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Picture:人教版普高课标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5教师用书 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

单元说明

　　这个单元继续学习小说。在第三册小说单元学习的基础上，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是把握小说的主题和情节。

　　一、关于主题

　　我们一般所说的主题，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小说主要描述的对象（事物、问题），它反映小说题材的客观意义。二是小说所表现的生活现象所具有的主观意义。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在客观上表现了林冲被黑暗势力逼上梁山的人生遭遇，在主观上则对封建社会黑暗政治现实进行了揭露和鞭挞。

　　怎样把握小说的主题思想呢？

　　首先，要认真通读作品，仔细分析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观念。比如《边城》，作者自己总结创作意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就给了我们一把解读的钥匙，使我们能很好地把握这篇小说的主题含义。

　　其次，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来把握主题。

　　小说的主题一般比较含蓄，作者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蔽在人物形象之中。因此，把握主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认真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历史内涵。《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是通过别里科夫这个典型人物，反映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讽刺、批判反动、保守势力对社会进步的阻挠和压制。

　　小说主要以叙事为主，描绘生活画面，表现时代风云。阅读小说，要透过故事情节表层，探寻蕴涵其中的时代气息、社会发展、思想意识以及生命形态。

　　小说的自然环境、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也为我们把握主题提供必要的信息。如《边城》中边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作者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主题，提供了舞台和基调。这样的“桃花源”式的环境氛围，能更容易地帮助我们印证作者蕴涵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

　　此外，还要注意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理解小说的主题。由于读者个人的生活环境、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个性气质的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阅读小说的过程，就是对作品再认识的过程。比如，对《红楼梦》主题的看法就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因此，要允许并鼓励学生在阅读中有自己的见解。阅读小说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究的过程，一方面要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另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思考。以学过的《祝福》为例，生活在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学生对小说所批判的封建道德观念感触不强烈，对祥林嫂因再嫁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难以理解。这就需要引导他们在了解作者思想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作品中的重点和难点展开深入探究，获得自己的认识。

　　把握主题，我们还要注意让学生思考以下问题。

　　1.是否通过作品的引导使自己有了新的体验和认识；

　　2.是否认同作者的思想观点；

　　3.是否从作品中发现了自己独特的感受。

　　学生可以不同意作者的思想观点，但是并不影响作品的价值。了解他人（作者）是怎样认识生活、体会生活的，对学生积累人生经验大有裨益。

　　二、关于情节

　　小说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人物的性格发展、言行发生的一件件事情的有序组合。分析情节，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情节的展开性和曲折性。小说是叙事文学，叙述的是故事，故事只是叙述事件的结果，情节则呈现事件所以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情节的展开使故事有可能呈现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矛盾，具有可读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关注情节是否充分展开，各种矛盾冲突是否有由发生、发展到高潮和结束的空间和过程。其次要注意情节的曲折性，丰富、复杂、曲折的情节，能够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挖掘事件的蕴涵留下广阔的空间。《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情节展开很充分，情节发展跌宕起伏、波澜不断，所以故事也就非常吸引人。如果只写陆谦等人来到沧州，林冲杀敌复仇，而没有其间一系列情节的展开，故事就会显得乏味，人物形象不可能丰满，也引不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果没有一系列情节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紧张、平缓、再发展、高潮、解决的过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展示，故事就不会那么动人心魄。

　　2.情节的合理性。首先，我们要注意情节之间联系的合理性。情节之间有多种关联，如空间、时间、因果等关系。从时间关系来说，如果有关公战秦琼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成为笑柄了，当然某些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另当别论。因果关系对情节的发展非常重要，对小说表现的社会冲突、性格冲突，以及人物刻画、环境描写起重要的作用，而且往往成为情节发展的驱动力。因此，因果关系的合理性尤为重要，因为高俅为首的恶势力不断迫害林冲，林冲才不得不奋起反抗，投奔梁山；没有高俅这个“因”，就没有林冲投奔梁山这样的“果”，就不能让读者信服，“逼上梁山”的主题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要注意情节的生活合理性。小说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生活的概括，这就要求小说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当然，神怪小说和超现实主义小说除外，其实这些小说的情节，也是真实生活的某种艺术变形罢了。因此，情节不能脱离生活现实，让别里科夫和华连卡一起骑自行车，让翠翠直接向傩送表达爱情，这是有违人物性格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3.情节发展是否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情节的展开来实现的。因此，分析情节，要关注情节发展是否为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好的平台。情节服务于人物形象刻画，主要有两个方面：通过情节所表现的人物的行为方式，展示人物性格；通过细节描写反映人物性格。别里科夫穿着雨鞋带着雨伞等独特的行为方式，形象深刻地表现“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性格特征；林冲盖火盆、摸火种的细节描写，细致地表现了他做事缜密细心的特点。情节和人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阅读小说时要多加注意。

　　三、关于选文

　　本单元小说题材内容各异，主题思想丰富多样，风格特点也不尽相同。选文力求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对小说的鉴赏能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揭示人民被迫奋起反抗的社会原因；《装在套子里的人》以讽刺和夸张的手法，概括社会生活中某一类人，反映社会现实；《边城》讴歌山村田园生活的质朴、纯真，与庸俗、堕落的社会形成对照，表现作者重构理想世界的信念。

1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课文节选自《水浒》（七十一回本）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与课文前后相关的情节如下：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他的上司太尉高俅的儿子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妻子。高俅及手下陆虞候设下一条毒计，让林冲买了一把宝刀，然后高俅命令林冲带宝刀入府，乘机诬陷林冲阴谋行刺，林冲因此被刺配到沧州。在去沧州的路上，押送的公人被陆虞候买通，多次想杀害林冲，幸亏被鲁智深救下，安全来到沧州。以下是课文的情节。后来林冲逃到柴进家里，柴进又把他介绍到梁山，成了农民起义军的一员。

　　作者通过林冲的人生遭遇，表现了怎样的主题呢？林冲本来是北宋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过着比较富裕安定的生活，他对现状很满足，对统治阶级也是拥护的。当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高俅设计陷害他时，他不能像出身下层军官的鲁智深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委屈忍辱，逆来顺受，他的出身、地位决定了他对黑暗政治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林冲最终起来反抗，关键是一个“逼”字。高俅及手下步步紧逼，使林冲走投无路，不得不手刃仇敌，投奔梁山，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如果说《水浒》的主题之一是“官逼民反”，林冲就是体现这个主题的典型例子。从林冲的个人遭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像林冲这样的中层官吏尚且无法维持安定生活，不能保障生命安全，那么，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生活不是更痛苦、悲惨吗？为了活下去，民众才不得不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林冲被逼上梁山的社会含义就是“官逼民反”。课文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认识到封建社会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统治者的必然性，这就是课文主题的意义所在。

　　林冲是怎样一个形象呢？首先，他安分守己，忍辱负重，随遇而安。课文开篇写林冲和李小二的对话，可以佐证：他明知高俅“生事陷害”，自己才吃了官司，被刺配到沧州，但和李小二说到这件事时，他并不气愤、痛恨，还称高俅为“太尉”，甚至认为是自己冒犯了高太尉才受了官司。而后管营派林冲看守草料场，林冲是心有疑虑的，他曾对李小二说：“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但他还是听从了安排，而且作了长久打算。当他看到草料场里自己将要栖身的小屋四下里崩坏了时，便想：“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大难已经临头了，他却想安稳过冬。这说明林冲的心中，复仇的念头更淡漠了，委曲求全的思想又占了上风。后来，买酒途经山神庙时，还祈求“神明庇佑”。生命已危在旦夕，林冲却仍在幻想安稳度过刑期，回家团聚。其次，他正直，善良，有侠肝义胆；同时又刚猛激烈，嫉恶如仇。林冲在东京时曾“看顾”过李小二，在沧州服刑，还“把些银两”给李小二“做本钱”，表现了林冲心地善良，行事侠义的方面。但是，当林冲听到李小二的报信，并确知从“东京来的尴尬人”就是陆虞候时，马上意识到“那泼贱贼”是要“来这里害我”，他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气愤地说：“休要撞着我，只叫他骨肉为泥！”说罢，便怒冲冲地“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次日，“带了刀，又去沧州城里城外，小街夹巷，团团寻了一日”。这充分体现了林冲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在山神庙林冲手刃仇敌时，一声怒吼，惊破敌胆，林冲威猛之中迸发出了他性格中反抗黑暗、崇尚正义的本质。最后，细心、缜密也是林冲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管草料场，小心谨慎，去打酒前，“将火炭盖了……把草厅门拽上……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做事很细致；草厅被雪压塌后，他又“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细心探查；山神庙歼敌时，他“轻轻把石头掇开，挺着花枪，左手拽开庙门”，出其不意，占据主动。这些都表现了他细心缜密的性格特点。

　　围绕林冲的遭遇，课文情节的展开可以说张弛有致、波澜起伏，反映了林冲性格思想的变化过程。路遇李小二是情节发展的开始，因为遇到李小二，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表现了林冲安分守己、随遇而安的性格特点，为林冲以后的思想变化、走向反抗道路做铺垫。买刀寻敌是情节的发展。由李小二之口，引出陆谦等人的密谋，说明高俅仍不放过林冲，对林冲步步紧逼，小说在此营造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林冲知道陆谦等人到来，勃然大怒，买刀寻敌，表现出他性格刚烈的一面，为他走向反抗道路奠定行动基础。这部分情节使矛盾冲突顿时紧张起来。接下来是看管草料场，这是情节的进一步展开。仇人相遇，刀剑相向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局势又平缓下来。林冲被派到草料场，得到一个“好差使”，不仅林冲感到奇怪，读者的好奇心也被引逗起来。形势平缓，林冲随遇而安的性格又占了上风，他复仇的念头淡了，想得更多的是熬过刑期，回家团聚。这既表现了林冲性格的复杂性，也把他被“逼上梁山”的曲折过程表现得更充分。看管草料场又为陆谦等人陷害林冲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陆谦等人就是要绝了林冲的活路。雪夜杀敌，是情节发展的高潮。陆谦等人一把火烧了草料场，把林冲逼上了绝境。林冲终于迸发出彻底的反抗精神，毅然杀死仇敌，走上了与黑暗政治决裂的道路。

　　二、问题探究

　　1.林冲由随遇而安、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这个思想性格的转变是怎样完成的？

　　林冲来到沧州，一直抱着安度刑期、回家团聚的想法。即使他知道陆谦来沧州加害他，他仍心存幻想，求“神明庇佑”。直到草料场燃起大火，林冲在山神庙里听到了陆谦等人的对话，知道了高俅百般迫害自己的真相，他才清醒地认识到，高俅绝不会给他一条生路。残酷的现实促使他觉醒，激起他抗争的斗志，于是他毅然杀死了仇人，投奔梁山，走上了反抗黑暗政治的道路。

　　2.林冲的遭遇和他思想性格的变化，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什么意义？

　　当时社会政治极端黑暗、腐败，善良本分的人们生活、生命得不到保障。像林冲这样的中级军官，都被恶势力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奋起反抗，那么一般的民众受欺压、迫害，进而铤而走险，聚众起义，反抗官府，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林冲被“逼上梁山”，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窗口。

　　3.课文有哪些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有什么作用？

　　课文中的细节描写是非常丰富、细致的，充分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透露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为事件的发生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

　　如开头细致地描写了陆谦等人鬼鬼祟祟的言谈举止，暗示他们是在密谋害人，而且和林冲有关系。这些细节描写，引出下文李小二报信，林冲寻敌复仇的情节，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如林冲在草料场的一系列行动，叙述得非常详细。既表现了林冲细心缜密的性格，又说明草料场起火并非林冲疏忽所致，自然揭示出陆谦等人的借刀杀人的阴谋，使情节发展具有合理性。再如林冲在山神庙的细节描写，“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旁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为下文陆谦等人“用手推门，却被石头靠住了”埋下伏笔，因此陆谦等人只好站在庙外边看火边说话，林冲在庙内听得一清二楚，为“逼”林冲奋起反抗，手刃仇敌提供了行动的前提。其他还有很多，可引导学生深入探究，了解细节描写的作用。

　　关于练习

　　一林冲被发配到沧州，高太尉仍要置他于死地。林冲被逼上绝路，不得不奋起反抗。概括情节要点（如“路遇李小二”“火烧草料场”），理清情节发展的脉络。

　　设题意图：让学生归纳矛盾冲突的发展脉络，了解林冲是怎样被“逼上梁山”的。

　　参考答案：

　　可参考“整体把握”相关内容。重点是让学生分析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和高潮。可运用下面的坐标图，以便得到直观的印象，帮助学生完成此题。

　　二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所以他的思想观念、为人行事和一般的草莽英雄有很大的差异。试总结林冲的性格特点。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分析人物，进而理解小说“官逼民反”的主题。

　　参考答案：

　　可参考“整体把握”相关内容。要让学生了解人物性格是复杂、丰富的，林冲的出身、地位决定了他性格的多样性和矛盾性。经过犹豫、彷徨，最终走上反抗的道路，也反映了他性格内在的矛盾冲突。这样才使得林冲的人物形象丰满可信，才使小说的主题具有深刻性。

　　三风雪作为自然环境，对刻画人物起到一定的作用。看看课文对风雪有哪些描写，这些描写渲染了怎样的气氛，是如何推动情节发展的。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了解环境描写在小说中的作用。

　　参考答案：

　　直接描写风雪有三处：林冲初到草料场时，写风雪初起。“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林冲去市井沽酒时，写雪势正大。“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离开酒店回草料场时，进一步写雪势之大。“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还有侧面描写：如写草屋，“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沽酒回来，“那两间草屋已被雪压倒了”，这是通过环境描写衬托风雪；又如写林冲到山神庙里，“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的雪抖了”，上盖白布衫也“早有五分湿了”，这是通过人物的动作、感觉衬托风雪。

　　风雪为人物的活动渲染气氛。林冲刚到草料场，“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说明矛盾冲突正在酝酿；沽酒时，“那雪正下得紧”，预示气氛趋于紧张；林冲夜宿山神庙时，那雪“越下得紧”，烘托出高潮的来临。同时，风雪也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正是因为风雪，林冲才想喝酒驱寒，才会在买酒的途中看到山神庙；草屋被风雪压塌，林冲才到山神庙夜宿，因此才和陆谦等人相遇，洞悉高俅对自己的迫害，最终奋起反抗。风雪可以说是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逼上梁山”，指的是被压迫的人们不得不奋起反抗的事情。补充阅读《水浒》相关章回，探讨林冲在恶势力的逼迫下，由安分守己到上山聚义的心理变化过程。

　　［参考资料］

　　明代李开先《宝剑记》中林冲夜奔梁山的唱词：

　　登高欲穷千里目，愁云低锁衡阳路。

　　鱼书不至雁无凭，几番空作悲愁赋。

　　回首西山月又斜，天涯孤客真难渡。

　　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设题意图：这是扩展题，让学生结合课外阅读，更深入地了解人物，挖掘主题。

　　参考答案：

　　补充阅读《水浒》相关章回，可以让学生全面了解林冲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可以引导学生依照练习一，梳理情节，归纳矛盾冲突的进程。结合《宝剑记》的唱词，有助于学生揣摩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

　　教学建议

　　一、教学这篇课文，主要从人物、情节两方面入手，但是最终目标，是让学生理解课文所表达的主题。即通过林冲这样的人物刻画，以及他最终走向反抗道路的叙述，让我们了解那个社会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理解民众不得不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者和恶势力的原因。

　　二、分析人物，要注意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能因为林冲是英雄，就忽略他性格中柔弱、妥协的一面。正因为林冲性格的多样性，才使“逼上梁山”这一主题具有更深刻的含义，才使林冲这一人物形象更真实更鲜明。

　　三、中国古代小说有其自身的特点，重故事，重描写，与西方小说和现代某些中国小说重心理刻画不同。学习课文时，要注意这个特点，引导学生从情节的发展、细节的描写中，揣摩人物的心理，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

　　四、课文中有些古代白话词语，既不同于文言词语，也有别于现代汉语。要注意引导学生辨析，不可望文生义。

　　有关资料

　　一、《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赏析（程郁缀）

　　优秀古典小说《水浒》，在我国人民群众中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书中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历来是为人们击节称赏的著名篇章之一。在这一章中，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着力描写了林冲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依附者，被徽宗皇帝的宠臣太尉高俅陷害得家破人亡，终于投奔梁山，成为农民革命英雄的转化过程。在人物性格的精细刻画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描写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在灿若群星的“梁山泊”英雄形象中，林冲是人们十分喜爱的一个。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不算低的社会地位，加上优厚的俸给、温暖和美的小康家庭等多种社会因素，使他对封建统治者和自身的前途存在幻想。虽然他武艺高强，对“屈沉在小人之下”也有一腔怨愤，却养成了他逆来顺受、忍辱妥协的性格。他在小说中刚一出场，就遇到高俅的干儿子“花花太岁”高衙内拦路调戏他妻子。当他闻讯赶来，于怒喝声中举拳欲打时，一看“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在爱妻遭调戏的奇耻大辱面前，职任八十万禁军教头，英名远播的林冲，居然咽下了一腔盛怒，不但自己不敢打，甚至阻拦鲁智深去追打高衙内，说是：“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这里，第一次显示了林冲屈辱忍让的思想性格。但是，逆来顺受并不能解脱林冲的困境，当陆谦设计调开林冲，妄图让高衙内引诱凌辱他妻子时，林冲按捺不住了，他把咽下去的一腔愤怒，全部倾泻到无耻走狗陆谦身上。这时，林冲仍然避免触及“本管高太尉”，但从他拿了尖刀，追寻陆谦的激烈行动中，可以看出林冲反抗性格的缓慢发展过程。后来，他在陆谦与高衙内进一步的阴谋迫害下，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遇险野猪林……在一个接一个的打击迫害中，林冲的反抗性格逐步发展和增强。尽管如此，他依然想从妥协退让中寻求苟安，没有放弃“挣扎着回来”的幻想。林冲思想性格上这种矛盾斗争，在“风雪山神庙”这一回中，达到高潮，发生了突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终于挣断了逆来顺受、忍辱求生的思想绳索，反抗性高度升华，走上了造反、起义的道路。

　　第十回一开头，作者先写了李小二和小酒店，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安排。林冲被诬陷下狱，刺配沧州，患难中忽然间遇见故人李小二。作者顺笔交代了林冲在东京时曾救助过他，使李小二免遭官司，还为他赔了钱财，又接济他路费。这一简短的插叙，既表现了林冲扶危济困的性格特征，又使李小二夫妻感恩戴德的行为显得合情合理。林冲告诉李小二“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对自己遭受统治者陷害的冤情，讲述中虽含有怨意，但更多流露出的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由此可以看出，林冲此时的思想性格，还没有完全摆脱忍辱负重、听天由命的软弱的一面。他心中仍旧抱有刑满释放、重获生路的愿望。林冲还对李小二说：“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这淡淡的一句话，分量却不轻：它表明扶危济困的英雄林冲，身在危难之中，依然不顾自己的苦难，一心为别人着想的高贵品质。

　　作品开头的这段描写，自然而又亲切。一方面表现了林冲的思想性格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下面情节发展而特意预先安设的。写李小二的小酒店，不光是为了招待林冲，更重要的是为了接待东京高衙内差来的陆谦和管营、差拨。小说描写这一天，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忽见一个人闪进酒店内，随后又一个闪了进来，同本不相识的管营、差拨窃窃私语。这两个“闪”字用得很形象，把搞阴谋诡计的坏人那种鬼鬼祟祟的情态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了。一连四五个“只见那人”“只见那人说道”……写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当李小二将刚来小酒店的那人容貌──“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没甚髭须，约有三十余岁”──和“高太尉”等只言片语告诉林冲时，林冲不觉大惊道：“正是陆虞候。那泼贱贼敢来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叫他骨肉为泥！”说罢，大怒离开酒店，买了一把解腕尖刀，前街后巷去寻。透过这一声怒骂和持刀急寻的身影，人们明显地感觉到林冲的反抗性格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为杀仇人而不顾自己是一个充军流放的罪囚，报仇雪恨的强烈欲望，使他将前程、生死等一切利害关系都置之度外了。这一描写，正是通往林冲性格突变道路上的一层重要台阶；铺设了这个台阶，下面林冲思想的飞跃，就更加合乎情理。

　　林冲又惊又怒拿刀去寻找陆谦，读者读到这里，精神也为之一振，矛盾冲突的浪头一下子漫涌而起，好像紧接着就是一场血肉迸飞的厮杀，“李小二夫妻两个捏着两把汗”，读者也捏着一把汗。然而，作者却老练地虚晃一枪，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山峦起伏，愈见其万千气象；文势跌宕，更能够引人入胜。《水浒》的作者深谙其道，他在这里故意顿了一笔，写林冲寻了三五日，不见动静，“也自心下慢了”；陆谦等人在小酒店里一闪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矛盾冲突的浪头起而又伏，于暗伏中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更大的冲击和高峰。

　　接下去，作者以圆熟灵动、细腻入微的笔触，描写了林冲雪夜向火，老军留赠酒葫芦，草料场风吹屋动等一系列生活细节，写得平淡、轻松、若无其事。本是“山雨欲来”之势，矛盾冲突已趋激烈，而高潮到来前夕却越显得“密云不雨”般的平静，这正是生活辩证法在艺术创作中的生动体现。

　　最后，草料场被陆谦等人放火烧着了。作者借陆谦一干人自己的口，将陷害林冲的全部狠毒阴谋在山神庙前和盘托出，小说主人公林冲和读者心头的一切疑团豁然开朗。事到如今，林冲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当他听到“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等话语时，他怒火中烧，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拽开庙门，挺着花枪，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这山崩地裂的一声大喝表明，踏过艰苦思想斗争历程的林冲，思想性格终于爆发出质的飞跃。他转变了立场，抛弃了幻想，手刃仇人，同从前所依附的封建统治集团彻底决裂。这个“空有一身本事”，“屈沉在小人之下”的英雄，面貌一新地站立起来了。他那英勇的反抗性格，在这促使他思想升华的矛盾高潮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林冲杀陆谦等三人杀得好，使人禁不住拍手称快。作者描写这场斗杀也写得好，更使人拍案叫绝。小说这样万分精彩地写道：

　　（林冲）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三个人都急要走时，惊得呆了，正走不动。林冲举手，肐察的一枪，先搠倒差拨。陆虞候叫声“饶命！”吓的慌了手脚，走不动。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又搠倒了。翻身回来，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林冲喝声道：“奸贼，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搁着，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陆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回头看时，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回来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

　　一个人接连斗杀三个人，三四个回身转体，手起脚落；或用枪搠，或用刀剜，或用刀割；写得有层次、有波折，有疏有密，有板有眼；而且不雷同、不烦琐，不慌不忙，从容自如，游刃有余。特别精彩的是杀陆谦的场景，你看林冲劈胸一提，将他丢翻在雪地，脚踏住他胸脯，刀搁在他脸上，先审后杀，理直气壮，“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真是刀落惊风雪，文成泣鬼神。人们丝毫不感到杀得心惊，反而感到杀得无比痛快！

　　出自林冲口中那“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八个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受尽奸贼迫害的英雄，举刀杀人行动的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充分揭露了高俅、陆谦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走狗的卑鄙、狠毒和罪恶。草料场被烧毁，又杀了陆谦等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林冲犯下了弥天大罪；到了这个地步，林冲的一切退路都被彻底堵死，只剩下“逼上梁山”这一条光明大路了。于是，在无情的现实教育下，英雄丢掉了幻想，撇下了自家前程的包袱，终于克服了自身软弱忍让的弱点，挺起腰杆，带着慷慨激昂的豪情，大踏步地走上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道路。

　　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回故事中，除了人物形象刻画的突出成就外，在艺术描写的其他方面，也不乏精彩之笔，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如这一回前后两处写到了偷听别人谈话，前者是写在小酒店里，李小二听到差拨口中呐出“高太尉”三个字时，就疑心与恩人林冲有关系，连忙叫妻子前去暗暗偷听。后者写林冲在山神庙里偷听到陆谦等人的谈话；这两处偷听，写得详略有致，各具特色。

　　前者李小二的妻子奉丈夫之命有心去听，而且是听了“一个时辰”，却仅听到没头没尾的半句话：“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结果他性命”；后者是林冲伏在庙门内，无意之中在刹那间，却听清了陆谦等三人的全部对话──“一个道”“一个应道”“那一个道”“又一个道”……一共八九句对话，听得一字不漏，洞悉贼人的全部阴谋。两次偷听，一详一略，都恰到好处，匠心独运。前者是陆谦等人在小酒店里密谋策划害人的亏心事，贼人心虚，怕人听到，只能暗中窃语；李小二妻子的隔墙之耳，当然不易听清。而且在这个时候如果完全听清了陆谦等人的密谋，那么下面的故事发展就会索然寡味；但要是连半句也听不到，那么情节也就无法曲折起伏地开展下去了。只有听得不清楚，藏头露尾，似是而非，才能在李小二夫妻、林冲和读者的心中，都产生一个共同的疑团──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林冲有没有生命危险？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叫做“悬念”。悬念不解，扣人心弦，文势渐渐蓄起，矛盾冲突步步推向高潮。

　　而后者，林冲是在风雪之夜的山神庙里，陆谦等三人放火成功，压根儿也想不到深夜冷落萧条的山神庙里会有人，更想不到会是林冲；加之这是在他们自以为阴谋得逞、按捺不住内心狂喜时的私下畅吐，免不了得意忘形，毫无顾忌；林冲仅隔庙门，当然听得清清楚楚。试想这个时候，要是不能听得全部阴谋，也就不可能迅速地、一下子激起林冲胸中的无比愤怒。只有听得真真切切，一字不漏，才能立即点燃起林冲胸中的复仇烈火，不顾一切地挺枪杀仇人，使林冲的思想性格发生飞跃的突变。前者略写，显得惜墨如金，恰到好处；后者详写，又简直泼墨如云，毫不过分。

　　这第十回的回目叫做“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作者落笔中处处不忘记“火”和“雪”。精心描写“火”和“雪”这两种互不相容的事物，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暗示着林冲和高俅、陆谦等人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对“火”和“雪”的具体描写，不但简洁、新颖，不落俗套，而且跟矛盾冲突的进展步步紧扣，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

　　火烧草料场的前前后后写了许多火。草料场是最怕火的地方，作者偏偏在最怕火的地方不厌其烦地写火。林冲第一次推开草料场的大门，一眼就瞧见一个老军在“向火”。这个老军向林冲进行移交时，特地将“火盆”借给林冲；林冲在床上放下包裹被卧，就坐下来生起“焰火”来了。火渐写渐大，作者故意布下一串疑影，使人担心烧掉草料场的火，可能是由火盆里引起的。但接着写林冲为了御寒要去买酒，就随手“将火炭盖了”。一路写火而来，到这里轻轻一盖，火在人们面前溘然消逝了。等到林冲买酒回来，见草厅被大雪压倒时，林冲首先想到的不是行李物品，而是担心“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这个细节突出地写出了林冲性格精细的一面。短短的一句话中，写“火盆”“火炭”“火种”，连续而来的“火”字，但都完全灭了，连一点火星都没有。这一笔交代尤为重要，说明草料场里将要烧起的大火，决不是“火盆”中的火蔓延而起的，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纵火。

　　等到林冲在山神庙里倚壁喝酒，忽然听到外面必必剥剥的爆响，从壁缝里往外一看，只见草料场内烈火冲天。这才是作者要写的火。正当林冲惊疑而起要去救火时，听到了陆谦等三人在庙门外吐露了他们的全部阴谋，一股无名的怒火顿时从林冲心头熊熊燃起。此时此刻，自然界的天空中是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草料场中是大火漫天，烧着了的草料必必剥剥地响成一片；林冲的胸中，则怒火腾腾。他迎着北风，映着烈火，痛快淋漓地斗杀三个泼贼；北风、飞雪、大火，有力地烘托了林冲胸中的愤怒；一时间，风助火势，火增人威，汇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戏剧高潮。

　　杀死了仇人，林冲提着花枪，投东而去。半路上推开一个草屋门，忽然又见到四五个庄客在“向火”，“地炉里面焰焰地烧着柴火”。这是火的余势。因讨酒喝遭到拒绝，林冲立即大怒，用花枪将火炉里的火块往老庄客脸上挑。这一举动，突出地表现了林冲思想转变后那种桀傲不驯的性格特征，为下面投奔梁山，火并王伦作了思想准备。

　　一大篇文字之中，先是星星点点的小火，隐隐绰绰地由老军“向火”引起，中经草料场大火燃烧后，又忽明忽暗地以老庄客的“向火”了结，这与情节渐渐推进，矛盾步步激化；与林冲性格渐渐发展，以至于升华突变，都自然而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达到如此和谐神妙的艺术境地，实在是罕见的！

　　“风雪山神庙”这一章对风雪的描写，也是成功的，与人物性格的变化，故事情节的进展，斗争高潮中环境、气氛的烘托紧密结合，其作用与艺术效果跟写火有异曲同工之妙。试看林冲刚到草料场，“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矛盾冲突的浪头也渐渐涌起；到林冲买酒时，“那雪正下得紧”了，情节的紧张气氛也在不断增浓；最后到林冲在山神庙前手刃仇人时，“那雪下得更猛”。这些描写不但很好地渲染了气氛，为塑造人物服务；而且对雪的本身描写也生动逼真。从“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到“那雪正下得紧”，接着“越下得紧”，到最后“那雪越下得更猛”；作者巧妙地抓住了下雪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用准确、简练的语言，恰当地表现出来，使人读了如临其境。鲁迅先生在他题名为《“大雪纷飞”》的杂文中，曾经这样说道：“《水浒传》里的一句话‘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这种评价是中肯而又恰当的。

　　（选自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二、终于是英雄──论林冲（佘太平）

　　从任何方面看，像林冲这种人都是不会造反的。本不会造反的人，偏偏要铤而走险，上了梁山，这就是《水浒传》表现“官逼民反”这一重大主题的艺术技巧。

　　《水浒传》最深刻、最本质的内容，是揭露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黑暗现实，而这种揭露是通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和形象生动的英雄人物来实现的。尤其是林冲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围绕他所发生的一连串故事，成为“官逼民反”的代表和象征。这种认识，无论是在读者当中，还是在学者当中，都是没有疑问的。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是高级军事教官。他有一个美丽而且贤惠的妻子，有美满的家庭和很高的社会地位。按照常理，像林冲这种人，是不会造反的。本不会造反的人，偏偏要铤而走险，上了梁山，这就是《水浒传》表现“官逼民反”这一重大主题的艺术技巧。

　　林冲从虽屡遭迫害却不愿反抗，到横竖是没有活路，只有奋起反抗在灾难中杀出一条血路。终于显露出英雄本色，成为“官逼民反”的代表和象征。

　　在林冲上梁山故事的前一部分，《水浒传》以十分细腻的艺术笔触，反复地描写林冲虽然屡遭迫害，却不愿反抗的心态。在东京岳庙里，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当众调戏自己的妻子，在封建社会里，对于林冲这种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自命是英雄豪杰的人来说，实实在在是奇耻大辱，是要同对方以命相搏的。然而林冲却“手软”了。因为他忽然发现，调戏自己的妻子的，原来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高太尉的干儿子。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林冲要保住他那“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职位，是不能得罪顶头上司的。所以他忍受了这奇耻大辱，以求平安无事。倒是刚刚同林冲结拜为兄弟的鲁智深气得七窍生烟，他提着铁禅杖赶来，“我来帮你厮打”。林冲要息事宁人，不让鲁智深搅进来将事态扩大。

　　“误入白虎节堂”是高俅陷害林冲的一个大陷阱。其实这个陷阱布设得并不高明，有许多明显的漏洞。比如，林冲买刀，时间是在下午（因为林冲买刀后“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当时除鲁智深而外，并无旁人在场，何以“次日巳牌时分，只听得门首有两个承局叫道：‘林教头，太尉钧旨，道你买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如果不是预设的骗局，高俅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了买刀之事？还有，林冲对两个承局产生了怀疑：“我在府中不认的你。”承局辩解：“小人新近参随。”林冲只要稍作追究，就可以发现问题：高俅何以要两个不熟悉事务的人来下通知？一个是“新近参随”也罢了，何以两个都是？难道高俅府中再无人可差遣？另外，作为长时间担任禁军教头的林冲，对太尉府应该是很熟悉的。可是，他随两个承局“进到厅前”，不见高俅；“转入屏风至后堂”，仍不见高俅；“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这时候，林冲应该明白他被带到一个什么地方！何至于懵懵懂懂等候了老半天，直到他“探头入帘看时”，才发觉是“白虎节堂”？

　　林冲之所以这么容易受骗上当，主要是由于他只想到高俅是他的上司。在“上司如父母”的封建社会，他怎么也不敢把上司朝坏处想，更不会想到上司还会无端地陷害他。此外，林冲对高俅不仅敬畏，而且还想巴结他。听到高俅要同他比看宝刀，他想得最多的恐怕是如何通过这件事，同高俅套近乎，亲近亲近。所以，他把一个骗局当真了，自己把自己的眼睛捂起来，往陷阱里跳。直到高俅喝令将他拿下治罪，他这才明白过来。

　　在刺配去沧州牢城的路上，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竟被两个解差──两个无赖小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连一声厉害的话也不敢讲。这两个家伙在洗脚时烫坏了林冲的双脚，他们反而骂道：

　　只见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颠倒嫌冷嫌热，却不是好心不得好报！

　　喃喃地骂了半夜。林冲为什么不敢教训他们？即使戴了刑具要揍扁他们也是小菜一碟。林冲不敢，因为他想忍气吞声，苦熬苦撑到刑满释放，或遇大赦，回东京去仍旧当他的禁军教头，夫妻团圆。在离开东京的时候，岳父张教头对林冲说：

　　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早晚天可怜见，放你回来时，依旧夫妻完聚。

　　这也是林冲心里要说的话。人们常说：“无欲则刚。”林冲一旦有了这个念头，一只猛虎也会变成兔子，任凭两个丑恶的解差欺侮。在野猪林里，两个解差将林冲捆在大树上，举起水火棍要打死他，鲁智深赶来救了。愤怒的鲁智深要杀掉这两个解差，刚刚从鬼门关悠回来的林冲却阻止不让下手，说“非干他们两个事”。这两个鬼魅似的东西，虽然是受高俅、陆谦的收买差遣，但也是高俅的爪牙和帮凶，为什么不该杀？说穿了，林冲是想为自己日后回东京留一条路。

　　到了沧州牢城，由于有柴进的书信，牢城的管营和差拨对他十分照顾，让他去看管天王堂，“这是营中第一样省气力的勾当，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不久，林冲又遇到了曾经得他救助的李小二。李小二夫妇对这位大恩人百般照顾，“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来往，不时间送汤送水来营里，与林冲吃”。林冲于是也就安心地住下来，舒舒服服过日子，只等着有一天遇赦，便回东京去。然而高俅仍不放过他，派陆谦、富安到沧州来谋害他。草料场一场大火，林冲侥幸没有被烧死，可是回东京的路却被烧断了，这就是陆谦几个人在山神庙门外所说的：“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林冲横竖是没有活路了，只得奋起反抗，在灾难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林冲打开庙门，像一头狂怒的狮子，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陆谦等三人“都急要走时，惊得呆了，正走不动”。在正义面前，邪恶势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林冲先用花枪将富安搠死，后来又一刀杀了差拨。剩下陆谦，诡称他是奉命而为，与他不相干。

　　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陆虞候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

　　林冲这样杀人报仇，手段是残忍了一些。可是设身处地为林冲想一想：好好一个家庭，顶天立地的一个禁军教头，被高俅和陆谦迫害得家破人亡，有国难投，他不该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惩罚仇人吗？只有这个时候，林冲才显露出他那英雄豪杰的本色。

　　林冲终于是英雄，终于是气魄宏大的造反英雄。

　　林冲在奔往梁山的途中，在朱贵酒店的粉墙上写了一首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这首诗概括了一个朝廷军官被逼上梁山的原因和经过，显示了林冲丢掉幻想以后激发出来的反抗精神，其中回荡着一股悲壮的英雄气。

　　然而，最能充分展现林冲英雄豪杰本色的，还是他在梁山上火并王伦的行为。当林冲满怀造反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来到梁山时，想不到迎接他的竟是寨主王伦的冷面孔：“王伦叫小喽罗把一个盘子，托出五十两白银，两匹丝来。”像打发叫化子一样要撵他走。说好说歹，几经曲折，甚至是屈辱，林冲才被勉强接受下来，允许他在梁山上坐一把交椅。不久，晁盖等人因打劫了梁中书的生辰纲，逃上梁山要求入伙。王伦又使出了原先对付林冲的手段：“三四个人去不多时，只见一人捧个大盘子，里放着五绽大银。”眼看着王伦要将晁盖等反抗官府的英雄豪杰撵走，林冲忍无可忍，“即时拿住王伦，又骂了一顿，去心窝里只一刀，肐察地搠倒在亭上”；“林冲早把王伦首级割下来，提在手里”。

　　林冲之所以要火并王伦，是因为此时的王伦已由梁山的头领变质为梁山造反事业的绊脚石和破坏者；王伦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梁山的前途。此人不除，梁山的造反事业就要葬送在他手里。林冲杀王伦，完全是出于公心，而不是要泄私愤，更不是为了谋私利。当“吴用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要推林冲做梁山之主时，林冲大叫道：

　　先生差矣！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宁死而已！

　　这番话真可谓大义凛然，表明了林冲浩然磊落的胸襟。林冲杀了王伦，是为了维护梁山造反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局，反映了他对造反事业的迫切要求和热烈的憧憬。水泊梁山造反事业的基础，是林冲火并王伦所创下的。这从本质上显示了林冲的造反英雄的宏大气魄。也许有人说，众位豪杰同王伦的矛盾，毕竟是梁山内部的矛盾，可以用更稳妥的方式解决，没有必要自相残杀。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林冲也是江湖好汉、草莽英雄，他不是政治家，管不了那许多。再说，当王伦以狭隘的心胸阻碍梁山的发展前途，要断送梁山的造反事业时，你能分得清这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吗？

　　总而言之，林冲终于是英雄，终于是气魄宏大的造反英雄。

　　（选自《草莽英雄的悲壮人生──〈水浒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三、林冲与高俅（石昌渝）

　　研究《水浒传》成书，就不能不讨论林冲和高俅。从题材累积和演进的方面看，林冲和高俅是宋江三十六人故事流传史上的终端产生，如果说因为《宣和遗事》提到了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杀人、宋江杀阎婆惜等事，《水浒传》的晁盖、杨志、宋江等形象还有发展之迹可求的话，那么林冲和高俅就是《水浒传》作者的前无古人的个人独创，其中无疑熔铸着作家个人意识和作家生活的时代精神，透过林冲、高俅形象，也就可以探索到作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总之，林冲和高俅应是《水浒传》成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林冲和高俅在《水浒传》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多，第七回至第十回，“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主要的故事都在这里了。尽管篇幅不大，可它在全书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没有林冲、高俅，《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水浒传》主题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官逼民反仅其一）就难以凸显和成立。金圣叹曾说：“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以一市井无赖，假蹴踘之伎博得皇帝青睐而官至极品。得势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公报私仇，先是加害王进，继而是林冲。洞悉高俅心术的王进以走为上计，避开了一场杀身之祸，也不至于落草为“寇”。比较书生气的林冲却躲之不及。高俅要为自己的干儿子夺占林冲之妻，设下天罗地网，一定要将林冲置于死地；逆来顺受的林冲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终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于是拔刀而起，杀了官府之人，流亡江湖，走上了梁山。林冲之反，乃高俅所逼，此所谓“乱自上作”也。

　　官逼民反的故事在《水浒传》全书中当然不止林冲一个，但比较起来，其他的人物都不及林冲典型。梁山一百八人，从上山的原因分析，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本是普通的百姓，因种种原因与官府矛盾，终至揭竿举义，如林冲、晁盖、鲁智深、武松、宋江等。第二类本是鸡鸣狗盗之徒，如占据少华山的打家劫舍的朱武、陈达、杨春，菜园子出身、把僧行杀了在孟州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放赌为生、赌博时打死人而流落江湖的石勇，在浔阳江边专贩私盐的童威、童猛，牢城管营之子、开酒店、在妓女身上生利息的土霸施恩，打死人逃亡江湖在戴宗身边做小牢子的李逵，等等，他们都百川归海似的最后聚集在宋江的“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第三类本是朝廷官吏和地方富豪，他们反倒是被宋江等人设计“赚”上梁山的，如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这三种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很难归在官逼民反的范畴内。

　　就第一类人物而言，有谁比林冲更典型呢？不错，晁盖劫取生辰纲之小结义是梁山聚义的源头，劫取当朝太师的财宝具有某种对抗官府的性质，由此而发展到占据水泊梁山，则是为梁山事业奠定了基础。不过，要说晁盖是为官府所逼，似乎有点牵强。晁盖是济州郓城县东溪村富户，是地方的“保正”，并没有任何受官府压迫的记录，他与吴用等七人谋画劫取生辰纲，理论上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而实际上是要取得这十万贯金珠宝贝给自己享用，“图个一世快活”。所以他们把劫来的金珠宝贝尽悉瓜分，各自藏匿。后来因为案情暴露，地方藏身不得，才逃上了梁山。鲁智深的精神境界要高出晁盖们许多，他是一个嫉恶如仇、抱打不平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英雄，先是因拯救金翠莲父女，失手打死土霸镇关西，不得不削发为僧，藏匿山林，既而又为解救冤屈的林冲，大闹野猪林，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他拳打镇关西，是扶弱济困、除奸锄霸，与官逼民反的主题不在一个层面上。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是一种极端的报仇行为，其中固然有官府受贿包庇凶犯、逼得武松不得不动用私刑的因素在内，但这因素比起林冲之所受的“逼”，相差甚远。宋江和林冲一样，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上山为“寇”，他生性孝义，精通刀笔和吏道，胸有凌云壮志，却沉郁下寮，也许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反叛的因子，但他的理性却相当传统，只想在封建正途上博个功名富贵。只因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生辰纲一案事发，为帮助晁盖逃脱，他冒险泄露官府机密，一步跨出，便不能回头，从此身不由己的走上江湖，终于坐上了他极不愿坐的梁山第一把交椅。他因仗义而触犯刑律，与林冲平白无故地遭受陷害，其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宏观来看，晁盖、鲁智深、武松、宋江等人的遭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腐朽和黑暗的封建官僚政治对民众生存的威胁和压迫，以及在这种威胁和压迫下民众情绪的躁动、愤激和反抗。即如上述第二类、第三类人物的遭遇，也反映了封建时代政治腐败、奸宄放纵、百姓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现实。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对林冲故事的补充和照应，都归向于《水浒传》的主题。

　　官逼民反，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叫“乱自上作”。尽管金圣叹不可能超越封建意识形态，他和所有士人一样都将民众造反看成是“犯上作乱”，但他认为林冲之反乃是高俅所逼，却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中的清醒之论。在《水浒传》中最有资格代表“上”的是高俅，大名府的梁中书，江州的蔡九知府，孟州的张都监、张团练，等等，都只是些地方官吏，他们虽然是整个封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还不足以代表朝廷。蔡京是朝廷重臣，可是他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唯高俅官居太尉之职，总揽国家军务，又深得皇帝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是朝廷意志的体现。我们要特别注意高俅加害王进、林冲的方式，他采用“公事公办”，有意要把自己隐藏在国家意志的背后，待林冲在开封府幸免死罪后才使用暗杀伎俩。也就是说，高俅乃是调动国家机器来迫害林冲。说高俅是“上”的代表，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高俅既是朝廷的代表，则林冲的造反，以及后来梁山武装与高俅的战争，也就具有了不容置辩的反朝廷的政治性质。由此可见，林冲和高俅的冲突虽然是全书情节的一部分，但他们矛盾的性质却带有全局性，是全书主题的基石。

　　高俅和林冲的故事，简单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夺妻杀夫”。夺妻杀夫，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小说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数宋初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此事见于《晋书·石崇传》，不纯粹是小说家言。乐史敷衍成篇，如他在篇末所说：“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小说所强调的是绿珠作为一个侍姬，竟能不惜一死以酬主人，那些享厚禄、盗高位的衣冠须眉又如何：亡仁义之行，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岂不悲哉！小说寓言如此。循此思路，詹詹外史《情史》把它编入“情贞类”。《情史》“情贞类”所收同类故事还有多篇。其中《申屠氏》叙靖康二年董昌之妻申屠氏美艳有才，当地富豪方六一设计诬陷董昌，将其杀害以夺其妻，申屠氏伪装顺从，伺机将方六一刺死，然后自缢。《歌者妇》叙南中大帅害死歌者以强占其妻，其妻藏利刃欲刺大帅未果，遂自断其颈而亡。这类话题的主旨都是赞赏女主人公的节操。

　　《水浒传》的林冲娘子也是一位烈性女子，第二十回补叙她见难逃高俅魔掌遂悬梁自尽，然而《水浒传》作者之意并不在褒奖节烈，而在揭示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主题：官逼民反。“杀夫夺妻”是强者对弱者实施的暴行，强者当然是凭藉自己的权势达成其卑鄙的目的。司马伦之流所以能够得逞，客观条件是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顶端是皇帝，皇权天授，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对臣民握有不容置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以下由各级官吏叠成一个多层金字塔，上一层对下一层同样具有绝对的权力，塔基下则是广大的平民。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固着力是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配合意识形态便是“孝”和“忠”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由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体制延续上千年，在改朝换代和分裂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改进而逐渐完备。人们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头脑里难以生长权利的观念，即使发生权利观念的萌芽，也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扼杀，像司马伦的行为，人们都只是以伦理的尺度考量其善恶，一般不会从法的角度判别其是非，触及“官”的要害问题。

　　《水浒传》的创造性和深刻性就在处理“杀夫夺妻”话题的别具机杼，超越情贞模式，作者把高俅、林冲及林娘子的纠葛配置成一个新的格局。林娘子淡出，着意展开高俅和林冲的矛盾。作者固然是把高俅作为坏人来描写，但对他的描写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高俅本来就是一个破落户子弟、游手好闲的无赖棍徒，这样一个社会人渣居然由皇帝的好恶而擢升为朝廷重臣。高俅发迹，昏聩的赵佶自不能辞其咎，但是如果没有金字塔式的封建官僚制度，赵佶纵有其意亦难以达成其事。第二，高俅夺林冲之妻，不似司马伦那样赤裸裸，他使用“合法”手段，设陷阱诱使林冲带刀进入军事机密的白虎堂，名正言顺的加其死罪；死罪未能成立，高俅虽然恼怒，却仍不直接杀掉林冲，而是采取暗杀的方式；在林冲未死之前，高俅一直不肯公开强夺林娘子。高俅调动国家机器来对付林冲，使林冲躲无可躲，藏无可藏。第三，高俅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终其《水浒传》情节，他并没有像一般小说中的坏人那样得到恶报，《水浒传》的结局是宋江等人冤死，他仍然高居庙堂。综合三点，作者没有把高俅写成一个孤立的坏人，作者主观上不可能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本质有所认识，但至少认识到高俅的坏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是当时官僚政治腐败和黑暗的集中表现。

　　林冲这个人物，《水浒传》作者依据“豹子头”绰号给他设计了一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外貌，这个从《三国演义》张飞形象复制出来的外貌与他的儒雅的举止反差太大，并不被读者认可，清代以后的绘画和戏剧舞台脸谱都被修改成清雅的须生，以达到表里如一的美学效果。《水浒传》的林冲有两个特点。一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安分”是指他安于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他的社会角色，他不想投机钻营往上爬，更不想改变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他只求在现存社会等级秩序中维持他的也许是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他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非军中指挥官，品级不高，也没有什么实权。他娶妻尚未得子，岳父也是一个教头，婚姻门当户对，是一个小康家庭。他很满足，为了保住这种平平常常的小家庭生活，决不招惹是非，是非招惹到他，他宁愿躲避退让，即使受欺侮也要逆来顺受，委曲以求小家之全。他武艺高强，既没有鲁智深的豪侠之气，更没有李逵的反叛精神，他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良民。假若不是高俅逼他至绝境，他一定会像他岳父一样安安稳稳和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决不会落草为寇。其实，千百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即使是被压在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不是略无生机，也不会铤而走险，去甘冒“大逆不道”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林冲的性格很有中国国民的代表性。其二，林冲眼睁睁看着草料场被烧，虽庆幸不曾被烧死，却从此也逃不脱一个死罪的结局，他挺枪冲出山神庙，杀了高俅派来的爪牙。接下去，作者没有循着传统复仇类型作品习惯思路来写林冲如何潜回东京，去取仇人高俅的首级，而是走上梁山，投身到绿林草寇中去与朝廷对抗，换句话说，林冲的“反”，已超越了个人反抗的范畴，他的反抗已与当时社会的颠覆势力融为一体，升华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反抗，明显的带有政治性质。

　　林冲和高俅的矛盾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的矛盾，而已提升为民众和官府的矛盾。高俅将林冲逼上梁山，成为了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水浒传》通过林冲被逼上梁山极有感染力的故事，充分揭示了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的合理性。作者的同情在林冲一边，这种倾向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叛逆。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这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查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在此之前，受欧洲进步文明思潮的影响，俄国也兴起变革之风，尤其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间，要求自由民主、改变专制制度的呼声日趋强烈，并付诸行动。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镇压、逮捕、流放革命者，查封进步刊物，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全国警探遍布，告密者横行，一切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对抗进步的潮流，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别里科夫就是作者在这种典型环境下刻画出来的典型人物。

　　阅读鉴赏装在套子里的人从性格、行为上讲，别里科夫封闭、怀旧、胆小、多疑，但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极力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

　　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在尽量封闭、禁锢自己的同时，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教“古代语言”。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又胆小、多疑。“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在生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什么地步！

　　他一方面在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现行秩序。他在思想上自觉和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专制政府镇压自由民主，不可能有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存在）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

　　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出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无耻了。

　　他就这样，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了，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

　　为了更好地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作者特意安排了结婚这种悲喜剧。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金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迂腐、多疑、慎重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想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弟弟，话不投机，别里科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

　　当然，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

　　其实，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套子”和“套中人”出现。因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总会有变革，那么就会有反对变革的人出现。这些人除了极端维护自己利益，仇视社会进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旧秩序统治者外，更多的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小人物，他们对新生事物不适应不理解，甚至满怀恐惧，他们主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抗拒社会变革。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就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人和事。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既有的各种“套子”。

　　二、问题探究

　　1．别里科夫为什么害怕和憎恶与他人交往？“性情孤僻”是主要原因吗？

　　“性情孤僻”确实是别里科夫害怕与人交往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别里科夫为什么“性情孤僻”？除了性格使然外，社会因素也许更为重要。他恐惧社会变革，沉湎在“怀旧”的虚幻中，不敢与真实的社会生活接触，最后发展为“害怕和憎恶”与他人交往。

　　2．大多数老师是“有思想”“很正派”受过民主思想的陶冶的人，别里科夫只是“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两种人的对立总是以后者的胜利告终，有什么深刻的内在原因吗？

　　首先是社会因素，在沙皇专制政府严酷的统治下，正直、善良、思想进步的人们受到各种钳制，使他们难以同强大的专制机器（包括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专制卫道士）抗争；其次是个人因素，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即使追求自由、进步的人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奴性，使他们的抗争很软弱，往往屈服于社会压力，容易向黑暗政治妥协。当时俄罗斯革命的不彻底性就是明证。

　　3．柯瓦连科赶走别里科夫，别里科夫为什么感到“恐怖”？仅仅是因为“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吗？

　　因为以前他一直压制着全城的人们，现在有人戳穿他的虚弱本质，使他感到震惊、恐惧。一个发展前进的社会真实呈现在他的眼前，以前他自欺欺人式的自信荡然无存。当他意识到进步的力量，以及自己的虚弱时，他感到“恐怖”。

　　4．别里科夫的死因是什么？

　　因为被柯瓦连科摔到楼下，因为华连卡的纵声大笑，别里科夫从华连卡家里回来，一头倒在床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一命呜呼。他的死因有以下几种可能：（1）因为“结束了预想的婚事”，生活对他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悲痛、伤心过度而死；（2）这样的事情大跌他“正人君子”的面子，平时就战战兢兢地活着的别里科夫，怕众人耻笑，怕上级鄙视，怕……漫画事件只是使他“难堪”，而这件事却使他“无地自容”，因此恐惧而死；（3）他“满心害怕和憎恶”地活在人群里，整日充满恐惧，“通宵做噩梦”，他想挣脱孤僻的“套子”要结婚，结果未婚妻的哥哥柯瓦连科摔他，未婚妻华连卡笑他，可以说，此时他已经对社会生活感到无比绝望，最终杀死了自己。

　　5．别里科夫死了，“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这个结局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虽然别里科夫死了，但是禁锢社会、束缚人们思想的“套子”仍然存在。另外还有许多“套中人”活着，别里科夫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现实的普遍反映。阻碍社会进步变革的，是专制政府和僵化陈腐的思想。要想让生活有新的气象，必须变革社会，革新思想。

　　6．小说的主题应该怎样归纳？

　　可以从两个方面归纳：（1）社会的角度：揭露了沙皇政府对自由的压制、对人权的践踏、对民众的专制。别里科夫能辖制小城的人们，其根源就在于有反动政府的统治作为他的后台；（2）个人的角度：别里科夫作为一个小人物，既可恨又可悲，他思想上保守顽固，恐惧社会进步，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他在政治上成了反动政府的卫道士；他在现实生活中，也因为和众人格格不入而孤僻一生，最终孤独地死去。别里科夫个人的一幕幕丑剧、喜剧、悲剧，都是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造成的，因此，别里科夫的形象折射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7．小说是怎样用夸张与讽刺的手法表现人物的？

　　一方面是夸张人物性格本身，像别里科夫这样整天躲在“套子”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是夸张人物的作用，说他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连“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大家什么都不敢干。这些夸张是作者对生活的高度概括，展现了社会的真实本质。别里科夫是众多“套中人”的典型代表，而他对人们的压制，也是专制意识形态对民众的种种压迫的缩影。

　　讽刺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对别里科夫性格行为的夸张，嘲讽了“套中人”的丑陋和可憎；二是以戏剧化的情节，描写别里科夫可悲的下场。他生平最怕出乱子，结果乱子偏偏找上他，挺好的婚事让他自己无端搞出了“乱子”，这不是绝妙的讽刺吗？

　　关于练习

　　一别里科夫在生活和思想方面都有哪些“套子”？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

　　设题意图：这道题主要让学生通过分析人物，进而了解主题。

　　参考答案：

　　第一问可参考“整体把握”。第二问可引导学生讨论：别里科夫的“套子”产生的原因，是自身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是教育的因素还是性格的悲剧？别里科夫躲在“套子”里是因为恐惧变革而逃避发展变化的社会，还是因性格孤僻而拒绝丰富多彩的生活？

　　二别里科夫“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结婚是不是表现别里科夫对生活的某种渴望？如果他结婚了，能否走出“套子”？

　　设题意图：这道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参考答案：

　　可参考“整体把握”。重点让学生注意别里科夫想要结婚，最后又死于婚姻失败这一悲剧的内涵。可以提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如果别里科夫结婚了，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婚姻是否会改变他的性格？他的婚姻是否会破裂，原因是什么，等等。

　　三在你周围，是否也有这样那样的“套子”？如果有，你是怎样看待这些“套子”的？

　　设题意图：这道题主要让学生跳出课文以外，从社会生活这个大的范畴来思考小说提出的问题。

　　参考答案：略。

　　教学建议

　　一、对于别里科夫这个人物，要注意其社会典型性。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不要简单化、单一化，既要看到他可憎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可悲的一面。可以让学生考虑一下别里科夫为什么会成为“套中人”。

　　二、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套子”，思想上的、习惯上的，等等。这些“套子”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进步。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也有一个打破“套子”的问题。所以教学这篇小说时，不要就小说讲小说，而要扩展其丰富的内涵，联系实际。这样既能活跃课堂，又能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19世纪后期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写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及十来个剧本，深刻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各种病态，猛烈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

　　1880年，契诃夫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同年开始写作。早期作品无情地揭露了专横残暴的黑暗势力（《假面》《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鞭挞了庸俗卑劣的社会现象（《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的死》等），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哀伤》《苦恼》《万卡》《歌女》《风波》等）。1890年，契诃夫去库页岛旅行。从这个人间地狱回来后，他逐渐摆脱了思想上的苦闷，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写了一系列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中、短篇小说，如《第六病室》《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等。晚年，契诃夫同时致力于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著名的小说有《农民》《带阁楼的房子》《姚尼奇》《新娘》等；剧本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这时期的创作洋溢着乐观主义情调，对新生活充满信心。

　　契诃夫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就是朴实、简练，艺术描写的客观性，同时富于幽默感。他自己说过：“简练是才能的姊妹。”他的小说没有多余的东西，很少有抽象的议论。他善于用不多的文字表现深刻的主题。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主人公别里科夫反对一切新生事物，扼杀自由与进步。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

　　二、《装在套子里的人》赏析（钟振奋）

　　“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在小说中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口道出了当时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

　　这篇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相当沉闷、乏味。曾经做过医生的契诃夫拿起了手中的笔，以敏锐的目光解剖了庸碌的生活层面，对于当时的俄国社会作出了精确的心理诊断，写出了这一充满辛辣嘲讽的名篇。

　　以另一种职业的目光去认识生活，契诃夫自有他独到的发现。作为一名医生，他养成了冷静的、常常是冷峻的思维习惯。在本篇里，他采用了从容不迫的，甚至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的节奏，通过中学教员布尔金之口，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他的叙述，引出了小说的中心人物──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作为希腊语教员，自有他的“出众”之处，为小城单调无聊的生活增添了解闷的笑料。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在套子里的。

　　首先是他那古怪的行为方式。无论什么天气，他出门时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穿着暖和的棉大衣，其次是他那偏执的心理特征，他想给自己安上一个精神外壳，缩回过去，缩回古代，免受现实生活的刺激；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让人觉得别里科夫不止是具有怪僻，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了。

　　他的语言的套子似乎是最为“标准”“规范”的了。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响彻他的一生，成了他的生活态度。这一套子禁锢着他，一直到死也没能解脱。

　　然而就是这个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最后让全城人都怕他的别里科夫，在外人的怂恿下，居然要跟热情奔放的外省人华连卡结婚！

　　长期生活在“套子”里近于霉变的别里科夫是不可能跟现实中的人真正接近的。由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郊游中看到华连卡骑着车，毫无顾忌的模样，彻底破坏了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女人骑自行车不成体统”的观念，别里科夫恼羞成怒地去找华连卡的弟弟柯瓦连科辩理，结果被柯瓦连科一把推下楼去，一个月后别里科夫就死去了，结束了他那可悲、可怜，同时又令人憎恶的一生。应该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因为死亡实现了他终生的梦想──永远地装在套子里。

　　别里科夫是死了，但是生活中还有多少像他那样的套中人还活着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谓意犹未尽，发人深思。

　　对于可怜的人、可怜的生活的善意嘲笑，使得契诃夫的作品具有喜剧性。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契诃夫刚开始创作时，在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影响了契诃夫，他的作品逐渐形成了一种机智幽默，略含讥刺，平而不淡，浓而不烈的风格。《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一短篇也不例外。由于人物本身有着滑稽可笑的东西，同时他又遇着了不和谐的环境（也许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吧），因此他的行为动作、他的思想心理无一不显得可笑，这便给作品奠定了幽默的基础，增加了喜剧的成分。

　　契诃夫最擅长于在平静的生活中看出事物的本质，因此被称为“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把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工笔细描般地刻画人物性格，让人们从人物的行动中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契诃夫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从他们平凡的琐事中揭示出他们的庸俗习气，他们的不觉悟，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这篇小说中，契诃夫运用了直缀的构思方式。所谓直缀，就是用细针密线，缀连成篇，简要地展示人物的生活历程或事件的发展过程，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示生活的阶段，概述人物的一生，而不只是浮光掠影般地匆匆一瞥。《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是这样一串晶莹闪烁的珍珠。

　　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很有特色，由一个简单的引子过渡，直截了当地进入故事，把很长的事情说得很短，简洁明了。叙述人虽然讲述了别里科夫的一生，但并无沉闷、冗长之感，这应该归功于作者巧妙的构思与独特的视角。由于不断地有伏笔出现，使得读者容易产生兴趣，迅速进入作者所规定的艺术情境。

　　“契诃夫用一个词儿就足够创造一个形象”，这句话不免有点夸张，但却说明了契诃夫在语言上的高度的艺术造诣。他对人物形象精雕细刻般地描摹，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简约精当、生动传神的叙述语言，甚至难以替换的小说篇名，都证明了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具有优秀的小说家所必备的出色的艺术才能。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是《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还是《带小狗的女人》《装在套子里的人》等，均可被奉为典范的短篇佳作，有着隽永的语言魅力。

　　“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都在谈聪明话，人们不过是吃饭而已，仅仅在吃饭时，他们的幸福就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段话可以看做契诃夫一生实践着的艺术主张。契诃夫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正是从大量的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提炼出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典型，契诃夫为世界短篇小说的艺术画廊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成为后人崇敬的短篇小说巨匠。

　　（选自《世界短篇小说名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三、《装在套子里的人》赏析（赵桂莲）

　　《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898年，是契诃夫优秀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也不过一万字多一点。其故事也不复杂。主人公是一位在中学里教希腊语的中年教师，名叫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15年啊!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

　　而最可怕的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别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华连卡身上。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这样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向华连卡求婚了，不过也仅仅是打算罢了：结婚以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尤其让他害怕的是华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他们竟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华连卡这样的活泼性情，说不定以后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于是他来到华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华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

　　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头呢?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在小说的结尾处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认为：“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就是根源所在，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失人格，丧失做人的尊严，丧失做人的起码原则，如虫豸一般苟延残喘。

　　这样的例子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变色龙》中的警察奥楚蔑洛夫因狗的主人的不同而瞬息万变的态度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丧失人格尊严的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一个官员之死》中的小官吏仅仅因为在戏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液喷到前面一个大人物──将军的头上，而因此变得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将军并不在意，他却一次次地找上门去解释，到最后倒真的把将军弄烦了，对他疾言厉色起来，而他最终也竟然因为这样一个极偶然的事件丧失了性命，那情景简直让人不忍卒读。契诃夫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揭示了精神上的奴性是多么害人，多么可怕，对人心灵的毒害是多么巨大，一个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人是多么地猥琐……

　　这些都堪称契诃夫创作中的经典。契诃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契诃夫也许是俄罗斯第一位认识到金钱、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原因的作家，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试想，如果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当成顶天立地的人，能互相关心，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破，而不是在他人身上寻开心(学校里的人极力撮合别里科夫与华连卡的婚姻并非因为他们关心他，那不过是给烦闷无聊的生活寻找点调味剂罢了)。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内心怎么可能被恐惧牢牢地控制住呢?人还有什么必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契诃夫1892年完成的小说《恐惧》来理解。这部名为《恐惧》的小说，可以说，是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绝好诠释，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装在套子里的人》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什么都怕，而原因呢?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体会到生活状况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骗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象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怕人们，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不明白人为了什么缘故要生活下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像兽医伊万·伊万内奇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儿纸牌，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无端找麻烦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种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的确，想方设法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尽量不出头露面，过着与大多数人同样的生活，这确实可以使人相安无事地终其一生，但却残害了多少心灵，甚至扼杀了多少天才啊!这样的生活怎么会不让人烦闷呢?长此以往，这样的生活培养了人的惰性、懒散和无聊。作为深刻洞察俄罗斯人心理特性和民族劣根性的伟大作家，契诃夫除了倾力表现俄国人的奴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他还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表现俄国人的无聊和烦闷。这是他创作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应该是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最终目的，是这部小说的最强音，也是他写作同类小说的宗旨。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大师，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社会底层的小官吏、穷人等)，对他们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到了契诃夫这里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举出的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算是“小人物”，但作家笔端流露出的指责却远远多于同情，是批判，批判他们本身的软弱无能，指责他们不知自尊，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卑躬屈膝。所以说契诃夫表现的不是“小人物”，而是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的东西，因为在契诃夫的心目中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小人物”，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

　　（选自《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有删节）

　　四、“套子”之我见（王诚良）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一篇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小说题目中有两个醒目的词：“套子”和“人”，虽然二者密不可分，但人们在译介这部作品时，往往忽视“套子”而偏重于人，即别里科夫形象分析，认为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具有跨国界、跨时代的巨大概括性的典型。笔者看法不尽然，认为这部作品主要价值在于写出了套子的巨大作用，体现了作者对套子的深刻思考。小说中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一条被套子套住了手脚和思想的可怜虫，没有套子就没有别里科夫，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是对套子作用的印证。因此，认识、分析套子的内涵、特征、作用是把握这部作品的关键。

　　那么，什么是套子呢?套子是一种比喻说法，也可以说是规矩，它实际上是指限制人的思维、行动的各种思想观念、纪律、法律、制度和生活环境(生活圈子)，它对人的要求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人都是社会的人，都与别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社会为了维护一种秩序，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会制定各种各样的套子(规矩)，宣传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念，以制约人的行为和思想，人一生下来，似乎就要落入套子，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各种套子之中，因为都要遵规守矩，都要受到各种制约。人是实践的人，实践行为有着两个制约因素：一是受理想、愿望、目的需要的驱使，这是内在动力。一是受社会文化套子的制约，这是外在因素，它使人社会化，规定了人的社会角色，实践的行为方式。这两个因素是对立的统一，前者遵循自由原则，后者遵循强制、服从原则，两者经常发生冲突，由于个体需要很难与社会套子抗衡，往往是后者战胜前者，社会化的套子扼杀个人的自由性，社会化的套子可以转化为前者，即成为人的内在目的需要。

　　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的整体，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道德、文化等各个部门及各行各业都必然产生套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划分各种套子的类别的话，大体可以将其分为合理的、落后的、反动的三类。合理的套子，如生活中必要的规章制度、进步的道德规范，在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落后的套子，主要是指已经过时的、违反客观实际的套子，如封建社会的繁琐礼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世俗偏见；反动的套子，是指反动统治阶级制定的愚弄人民、压迫人民的法律、制度、观念，如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套子”──沙皇俄国的各种反动法律、条令。

　　社会没有套子不行，人不受套子的约束也不行。如果天下的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一切乱套，社会就会混乱不堪，局面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收拾。由此可见，必要的、合理的套子是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强大力量。但是，套子也有负面作用，特别是落后、反动的套子，像枷锁，可以把人的手脚、思想套“死”。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种落后或反动的套子中，久而久之，循规蹈矩，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单一的、僵化保守的思维模式、思维习惯，就会被套得服服帖帖，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套子以外的事物会产生排拒感。从这种意义来讲，人的思想是套子的产物。套子在人类生活历史中起着两重作用。

　　《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是一个生活在沙皇俄国反动套子中的人，契诃夫是从揭露、批判沙皇反动套子的危害性的角度来刻画人物形象的。小说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套子决定了别里科夫一生令人可笑、可厌的命运。对于这一基本思想，作者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描写的。

　　首先，契诃夫写生活套子把别里科夫套“蠢”。本来，人在雨天出门，要打雨伞，穿雨鞋，这是生活常识。别里科夫竟天天装在这个套子里，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一年四季，不管天冷天热，有蚊子没蚊子，“床上挂着帐子。”他找对象，准备结婚，并不是出于内在情感需要，而是为了不乱“男大当婚”的俗套。他的口头禅就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即“千万别乱套啊”!他满脑子世俗成见，一旦适应一种套子，一种生活方式，就把这种方式死搬硬套到各种生活之中，主观脱离客观，有着像堂吉诃德一样的愚蠢，套子已使他完全失去了主体意识，失去了理性。

　　其次，作者写反动套子把别里科夫套“坏”。小说写于1898年，当时俄国沙皇政府实行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经常颁发限制人们思想、行为的法律、法令。别里科夫是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其貌不扬，人们对其不屑一顾，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然而，他在沙皇各种套子的束缚下，心地变坏了，成为沙皇统治的鹰犬。他不但自己视报纸上的条文为金科玉律，而且还要求别人也落入圈套。“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如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中学生顽皮闹事，“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由于他搬出沙皇的法律条文压人，随时都可能向上面汇报，出卖人，大家都怕他。“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这个城市在他生活的十五年间，全城的人“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足见别里科夫对人们危害之大。这个小人物凭借套子的威力，发挥着对人们的震慑作用。他在和柯瓦连科吵架时，口口声声要把谈话内容报告校长，并威胁说：“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这完全露出了他一副沙皇套子忠实走狗的嘴脸。

　　最后，作品写反动套子把别里科夫套“死”。别里科夫是在与柯瓦连科吵架后气死的。这个“气”有两个方面：一是气在受到了柯瓦连科的怒骂和怒推。柯瓦连科把他骂得很凶，推得很重，他口舌上无力抗衡，拳脚上也不能相迎，一副狼狈相，又遭到女朋友哈哈大笑的奚落，人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二是气在柯瓦连科明目张胆地乱套，并毫无顾忌，这是他气死的主要原因。十几年来，城里人都对别里科夫敬畏三分，不敢乱套，唯独柯瓦连科压而不服，言谈举止大出格，大乱套，别里科夫感到无力制止，“礼崩乐坏”，他痛心疾首，结果忧郁不堪，气急败坏，得病而死。他死死抱住套子不放，极力维护套子，最终为套子献出了生命，成为反动套子的殉葬品。

　　马克思说过，在各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中，有着统治阶级的套子，由此可知，统治阶级制定的套子在社会上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套子。套子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统治着整个社会，并且禁锢着人的心灵，扭曲着人的性格。时势可以造英雄，时势也可以造狗熊。别里科夫是黑暗王国中的狗熊，也是沙皇时代独裁、专制、高压政策的产物，契诃夫在作品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作品中人物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很明显，契诃夫通过别里科夫命运的描写，揭露了沙皇政府的残酷统治，展示了反动套子可怕的淫威。作品中人物深情地发出对自由的呼唤：“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呼唤自由，就是呼唤俄国革命的到来，就是呼唤打破落后、反动的套子。这是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所在。

　　《装在套子里的人》除了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外，它还有极为重要的认识意义。契诃夫在作品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的主体性问题。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也可以反抗环境。人虽然离不开套子，但也不能完全愚昧无知地被套子套住，人应该有理性，要敢于怀疑，善于反思，跳出洞穴，破除迷信、盲从、奴性意识，改变陈旧的思维模式，形成开放的眼光和主体意识。总而言之，人生要有约束的规矩，但不能作茧自缚；人必然进入生活圈子，但不能落入怪圈，这就是《装在套子里的人》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淳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全书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人性美和风情美。

　　阅读鉴赏边城在作者的笔下，古老的边城具有桃花源般神奇的美。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在小说中，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着。如龙头大哥顺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二老傩送热心助人，即使被翠翠误会，也托他人送翠翠回家；祖父身上更是体现传统美德，坚持不收过渡商人多给的钱，而商人也是一样的朴实，非坚持给钱不可，最后祖父只收下一个铜子，却搭了一把烟叶给商人。这样体现美好人性的事例在《边城》全篇中几乎比比皆是，充分表现了边城人淳朴的民风。

　　边城不仅保持着古老淳朴的民风，而且相应地保留着古老的风俗习惯。如边城的端午：“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边城人赛龙舟，“船只的形式，和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古老的风俗是和古朴的民风联系在一起的。更有趣的是捉鸭子比赛：“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目的愉快起见，便派兵士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这样的习俗带有官民同乐的意味，更衬托出边城人和睦安乐的风貌。还有月下对歌、狮子龙灯等，都透露着边城祥和安定的气氛。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的理想是要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所以《边城》给人桃花源般幻想的色彩和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图景。

　　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淳朴，人们不分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讴歌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在摹写边城人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中，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边城人的生活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小说的主题意义即在于此。

　　二、问题探究

　　1.小说是怎样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

　　小说没有细微地描写人物的心理，主要是通过对话和感情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翠翠知道自己误会了傩送，“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的随了那火把走去。”翠翠吃惊、羞涩，默然无语，正是傩送在她心里投下一道影子的表现；后来翠翠和打火把送她回家的人重逢，那人调侃翠翠：“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可吞不下你了。”已经“长大了”的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不说话却笑，表现了翠翠对往事美好的记忆和微妙的感情涟漪。最后祖父借和翠翠同岁的新嫁娘喻示翠翠时，翠翠“明白祖父这句话的意思所在，不作理会，静静的把船拉动起来”。情窦初开的翠翠并不是对祖父的话无动于衷，而是少女已经心有所属，默默相思。

　　2.小说的语言有怎样的特点？

　　小说的语言朴素、饱满，不晦涩、不雕饰。这样的语言风格，非常适合表现边城人古朴、自然的生活，并且从中透露出田园诗情。如描写赛龙舟的场面、叙述翠翠和傩送相遇的情节，描写抬花轿的情景等，都突出地体现了小说的语言风格。

　　关于练习

　　一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你能否从小说所表现的质朴的人物性格、古老的风俗习惯等方面，印证一下作者的话呢？

　　设题意图：由作者的写作意图入手，引导学生结合课文中的情节分析小说的主题。

　　参考答案：

　　参见“整体把握”。

　　二《边城》中的人物语言平实、简明，含蓄地表达出人物内心的感情。联系上下文，分析下列句子，感受翠翠的心理活动。

　　1.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面哑声儿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

　　2.祖父说：“顺顺真是个好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这一家人都好！”翠翠说：“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

　　3.（祖父）便不加检点笑着说：“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4.（祖父：）“翠翠，莫闹，我摔到河里去，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希罕那只鸭子！”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通过语言、行动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参考答案：

　　1.翠翠因为祖父没有接自己而赌气。“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少女的薄怒心理。

　　2.祖父夸顺顺一家人，但是漏说了二老傩送，翠翠心里有些嗔怪，所以问：“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言外之意是：祖父你没说全。

　　3.祖父提大老来做媒，而翠翠心里喜欢的是傩送，自然不喜欢祖父再说下去了。这里边有少女羞于提起婚嫁之事的心理。

　　4.鸭子是大老捉来送给祖父的，翠翠自然“不希罕”，她心里想的是傩送。

　　三课外阅读《边城》全文，写一篇读书报告。可以围绕下边的几个问题（也可以自选专题）研读。

　　1.作者写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有怎样的思想背景？他想寻求怎样的理想社会模式？

　　2.边城的人们是那样的善良、纯真，翠翠的爱情为什么会以悲剧结束？

　　3.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主要以景物、风俗描写为主，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探讨一下本文的写作风格。

　　设题意图：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名著，扩展课程资源；培养学生专题研究的能力。

　　参考答案：

　　1.可以参考“整体把握”。

　　2.有人认为，翠翠的爱情悲剧，是由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中人们精神的孤寂导致的。可以从相关人物和相关情节中印证这样的观点：

　　（1）翠翠

　　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有着无比深沉的孤独。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她感到“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觉得“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当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时，外公不能明白她内心的哀痛，只用不切实际的话来哄她。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不相干。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2）外公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翠翠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触不已。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他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天保兄弟

　　天保喜欢翠翠，托人作媒却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矛盾中。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之地。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可以说，就在卷入这场爱情旋涡中的每个人的孤独挣扎中，翠翠的爱情以悲剧结束了。

　　3.要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叙事，他叙事的方式和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有紧密联系的。在此基础上，联系小说的具体内容，研讨其散文化倾向。

　　教学建议

　　一、这篇课文较长，教师不要过多讲解，先让学生作预习，理清故事情节，了解人物特征。

　　二、《边城》在形式和内容上特点都比较突出，如它的散文化倾向，它的乡土意味。这些可以给学生讲一讲，但不要作为教学重点。作者不满意庸俗化的现代城市文明，把湘西这样质朴的乡村作为他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们要重点引导学生体会小说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

　　三、《边城》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教师应该鼓励学生阅读全书，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并给予相应的指导。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曾入本乡土著军队当兵。1923年到北京。1926年开始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到上海，曾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了新月社。1930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及天津《益州报》副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回北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继续办原刊物，以此为阵地，集合许多北京文人，形成了“京派作家群”。1949年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工作，在中国古代服饰及文物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有许多专著。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其文学创作宏富，数量惊人，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等文集七十余种，是现代文学史上高产作家之一。主要作品集有《鸭子》《蜜柑》《神巫之爱》《虎雏》《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湘西散记》《边城》《长河》等。其中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是其代表作。主要文学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并受废名影响，取其抒情笔调，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小说的文学形式。大部分小说是以湘西生活为背景，对故乡人民怀有不可言状的同情与温爱。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其人性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厚善良，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派作家一定的社会理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边城》的思想和艺术真实（王继志）

　　沈从文通过《边城》所要表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观念或曰思想倾向呢？这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对当时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态度，以及他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基础上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来考察。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们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他曾经自认为一旦脱离了他过厌了的卒伍生活，便可以永远地告别愚蠢、残暴与屠杀，没想到他被迫接受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丑恶的现实，更加耻辱的人生。他每日每时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好在五四运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并没腐败变质，继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启迪。他在偷食了这批“禁果”之后，愈来愈坚信，眼前这个黑暗社会旧有的一切实在不能也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家要脱离目前的苦难，唯有重造有形的社会和无形的观念。因此，重造国家、重造民族品德成了沈从文最热切、最坚决的追求。接踵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疑将中华民族的命运进一步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民族的灾难与屈辱又更加坚定了沈从文以重造的经典去改造国家、重塑民族品德的信念。他于是一面以冷峻的目光审视当时的上流社会，一面努力地实践着新经典的重造。他说：从“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推行……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束，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他提出“新经典的原则”是引导读者“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是对读者“牺牲心的激发”，是使读者“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

　　为此，他一面以愤怒、战栗的感情，选择男女关系为解剖的切入点，对都市上流社会“庸俗小气自私市侩”的众生相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画，另一方面他又把探寻的目光转而投向他早年生活过的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浪漫与严肃”的湘西社会，凭着他对故乡下层人民怀有的那份“无可言说的温爱”之情，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对那里的风物人情唱出了一曲又一曲心灵的恋歌。而《边城》正是其中最优美动听的一支。尽管《边城》所叙写的故事在当时的湘西也已成了“过去”，因为二十年来在“时代大力”的压挤下，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遗”，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惟利惟实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但是那刚刚逝去不远的美好的“人生形式”毕竟在湘西的一隅存在过。如果用笔来描绘这个“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时，沈从文自信，不管他的那枝笔如何“笨拙”，“尚不至于离题太远”。他说：由于自己所写的人物是正直的、诚实的，他们“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所以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这就表明《边城》所写的生活绝不是凭空的杜撰，这里的“人性”“人情”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的当时当地人民的人性与人情。结合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他创作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题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创作《边城》的用意在于要跟两种现实进行“对照”：一是用“边城”人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势利、男盗女娼相对照；二是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即把过去的“人情美”与今天的“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在这两种对照中，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这里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依靠沈从文所提出的经典重造的方式能否真正实现国家重造和民族品德重造这个问题上，因为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作家的构想常常不免带有某些梦想或幻想的成分，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童心幻念”的表征。但是这种设计或梦想，其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因此，那种武断地认为沈从文的这种追求和信念只是为了更有效地逃避现实或有意地粉饰现实，显然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其实，沈从文又何尝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在当时很难实现的前景呢?正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前景的暗淡，所以他才把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看成是一个“过分认真”的“傻头傻脑”的“乡下人的打算”。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边城》，使人读后总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总感到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挥赶不去的阴湿与愁苦，总隐隐地感到作者沈从文在有点强作欢笑。沈从文是一个诗人，所以他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情绪、诗人的幻想真诚地描绘着他心目中深藏已久的情感记忆对象，编织着一幅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他同时又想担负起一个思想家的担子，想为我们的民族寻找出一条摆脱“堕落趋势”的路途，他感到力不从心，他感到痛苦，感到寂寞，感到前途的无测。他的这种心绪辐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于是就产生了老船夫的“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的无奈心声，产生了少女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不测的等待。他们在对人生的感悟上正跟作家的心绪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呼应，或者说他们正是沈从文寂寞却又执著追求的个人气质外化的产物。

　　严家炎先生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如果把严先生的上述提示结合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边城》蕴涵着表面和深层的两种结构。它的表层结构，是一个处处由“偶然”支配的美丽动人而略含凄清的爱情悲剧故事。叙述的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而它的深层结构，则整体地象征着作家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以及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许多评论者的失误就在于他们仅仅依据着这部作品的表层结构，对它作出的又只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

　　如果说沈从文怀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通过《边城》的人生形式的描绘，目的是有意跟上文我们所说的两种人生形式形成对照，那么，出于一贯“艺术独立”的原则立场，他创作《边城》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加深沉的目的。这就是有意向当时片面理解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取消艺术创造规律，对文艺现象作庸俗社会学理解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挑战。请看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的一段话：

　　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这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

　　这说明当时文学批评中对立的双方都对文艺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理解。他们为了“一时宣传上的成功”而要求作家按照他们“预定的形式”去写作，他们都要求作品必须“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针对这种对作品的内容、题材乃至表现形式上的“千篇一律”的要求，沈从文回答道：“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文学事业是一个极需个性的事业，一切作品都实际上“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况且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来说，一个作家能够用笔写到的只是其中很窄很小的一点点。因此，沈从文说：“我所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否定作品必须有血、有泪，否定作家按照“预定的形式”去炮制赝品，绝不意味着作家可以“遗世而独立”，可以置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于脑后，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恰恰相反，沈从文一贯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而这种“向善”又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做好人’为止”，而是能让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基本看法。为此，他在《边城·题记》中热情地表示愿把他的这本小书奉献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用来重新“点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这大约也是《边城》思想倾向的另一个方面。或许也就是汪曾祺认为《边城》“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的理由。

　　(选自《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三、“隐伏的悲痛”──《边城》内蕴新探(林分份)

　　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沈从文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做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故事的阴影却被人们所“忽略”。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买椟还珠”。

　　一

　　《边城》描画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鉴于此，似乎可以如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说：“……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然而，在这充满善与美的“世外桃源”里，发生的却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把它归结于天保意外而死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夫做出“老而好事”的举动的社会因素——封建宗法和买卖婚姻。这种说法有理有据，似乎已把握了悲剧的全部构因，然而仔细一推敲，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抓住了悲剧构因的客观方面，而把主观方面──在爱情中起决定作用的顺顺及傩送的心理缺陷相对忽略了。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言行悖于常理势必惹来祸患，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什么时候，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作品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自然”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性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子。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过于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过了现实的障碍，漠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而追求自由爱情，却无法擦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纯朴人性中的阴影。由于这阴影，他笔下的儿女们终于产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悲剧。这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三

　　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把艺术表现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与“人与自然契合”的对抗关系，以及在这种对抗中人类所受到的惩罚，启发人们通过对这种惩罚的认识，从而“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

　　(选自《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