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综合意外保险赠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挑战-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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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挑战作者:黄建洪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07期本站发布时间:2010-3-24 9:14:22阅读量:131次

  现阶段,中国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现代化转型,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化?文化层面的多元化?社会层面的信息化。在此趋势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应以效能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取向,才能达致科学?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积极应对,进行理性治理。

  [关键词]社会转型;效能化;民主化;治理挑战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现代化转型,而这一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变迁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变革。在这样一个“关系万千重”的转型关键期,中国社会需要确立合理的目标,并有效应对政府治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确保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效能化与民主化

  从现实国情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看,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势是:一是经济层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政治层面,宪政结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政府—社会互动关系的加强。三是文化层面,主流价值引导下社会文化的多元与繁荣?文化价值的宽容与调和。四是社会层面,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广泛应用下的治理技术现代化。在此发展趋势下,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目标应确立为效能化与民主化。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效能化目标

  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国家之间的最重要差异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而非政府形式;一个低效的政府不仅是无能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坏政府[1](P1),中国社会是一个超大规模?人文和自然环境极为复杂的社会,基于此,效能化目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发展替代了不稳定的?群众运动式的激进发展,政府治理的水平和层次有所提高,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取得迅速进展,计划与市场的配合增强;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国民财富总量日渐上升,2008年人均GDP达3 000美元以上,跨入向现代化起飞的关键转换期[2];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渐次深入的同时,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推进,新型的公民社会正逐渐发展起来。尽管如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压力和挑战依然巨大,主要表现为: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庞大的人口基数对生产?生活和各项社会福利保障事业都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部分城市劳动力的转移安置?城镇化面临的经济制约?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和社会要有较高的效率,政府有较高的治理效能,社会有较高的发展速度,舍此难以解决人口对现代化构成的持续而繁重的约束。

  二是中国的经济水平不高?经济质量普遍较低。尽管我国GDP近年快速增长,但依据世界银行2008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均GDP数值排名104位,依旧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3]。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快,但经济结构?运行质量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还不容乐观。如: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各类市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显然,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没有较高的政府治理效能和社会发展效率是难以达成的。

  三是转型社会中的权益冲突增多。在传统政治强制渐弱?现代价值观念尚未确立的状况下,各种社会冲突不断涌现,如官民冲突?劳资冲突?民族冲突?地区冲突?单位冲突以及中央与地方冲突等,不断地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治理的合法性[4](P964-965)。这是资源有限情况下以利益调整为核心的改革过程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并不等于就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而应该科学规划?主动应对,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确保社会财富的持续快速增长并对之进行高效而公正的分配。从此角度讲,政府及其治理下的社会也必须是效能化的。 中国社会发展的效率压力是巨大而持久的。因此,确立效能化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以持续的政府高效能来促进社会的效能化?现代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民主化目标

  民主化主要指涉公共生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和职能配置的科学化,以及这种变迁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其中,公众以各种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广度与深度是衡量民主的尺度,民主的方式最有利于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平衡[5](P1)。社会的民主化转型,主要是指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政治过程,同时政治权力得到日益有效的制衡,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在价值和现实上越来越趋向于大众化,即社会资源,诸如知识?财富和地位等的分配平等化[4](P923)。民主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造就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参与型和更少威权的社会过程”[6]。可见,民主化不仅关注人民主权的至上性,而且还力主凸现公共生活的理性化,即通过民主程序和方式实现人民治理?公共治理以及社会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所以,对政府治理而言,民主化就是要造就公民政府,即公平?公开与公正的法治政府与效能政府,确保公共利益的有序发展和合理分配。

  民主的培育?发展至少需要如下方面:一是物质条件。如便利的地理条件?充足的参与设施?基本富足的经济条件,有适度的经济民主和经济福利作保障。二是法制条件。要有基本的自由权利作基础,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等。三是智力条件。公民教育有相当的发展,民众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四是心理条件。譬如社会成员的气质(批判态度?灵活性?重实践验证)?和解精神?掌权者自我克制。五是保护性条件。即有能力防止外来威胁和内部对参与的威胁。[5](P102-201)因此,民主化就是满足上述一系列民主条件的实际努力过程及其所取得的积极结果。民主化对社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如有利于明智政策?促进公正?消除暴力,培育公民忠诚等。[5](P212-242)

  在中国,民主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扩大公共参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发展政治民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和核心主题之一。在迈向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中国政治民主化要解决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政治领导权的监督制约与问责,政治行为和过程法制化?程序化和规则化,政治体制的合理化和功能专门化等问题。在一个经济社会状况极为复杂?多层重叠的国家实现民主化,涉及到对公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和保障,改变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或体制)的性质?制度性权威的运作方式,创造有利于制度发展和制度建设的社会环境,锻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市场化的经济制度?为民主的理想和制度提供社会依托的公民社会。[7](P14) 作为一种管理体制,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其执政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民的行为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的竞争与合作来完成。[8](P14)政治民主化,有利于改善公共参与环境?扩大参与通道?缓解参与压力?提高参与质量,使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更为有效,便于社会问题迅速转换为公共政策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而得到有效的解决;还有利于公共政策的连续性与有效性,从而改善政策执行的状况。民主化过程在增强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与公众的权益相关度的同时,也就增强了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有效性。

  2.有利于保障市场经济的规则化发展,提升政府与市场合作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

  政治民主化对于强化公共权力的法制化运行?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的过多支配?增强宏观调控的效果?弥补生产缺陷?增进交易公正和公共物品的高效供给?确保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发展?提高公共生活主体行为的预期性,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政治民主程度的提升,具有明显的社会效应,其“溢出”效应对于经济民主?文化多元与社会民主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民主?规范的政府行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从政府能力供给的角度讲,政府与社会间协调的?合作的互动关系,本身就是政府能力供给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转型社会中,民主的增进有利于政府能力的持续供给。

  3.有利于以体制的力量?规则化的渠道和理性的方式化解公共紧张和社会矛盾,实现体系内外沟通的优化和交往的理性化

  转型中的社会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理念与现实?需求与供给?发展与停滞等多元紧张和冲突的社会,公共矛盾和发展阵痛在所难免。在观念多元化和利益日趋分化的情形下,不断发展和完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增强制度的力量和体系的兼容性,有助于公共紧张与社会矛盾的化解。“民主的制度和过程把相互竞争的利益纳入以言词争胜的竞技场,并提供了能为争论的所有参加者所尊重的妥协方式,从而将分歧或争执迸发成武装冲突或对抗的危险减至最低。”[6]现代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政府行为理性化的过程。民主化对于缓解资源紧张条件下的分配低效和受益差距过大,以及呈快速增长的政府官员腐化?渎职犯罪给公共生活造成的严峻威胁等问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有利于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协调,减小发展阻力,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P38)一般而言,威权性政治体制向参与型?选举型的民主体制转变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诸种挑战的综合结果便是出现政治衰退?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乱,亦即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体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紧张[9](P54-67)。民主理论家戴蒙德认为,民主化过程中易于出现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的冲突,以及同意与效能之间的矛盾[10](P227-240)。政治发展需要高效率,政治稳定则需要以效率为基础的公正治理体系,如完善的程序?透明的过程?合理的差距?公平的机会以及可感受的实际受益的不断增长等。政治变迁过程中各种压力不断增大,政治体系应对能力的有限性?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效率与公正之间?发展与停滞之间?支持与反对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民主的政府体制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和实践着的代价较小?最为经济?公众普遍受益度最高的治理体系。对于行政管理而言,民主化就是实现整个管理体系和政府治理机制的法治化与理性化,实行公共执政,获得具有公共理性的经济社会发展,造就真正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推动社会各阶层意愿诉求的合理实现,把社会差距限定在有层次的?可控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营造实际的和心理的社会资源(如机会?地位?财富等)公正分享的氛围。

  因此,民主化就是公共生活理性化的过程,也是让民主运行起来并逐步实现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人民价值的自我实现过程。在此阶段中,既需要保障和发展公民的合法权益,又需要保障和发展超越于一般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以民主的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和公共政策,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与整体和谐。

  二?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治理的挑战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目标为效能化与民主化,这是基于我国实际国情与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作出的总体判断。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政府具有强而有效的治理能力。在转型期,生产生活方式?管理理念?社会结构与道德价值系统等都会受到冲击,新旧观念?结构之间的冲突将长期持续,对政府治理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

  (一)政治层面的挑战

  在转型期,来自于政治层面的挑战可能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态势,参与?程序与制衡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凸显,突出问题有:

  一是公共参与的压力增加。转型期,公众参与的愿望和实际能力都有一定的提升,而政府所提供的参与渠道和实际容纳能力却没有太大的扩大,因而就会一时难以满足这种快速发展的公共参与需求,若处理不好就会对政府体系构成重大威胁。

  二是公共政策的效能不高。主要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水平有所欠缺,政策执行不力,政策监控不严;政治性立法与行政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反馈?修正与终止以及政策间协调?部门间合作等都较为低效,难以较好地满足转型期急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对公共政策的需求,难以达到准确?快速?高效?公正的治理效果。

  三是行政性政府的权力优势过于明显。行政组织对于立法组织和司法组织的优势十分明显,行政对立法和司法具有较强的支配性,政治体系的权威色彩突出。在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紧缺的阶段内,过多的行政审批为设租?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转型期遏制行政腐败的高发趋势势在必行。

  四是政治公正与政治效率的拉锯在转型期急剧扩大。现代政治应渐趋文明化与理性,不仅要有效率的紧迫需求,更应该有公正的治理目标。就行政性政府而言,实现行政管理的时效性?实效性与适效性与提升行政过程的公平性?公开性与公正性[11](P182-183),必须统一起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方面需要高的政治效率,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层次?有节制?有差异的政治公正。但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转型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如何有效协调政治公正与政治效率以达平衡,对政府执政构成挑战。

  (二)经济层面的挑战

  核心问题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个过程的变化最为明显,冲突也最为激烈。

  一是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压力大。这背后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社会主要结构的转变问题。虽然农村的现代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已经是今非昔比,但无可否认的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还在以传统的农业劳作方式进行生产,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和可支配纯收益等总体处于落后状态。没有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个以农民为核心的问题,远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二是市场体系建设压力大。对于一个长期习惯于以计划?命令方式进行行政强制管理的政府而言,对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消费品市场的规范化管理都有相当的压力;哪些领域政府应该进入,哪些应该退出,如何进入和退出,其适宜的比例应该是多少,阶段性的发展规划如何,都是严峻的考验。

  三是国企改革的压力大。当前国企改革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经济质量低,社会效益差,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直接影响政府执政的财力基础。在权益调整倾向于地方和企业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行为能力有所受限?宏观调控能力下降,面临通货膨胀?改革乏力?经济增长瓶颈?分配不公等问题;在计划指导?法制构建?市场监督等方面也遇到全新的课题。

  四是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在一个不确定性增加?竞争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如何确保中国的经济社会安全?有效调节和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壮大自己,不仅是对中国企业?市场的重大考验,更是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施政素质的严峻挑战。

  (三)文化层面的挑战

  一是文化整合力渐弱。这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下降,支撑性亚文化对于主导性公共文化的离心力增加。转型期,由于传统道德价值理念的破碎?新的意义系统尚未确立,可能出现文化迷失或道德虚空,致使道德下滑与行为失范,出现金钱崇拜?权力腐化?枕于安乐?推卸责任等现象,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不足。

  二是文化层面的冲突增加。转型过程中,等级秩序与自由民主?计划观念与市场理念?权威与法治?大一统与多元化?精英主导与大众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会增多。一方面既有前现代的?与传统小农生产相伴的意识观念,另一方面又有后现代的“公共治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理念;一方面是强盛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潮流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是逆城市化?反物质主义的后现代化思潮滚滚而来。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在价值认同?道德诉求?管理理念?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等方面交织混杂,导致文化观念的冲突增加,对社会的发展稳定构成威胁。

  (四)社会层面的挑战

  在转型期,来自社会层面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社会稳定面临挑战?社会发展繁荣受到钳制。转型意味着发展,发展意味着扬弃,改变旧有的权益格局和发展模式,必定会打破平衡,造成局部的失衡甚至混乱。特别是在中国的法治水平较低?制度化程度不高,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再调整,公共生活的活动者的行为理性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状况下,“破”与“立”之间的冲突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影响社会稳定。

  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与地区差距过大,并且有扩大趋势。在转型期,阶层分化明显,参与压力大;公众期望值提高,个体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流动加速,公民的挫折感?相对剥夺感?不安全感增强,对公共权威的信任度?认同感下降,政治效能感走低等,影响社会的发展繁荣。目前,人口爆炸?福利分配不公?社会保障落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盲流?城市膨胀?治安混乱?就业困难等问题,对政府治理构成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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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黄建洪(1974—),男,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现代政府管理与创新?公共政策与区域公共管理。(江苏苏州 215123)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06JZD03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项目编号:07&ZD03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项目编号:08&ZD010)?2009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苏南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政策执行能力研究”(批准号:09SJB810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