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重大事故上报:文革中的小学似一朵飘浮的云

听见过看到过草原人马背上的小学，水乡里的船上小学，灾害中的帐篷小学、板房学校，山区的草棚校舍，却没有听见过看到过像飘浮着的云一样的小学。

云，有聚有散，时隐是现，飘忽不定；我的小学，就是这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先后在五个地方读书，期间还经常停课，不用多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那肯定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学。

回忆总是难忘的，虽然它并不怎么令人感到愉悦，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你人生经历中，那些生活的浪花，纷繁的点滴，在闲暇时，总会令我经常的沉思回想——我的小学，我的小学生活。

解放后我县的农村小学，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利用旧祠堂改建的，有的进行了较大的改建，有的只是在门口挂了一个某某小学的牌子，里面基本上没有动。我的小学当然也不例外，我是在汊口枫溪上小学的。汊口是公社所在地，只有一所小学，在汊口的枫溪村，它应该就是现在的中心小学吧。汊口有三个行政村，后田、上村、枫溪。我家住在后田村，从我家到枫溪的小学，有两华里路左右，中间要过一座木桥。这座桥由于坐落在交通要道，所以桥修的很牢固，桥面也比较宽。

汊口小学是汊口的大姓程家祠堂改建的。这所祠堂是典型的明清建筑。门前两边各有一棵百年以上的老桂树，门口有一对大石狮和大门当；祠堂分前中后三部分，中间是大厅，前厅和中厅之间有一条石板路，两边是冬青树，再边上是厢房。大厅中的柱子都是石头的。那时，学校的学生不多，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三年级以下，都在前厅和中厅的两边廂房里上课。

我是66年初上的小学一年级。这时学校里上课还是比较正规的，主要课程是算术和语文。我最喜欢上的是语文课，这倒不是因为我对语文有什么偏爱，主要是因为语文老师比较和蔼，对学生比较温和，学生也就比较随便，但这也让我放松了对语文的学习和用功，小学语文的拼音就没学好，到现在也搞不清什么是前鼻音和后鼻音，什么时候有h、有g,什么时候没有h和g，对r、n、l更是分不清。以至于到现在学电脑打字时，只能硬着头皮学五笔。最怕的是上算术课。算术老师是一个有一双圆圆大眼的女老师，她上课时总要拿着一个三尺多长的教鞭，只要一看到那根教鞭，那双圆圆的大眼，大家都会禁诺寒蝉，鸦鹊无声。她没有打过学生，但她有一个固定的动作，让她带过的学生都会记忆犹新：当你违反纪律时，她会走到你的桌旁，用教鞭在你的课桌上狠狠一敲，接着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你的头使劲往下一摁，再把手一拧，一般都要痛出眼泪，但不敢哭出声，否则便会被多拧几下。重的，便会被揪着耳朵，拉到黑板下站壁，一站就是一节课。目的是让你学规矩，长点记性，上好她的课。

小学的课桌，都是两人合用的，为了防止打架，一般都是男女同桌。我的同桌就是一个女的，她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比我大一岁。我们桌子中间划了一条线，谁都不准越线，轻者要把越线的东西推回去，重的要发生争吵，甚至打架。我们相处的还算可以，没有打过架，但推来搡去，争争吵吵是难免的。

汊口枫溪小学的生活，留下的记忆不多，唯一留下的只是女老师那根教鞭、那双大圆眼；学校门前那两根老桂花树，那对青石狮子和门当。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到了第二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一场暴风骤雨，荡涤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冲击着机关学校，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场大革命中受到检验和考验。高等学校首当其冲，小学也不能例外，小学生是随波逐流，跟着起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们知道要批斗老师，老师被批斗，他（她）们就不能讲课，没有老师讲课，学校就会停课放假，学生就不用上学，不用考试，就能在家里玩，这可能是小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好感受。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小学生涯便动荡不安了，我们的小学就像是一朵飘浮的云，飘来飘去，时分时散。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学校从枫溪搬到了自己的大队后田村，从各个地方来的学生，都回到了本大队，原来的汊口公社小学，就成了枫溪村小学了。

学校的搬迁肯定是仓促的。因为大队里根本就没有教室，更没有学校了。我的教室最先搬到的是一个教师家的堂前里。这个老师的家、老婆小孩是我们村里的，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从外地学校，回到了家乡。屋里空气不好，光线又暗，根本不适宜当教室。这时我已读四年级了。我们读了半学期，教室又搬到了大队部，它的两边是第七、八两个生产队队部。一个大队部两个小队部，共设了三个教室。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五队的队部去读书，但这些地方都相距的较近，它们都在后田村立新坦的周边。

这段时间，我读了一年半左右的书，而且是断断续续，经常放假。读书的条件非常艰苦，课桌凳是破旧不堪，还要经常从家中带桌凳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学校虽然没有真正的停课闹革命，但学习的秩序是淡然无存了。首先是课本的封面改了，正规印刷厂出版的课本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县里市里自编的课本。那时的课本，封面基本都是版画风格，颜色是红黑分明。封面上基本都印有最高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课本的内容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文基本上都是毛主席语录，可谓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的质的变化。到后来，就光学毛选，学语录了，整天说的背的唱的，都是毛主席的话。《老三篇》可以通篇背下来，作文造句，都要用毛主席的话。每上一堂课，都要把红宝书，放在课桌的右上角，当作座右铭。上课前，要说一句毛主席语录，如“要斗私批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语文课，是学语录；体育课，是学跳忠字舞；经常说的话是：“世界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就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正在兴旺发达时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后田村小学建好了，它就坐落在现在的汊口信用社后面。它是一所现在有的地方还可以见到的一层平房，坐北朝南，共五间，左右两间小点，一间是学校老师办公室，一间是大队的办公室。中间三间，是教室（复式班），教室门口有走廊。走廊上每个教室的中间，有一根小木头柱子。那时大队真的很穷，建小学砌墙的砖基本上都是坟砖，一边厚一边薄，叫皮刀片，窗子是木头做的格子窗，地面是用黄土和上石灰，再把它拍平的那种。学校这时成立了贫管会，我们三队一字不识的贫下中农队长，被选为贫管会主任。当时大家都叫他“拐脚狗”，真名叫顺九，因为他脚不好，所以叫他“拐脚狗”，“狗”“九”休宁话谐音。他每学期都要给我们上一堂课，讲讲他的阶级仇民族恨，讲他的血泪史；有时也讲讲他是怎样当好队长的，是怎么一心为公，吃苦耐劳，怎么带领大家抓革命促生产，怎样改变了三队的贫穷面貌。但是我知道，我们三队，十分工只有6毛钱，年终的时候，还等着我们这些拿钱去买谷子的人家的钱去分红，去预支给其他人过年。那时的小学，不仅是学生上课的地方，也是大队的文化大革命战场。大队的小规模批斗会、排练忠字舞、忆苦思甜等活动都要在小学进行。在学校里开批斗会，我就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生产队的保管员，他偷了生产队的谷子而被批斗；另一个是卖猪肉的，批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低头砧肉，抬头看人。场面虽小，却也是群情激愤，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被批的人是头戴高帽，府首站立，一把鼻涕一把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飘来飘去，总算是有了一个固定的学习场所。但文化大革命却好似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先是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后来发展到文攻武卫。大人们忙着搞文化大革命，忙着斗私批修，我们这些小孩，趁着放假的时机，学着大人的模样，在玩文攻武卫游戏。几个人结成一伙，各自做碉堡，互相捉人，打仗，开始只是玩玩，到后来，有几次都动起了真格的，打的头破血流。这时，正规的学习基本停止了，最多也就是到学校去，背背毛主席语录。记得我六年级的时候，在采茶季节，我都是带着弟弟去上课的，弟弟就坐在我旁边，好在凳子是家里带去的长凳，坐三个人一点都不挤。如果他要哭了，我就带他出去玩一下，老师是不敢反对的，因为我们是贫农子弟，他们是臭老九，再说老师也不用管，反正一不考试二不看成绩。总之读书无用，何必多此一举。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瘦高个子的男教师，姓姚，教算术，30多岁，也是从外面的学校返乡的。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老师，写得一手好隶书。凡是村里有写对联的时候，都要请他去写，当时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上，屋子里的柱子上，基本都是他写的对联。对联的句子，绝大多数是毛主席诗词。他有一个爱好，喜欢下军棋。没事的时候，就把我们几个学习好一点的男孩，叫到他家里去，跟我们下军棋。在下棋的时候，他绝对与我们一样平等，一点都没有老师的架子，所以我们都感到无拘无束，跟他在一起，不仅童心得到满足，也从中学到了一些做人的准则。应该说，他是我在整个的学生生涯中，印象较深的一位老师。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学着用隶书写毛笔字、钢笔字。

小学的读书生活，想来还是比较惬意的，那些本就不重的学习任务和作业，对我来说，就显得非常轻松了。那时，我的作业本，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交，作业一做好，就有人抢着拿去抄，这个抄好，再交给那个，最后一个抄好，连同他的作业本一起交到课代表那里。这样老师批作业也好批，一对俱对，一错俱错，反正读书无用。为了巴结我，总有那么几个同学，把好吃的锅巴、好玩的木头手枪给我玩，我值日不用扫地，劳动课，不用拿锄头。虽然学校对学习抓得不怎么紧，但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还是比较严的。每年的暑假，我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写字任务，否则便不能下河洗澡。为了完成一天一页的写字任务，我把字间隔的老大，一页纸，不会超过200个字。这就是我读的小学，就是我的小学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在口株笔伐臭老九、读书做官论的声浪中，我读完了小学，进入了初中。

我的小学，学乎？玩乎？很难讲清，赶上那样的年头，初识了一场大革命，也可以说是少年无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