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过失致人死亡 赔偿: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0 17:07:07
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随之，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党史研究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廖盖隆副主任将此文交给本室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回答者的回答。
双方文章观点互相对立，但由于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属绝密级，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无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并开始了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林浩和院党史教研室领导段浩然的支持。
由于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一时间，某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此事决非偶然，有强烈针对性。朱玉和我商量，由我出面在几份有影响的史学杂志上，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请教、磋商以至争论。人们很快被吸引过来，议论纷纷。
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疑》文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我在此前研究和撰文争论的过程中，广为收集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各种版本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基本的调子和说法，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是来自(或抄自)《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一条注释。建国初期为出版《毛选》，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胡乔木为主，负责进行文字加工和注释的领导工作，参加者还有田家英。重要改动和增加，要报毛泽东知晓。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注释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法，我多年前通读《毛选》时就早已熟知，此时我重新研读，产生了大的疑问。其中的断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此文的注释则说：“1936年秋季，……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我觉得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很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严重不符。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伤，但大半兵力尚在，仍在继续艰苦地战斗前进之中；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在此时还没有失败呢!
于是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是后来加上的，行文上则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由此，我们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但是，一道收回令却起了提醒作用。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注意细看，得知此令后急找来看和争抢着看，对收回规定，多数人置之不理。收回的期刊寥寥无几。
上面又强令《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以别的内容另编发一期，使用原来序号作为取代，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中央重视，小平同志支持研究并对先念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表态给予肯定支持，史学界的人们也极关注西路军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再三阻拦、压制、严加控制，以致又严重干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上卷的写作和出版。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电视片《李先念》不久前公开播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又播放了专题电视片《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通过其欧洲台、美洲台、东南亚台传向世界，将西路军问题真相向国人乃至世界华人作出了真实公正的交待说明。至此，人们已经可以向早已不在世几十年的当年西路军将士们的英灵说句告慰的话了：先辈们，您们如今已经可以闭眼安息了。
回想西路军问题从朱玉提出、我们配合到终于解决的全过程，历时长达24年。没有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的直接过问和批示，以及中央常委其他各同志支持，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作者：作者：丛进 原系国防大学教授，大校）
《杨尚昆回忆录》里的“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
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于6月12日翻过夹金山。那个雪山海拔高、空气稀薄，能过去全靠那时年轻体壮，吸一口气，慢慢走，还是过去了。有的人例如林彪就过不去，头一天上到半山腰，他喘得不行，就下来了。第二天是用担架把他抬过去的。翻过夹金山，便来到您功、两河口一带，同先期到达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同志和我率领两个团在后面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行进。18日，我们完成掩护任务后，抵达懋功东南达维镇三军团驻地。
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都兴高采烈，特别是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走了8个多月，打了许多恶仗，人困马乏，部队减员很多，出发时8.6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两万多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毡包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连菜盒子都没有；这主要是由于物资匾乏，当然，和彭总一贯艰苦朴素的治军作风也有关系。
四方面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当时有一万多人的二、六军团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在3支红军中，数四方面军的队伍最大。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5月初，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从川陕革命根据地撤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不多，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我们在懋功第一个见着的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党的财富，但张国焘却把它看成个人的资本，瞧不起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央红军，瞧不起党中央。
两军会师后，军营里的热烈气氛还没有消散，问题就发生了，而且是战略方针上的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中央认为，两军会合，总兵力10万，这是伟大的胜利，红军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要北上击破已抵达阿坝一带的蒋军胡宗南部，先机在阳江和嘉陵江之间站稳脚跟，再向甘肃推进。这是一个发展革命的方针。张国焘的西进却相反。他认为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是失败了。革命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川康地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深山穷谷，地形不利，不仅难以发展，并且缺少回旋余地。敌人只要在隘口派驻少量兵力，你就出不来。这样，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大气候下，共产党和红军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这是一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方针。这种分歧，在会师前已经存在，而在会师后6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便明朗化了。
我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听彭德怀同志回来传达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会上阐明北上的必要性，提出两军在统一指挥下攻打刚到达松潘的敌军胡宗南部，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勉强地表示同意。在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并且肆无忌惮地攻击许多同志。这当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深刻根源的，在以后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恼，拥兵自重，政治野心毕露。他这个人城府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说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他对中央和军委攻打松潘的战斗部署按兵不动，却在四方面军的高干会议上攻击周恩来同志，攻击朱德总司令，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要重新开会。随着，就一步一步地进行分裂和夺权活动：
他先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以陈昌浩取代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军委设常委，要政治局“速决迅行”。这分明是要挟中央。
同时，他又挑拨和拉拢中央红军的干部。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二天，张国焘请聂荣臻和彭德怀两人吃饭。他知道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仗打得很苦，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又受到点委屈，以为有隙可乘，便提出给三军团补充四个团的兵力，还让秘书黄超送来几斤牛肉于、大米和二三百块光洋，说是给彭总“解决困难”。彭总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用意，说：“我的困难是部队的困难，你这两百块光洋我不要。”后来彭总多次对我说：“我是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张国焘算什么东西，把我看成军阀了！”这件事，彭向毛主席报告了。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科时认识的，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掩护，个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杨啊，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辛苦，辛苦！”讲了些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
如果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开始，那么此后的两个月内，在政治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上他便得寸进尺地进攻，酿成严重的党内危机。
那时，张国焘以“提拔新干部”、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步步紧逼、向党要权。芦花会议前，毛主席和党中央打算请他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他是要抓军权，要改组军委。朱德总司令是不能变的，周恩来同志就本着相忍为党的精神，主动提出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央通知中重申：“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周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会议同时决定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提出要成立前敌总指挥部，会议决定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兼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
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丧失了时机，敌情发生变化。胡宗南部已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只好放弃，另订《夏桃战役计划》。红军北上只能穿过大草地了！
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刻下令收缴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这一来，各军团（包括远在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与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络全部被切断，只能同他联系。
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来要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的9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提名的这些同志，有的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会议拒绝增补9人为政治局委员的要求，同意名单中的2人为政治局委员，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使张国焘不可能在政治局中控制多数。同时决定陈昌浩接替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恢复一方面军总部，以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执行《夏挑战役计划》，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向甘南进发。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沙窝会议后，我被调离三军团，到陈昌浩为主任的总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临走前，毛主席对我说：“你本来就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你去，顺理成章；你和陈昌浩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有点老关系。”在中山大学时，陈昌浩还是共青团员，我当支部局委员，他是团支部委员。毛主席还叮嘱说：“你到那里，要强调一个‘韧’字。”“你要做拉不断、扯不折的‘牛皮糖’，软不啦叽地富有韧性；切记不要当玻璃，一敲就碎，一碰就破裂，那样就不好工作啦！”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向接替我职务的李富春同志交代了工作，便带着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的ito多干部，到陈昌浩那里去报到，其中包括陆定一、李粥庭、徐梦秋等，秘书长是萧向荣。李粥庭在中山大学时和傅钟是同学。徐梦秋后来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长，被盛杀害了。这时，红军实际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陈昌浩当主任的总政治部，一个是傅钟当主任的前敌政治部。两个政治部机构重叠，又住在一起，过草地也随右路军走在一起。只是陈昌浩不理我们，我这个“牛皮糖”就天天到陈昌浩那里去坐坐，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桃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竟成了联络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在毛儿盖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张国焘主张到青海、宁夏、新疆是“危险的退却方针”，希望他和右路军“并力东进”，勿再“坐失先机”。会议强调要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没有到会的张国焘等传达会议精神。为了迅速占领洗河东岸的战略要地，会后，中央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向班佑进发了。过草地，走得很艰苦。那里没有吃的。长征走了近一年了，大家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沼泽地带又不好走，弄得不好就陷了下去，就起不来，越活动它越下沉，连牲口都是这样。经过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我们在潘州呆了半个月，就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干部必读》，主编是张闻天，编委记得有陈昌浩、傅种、凯丰和我。出版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委会宣读通过。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停留在潘州的时候，右路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在川西藏民地区打开一个往甘肃走的缺口。右路军李先念同志的部队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团，使突破封锁线的口子敞开了，时机很好，就等左路军上来。但张国焘和左路军迟迟不动，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停步不前。中央一再致电劝说和督促，都毫无效果。
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那时，中央机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同志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由罗迈布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棵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的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分头行动。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容是很清楚的。现在，把话讲回到剑英同志和我约定9日凌晨行动的事上来。
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利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连行李都不背，只有剑英同志提了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那天吃完晚饭后，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有甘肃和陕西的地图没有？吕黎平说：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是刚缴来的，剩下的都不完全。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其他的都包上。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他。临走时，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片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问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像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总部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带着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对手。遵义会议时，李德根本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这一点还是好的！
毛主席镇定自若，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我这里有《北上告同志书》，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夸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脱离险境时，我就饿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以后，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一套行装和马匹，往前走，身边一无所有，走到哪个部队，一就吃到哪里。北上时，因为有军用地图，我们走的是小路，比较便捷。这时，毛主席称赞叶剑英同志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不然闹个措手不及或者要出甘肃、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中央将陷人困境。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尚昆，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一起来看我，问我有什么事交待。这时，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就怕泄漏了机密；如果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把中央扣起来，不是坏了大事？想来想去，还是忍一忍心，什么都没有说，让他们按时去报到，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晚上10点，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谁知道阴差阳错，警卫员走错了路，等信送到时，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都被扣留，裹胁南下，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又赔夫人李伯钊。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多受了不少跋涉之苦。
一是，再次致电忠告张国焘等，电文开宗明义就说：“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敦促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二是，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14日，又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同志，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一种“罪恶行动”；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是“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是，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和我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但公开的布告只用彭德怀和我署名，毛主席说，以你们两人出面，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三军团出来了。
俄界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我记得，俄界会议是在藏民居住的一个临时棚子里开的。居民用干牛粪作燃料，小小的棚子里壁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我们管它叫“牛屎房子”。在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时，大家都很气愤，我和剑英等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主席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只限于党的高层，我们这一边连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而张国焘呢，已在四方面军中造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谣言，许多指战员连北上和南下之争的焦点在哪里还闹不清楚；何况，不少人本来对张国焘有迷信，有的甚至把他看成“活神仙”，说他手中有“宝”，能掐指算出敌军的行动。这个“宝”，其实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同志的哥哥曾中圣搞出来的。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人，被张国焘排挤后在四方面军中搞监听和破译的工作，作战时能准确地掌握敌情（曾中圣后来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这就流传出许多关于张国焘的“神话”，把他说得十分了不起，不准说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张国焘还在底下进行煽动，反对中央。如果不使广大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把事情真相弄明白，就宣布开除张的党籍，只会把事弄糟。所以俄界会议的决定中，仍称张国焘为“同志”，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而张国焘却召开3000人的大会，在马尔康的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对叶剑英和我“免职查办”，甚至连伯钊的党籍也给开除了。后来，张国焘还通电不许北上的队伍称“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冷静地回答，我们可以称中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毛主席给四方面军的临别留言是：一年以后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走这条路的！这个预言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张国焘南下四川后，损兵折将，呆不下去。我们北上的队伍，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西北建立了大本营。一年后，四方面军也北上前来会合。
和四方面军暂时分手后，我们陕甘支队7000余人进人甘南。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雪山忠骨：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上千伤病员
除了二十五军外，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二、四方面军都或多或少地见识了大雪山的淫威。从进入邛崃山区的那一天起，一直跟在红军身后的追兵便不见了。这时的蒋介石只是调遣队伍守在川西的山口外面，他断定红军翻不过皑皑雪山。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支队伍的主题词便是翻越。翻越的对象是一座座终年积满冰雪的高山，翻越的工具是用碎布、棕毡撕成条包裹的草鞋和穿在脚上带钉子的土制登山鞋，翻越的条件是每人山脚下喝一碗热姜汤，揣在怀里的几个小红辣椒。
现在回头看，雪山只不过是一个统称，是红一方面军翻过的五座雪山，红二方面军翻过的十座雪山和红四方面军前后三次累计翻过的二十多座雪山的总称。
由于气候的变化，如今的夹金山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一年中大约只有四个月会有积雪。而我们去的时候是8月中旬，只能看见绿茸茸的草甸和漫山遍野的鲜花。
在接近山顶的地方，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折线，从一圈圈的盘山公路间蜿蜒穿过。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五道弯。
我们踏着英雄们的足迹，向上攀爬了一段。远远看上去似乎很平缓的一段路，却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的体力。高山缺氧让我们举步维艰，遇到乱石堆积的地方，不借助工具很难通过。
行走在边缘地带
走下雪山之后，周恩来连连咳嗽，这只是一个前兆，随后袭来的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和周恩来一样，翻越雪山是很多红军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翻越五岭，四渡赤水，也超过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
抢渡大渡河以后，雪山并不是红军北上的唯一一条路。当时，队伍从东侧能够抵达茂县；从西侧可以沿一条商队常走的山路通往川西北的丹巴地区；最后一条路才是横在面前的夹金山。
当时的红军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达维县党委书记任强指着地图解释说，东侧最好走的大路早已布好了川军，西侧不仅路远，还要经过大小金川地区，面临诸多土司武装的威胁。为避开攻击，红军不能靠聚居区太近，但为了取得粮草，也不能离得太远。换句话说，当时的红军只能长期徘徊在边缘地带。
这就意味着未来两个月内红军将不停地翻越雪山。从夹金山开始，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陡然升起，岷山山脉、折多山脉、横断山脉环绕于前，大小雪山共有几十座。而红军中大多数人来自南方，在长途跋涉中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见过雪。
海拔4930米的夹金山是红一方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前，红四方面军已经先行翻越了海拔4592米的红桥雪山。
即使在当地人眼中，夹金山也是值得敬畏的。当地居民称夹金山为仙姑山。他们告诉红军，这座山只有神仙才能飞过去。而红军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炎热潮湿的华南或华中地区，并没有足够的应对冰雪的经验。
登山前，卫生员们不得不像教孩子一样耐心地向将士们讲解: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出发前用布条遮住一部分视线，防止雪盲；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喝一碗祛寒的鲜姜辣椒汤；在山上禁止喧哗，防止发生雪崩……
6月的山脚下天气已经很热，刚开始爬山时，人人汗流浃背，衣服湿透。快爬到雪线的时候，气温一下子降低，战士们觉得凉快下来了，开心地互相开着玩笑。“谁也没想到后面，没想到爬座山居然会死。”九旬老红军马其章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
进入积雪线后，俨然进入了严冬，有的地方积雪一直没到膝盖。“我穿着平时的草鞋和短裤就翻过来了。”马其章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然而，这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于很多红军战士来说，并不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马其章那样轻松。
种种对冰雪的不适应在雪线之上集中爆发了。越向上爬，空气越稀薄，很多人出现了高山反应，加上寒冷饥饿，有的人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人没有按照卫生员的嘱咐遮住眼睛，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雪中突然雪盲。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一脚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由于缺少御寒装备，许多人冻僵了，再也没有站起来，或者滑倒后直接坠下冰崖没了踪影。
“地上有前面人趟出来的一条雪路，大家就低头跟着走。”85岁的老红军张世秀已经记不清登山的过程，“沿路时常有长条形的雪堆，都是去世的战友。”
爬上山顶，垭口寒风吹得人站立不稳。力气小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老红军杨定华曾经用文字记录了当年的经历:“站在山顶，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我们冲飞机喊，上来啊，有本事上来啊。他们根本听不见。”
终于到了下山的时候，滑溜的冰面根本站不住脚，战士们纷纷坐在山顶上，像溜滑梯一样顺着山坡滑下去，但是，并不是所有结满坚冰的路面都能顺利滑向山脚。于是，有的红军战士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像炮弹一样，笔直地冲下了万丈深谷。
山脚下，兄弟重逢
“他们从山上下来时，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皮包骨头。”四川省小金县达维镇的藏族老人张绍全一边说，一边用手在两颊边比划，形容着红军瘦削的脸。
1935年的农历五月初四，张绍全见到了刚刚成功翻越夹金山的红一方面军，当时他叫顿巴，还没有汉名。达维也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全村只有106户人家。
当时只有21岁的顿巴可能并不知道，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度过的是承前启后的一天。在这天之前，一方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路上第一座雪山的考验，并成功地与阔别八个多月的四方面军相逢；在这天之后，等待着他们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雪山。
张世秀至今也说不清自己队伍的编号。入伍时，她是红四方面军25师的一名卫生员。到了达维之后，她和另外1000多名战友被划归到中央红军。还没来得及记住新队伍的名字，张世秀便因为一场疟疾留在了达维，随后一直定居下来。
长征初期，红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红四方面军曾丢失过一个密码本，由于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此后便停止了使用。
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后，杨成武带领的突击队已经出发，任务便是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红四方面军也几乎同时派出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寻找一方面军，率队的是年轻的李先念。
如果在地图上画出两支突击队行进的路线，只能说是冥冥中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所指引。否则，很难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红一、四方面军各自的突击队尽管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就像是两块互相吸引的磁石，总是蜿蜒地朝着对方前进，两支队伍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的时候只有100公里。
终于，几声军号确认了兄弟的相认。两支队伍在山路上狭路相逢，走过漫长的征途，两支队伍的服装差异很大，又都没有打出明显的旗号，兄弟相见对面却互不相识。两支队伍都很机警，先头部队已经交了火，互相放了一阵枪，幸好还没有人员伤亡。一支部队先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指战员下令吹响军号来试探对方。
“自己人啊！”同样的军号声在对方的队伍中响起。两方的士兵都沸腾了，握手拥抱，相互问候，一片欢呼。从中央苏区撤出8个月来，一直孤军作战的红一方面军终于和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自四渡赤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
李先念并不在欢庆的人群当中，他正固守着刚刚打下来的三关桥。在此之前，李先念率领队伍打下了达维县城另外一侧的猛固桥。控制了这两座桥，就等于扼住了达维仅有的两条道路。
收到25师师长韩东山的电报，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东山立即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
这时，红―方面军的部队正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见面后，红四方面军当时便补给中央红军一千多人。李先念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们心目里，这就是一家子。”在随后召开的集会里，红军们唱起了自己编的会师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
当天晚上，县城旁边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红军载歌载舞，好动的顿巴忍不住加入其中。当晚和顿巴合舞的红军叫张绍全，队伍临走时，他把自己的汉语名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送给了顿巴。
山下，曾经洒满血泪
1936年，距离达维会师已有一年的时间。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县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宝兴和达维只隔着一座夹金山，已经有了汉语名字的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对红军再也不陌生了。
和去年似乎相同的情景又出现了。山腰上是密密麻麻的帐篷和队伍，红军“喊着口号，好远都能听见。”这次，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带着食物和水，对翻山过来的红军表示了欢迎。
对于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和一年前不同的是，由于熟悉了雪山地貌，战士们减少了翻越夹金山时的人员损耗，但队伍却有了新的血泪。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百丈关、天全一带受挫，不得已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上千名伤病员，被永远地留在了夹金山的另一端。
整装待发的部队望着身后上千名年轻的红军伤病员。他们躺在雪山脚下，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部队。这都是些已经杀红了眼的对手，更何况，在红军伤员中，有人在十几个小时前刚刚杀掉了国民党的士兵。
“大家要安心，尽量养好伤，如果敌人来了，胆敢有杀害伤员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据理力争。”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含着眼泪说。一方用心地听，另一方无奈地说，双方心里都很清楚，这些话对于肯定是严酷结局来说，多少有些苍白。很多红军战士不忍离去，走在山路上的也是一步三回头，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伤员，岂止是他们的战友，有的真的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漫天飞雪中，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在百万军中不曾皱一下眉头的红军将领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部队终于出发了，数万名军人的哭声在夹金山上回响，盖过了飘飘洒洒的大雪。
山顶，至今伫留英魂
顺利通过夹金山只是红军过雪山的一个序幕。从四川盆地到松潘草地之间的几个红军坟，默默地证明着红军此后更为艰难的道路。
在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红二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最晚进入雪山地区，翻越的雪山却最多。先后翻越了哈巴雪山(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扎拉亚卡山、海子山、马巴亚山、恶热山、麦拉山、瓮水、邯坡等二十多座雪山。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区的部队，由于曾三次跋涉雪山草地，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长。红桥山、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党岭山、巴郎山、鹧鸪山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累计翻越雪山超过20次。
1952年7月，驻扎在雅克夏雪山的解放军部队在营地附近发现了排列整齐的12具遗骨。这些遗骨全部头南脚北排列，且间距相等，保存完整，看不出任何断裂和枪伤的痕迹。当时，这支部队的一位负责人正是当年爬过雅克夏雪山的老红军，他根据已经风化变脆的军装和散落在骨架旁的皮带环、铜扣等等遗物认出，这12具骨架就是红军战士的遗骨。
后来查明，这支红军队伍是红二、四方面军建制的一个班，他们在甘孜会师后，北上翻越雅克夏山，夜里在山顶宿营。海拔4443米的雅克夏山山顶的空气非常稀薄，这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全部由于缺氧窒息而亡。
解放军战士们把这12具红军战士的遗骨收殓起来，在距山顶100米的一处山凹中造坟立碑。
在雅克夏雪山脚下的黑水城郊，伫立着一座更大规模的红军烈士墓。这里长眠着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途经黑水城时牺牲和冻饿而死的烈士遗骨。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战士，有将近一万人。他们的家乡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区，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最大的也不过24岁。据当地的老人回忆，直到20世纪70年代，雪山上还时常能见到一堆堆的白骨和被丢弃的手榴弹。
与雅克夏雪山相隔数百公里的党岭雪山上，也保存着一座红军坟。它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坟墓。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军翻越了党岭山，同时创造了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最高、路程最远的一次翻山纪录。
党岭山是折多山脉的主峰，海拔5596米，上下山约200里路，四方面军站在山脚的时候，当地夜间气温在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白天也都在零度之下，但很多红军却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光着脚。
上山时，即使是最顽强的挑夫也累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先头连队根据向导的指点，用刺刀或铁锹在陡峭坚硬的雪地上挖出一些踏脚孔，大家紧紧跟随着前进。四肢早已被冻得没有了知觉，脚被冻裂，一路上留下斑斑血迹。
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中，有的人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不自觉地停下歇一歇，结果永远躺倒在雪山怀抱里。
现在，山顶上的红军坟没有坟头，没有墓碑，甚至连一点红军的痕迹都见不到，却经常有当地百姓上山来祭拜，环绕的经幡和哈达成了山顶一道独特的风景。(唐铮、赵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