分配到全国，从而，象在早一个世纪时使英国工匠破产那样，无情地使土著工匠破产。不过，这两种形势之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
　　英国工匠到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的工厂里去做工，印度工匠却由于他们的城市里没有出现工厂而无处可去。英国人自然并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相竞争的工业结构。他们喜欢印度的经济补充他们自己的经济，而不喜欢印度的经济与他们自己的经济竞争。
　　因而，印度供应原料给英国，作为回报，印度得到制成品和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本。这是一种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响了印度人民。他们以往历来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谋生。
　　而这时，工匠须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没有可替换的生活来源。农民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卷入为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商品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仅仅供养他们自己和附近城镇的人们。
　　这时，他们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受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支配。欧洲还通过传入医学科学和种种卫生措施而从根本上影响了印度，因为医学和卫生措施导致人口急剧增低这种情况早先在欧洲也发生过，但是，欧洲有数百万人进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却做不到这些。因此，最后结果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受阻。
　　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对殖民和附属地的影响的性质。印度已用作这种影响的一个例证，但是，在其他地区，一般格局是相同的，只是自然地带有一些地方的变化。这一格局应当记住，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今日的世界被划分成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为什么这两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有着如此惊人的差异，为什么不发达世界的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其首要目标是成为发达世界——尽可能迅速地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

　　对新帝国主义的回顾　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新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甚至对于诸从属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灾难。按照历史的观点，新帝国主义无疑将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进步，正如工业革命是欧洲人的一大进步一样。实际上，新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将工业革命推进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局——使工业国家即工业资本主义能以世界性的规模起作用。

　　这导致了对世界物力人力资源的远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无疑，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导致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无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O年间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七倍。
　　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0O万英镑、1900年的404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对于蛋糕的体积增大所带来的好处，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更确切地说，争论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切开的问题上。
　　诸殖民地民族已感觉到，过去，他们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所得到的总的量已明显增加，要不然，他们的日渐上升的人口就无法得到供养。例如，有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在矿物丰富的北罗得西亚从事开矿的欧洲公司将他们的产品总共卖得8670万英镑。
　　这笔钱中，他们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仅为1，250万英镑；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钱给转移到国外。而且，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1250万英镑中，有410万英镑是支付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欧洲人。3670万英镑中，只有200万英镑是给了在矿井里干活的非洲人。
　　然而，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镑，而殖民地每个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镑。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理解，诸殖民地民族对增长了的生产率或外国公司付给的工资，印象并不很深。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自己的可怜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较时。
　　他们对于让自己担任干苦活者的角色这一点也很不满；甚至在有着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地区，也是如此。
　　显然，在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之间，有着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而且，两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运动。

            《全球通史》 第141节    

　　但是，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自己民族的皇帝，而宁可说，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
　　我们接着将考察这些主义，它们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
　　了解这一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和了解工业革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
　　一旦个人和民族使关于充分发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进入他们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尔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
　　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世界性的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分几个阶段发展起来，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
　　在20世纪时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扩展情况的相同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联系的。
　　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产生了有着新的利益、有着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新的阶级。如果我们简要地追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这将变得很清楚。

　　中世纪初期，在西欧可发现三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界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
　　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的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
　　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够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起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

　　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成功。在这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
　　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利益与其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
　　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条，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思想意识。

　　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
　　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思想意识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从前的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
　　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
　　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冲突的地方性忠诚的社会易遭受欧洲扩张主义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例子。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千百万人口、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者。

　　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
　　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高兴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
　　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易使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

　　这种结果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其他代议制机构也曾压下君主的锐气，如波兰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别：得胜的英国国会实质上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波兰的代议制机构则代表封建贵族。
　　因而，英国国会胜利的结果是建立起代议制立宪政体——这是英国对欧洲、对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贡献。相形之下，波兰的由贵族控制的议会的胜利是导致后来以国家的完全灭亡而告终的封建混乱局面。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们的欢迎。
　　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来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机构的广大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
　　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
　　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革命的详情除了在它们有助于说明革命借以促成自由主义信条、民族主义信条和社会主义信条的方式及其程度的范围内，对我们没有关系。
        
            《全球通史》 第142节    

　　因此，这里只要注意到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就够了。从1642至1645年的第一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阶段中，保是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阶段间，一种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得到重复——不过，带有某些变化——的形势发展起来。
　　在得胜的情教徒当中，出现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温和派由克伦威尔领导，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从1649至1660年的第三阶段间，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这是各种宗教权利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到解决的时期。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
　　后者是个庸碌无能的人，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到复辟；结果，从1660至1688年的第四阶段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不能够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
　　但是，他们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点，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到来而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
　　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起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美国革命。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可预料到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考虑着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
　　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相冲突的观点得到阐述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一股名符其实的非正统见解的急流喷涌而出，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
　　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求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教义被制订和确立。
　　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利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右翼和左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这些士兵经过四年成功的作战之后，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观点。
　　他们已在战斗中击败了较优者，作为胜利者，跨进了英国某些最堂皇的大厦。这导致他们对大人物们的权威表示怀疑，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权威所说的，“简单地说，绘普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尝尝权力的可能性并说出自己的见解，是英国内战的伟大成就之一，只是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确实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见时，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还要求有一个民主共和国和消除经济上的苦难。这方面表达得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给予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农村佃户发起的群众运动的一个轻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领是约翰·李尔本即“生而自由的约翰”，他的艰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随者所受到的磨炼和他们的抱负。

　　17世纪30年代，内战爆发前，他因散发未经许可的印刷品而被国王的星法院关押；由长期国会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在布伦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国罪而受审，险些地在国王手下被绞死；后来，他被交换遣返；他作战勇敢；他在战斗中受伤；他因不接受与苏格兰人联合后被强加的[长老会的]严肃盟约，退出国会军队；接着，他因未经许可的印刷业而坐牢（内战期间，他与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机有关）；因为诽谤下议院议长、诽谤曼彻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经常进出伦敦塔监狱；他试图改革伦敦商业中心区的政府，试图打破冒险商公司对羊毛贸易的垄断；他在新模范军中组织反对国会的活动；然后，他成为平均派运动的代言人；他经常起来反对克伦威尔，他相信克伦威尔背叛了他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自由的事业；他曾两次在民众响亮的欢呼声中被宣判无罪；他也遭到过流放，回来后，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监禁，1655年，离去世仅一、二年时，他成为一名贵格派教徒。

　　平均派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满提供了领导，制订了成文的纲领；在纲领中，系统地提出了模范军普通士兵们的种种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约》给制订出来；这份公约于1649年呈递国会，现被说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它明白地宣布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首先，个人从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即国家和教会所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其次，是人民主权的原则，即一切政治权力仅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军队的代言人要求实行许多具体的改革，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民主立宪国家的基础。它们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宪法、男公民普选制、两年一届的国会、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更大范围的传播以及死刑、债务监禁、长子继承权和一切封建占有权的终止。

　　国会从未被迫按《人民公约》行事。克伦威尔有足够的力量监禁李尔本和镇压军队中的不满集团。这并不意味着平均派对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影响。
　　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国家中最高的权力”。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因而，争端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的人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
　　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在社会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象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

　　在前后两种情形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培养出极其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阳光。
　　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好些。
　　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

　　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基本特点。实际上，两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进步和理性。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是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

            《全球通史》 第143节    

　　不可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报刊撰稿人。他们更接近的是H．G．威尔斯和G.B．萧伯纳，而不是G．E．穆尔和A．N．怀特海。
　　这些哲人同威尔斯和萧伯纳一样，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象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
　　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

　　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于通常称为重商主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全面、严格的控制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立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
　　受到专利权、国内税或过多的关税和杂税妨碍的商人们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我们已提到过，英国商人们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攻击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所出售的专利权。但是，重商主义在法国甚至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们自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重商主义。
　　他们寻找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的自然法则，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
　　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个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因此若要履行这种职责，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督私人的勤奋，并将它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Ecrasezi`infame！”——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
　　这种对不容异说的强烈反对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人们确信不容异说妨碍了科学讨论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异说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
　　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杰出拥护者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如果只有两种宗教，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
　　更准确地说，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
　　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
　　多数人是自然神论者，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的启示。

　　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
　　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洛克在这部论著中说，如果统治者对其臣民管理不当，“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力就会被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利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换句话说，洛克将统治看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

　　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
　　卢梭关于共同意志的观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种种解释。20世纪的独裁者们就是利用这一学说为自己的极权主义政权辩护。然而，从欧洲政治革命的观点看，重要的一点在于卢梭强调了人民的主权。
　　他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力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
　　“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看做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类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普批评了博绪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书，其理由在于，这部著作主要论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历史，忽视了异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历史。这一批评颇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们有意识地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远不变的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
　　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已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
　　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说话才能的。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危险的”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革。
　　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土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试图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启蒙运动的学说不仅鼓舞了少数君主，也鼓舞了他们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国，贵族亚历山大·拉季谢夫于1790年发表了一部题名为《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记》的著作。拉季谢夫是哲人们的一个忠实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锐地谴责了自己国家的基本制度——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和农奴制。
　　同样，在哈普斯堡帝国，也可找到哲人们的许多忠实信徒。其中有个叫杰尔杰·贝塞恩耶的贵族被普遍地称为匈牙利的伏尔泰。18世纪末，一个叫尤莉娅·恰凯的女伯爵拥有一个有5，160卷书的藏书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书，包括了伏尔泰和卢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

            《全球通史》 第144节    

　　甚至在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谢里姆三世也是启蒙运动的学说的热情支持者，他似乎是从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商人和外交官那里吸收到这些学说的。虽然他尽力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非常猛烈，他在统治18年后于1807年被杀害。苏丹的臣民，尤其是与西欧有某些交往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这方面较杰出的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到处走动的修道士，名叫奥布拉多维奇，他曾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广泛地旅行。旅行期间，他成为启蒙运动的一名直言不讳的信徒；这一点，从其著作的以下这段话中能觉察出来：
　　我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说明寺院对社会是无用的；其次，说明充分地学习的巨大必要性，充分地学习是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使人们摆脱迷信，能引导人们真正地崇敬上帝、拥有理性的虔诚和有知识的优点，从而使一个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现世的和永恒的幸福之路。……我将毫不注意任何人属于什么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当前的文明时代里所需考虑的事。

　　在南北美洲，启蒙运动也有着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新的学说由于官员、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来而得到传播。有位历史学家在分析了哲人们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的大学和私人图书馆中的广泛传播之后，下结论说，“启蒙运动显然影响了……约1808年前后达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导致了争取独立的斗争。
　　至于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我们将在下面论述美国革命的一节中详细考察。这里只要提一下托马斯·潘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正象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那样完全是哲人就够了。毕竟，正是杰斐逊宣布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结束而消失。伏尔泰和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响，仍鼓舞着生活在普遍的状况和制度限早先哲人们与之斗争的状况和制度相似的国家里伯人民。例如，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教授K．M．哈立德于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从这里开始》的书，提出了一个要使穆斯林世界恢复活力的纲领。

　　哈立德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伏尔泰、卢梭和活息的话，并引用卢梭的话来阐明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他在序言中写道；“就撰写这本书的动机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问心无愧的。”也许卢梭的话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正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类的信心，激励我们决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动物变成为有知识的、有人性的人。”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人民群众。但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我们早先已提到，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它们的民选议会者是与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起了新问题。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
　　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长期的“有益的忽视”之后，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冲突的要求；马萨诸塞的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在他于1765年11月23日寄给在伦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美利坚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于没有确定大不列颠和美利坚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不列颠和美利坚存在着关于这种关系的种种意见，它们互不一致、互相矛盾。
　　在不列颠，美利坚诸政府给看作是被授权制订地方法、只是在议会高兴的时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团，议会……随时有权力解散它们。在美利坚，他们自称……是完备的国家，除了有同一个国王外，其他方面均不依靠大不列颠；他们从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机关，一点也不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关的支配。……在一个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谁将作出决定呢？对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军队。

　　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求助于暴力。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的关系。
　　但是，激进主义者要求帝国关系中发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关于后面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象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
　　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措，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导致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细叙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
　　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是施行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的一部分转嫁到美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的战争所带来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计的花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征税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洲际大会，组织对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然而，英国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引起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

　　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
　　结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它需要负责一场正式的战争，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大会对于与母国实行最后的决裂，仍很勉强。
　　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增涨。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只是两年前刚从英国来到美洲，他痛恨英国社会的不公正。
　　现在，他在小册子中热情地激励殖民地居民抛弃“旧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块大陆永远要由一个岛屿来支配，那是件荒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卫星大于其主要的行星；由于英国和美洲就彼此间的关系而言，颠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是很明显的。英国属于欧洲；美洲属于它本身。

　　啊！热爱人类的人们！敢于不仅反对暴政、也反对暴君的人们，站出来吧！旧世界的每一处都有着重重压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驱赶。亚洲和非洲很久以来一直驱逐自由，欧洲把自由看作是个陌生人，英国对自由发出了离开的警告。
　　啊！接受这一逃亡者吧，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
　　让我们每一个人向邻人伸出热情的友谊之手……让辉格党和扎利党的名字灭绝；让我们不是听别人，而是听诚实的公民的话；他们是坦率的、坚定的朋友，是人类权利和美洲自由的、独立的国家的勇敢的拥护者。
　　《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得到传阅，它大大地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充分进行，决定性的因素证明是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战争的前两年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输送到殖民。
　　1777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

            《全球通史》 第145节    

　　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的军队的胜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国最后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属于英国，并接受了仍忠于英国的60000名美利坚托利党党人，他们在人数上与原先在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法国居民相等。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美国人民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
　　首先，这些法律废除了东半球的限嗣继承地产权和长嗣继承制。被指定继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该家庭以外出售，而长嗣继承制则要求土地须移交给长子。施行这些制度的目的是使大地产在其因袭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无损。
　　但是，《独立宣言》发表10年后，除两个州外，每个州都废弃了限嗣继承地产权，宣言发表15年后，每个州还废弃了长嗣继承制。换句话说，新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建立在由农民本人经营的小地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数人控制的大地产的基础上。托利党党人如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家族拥有600万英亩的土地；对托利党党人所拥有的大地产的夺取和分配也促进了上述的过程。

　　这些地产被夺取后，被小块小块地出售，从而明显地改变了新共和国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革命也导致公民权大大地扩大，不过，男公民选举权直到50年后才确立。革命还促进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
　　一个接一个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于1774年通过，特拉华于1776年通过，弗吉尼亚于1778年通过，马里兰于1783年通过，到1784年，规定逐步地、完全地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己在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得到通过。甚至在弗吉尼亚的蓄奴中心，1782年时也通过了使解放奴隶较为容易的法律，8年之内，该州有1万多名奴隶获得自由。

　　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
　　先前，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九个殖民地已设立州教会。这意味着居住在马里兰的公理会教友必须帮助支持该州的主教派教会；居住在马萨诸塞的主教派教会成员必须帮助支持当地的公理会教会；即使那些根本没加入教会的人，也看到他们所纳税款的一部分被用于支持一个州教会。但是，革命开始之后，马上就有五个州的已确立的教会被废除，从而，开始了已成为当代美国之特点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宪制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强。十三个州都接受了以《独立宣言》的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这些宪法给财产所有人以专门特权，并不是完全民主的。
　　但是，它们通过政府权能的分立而对统治权加以限制，并附上《人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公民的天赋权利和以往没有一个政府会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确保西部诸地将分享美国革命的来之不易的好处：它规定新的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所有法律方面与旧的州相同，但不能实行奴隶制度。西部诸地将无须经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属的制度或竞争扩张的制度。
　　相反，当它们能取得州的地位时，它们将因有弹性的联邦制的原则而享有原先十三个州在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变化并不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样广泛和深刻。这些较后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

　　然而，美国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
　　美国各州所通过的宪法尤其给当时的欧洲人以深刻印象。
　　他们向列举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权法案》欢呼。我们将看到，〈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育》的发表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高潮，这并非偶然的。起草该宣言的委员会承认，“这一崇高的思想”产生于美洲。
　　“在北美洲确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们已进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应将对于自身的保护建立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当挪威人和比利时人分别于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宪法时，美国又充当了一个样板。
　　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已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

　　它作为没有以往数千年的负担和积淀的一块新的土地而受人羡慕。例如，德国的音乐家和诗人舒伯特宣称，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们敞开着”。同样，杰斐逊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马泽伊写道，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是美国的赞赏者——他们“大声地称它为人类的事业，尽管他们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

　　在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因美国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以前，请始终朝美国看。”随后，他在对英国的一次警告中说：“当美国派遣其大使……前往欧洲并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和政权时，你会想象自己将说服爱尔兰满足于一个为它制定法律的英国国会吗？”
　　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识到美国革命的意义，他宣称：
　　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新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一个巨大变化，就象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变化已改变美国社会、新的更激进的革命运动已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时，美国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仍可感觉到。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较美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
　　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引人注意，但对各阶层的人们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这些人以往长期地呆在舞台两侧，这时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一直留在那里。换句话说，正是在法国，世界首次强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觉到至今仍在我们脚下隆隆响的地震。
　　为什么这一巨大的变化会发生在法国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直到拿破仑登台后才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统治。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无能且不公正，以致统治机构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正是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这一模式从成为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财政危机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决不是空前的，也不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国家债务不一致。
　　例如，它仅相当于大不列颠的国家债务的一半，若按人头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后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国由于它的两个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基本上是免税的，不能承受这一债务负担。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
　　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O万。
　　第三等级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万农民、约40O万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人的大部分好处。

　　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后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仅拥有30％的土地。
　　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由于1720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穷，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从物价上涨、从1713至1789年间法国贸易增长5倍中获利。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极不满意。
　　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贵族革命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上所述。
          
            《全球通史》 第146节    

　　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愈来愈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反应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州长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j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
　　因此，当路易十大发现自己由于支持美国革命时所承担的大量支出而处于经济困难中时，贵族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是可理解的。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
　　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起，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决定性的。
　　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O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都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中产阶级的代表还在拥有思想方面占优势。

　　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如何实现这种变革的一般思想。他们还拥有政府极度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各种权益。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居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后，定要保持传统的等级。
　　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个等级合并为一。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娅·安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
　　可表明国王的真正意图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同时，忠实的王军的几个团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传播开来了。
　　而且，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

　　民众作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群众性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
　　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下层民众涌上街头，要求较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
　　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它里面关着7名入狱者，其中，两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为弄虚作假者，第七个是个变态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监护和支付其费用。
　　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为什么“巴土底日”在法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以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这样的时刻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反对整个欧洲的旧秩序的斗争时就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
　　农民在其长期存在的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的激励下。拿起了武器。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
　　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个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的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一“就人们的权利而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国家实质上是所有主权的来源……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显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规定的损失赔偿是公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应当被剥夺这种权利。”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它相当于旧制度的死亡证书。

　　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则。
　　他告诉一位大主教；“我决不答应让我的教士或贵族遭受掠夺。我不会批准使他们受到掠夺的法令。”巴黎下层民众再一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
　　国王的敌视、巴黎粮食供应的短缺，激起了民众的斗争。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子，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还到巴黎。
　　民众兴高采烈地往回行进，自夸他们带来了“面包师傅、面包师傅的妻子和孩子”。王室成员住进了土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囚犯，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学校里。10月的这些充满骚动的日子确保了对8月法令的批准。
　　由于王室和国民议会受到民众行动的左右，这些日子巴黎民众的影响大增。战争和恐怖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上没有力量，但许多教士和贵族决心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在国外努力设法使外国列强卷入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纠纷中去。

　　他们成功了，不过应该注意到，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后者相信一个共和国可以由此在法国得到建立，革命学说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土站在反对法国的方面，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最初，装备很差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法国旗帜下。

　　同时，巴黎民众加入反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姬·安东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革命干劲和民众支持相结合，证明是不可抵抗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
　　有位演说家慷慨激昂地演讲道：“让每个人都为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性的军事努力尽一份责任。青年们将战斗，已婚的人将锻造武器……提供给养，妇女们将为士兵制作衣服……去医院当护士照料伤员，孩子们将用旧亚麻布制作作绷带用的软麻布……老人们将被送到公共广场上去激励青年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人民起来保卫祖国。

　　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平民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1795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男子普选产生，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1793年6月，吉伦特派已由更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

            《全球通史》 第147节    

　　这一委员会以革命热情和热烈的爱国精神任命和罢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的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的问题立法，并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国家剃刀”。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子女”。
　　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东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字义上指缺乏上流社会的短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

　　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和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制度。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
　　在英国，结果是平均派被击败、克伦威尔进行统治。在法国，无套裤汉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5人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翻了督政府。
　　他先是作为1799至1804年的第一执政，后又作为1804至1814年的皇帝，统治了法国。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二个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致他垮台。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有效地统治了国家。
　　他把法律编集成典，使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仑这些实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渴望复辟旧制度或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因他结束骚乱和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欢呼。

　　拿破仑因不断地进行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
　　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
　　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极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所居住的一些地区，而且在法国外面赞成这些变革。
　　法国的统治是进步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乃一种外来统治，在必要的地方，是凭武力强加的。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法兰西国家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它都将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这是专横的，但是拿破仑对臣民甚至更专横、更苛求。

　　他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行政管理的质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换句话说，这些人已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
　　这不仅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而且也解释了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发自内心的话；他在1814年写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的毁灭。
　　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俞的思想意识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维也纳的解决方案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召开，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的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
　　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托，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都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托）划归奥地利。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个由39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意大利是个包括9个州的“地理名词”，这9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我们所已研究的三个伟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

　　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看到李尔本、潘恩和罗伯斯比尔，还有平均派、后备民兵和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
　　了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
　　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
　　、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不过应该注意到，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全球通史》 第148节    

　　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这种对国家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
　　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我确实知道，你和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

　　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
　　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
　　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士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

　　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
　　同样，比利时人于183O年也进行了反抗，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干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后，在1859至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土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普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四周围取得成功。
　　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族主义将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因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间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这些帝国组织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
　　到1878年，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普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

　　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二十章第七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体现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不管怎么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
　　这一觉醒的详细情况将在以后章节中考察。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20世纪以前，殖民地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欧人在18世纪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区方面的忠诚。只是20世纪时，他们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
　　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连续地出现在中东、南亚、远东和非洲。这种传播中的思想意识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断言的，“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那里的资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
　　还有，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更准确地说，这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例如，克伦威尔不顾平均派的“一张选票是一个评价”的口号，力求使代表席位与缴纳的赋税成比例。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度、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

　　《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法一样，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议长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各部门的选举，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甚至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记陈述，因为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
　　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拿破仑的已得到证明是最持久、最有影响的著名法典，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这类现定的哲学基础由一个法国立法者概述如下：我们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这些人受过很高的教育，十分关心法律的维持。
　　如今，极少例外，这样的人只有在财产所有人当中才能找到，因为财产所有人热爱他们的国家，热爱保护其财产的法律，热爱使其财产得以保存的社会安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即使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
　　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岁月里仍是采取守势。这是一个反对革命年代的过激行动、在贵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复君主制、企图倒退到1789年以前去的时期。多数情况下，君主们不受宪法制约，专制地进行统治。
　　而在宪法的确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以致中产阶级大多没有投票权，更不必说劳动者了。因而，1815年以后的时期不仅是民族主义骚动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骚动的时期。

　　凡是由外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其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民族主义的，如希腊反对土耳其、波兰反对俄国、比利时反对荷兰、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的情况就是如此。
　　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例子见于法国，在那里，复辟的彼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并由自封的“资产除级国王”路易·菲利普取代。另一例子是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多少扩大了选举权，不过十分有限，仅使选举者人数从大约50万人增加到约81．3万人左右。
　　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
           
            《全球通史》 第149节    

　　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起作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
　　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对自然法则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无效的。不过，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
　　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囚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

　　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的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尽管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作了这种调整，自由主义从19世纪末叶起还是连连失利。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它未能赢得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一般说来，工人们已转向各种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因而，一个接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被挤在右翼的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不仅欧洲是这样，而且连从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
　　在殖民地，绝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人或者为民族主义所吸引——这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反应，或者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这是对贫穷、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资本和本土中产阶级这一现状的一种反应。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

　　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决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
　　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在任何时候都会办好。”在近代初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财富或祖先，而是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才受到尊敬。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的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我们已知道，在17世纪的英国，李尔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员不仅争取政治改革，而且．争取社会改革。法国革命中和李尔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贝夫，他于1795年组织了“平等会”。
　　巴贝夫把法国革命看作“仅仅是远为重大、远为神圣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驱，而这另一次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为了实现这最后的革命，巴贝夫宣布必须采取以下严厉措施：“将国家现有的全部财富置于共和国手中……使所有的公民工作……实现产品和享受的平均分配。……”
　　巴贝夫提倡废除私有财产，这在当时的法国没有可能被接受。
　　连城市工人都不准备采取如此激进的手段，而构成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则激烈反对一种将剥夺他们新近获得的、十分珍爱的土地的纲领。因而，督政府毫不困难地逮捕、处死了巴贝夫，并驱散了他的追随者。因此，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占优势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基础上的自由主义。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社会抗议和社会骚动随着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利而终止。事实上，新的朝气蓬勃的一派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于19世纪初叶出现。原因在于，法国革命虽然已唤起民众的期望，但未能使民众全都满意。

　　仍然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到来带来了贫民窟和重新出现的失业状态，似乎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更剧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状况作出了反应，试图把人类从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象他们的前辈早先把人类从约束人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一样。
　　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一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这些人由于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案，至今仍未为人们所忘记。圣西门极力主张国家应把资本借给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起作用的合作社。
　　傅立叶提倡把社会改组为各有16O0人和5000英亩土地的小的合作团体即“法郎吉”。欧文通过把其工厂所在的新拉纳克改变为一个模范村、通过在印第安纳建立一个短暂的共产主义的“新和谐”村而赢得广泛的注意。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
　　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

　　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期待富裕的捐助人的支持。
　　马克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德国犹太人，24岁时就当上一家激进报纸的编辑。

　　他在一些国家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之后，终于在伦敦定居下来；在伦敦，他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工作了30年，为其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收集资料。这部著作对后来历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著作中的三个基本学说是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观念。
　　1848年，马克思与其终身的朋友和捐助人恩格斯合著了《共产党宣言》；他在这部早期著作的序言中将唯物史观概述如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例如，古典世界的奴隶经济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政治状况——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和奴隶所受到的束缚。它也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文化成就——由于奴隶的劳动，少数人能够闲居，能够致力于文化。

　　阶级斗争学说也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最好的概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座迫者，……进行不断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关于各阶级具有相冲突的利益的思想就马克思说来并不是新的。但是，马克思的新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正是通过阶级斗争，人类从一种社会结构转到另一种社会结构。例如，马克思主义者说，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封建领主的利益相对立，因此，他们领导了最后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对过去历史的解释的基础。就未来而论，马克思确信资本主义将让位于社会主义，他的确信是基于他的第三个主要学说——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
      
            《全球通史》 第150节    

　　例如，一片树林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如果将树木砍倒、运送到工厂、锯成木材、制成家具，那么，这最后的产品就由于其中所耗费的劳动而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家具出售的价格高于该家具基于劳动的价值，出为价格中还包括了资本家所需要的利润。这意味着提供劳动的工人以工资的形式收到的报酬实际上低于向消费者所索取的价钱。

　　马克思论证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唯一致命的弱点，因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最终，这将导致生产过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消费不足；这种消费不足起因于不充足的工资所造成的不充足的购买力。因而，结果是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
　　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资本主义将由社会主义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抗萧条的，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不再存在购买力的不足。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写下自己的著作以来，事态的发展并未遵循他所预示的明确的模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穷人没有变得更穷，相反，工人们变得愈来愈富裕，因而也就愈来愈满足于现状。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学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已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
　　其原因可在马克思学说的性质和吸引力中找到。首先，这些学说给各地的工人以一种自信的感觉，使他们确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马克思主义还使工人们行动起来、富有战斗精神，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已证实：要赢得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不是靠慈善的捐助人的帮助，而是靠工人本身的努力。

　　最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国际的阶级联系而不是强调对国家的忠诚，给全世界工人以四海一家和团结的意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不仅是理论家和作家，而且是鼓动家和组织者。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迅速发展，到1914年，它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
　　不过，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革命组织。
　　侧重点有了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
　　有许多因素可解释侧重点的这一改变。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逐渐扩大，这意咪着工人能利用选票而不处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工人们久乐于接受现状。
　　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表达了这种新观点，他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二国际的口号不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而是“鼓动！教育！组织！”
　　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

　　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实于他们听认为的是马克思的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皆分裂成“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向，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确实，他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竞争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
　　事实上，到1914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已在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比其他任何政党拥有更多的席位。而且，力量大小不等的社会党简直已存在于整个世界——存在于中欧、俄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奥斯曼帝国、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中国和日本。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开始时，第二国际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其大多数成员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

　　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因而，第二国际被扯碎，虽然战后它又复兴，但再也没有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渐趋消失。
　　实际上，俄国社会主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起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了第三国际印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挑战。我们以后将考察俄国共产主义政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活动。
　　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如今，许许多多人生活在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无数的人生活在共产党的国家里；共产党国家的庞大的宣传机构天天宣告马克思的预言很快就会实现——资本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此，很显然，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已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就其推动力和普遍的吸引力而言，可与民族主义相匹敌。

　　第十三章　俄国
　　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3O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令人爱好的事物。
　　彼得.Y.恰达耶夫
　　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悻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
　　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答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报答以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技术和社会促进手段。但是，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见第八章第二节）。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相当有效地孤立了俄罗斯。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六公在公元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
　　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的教义和实践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世界和东正教世界之间由此发生的长期不和。
　　在君主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主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的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善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恶是西方的拉丁思想方式。

　　由于藐视和忽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东正教统治下的俄罗斯只有一个目标——保持不为异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切断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的另一发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见第八章第二节）。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
　　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
　　但是，未受损伤的俄罗斯基本上保持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东方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裕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极相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
　　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是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全球通史》 第151节    

　　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
　　在东正教影响、左右人们的观点和行动的意义上，这是一种谐和一致的文明。但是，它也是一种基本上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气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那些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袖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的落后是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
　　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这一政策不是不切实际或无实际意义的。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生死问题，因为俄罗斯被西面强大的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与南面的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包围着。值得注意的是，当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提议建立军事联盟甚至联姻时，波兰国王急忙给伊丽莎白去信，恳求她拒绝这一提议。“到目前为止，”他写道，“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它（俄罗斯），仅仅是因为它对教育是外行，也不懂得技术。”因此，当伊凡于1563年一路打到波罗的海的纳尔瓦时，这位波兰国王向伊丽莎白抱怨说，莫斯科大公国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是由英国的技术援助造成的。莫斯科人是天下一切自由的敌人，由于外界带给他们的东西不断增多，其力量日益强大。外界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商品，而且还有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武器，甚至把能工巧匠即[这类武器的］制造者也带给了他们。

　　他们凭借所施展的手段，使自己强大得足以征服其他所有的人。陛下不知道这一改人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们对为他们服务的人们所行使的权力。
　　因此，俄罗斯的邻国故意地试图阻止俄罗斯获得西方的武器和技术。
　　就俄罗斯人方面来讲，他们自然企图打破这种孤立他们的包围，他们这样做时不断地取得了成功。17世纪期间，俄罗斯人雇佣了许多外国军官来训练和领导他们的军队。这些新成员中，幸运的苏格兰士兵尤其杰出。
　　虽然其中多数人在俄罗斯仅服役了很短一个时期，但有一部分人永久地定居下来，变得俄罗斯化了。例如，17世纪时，有个叫利尔蒙特的船长，停止为波兰人服务，转而为俄罗斯人服务，他就是19世纪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祖先。同样，阿伯丁郡的托威的巴克利在里加定居下来，他的一个后裔就是巴克莱·德托利将军，这位将军曾率领俄军反对拿破仑的大军。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方化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手写下，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学校都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

　　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他对法国文化和英国议会制度没有兴趣，但是，他象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那样在英国和荷兰的造船场场作工，以便了解在他看来对他国家最有用的东西。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
　　此外，在严格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就象莫斯科是旧俄罗斯的象征一样。不过，这些变化是在遭到全体居民中为数众多的几部分人的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彼得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曾因这类因循守；日的人而不得不放弃他在建立一座永久的戏院和放松对外国服装的禁止方面所作的努力。

　　同样，彼得在整个统治期间，不仅必须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他确已引起的一些变化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变化就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而且，它们仅影响了全体居民中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引人注目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
　　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
　　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在彼得统治期间蓄胡子、穿飘垂的东方长袍的贵族，这时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来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
　　在这时期里，贵族的子女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俄罗斯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富有刺激性。
　　这种分隔反映在以下这篇对靠农奴劳动供养的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的描写中：必须记住，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富裕的俄罗斯贵族保留着他自己的裁缝、鞋匠、鞍工、木匠、马夫、小马倌、奶场女工、药剂师、乐师、男女演员、诗人、建筑师、画家和整整一大群更贴身的仆人如厨师、面包师傅。糕饼师傅、洗盘子的人、洗烫衣物的女工、男仆、主管酒饭的侍役、切肉人、煮咖啡的人、侍女、随从和这一类别中的其他所有的人。通常，这些工作的每一种，都有若干人去做，他们配有协助他们的大、小助手。

　　此外，随着大部分较富裕的贵族不仅拥有许多本内住宅，而且还在乡下拥有无数的地产，每一住处都充分地配有及自己的一个服务班子。
　　有个绅士在其住宅的前厅安排了17个男仆，他们必须日夜待在那里，其中一人准备去替主人取烟斗，另一人准备去瑞一杯水，第三人准备去拿一本书，如此等等。另一绅士保留着300个仆人，在其住宅里，已确立的仪式包括每日四十道菜的一餐饭。
　　每道菜各由一名身围白围裙、头戴高帽子的厨师端上，他必须把菜放在桌子上，举起帽子，深深地鞠一个躬以后退下，而12个主管酒饭的侍役和切肉人则身穿红制服、头戴搽发粉的假发，侍候在桌旁。顺便说一下，这位绅士还养着七只猫，这些貓夜间被拴在一张有七条腿的桌子上，如果其中一只猫碰巧挣脱出来，专门看管这些猫的全体女仆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每个“显贵”都对为其宾客发明某种新式的娱乐或者提供某种特别的、新的菜肴，感到一种势利的骄傲。
　　……几乎在一夜间把一块田变成一个湖或一座山、几乎在几小时内建起一个亭子或一座塔或一道凯旋门或其他建筑上的装饰物，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有个绅士以他的“爱之岛”而出名，在这座岛上，他把从村子里挑来的最美貌的姑娘交其宾客们支配；另一绅士提供了最好的艺术和音乐方面的娱乐。
　　俄罗斯社会的这种显眼的不公平与叶卡捷琳娜夸耀地提出的启蒙运动的原则简直不一致。
　　但是，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无法过分地关心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依靠贵族的支持，所以，她从未认真地向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挑战。正相反，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她转而激烈地反对哲人们的学说。
　　她谴责革命是“一种反对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的、可恶的、凶暴的瘟疫，是上帝和君王的敌人”。她还说：“国民议会应该烧死所有最厉害的法国作家，烧死所有将这些作家的语言传遍欧洲的人，尽管所有这些人都表示反对他们所已制造的可恶的混乱。……至于人民和他们的意见，那是无关紧要的。”
　　叶卡捷琳娜能如此轻率地不考虑“人民”的意见，但是，其后继者们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情况尤其如此。1815至1818年间，一支俄国占领军驻扎在法国。

　　这些事件自然给俄国的舆论以很深的影响。多数人对西方的优越感和屈尊感得到了加强，但是，占领军的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已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时，他们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有位老兵将他回到祖国时的反应描绘如下：
　　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皇家禁卫军第一师在奥拉宁鲍姆登陆，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赞美诗。
        
            《全球通史》 第152节    

　　祈祷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祖国对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了，他骑在一匹漂亮的栗色马上，手执一把出鞘的剑，他准备在皇后面前放下这把剑。
　　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那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
　　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那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失望；不自觉地，我想起了一只猫，它转变为一个美人，不过，她不能看见一只老鼠而不扑向它。

　　1814年，在彼得堡的生活对青年来说是令人厌倦的。二年中，决定各国命运的一些事件已从我们眼前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如今，在彼得堡守着空虚的生活，听老人唠唠叨叨地赞扬过去、指责每一个进步的运动，真叫人忍受不了。
　　我们离他们有100年。
　　正是象上述这样的情感说明了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
　　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使俄国西方化的军官。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的确没准备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更准确地说，俄国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的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相反，那时存在的是处于社会低层的、被束缚的、无生气的农奴群众即通常所说的“黑民”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想望的西方式社会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惜上述的差别，把它们看作是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驱使俄国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
　　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是统一的基本看法。他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个国家模仿另一国家，必然结果将是矛盾和不一致。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深深的不同点。
　　因此，斯拉夫派把圣彼得以前时期的谐和一致的俄国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是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为西方社会要好些，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认为它是唯物主义的、无信仰的、被冲突和革命撕裂了的。
　　“和俄罗斯的力量、团结及和谐成对比，”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写道，“那里只有争吵、分裂和软弱，面对这些东西，我们的伟大显得更加突出——正象光亮对着阴影一样。
　　……”因此，站在反对方面的一个西欧派成员反驳道：“那里［西欧」的文明全是劳动的成果；科学和技术已花费了那么多代人的那么多的汗！如果你们丢掉迷信，如果你们抛弃偏见，如果你们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蛮的过去，如果你们不夸耀自己千百年来的无知，如果你们志在占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类精神所获得的财富，那么，那一切全都能成为你们的。”

　　二、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不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说服，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才得到解决。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而得到戏剧性的说明。
　　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国撤回它在黑海的海军部队和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而且还强迫他国交出它在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小的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
　　他们已很有信心地预言，俄国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会导致一个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宣称：“西方将了解到它所夸耀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候没有什么用处，赞美这种制度的俄国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关于战争的结果，西欧派并没分享这种乐观。

　　实际上，他们预言了灾难性的失败，他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就是因为俄国未能跟上欧洲。文明现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来对付这场斗争。
　　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比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我们不是在走向胜利，而是在走向失败，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西欧派的这一预言证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确的。
　　俄国被打败了，这场失败起了暴露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的作用。俄国的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令人绝望地对俄国士兵不利：他们所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
　　他们只有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符其实的医疗服务或军粮供应服务。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缺乏铁路，他们不得不用大车来拉军需品，不得不在抵达前线以前步行数百哩。

　　总之，战争失败了，其原因正如西欧派所察觉的，“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
　　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农奴甚至在战争以前也一直是极不安定的。
　　事实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的不断上升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作这决定时也受到许多贵族的鼓励，这些贵族赞成解放农奴是为了利用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对谷物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他们发现，只要全部土地是分配给农奴，他们就无法生产大量的供出口的剩余粮食，因为农奴种植的粮食在勉强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后，能给贵族地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较有远见的贵族都赞同把农牧从以往一向将他们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契约中解放出来。这样，贵族打算将小块土地联成一片，采用有效的、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并仅仅雇佣那些其劳动力实际上为他们所需要的从前的农奴做散工，如此，他们就无须供养整个迅速增长的农奴人口。

　　换句话说，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赞成解放农奴的原因与英国贵族在前三个世纪中支持和实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样的。由于这些情况相结合，亚历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的条款，所有农牧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进行分配。
　　贵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而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库券。作为回报，农民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以偿还政府。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
　　在美国，《解放宣言》仅关系到少数黑人，而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
　　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000人，进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工业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纪中的这一迅速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援助。
　　沙皇政权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各种措施，包括提供津贴和实行保护关税。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贡献的意义从以下事实中能觉察出来：1917年，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产量、60％的铜和铁矿产量以及80%的焦炭产量。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国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更与欧洲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的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
　　他们决没有满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变得愈来愈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税收负担。
         
            《全球通史》 第153节    

　　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交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不满意的范围和强烈程度随着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的日益频繁而变得明显。
　　以下这段文字中描写的事件发生于1917年，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类似性质的其他事件发生于19世纪末叶和2O世纪初叶。
　　关系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条路边，一个男子爬上一根电话柱，割断了把北面地平线上的一个庄园主的住宅与沿着向南的铁路线的城市、警察局和兵营连接起来的一根缴细的通讯联络线。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庄园主的住宅此时十分孤独地坐落在那里，然而，情况并非真是如此，因为在见得到这一住宅的园林的地方，有几个农庄。

　　因而，两个成分——农民和地主——暂时处于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几小时内，庄园遭到了洗劫，宅第陷号火焰之中，在火焰围内的某处，宅弟的主人死在那里。
　　这种农民的不满由1898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
　　因为在1905年革命爆发以前，俄国不允许有政党存在。所以社会革命党只好作为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从事活动。其政纲的主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他们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首先，他们认为农民而非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们提倡并实行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不是依靠群众的组织和压力。
　　在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一个指挥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秘密的战斗组织。它的成功可以从其著名受害者的长长的名单上得到估计，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长、国家的大臣甚至沙皇的叔父塞尔吉大公爵。这个战斗组织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动之后，就要发表声明解释并夸赞那次行动。
　　它在暗杀内务大臣D·S·西皮亚金以后宣布：“在我们的大臣们学会理解人类的语言和倾听国民的意见以前，枪弹声是我们与他们交谈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我们无须解释为什么要处死西皮亚金。他的罪恶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遍的诅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欢迎。”

　　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化的早期日子里。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根据关于1895年莫斯科工人阶级住房建筑的一份报告，“不加夸张地说，这些地方只能与养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门窗打开时，空气也是沉闷的；沿墙壁一带和在睡觉用的长凳上，可见到发霉的痕迹。地板是看不见的。
　　因为上面盖满了污物。”
　　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因而，一个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样。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象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在这种情况下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这一分裂发生在1903年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与党的成员资格和党的纪律有关。

　　正统派的领袖尼古拉·列宁坚持认为，由于沙皇的实行镇压的独裁政府，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必须截然不同于其他社会党。成员资格不应该给予任何交纳党费的同情者，而应该仅给予一小批专职的职业革命者。这精选出来的全体成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活动。
　　党面临的任何重要问题都可以由成员们自由地讨论，直到以民主的方式通过投票作出决定为止。但是，作出决定后，原则的“集中制”部分开始起作用。党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个人倾向如何，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这时的“党的路线”，违者开除出党。
　　列宁强调，只有实行这种严格的纪律，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才能有效地进行地下工作。列宁赢得了1903年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因此，他的拥护者从此以后被称为布尔什维克——这一俄语单词的词义为“多数派”，而他的反对者被称为盈什维克，也就是“少数派”。不过，应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布尔什维克仍是一个极小的团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前线的失败引起的混乱和苦难给了布尔什维克以机会，使他们能利用其优良的组织来动员和领导心怀不满的群众。
　　20世纪初，除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国还有一个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愈益不满起来。反映这批人的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以其缩写名称称为卡德茨（Cadets）。
　　这个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和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相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立宪民主党由于它对议会程序的知识和明确表述而在审议方面起了领导作用。
　　然而，立宪民主党从未赢得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比较的大批追随者。一个原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中产阶级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此外，立宪民主党特别易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出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的背景，他们不太愿意用暴力对付暴力。当时的一位英国观察者对他们的地位之软弱作了如下分析：“立宪民主党虽然应该得到他们是帝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个政党的声誉，但没有牢牢控制住国家，因为他们不具备这种控制力，他们不能实践自己的观点，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世界哲学，没有在人民中生根。因此，他们没有得到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这一政党的支持，他们仅代表他们自己。”

　　20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谐和一致的社会；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的反响终至成为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概述俄国在亚洲的政策和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为1905年革命准备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正如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决定的一样，俄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由俄国的优势决定。由于这一优势的缘故，乃至18世纪的俄国已能制服西伯利亚的部落民，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是，在东南部，俄国人由于强大的、人口稠密的中国帝国而停止前进，不得不接受了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的尼布楚条约（1689年）。

　　18、19世纪期间，俄国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完成了他们的帝国。阿拉斯加的获得只不过是较早时期横越西伯利亚、向较空寂的地区推进的一个继续。但是，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战胜了中国帝国，在中亚，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开国。
　　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为俄国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不过它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国人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技术方面不相上下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止——那些势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满洲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俄国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方化的沙皇对远东和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彼得的指示简明、扼要，这也是他作指示的一个特点。
　　在堪察加或其他某一地方建造一、二条装甲板的船。驾着这些船沿北去的海岸航行；这条海岸的界限尚不清楚，看来象是美洲海岸的一部分。要确定它在哪里与美洲相也要航行到在欧洲人管辖之下的某一居留地，如果遇到欧洲船，要向它了解这海岸的名称，记录下来，登陆，获取详细的情报，画一张地图，把它带到这里来。
　　白令于1728年和1740年进行了两次探险。他没有解决西伯利亚和美洲是否在陆上相连的问题，因为他先东航越过白令海，然后才抵达至今还带有他名字的、把两个大陆分隔开的海峡。但是，白令和他的同事确踏勘了阿留申群岛，而且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
　　俄国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跟在探险者后面。商人们首先剥削阿留申群岛的岛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贸易站。1799年，各种私营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俄美公司。
　　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他积极地、独断独行地指挥各种活动达派年。他的主要问题是要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一个海洋。因此，巴拉诺夫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在那里为阿拉斯加的贸易站种植新鲜粮食的殖民地。
　　1811年11月，俄国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罗斯河旁设立罗斯堡，到1819年，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全球通史》 第154节    

　　这一扩张导致俄国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实际上，俄国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明显地有助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发表。
　　最后，俄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皮毛贸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国人担心阿拉斯加太遥远了，他们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
　　他们预料自己迟早会失去这一地区，就于1867年以70O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分钱。
　　阿穆尔河流域其时，俄国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俄国人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兴趣。俄国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口作为向他们的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的基地。
　　他们的确有了鄂霍茨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断地被雾笼罩。此外，这港口濒临一条浅河，河内有危险的沙堤阻塞河口。因而，俄国人文重新以渴望的目光前宽阔的、可通航的阿穆尔河看，因为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已将他们从这条河那里逐走。
　　俄国人的兴趣由于中、英之间1839至1842年的所谓的鸦片战争而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见第十六章第一节）。作为战争的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有了极大的势力。俄国人这时决心在阿穆尔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阿穆尔河河口的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

　　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实现了他们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所有目标。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年青购民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劲，他于1847年38岁时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另一原因是中国的软弱，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流域逐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子。
　　穆拉维约夫伯爵拥有总督的广泛权力，但是，他仍越权派遣从事探险的远征队把俄国旗帜插到外国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来维尔斯科伊船长（后来的海军上将）在堪察加半岛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撵走萨哈林岛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占领了该岛，使汽船在阿穆尔河下水，鼓励俄国殖民者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并沿阿穆尔河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站。对一个巨大地区的这种侵入的显著特点是仅使用了少量的人。

　　东维尔斯科伊只有其船上的全体船员可由他支配，因此，他派6个人守卫一个贸易站，派7个人守卫另一贸易站。再各派8个人守卫其他两个贸易越。由于整个地区是一片中国人对它只有模糊的宗主权、没有任何控制的无人地带，这种小规模的行动是可行的。
　　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国的做法，是俄国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人。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人又遭惨败，不得不因天津条约（1858年）而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和作其他的让步。
　　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警告中国人注意英国人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这一地区。结果是订立瑷珲条约（1858年）；根据这一条约，俄国获得阿穆尔河的至乌苏里江为止的左岸，此外，俄国和中国对阿穆尔河的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行使共同的主权。
　　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冰的形成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方面的目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用意深长地把它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当时，中国已卷入与西方强国的进一步的纠纷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

　　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提供了帮助，成功地使同盟国在不太烦苛的条件下撤离首都。作为对这一帮助的报酬，中国政府心甘情愿地议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把阿穆尔河的从乌苏里江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给了俄国。随着赢得这些新的辽阔的（存在到今天的）边远地区，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

　　这种扩张直到别世纪初才又重新开始，因为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试图向南侵入朝鲜和满洲，从而加速与日本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中亚在此期间，俄国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国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紧靠着西伯利亚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萨克游牧民的草原区。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点缀着供养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国的肥沃绿洲。
　　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汗国在军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亚部落强大得多，能够一直避免与俄国人亲近。实际上，俄国人为了挡住游牧民对其西伯利亚居留地的袭击，已在18世纪期间从奥伦堡到鄂木斯克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
　　在1824至1854年的30年间，俄国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从而首次进入中亚。

　　他们希望锡尔河充当一条永久的天然边界，但情况证明并非如此。远离首都、渴求荣誉和晋升的地方指挥官野心勃勃，时常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政府有所行动。掳掠集团的经常性的骚扰也致使俄国人不顾圣彼得堡的疑虑和英国的抗议，进一步奋力前进。
　　甚至英国政治家寇松勋爵也承认：“由于缺乏实际的障碍，由于所面临的敌人对生命的统治是劫掠，而且他们除了失败外不懂得外交上的逻辑，所以，俄国正象地球理应要绕太阳转一样，不得不前进。”
　　中亚穆斯林文明的传说中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正在前进中的俄国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手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遂战争的危机和谣言一再发生。
　　然而，这一世纪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进行的。俄国的统治大大地改变了中亚，不过程度上仍不及美国的统治对印度的改变。
　　在积极方面，俄国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0，000名奴隶。俄国人还铺筑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它帮助俄国人进行征服和实现现代化。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国纺织工业的不断增长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惊人的增长。

　　1884年，在俄国人的倡议下，有300俄亩土地（1俄亩=2.7英亩）用于种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猛增到90000俄亩。俄国人还引进某些土地改革，包括减少农民的税和农民对国家及地主所须履行的义务劳动。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普遍的饥荒。
　　俄国人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把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他们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最后结果是，在给中亚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带来许多变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俄国人的到来而受到什么影响。

　　尽管有了铁路建设和棉花栽培的传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是生活在为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里。
　　满洲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正慢慢地接近完成，为俄国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
　　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人路线。他预见到俄国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实现上述地位的最好手段。
　　1895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见第十六章第一节）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
　　中国又轻易地被打败，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国这时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人归还辽东半岛。

　　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与俄国签订一个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而且还将建造穿过满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共同的中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国政府所拥有、归俄国政府管理。
　　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已在满洲敷设了总长为1596哩的铁路。

            《全球通史》 第155节    
     
　　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国跟中国谈判；随后，俄国开始了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国人利用伴随义和团起义而来的动乱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
　　俄国这种稳步的侵占使日本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洲大陆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独力阻挡俄国人，所以决定通过获得同盟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军事联盟（详见第十六章第八节）；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国进行清算。
　　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俄国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占优势的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事业方面的“特殊利益”。

　　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国人的意见有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侵入而不是带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并吞。
　　但是，有影响的俄国冒险家们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专心一意地促进他们的个人财富。俄国军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漫长距离，想在朝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俄国某些政治家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赞成以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

　　无疑，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军人的心目中，俄国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事实上，他们轻蔑地称日本人为“马卡基”即“小猴子”，而且他们还认真地辩论一个俄国士兵是否抵得上一个半甚至二个日本士兵。
　　这批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独行其是，设法免去维特的职务，实际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
　　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进攻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
　　日俄战争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的大卫始终击败俄国的歌利亚。
　　由于俄国军队在离欧洲俄国的工业中心数千里远的地方作战，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第二阶段由在满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
　　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把俄国人赶到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国军队仍未受损，而且还随着交通的改善而得到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的胜利。

　　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目光短浅，俄国人把他们的经过仓促整修的波罗的海舰队派往日本；这支舰队沿着欧洲和非洲的整个西海岸往下航行，绕过好望角，然后穿过印度洋，向北沿东亚海岸驶向日本——航行的距离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三分之二以上。1905年5月27日，俄国舰队终于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遭到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

　　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俄国舰船就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仅仅失去几艘驱逐舰。
　　由于这一毁灭，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准备讨论和平。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贫乏的资源已因战争负担而被滥用。
　　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被签订；根据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满洲的所有优惠减让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如此，日本人阻挡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国才能够恢复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

　　不过，俄国在1905年仅被迫放弃了数平方哩的边缘地区。它仍然象今天那样，是一个巨大的亚洲强国，拥有包括西伯利亚的广阔区域和中亚的沙漠地带的领土。因此，在所有欧洲强国中，只有俄国如今拥有一条穿过亚洲中心——从黄海边的朝鲜到黑海沿岸的土耳其——的边界。
　　在欧洲强国中，只有俄国如今在亚洲之内朝外看，而不是象西方强国那样，仅留有如澳门和香港之类的帝国残余物。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说，这就是从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脉到日、俄两国在满洲平原上交战这三个世纪中俄国陆上扩张的意义。
　　四、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
　　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的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更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来愈如此。最后，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提供了使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的火星。

　　在那个重大的星期日，由数千人组成的一大群人平静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宫行进，这是一次独特的示威，实际上是一支宗教队伍，以教士乔治·加邦神父为首，后面跟随带着圣像、唱着俄国赞美诗、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情愿包括恭敬地请求实现诸如代议制议会、免费教育、八小时工作日、涨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之类的改革。如果当时抄皇或其代表接受请愿、答应予以仔细的考虑，那么人群本来很可能会平静地散去。

　　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是家禁卫军向聚集的群众开枪。75至1，000人被枪杀，200至2，000人受伤。伤亡数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某些目击者仅报告了星期日的伤亡人数，而骚乱在首都又继续了两天。
　　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猛烈的反应。向来爱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感情的迸发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饮演讲中宣称：
　　亲爱的亲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报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国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报仇。
　　去吧，去劫掠帝国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的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这么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亲”的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

　　这一初步的大动乱在帝国政府能够再宣称自己的权力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从属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抢劫庄园主的住宅、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他们的舰船。

　　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
　　这个宣言读起来象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状。它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而且还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团结。
　　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要求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强大起来。
　　能够进行回击。1905年9月5日与日本的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使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的适时的贷款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进行的危险的工人起义。

　　其时，温和派因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和激进派疏远，正转移到政府一边。因此，到1906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
　　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烧毁整个的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
　　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密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一个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
　　杜马的不受束缚的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然而，响应是微弱的。事实上，到这时，革命的潮流已经衰退，第一次俄国革命已走完其应走的历程。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给俄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俄国这时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是柔弱的。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但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令人满意地保守和屈从。

            《全球通史》 第156节    

　　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愈来愈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直到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作出了贡献。关于沙皇的“小父亲”的观念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政治气候也受到相应的影响．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了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
　　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08年的9万人，进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所遭到的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五、结论
　　19世纪的俄国呈现了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悲惨景象：它试图使自己现代化，但仅获得不充分的成果，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现代化的伟大倡导者是1892至1903年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他曾在1900年8月给沙皇的一份报告中，告诫沙皇注意迅速工业化的需要，他当时所说的话与25年后斯大林说的话惊人地相似：
　　国际竞争并不等待我们。
　　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的、决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们的工业能在以后数十年间满足俄国以及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或者应该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的亚洲国家的需要，那么，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外国工业就会突破我们的关税壁垒，在我们的祖国和以上提到的亚洲国家中立足，并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上的落后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

　　维特不顾一切地试图实现他所想望的工业化。
　　他采用金本位制，给予某些工业以津贴，给外国资本家以特许权，在国外募集大量贷款，并设立很高的保护关税。俄国工业在这些刺激下确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整个国家与西方相比仍明显地、令人痛苦地落后。1897年1月的统计数字揭示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不发达的症状——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按人口计算的公路和铁路的哩数很低、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也同样地低。

　　俄国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正在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各国。例如，它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在20世纪初突然上升，但仍赶不上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俄国愈是试图迎头赶上，便愈是落后。
　　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俄国社会多数成员从根本上反对维特的工业化纲领。不仅心怀不满的工人是如此，农民和土地贵族也是如此，因为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而土地贵族生来就希望保持其传统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资本家，无论他们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因而，维特成为沙皇的一个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职。
　　他的免职使沙皇俄国的致命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业化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偏爱本国的农民传统。关于这一矛盾的结果，有位高级官员在1914年2月准备的、关于与德国的战争的含意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描述。他强调了俄国工业的“未发达的状况”、国家“对于外国工业的过于巨大的依赖”、“技术的落后”和“战略铁路网的不充分”。

　　他下结论说，战争将象在1905年那样带来失败，而失败又将通过被唤醒的群众而带来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识分子反对党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权威，将无力阻挡由他们自己唤起的民众的潮流，俄国将被抛入无法预见其结局的没有希望的混乱之中。第十四章　中东
　　无可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地不同。诚然，受到影响并作出反应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的组织。
　　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忠诚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三章中已提到，这帝国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的教会领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

　　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种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种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每个居民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这一松弛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种种文化和环境。
　　因而，西方对奥斯曼各地确没有相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需考虑各种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拥有占优势的基督教居民的巴尔干半岛、拥有居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最后，我们还将考察波斯王国的某些重要的发展。波斯王国构成近东的一个重要成分，尽管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
　　人们常常以为，这些世纪是暴政未得缓和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解释未能说明实际的事态发展的原因。巴尔干的各种民族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
　　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给土耳其人所带来的麻烦原可能超过他们实际上带来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麻烦。

　　解释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收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急剧地改变了。
　　这一时期中，由于土耳其的势力和实力已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起。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
　　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因此，随着18、19世纪期间商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转过来有助于巴尔干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长。

　　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要量和产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干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因此，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还有另一激响：它们促进了沿达尔马提亚海岸、阿尔巴尼亚海岸、伊庇鲁斯海岸和在爱琴群岛中间行驶的商船队的发展。
　　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黑色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的统治这时已变得无能、腐败起来。
　　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外国，并时常侨居那里，他们不仅把自己在国外所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的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不用说，他们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梦魔般的压迫。希腊商人约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叹的话可代表这种看法。
　　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发财；当居住那座城市时，他对处理商务时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讲秩序，也不讲公正。

            《全球通史》 第157节    

　　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穷困，而不认识到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们除了只是破坏外，不创造任何事物。愿上帝将他们毁了，使希腊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可以占上风，使政府可以象在欧洲一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而无须担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对巴尔干的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而且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和外部世界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都促进了其同胞的智力发展。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本国语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教育。

　　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当时的一个新教传教士抱怨说：“希腊的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腊人后裔中有才华的杰出人物，习惯于呷吸伏尔泰和卢梭的毒汁，因为后者的著作已被翻译成现代希腊语。
　　我遇到过一些希腊人，他们热心地为自然神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学说辩护。要对付他们的诡辩，需要才能。”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
　　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一个当时的希腊革命者证明：“总的来说，法国革环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
　　……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使自己获得解放的措施。”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的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
　　继希腊人之后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尔维亚新拓展地的促进性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暗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的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

　　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的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O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
　　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
　　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
　　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5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

　　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思想意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不时地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为时晚得多。有各种因素可以说明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和缺乏土著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不仅存在着相互敌视的这一传统，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讲，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还存在着一种干自身不利的优越感。
　　以往好几个世纪里，土耳其人一直打败欧洲的基督教势力，胜利地越过多瑙河、将他们的星月旗插到维也纳城墙下。诚然，17世纪末叶和18世纪时，他们曾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手上吃败仗。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他们继续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其本身的优越、对其宗教信仰的优越、对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种优越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土耳其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土耳其人对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轻蔑反映在他们在提到欧洲各种民族时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称号中。
　　他们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香肠的人，称保加利亚人为“流浪者”，称荷兰人为“乳酪商”，称英国人为“无神论者”，称法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称罗马尼亚人为“吉普赛人”。不用说，这种态度无助于奥斯曼帝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
　　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响。
　　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持自己的职位和晋级感兴趣）。这种形势的意义在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的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可清楚地看出米。

　　正是他们，建立起与西方的联系、宣传西方的思想并从事政治活动。然而，在土耳其人当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类似职责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间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
　　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苏丹谢里姆三世的命运明显地说明了改革缺乏群众支持这一点。谢里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负的革命性质而言，这是具有象征性的、合适的一年——登上奥斯曼王位。
　　谢里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有必要在帝国中进行改革的苏丹，然而，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改革措施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苏丹。他最先根据借用西方的东西而不是回到苏里曼一世时代这一点来考虑改革。他的计划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进教育和彻底改造近卫军。
　　近卫军从切曾是奥斯曼步兵的精锐部队，这时已蜕化成无用的、不顺从的禁卫军。这一点在18世纪末叶与俄国交战时变得很明显，那时，近卫军的一些团在前线露面的总共才5、6个人。近卫军士兵一见敌人，多半溃散和逃跑，仅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营。
　　过去，有几个苏丹已试图控制或除灭这支有害的军队。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法律和宗教的统称为乌力马的首脑站在近卫军一边。重要的经济利益也支持现状，因为从对近卫军的发薪证的投机买卖中可得到收入。
　　每个近卫军士兵都有一个密封的发薪证，用作领取薪金的折子。1740年，苏丹允许买卖这些发薪证。它们很快成为一种股票，由那些与近卫军毫无联系的官员和投机商迫不及待地大量买下。

　　由于争夺发薪证的缘故，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虚报的名册。已死去的近卫军士兵的名字给保留在名册上，他们的发薪证被买卖。
　　军事、宗教和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结合，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苏丹未能改革近卫军，为什么谢里姆也注定要失败、注定要丧失他的王位和生命。
　　开始时，由于近卫军对俄国人的恶意中伤引起民众的反感，谢里姆能取得某些进展。他先采取旨在改进帝国防御的各种表面措施，然后，1793年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建立一支称为新制军队的新的军事力量。这是一支西方式的军队，有着一式的制服、明确的募兵和征兵措施、欧洲的训练方法以及现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传统的短弯刀的刺刀。

　　这些计划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2000人。
              
            《全球通史》 第158节    

　　新军在几次交战中证实了它的价值，但是，这仅仅加剧了近卫军及其盟友的恐惧和反对。他们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惧、偏见和狂热的一个精心组织的运动来进行反击。
　　他们散布谣言说，新军是基督教异教徒的一个发明，谢里姆创建新军就是因为他不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的保护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骚乱，使近卫军能迫使谢里姆于1808年5月退位。两个月后，当谢里姆的支持者们试图将他从囚禁他的宫殿住室里营救出来时，他被绞死了。
　　回顾起来，很清楚，谢里姆试图做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早一个世纪时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败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并不象俄国沙皇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败更多的是由于这一事实：近卫军与他们在乌力马委员会、官僚机构和宫廷中的盟友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比彼得所曾面临的任何反对派强大得多的反对集团。

　　此外，谢里姆没有可依靠的中产阶级、群众党或群众运动。给果，奥斯曼帝国在1808年末时似乎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没有变化且不可改变。
　　然而，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为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
　　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世纪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
　　但是，军事西方化不仅仅包括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事实证明，要支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必须教授军事科目外，还必须教授欧洲的语言、数学和科学。必须建立医科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
　　而且，被派到国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机构中，军队成为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O0人。
　　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学院如美国人经办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学院和罗伯特学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贝鲁特的圣约瑟夫的法国耶稣会大学里，可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土耳其人自己这时也已建立了几所高等学校，包括医科学校（1867年）、帝国高级中学（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学（1869年）、法律学校（1870年）和政治学学校（1878年）。

　　这些年里，土耳其的新闻业也正在迅速发展。1859年时。帝国中只有一份官方周报和一份半官方周报。
　　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报和几份周报。此外，在诸如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和亚历山大之类的城市里，出现了6份法国日报，为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阅读。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
　　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这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的商人路线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
　　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达英币2亿镑。他们每年约需英币1200万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子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事实证明负担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欧洲诸强国于1881年强行设立奥斯曼国债管理处。
　　这一机构主要由外国代理人组成，其任务是照管来源于各种专利事业和关税的岁入、为偿清帝国的债务服务。

　　外国势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公用事业。此外，帝国仍受制于外国人自15世纪起就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即治外特权。
　　这些治外特权包括免受奥斯曼朝廷的管辖和免交包括个人税和关税在内的某些赋税。这些赋税被规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奥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经欧洲诸强国同意；不用说，欧洲诸强国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奥斯曼帝国甚至出俄国更多地处于与欧洲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中。
　　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逐渐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运河、铁路、银行、传教士、学校和报纸构成了一个背景，从而说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在土耳其人中间发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觉醒。
　　这一觉醒的最著名的领袖是易卜拉欣·希纳西、那米克·凯马尔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齐亚。这些人并不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然而，他们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经历，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则。他们都曾在西欧生活过，都不仅对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且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学印象极深。
　　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决心消灭他们这时认为是波斯的古典主义的暴政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往长期地支配着奥斯曼的语言和文学。他们丢开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词、措词而采用更纯正、更简单的土耳其语。他们翻译外国的著作，尤其是法国作家加拉辛、拉封丹，卢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

　　他们创办了第一份独立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馆和市场有广泛的读者群。这些早期的改革者没有组成一个政党。当时，奥斯曼帝国仅有的真正的政党是在个别的政治领袖周围聚集起来的”执政党”和“在野党”。
　　但是，到1865年，由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们组成的一个界线相当分明的集团已围绕报纸“Mushbir”即《喜讯先驱报》而形成。这家报纸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还主张引进某种形式的立宪代议制政体。这一点是帝国政权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这家报纸。
　　报纸编辑及其同事这时发现他们所处的境况与19世纪初谢里姆三世所处的境况相同，由于缺乏群众支持，他们不得不逃到巴黎和伦敦，在那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抨击帝国政权。
　　当时，土耳其少数政治家已认识到，一个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纲领是帝国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们两人都担任过最高的大臣，颁布过许多改革法令。
　　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国内的一次财政危机和巴尔干地区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位。然后，他制订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一个民选议会、一部权利法案和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这一宪法，然而，他无意遵守宪法。

　　1877年1月，他撤销米德哈特的职务，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当时，仅有的抗议迹象是在墙上出现了少数标语。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临着一种群众的惰性，这种惰性可与1825年使俄国十二月党人彻底失败的那种群众的惰性相比。
　　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纪其余的时间里作为其帝国的无人挑战的主人进行统治。
　　在那数十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分裂性力量来执掌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阻止人们去国外旅行、学习，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对新闻界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
　　他的特务们时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满分子撵走；这些不满分子多半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通常逃到巴黎避难。他们在那里出版批评哈米德独裁政权的期刊和小册子，因而在西欧一般被称作青年土耳其党。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各从属民族的革命领袖们也加入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

　　所有这些民族的代表为了组成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共同战线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苏丹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取得一致意见。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优势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而另一群人则赞成实现一个权力分散的、各从属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国。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
  
            《全球通史》 第159节    

　　陆军军官是这一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协会被组织成5人小组，因此，每个人仅了解组内的4个成员。新加入者必须由一个正式成员做保证人，并在预备期内受到仔细观察。
　　为了通讯联络，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指导者”，他从另一小组的“指导者”那里接受最高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必须立刻传递命令。有人对协会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为了应付开支，每个成员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委员会的金库，而富裕的成员除交纳这笔会费以外，还要在委员会需要资金时作慷慨的捐赠。委员会秘密地购置武器和弹药，并每年拨出很大一笔款子供那些在为事业奋斗时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员的家属维持生计。

　　分派给成员们的任务有好几种。有些人任通信员，以各种方式乔装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国各地传送口头的报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须暗杀那些被委员会到处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险的热情反对运动的政府官员和正在找到猎物的臭迹的宫廷密探。
　　另有一些成员为了事业起见而奉命充当间谍，终于将反间谍活动进行得非常彻底，以致挫败了宫廷的间谍活动。……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马其顿驻军即第三军站到事业一边。……渐渐地，许多青年军官被接纳为会员，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们争取过来。
　　……最后，整个马其顿军队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一边。这些谋反者于1908年7月公开造反，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发展有两个。一个发展是外来干涉的威胁。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马其顿自治政权。这时，所有土耳其人，不论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独立的序幕。稍后，有人宣布，英、俄两国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尔会晤，讨论马其顿的改革问题。
　　萨洛尼卡的组织这时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它担心雷瓦尔会晤的最后结果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所以决定立刻来取行动。
　　委员会用电报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碟，威胁说，如果1876年宪法不在24小时内得到恢复，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国务会议劝阿卜杜勒·哈米德答应最后通牒的要求。

　　伊斯兰教法典权威即帝国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拒绝作出同意镇压造反者的判决。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宪法。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他又说，他以往一直赞成立宪政体，但是，被邪恶的地方议员们引入了歧途。
　　英国大使说：“我想，这位苏丹是当代喜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大众面前摆出了这样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纯朴的、慈爱的父亲，只是40年来在关于人民的真正愿望的问题上一直为其顾问们所欺骗。”
　　苏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拥抱。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大声说；“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穆斯林。
　　我们都是同一蓝天之下的兄弟。我们人人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自豪。”这种欣快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
　　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权与权力分散的问题，这时必须作为一个迫切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予以正视。此外，新的领袖通常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反革命活动、夺取对首都的控制时，这种不和达到了顶点。

　　青年土耳其党聚集起他们在马其顿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尽管他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犯罪未得到证实。根据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讲，他10年里没读过一份报纸。因此，他充当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温顺的傀儡，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已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使其现代化，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愈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愈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
　　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阿尔巴尼亚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两年后，巴尔干各国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土耳其人。其时，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
　　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决定与同盟国共命运以前，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断地处于交战状态。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因为宗教传统和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方的攻击。
　　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
　　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诸民族同巴尔干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奥斯曼的统治达四个世纪。他们并不象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外来枷锁。
　　首先，早期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样，用西方的神权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真正的密切关系。在近代，这种感觉由于欧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强；欧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亚和南亚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国。

　　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护卷土耳其人虽然在后期变得愈来愈腐败和暴虐，然而仍比异教徒好得多。这些原因说明了为什么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响和发展民族主义抱负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巴尔干基督教徒。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就已开始。
　　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在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以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
　　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有个阿拉伯学者曾参观由这些新来的人建立的一个实验室，法国科学家的影响就反映在他以下这番表示惊讶的话中：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个负责人拿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从瓶里取一点蒸馏水倒入一个试管中，再从另一瓶里取少量液体倒入蒸馏水中。两种液体上升，一朵彩色的云从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为止。

　　试管里的东面完全变干，成为一块黄色的石头……一块我们摸过、检查过的干石头。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制，制造出一块蓝色的石头。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复这一实验，制造出一块鲜红色的石头。
　　接着，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块铁砧上，用锤轻轻地敲，结果是响起一种可怕的声音——类似于枪声的声音，使我们十分惊讶。所以，他们都嘲笑我们。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
　　这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的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
　　他开始兴修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辟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不过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至1848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结构，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

　　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处和欧洲诸强国的反对而失败。
　　这些成就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
　　这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义上的霸王马哈茂德苏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马哈茂德曾试图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扩张，但是，也很快就被决定性地打败了。实际上，只是外国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去结束有50O年历史的奥斯曼王朝。

            《全球通史》 第160节    

　　同样，也正是外国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徳实现他似乎已考虑到的一个备用计划。这一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已在进行中，因为他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包括一些圣城。
　　但是，一个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线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1833年3月21日，帕默斯顿勋爵对穆罕默德的野心作了如下的评论：
　　他的真正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在内的阿拉伯王国。就这样一件事本身而言，也许没有危害，然而，由于它意味着土耳其的解体，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同意。
　　此外，土耳其是前往印度的道路的占据者，而一个有活动力的阿拉伯君主同样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占据者。
　　这意味着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任何可能性的结束。穆罕默德在外力强迫下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

　　诸强国的利益使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的实现延迟了一个多世纪。不过，应该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许实行他的计划，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帝国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19世纪初叶诸阿拉伯民族中间缺乏民族觉悟的观念。
　　由于拿破仑的远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极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桥头堡。1870年以后，包括当时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在内的叙利亚，作为西方影响的一个中心可与埃及相匹敌。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大量的叙利亚商人去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对国内的同胞施加同样的催化影响，就象巴尔干商人在早几十年时所做的那样。

　　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国耶稣会会士和美国长老会教徒从事的广泛的传教、教育活动。到1865年，美国人已创办了叙利亚新教学院，这所学院后来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而闻名整个中东。几年后，耶稣会会士在贝鲁特建立了圣约瑟夫大学。
　　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俄国的学校随后相继建立，不过它们的规模较小。这些学校培养阿拉伯学生，印刷和分发阿拉伯书籍。如此，叙利亚阿拉伯人重新发现了他们的过来，了解了西方的文学、思想意识和技术。
　　这种来自外界的刺激导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开始时的领导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为穆斯林直到较后的年代才进入教会学校。1860年，新教的一个皈依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开始发行报纸《叙利亚号声报》。
　　10年后，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学的和科学的杂志《盾》。这家杂志的箴言是“对我们国家的热爱是一种信仰”—一这种情感以往一向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于奥斯曼当局的镇压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公开地进行政治鼓动。
　　因而，第一个被公认的政治活动，是1875年新教学院的5个学生组织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制订了一个民族纲领，该纲领要求实现自治、出版自由和采用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土耳其官员进行了调查，试图查出这一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员。
　　后者惊恐起来，于1878年解散了他们的团体。然后，他们动身到埃及，因为帝国特务对埃及没有什么控制，那里的形势对有现代头脑的阿拉伯人来说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尔从1863至1879年统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样野心勃勃。
　　在他统治期间，铁路得到敷设，亚历山大港给扩大，苏伊士运河通航，近代银行建立，货币被稳定。外侨的人数从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经济机会。教育机构的巨大发展也同样重要。
　　到1875年，创办宗教小学4685所，有学生111896人，创办宗教中学3所，有学生15335人，创办平民学校36所，有学生4778人，而开罗的历史悠久的爱资哈尔大学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学生15000人。
　　这种活动把叙利亚商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吸引到埃及。后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的、科学的思潮的报刊杂志。
　　同时，象形文字的解释、博物馆的建立、埃及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人对埃及古代历史的认识，促使埃及人对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初期的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对埃及的不断增长的支配而被进一步唤起。这种支配是强加的，因为伊斯梅尔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借贷大笔的钱，导致了破产并最终导致了外来的军事干涉和统治。
　　在伊斯梅尔统治的16年间，长期借款从300万英镑上升到680O万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建设性项目，但同时，埃及正遭到被恰当地称作“金融骗子”的人的无情掠夺。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样，不习惯于无耻的国际金融家的欺骗，受到残忍的剥削。
　　例如，在建造亚历山大港时，英国承包人多收费80%左右。贷款通常的利息为6％或7%，然而，提供给各处的埃及人时，利息在12%至27%之间。到1876年，伊斯梅尔已破产，不得不接受一个国际的“公债委员会”。

　　这一机构努力使所有的债务得到迅速的偿付，但是，埃及在这过程中被榨尽血汗。1877年的总收入达9543000英镑，其中7473000英镑必须用于偿还债务，另外一部分钱必须用来履行固定的义务，如每年向苏丹交纳的贡金。只有10O万英镑多一点的钱留作国家的行政管理之用，这笔钱显然是不够的。
　　在这些情况下，一次民族主义的起义于1882年在埃及军官艾哈迈德·阿拉比的领导下爆发。这次起义一方面是反对外国对埃及事务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对埃及总督与垄断了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的所有高级职位的土耳其寡头政治集团。在亚历山大出现一些骚乱和伤亡之后，英国先后邀请法国和意大利来共同干涉起义。
　　干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持埃及总督反对起义者。当英国的提议遭到拒绝时，英国开始独自行动。一支英国舰队于1882年7月炮击亚历山大要塞，两个月后，一支远征军在埃及登陆，击败阿拉比。
　　当时，首相格莱斯顿宣称，无限期占领“与陛下的政府的所有原则和观点是绝对地不相符的”。但是，陛下即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几个月后，她写道：“女王极力希望，有人能说没有什么可束缚或妨碍我们在埃及的行动；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牢牢控制住埃及。”正是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远征军留下成为占领军。埃及名义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但英国这时在各个方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埃及。

　　这些事件自然在埃及激起强烈的仇外情绪，但是，它们针对的与其说是土耳其人，不如说是西方人。当时，只有少数基督教阿拉伯领袖希望摆脱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群众基本上仍然是冷漠的，而少数有政治觉悟的穆斯林想要的只不过是奥斯曼帝国结构内的自治。
　　随着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起义，这一愿望看来会得到满足。阿拉伯人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热情欢迎这一起义。叙利亚的一位传教士对民众的喜悦作了如下报道：“穆斯林的普遍的声音是，‘现在，我们都是兄弟，我们能平平安安过日子。
　　今后，我们将仅仅作为奥斯曼人而互相认识。自由万岁！军队万岁！苏丹万岁！’这似乎好得叫人难以相信，我们这里数星期来，外国人和叙利亚人一样，似乎生活在一场梦中。黄金时代似乎正开始出现。”
　　这种开端证明是虚假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很快就采取严厉的土耳其化的措施，不顾一切地试图团结整个帝国来反对外来的军事侵略和内部的民族主义者的颠覆。阿拉伯人蒙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对这种抑制不满。
　　1908年，贝鲁特的一家报纸厉害地评论道；几天前，只有一个哈米德，
　　而现在，有了一千个左右的阿卜杜勒。
　　然而，大多数阿拉伯人仍渴望自治而不是渴望独立。例如，在巴黎的穆斯林阿拉伯学生于1909年11月14日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称为“青年阿拉伯协会”，其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al－Fatat（青年），它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它的目标是要在以奥匈帝国的方式成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两种族的奥斯曼帝国的范围内实现阿拉伯自治。

　　1913年10月，另一秘密的阿拉伯团体“盟约”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其成员大多是奥斯曼军队中的阿拉伯军官，其纲领几乎与巴黎那个团体的纲领完全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情结就是如上所述。
　　然后，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作出与同盟国共命运的决定，一下子改变了形势，加速了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这些事件终至成为1916年反对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土耳其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应该提到，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受到欧洲的直接统治。远在16世纪，土耳其人已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除遥远的摩洛哥之外的这些地区。
 
            《全球通史》 第161节    

　　如果根据诸如“中东”和“远东”之类的西方流行的用法，注意到穆斯林称摩洛哥为“al—Maghribal-opa”即“远西”，相反地称北非剩下的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为“al—Maghrib”即“西方”，那是很有趣的。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派出总督，直接统治了上述三个地区。然后，当奥斯曼力量衰落时，这些遥远的地区随着世袭王朝的出现而成为完全自治的，不过它们继续承认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并在需要时提供海军部队。

　　北非这些政权的黄金时期是在16和17世纪，那时，他们在地中海劫掠基督教船舶。但是，到18世纪时，穆斯林私掠船愈来愈受到欧洲舰队的不断增茂的技术优势的妨碍。从前繁荣的阿尔及尔城的人口急剧地下降，而它的基督教俘虏的人数在1830年法国入侵时也从过去最多时期30000名下降到仅仅100名。
　　法国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用一个军事胜利来支撑查理十世的摇摇欲坠的王位。软弱的土耳其军队被轻易地击溃，但是，法国君主仍然在此后不久被废黜。他的后继者路易·菲力普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决定保持新获得的北非属地。
　　这就使平定土著阿尔及利亚人的长期的、残忍的战役成为必需，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比为数不多的土耳其驻军进行了猛烈得多的反抗。一旦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安身下来，他们将自己的控制扩展到两边的国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于1881年和1912年先后接管了突尼斯和摩洛哥。
　　在每种情况下，这一个过程涉及到的与其说是军事力量，不如说是外交手腕，这与先前在阿尔及利亚的较粗暴的做法完全不同。法国新获得的国家享有的不是被征服地的地位，而是法律上的保护国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国的控制是间接的，不过，不是那么非决定性的。最后，欧洲对阿拉伯北非的猛攻于1911年随着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入侵而结束。

　　正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土耳其驻军被轻易地击败，但是，在意大利统治牢固地确立以前，需要对土著抵抗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
　　四、波斯人
　　当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发生时，同样重要的发展正在邻近的波斯出现。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17世纪初叶，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可与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相比。
　　然后，波斯陷入软弱无能、默默无闻的状态，经历了又与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过让外界影响使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的拿破仑远征、活动范围广阔的叙利亚商人和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因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国学者在那里发现了早救世纪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种类型的世界：
　　……气氛是中世纪的：政治和进步几乎无人提及，谈话多半是围绕神秘主义、玄学和宗教；最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与我们时代第七世纪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关的问题；官方杂志的偶然出现仅仅唤起人们对外界事务的没精打来的兴趣…；在基尔曼，每星期一次的邮车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通讯。
　　然而，大约正是在19世纪后期的这一时候，波斯开始明显地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源和性质通常与在土耳其人中间的影响的根源和性质相似。最初是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转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新的官僚机构。
　　传统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即madaris）显然不能提供可以充当新官僚机构的官员的毕业生，更不用说提供可以充当新军队的军官的毕业生了。因此，学生们给派到国外，而种种西方式的新学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渐渐地，出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习惯做法引进自己的祖国。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的不断加强的经济入侵和剥削，这一小批知识分子能在城市里唤起群众的相当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国人就已获得与后来强加于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相似的治外法权。欧洲大部分强国迅速地仿效俄国交替自己的国民弄到特别权利。
　　波斯国王为了增加供他们恣意挥霍的资金，愿意将垄断特许权授予外国人；这一点促进了上述过程。波斯卡扎尔王朝最能干的一位统治者是纳绥尔丁国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发现，要为他在国外的花费很大的旅行筹措资金，就必需允许外国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敷设铁路和享有出售烟草及其他商品的专利权。
　　1896年，这位波斯国王遭暗杀，表明人们对这些做法极为反感。这一暗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继任的统治者不大能干，同样地奢侈，并乐于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到1905年，波斯的形势就是如此；那时，先后传来了俄国在满洲遭到失败和俄国内部出现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
　　由于相当数量的波斯学生在俄国的大学里上学、数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厂，这些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对波斯产生重要的影响。1910年，驻圣彼得堡的波斯领事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万的农业季节工人转入俄国。这些劳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当代俄国工人阶级的那些革命运动的影响。
　　因而，1905年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仅在国西方侵犯而惊恐的波斯宗教领袖中间引起了反应，而且在波斯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应。

　　一阵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波斯，直到波斯国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职务、召集一次国民议会即波斯议会为止。第一届波斯议会于1906年10月在德黑兰召开，制订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波斯国王在两个月后即他临死前签署了这一宪法。
　　新的统治者、反动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决定废止这一宪法，但是，他有已觉醒的大众要由他照管。近代以来，波斯第一次正在为一个有真正的群众追随者的改革运动所震撼。由于在外国人手下蒙受的耻辱和遭受的剥削，这一运动是强烈地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
　　一个消息灵通的英国观察者对波斯改革者的动机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正是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被国外人看不起、他们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被出卖、他们的宗教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均遭到毁灭的威胁时，他们开始要求参与国家的政府。欧洲的许多记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个波斯议会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页上象这么多的鹦鹅一样重复着“喜歌剧”这个词。……然而，波斯人已自觉地在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战斗，在这意义上，这个民众的式符合宪法的政党可以被非常恰当地称作“民族主义者”。

　　……实质上，正是这个爱国的政党代表着进步、自由、宽容，尤其是代表着民族独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们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号，不顾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一时期中，维持现状的势力太强大了。
　　沙皇时代的俄国国明显的原因而坚决地反对改革者，并坚定地支持波斯国王反对波斯议会。英国有矛盾心理：对温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赞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动。如果这两个强国互相牵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个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
　　但是，当俄国和英国缔结1907年的协议时，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协议条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的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为中立的缓冲地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不用说，关于这些安排，俄、英两国没有同波斯人协商过。
　　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报》上发表的一幅漫画恰当地表现了波斯人的反应。画上描绘英国狮子和俄国熊正在粗暴地对待它们之间的一头不幸的波斯猫，狮子在说：“你能玩弄它的脑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们两个都能抚摩它的腰背部，”而可怜的猫呻吟着说：“我不记得你们和我商量过这件事。”猫的确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完全无用。

　　当时，波斯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由俄国人训练和指挥的哥萨克旅。1908年6月，这支军队按照波斯国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议会，击溃它在德黑兰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赫蒂亚里部落民向德黑兰进军，占领首都，废黜波斯国王，让他的12岁的儿子继位。
　　这时，波斯的真正统治者——波斯议会邀请美国财政顾问W·摩根·舒斯特前来帮助补救经济创伤。舒斯特组织了一支国库宪兵队去收集赋税，并部署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响的波斯人和俄国人的对抗。后者要求驱逐舒斯特，经过一次力量的显示之后，于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议会解除舒斯特的职务。
　　第二月，波斯议会突然被解散，从那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波斯几乎一直为俄国所支配。
　　第十五章　印度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所蹂躏和彻底地征服，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那以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治。……因而，印度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更痛苦、更耻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要痛苦、耻辱得多；然而，正因为这一原因，印度与西方的关系也密切得多。

　　……我们西方的铁很可能更深地进入印度的灵魂。阿诺德·J．汤因比
            
            《全球通史》 第162节    

　　在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这些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的发展。
　　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其他侵入者主要造成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英国人与前者之间的这一差别的原因可以在英国社会的能动的、扩张的性质中找到，这种性质逐渐破坏了比较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印度社会。
　　要了解侵入和改造的这一过程，首先必需研究传统的印度社会的性质。然后，我们将考察英国的影响的性质和印度对这种影响的反应。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工业前时代，传统的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村庄。
　　在村庄内部，关系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牲和村庄的忠诚是主要原因，这种忠诚阻止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古老的风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利领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这部分的等价物。这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

　　通常，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在印度的某些地区，由于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者人数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维持了一种大致上的平等。除了这种习惯做法外，农民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庄往往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变得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永远存在的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写出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互通的信件；村镇收入白天放牛，晚上把牛还给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人兼任；占星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的事情指明吉祥的时间。

　　这些工匠和专门家以近似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从耕作家庭得到谷物或从村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这些职业和职责的世袭的、传统的划分由种姓等级制度打上了义务性的标记。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日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即panchayat,“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修理、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穿过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的需求外，村庄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

　　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余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者是商业中心如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人路线上的米尔扎布尔。
　　印度作家往往使这一传统的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乡村生活的一幅田园诗的情景，说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诚然，集体组织如联合家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人都认识到在其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
　　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过着安宁的、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保持秩序，因此，村民们受到贪婪的税史和强盛团伙的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结构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葡萄牙传教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神父曾在1629年和1640至1641年居留印度，注意到孟加拉的田赋不仅被再三地增加，而且预先4至6个月就被征收。他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官员经常调换，官员们总是任职很短时期后就被免职或调离。“因此，他们过去老是预先收税，还时常采用暴力，当可怜的人们无法纳税时，他们就夺取这些人的妻子儿女，使他们成为奴隶并将他们拍卖，如果后者是异教徒的话”（也就是说，是印度教徒而不是象居于统治地位的莫卧儿人那样的穆斯林）。

　　然而，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迟至1830年，英国总督查尔斯·梅特卡夫还提到并强调了印度村庄的这种永恒的、不可毁灭的特点：
　　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国，几乎拥有他们心里想要的一切东西，几乎不依靠任何外交关系而自立。
　　他们似乎在其他东西无法保持原状的地方继续处于原状。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崩溃；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发生；印度人、帕坦人、马拉塔人、锡克人、英国人依次成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在动乱时期，他们武装自己，增强自己的力量；一支敌军穿过乡下乡村社将自己的牛关进围墙，让军队平静地通过；如果掠夺和破坏是对准他们自己、敌方使用的力量又不可抵抗，他们就逃到远处友好的村庄，但是，当风暴过后，他们便回柬重操自己的营生。

　　即使当地连年出现不断的掠夺和残杀，以致村在无法被居住，但每当恢复和平的力量复活时，村民们仍然会回来。一代人也许死亡了，但下一代人会回来。子孙代替他们的前辈，村庄建于原来的地点，住宅造在原来的位置上，同样的土地由那些在村庄人；减少时被赶去的人的后备再占用；将他们赶走不是件小事，因为他们常常会在骚动、动荡的时代里保持自己的阵地，并获得足以成功地反抗掠夺和压迫的力量。

　　二、英国的征服
　　相对地说，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的村庄是不变的、自给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不太费力地征服整个印度的原因。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在亚布奎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见第九章第四节），欧洲各国在印度的地位实质上一直是相同的。
　　25O年里，他们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转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这一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西方各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来解释。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对西方的屈服较中国对西方的屈服要早得多。因此，必需考虑印度本身普遍存在的状况。首先，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力已衰落（见第二章第四节）。
　　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用这种方法，海德拉巴的尼扎姆于1724年开始当权，海德尔·阿里和他的儿子提普·苏丹把自己安置在迈索尔（父亲于1761年执政，儿子较晚）。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其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

　　马拉塔人赢得对整个德干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

　　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满族帝国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与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换句话说，18世纪时，印度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而中国，在ZO世纪满人被推翻、地方军阀崛起以前，却用不着经历这种分裂。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

　　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
　　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在那个地方，这时出现了富裕的土著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的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愈来愈不安分。正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叫活跃的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想来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即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失去了65人。

　　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不是一场战斗”。
           
            《全球通史》 第163节    

　　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收税的权利。
　　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开辟了多种多样的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土著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财富。公司官员和他们的印度代理人也不承担问印度商人征收的很高的税。
　　两位英国历史学家说：“人们已明白，策动革命是天下最有利可图的把戏。歇斯底里曾支配着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时代的西班牙人，而对黄金的贪欲是自那时以来所无可比拟的，它充满厂英国人的头脑。特别孟加拉，直到被榨尽血汗时才重新经历和平。”1769年5月24日，公司雇员理查德·比彻在给他在伦敦的主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理由认为，自‘底瓦尼’落入公司手里以后，这国家的人民的状况比以前更坏，那必定会使一个英国人很痛苦。……这一美好的国家在最专制、最任意的政府的统治下曾繁荣一时，现正濒于毁灭。”

　　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点，英国人得到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
　　当时，对于莫卧儿的领地，还有另外四个竞争者——法国人、迈索尔的统治者、海得拉巴的统治者和马拉塔联盟。法国人在七年战争期间遭驱逐，不得不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在实际上交出他们在印度的所有要塞（见第七章第六节）。然后，美国革命期间，英国人在印度也受到由三段主要的土著势力组成的一个联盟的挑战。
　　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先是设法顶住，后来采取了攻势。到1800年，仅剩下英国人和马拉塔人；在以后几年中，由于马拉塔联盟内部不和，英国人逐渐占上风。到1818年，马拉塔人已被打垮，不过，英国人除了与旁遮普的锡克人的一些战斗外，与马拉塔人的某些战斗仍在继续。
　　英国人在这块次大陆的中心定居下来之后，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从此以后站在英国人的一边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战胜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锡克人。
　　因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成了从印度河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从喜马拉雅山脉到科摩林角的整个印度的主人。少数主要王国仍幸存下来，包括克什米尔、海得拉巴、巴罗达和特拉凡哥尔，不过，这些王国这时都是附属地，彼此隔绝，无力反对英国势力。
　　这时，英国人由于其权力在印度被牢固地确立，就侵占了邻近的国家。

　　印度以前的统治者，除了一个例外，都不试图扩张到大海彼岸，因为他们缺乏海上力量。相形之下，英国人在东方海域没有对手，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统一的印度的巨大资源作后盾。早在1819年，斯坦福德·莱佛土爵士就已占据了马来半岛的新加坡。
　　这一占据的意义在当时得到了充分认识。“你们只须看一下地图……我们停留的地方完全地从侧翼包围了马六甲海峡，为我们开往中国的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获得了一条通道。新加坡在东方可以变得象马耳他在西方那样。”英国人接着转向印度东部边界的缅甸。他们同这一国家进行了三次战争，第一次在1824年，第二次在1852年，最后一次在1886年，以并吞这一国家告终。

　　除了这些彻底的共吞外，英国人还在印度四周建起一张由联盟和势力范围组成的防御网。
　　英国人虽然在相继的保守党政府和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不同的政策，但为了要提防中亚的扩张主义的俄国，通常试图在他们的印度帝国周围建立一个保护性的缓冲地带。这一点说明了他们在1839年和1879年两次入侵阿富汗的原因。最后，英国人承认了这一国家的独立，并给予它一笔财政援助，以换取控制其外交关系的权力。
　　同样，俄国人侵入西藏的谣言使英国人于1904年派遣一支远征队到西藏。结果，产生一个使西藏同意不承认任何外国代理人的协议。再往西，英国人为了对波斯具有首要的影响而一再与俄国人发生冲突。
　　斗争来回转向，直到这两个竞争者达成1907年的英俄协定、同意将波斯划分成南部的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北部的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和中部的缓冲地带为止。1899至1905年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清楚、坦率地陈述了支持这些军事行动和外交安排的理论基础：印度就象一座要塞，以大海为其两面的巨大壕沟，以山脉为其剩余部分的围墙。但是，这些围墙往往并不具有难以超过的高度，容许人们轻易地穿过，在围墙的那边，伸展着具有不同的宽度和长度的缓斜坡。

　　我们并不想要占据它，但我们也不能看到它为我们的敌人所占据。我们十分愿意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的手中，但是，如果竞争者和敌对势力偷偷地靠近它，直接安置在我们围墙的底下，我们就不得不进行干涉，因为某天也许会威胁我们的安全的一种危险会由此逐渐形成。以上是在阿拉伯半岛、波斯、阿富汗、西藏和东到暹罗那么远的地方的签个立场的秘密。

　　一个指挥官如果仅仅给他在印度的要塞围墙配备人员而不住远处看，那就是个目光短浅的人。可以补充说一下，当英国人在印度和周围地区定居下来时，法国人正在征服印度支那。他们迫使中国政府于1883年放弃它对印度支那的宗主权的要求。
　　由于英国人希望在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暹罗避免了外国统治。东印度群岛仍在荷兰人的统治下，荷兰人在17世纪时从葡萄牙人那里占领了东印度群岛。
　　三、英国的统治
　　我们已看到，东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区时，进行了残暴的剥削。
　　这种暴行在英国引起公众的看法；这一点，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国会在1773和1784年通过了置公司于伦敦政府的监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继续经商，它的雇员和士兵继续在印度进行管理和战斗，但是，公司是在国会和英国政府的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职责。下一个变化发生于1833年，那年，公司失去了它的商业垄断机，从此以后，它主要充当国王的行政机构。

　　这时，公司的主要特权和公司存在的理由在于任命文职人员，这构成极大的、有影响的官职任命权。但是，1853年的一条法令通过为补充文职人员制定一种公开的竞争性考试，消除了这种官职任命权。于是，公司的继续存在几乎不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许多人已预测到公司的较早的垮台。
　　毫无疑问，即使1857年的印度起义不突然地硬要英国作出决定，公司最后也会被正式取消。
　　这场起义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相反，它主要是为某些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的损害。
　　1848至1856年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间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团也是不满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极大的扰乱，因为当时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方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和寡妇殉葬即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之类的习俗。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地在遥远的地区作战并得不到这种服役的额外津贴而不满。

　　采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是使起义爆发的火星，因为用牛脂和猪油涂子弹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这场起义在某些分散的地区呈现民众起义的规模。
　　当起义于1857年5月10日开始时，英国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势。
　　但是，起义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甚至大多数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国人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援助。因而，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能够反攻；到1858年7月，起义已被镇压。
　　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许多俘虏，英国人烧毁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居民。在镇压起义后一个月时，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用君主的统治来代替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
　　印度国务大臣是内阁的一个成员，通常，其同僚们允许他有放手处理的权力。印度的最高级官员是总督，充当君主的直接代表，一般任期为5年。总督得到一个5人行政会议的帮助；1909年以前，这5个人没有一个是印度人。
　　在这些最高级官员之下，是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监督司法系统的著名的印度文官。1919年以前，这一小而高贵的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牛津和剑桥的英国毕业生。印度文官及管理一个下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该机构的人员全部是印度入正是通过官僚机构下层等级中的这些印度官员，政府的权力渗入到群众当中。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实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文职行政官员有500000人。1910年时，印度军队由690O0个英国人和13OO00个印度人组成。应该注意到，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仅建立在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幸存下来的印度王公的基础上。
          
            《全球通史》 第164节    

　　起义以前，英国人常常在形势合适时毫不内疚地接管一些公国。但是，起义之后，这一政策被完全改变，因此，印度从那时起仍象一条用碎料缝成的褥子：由大约550个土著之邦组成，它们和一些英属印度省混合在一起。起义之后的第一任总督坎宁勋爵于1860年阐明了政策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如果我们能保持许多没有政治权力、仅仅作为王室工具的土著之邦，那么，我们只要维持自己的海上霸权，就能在印度生存。”另一位总督利顿勋爵在ZO年后宣布：“从今以后，我们应使英国君主支持强大的土著贵族的希望、抱负、意见和利益。”显然，无论在印度的英国官员怎样真诚，他们与印度人的看法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们大多诚心诚意地试图了解和纠正一个巨大的、没有代表性的官僚政体所固有的种种弊病。

　　但是，他们的先入之见自然是英国人的，这就阻止他们看出他们所作出的决定的全部含意和影响。例如，作为英国人，他们通常把采用英国法律看作是一种很大的恩惠，而实际上，这常常起了社会分裂的媒介物的作用。我们现在将考察英国对其印度帝国的故意的或无意的影响。
　　四、英国的影响
　　经济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从英国人到达印度寻找市场和商品起，情况自然会这样。特别是在美国人成为印度的主人后，他们决定性地影响了印度的经济，虽然常常是无意的。康华里勋爵以其1793年重大的固定赋额法在恒河下游区引进一种土地私有财产的形式时，情况就是如此。
　　以往，收税人一向是国家官员，负责从指定给他们的许多村庄那里获得国家的一份收成。但这时，造些收税人转变成英国式的地主即地税包收者，而大部分村民虽然从前享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可这时却处于地主可随时令其退税的租佣人的地位。
　　据估计，新地主每年从农民那里收到3O0万英镑多一点的地租，但是，他们必须将其中的十一分之十转交给英国当局，留下十一分之一归自己。
　　这种安排的“永久”性在于要求地税包收者每年转交的地租总数在以后所有时间里依然如故。事实证明，这对新地主来说是一笔横财，因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新地主每年收集的地租在1，200万英镑至义000万英镑之间，而他们交纳给国家的依旧是原先的30O万英镑。后来的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对这种奇怪的合同背后的动机作了如下解释：

　　如果……要得到安全就需要反对民众的骚动或革命的话，我应该说，固定赋额法虽然就其他许多方面和其最重要的实质而言是一个失败，但至少具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优点：创造了一大批富裕的土地拥有者，他们极其关心的是继续英国的统治和完全控制人民群众。
　　英国人的确获得了地税包收者的忠心，但是，他们也在村庄引起一个他们完全没有预见到的革命。过去的公地安排这时在个体所有制、契约法、抵押权、扣押财物和拍卖面前让位。从前，对田赋的征收相当灵活，而这时，税额固定，赋税必须在规定的一天被交纳，否则就得拿出私有财产进行由公家主持的拍卖以偿还欠税。
　　此外，这些奇怪的新法律由说外国语的外国官员实施，通常，这些外国官员几乎不了解当地的问题和习俗。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印度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者绝望地陷于负债的境地。印度村庄传统的、非商业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渐渐地然而不可抗拒地结束了。
　　为了履行新的与财政有关的职责，农民们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然经济，致力于生产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这些商品通过新建的铁路网被运送到海港；铁路网到1870年时全长4，000哩，到1880年时全长7，000哩，到1939年时全长41，00O哩。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货船在伦敦和卡拉奇之间行驶的距离从10，800哩减少到6，100哩，从而便利了印度原料的出口。

　　因而，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的原料产地。小麦、棉花和黄麻分别从旁遮普、孟买和孟加拉源源地流出。
　　此外，运走商业性作物的同样的铁路又把廉价的、机械制造的工业产品带回给村庄。
　　这些情况逐渐破坏了自远古以来努力从事其手艺的乡村工匠的地位。能够靠为同村人服务所得的东西过活的乡村工匠愈来愈少。正是这同样的情形早先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曾发生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工匠们能在城市中出现的新工厂里找到工作。不过，在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能吸收大批被迫离乡背井的人的工业化。英国并不试图促进印度的制造业，而且在关键时刻还积极地加以阻止。
　　甚至在19世纪初叶，进入印度的英国棉织品和丝织品交纳3.5%的税，毛织品交纳2%的税，而输入英国的印度棉织品、丝织品和毛织品分别交纳10%、20%和30%的税。在1814至1844年的30年间；输入英国的印度棉织品的件数从125万件下降到63000件，而出口印度的英国棉布从100万码不足上升到5100万码以上。不仅印度的纺纱工和织布工，而且还有制革工、熔铸工、锻工、造船水工和其他许多人，都屈服于来自英国工厂的浪潮。

　　这无数受排挤的人能走向何处呢？他们只能转而依靠农业，从而对土地产生了可怕的超压力！土地至今仍是印度经济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同时，这一人口压力因人口的稳步增长而加强。由于西方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和饥荒救济安排，印度的人口从1872年的25500万上升到1921年的30500万。
　　社会的影响　这些经济的发展自然对印度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有益还是有害是一个需要辩论的问题。事实不全支持一种观点或另一种观点。无疑，英国的统治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这反映在灌溉工程的扩大、铁路网的敷设、孟加拉煤田和缅甸油田的开辟、拉尼甘杰近代钢铁厂的建立、茶叶种植园和咖啡种植园的发展以及金融机构和合股组织的增多等方面。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更大的生产率，这一生产率使印度在1914年时供养的人口比在18世纪时所可能供养的人口大得多。
　　但是，问题仍在于这一较大的人口是否比在英国统治前时期较小的人口更富裕。由于证据不完全，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
　　可以肯定的是，土地占有制方面的变化和乡村手工业的衰落带来了普遍的苦难。这不仅在农村产生人口压力和失业，而且还引起社会混乱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农民不再对村庄的一份土地拥有世袭的权利。
　　相反，农民成为无助的佃农，为贪婪的地主即占有土地的农民干活，而后者则受他们既无法理解又不能控制的一个变动的世界市场的支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农田落人放债者和大富豪的手中。
　　此外，乡村经济的转变逐渐破坏了乡村制度。
　　联合家庭由于其成员在村在外面找到工作机会、由于传统的公共精神让位于个人主义而受到削弱。种姓等级制度仍然是一种宗教的、礼仪的制度，但工，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由于外部世界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冲击而减弱。同样，乡村自治委员会由于各种政府部门接管愈来愈多的乡村自治委员会的职责而衰退。
　　无疑，所有这一切变化对印度普通村民来说，是使人非常不安、令人非常不快的。
　　农村的经济、社会混乱应该由新的城市中心所提供的机会来加以平衡。商业和工业的增长导致大城市如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与工业城市如艾哈迈达巴德和贾姆谢德布尔的发展。
　　在这些中心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它由地产和城市财产的所有人、政府官员、商人以及各种专门职业者如律师、医生和记者组成。到1914年，城市人口大约相当于印度总人口的10％。印度人民并没有由于西方的影响而境况更好，很可能境况更坏。

　　为什么呢？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上述发展不足以吸收农村大批被迫离乡背井的人。不过，应该提到，城市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代表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最后将改变印度的面貌和印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产阶级取代了已为英国征服者所驱逐的旧的统治集团，并提供了促进正在迅速发展的。
　　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的思潮的推动力；民族主义运动和新思潮正在使印度恢复生气。
　　文化的影响　在英国人征服印度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里，英国人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印度。他们忙于作出行政、财政和司法方面的安排。
　　因此，他们使原有的教育制度没受到干扰，但也未得到支持。初等教育继续由印度教或穆斯林的乡村学校提供。但是，高等学问衰落了，因为它不再受到土著王公和贵族的通常的赞助。
　　到1811年，总督明托勋爵警告说，印度的科学和文学正在非常迅速地退化，如果政府不干预，文艺复兴也许会因为书籍和教师的缺乏而变得没有希望。两年后，政府确作出了反应：为“复兴、改善文学和鼓励有学问的当地人”而提供了每年10000英镑的补助金。1823年以前，政府没有为履行这一立法做过什么事；1823年时，政府任命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来花费已积累起来的补助金。

　　这个委员会决定它应该赞助的不是英国式的教育，而是基于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东方式的教育。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英国学者已发现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并对印度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对印度和欧洲的雅利安人的共同起源印象极深。
　　例如，威廉·琼斯爵士赞美梵语，说它“具有奇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这两者更优美得多”。但是，有些印度人反对这一决定，因为他们希望学习英语以便在新政府中找到工作。这些反对者中更有远见的人为了使他们的同胞可得到整个西方学问的主体，赞成西方式的教育。
 
            《全球通史》 第165节    

　　最杰出的是著名的孟加拉学者拉姆·莫汉·罗伊，我们不久将考察他的生涯。罗伊曾于1823年给总督会信，断言传统式的教育仅仅是“用语法上的细微之处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来装满青年人的头脑，而这些东西对学习者或社会投有什么实际用途或根本没有实际用途”。他要求实行“一种更自由主义的、更开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和其他有用的学科”。

　　争论使公共教育委员会分裂成两派——“英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者”和“东方文化研究者”。争论点并不完全明确，因为东方文化研究者乐于设英语课程，甚至设关于西方思想家的课程，但是，仅仅是在传统课程的范围内。僵局一直持续到1834年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为止。
　　第二年，他制订了其著名的教育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全心全意地采纳罗伊的观点，下结论说，“英语出梵语或阿拉伯语更值得了解。……”麦考利还说，“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我们不可能试图教育全体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培养出可以在我们和由我们统治的无数人之间充当译员的俗之类的改革。”对西方的第三种、也是最通常的一种反应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彻底拒绝之间的妥协。它接受西方的现世主义和学问的精华，但也试图从内部改革印度教，试图在摆脱印度教的腐朽和粗俗的外壳的同时保持它的基本真理。这一学派的杰出领袖是被广泛地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汉·罗伊。

　　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场面，他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个不知足的学生，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然后又学习英语，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强烈地吸引住，为了阅读《圣经》原文而学习希腊语和希伯莱语。
　　罗伊拒绝形式上的教条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示。他的著作《耶稣的箴言：和平与幸福的指南》是个人对基督教所作的解释——是对传教土的答复而不是对他的同胞的召唤。罗伊还向梵社（神社）即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
　　梵社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印度教的一个被基督教冲淡了的组织，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与《奥义书》的哲学观点的一个综合物。罗伊首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性之上。这一原则被确立后，他开始削减当时的印度教习俗，自由地借用西方的东西。
　　因而，他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个信条，这一信条使追随者们能面对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点和自尊。
　　罗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后的60年里，梵社仍然是努力净化印度教的中心。然后，创始力转到达耶难陀大师（1824—1883年）那里，他排斥当时的“梵社”，认为梵社过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传统。

　　达耶难陀创建了雅利安社。这名字强调了这一新组织代表印度的原则而不是代表“外国的”原则。雅利安社的纲领强调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权威。
　　达耶难陀决不是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利用《吠陀》作为他攻击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社会地位、童婚、性别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据。印度复兴的另外两个杰出的领袖是罗摩克里希纳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师（1863一1902年）。罗摩克里希纳是个道德高尚的神秘主义者，他的自然的纯洁和对神的无私的献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国外的信徒。

　　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喜在芝加哥第一届世界宗教会议上讲话时，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他在美国和欧洲讲演了四年之后，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回到印度。然后，他献身于其同胞的精神上的新生，使罗摩克里希纳教会致力于社会工作和宗教教育。
　　39岁时，他因过分劳累而去世，但是，他在向世界宣讲印度教的原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获得尊严感和自豪感。这样，印度教对西方的挑战所作出的响应是兜了一个圈子：从拒绝、模仿到批判地再评价和满怀信心地肯定。
　　六、印度的民族主义
　　拉姆·莫汉·罗伊不仅是印度宗教复兴的最早的领袖，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的领袖。
　　这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忠诚，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能在英国统治下发展起来，有着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种族的精华，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统治印度。

　　正如英国政治家约翰·斯特雷奇所说的：
　　尤其是在暴动之后，有关种族优势的重要学说开始愈来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想象力。我自己的家史也许可具体地说明这方面的堕落。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我的两个旁系祖先柯克帕特里克上校和爱德华·斯特雷奇与19世纪后期的英国人非常冒犯地称之为土著妇女的女子结了婚。
　　柯克帕特里克娶了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姐，斯特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种情况下，照家史记载来看，他们这样做没有引起一点恶评，也完全没有毁坏他们的前途。我的叔祖父约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纪70年代的总督议会的成员，上述联姻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可怕的后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仅仅是消除——英国管理的巨大改进原可能为两大民族的关系带来的好处。

　　这种种族主义在起义以后特别强烈，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印度人不论其条件如何，不可能升迁到某些等级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绝在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之外。在这些情况下，一种对立的文化、民族意识也许不可避免地会渐渐地发展起来。
　　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促进了民族主义。
　　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种统治之下，英国统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块陆地。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统一也同样重要。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的整个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
　　报纸、讲台上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巨大的宿愿——所有这些都被用作适合于民族主义磨坊的制粉用谷物。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写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强。……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义伟大人物的一览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尔达布、罗姆达斯、古鲁·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苏丹和占西的拉尼；在这些名字的旁边，是华盛顿、加富尔、马志尼、俾斯麦、科苏特、埃米特和巴涅尔。”西方的独立运动和印度的独立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以下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员在“独立日”（1950年1月26日）所发的誓言的节录中，可找到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国民大会党誓言
　　我们认为，拥有自由、享有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致可以有充分机会发展——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使一个民族丧失这些权利，并压迫他们，那末，这个民族就有改变它或废除它的进一步的权利。

　　拉姆·莫汉·罗伊以他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他曾设宴庆祝巴黎的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强烈兴趣。基本上，正是因为他发起了反对寡妇殉葬的运动，英国政府才禁止殉节风俗。
　　罗伊还为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帮助创办了英语学校和报纸。后来许多杰出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就是在与罗伊有联系的著名的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首次接触到新的学说。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领袖当中，有三个人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印度商人达达布黑·挪罗齐（1825-1917年），他在伦敦住过多年，事实上，1892年时，还经自由党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员。挪罗齐强调了印度的财富外流到英国这一情况，设法任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英属印度的财政管理。另一个杰出的领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为担任法官而被取消进入政界的资格，所以，他倾全力于社会、经济改革。

　　在仔细研究了印度的问题之后，他下结论说，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国的赞助下达到迅速的工业化，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莱（1866—1915年），他也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作为立法会议的成员，他提出了“没有代表席位就不纳税”的口号，他每年关于帝国预算的演说迫使当局多次减税和进行财政改革。
 
            《全球通史》 第166节    
 
　　所有这些人在他们接受英国的统治、仅仅试图获得某些让步的意义上说，都是“温和派”。因此，他们进行合作，支持于1885年建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一团体所提出的目标是要为“印度仍然完全不适于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机构这一主张”提供“一个无可辩驳的回答”。
　　但是，这种对议会制政体的渴望决不是与对英国的真心实意的忠诚不相容的。曾三次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挪罗齐在一次主席致辞中宣布：
　　喂，那么，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是什么呢？……我简单地提个问题：这个大会是进行煽动、促成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的场所（众人喊道：“不对，不对。”），还是英国政府的稳定的基础中的另一块铺石呢（众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个回答，你们已经给了。……让我们家男子汉一样直言不讳，宣布我们忠于脊骨（欢呼声），宣布我们了解英国的统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宣布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英国所给予我们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转入光明，并教给我们以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这新的一课，我们是仅仅靠自由的英国文明之光、在亚洲专利主人的黑暗中学到的（响亮的欢呼声）。

　　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大不列颠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
　　这一点解释了他对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的武断的支持，他甚至于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和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的义务教育而奋斗。提拉克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报刊编辑，使他的报纸《狮报》成为宣传和教育的强有力的机构。
　　他以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得到它”之类的口号在全国赢得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
　　后一个事件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是对西方占优势这一断言的一个实际的、明显的驳斥。此时，印度政府于19O5年通过了一条法令，把孟加拉划分成两个省：拥有1800万穆斯林和1200万印度教徒的新的东孟加拉与拥有4200万印度教徒和1200万穆斯林的剩余的孟加拉。政府的公开声称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为原先的省太大了，恒河以东的地区已被忽视。

　　但是，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英国人通过把孟加拉划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占优势的两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问题使全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团结起来。他们以口号“自治”即英帝国范围以内的自治和“抵制外货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来十分有效地与政府作斗争。
　　大批的学生担任商店的纠察，妇女们首次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出现在纠察的行列里。由于孟加拉问题所激起的强烈感情，激进派能控制印度国大党1906年的大会，能获得赞成“自治”和“抵制外货运动”的多数投票。有些民族主义者更进一步，学习爱尔兰和俄国的地下组织的榜样和方法，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仅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间，就发生168起暴行，夺去了61人的生命。这一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赛义德·艾哈迈德歼爵士的领导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国大党之外。
　　他们预见到，如果国大党的实现代议制政体的要求得到满足，穆斯林就会作为永久的少数派而遭受恶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和战斗精神也使穆斯林惊恐，尤其是从一些最热情的印度教爱国者称穆斯林为“外国人”以后。为了自卫，穆斯林组织了穆斯林联盟，它同印度国大党一样，每年举行大会。
　　英国人自然欢迎和支持穆斯林联盟作为反对国大党的一个平衡力。但是，穆斯林联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于英国人的诡计，而是由于许多民族主义领袖如提拉克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复兴印度教的基础上的错误。例如，母牛保护会的组成无疑帮助了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远，因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对他们在一个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忧惧。

　　其时，恐怖主义传播开来，甚至“温和派”也愈益不满起来，这种情况使英国政府确信作某种让步是必需的。因此，1909年，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和总督明托勋爵提出了所谓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这些方案规定，在很高的财产资格、收入资格或教育资格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为数极少的一群印度选民应该选举省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多数成员，并应该选举印度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少数成员。

　　在立法会议中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当大的重压。例如，要成为一个有选举权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0卢比时须交纳所得税，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000卢比时才交纳所得税。此外，甚至在民选议员占多数的地方，如在省议会中，英国政府能够并准备着制服任何反对。
　　因而，这些改革的目的决不是引进责任政府制。相反，它们的意图是允许存在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成分，而把全部权力和最后决定留在英国人手中。莫利本人在上议院的辩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
　　如果能够说改革的这一重要章节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一种议会体制在印度的建立，那么至少我，会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在论及这一类的体制时，有三种人我们必须加以考察。
　　极端派怀有某一天他们将把我们赶出印度的无法实现的梦想。……第二种人不抱有这类希望，但期望获得殖民地种类和殖民地式样的自主或自治。而第三种人所要求的仅仅是获准享有我们管理下的合作。
　　我认为，改革的作用在于改革以来、现在和将来都会使希望获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种人投入到满足于获准享有正当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种人中间去。
　　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已恢复对国大党的控制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通过了一项表示“对改革计划深深地、普遍地满意”的决议。
　　1911年，他们得到进一步的安抚，因为这年英国人又作了另外几个让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释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供大笔教育专款。因而，虽然个别的恐怖主义行动仍偶尔发生，但印度在1910至1914年间是比较平静的。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
　　诚然，国大党在它于1885年建立之后的25年中已有了显著发展。它的全体成员来自英属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况下来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数城市。不过，事实仍旧是，它几乎只是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
　　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不是他们在乡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满和愿望。很自然，在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甘地越过。
　　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的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他已给了它们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七、结论
　　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它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的情况下，西方施加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的、独立的。

　　另一方面，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过，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设法将它的独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反，印度在遇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被英国彻底地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差不多二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个多世纪。
　　因而，西方对印度的影响比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更直接、更全面。印度人没有挑拣欧洲文明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权。他们不喜欢的某些东西被强加于他们，而他们赞赏的、希望采纳的另外一些东西则被拒绝给予他们。
　　在西方的军事技术方面可找到一个例子；印度人同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及日本人一样，很想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事实上，印度王公聘用欧洲冒险家训练他们的军队，因此，从前混乱的封建队列让位于有纪律的部队。例如，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建立了一支同央国人的军队一样训练有素并在火炮使用方面占优势的军队。
　　最后，英国人取胜，不是由于纯粹的军事因素，而是由于他们的更大的经济资源、由于他们的与印度统治者中间的分裂形成鲜明对照的团结。一旦英国人取胜，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的军事技术。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在军队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级之上，完全不准印度人拥有炮兵部队和空军部队。
             
            《全球通史》 第167节    
 
　　因而，在这一军事领域以与其他非欧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于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种不同的模式。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其他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结果，印度比亚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区更无选择地承受西方的影响。
　　第十六章　中国和日本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历史的线索。
　　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
　　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由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明确地说是欧亚大陆上距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象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在更东和更北面。
　　或许远东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

　　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让欧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纪中已被无情地消灭，中日两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也被硬性削减，从而阻止了中、日国内同印度一样的人数颇多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商人同外国公司的联系多于同本国政府的联系。
　　因此，远东这两个国家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严格监督下的、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之中。
　　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万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冲击并不象在印度那样势不可挡；在印度，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没有机会对外国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挑挑拣拣。
　　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
　　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
　　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
　　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出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最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人侵者亲近（见第四章第四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和欧洲人一无所知方面。他们几乎不知道欧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问津。

　　关于欧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笼统地将他们称为“长鼻子蛮族”。他们认为不需要任何欧洲产品；这一点，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乔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费苦心地加以阐明（见第九章第三节所引）。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海洋。
　　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不应忘记，英国人到19世纪中叶几乎已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受谴责的。

　　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
　　17世纪，欧洲水手将吸鸦片的恶习传入中国，这一恶习便从各港口迅速蔓延开来。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
　　但现在，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差额，而对英国人有利。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这一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以致中国官员接受贿赂，允许走私。
　　到1833年时，这一罪恶的贸易已达年值1500万美元。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
　　林则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21839年11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过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毫无希望的军事劣势。
　　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和数千人便能随意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中国人英勇作战，他们的守卫队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是，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
　　16至17世纪，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长长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

　　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英国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经商。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若要变动这一关税，须经双方同意。这一条款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治权，因而控制了中国的国家岁入。
　　此外，第二年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条约还包括一项最惠国条款，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权。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条款最终将导致一种复杂局面：外国居住区和租界遍及全国各地，它们全都成为外国政府管辖下的外国城市。
　　《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
　　欧洲人感到很失望，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大的贸易扩张。他们认为，补救的办法是获得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人却认为，这些条约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经常不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此外，当时欧洲商人和许多声名狼藉的冒险家成群结队地来到通商口岸，这在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1841年，广东地区张贴了一张布告，以强有力的措词表达了这种感情。

　　在向“难以对付的野蛮的狗和羊”提出抗议之后，布告反问道：“尽管你们已侵入我们的内河……，但你们有什么本领？……除你们的船是坚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强大的以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本领吗？”然后，布告威胁外国人说，假如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结果将是最为可怕的。“如果我们不彻底消灭你们这些猪、狗的话，我们就不是顶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杀了你们，砍掉你们的脑袋，烧死你们。”

　　由于双方存在着这样的情绪，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就毫不奇怪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轰炸了广东。
　　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国人的行动因印度爆发兵变而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援兵一到，英法联军如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抗拒。
　　1858年6月，中国人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但他们拒绝执行条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时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进攻，1860年占领了首都，迫使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开放了沿海和内地的几个通商口岸，再次明确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公使馆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基督教传教团。
　　人们应该回想起，也正是在这时，俄国人趁中国危难之际，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见第十三章第三节）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耻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
  
            《全球通史》 第168节    
 
　　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平之后，日本这时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传统上，朝鲜人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他们还定期向日本纳贡。因此，1894年，当朝鲜为镇压起义请求援助、中国为此向那里派遣一支小部队时，日本人的一支海军分遣队也登陆了。
　　两支军队发生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地被击溃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再开放四丁通商口岸。
　　欧洲某些强国对在中国出现一个新的租界竞争对手极为不满。因此，俄国、法国和德国联合提出将战略要地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的要求，日本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备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几年，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俄国侵占了阿穆尔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时还占领了中亚伊犁河地区。
　　法国和英国分别占领了印度支那和缅甸，日本在朝鲜战胜中国、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接着又于1910年完全吞并了这个国家。除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将中国本身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最高权力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满洲、山东和福建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中国19世纪末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的状况大致相同。正如欧洲列强并吞土耳其从前的从属地区即外多瑙河地区、俄国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样，这些列强也并存了中国从前的从属地区如印度支那、缅甸、朝鲜和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西方对中国帝国其余省份的控制比对奥斯曼帝国其余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广泛。
　　欧洲的炮舰可在中国的内河上巡逻，而土耳其人却控制着他们的海峡。当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享有治外法权时，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对中国人的宗主权的侵犯程度，一般说来，欧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国，不过这一控制在中国更直接、更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象印度那样被彻底征服和受外国人的直接统治。

　　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时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不止一个强国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英国19世纪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利用的那种行动自由权。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军事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奇异的差别。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
　　这种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三、经济影响
　　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
　　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这一词语本身出自儒家经典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用来相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领导者这时已准备超越纯军事范畴，广泛地将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科学包括在内。

　　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仍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这一“自治”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
　　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部分现代化的谬论对中国保守的士大夫来说是明了的，他们因而拒绝全盘西方化。
　　由于他们占中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企图，正如他们早些时候阻止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一样。一个由120名穿长袍的学生组成的留学生团的命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影响；1872年，中国派这些学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

　　而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尽管他们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对从事这一事业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还是大为担忧，最后，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国。类似的态度还妨碍了极少数人的工业化的企图。
　　例如，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1881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
　　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制。
　　中国在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欧洲列强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许多贷款，但贷款前它们常常施加压力、以准许债权人控制中国部分经济为贷款条件。欧洲列强在中国各港口获取租界是它们施加经济影响的另一手段。
　　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在那里，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设有管辖权。这些租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以往一向是自给自足、以田地为基础，但现在，它愈来愈依赖外国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
　　西方列强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还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他们维持着几支炮舰舰队，在从上海到重庆1500哩长的、横穿中国中心的长江中巡逻。实际上，英国海军中有位军官还拥有“长江海军少将”的头衔，这一头衔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四、社会和文化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从军事和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
　　这种扩大反映在中国人选来翻译的西方书籍的类别有了改变。在185O年到1899年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所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这一时期中，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多两倍。

　　这一兴趣转变的一个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败了中国，使居统治地位的土大夫阶层的傲慢和自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大规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战争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入侵在各个领域都达到很大的规模，使中国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胁。结果，愈来愈多的中国领导人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变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
　　此外，西方在渗透过程中创造了有利于变革的力量和条件。
              
            《全球通史》 第169节    
 
　　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销售。早在1869年，英国一位官员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

　　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这些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
　　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传统范围内的改革。”他们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这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

　　康有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激进观点：
　　一般说来，当帝国的权力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则强大。……如果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心民族的危难，那么，这样的人民将是聪明的，否则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的权威，就不可能变精神涣散为精诚团结、变无知为智慧。
　　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诚而言，它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
　　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国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沉缅于这一传统，其中许多人仍公开宣称，“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变”。但是，与这一传统的文化主义的保守政策相反，维新派领导人这时则肯定西方的革命观念。
　　“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一位改革者问道。“民族主义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语言、同一信仰、同一习俗的人民互相之间都视为兄弟，并为独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个为公众谋福利、反对其他种族侵犯的更为完善的政府。……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的话，那么，除通过人民的革新以外决无别的办法。”

　　五、政治影响
　　1895年中国败给日本人之后，维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倾听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暂且摆脱了皇太后慈禧的影响。慈禧自1860年以来一直决定着中国的政策，但现在，维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们那一边。
　　皇帝对他们的口头和书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颁发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称为“百日维新”。这些法令将使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许多闲职将被取消；地方政府将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新学校将传播欧洲的学风西方式的生产方法将受到鼓励，国家将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入伍者组成的军队。

　　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维新派缺乏经验，他们的法令只得让内心极不赞成的保守官僚去贯彻。维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对派领导人，他们的计划必将失败，因此，他们密谋策划，企图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分子。
　　但是，皇太后却先行一步，她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后宣布由她自己摄政，废除所有的改革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
　　他们积极、热忱地引导社会和政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了地方民兵以反对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
　　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
　　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00万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1911年爆发了这一革命，它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是一位奇特的人物。
　　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因此，他在传统经典著作方面的知识很不牢固。孙中山出身于广东三角洲；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
　　然后，他进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学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穷人在一起，总是为穷人的福利牵肠挂肚。“我是一个苦力，一个苦力的儿子”，有一次他这样宣称。
　　“我出身贫穷，现在仍是个穷人。我始终同情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民众。”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离开了自己的职业。
　　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后去美国，后来又去了伦敦。在伦敦的街上他遭绑架，被送往中国公使馆；在那里关了12天。
　　不过，他与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联系；后者过去在香港西医书院曾是他的老师，现在住在伦敦中国公使馆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诉英国当局。使他获释。
　　这无疑是救了孙中山的命，因为中国公使馆官员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国；而在中国他肯定是要被处决的。
　　获释后，孙中山前往欧洲大陆，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社会和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在思想上明显地成为共和主义者。
　　他过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满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一向局限在培养有能力的人员和实行技术改进方面。这时他决定，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05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提倡通过“国民”选举，建立共和政府，同时还提倡将土地分给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从未有人将土地分配问题作为自强或改革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提出来。
　　原因在于，没有人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进行一场根本革命。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大众可以转变成有文化、有财产、政治上积极的公民这样的见解。
　　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
　　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无知、冷漠。当1911年革命到来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绅士和商业界的事；这些地主绅士和商业界人士反对满清政权为将铁路建筑收归国有而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这些地方领导人煽动罢工和暴乱，他们表面上以国有化将导致外国控制为理由，而实际上是害怕国有化将排除他们获利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革命者利用了这种不满，并在学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可是在汉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传遍全国。
　　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显然，这一推翻满族统治的运动所体现的远不仅仅是孙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因此，即使孙中山是名义上的领导人，但却未能控制全国。
　　实际权力在一位能干的、野心勃勃的帝国官员袁世凯（1859－1916年）手中，他统率着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孙中山不愿意冒必将招致外国干涉的内战的危险，于1912年2月将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后者则同意与国会和责任内阁一道工作。然而，这一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政体取代被推翻的满族政权的问题。

　　袁世凯十分赞赏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方法，但不赞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监督行政部门这种制度；他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相反，无疑也与他的个人野心相悖。
　　这件事立刻引起争端。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
            
            《全球通史》 第170节    

　　袁世凯为将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而成立了进步党。1913年4月选举国会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这一挫折对袁世凯的限制并不太大，因为他有军队、官僚和外国列强的支持。
　　事实上，最后的较量集中在2，500万英镑这笔贷款上；这笔钱是袁世凯从五个列强那里借来的。由于意识到袁世凯可能将其中一部分钱用来加强他对政府的控制，国民党领导人曾警告各国政府：我国宪法规定各种贷款须经国会批准；由于国会永远不会批准这种特殊的贷款，因此它将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各列强宁愿支持独裁者袁世凯，正如他们早些年支持满清王朝一样。

　　于是，袁世凯得到了这笔钱，而且如国民党所担心的那样，他将这笔钱用于巩固他的地位。他这时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杀国民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这些措施致使孙中山于1913年夏举行武装起义。但起义尚不成熟，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地镇压下去。
　　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凯则在为实现自封为皇帝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准备。1913年10月，他使自己当选为永久性大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为了不遭到反对，他策划了要求他履行对国家的职责、当皇帝的“自发的”请愿。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称号。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
　　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结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样。1915年12月，云南爆发了起义，并迅速蔓延开来。
　　袁世凯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1916年3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同年6月，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后。
　　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
　　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
　　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
　　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

　　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闭关自守的日本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几个因素可解释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
　　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积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响，反而充当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
　　此外，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
　　因此，同中国帝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

　　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
　　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有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不错，16世纪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而且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见第四章第八节）。
　　但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是一股威胁他们的权力、使人不安的力量。为此，他们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胁他们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甚至受到了最为严厉、最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实力增强。
　　人口从1600年的1，8O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不均衡地发展2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
　　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组织品或米酒而闻名。

　　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货币最初是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但在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贵族开始靠经纪人把他们的稻米变成货币，依靠商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飞涨，贵族失败了。
　　此外，贵族尝到了奢侈生活的甜头，往往在浮华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般都欠商人的债，尽管后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的低。但是后来，商人家族通过通婚或继嗣等手段获得了贵族头衔。
　　这些家族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支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应该指出，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影响了武士阶级，因为在这一长久的和平时期，并不那么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务。广大农民也因稻米价格下降而损失惨重。
　　他们中的许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因此，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而这又酿成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很。
　　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19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北太平洋水域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加，外国对日本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从事捕鲸和毛皮贸易的船只需要停靠港口，以获得食物和进行维修，但它们都被拒绝靠岸。
　　相反，日本人常常杀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国船员。到19世纪中叶时，由于采用汽船需要创建煤港，因而使局势更为恶化。最后，美国政府决定采取主动，强迫日本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