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跃文：活在玻璃罩中的文人

王跃文的故乡溆浦，曾经是屈原的流放地，山高林密、两岸猿声的繁芜气象，如今已无迹可寻。王跃文从这里踏上仕途，许多年过去，在被“分流”出官场之后，他还是时常梦到故乡。童年时玩过的一场游戏，梦醒后忽然有了指向性的寓意。

王跃文

锦绣：你的“官场文学”创作是否和个人经历有关？

王跃文：是这样。我大学毕业后，在溆浦县政府工作了八年，然后到怀化市政府工作两年，再到省政府工作了九年，2000年的时候出来，就到了作家协会。

在机关里面工作，觉得很辛苦很累，官场的氛围，特别是到省政府以后那种感觉，跟自己青少年时的理想反差太大。我个人过去也想做官，想把官做大以后干点什么事情。后来我明白，即使做官也未必能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干事情，而要想做成官，很多时候功夫在事外。所以，在省政府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我心里就完全放弃了做官的愿望，转而写作，把政府的工作当做就业。

二十六岁左右，我在县里面是最年轻的科局级干部，一直做了十几年，到从省政府出来的时候还是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就是因为我写这样的小说。

锦绣：这和写作有关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王跃文：肯定是有关的。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一路走来，就是因为官样文章写得还不错。在县市里，同事包括领导都觉得小王不错，文章写得好，还能写小说，是个才子；省政府是另外一个官场了，个个都是太极高手。有些领导他会当着别人的面说，这个人很有才，文笔不错，事实上就是不可能提拔你。

后来我才发现，光做事还不够，工作之外你写小说，还写所谓的“官场小说”，受重用几乎是不可能的。1999年《国画》出版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当时领导没什么反应。后来，省政府进行改革，要分流人员。领导找我谈话，我就说如果是分流就不要谈了。他问为什么，我说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原因被分流，但是这个理由你们不会承认，所以就不要谈了。

当时可能被分流的人有几种：年龄大的、学历低的、工作能力欠缺或者不太适合这个岗位的。我当时三十四五岁，正面的条件都具备，自认为还是很能干的。结果还是被分流了。被分流后，长沙民间有一个段子：湖南省的改革，分流了一个作家王跃文，撤销了一个机构，就是把农村工作部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合在一起，取得了巨大成就。

锦绣：你没有事外的心机，小说中那些官场细节是怎么捕捉到的？

王跃文：应该说小说当中所有的细节，包括情节，肯定是虚构的，但是虚构也来自于生活的观察和体会。我在小说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物有真正的可以一对一的原型。如果说有自己的话，那么就是中间的价值判断。那些东西肯定是自己的，包括有些人物的心理。有的时候，作家写来写去是写自己，这个东西确实是那么回事。

《国画》里有一个故事，原原本本来源于现实生活。就是把省缩小成一个市。说有一个地方发大水，市长到下面视察情况，当地政府组织一些老百姓修复河堤。现在农村组织这个活动很难。但没办法，为了做给领导看，还是要拉一些人去……

实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的一个省长，去了灾区以后，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挑土，就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我七十了，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位省长被感动得不得了，随便走到哪儿都说：我到哪个县的时候碰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积极参与修复河堤，而且只有两句话：感谢党，感谢政府！同志们，多好的群众啊！其实，那个老太太是个疯子，当时当地所有领导们都快吓坏了。

这是惟一一个真实的场景，我把它放进去了，其他的全部是虚构。

锦绣：你的这种“官场文学”，是否和湖南的文化环境有关系？

王跃文：其实整个湖南的文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管在流派上怎么去说，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包括何立伟最早获奖的短篇《白色鸟》，写得很优雅，对政治的感觉好像轻描淡写，其实就是写的文革，就是写的政治。非常举重若轻的一个角度。他后来那个《八九点钟的太阳》，也是对文革的一种记忆。我个人认为都是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指向的。甚至说到我们的历史小说，写曾国藩什么的，本质上也是写官场，写的是更大的官场。

锦绣：那么，在你白描官场的荒诞现实的时候，是否还是带有一种理想主义成分？就像你当年试图想通过做官来做一些事情那样。

王跃文：文学观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写的那些东西，有些人说太灰暗或者怎么样，我说，我不愿意去虚构理想，虚构理想、虚构光明这种伪现实主义的东西是非常有害的。我不愿意给人一个茶余饭后的话柄。

假如要问文学是什么，可能一千个作家有一千个答案，而我觉得文学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就是人类思考生活、思考历史形态、思考社会甚至思考自然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思考跟一些自然科学的思考相比，差别在于文学的思考可以有答案，有时候也未必需要答案，提问、思考本身就是它的意义所在。比如屈原的天问，提了170多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锦绣：至少你在小说中做出的姿态是清醒的，心里是有答案的。

王跃文：我在作品中怀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哪怕批判、揭露都是积极的。但是我本人，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是比较悲观的。我们这个社会在回避很多问题，甚至为自己护短，只要出了什么问题，你去采访，他第一时间就是辟谣，然后随着事情的调查深入，证明他是撒谎，就是一次一次的撒谎，让我们的公信力失去了。所以现在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关部门一出来说，大家都朝相反的方向去理解，比方说日本地震以后，马上全国抢盐，这就是个笑话。

锦绣：跳出小说，在现实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王跃文：我曾经在一个长篇小说里面写了一个意象，主人公突然被调走，这时他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周围这个世界被罩在一个玻璃罩里，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走、观看。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内心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我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整个被玻璃罩罩在外面，隔离了。后来越是写作，就越有意无意之间形成这么一种职业心理，也是在观察，跟他们一起打交道说话的时候，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锦绣：是来自职业习惯呢，还是跟你某段生活经历有关系？

王跃文：我觉得跟经历有关。我还做过一些很荒诞的梦。有次，我梦见小时候玩过一个真实的游戏。当时我们大队书记的儿子，是我们的孩子王，他是团长，我是副团长。我梦见他像电影里面看到的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王跃文我派你去后方搞地下工作。然后提拔他的弟弟当副团长。我非常忠诚地一个立正：好，然后就把我自己削的木手枪放在他的手里，他把枪给他的弟弟。然后我就走了，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在乡村里面那种弥漫着猪屎味的巷子里面转来转去，听到远方他们在那里玩打仗：冲啊！

我突然就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其实这是不要我玩了，从游戏里面跳出来以后，我就醒了，然后大笑。老婆问我笑什么，我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组织上抛弃了。但是后来我反过来一想，如果我回去，说我自己跳出游戏了，不玩了，问他们要那把枪，而他们仍然在游戏场里面，肯定把我作为叛徒或者不服从命令的人抓起来。

锦绣：这是清醒之后的假设吗？

王跃文：对。我想，说不定他们会按照游戏的做法把我捆起来，打一顿，哪怕他知道他打你是真的，游戏是假的。这个联想就跟现实有关，比方说我们第一次政治运动都是打着很堂皇的旗号，你对我有意见，好，“反右”来了，整死你。

做这个梦是非常偶然的。这个梦确实是还原我童年的一个游戏，其实就是个回忆。因为我小时候就叛逆，一大群孩子玩，突然一下不合群了，我觉得长大工作以后就有和人疏离的这种倾向，想逃离，有了孤僻或者疏离的这种主动的愿望。有时候，还是觉得是被抛弃，什么都没做，人家就把你“分流”了。

锦绣：清醒后，流放者归来，流放者想归来，发现游戏还在继续，就越发觉得荒诞了。

王跃文：所以说，自古以来所谓的湖南文学，经常会讲到一个流寓的主题，像李白、杜甫、秦观……这么一大批人曾经到过这里，在这里留下一些诗篇。他们都远去了，而我在这里，在深层意识中，还是一个流放状态，面临着流放与归来的选择。

王跃文：小说家，湖南溆浦人。著有《国画》、《西江月》、《官场春秋》、《梅次故事》等，人称“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