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海盗船后文章:[思想]天涯观察辛亥革命特刊：清廷覆亡的十大教训（二)

历史不曾心软：清廷覆亡的十大教训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奔向天堂之路，我们踏入地狱之门……---狄更斯：《双城记》

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在论述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时说，“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是首先将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风暴的强度做出仔细的观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了，建筑物已经倒塌了，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

历史的大事件如火山的突然喷发，在人们惊叹于这种瞬间爆发的力量之美时，研究者或许更应该细致的考察其历史地层下的暗流涌动。同理，我们在考察辛亥革命的时候也必须对清末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思想文化潮流进行重新审视，而不应简单的将革命的爆发与清朝的覆亡归因于种族专制、腐朽无能之类的皮相之说。笔者不才，以下为总结的“十大教训”，共分享，共研讨（第4-6）：

4、年轻人没有出路，因年轻人不满而导致王朝被推翻
5、激进思潮不可取，非理性的情绪未能得到合理的疏导
6、不可忽视的历史偶然性与亟待提高的危机管理能力

新式教育培养出的新青年，与旧体制隔阂愈深

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千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其用时不过5年。新政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他们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

古代科举为求官，中国人也一向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但事实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官做，即便在科举年代，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幸运儿也是只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的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下，“官位世袭”（亲贵擅权、太子党现象）、派系权争、暗箱操作、黑幕政治等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

以新军中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一百人。1911年1月，江苏第九镇第三十六标有近百名士兵开小差出逃，原因是部分士兵想升入不入流官佐而升迁途径被阻，由此产生的失望怨愤情绪引发了这次事件。在新军的军官队伍中间，也普遍存在“士官系”与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对立，原因是留日士官生们手眼通天，他们占据了军中的高级职位，而数量众多的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只能屈就中下层军官。

恶念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不得志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在遇到挫折之后，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这种清末式的“愤青”思维，也是底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在1911 年“皇族内阁”的表演中，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攘夺公权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极大不满，这也是清廷极不明智的自取灭亡之举。在整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的情况下，一部分被体制所排斥的年轻人会去追问其制度的根源，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表达时，其走向清廷的反面也是历史的必然。

清末大兴教育的一个教训是，教育必须与更广阔的实业相联系，而不能只是培养未来的“求官人”，否则，受教育者一旦丧失前途，稍有风吹草动，其不满即会引发社会风潮并进而发展成革命。当然，清末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算缓慢，但与教育相比，其发展仍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机会。

社会矛盾加剧必然导致唯革命论深入人心

在清末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革命思潮异军突起，在漫天漫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仇恨性宣扬中，就连饱学之士章炳麟也高擎革命大旗，“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似乎成为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不平处，即以“革命”革之。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通常表现为此扬彼抑、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果改良能获得成效，革命就会消沉；而改良的道路行不通，革命就会迅速蔓延。改良与革命在同时赛跑，任何一方的不谨慎都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就事实而言，实行新政后的清廷已经没有了保守派，而只有激进派和缓进派。清朝的覆灭，问题不是走得太慢，反而是因为走得太快。以清末立宪为例，在外国评论家的眼中，九年的预备立宪期未免“出奇的乐观”，但这样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急进方案，还有人认为不够激进，甚至连最温和的士绅都已经等不及了。多才博识者如梁启超当时就指出，预备立宪清单上所规定的任务是绝对办不到的，但言犹在耳，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又激愤的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革命不宜提倡，激进更足以误国。在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尽管领导者为文质彬彬、讲求“有风度对抗”的立宪派士绅，但其中也不乏白刃割股、断指血书的激烈之举，类似的举动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民众的情绪更加激化而走向非理性的漩涡。温婉恭和的士绅运动尚且如此操切，更不要说急躁而任性的革命党人气质，由此，清末思潮偏出理性的轨道也属正常。

改良是一种渐进主义，其主张“积小胜为大胜”；革命是一种激进主义，其主张“毕其功于一役”。晚清的历史，大体上是一个由“器物变化”到“制度变革”的过程，但制度的变革非但不能替代器物的进步，反而是器物层面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有的产物。甲午的失败，不是器物方向的错误而是速度、规模与效率的失败，这决不是可以用制度变革即可取代完成的任务。

学者张鸣曾说，“近代化是一项没有英雄也不要英雄的平凡而琐碎的工程”，任何急功近利和操切冒进都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与投机，非但不会带来任何好的效果，反而引发更多的问题。试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种拔苗助长之举既无成功的可能，后果也是相当严重。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追求短期效应的冒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偷懒行为。

传统依靠的是经验，革命则构思于理论；保守主义用“过去”说事，激进主义则以“未来”许诺。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报刊杂志大多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掌握，而清廷各级政府对这个新兴的舆论环境显然未尽了解。在报刊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的现实下，激进甚至煽动性的思潮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一些保守而不乏中肯的观点则被新派的报纸编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而拒绝登载，由此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所完全边缘化，就算是政府一方的观点，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也完全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

危机管理管不住偶然性，偶然性推动历史

在近代国门被强行打开之后，清朝的每一次进步都来源于一场危机的推动，但蹊跷的是，每次危机过去之后，改革总是陷入停滞，直到庚子年内部矛盾与外部危机总爆发，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弦更张，因为她清楚的意识到，如果一场实质性的改革不由朝廷来主导的话，外部力量将可能会强加给中国，而且极可能以牺牲清廷作为代价。

“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运作，其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应付突发的大型事件。当然，危机事件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是是应对与处理的不当所诱发的更大风潮。以辛亥革命为例，清廷实则是被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两个重大危机事件的叠加效应所颠覆，正因为其处置不当，才会有亡国之命运。

四川保路运动在“成都血案”后已无可收拾，一味的指望武力打压带来的只能是众叛亲离，而清廷的强硬政策显然要为此负主要责任。至于武昌起义，湖广总督瑞澂与统制张彪的畏葸仓皇给革命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廷的所用非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事实上，如果处置得当的话，未必是每一场兵变都会带来严重后果，武昌起义的胜利似不能视之为必然。

以之前发生的两次兵变为例。1908年11月，时值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国丧期间，已打入安庆新军的同盟会员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谋举事，19日晚，在熊成基的指挥下，马、炮、步各营出动，会攻当时的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家宝早有防备，革命军攻击整晚而未能拿下，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也是如此，当时革命党人赵声、倪映典等已在新军中策划已久，其加盟革命的士兵已近三千人。但事出意外的是，新军第二标与广州警察在革命前夕突起冲突，革命党人遂决定提前发难，在与水师提督李准所率的两千清兵激战后，起义因弹尽援绝而失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就武昌起义的炮声而言，其原本不在同盟会的谋划之列，但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偏偏发生在革命党人的起义到处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说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亦不为过。

天下太平亦当居安思危，突发性事件考验的是当政者的智慧与应变能力，平时功夫不做足，遇变势必惊慌失措。同样值得重视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偶然性来决定的，任何对偶然性事件的忽视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清末时节，看似革命党屡屡失败，不足为意，实则火山的喷发只需一次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