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奇和金泰克哪个好:世界百家文学名著鉴赏(四)

世界百家文学名著鉴赏(四)文学名著, 世界, 鉴赏　　前言　　屠格涅夫(1818—1885)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涅克拉索夫(1821—1877)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契诃夫(1860—1904)　　易卜生(1828—1906)　　马克·吐温(1835—1910) 前言　　温祖荫　　1　　文学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世界文学地连五洲，时贯古今，浩如烟海，一望无际。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也难穷其万一。如何在繁忙而紧张的现代生活中，以最节省的时间把握世界文学的知识呢？我们采用“集锦迭翠”的办法，精选了世界百位文学名家，以及他们风靡世界的120多部文学名著，汇编成《世界百家文学名著鉴赏》系列丛书12册，以奉献给爱好文学的青少年、语文工作者、大中学校师生。　　在这些名著中，有上古时期人类在东方结出的第一批璀灿的文学硕果，有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文学精品，更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的多姿多态的传世佳作，还有20世纪以后的现当代文学，异军突起的拉美文学，姗姗来迟的非洲文学，构成了一座五彩纷呈、琳瑯满目的文学大观园。　　在这些才气横溢，日晕月华的作品中，有的花繁叶茂，摇曳多姿；有的江河奔腾，气势磅礴；有的林园亭榭，曲径通幽；真可谓“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我们欣赏这些作品对于扩大眼界，增长知识，借鉴成就，提高文学修养均具有重大的价值。　　我们在编写时努力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把鸿篇巨制撰写成可读性强的短篇故事。同时，我们遵循文学鉴赏性的原则，对每部名著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作了剖析，对不同时期不同创作方法的作品进行了适当的比较，以区别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的艺术。愿此书能成为读者生活的伴侣，攀登事业高峰的扶梯，希望大家能喜欢！　　2　　本集编写的有俄国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三部杰作，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剧，还有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列宁称屠格涅夫为“卓越的俄罗斯作家”。他的创作善于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新动向，具有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和热爱祖国的鲜明倾向。早期写的《猎人日记》被称作是对俄国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的炮火”，《父与子》揭示了贵族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场历史性的争论。别林斯基称赞屠格涅夫是一个才华横溢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俄国作家。他善于描写少男少女的心理，形象生动，用语精练，风景描写带有抒情的特色。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是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他们代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利益，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如果说19世纪前半期，俄国贵族作家塑造了“多余人”的形象，那么，他们在创作中便塑造了“新人”的形象。如《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薇拉、吉尔沙诺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格利沙。这批“新人”都是平民知识分子，不像“多余人”那样出身于上层贵族，他们都是些有理想、有抱负、有造福人民思想的青年；同时，他们都是实干家，不像“多余人”那样沉溺于幻想；在友谊和爱情上有高尚的道德，不像“多余人”那样玩世不恭。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在流放地度过了25年的岁月，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不屈。马克思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是“俄国的光荣”。列宁称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伟大的先行者”。涅克拉索夫的革命诗歌成为俄国诗歌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他的创作充满了为实现人民幸福，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的激情。　　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俄国戏剧的发展作过巨大的贡献。冈察洛夫说，只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现之后，我们俄罗斯人才能够骄傲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俄罗斯民族的演剧。它其实是应当叫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演剧的。”为此，他被称为“俄罗斯戏剧之父”。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的泰斗，也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以深刻批判精神和天才的艺术力量登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顶峰。正如列宁所说的，托尔斯泰的创作“使人类艺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罪恶的揭露者和批评家。他的批判之所以有力量，正如列宁说的，他把“农民心理搬到自己批判中”，因此它具有很高“热情、说服性、新鲜、诚恳”。而且，他以追根究底的精神找出群众受难的原因。　　他的创作具有史诗性题材，完美的艺术结构。《战争与和平》写1812年俄国人民反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这是关系到俄罗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安娜·卡列尼娜》描写了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妇女一代的悲剧。《复活》对俄国专制农奴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揭发，提出了压迫者与受压迫者对抗性的矛盾。托尔斯泰在艺术结构上进行了多种试验与探讨：《战争与和平》是多线结构，《安娜·卡列尼娜》是平行结构，《复活》是单线结构。同时，托尔斯泰在情节结构中善于采用对比手法。在描写人物时，托尔斯泰长于心理分析法，这种分析具有哲理性和辩证观点。其中写得最好的是妇女的心理和“忏悔贵族”的心理，并采用人物独白、眼神、微笑和风景加以衬托。　　契诃夫一生的创作是沿着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写作小说，一是写作戏剧。他的小说创作题材多样，具有高度概括和简练的特点，他认为“简练是才能的姊妹”。他的创作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从一滴水中反映大海。托尔斯泰曾把他比作散文中的普希金。同时，契诃夫善于把客观冷静的描写和幽默讽刺的手法结合起来，他的语言准确而生动。他的戏剧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具有很浓的抒情性。　　挪威作家易卜生是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在欧洲戏剧史上，易卜生是继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之后的第三个高峰。他是戏剧的革新家、欧洲近代戏剧之父。他的剧本不论在题材和艺术技巧上都有独特之处。易卜生生活的年代，正当欧洲剧坛处于衰落时期。剧场上演一些惊险的或低级趣味的作品。这些戏剧掩盖了社会的矛盾，把人们引向脱离现实的道路。易卜生首先起来打破了欧洲剧坛这种沉闷的空气，大量写作了“社会问题剧”，把剧场由一个单纯娱乐场所变为激发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场所。他使人们惊叹不已的是推倒了资产阶级传统的道德标准。如《玩偶之家》中，对妇女的神圣的家庭职责问题、宗教问题、法律问题，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和否定，作家歌颂的女主人公娜拉具有“精神暴动”的特点。在易卜生的影响下，欧洲社会剧才广泛地流行起来。如英国作家肖伯纳、高尔斯华绥，德国作家霍普特曼，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都写作了许多社会剧。因此，恩格斯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的来，却要高出不知多少的世界”。　　马克·吐温是19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兴起于南北战争（1861—1865）之后，文学的基本主题有三：（一）揭发蓄奴制，同情黑人的生活和命运，以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代表。（二）描写青年一代对美国社会文明的幻灭，以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为代表。（三）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以马克·吐温和华纳合写的《镀金时代》，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为代表。马克·吐温原先对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抱有幻想，南北战争结束后，由于社会矛盾的暴露，他对现实感到不满了。正如鲁迅说的，南北战争后，马克·吐温“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有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生活的缘故了。”他的创作描绘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幅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图画，并以幽默讽刺的特点享誉世界。 屠格涅夫(1818—1885)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表现了反农奴制的倾向，描写生动，文笔细腻。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戏剧数十种。著名的有中篇小说《初恋》、《阿霞》，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短篇集《猎人日记》，剧本《村居一月》等。　　父与子　　作品概览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是个有二百个农奴和上好田产的地主。早年从军跌坏了一条腿，还得了“胆小鬼”的绰号。他善良而软弱，有一对小小的黑眼睛和一头稀疏的软发，妻子早亡过了，儿子阿尔卡狄刚从大学毕业回家。他到车站去接儿子，爷俩见面格外感到亲热。和阿尔卡狄同来的还有他的朋友巴扎洛夫。　　尼古拉的胞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是个穿着考究，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贵族。他那剪得短短的灰白头发正发着黝暗的光，像新的银子一样，“在他那血色不好、但没有一条皱纹的脸上，五官十分端正，而且轮廓分明，就好像是用一把精巧的小凿子雕刻出来的”。尼古拉对哥哥总是十分的信任，阿尔卡狄对伯父也很尊敬。可是，巴扎洛夫一见面就对他不怀好感，称他是“古董”。　　巴扎洛夫是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有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大而带绿色的眼睛，淡茶色的下垂的连鬓胡子。他热爱科学，怀抱科学改造社会的理想。他到乡村的第二天便下田去捉青蛙，进行生物解剖试验。　　巴威尔向阿尔卡狄询问巴扎洛夫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阿尔卡狄告诉他，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巴威尔感到十分惊讶。他认为人如果不信仰一种“原则”，“那么连一步也走不通，一口气也吐不过来”。　　与此同时，巴扎洛夫也向阿尔卡狄打听巴威尔的事。阿尔卡狄把自己伯父的历史介绍给他听。巴威尔从小以漂亮和爱装饰出名，是个十足的“纨袴子弟”。28岁时，当上了上尉军官。后来，结识了一个公爵夫人，使他抛弃了军职，跟她一道出国远游。公爵夫人死后，他便住到弟弟田庄上来。他自称是个“旧派的人”，和农民讲话时，总是皱着眉头，而且时常闻香水。　　尼古拉很看重哥哥的才干，什么事都向他请教。他对哥哥说：“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我的日子大半是在乡野地方消磨了的，你见过不少的世面，来往的人也很多，不会没有一点儿经验，你看得透人，你有老鹰的眼光。”但巴威尔却不很正大，他常常在背后钉梢和调戏尼古拉的漂亮的情妇费尼奇卡。　　巴威尔的贵族气质受不了巴扎洛夫那种极端的冷漠和嘲笑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个医生的儿子非但不知道拘谨、害怕，并且常常用粗鲁而不愿意的态度回答别人的问话，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粗野的，甚至近乎无礼的调子。　　巴扎洛夫强调科学研究。他对阿尔卡狄说：“大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就是工厂里的工人。”但他看不起文学，认为“一个好化学家比二十个诗人还有用”。巴威尔对弟弟尼古拉说，巴扎洛夫“自大得叫人讨厌”。　　一天傍晚，这两位敌对的人物，终于冲突起来了。巴扎洛夫认为贵族是“没有出息的”，说巴威尔宣扬的“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对于俄国人来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目前最有意义的事是“否认一切”。巴威尔听了火冒三丈。他说：“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并说俄国人民“把传统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服从族长的；他们没有信仰便不能够生活”，甚至他还说：“我不能承认您是一个俄国人”。　　争吵后，巴威尔余怒未息。他对弟弟说，这就是“我们下一代——他们原来是这样”。尼古拉沉思地想：巴扎洛夫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比我们少些绅士的气派吗？”但他又想巴扎洛夫排斥诗，“对艺术，对大自然没有感情”，而他自己是爱在诗和大自然中陶醉的。于是，他和儿子一辈的思想也合不来。　　尼古拉的阔亲戚加利亚金被派到省城做官。他邀请尼古拉兄弟到省城去作客，但他们不愿去。阿尔卡狄和巴扎洛夫抱着换换空气的想法前去了。在那儿，他们拜访了省长，还结识了一个叫库克新娜的女性。这位懒散的太太，自称也喜欢化学。她正在研究女权问题，认为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是个落后的女人，既不懂教育也不懂生理学。而她自己对妇女的教育和社会地位问题表示十分关切。但巴扎洛夫感到，她的一举一动都是“故意做出来的”，既不朴素，也不自然。　　在省长家举办的舞会上，他们又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寡妇阿金左娃。她举止大方，脸上显出一种亲切而温柔的魅力。一对明亮的眼睛在一个稍微突出的雪白的前额下露出来，带着一种安静的，敏慧的表情。这是个“没成见，没有坚定信仰，遇什么事从不退缩，但也没有一个固定目标”的女人。她从亡故的丈夫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并诚恳地邀请巴扎洛夫到她田庄上作客。　　在阿金左娃的田庄上，阿尔卡狄和巴扎洛夫都坠入了情网。阿尔卡狄恋上了主妇的妹妹，黑头发，圆脸盘的卡吉亚。巴扎洛夫虽然不喜欢阿金左娃家那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秩序，“像在轨道上滚着一样”；但他被主妇的美丽吸引住了，并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然而，阿金左娃过惯了安逸自在的生活，不愿意以爱情的义务来束缚自己，拒绝了他。　　巴扎洛夫和阿尔卡狄一同到巴扎洛夫家乡去。巴扎洛夫的父亲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是个退休的军医，已六十多岁了。有一头蓬松的头发，一个瘦削的鹰鼻子。他家产不富，只有22个农奴，经营着一小片土地。夫妇俩全身心地爱着自己的儿子，父子间虽然有观点不合的地方，但父亲遇到意见分歧时，总是让步。老人对阿尔卡狄说：“我崇拜我儿子。”巴扎洛夫则对家里的一切都看不惯，感到十足的平庸和乏味。他对阿尔卡狄说：“我的父母——现在整天忙着，并不去想一想他们自己的渺小；他们并不因为这个感到不舒服……我只感到厌倦跟愤怒。”他要阿尔卡狄和他一同回到玛利因诺（阿尔卡狄的田庄）去做实验。两位老人听说儿子要走，感到很是伤心。但儿子和客人还是走了。　　回到玛利因诺后，这两位朋友没有住多久，便各自分开了。阿尔卡狄因热恋卡吉亚，住到阿金左娃的田庄上去了。巴扎洛夫留下搞实验。他以医生身份经常关照费尼奇卡新生的幼儿。因此，他博得费尼奇卡的好感和信任，在她的眼睛里，巴扎洛夫是个很好的医生和一个朴实的人。同时，他和尼古拉家的仆人也混得很熟，他们都喜欢他。但巴扎洛夫和巴威尔的关系却日趋紧张起来。他们像火刀石子一样，一碰就着火。有一次，费尼奇卡和巴扎洛夫由于互相同情和爱慕，在凉亭里亲吻，被巴威尔看见了。旧怨新恨，巴威尔恼怒得不得了，提出与巴扎洛夫决斗。巴扎洛夫接受了。在决斗中，巴扎洛夫用手枪打伤了巴威尔的腿。第二天，他便收拾行李回老家去。　　阿尔卡狄在阿金左娃的田庄上过着悠闲的、炽热的爱情生活。他已经不是初来的那个自命不凡的少年了。卡吉亚对他说，巴扎洛夫是“猛兽，您跟我却是喂驯了的。”他对她说：“我不再到我从前寻觅理想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理想了；理想自己来找我了，……就在我的身边。”　　巴扎洛夫回家，顺路来看他们，并把他和巴威尔决斗的事转告阿尔卡狄。巴扎洛夫说：“这是和封建人物住在一起的结果。”但这对朋友之间已经很难找到共同之处了。巴扎洛夫看到阿尔卡狄正热心要给自己“造一个窠了”，便对他说：“我们的路开始分岔了”。第二天，巴扎洛夫离开了阿金左娃的田庄。临别时，他又对阿尔卡狄说：“你不宜于做我们的事。像你们这一类的贵族至多不过做一些高贵的顺从或高贵的愤慨的举动，那是没有用处的。譬如说吧，你不肯战斗……你是个很好的人；不过你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　　巴扎洛夫回到家，帮助父亲给人治病。有一次，他因解剖一个伤寒病人的尸体，划破了手指，受到感染。他病得很重。临死前，他要求和阿金左娃见一面。阿金左娃便带了一个德国医生赶来看他。他已奄奄一息了。他吃力地对阿金左娃说：“我掉在车轮下面了”，“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他找不到回答，他死了。　　这年冬天，尼古拉和费尼奇卡，阿尔卡狄和卡吉亚同一天举行了婚礼。婚后，阿尔卡狄热心于经营农庄，于是他的农庄大有起色，和他父亲经营时已大不相同了。巴威尔出国了，阿金左娃也嫁了人。　　鉴赏与分析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开始写于1860年8月，于1861年6月写完，发表于1862年《俄罗斯导报》上。这部小说和屠格涅夫别的长篇小说一样，篇幅不大，总共只有28章。情节简单，故事展开不拖泥带水，不横生枝蔓。屠格涅夫的小说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采用曲折的奇特的情节，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喜欢在作品中加入冗长的议论，也不像雨果那样在作品中采用浪漫主义的效果。法国作家梅里美对他的作品作了公正的评价。他说，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大事件并不多见，情节也再简单不过，不同于生活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这还只是他的真实性所致的结果之一呢”。　　屠格涅夫的作品故事总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宣告结束。如《父与子》的主要情节是在两个月内发生和结束的。巴扎洛夫于1859年5月20日来到基尔沙诺夫田庄，而在7月底就死了。故事发生在三个地点：玛利因诺、阿金左娃的田庄及巴扎洛夫父亲的小屋子里。　　作品布局结构十分谨严，情节的发展始终围绕主要人物进行。有的批评家把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比作是“一组素描”，它有机地融合在由中心人物所构成的统一主题中。在第一至第十一章中，作家向读者介绍了巴扎洛夫和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描写了人物外貌、心理以及他所代表的思想特征；第十二到十九章，作家把主要人物引向一个新的环境中——省城和阿金左娃的田庄，揭示主人公爱情生活的几个片断；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六章，叙述巴扎洛夫重新回到基尔沙诺夫田庄后发生的事和阿尔卡狄在阿金左娃田庄上生活的情形，在这几章中，人物性格得到充分展示，巴扎洛夫和巴威尔在互不相容的情况下举行了决斗，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高潮；第二十七章至第二十八章为尾声，描写巴扎洛夫的死。　　法国作家莫泊桑称屠格涅夫是“俄罗斯文学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很称赞屠格涅夫小说的写作技巧。他说：“他善于在几页之间提供完善的作品，神妙地部署环境，创造出活生生的，可触摸到的和动人的形象，以总共不多这样轻快的熟练的几笔便把它们勾勒出来了，以至很难理解，怎么能够以这　　①样简单的手法就得到类似的真实性。”因此，情节结构的简洁和凝炼的描写手法，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一大特色。　　尖锐的思想冲突以及在斗争中展示人物性格，是《父与子》的另一特色。屠格涅夫在小说中，把人物分作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使他们成为不同思想和力量的代表者，揭示了“父辈”与“子辈”的对立。这在客观上反映了俄国五、六十年代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贵族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列宁曾说过：“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它们从那时起，并且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都决定着争取创立新的俄国的斗争的结局。”小说中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围绕着如何对待农奴制现实问题，争论双方是以巴威尔为代表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和以巴扎洛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并表现了“民主主义对贵族政治的胜利”。　　我们先来看看作家对贵族自由主义者的描写：　　1862年4月14日，屠格涅夫从巴黎写给俄国诗人斯鲁耶夫斯基的信中说：“我的整部中篇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请您看清楚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巴威尔·彼得洛维奇和阿尔卡狄这几个人物，他们多软弱，多萎靡，眼光多狭小。”并说，他在作品中所挑选的还是贵族中好的代表，但他们仍然如此不成器。因此，作家的结论是：“倘使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这表明了屠格涅夫对贵族阶级的态度。作品中，巴威尔是“父辈”的代表人物，是俄国保守的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他的整个生活都是服从于过去的原则，维护贵族的习气和权威。同时，他匍匐在外国文化面前，玩弄“民主”、“进步”、“宪法”和“自由”的字眼，事实上他是个顽固派。他不能容忍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认为他们应当在贵族面前颤抖。他把巴扎洛夫当作自己势不两立的敌人，决定在决斗中把他消灭。但真正注定要灭亡的，是这个孤芳自赏的贵族。作品中有一段象征性的描写：“巴威尔·彼得洛维奇用香水打湿他的前额，闭上了眼睛。他的美丽的消瘦的头承着鲜明耀眼的白日的光辉，静静地放在雪白的枕头上，好像是一个死人的头。……他的确是一个死人了”。作家把他比作“死人”，便是对他命运的①但尼林著《莫泊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结论。　　巴威尔的弟弟尼古拉是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他具有懒散、软弱、多情善感的特点。他时常感到贵族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他曾“尽力不落在时代的后面”，设立了一个农庄，安顿了农民，为此，全省的人都叫他“赤色分子”。但他既缺乏经营的本领又缺乏才干，他的田庄呈现一片贫困的景象。他对自己的未来完全失却信心。　　基尔沙诺夫一家的后代——阿尔卡狄，表面看来是属于“子辈”的，实际上他是接近“父辈”的。他和他父亲一样意志软弱，缺乏斗争的勇气。开始时，他仿效巴扎洛夫的行动；后来，他不能消除贵族生活和心理对他的有效的影响，他被环境降服了，因为他原本是一头“喂驯了的”野兽。最后，他成为一个只关心自己家庭幸福的平庸的地主。　　在揭示贵族没落时，作家特别描写了他们好色的特点。巴威尔一生是在追逐女人中度过的，住到弟弟田庄后，还暗中调戏费尼奇卡；尼古拉早年就抛弃大学的学业和前程，恋上了房东的女儿，搬到田庄上居住，在妻子死后，他又把一个可以作他的女儿的费尼奇卡占为情妇；同样，阿尔卡狄热衷于女色，最初垂涎于阿金左娃，后来，干脆躲在她田庄上，拜倒在卡吉娅的石榴裙下。　　因此，傲慢、守旧、精神萎靡和好色，便构成了这批贵族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在他们和巴扎洛夫的思想冲突中和行为两相对照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巴扎洛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在俄国19世纪中叶是个新型人物。屠格涅夫在《关于〈父与子〉》一文中，谈到这个形象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以真实人物作依据进行描写的。他说：“我最初想到写《父与子》还是1860年8月的事……主要人物巴扎洛夫的范本是一个使我十分感动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他在1860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在这位非常人物的身上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没有长成，日后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原素。”为了写好这一新型人物，屠格涅夫把当时发生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依据巴扎洛夫的观点记载在日记簿中，记了厚厚的一大本。　　作家把巴扎洛夫的思想特点归结为“虚无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作了确切的解释。鲁迅说，俄国的“虚无党”是“都介涅夫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巴扎洛夫便是这样一类人。他的基本观点是“否定”，否定专制农奴制度，否定贵族的生活方式，否定传统。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应该先来把地面打扫干净”。因此，他和维护贵族地主制度和旧秩序的巴威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骂巴威尔是“古董”和“白痴”，尼古拉是“瓢虫”，阿尔卡狄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他和巴威尔的每一次争论，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表现了巴扎洛夫在精神力量上优越于贵族阶级。因此，屠格涅夫说：“倘使他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①　　屠格涅夫在巴扎洛夫身上，强调指出了60年代民主主义青年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向往自然科学，具有唯物论思想，朝气蓬勃，刚强不屈等；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某些缺点，由于他们提倡科学，否定贵族，从而也否定了贵①1862年4月14日《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族的文化和艺术。巴扎洛夫认为“普希金的诗没有一点实际用处”，“拉斐尔不值一个铜板”。　　作家赞扬了巴扎洛夫一些优秀特点，肯定了他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而且有意把他写成“一只狼”，但作家并不同意他的世界观。因此，巴扎洛夫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如他口中挂着伟大的事业，却一事无成（而且过早的夭折了）；他否定感情，粗暴地对待父母，但又热烈地追求阿金左娃。按屠格涅夫的想法，巴扎洛夫这类人只是从土壤中长出了一半。他在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我幻想着这样一个人：他阴沉、野蛮、高大，一半是从泥土里长大的，刚强、凶狠、正直，但仍旧注定要灭亡，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　　列宁曾说过：“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和贵族的立宪制，而厌恶杜　　②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这一政治立场，决定了他对巴扎洛夫描写的矛盾态度。《父与子》发表后，引起了社会激烈的争论。贵族自由主义者和官方文人，竭力宣扬作品中弱的一面，把它作为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旗帜，嘲笑巴扎洛夫式的英雄。以《现代人》为首的进步文学界，则谴责了作品对青年一代的歪曲（有的又认为巴扎洛夫是时代的英雄）。这种分歧和争论，正是由于屠格涅夫在作品中所表达的矛盾思想所引起的。　　《父与子》第三个特色是杰出的风景描写和浓烈的抒情气氛。屠格涅夫是个风景描写的大师。他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他的风景描写最大特色之一，是把风景和主人公的情绪、感受交融在一起，衬托出人物内在的思想活动。如阿尔卡狄从大学毕业回乡时，沿途看到的贫困的农村景象，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求改革现实的欲望，但他不明白这种改革，应从什么地方开头？接着，作品对春日美好风光作了一番描绘，阿尔卡狄又完全被四周景色陶醉了，于是他的“愁思逐渐减淡，终于完全消失”。这里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并且预示了他未来所走的道路。另外，尼古拉反对巴扎洛夫否定感情的观点，无论如何他也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够对大自然没有感情”。这时，作品对傍晚景色作了一番精采的描绘：　　“太阳隐藏在离园子半维尔斯特光景的小小的白杨林子后面；树影无边无际地躺在静寂的田野上。一个农人骑着白马在林边那条阴暗窄小的路上跑过去；虽然他在荫处，可是他的全身，连他肩头的补钉，都看得很清楚；那匹马正奋起蹄子飞似地往前跑着。远远地射来的太阳光线照在林子里，霞光透过繁茂的枝叶，在白杨树干上涂了一层暖和的红光，使它们更像松树干；树叶差不多变成了蓝色，上面衬出一片微带霞红的浅蓝天空。燕子飞得高高的；风完全静了，误了时候的蜜蜂在丁香花丛中懒懒地、带睡意地嗡嗡飞鸣；一群小蚊子像一根柱子似地在一枝突出的孤零零的树枝上面打转。‘多美，我的上帝！’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想道，他平日喜欢的诗句快要跳到他的嘴上来了。”　　这段风景描写，很好地衬托出人物个性，尼古拉的爱幻想的特点和他对大自然的浪漫主义的感情。　　屠格涅夫的景物描写以抒情见长，使作品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如作品尾声中对巴扎洛夫父母上坟的描写，一方面，写出了乡村墓地的一幅图景；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这对老夫妇的无限感慨和同情。②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全集》三卷，人民出版社，第526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宣扬以革命暴力推翻农奴制，遭到沙皇政府长期流放。主要著作有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况》，长篇小说《怎么办？》《序幕》等。　　怎么办？　　作品概览　　薇拉·巴夫洛芙娜出身于一个小市民的家庭。她的父亲巴威尔是个四等文官的房舍管理人。母亲玛丽娅·阿历克塞耶夫娜是个势利、爱好虚荣的女人。她认为在这世界上“只有不诚实和恶毒的人才能过好日子”。她用拳头和女厨子讲道理，以打后脑勺来“教育女儿”。薇拉12岁进入一所寄宿学校，16岁便在母校教课了。她长得很漂亮，母亲便把她当作摇钱树。房东的儿子米哈尔·伊凡诺维奇像苍蝇见到血一样钉住她，这使薇拉的母亲很高兴；但薇拉讨厌这个鲁钝无耻的贵族青年，她当面数说他，不许他接近她。玛丽娅大为生气，要打女儿。薇拉说：“你碰我一下我就离开家，把我关起来，我就跳窗子。”　　罗普霍夫是医学院的大学生，他在薇拉家兼任她的弟弟菲嘉的家庭教师。他“生有一头深栗色的头发，脸部轮廓长得端正甚至俊俏，一派傲慢而勇敢的神气”。罗普霍夫的父亲是里亚桑的一个小市民，生活很拮据。15岁起，他便一边念书，一边在外兼课。他初次感到薇拉什么都不错，只是太冷漠了些，而薇拉也感到罗普霍夫什么都不错，只是太严肃了些。罗普霍夫和好朋友吉尔沙诺夫住在一起。他们都很认真、很率直。但后者性格较爽朗，前者较含蓄。罗普霍夫专心于研究科学，希望将来当一名教授。　　薇拉生日那天，罗普霍夫和薇拉跳舞，两人谈得很投机。他对她说：“我不是看不起女人，而避开她们，是因为我有一个爱吃醋的未婚妻。”薇拉便想结识他的未婚妻。其实，罗普霍夫说的“未婚妻”只是一句隐语，他指的是事业的理想。薇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要求罗普霍夫帮她跳出家庭圈子和摆脱贵族少爷的纠缠。她想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她对罗普霍夫说：“我重要的是独立，我愿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罗普霍夫同情她，答应在外面帮她找个家庭教师的职务。　　薇拉晚上做了个梦。她梦见自己关在一个地下室里，害了瘫痪症。有个叫“人类爱”的女子跑来对她说：“我是你未婚妻的未婚妻……你现在得救了，你记着没有被释放，被医好的还多着呢，你得释放和医好她们，你肯吗？”薇拉说：“我肯的。”于是，那“人类爱”的女子把地下室一群关锁着的女子指给她看。薇拉打开了她们的锁链，使她们获得自由。在另一间地下室里，躺着一群瘫痪的女孩，薇拉召唤她们站起来。于是，她们都冲出地下室，奔到原野上，跳起欢乐的舞来。　　罗普霍夫把一些进步书籍借给薇拉看。使她呼吸到民主自由的新空气。她感激地对罗普霍夫说：“你把我从地下室中解放出来了。”为此，她和罗普霍夫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一同交谈着如何过新生活的问题。罗普霍夫请他的朋友梅察洛夫神甫主婚，他们秘密地结了婚。　　玛丽娅早就担心女儿会爱上这位穷大学生。事情发生后，她气得发疯，在街上和人打架，回家又打了自己的仆人和丈夫。她想去打官司，但要花钱，她感到划不来。于是，她准备和罗普霍夫大闹一场，并叫埋伏好的仆人揍他一顿。可是，罗普霍夫走进她的家门，声音比她更大，使她发作不得。玛丽娅看到生米已煮成熟饭，只好自认晦气，回过头来讨好女婿，以便将来能得些好处。　　薇拉婚后和罗普霍夫一同以教书维持生活。他们按婚前设想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男女双方各居一室，互相尊敬，恪守礼节。每天他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后才能走进对方的房间，如果一方违反了约定，另一方便要提出警告。他们不大像夫妇，倒像是兄妹。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增进爱情，免得吵嘴”。　　薇拉结识了几个女工。她想开办一家缝纫工厂，并叫法国小姐柔丽给她介绍生意。晚上，她做了第二个梦。梦中她把人分为两类。一类人过着可耻的寄生生活，由于缺少劳动，他们正在堕落和腐烂，这种人便是贵族米哈尔；另一类人以残酷和卑鄙的手段在生活中挣扎着，以牺牲别人来养活自己，甚至把自己子女也当作捞回一笔财富的工具，这种人就是她的母亲。薇拉感到只有劳动的人才是真实的人。　　薇拉把一些失业女子组织起来，创办了缝纫工场。在工场中，她和女工们一同管理经济，平均分配红利，同时，她还请了丈夫的朋友来授课，向女工们传授知识和文化，举办娱乐晚会，和女工们一道郊游，过着愉快而充实的生活。　　罗普霍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是个地方法院穷书记的儿子。他有着“金黄色的发丝，深蓝的眼睛，笔直的、希腊型鼻子，小小的嘴巴，狭长的、白得惹眼的面孔”。他从12岁起便帮助父亲誊写公文，后来，一面求学一面教书。他和罗普霍夫一样，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背景，单凭“本身的力量给自己开拓一条道路”。从医学院毕业后，他获得了教授的职位。从外表看，罗普霍夫身子稍微粗大些，而吉尔沙诺夫则比较高。在罗普霍夫结婚的初期，他常上他们家去。后来他不来了，因为他发觉自己有爱上薇拉的征兆。于是，他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让它发展，并渐渐疏远了这个家庭。　　罗普霍夫由于得了肺炎，吉尔沙诺夫去给他看病，他对薇拉爱慕的感情又复活了。他再次抑制自己，有意和一个过去被他拯救，现在在薇拉工场当女工的克留科娃同居。　　薇拉做了第三个梦，梦见自己不爱罗普霍夫了。她认为：“罗普霍夫是个高洁的人，他是我的救主，但高洁只能引起尊敬、信赖……我需要那恬静而缠绵的爱情，需要在温柔情感里陶醉陶醉。”而这种感情正是罗普霍夫所缺少的。梦醒后，薇拉害怕自己的思想，她对丈夫变得更加亲热起来，而且也搬住在同一间房里了。她把自己的梦告诉罗普霍夫。罗普霍夫对她说：“你从前满足于那种爱，现在却需要另一种了。”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罗普霍夫开始思索起薇拉的梦来。他感到自己将要失去她的爱了。薇拉过去由于家庭压迫，和他一样过惯了孤独的生活，她渴望自由；现在她有了自由，但不能承受这种孤独；而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天性和嗜好，去满足她的要求。他想：“对了，这不是她们所需要的感情，我心中没有那种感情。”有一次，薇拉向丈夫公开吐露出她对吉尔沙诺夫的爱慕。她说：“我亲爱的，我爱他。”罗普霍夫回答说：“你自己考虑吧，怎样于你更好，你就怎样做。”他要她在他和吉尔沙诺夫之间选择一个，免得大家痛苦。薇拉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写信给罗普霍夫，表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　　罗普霍夫为了不给薇拉带来痛苦，假称要到他家乡里亚桑去看父母。薇拉送他上车。临别时，他对薇拉说：“爱一个人就是衷心希望他幸福，然而没有自由便没有幸福，你不愿束缚我，我也不愿束缚你。”不久，便传来罗普霍夫自杀的消息。这使薇拉很伤心，她不愿和吉尔沙诺夫结合了，甚至，想丢开缝纫工场离去。　　大学生拉赫梅托夫奉了罗普霍夫的嘱托来看薇拉。他是个革命者，祖先是个大贵族。但他对贵族阶级不满。他曾因找不到生活出路，思想感到苦闷。后来，在彼得堡认识了吉尔沙诺夫。从他那里，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开始了他的新生，他变成一个俭朴，能体贴百姓生活和痛苦的人，立志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考验自己是否经得起审讯和拷打的痛苦，他躺卧在一个钉满钉子的毡子上，弄得满身鲜血淋漓。他曾遇到一个爱他的年青寡妇（穿丧服的太太），但他拒绝了她的爱，因为他怕爱情妨碍他的革命工作。他漫游欧洲各地，拜访过费尔巴哈，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拉赫梅托夫来找薇拉，是要劝她不要离开工场，应当继续关心女工命运和幸福，并把一张罗普霍夫写的字条给她，转告了罗普霍夫自动离家和他对婚姻自由的看法。　　不久，薇拉收到一封从柏林寄来的信。署名是“一个退学了的医学生”。这是罗普霍夫写的。他在信中说明他的自杀是假的，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薇拉的婚姻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说他在国外已找到了职业，是拉赫梅托夫委托给他干的。与此同时，吉尔沙诺夫也收到罗普霍夫的来信，劝他和薇拉结合。于是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结婚了。　　薇拉筹建了第二个缝纫工场。婚后，她感到幸福，因为罗普霍夫过去并没有像吉尔沙诺夫那样从“爱”字的意义上爱过她。她随吉尔沙诺夫到医院去学医，想当一名女医生。这样既可保障妇女的健康；同时，也为了自立。她认为妇女没有完全独立，决不会有完全的幸福。　　一年后，薇拉生了个儿子叫米嘉。爱情在她和吉尔沙诺夫之间，成为一种鼓舞力量，推动他们更好地去工作。他们都这样认为：“爱情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唯有那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澈，双手矫健的人才算爱着。”　　薇拉做了第四个梦。梦见未来社会一幅光明美好的图景。“田垅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辉，原野上遍地是花朵”，人们积极、活跃而快乐。他们过着集体生活，男女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耕种用机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荒漠变成了良田。作家号召人们进入这样的社会：“未来是光明而美丽的，爱它吧，向它突进为它工作，尽可能使它变为现实吧”。　　过了一年。薇拉筹建的第二家缝纫工场走上了正轨。新、旧两家工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互相转让定货。她们还在涅瓦大街开了一间时装商店。工场里有一个新女工叫波洛卓娃（小名卡佳）。她父亲是个退了职的骑兵上尉。她因爱上了一个贵族青年索洛夫佐夫，遭到父亲的反对。为此，她病倒了。吉尔沙诺夫给她看病，了解了她的心事，便鼓励她振作起来。他答应帮助她和她所爱的人结合。他去劝说波洛卓娃的父亲，又去会见她的情人。但他在会见她的情人的时候，发现索洛夫佐夫是个轻佻浅薄的人，他所关心的只是钱财。于是，他把这事转告给波洛卓娃，要她打消自己的念头。波洛卓娃接受了吉尔沙诺夫的劝告，决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她便参加薇拉的工场当女工。　　罗普霍夫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期，他去过美国，在那儿，他为争取黑人解放而进行斗争。后来，他化名为毕蒙特回到俄国。结识了波洛卓娃一家，并爱上了波洛卓娃。他征得她父母的同意，他们结婚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两家搬住在一起。他们按照自己最喜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工场已发展为三个了。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信念。　　拉赫梅托夫因革命被关进监狱。出狱后，他和一向爱他的年青寡妇（穿丧服的太太）结了婚。他们一同走上了宣传革命的道路。　　鉴赏与分析　　《怎么办？》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开始写于1862年12月，完成于1863年3月。作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只花了4个月工夫把它写成，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上。　　在俄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新型作品。假如说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赫尔岑等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提出了“谁之罪？”的问题（赫尔岑在他的名著《谁之罪？》中，指出俄国专制农奴制是造成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则着重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以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具体回答了当时社会中两个重要的问题：即要从专制农奴制度下解放祖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青年一代要成为祖国人民有用的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作家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革命，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遵循“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原则。因此，《怎么办？》一书成为俄国，甚至是世界文学中社会政治小说的先河。　　《怎么办？》不仅有崭新的思想内容，在艺术风格和形式上与古典小说也迥然不同。如小说范围超出家庭圈子之外，缺乏环境与景物的描写，隐晦的表现手法，塑造了“新人”的典型，乐观主义等。　　首先，谈谈情节结构的特点。作品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爱情，一条是革命。爱情讲的是薇拉和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家庭、恋爱的故事。作家在这里采用了一个传统的情节，即描写三角恋爱，但不是按传统的办法去解决（即牺牲一方，当作悲剧来处理），《怎么办？》的结局是皆大欢喜。革命线索是号召斗争和提出理想。作家以隐晦曲折的方式穿插在爱情故事中。如罗普霍夫和薇拉关于“秘密未婚妻”的谈话（“未婚妻”是指事业的理想）；拉赫梅托夫的故事（号召革命斗争）；薇拉的四个梦（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纲领）；以及“布景变换”（暗示对社会革命改造的胜利）等。　　从情节结构的安排来说，作家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作品开头便写一个不知名的人开枪自杀的事件，使小说带有惊险小说的性质，容易瞒过检查机关的耳目。然后，才叙述故事开端、发展和高潮。作家在谈到这一安排的用意时说：“我运用了小说家惯用的狡猾！从中间或结尾处摘取出来的生动的画面开始小说的叙述，使它们蒙上一层迷雾，以便向读者投下钓钩和引人入胜的诱饵。”薇拉的四个梦是作品的中心环节。本来，做梦在外国古典小说中，不是一个新奇的手法。如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果戈理在《涅瓦大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都写了梦和梦境。但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光是以做梦来表现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是把梦作为提出理想的一种手段。它在作品中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主人公性格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作品的叙述手法和论说的独特的结合，也是结构的一大特色。俄国的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都不喜欢在作品中发议论，他们竭力使读者自己从作品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另一些作家如果戈理、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则在作品中积极表明了自己对事件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作品中，时而向读者说话，时而又转向主人公，时而又对假想的人物——“敏感的读者”进行讽刺性的谈话。在作家心目中，这“敏感的读者”是社会的庸人，他们没有高尚的志趣，没有了不起的教养（“他们的教养等于一只鹦鹉的教养”），对真正的艺术一无所知，但他们爱卖弄聪明，洋洋自得，时时处处与书中描写的事件和观点唱反调。他们代表了旧的道德和观念。作家通过对他们的谈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以积极态度对读者进行引导。　　“新人”典型的塑造是《怎么办？》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作家曾给作品加了一个副标题叫“新人的故事”。“新人”系指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如作品中的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波洛卓娃等。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俄国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主人公主要是贵族青年，尤其是“多余人”的形象。这是些能说不能行，思想与行动完全脱节的人物，他们意志消沉，对祖国人民没有作出任何贡献。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进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生活中涌现了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新的革命的领导力量。从阶级出身来说，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按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他们不是剥削者，也没有大笔田产。他们每一文钱，每一块面包，都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去挣得。因此，他们和贵族青年不同，他们更加接近人民，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利益。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把这批新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引作自己作品的主人公。　　促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和歌颂“新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及御用文人对平民知识分子的丑化和攻击。他们粗暴地歪曲平民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要求解放祖国的愿望。把他们写成“虚无主义者”，狂妄自大分子，揭发他们道德上的“污秽”等。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屠格涅夫，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两个“新人”的形象：《前夜》中的英沙洛夫，《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由于作家不同意他们的政治纲领，把英沙洛夫写成外国人，他来不及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夭折了；巴扎洛夫是个偏激分子，虚无主义者，他还来不及行动，也夭亡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立场完全不同，他极力肯定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并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辩护。在他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都是积极有为的，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把祖国从专制农奴制枷锁下解放出来，努力使自己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勇敢的、不动摇、不畏缩而善于承担工作的人”。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俄国文学中一个基本的问题——个人与集体的相互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说明，他的主人公把这两者关系处理得很好。新人们遵循着一条新的生活原则——“合理的利己主义”。即他的主人公认为：“我的好处是一切人的好处，我的幸福是大多数人的幸福，我的利益是公共的利益”。他们提倡个人利益的获得必须是合理的，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危害到社会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他们用这原则来处理生活、劳动与爱情。　　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被写成是最“平凡的”、诚实、正直、高尚的人。他们都热心于科学活动，但他们不是把科学当成猎取名利的手段，而是把它当作实现自己的理想，造福人们的工具。吉尔沙诺夫热心为病人看病，并成为病人的知心朋友。罗普霍夫兴致勃勃为女工上课，出国后，在北美洲为争取黑人解放而斗争。在对待友谊和爱情上，他们体现了崇高的道德面貌。罗普霍夫以平等互爱的原则去爱妻子，当他发觉妻子已爱上吉尔沙诺夫时，他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离开了她。吉尔沙诺夫发觉自己爱上薇拉时，为了不破坏朋友的幸福，有意躲开他们，不上他们家去。在爱情婚姻上，他们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喜欢一个人，这就是说希望他幸福”，并积极促进这幸福的实现，不是金刚怒目，引为仇敌。　　“新人”中，写得最出色的是薇拉的形象。作家以她的形象说明了一个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压迫的妇女如何走上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作家说：“我之所以讲述……她的生活，乃是因为我知道，她乃是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好的第一批女人中的一个。”同时，作家还把她当作妇女解放的榜样提出来的。她性格高傲、倔强。为了实现婚姻自由，她和小市民的家庭展开了斗争。当她选中心爱的对象时，便坚决和他结合。但她并不为个人获得自由解放而满足，她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在这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欧洲许多古典作家不同，多数作家都把自己主人公写到获得自由为止。如易卜生的娜拉就是这样，她们并不关心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关心的也只是个人幸福。这都说明了薇拉的形象比她们要高出一头。她积极组织缝纫工场，目的是为了改善当时妇女的经济地位，争取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她特别强调妇女要有独立的工作，这样在精神上才有“一根坚实的支柱”。　　作家通过薇拉的四个梦，一步步揭示了她的成长的过程。第一个梦，表现她对自由的向往，对受压迫姊妹的关怀；第二个梦，说明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走向解放和重生的道路，寄生生活和无所事事是一切腐朽现象的根源；第三个梦，揭示薇拉在爱情上复杂思想感情和她对合理利己主义原则的考虑；第四个梦，展现了她要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的蓝图。　　薇拉不是一个抽象追求妇女解放的人物。她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从个性上，她不是一个公式化的人物，她感情热烈，兴趣广阔，唱歌和弹琴都很出色。她既认真工作，又能纵情欢乐。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她是别具一格的新型的女性。　　在“新人”之上，还有一个“特别的人”——拉赫梅托夫。他是个职业的革命家和“新人”的首领。作家把他和罗普霍夫等人比较时，指出他们间的区别，就好像宫殿和房子一样。拉赫梅托夫要比他们高出一头。在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拉赫梅托夫是正面人物最高的典型之一。他集中地反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拉赫梅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他在革命的转变时期，“脱离了统治阶级而归附革命的阶级”。拉赫梅托夫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的贵族”完全不同。他宣扬的是暴力革命，而不是道德说教。最初，拉赫梅托夫为了把握革命理论，集中全力进行阅读；后来，他漫游俄罗斯，想法接近人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先后做过木匠、码头工人、拉纤夫、铁匠，一切卖气力的活都干，成为一个有着顽强意志和“特别的人”。他自觉地磨练意志，准备承受一切苦难。为了革命，他具有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　　作家描写拉赫梅托夫的形象时，正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日子（即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抗议沙皇政府对他的虐待，绝食了9天，这在俄国革命史上是第一次绝食）。因此，作家赋予这形象以顽强不屈的性格。强调指出这样的人是俄国特别需要的人，他们是“原动力的原动力，世上的盐中之盐”。拉赫梅托夫成为革命的化身。但在作品中，作家没有具体展示他的性格，在描写上，带有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　　《怎么办？》第三个特点是浪漫主义和乐观的情调。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把作品重点放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上面，由于作家看不到社会的新出路，作品充满忧郁悲观的调子，人物的命运往往都是以悲剧收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作品描写的重点放在对理想社会的展示和奋斗上面，坚信光明将战胜黑暗，美好事物将战胜丑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人物都是有理想、有目标，并按目标去行动、去实践。他们都有着顽强的意志和互助友爱的精神，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并不感到孤单。因此，作品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并给人以力量和鼓舞。但我们必须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作品中宣扬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的，它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距离。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的只是农民，依靠的也是农民革命，而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社会理想带有空想性质。　　《怎么办？》在发表时，受到严格审查，但作家把革命的内容掩盖得很好，以致沙皇审查机关没有发觉出来。小说发表后，则受到官方反动文人疯狂的攻击，诬蔑它是“最丑恶的作品”，宣传“畜性哲学”；但作品在进步思想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争相传阅，尤其是在大学生中流传广泛，大学生们在晚会上高喊着：“为了《怎么办？》的作者，为了他的主人公，为了他的理想，干杯！”　　《怎么办？》是列宁喜爱的作品之一。他极口称赞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文学能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我在一个夏天把《怎么办？》　　①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中发现了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在《怎么办？》影响下，列宁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其它的小说。普列汉诺夫谈到《怎么办？》一书的影响和鼓舞力量时说：“有谁没有被它吸引过？在它的崇高的影响下，有谁不变得更纯洁、更优秀、更朝气蓬勃和勇敢大胆呢？读了这部小说之后，谁能不对自己的生活再三深思，并严格检查自己的志向和爱好呢？我们所有的人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道德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怎么办？》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而且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和哲学、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值得我们很好地阅读和研究。①《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97页。   涅克拉索夫(1821—1877)　　涅克拉索夫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的创作以农民生活作为题材，诗歌朴素自然，富有民歌的风格。主要诗作有《货郎》、《严寒，通红的鼻子》、《俄罗斯女人》、《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同时代的人们》等。　　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作品概览　　故事发生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宣布废除之后。有一天，有七个善良的农民在大路上相遇了。他们来自粉碎省，悲苦县，穷迫教区所属的七个村庄。这些村庄的名字是补钉、赤脚、褴褛、荒凉、焚劫、饥饿和没有收成。七个农民一见面就争论起来，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呢？　　路加说是神甫，罗曼说是地主，德米昂说是官吏，麦德和伊凡兄弟说是大腹便便的商人，爱沉思的波荷说是沙皇的御前大臣，普鲁凡则说是沙皇。他们都固执己见，谁也不肯让步。争论一直继续到天黑。他们只好在路旁的一座树林里停下来过夜，并派人到附近村镇去买酒喝。　　借助于酒力，他们争论得更激烈了，甚至打起架来。全树林的生物都被他们大声嚷嚷，惊扰得不得安宁。一只幼小的田凫，在恐惧中从巢里掉落到地上。波荷上去把它拾了起来，小心地托在手掌上。他自言自语地说，假如农民有田凫那样的翅膀，他们将飞遍俄国，去寻找最快乐而自由的人。　　这时小田凫的妈妈飞回来了，听了波荷的话，它便请求农民放了它那可怜的孩子，它将告诉他们一个魔匣埋藏的地方，这魔匣能供给他们每天的饮食，这样他们便可以走遍俄国去寻找他们所要寻找的人。七个农民都高兴起来，立刻把小田凫放了。老田凫便说出了寻找魔匣的办法。　　七个农民沿着大路走去，在数到第30棵电杆树后，转进森林，并在两棵青松树下，挖起了一只魔匣。魔匣内有一块雪白的桌布。于是他们按田凫鸟教给他们的方法，念起咒来：“啊！法宝！给农民们酒和面包！”　　说也奇怪，魔匣内那块桌布自动摊开了。不知从哪里伸来两只手，送上一大堆面包、一罐酒、黄瓜、茶，还有克瓦斯饮料。七个农民高兴极了，便都解开了腰带，围拢在桌布旁边吃喝起来。他们还发下誓言：一定要在俄罗斯找到快乐而自由的人，否则他们决不回转家园！　　七个农民向宽广多沙的大路走去，路两旁栽种着单调的白杨，一直伸展到远方。农民沿途见到的是破旧、贫困的村庄，他们感到一阵阵心酸。偶尔也见到了新辟的村庄，但他们心中更增添了忧伤，因为新的茅舍，建筑在火后的废墟上。　　白天，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快乐的人。只是在黄昏时，一个神甫坐着马车迎面走来。农民们跑上前去，一字儿在大路上排开，挡住了马车的去路。神甫感到十分诧异。农民脱帽向他行礼，声称他们决不会伤害他。接着便由满是络腮胡子的路加说明他们漫游俄罗斯的目的，并要神甫告诉他们，他是否感到自己生活快乐而自由？　　神甫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他愿意在“和平”、“荣耀”、“财富”等三方面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神甫带着一种凄凉的声调说，他的教区广大，事务繁忙，一年到头，他所听到的声音是临死者的呻吟，病者的悲愁，孤儿的哀叫，这便是他作为神甫的“和平”。　　至于“荣耀”和“财富”，他经常被人称作“该诅咒的雄马”。人们在路上遇见了他，还感到倒了霉。过去俄罗斯帝国满是有钱的地主，他们滋生繁殖，神甫也得到很好的招待。地主的儿女结婚，受洗礼，以及他们死时的安葬，一切都由神甫安排。现在多少地主的庄园成了投机商人的财富，再没有人肯给神甫一件新的道袍或者一件祀神用的绣襦了。神甫只有依靠农民为生，可是农民是那样贫穷，只能得到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铜板。　　神甫说完了，轻轻地鞭打着马背，农民便让出道来，让神甫过去，还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路加原以为神甫的日子过得最惬意，现在他们听了神甫一番话，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六个农民便都嘲笑起路加来。路加只好默不作声，免得再引起一场斗殴。　　康士敏斯基村正在举行庙会，农民们便赶着前往参加。他们想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快乐而自由的人。这是个富庶和商业繁盛的村落，可是又脏又乱。村中有两座教堂算是出类拔萃的建筑。市场上挤满了人，堆积着各种货物，还有傀儡戏的演出。男人们穿着灯心绒的肥马裤，华丽花条的背心，和各色的汗褂；女人们穿着红衣，姑娘们的发辫装饰着鲜艳的带子。他们骄傲地游来逛去，如同水上的天鹅。一个老农正在为小外孙女挑选羊皮鞋，可是他没有钱，他把最后一文钱都喝酒喝光了。一个叫瓦林哥的好心作家帮他付了钱。老人高兴得竟忘了向他道谢！扭转身像小孩子似地跑了。　　晚上，七个农民来到村子尽头。在那儿，他们看到那位帮老人买鞋子的作家，正在向农民作调查，记录他们的生活，收集民歌和谚语。村里的男男女女都在狂欢痛饮。一个矮小的刚喝过酒的农民向作家瓦林哥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这个农民被称作裸体的甲各宾老人，家住在赤足村。他曾在彼得堡生活过，由于他和一个富商吵架，被关进监狱。出狱后，他便来到农村，用木犁耕种一小块土地。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度过了30个年头了。有一回，他为小儿子买了几张小画片，挂在茅屋里。这些画片他自己也喜欢得要命。不幸，村子里发生了火灾，老人一生的积蓄（约35个卢布）都葬送在火窟里了。他本来可以先把钱救出来，可是他却去抢救那些画片。结果他的卢布都熔成了一堆银子。　　甲各宾老人歇了歇，那位作家倒了两杯酒给他喝，并问他现在那些画片的下落？老人回答说画片仍然挂在他家里，不过，他还新添了几张。　　七个农民跑到一棵白杨树下，暗暗取出了魔匣，并念起咒语，于是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堆白面包，还有一坛酒。他们向喧嚣的人群喊道：“老乡们！谁能拿出事实来证明自己是最快乐的，他将得到一坛酒的赏赐！”　　从人群里最先走出的是一个被辞退了的伛偻的助祭，他的两条腿好像火柴棍一样。他说大地主、贵族、沙皇的领土是有限的，只有信神的人才享有无边无际的基督王国，因此，他是最快乐的人。但农民不给他酒喝，并叫他滚开！　　接着走出的是个独眼的老妇人，她脸上有麻子，脊背弯曲。她说去年秋天，在她那三尺来长的田地里长出了成千上万的萝卜。她感到自己十分幸福和快乐。农民们都笑了，同样没有给她酒喝。　　第三个走出的是个戴奖章的大兵。他肯定说他是个最快乐的人。第一，他至少打过20次仗，但他还活着；第二，他经常饿得半死，但死没有征服他；第三，他经常做错事，人们鞭挞他，他照样生存下来。大兵说得很爽快，农民便给了他一勺酒喝，至于一坛他还不够资格。　　第四个走出的是一个年轻的石匠，他肩上扛了把大铁锤。他说他的快乐就在力气上，他在一天之内可以打碎一座山。这时旁边走出一个哮喘着的老农，他要小伙子不要夸耀自己力气大，他年轻时力气也不小。那时他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干起活来一人能抵四人。一天，经理要他背砖到楼上去，那坏家伙一面夸他力气大，一面在他背上垒满了砖头，那重量起码有560磅。他由于年轻好胜，咬着牙把砖头背上楼去了。但此后，他的背再也伸不直了，接着，工厂把他解雇了，他几乎是爬着回到自己的村子来的。　　第五个走出来的是一个患了脚疯病的老侍从。他说他是快乐的，因为他当过帕里米特夫公爵的佃奴头领。他的妻子是公爵最宠爱的女人，他的女儿和公爵女儿一块学外国语。他自己患了脚疯病，那是一种高贵的病，只有在公爵府上喝法国香槟酒、匈牙利甜酒，喝多了才会患这种病。农民们不给他酒喝，要他还是去喝老爷的酒，他们的酒不合他的胃口。　　随后，又站出来一个流浪的白俄罗斯人，一个被熊打歪了脸的猎熊人，和一个褴褛的乞丐，尽管他们都说自己是快乐的，其实是毫无快乐可言。　　最后一个叫菲多希的农民说，如果要找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敢打赌伊米尔·吉铃就是。七个农民忙问伊米尔是谁？是贵族还是王子？菲多希说都不是，他是个庄稼人。于是他讲起了伊米尔的故事：　　什么年间记不清了。有一回，伊米尔在拍卖场和富商争购一座磨坊，卖主作难他，要他当场交清1000卢布的现款，否则他的磨坊不卖。伊米尔没现钱，便跑到市场上，把事情经过讲给农民听，他要求上市的农民先把钱借给他，他保证在一星期之内奉还。农民向来信赖伊米尔，都把钱凑足给他，让他买下磨坊，给庄稼人挣个面子。　　伊米尔为人诚实，办事公道，曾被农民推举为村正。只是有一回他做了错事：他把自己该送去当兵的小兄弟免了兵役，而把一个老妇人的儿子送去当兵。为了这事他一直受到良心的责备。一次，他在村民大会上痛骂自己是无赖，要求村民裁判他。随后他通过公爵把老妇人的儿子召回来了，把自己的兄弟送去当兵。同时他也辞去了村正的职务。　　农民经常到伊米尔磨坊去磨粉，他只收取诚实的代价。不久后，村子里的农民发生了暴动，沙皇派了军队前去镇压。伊米尔由于平时受到农民尊重，被认为是个危险人物。于是把他投进了监狱。　　天快亮了，狂欢的群众先后散去。七个农民也准备睡一觉。忽然一辆马车从大路上飞奔而来，车上坐着一个胖胖的矮小的地主，嘴里含着一根雪茄烟。他大约有60岁，两颊绯红，短外套，宽裤腿，像是匈牙利人的装束。当农民们围上前去时，他大吃一惊，很快举起了一支手枪对准了农民。七个农民向他解释：他们并不是强盗，只想问问他，地主的生活在俄罗斯是否快乐而自由？于是这个叫亚芳纳西·阿保特——阿保通夫的地主才放了心，跨下车来，坐在堤埂上向他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来。　　他说他生长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地主家庭。他有过5个厨子、18个音乐师、22个游猎的好手。秋天里，他们外出打猎，每个地主都带着100头猛犬，光是管狗的人就有12个。他生活在豪华和喧闹的生活里，他的每一个狂想都会得到满足，他的每一个意志就是法律，他到处受到人家的尊敬，日子过得这样的甜蜜。可是这一切现在都成了过去。贵族没落了，乡村里有暴乱，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遇见醉倒的农民、收税的官吏、波兰的流犯，或是地主与解放农民之间的仲裁官……地主说着说着，竟失声地痛哭起来。他说现在做地主还有什么乐趣呢，他已失去了那美好的天堂……　　七个农民来到一个叫做“无知的庸人”村。天气十分炎热，河岸上展现一片草地，一群农民正在割草。他们看到熟悉的农活，手头发起痒来，一齐跑下田去，帮那里的农民割草。他们干得很是起劲。不久，从河上传来一阵音乐，有三只船朝他们开来。割草的农民告诉他们，这是老地主郁德登公爵带着他的一家来巡视田地了。　　郁德登公爵有着雪白的胡子，头戴着红顶的白色高帽，鹰钩鼻子，他的左眼灰暗而呆滞，伛偻着身子，如同冬天的野兔。他在两个儿子，两个美丽的媳妇，一大群仆从的簇拥下上了岸，农民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向他深深地鞠躬。老地主忽然看到一个草垛有些潮湿，便大骂农民是在糟蹋主人的财富，村正克里木加便叫农民赶快把草垛拆了，重新摊开晒干。　　当公爵回到船上去吃午饭的时候，老农维拉苏斯加，便向七个农民讲起郁德登公爵的故事来：　　郁德登有无穷的财富，脾气古怪得出奇，他在欢乐中度过了一生，不知什么叫做限制。俄国农奴制宣布废除后，省长亲自去通知他。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和省长大吵起来。为此他当天就中风了。他的儿子媳妇们为了安慰他，便骗他说政府的政策又改变了，农奴制不再取消。老地主心里高兴，病也渐渐好转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媳妇们又去和农民商量，要农民在老地主面前仍然维护主奴关系，等到老地主死了，他们便可以得到河边那片肥美的草地。　　当时村正是维拉苏斯加，他不愿意领导农民干这样的事。可是多数农民想得到河边那块草地，答应了少东家的条件。维拉苏斯加便辞去村正不干。一个叫克里木加的便自动出来当了村正。这是个放荡而又狡猾的人，他把自己的职务扮得很像。后来，他竟真的帮地主欺压起农民来，甚至把一个叫彼得罗夫的农民折磨死了。　　郁德登公爵在船上一面进餐。一面命令人奏乐。一位老年奴仆依俾特，始终不离左右地照顾他。公爵一时高兴，开怀畅饮起来。他那美丽的媳妇为他唱歌助兴。吃饱喝足后，公爵躺下来睡觉。就在这时，他第二次中风了。不一会儿，他死了。　　农民闻讯后互相地望了一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扮演农奴的角色终于到了卸装的时候了。于是他们要求地主少爷履行诺言：把草地划归给他们。可是这时少爷变卦了。农民和地主打起官司来，老农维拉苏斯加被推举为农民的代表，可是这场官司，农民是难以胜诉的。　　七个农民来到“被剥光”村访问。据说村里住着一个勇敢而快乐的农妇，名字叫玛特罗娜，外号叫“省长夫人”。他们正是要去访问她。　　玛特罗娜有着高大丰满的身体，健壮得像头母牛，看上去她已有38岁了，头发已经斑白，黧黑的面容，有着大而漆黑的眼睛，穿着短短的围裙和白色的上衣。她向农民们走来，肩上荷着叉。七个农民问她是否快乐而自由？她惊奇地回答说：“兄弟们，你们干的是一桩蠢事！”但她还是把他们让进了屋子，对他们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她说她出生在一个勤劳而节俭的家庭。她从小就下地干活，后来嫁给一个修炉灶的工人，公公婆婆、小姑子都对她很坏，她凡事忍耐，每天默不作声地劳动着。丈夫对她很好，但他在公婆和小姑子的挑唆下，有一回竟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叫都马。　　在这家庭中，只有老祖父沙维里同情和照顾她。老爷爷已经100岁了，灰白而蓬松的长发披散在两肩，浓密的胡子，至少有20年没有修剪了，走起路来蹒跚着，像一匹毛发毵毵的巨熊。他孤独地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家里的人常骂他是“囚徒！罪人！”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和伙伴们活埋过一个地主派来的总管（那是一个很凶、很狡猾的德国人）。为此，他被捉去坐了20年牢，后来又被流放了20年。老爷爷从春天到秋天，常到野外去采草莓和菌子，有时也用网捕野兔。在严寒冬天，他多半是躺在热炕上度过的。　　老爷爷很喜欢小都马。玛特罗娜下地干活，便把小都马放在爷爷的小屋里，让他照料。不幸，有一天，沙维里睡着了，猪仔们袭击了小都马，把他弄死了。沙维里痛苦地爬到玛特罗娜脚边，面容惨淡得如同一张白纸。他请求她宽恕他的过失。为此，她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理睬沙维里。村正和神甫想敲她的竹杠，竟诽谤她和老爷爷私通，小孩子是他们共同谋杀的，并喊来了医生剖尸，把她气得简直要发疯了。　　沙维里爷爷自小都马死后，精神变得恍惚起来。后来，他到一个远方的教堂会作悔罪性礼拜，并给小都马坟头带回来一个木质十字架。不久，他死了。死前他交代要把他葬在小都马坟墓的旁边。　　玛特罗娜生了第二个儿子小斐都加。这孩子从小善良，当他长到8岁时，她的公公把他送去给人放羊。有一回，饿母狼叼走了一头羊羔，小斐都加受到村正的毒打。她为了救孩子也受尽凌辱。接下来，她怀了第三个孩子，可就在这时，她的丈夫被捉去当兵了。家里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她悲哀、哭泣。她上省城去找省长，跪在省长夫人面前哭诉着她一家遭到的不幸。忽然她一阵剧痛，身体里有什么炸裂似的，眼前变得一片漆黑，她失去了知觉。她早产了。　　省长夫人倒还有慈悲心肠，可怜她的遭遇，便请求省长把玛特罗娜丈夫放回家来。从此以后，全村的人都称她是“幸运的人”。玛特罗娜说完自己的身世，便对七个农民说，他们想在俄国妇女中寻觅快乐而自由的人，简直是做梦。她曾听到一个信神的老太婆说，妇女快乐而自由的钥匙早已遗失，是上帝自己把它弄丢的。　　“地蚕”村的农民举行全村公宴，欢庆农奴获得解放。这村子坐落在伏尔加河岸，原先是郁德登公爵的属地。七个浪游的农民也被邀请参加。老村正的好友邻村的助祭特里封也被邀请到会，和特里封同来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沙瓦和格利沙。他们都是神学院的学生，温和而朴实。在欢宴时，人们要求助祭和他的儿子为大伙唱一支“欢乐之歌”，他们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在歌词中唱出了昔日农民的苦难：　　“沙皇抓去了儿郎，　　贵人夺去了姑娘！　　只剩一个残废者啊！　　与家人长在。　　在神圣的俄罗斯，　　百姓们过得多么快活！”　　唱完歌，一个曾在男爵府上当过家奴的维金蒂给大伙讲了忠仆约卡仆的故事：　　约卡仆的主人是个瘫痪的地主，他一年四季陪伴主人玩纸牌，消愁解闷，他对主人的话唯命是听，百依百顺。他背着主人上车下车，外出游览观光。约卡仆有一个心爱的侄子要结婚了，可是地主却把他送去当兵。这使约卡仆伤心到了极点。有一回，他背着主人上了车子，驾着马车往山林驰去。他把车子停在一处溪谷旁，自己爬上一棵松树，当着主人的面，上吊自杀了。地主在山林中叫唤了一整夜，第二天一个猎人发现了，才把他送回家。　　接着，香客伊阿纳向大伙讲了“两个最恶的罪人的故事”。他说从前有12个著名的强盗，他们的头儿叫古德尔。有一回，他在基辅附近抢来一个美丽的少女，他白天伴着她，夜晚则与伙伴外出抢劫。后来他良心萌发了，打死了他的主要帮凶，还割掉了情人的脑袋，把财富散给教堂，把刀子也埋藏在地下。他赤脚巡礼到耶稣的坟墓，为自己赎罪。之后，他又穿上僧人的衣服，像个隐士那样，在一株巨大的橡树下栖身，日日夜夜地进行祈祷。　　上帝怜悯了这个悔罪的人，打发先知来对他说，要他用杀过人的刀子砍倒这棵橡树，那么他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了。这棵橡树三个人也抱不拢来，加上那时古德尔已衰老疲惫了，但他还是虔诚地砍着树。有一天，来了一个贵族格拉可维斯基，他是一个富足而又残忍的地主，人们都恨死了他。他向古德尔夸耀他对农奴施行的暴行，并嘲笑古德尔的悔罪行为。古德尔怒不可遏，突然向格拉可维斯基扑去，将刀子插进了他的胸膛。这个贵族恶人刚刚倒地，那棵大橡树也倒下来了，大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古德尔的灵魂从此得救了。　　一个马车夫向大伙讲了农民格里布罪恶的故事：　　格里布在一位将军的田庄上当村正。那将军快死时，交给他一个金盒子，盒中装着他死后要格里布宣布解放的8000个农奴的名单。这事被将军的一个远房亲戚知道了，他以财富、自由、幸福贿赂了格里布，使他隐瞒了将军的遗嘱，使8000农奴继续沦为奴隶。　　格利沙听了故事十分生气，站起来谴责了这种失去人格出卖同伴的奴婢性格。他认为这是农奴制度长期教养的结果他的话受到人们的称赞，他的父亲为儿子的聪慧，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老村正瓦拉士拍着格利沙的肩膀说：“但愿上帝也送你一些金子和银子和一个健康又勤快的好妻子。”格利沙说，他不要金子，也不要银子，只要俄罗斯的农民获得自由和快乐。　　这样的宴会一直继续到天明。天亮后，助祭的两个儿子沙瓦和格利沙扶着酩酊大醉的父亲转回家去。他们一面走，一面歌唱，歌声如伏尔加的洪钟那样和谐、那样响亮而有节奏　　格利沙是个宽肩膀的瘦削青年，因为在教会学校里营养不足，他们的家庭也很贫困。兄弟俩放假回到村里，经常帮农民做些轻活，人们都喜欢他们。尤其是格利沙立志要成为俄罗斯歌唱自由的热情歌手，歌唱广大农民的哀愁、苦难和解放。他经常跑到野外听农民割草时唱的歌声，到河边洗澡，听纤夫唱船夫曲。汲取民歌的养料，创作出歌唱俄罗斯母亲的新歌。　　鉴赏与分析　　《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王冠。这是一部描写农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总结了诗人长期以来对俄国农民生活、他们的历史命运和未来道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美学观和政治主张。长诗写作达13年之久（1863—1876），全诗共分四部。第一部完成于1865年，第二部《最后的地主》完成于1872年，第三部《农家妇人》完成于1873年，第四部《全村的欢宴》完成于1876年。　　这部长诗正如他的妹妹安娜·阿列克塞耶夫娜说的“是他的宠儿”。构思很广阔，诗人描写了俄国农奴制的没落、旧的地主生活方式的灭亡。尤其是诗人用农民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俄罗斯农民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可悲的现状。诗人想把“二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对俄国农民的了解都溶注进去，号召人们为扫除农奴制残余，争取自身真正的解放而斗争。涅克拉索夫说：“我想在一篇连续性的故事里阐述我所知道的关于人民的一切，我们从他们口中偶尔听到的一切，于是我计划写《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这将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史诗。”　　长诗主题基本上围绕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庄稼人的幸福”问题，二、谁是俄罗斯快乐而自由的人？　　庄稼人有没有幸福？长诗回答是：无论在农奴制废除前和废除后，庄稼人都没有得到幸福。废除前不用说了，废除后在当时社会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御用文人和自由主义贵族，极力赞美沙皇的农奴制改革，他们把它称作“伟大的创举”。1861年，自由主义诗人罗捷格依木在《俄罗斯通报》中写道：“从祖国的天空上闪耀着自由之光……我们的俄罗斯已成了自由人们的乐土。”1868年《欧罗巴通报》中，对改革后的农民生活描绘了一幅幸福的景象：“农民的房舍根本改善了，穿的衣服较为华丽了，而这当然不是贫穷的标帜，恰恰相反，这乃是较诸以前很大的富裕的标帜。”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揭发了沙皇这种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奥加辽夫在1861年《警钟》上写道：“新的农奴制代替了旧的农奴制。总而言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沙皇欺骗了人民。”当涅克拉索夫听到“农奴制改革”的消息时，他气忿地说：“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啊，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啊！”为此，他在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通过农民的口，对这次沙皇的改革评价说：　　“那种沙皇的高贵的文书，　　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呀！”　　老农瓦拉苏士加曾侍候过老爷，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也相信“改良”。不久，他看出来了：“那是无结果的，或者还要更坏更不幸。”另一老农维拉苏斯加沉痛地说：　　“多久，多久了，　　我们，——不单是我们，　　我们的全俄罗斯的农民　　忍受了这些地主。　　而且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快乐，　　也不是为了金钱或取笑，　　也不只是两月或三月，　　乃是我们的一生！　　但现在又有什么改变呢？”　　以上农民的话，也是涅克拉索夫对沙皇农奴制改革的态度。长诗是在沙皇宣布农奴制废除后写的。诗中农民并不感到“废除”后自己有幸福，因此，他们要走遍俄罗斯去寻找自由幸福的人。诗的开头就写到他们来自粉碎省，悲苦县，穷迫教区的补钉、赤脚、褴褛、荒凉、焚劫、饥饿、没有收成等七个村庄。这些村庄的名字便是当时农村破产和贫困的代名词。庄稼汉的幸福，正如诗中所说的：　　“唉！农民们的幸福呵！　　满是窟窿的补丁衣服，　　又是驼背，又是到处的胼胝，　　慢步地踱回家去！”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农民的歌手，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同情他们的苦难，揭发贵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他所写的农民并不是逆来顺受的，而是“心的雷霆当轰震，血的雨滴也沸腾”的人。他们有着美好的心灵和强大的力量，顽强地追求自由和幸福。　　农民沙维里是一个俄罗斯勇士的形象，人民的复仇者。他的生活道路具有典型意义：由沉默忍耐到反抗斗争。他坚强得像熊一样。在老爷的皮鞭下，他忍受了18年的压迫。但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于他明白了“忍耐——也毁灭，不能忍——也毁灭”。于是他领头和农民伙伴一起，活埋了德国总管。为此，他被判处20年的苦役、20年的流刑。但他并不后悔。人们说他是“刺字的”、“囚犯”，他自豪地回答：“是刺字的，但不是奴隶！”　　长诗中另一农民甲各宾老人，是农民贫困的化身和真理的代言人。他生活在赤脚村，被称为是“裸体的甲各宾”。他整天伴随着木犁在地里干活，他的模样也像泥土一样，无数的皱褶，如同天旱时泥土的裂纹。他的喉咙也像棕黄而坚硬的干土块。他的睑色像砖。他是一个率直、诚恳、聪明的俄罗斯人，他凭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清楚地知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他们头上站着三个压迫者——上帝、沙皇和老爷，“干活是一人，分红却是三人”。　　当过村正的伊米尔·吉铃是一个受群众信赖的农民利益的保护者，维拉苏斯加老人是个善良而又热心肠的人，奥加普是个骄傲、顽强、不驯服的农民。诗人怀着敬意和热爱的心情，描写了勇敢、积极、干练的农民形象。　　同时，诗人也描写了在农奴制度下，农民的社会分化。鞭答了那些奴颜婢膝、失去农民人格的人。如郁德登公爵的忠仆依俾特是个令人作呕的形象。他不希望农奴获得自由解放，当人们把“自由令”给他看时，他气愤地说：“好罢！好罢！你们去享你们的快乐去！但我仍然要做郁德登公爵的奴隶。”帕里米特夫公爵的仆人，以他在爵府上得了脚疯病而自傲。仆人约卡仆，当他知道主人把他的侄子送去当兵时，他进行奴隶式的反抗——当着主人的面上吊自杀。还有一个叫格里布的，成了农民的“犹太”，他为了私利，销毁了地主关于解放8000农奴的遗嘱。　　涅克拉索夫写到这些农民的败类时，讽刺地说：　　“那些天生来奴性的人，　　有时像狗一样；　　对他们的惩罚越残忍，　　他们服侍主人也越恭顺。”　　但诗人认为过分地对他们责备也不合适，他们的性格是在长期的奴隶制环境中养成的。所以诗人在诗中写道：　　“因为有了大蛇，才会有小蛇，　　是农奴制度生了贵族们的　　忠心的约卡仆　　还有格里布的罪恶。”　　妇女的形象在长诗中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女主人公玛特罗娜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农村妇女，她的生活反映了一般农村妇女的悲惨的命运。她从童年起就过着忙碌的劳动生活，6岁的时候就喂鸭子，把母牛赶回圈。后来，她耙田、纺织。出嫁后她默默忍受公婆的责骂、小姑子的欺凌、丈夫的拳头。猪仔咬死了她的头生子，可怕的饥年和兵役，火灾和炭疽热，但这接连不断的打击，并没有使她低头。她当面痛骂审讯她的官吏为“魔鬼”、“刽子手”，扑倒在儿子身上替他受罚，这个大胆的乡下女人，还独自跑去求见省长。　　玛特罗娜的形象比涅克拉索夫别的长诗中塑造的形象（如《奥琳娜——兵士的母亲》中的奥琳娜，《严寒，通红的鼻子》中的达丽亚）前进了一步。诗人强调了她身上那种反抗不合理、不公平现象的特点。在俄国诗歌中，玛特罗娜是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但诗人通过玛特罗娜的形象也指出了宗法制农民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他（她）们看不见摆脱苦难的出路。沙维里晚年力图在宗教中寻求安慰，玛特罗娜则相信“好沙皇”和“慈善的老爷”。　　与农民相对立的是贵族地主的形象。涅克拉索夫在长诗中以尖锐的讽刺来描写他们，表现了他们是没落的过时的阶级，已经无法再适应新的生活了。诗人认为农奴制改革把锁链绷断了，但环扣的两端反拨，一端打在地主身上，一端打在农民身上。贵族地主由于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他们的庄园也破落和荒芜了。　　阿保特——阿保道夫是个中等的地主。他的特征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是一头笨熊（在俄文中，他的名字含有傻瓜——笨蛋的意思）。他迷恋在农奴制下，地主的权威：　　“你走过一乡村，　　农民碰到你，　　跪下来五体投地　　你穿过树林，　　巨大的古树也折腰，　　向你致敬。　　你散步在田边，　　黄金的细长的麦穗，　　欣喜地，也会向你请安，　　博取主人的欢喜。”　　他认为在农奴制度下，他是农奴的全权支配者。他可以随意处置农奴，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拳头就是狱吏。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他悲伤得哭泣起来。农民们看着他那歇斯底里的模样，都禁不住笑了。　　郁德登公爵更是一具衰老的僵尸。他的名字在俄语中是“鸭子——余孽”的意思。他的形象和行为充分体现了地主阶级的垂死挣扎。他一生刚愎自用，认为自己是“上帝许可，沙皇的宪章上载明”的农民的永世不变的主人。自然他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当他知道农奴制被废除的消息时，他几乎气绝。他的儿子们为了使他苟延残喘，叫一批农民仍然装着是他们家的奴隶。于是这位专横的老爷又发号施令起来。他命令一个70岁的寡妇和一个7岁的男孩结婚；他解雇了更夫，因为他的狗竟敢对老爷狂吠；他下令牧人禁止牛羊哞叫，以免吵醒老爷睡眠……　　长诗号召人们必须用暴力来消灭贵族地主。在最后一章中，《关于两个最恶的罪人的故事》便包含了这方面的寓意。强盗头子古德尔杀死了凶恶的地主格拉可维斯基，结果他一生的罪孽被上天赦免了。诗人肯定了以暴力除掉人民的压迫者是正义的事业。　　那么，在俄罗斯谁是快乐而自由的呢？长诗的回答是：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去行动，去斗争的人，就是最快乐而自由的人。诗人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平民知识分子，塑造了格利沙的动人形象。　　格利沙是一个来自人民的人。他是教堂职员和女佣人的儿子，从小就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苦难。当他15岁时，他就下定决心：“要以他的全部生命，来为人民谋幸福”。他在歌中唱道：　　“人民的命运，　　人民的幸福，　　人民的自由和光明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尽管他的面前可能摆着“痨病和西伯利亚”。但他认为哪里有灾难和叹息，他就要第一个到那里去。　　格利沙不仅是一个寻求人民幸福的战士，而且是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他在他的《俄罗斯之歌》中赞美了他所热爱、但又灾难深重的祖国：　　“你很穷困，　　你也很富足，　　你很强盛，　　你也很衰弱，　　俄罗斯，我的母亲！”　　他坚信祖国会有光明的未来，因为“无数的队伍正在奋起，他们的力量决不能被摧毁”。格利沙性格上的许多特点都很像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洛留波夫，涅克拉索夫曾称杜勃洛留波夫为“理性的明灯”。因此有的评论家认为格利沙的形象就是影射杜勃洛留波夫的。诗人以格利沙的形象来号召青年一代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同时，诗人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正当俄国70年代民粹派知识分子号召“到农村去”的时候。许多青年读了长诗都深受格利沙的鼓舞。　　《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原来的构思比现存诗作要浩大。诗人在作品中不仅写神甫、地主、贵族、平民知识分子、农妇，而且还要写身居要职的官员、大腹贾、沙皇。最后七个农民经过长期流浪，来到彼得堡，他们和沙皇进行对话。可惜由于诗人去世，这部作品未能写完。但作品提出的中心问题“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在第四部中已作了圆满回答。当时一个乡村女教师玛洛塞莫娃读了长诗深受感动，她写信给涅克拉索夫说，她是幸福的，因为她生活在人民中，而且正在为人民服务。　　长诗在艺术上有很大特色。无论情节结构、语言运用都与民间口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七个农民漫游俄罗斯寻找快乐的人的构思和民间文学中寻找幸福和真理的童话是相一致的，有魔力的宝匣、桌布、会说话的马都具有童话的幻想成分。　　长诗中穿插了大量的按民歌、民谣的格式创作的歌曲。如《食盐之歌》、《饥饿人之歌》、《船夫曲》、《俄罗斯之歌》等。这些歌曲既独立地揭示了生活的内容，又很好地起到衬托主题和渲染气氛的作用。如描写小都马的死和玛特罗娜的艰难生活时，采用大量的民间哭诉调，《食盐之歌》表现了俄国内地人民食盐的困难，《饥饿人之歌》表现了在农奴制度下广大人民的贫困，《船夫曲》反映了伏尔加河上船工生活辛酸，《俄罗斯之歌》衬托了格利沙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　　长诗语言具有明快、通俗、朴素、简练等特色，并包含大量的民间谚语和成语。比喻和形容语带有民歌特色和铺饰成分。如：“太阳分给他光辉，冰雪分给他皎丽，罂粟染红了他的嘴唇。”“老爷的话，只不过如同蚊虫嘤嘤，但农人的咒骂，却如斧头劈击。”“你的美发如金闪亮，你的贞洁便是银，你的倾泻的眼泪，也粒粒如同珍珠。”　　总之，诗人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使长诗富有传奇性和民歌风格，还带有民间的幽默感。长诗大部分都用无韵的自由诗体写成，但节奏明快，通俗易懂。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戏剧家。他的作品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贵族道德上的堕落，但一些作品有美化宗法制生活和家庭道德的倾向。主要剧作有《来得容易去得快》、《狼与羊》，喜剧《肥缺》、《自己人——好算帐》，悲剧《大雷雨》，历史剧《冒名为皇的德米特利与瓦西里·舒依斯基》等。　　大雷雨　　作品概览　　伏尔加河上有座美丽的城市卡里诺夫。自修出身的机器匠库力金坐在沿河公园的游椅上，两眼凝望着河水，河对岸是一派乡村的景色。库力金被大自然的美景所陶醉，一边唱着歌；一边对正在散步的朋友库得略西说：“我的老弟，我天天看伏尔加河看了五十年，可是我老是看不够。”　　不远处，商人提郭意正在抡胳臂骂侄子鲍里斯。这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只要不合他的意，他见谁骂谁。库得略西是他店里的事务员，最了解他的性格。他对库力金说，提郭意就像只挣断了锁链的狗，他真想联合四五个青年，在那条小胡同里，当面治治他。他这种人是欺软怕硬的，谁要是对他硬，他便像根丝线似地软下来。库得略西经常顶撞他，如果提郭意骂他一句，他便还他十句。最后，提郭意只好“呸”的一声走开。　　提郭意责骂侄子不该离开店铺出来溜达，鲍里斯说今天是节日，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可干。提郭意怒气冲冲地说：“你要是想做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事情做。”鲍里斯感到很是委曲。鲍里斯的祖母安菲瑟·米哈伊洛芙娜是个有钱的商人。她在去世前曾交代把一份遗产分给孙儿鲍里斯兄妹。为此，鲍里斯在父母去世后，从莫斯科来投奔叔父。可是提郭意不肯把财产分给侄子，他要鲍里斯留在他铺子里工作，吩咐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个月发给他工钱。　　提郭意在家里是个暴君，连他自己的儿女都讨不到他的欢心，更别说是鲍里斯了。提郭意的妻子每天早晨总是流着眼泪向大家恳求说：“好朋友，求你别惹他生气！好孩子，求你别惹他生气！”要是谁在早晨惹恼了他，那可不得了！他一整天逢人就骂。如果他在外面受了别人的气，回来便找家里人出气。有一次一个骠骑兵在伏尔加河边的渡口上把他大骂了一顿，为此，他家里的人有两个礼拜都躲到顶楼里或堆房里，不敢露面。　　鲍里斯待叔父发作过后，来到公园里。他对库力金诉苦说：“哦，库力金，我在这儿真难受极了，因为我不习惯这个地方。大家都用冷眼看我，好像我是多余的，好像我妨碍了他们似的。我不明白这儿的习惯。我知道这都是我们俄罗斯的乡土习惯，但是，我总觉得跟它合不来。”库力金回答说：“先生，你跟这些习惯是永远合不来的。”　　库力金念过俄国诗人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他认为罗蒙诺索夫是个天才，是个出身于平民阶级的人。他真想写首诗，把卡里诺夫城的野蛮风习好好地讽刺一番。　　鲍里斯出来溜达，还有一层原因，他爱上了有钱的寡妇卡巴诺娃的媳妇卡杰林娜。但她家门深似海，难得有和她见面的机会；至于她那严厉而冷酷的婆婆在城里就找不出第二个。卡杰林娜的丈夫奇虹是个软弱的人，他在母亲面前只会百依百顺。因为这天是节日，卡巴诺娃亲自带着一家人出来散步。鲍里斯从老远就看见了，他便把自己藏了起来，想偷看卡杰林娜一眼。　　卡巴诺娃一边走着，一边教训着家里的人。她说：“父母对你们严厉，是为了爱，骂你们，也是为了爱，父母总是希望你们好。”她责备儿子爱妻子胜过爱妈。她说：“自从你娶了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奇虹说他怎么敢这样；卡杰林娜也说，奇虹一直是孝顺妈的，至于她自己则把婆婆当作母亲一样地看待。卡巴诺娃见卡杰林娜插嘴，便很不高兴地说：　　“要是人家没有问到你，我看你还是少开口吧。不要替他求情，少奶奶；我不会委屈他，别害怕！你要知道，他还是我的儿子；这一层你可别忘了！干吗你要在我们眼前装得这么怪甜蜜的！要叫人家知道你疼丈夫吗？我知道，知道；你老是把这一套当面做给人家看。”　　卡杰林娜受了委屈，便不客气地回答说：“干吗要这样冤枉人家呢？”奇虹怕妻子和妈吵起来，便赶快说：“妈，我们日日夜夜替您祷告，求上帝保佑您健康和幸福，还保佑您万事如意。”　　卡巴诺娃便问儿子，他愿意为了母亲把妻子抛开吗？奇虹说他为什么要抛开一头呢？他两头都爱。卡巴诺娃训斥他说，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养成妻子怕他。如果媳妇不怕丈夫，那她更不会怕婆婆，家里还有什么规矩？如果他一味对妻子温存，不骂她，不吓唬她，将来出了事怎么办？　　奇虹点头称是，但他心里很委屈。当卡巴诺娃走开后，他便抱怨卡杰林娜，说妈给他过不去，都是为了她的缘故。他的妹妹瓦尔瓦拉抱不平说：“怎么能怪她呢！妈难为她，你也难为她。而你还说爱妻子呢。我看见你就烦得慌。”　　奇虹被妹妹抢白了几句，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便独自上酒馆喝酒去了。　　卡杰林娜是个美丽和具有活泼思想的女子。自从出嫁后，她便像关在笼中的鸟儿一样。她对瓦尔瓦拉说：“人为什么不像鸟儿那样会飞呢？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一只鸟儿。当你站在山上的时候，你就想飞。你觉得会跑，会举起胳膊，会飞掉。”　　她回忆起未出嫁时，过的是多么自由欢乐的日子。妈是那样疼她，把她打扮得像洋娃娃似的，她想上哪儿，便上哪儿。现在却好像什么都给捆起来了。她预感到有场什么灾难要降临了：要吗，她要重新开始过一种生活；要吗，她会死掉。夜里，她老是睡不着，总听到一种低低的声音温存地向她说话，就像鸽子咕咕地叫着一样。有个人紧紧地、紧紧地抱着她，把她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于是她便跟着他走，走……她发觉自己并不爱丈夫，她爱的是别人。只要那个人向她招招手，她就会从家里逃出去，永远不会再回来。　　一个疯疯颠颠的贵妇人，从伏尔加河岸上走来。她手里拄着拐杖，后面跟着两个戴三角帽子的仆人。她朝着卡杰林娜和瓦尔瓦拉说：　　“喂，美女们？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等小伙子，等情郎吗？你们快活吗？快活吗？你们的美丽让你们感到高兴吗？可是美丽会把你们带到那儿去的。（她指着伏尔加河）那边，那边顶深的深渊里去的。”　　卡杰林娜浑身哆嗦起来。她说那疯颠的贵妇人真吓人，好像替她预言了什么。瓦尔瓦拉说有什么可怕呢！一个傻老太婆，一只老乌鸦。人人见了都讨厌她，城里连孩子们都躲避她。　　伏尔加河上天空忽然变得灰暗起来，一场大雷雨将要来临了。卡杰林娜心情感到十分紧张，她想起刚才她那些念头，真是一桩罪过啊。她邀瓦尔瓦拉乘雷雨未来，赶快回家去。　　卡巴诺娃由于信神，家里经常有一些香客往来。女香客菲克鲁莎就是她家里的常客。但这些爱嚼舌的老太婆，除了传播一些荒唐的新闻外，说不出一句聪明的话。　　奇虹要出门去办事，全家都为他准备行装。瓦尔瓦拉悄悄地对卡杰林娜说，待奇虹一走，她们要好好玩一玩。她说：“你嫁得太早了，你做姑娘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地玩儿过，所以你的心还静不下来。”她还说，她早瞧出卡杰林娜心上有另外一个男人：每次卡杰林娜遇见他时，脸上便泛出一片红霞，这是确凿不移的爱情的证据。卡杰林娜也供认不讳，她喜欢鲍里斯。她说她无论想什么，他都好像站在她眼前似的；她要控制自己，可是办不到。瓦尔瓦拉要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只是不要让人知道就好了。瓦尔瓦拉还神秘地告诉她，鲍里斯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地点和她会会面呢。　　卡巴诺娃把奇虹领到圣像跟前，要他跪下起誓：他出门去，一切都得依照她的嘱咐去做。奇虹起了誓。卡巴诺娃又要他当面交代妻子：在他出门后，对婆婆要孝敬、守规矩。奇虹也照样交代了一番。卡杰林娜认为这是婆婆有意要侮辱她。她由于心里烦闷，要求和奇虹一道走。可是奇虹说，他自己正需要乘这次出门，去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要妻子不要缠住他。　　卡巴诺娃嫌卡杰林娜和丈夫告别时搂了奇虹的脖子，大发雷霆，骂她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她应当跪下来和丈夫告别，而不是搂呀抱的。她训斥说：　　“你老夸口，说你爱丈夫；现在，我才看出你是怎样爱他的了。任何一个贤惠的妻子，跟丈夫分别，都会躺在台阶上大哭上个把钟头。可是，我知道，你满不在乎。”　　卡杰林娜回答说，她不会大哭，为什么她要惹人家笑话呢！卡巴诺娃说，这不是一件难事，要是真哭不出来，假哭一通也是好的。　　瓦尔瓦拉以暑热为借口，要求母亲同意她和卡杰林娜一同搬到花园亭子里去睡。同时，她还偷来一把花园小门的钥匙，小门可直通野外。她对卡杰林娜说，如果她要会见鲍里斯的话，便用得着它了。其实呢，她自己也正需要它，她和提郭意的办事员库得略西相好，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鲍里斯和库力金一同到林荫道上散步，这是个宁静的夜晚，清新空气和花香从伏尔加河对岸的草地上飘过来，天空是那样澄清。库力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天空当头，银河迢迢，　　繁星无数，苍穹缈缈！”　　他惋惜沿河有这么好的一条林荫路，可是没有人来散步，人们只是在节日来走走罢了。穷苦人没有工夫散步，他们一天到晚得干活。富人呢，天一黑就把大门上闩了，他们口头上说是为防止盗贼，实际上他们在那铁锁后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到这条林荫路上散步的只有那偷情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从睡眠中偷一两个钟头的空，一对对地出来溜达。库力金指给鲍里斯看，在不远处正有一对情人在亲吻。　　鲍里斯仔细瞧瞧是瓦尔瓦拉和库得略西。瓦尔瓦拉也看见了鲍里斯，便向他招手，要他过去。瓦尔瓦拉用头巾把脸遮住。她问鲍里斯知道她家花园后边的那个谷地吗？鲍里斯说他知道。瓦尔瓦拉要他到那儿去，有人在等着他。然后，她溜回自己的家里去了。　　一条小径从卡巴诺娃花园的小门通向灌木丛生的谷地。库得略西坐在一块石头上弹着六弦琴，他瞥见鲍里斯走来，便半开玩笑地说：“吓，老实！老实，可是你也出来溜达来了。”他要鲍里斯留神，不要让卡杰林娜受苦，她丈夫固然是个傻瓜，可是婆婆却凶狠极了。　　瓦尔瓦拉来了，她告诉鲍里斯，卡杰林娜在后面，要他等一会儿，说完，她便搂住库得略西走了。卡杰林娜包着一条白色的大头巾，慢慢地沿着小径下来。鲍里斯迎上前去，卡杰林娜显得很惊慌。她惴惴地说：“你为什么要来呢？我的魔鬼啊，你为什么要来呢？我是个结了婚的女人；我非跟丈夫一块儿活到死不可。”鲍里斯说他来是听从心的召唤。他倾吐了自己对卡杰林娜的爱慕心情和相思的痛苦。卡杰林娜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早就爱上你了。你好像为了诱惑我才到我们家里来似的。我一见你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了自己。”就这样，他们好上了。　　节日的一天，伏尔加河岸的林荫道上游人络绎不绝。商人的太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出来游荡。可是天不作美下起雨来，散步的人们都到一座古老建筑的拱门下避雨。提郭意也来了，人们都向他鞠躬，做出恭敬的样子。在他后面跟着光着头的库力金。库力金要求提郭意为了公众的利益捐点钱，以便把他发明的计时器安装在林荫道上，给散步的人们指示时间。提郭意一听到钱就发火，他骂库力金是个强盗、骗子，有意要来敲诈他，他挥挥手走了。　　卡杰林娜和鲍里斯在奇虹出门后，过了十天自由的生活。可是正当他们沉溺在爱情欢乐之中的时候，奇虹却提前回来了。卡杰林娜急躁得像害了疟疾病一样。她脸色苍白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她不敢抬起头来看丈夫。她这一失神的举动，被卡巴诺娃注意到了。她用蛇似的眼光盯着她，卡杰林娜显得更加心慌和痛苦。卡巴诺娃要儿子追问卡杰林娜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并命令儿子打她，逼她招供。奇虹遵照母命，打了卡杰林娜几下，卡杰林娜什么也不说，只是哭。　　瓦尔瓦拉和库得略西的事，也被卡巴诺娃知道了，她拼命地折磨女儿，瓦尔瓦拉受不了啦，便和库得略西一同逃走了。　　节日这天，卡巴诺娃照例也带着儿子媳妇到林荫道上散步。在雷雨袭来的时候，卡杰林娜很恐慌，认为这是上天对她的惩罚。她走到墙边跪了下去，当着丈夫和婆婆的面，公开承认了她和鲍里斯的关系。然后她在雷鸣中，昏倒在丈夫的手臂上。卡巴诺娃要儿子把卡杰林娜看管起来，听从她的发落。　　提郭意知道了侄子和卡杰林娜的关系，便把他骂了又骂，决定把他送到西伯利亚一个朋友的铺子里去当伙计，三年之内不许回来。鲍里斯在出发之前，想见卡杰林娜一面；而卡杰林娜也正要找鲍里斯，她从家里逃了出来。他们在伏尔加河岸遇见了。卡杰林娜伤心地说，她自从认识他那天起就是不幸，得的欢乐少，悲哀却这么多。她要求鲍里斯现在把她带走，她要像冲出牢笼的鸟儿那样远走高飞。可是，这时鲍里斯却犹豫起来，他回答说他不能。他怕叔父，还有旁人会怎么说呢。他独自走了。　　卡杰林娜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她对着伏尔加河失声痛哭起来。然后，她走到悬崖上向伏尔加河纵身一跳，一阵浪花便把她淹没了。　　河岸上的人们看到有人跳水都惊叫起来。正在散步的库力金连忙跳进河里，把卡杰林娜打捞上来。可是，卡杰林娜撞在一条船的船锚上，已经断气了。奇虹和卡巴诺娃随后也赶来了。库力金把尸首放在地上，愤怒地对卡巴诺娃母子说：　　“这是您的卡杰林娜。随您把她怎么办吧！她的身体在这儿，把它拿去！但是她的灵魂现在可不是您的了：她现在正站在比你们更慈悲的审判者的面前！”　　奇虹扑在卡杰林娜的尸身上哭了起来。卡巴诺娃说：“得啦，哭她才罪过呢！”　　奇虹一反平时可怜的模样，抬起头来，冲着他母亲喊道：　　“您毁了她！您，您，您……”　　卡巴诺娃气急败坏地喝道：　　“你说什么呀？难道你疯了吗？你忘了你在跟谁说话吗？”　　奇虹倒在妻子尸体上，失望地叫道：　　“卡嘉，你倒好了！你为什么把我留在世上受苦呢！”　　鉴赏与分析　　《大雷雨》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写成的，发表于1860年。剧本的基本冲突体现了当时两股社会力量的斗争。以代表新生力量，急取自由独立的卡杰林娜为一方，和以代表顽固守旧势力的卡巴诺娃、提郭意为另一方。虽然这种冲突由于力量悬殊，卡杰林娜遭到失败，但作品预示了黑暗残忍的风习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正如卡巴诺娃忧心忡忡说的：“年头儿不对了。”　　这场冲突的背景是伏尔加河畔的外省城市卡里诺夫。剧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这个城市一幅恐怖的图画。在这里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封建家长制和旧道德主宰着每一个家庭。钟表匠库力金曾对这座城市生活有过概括的描述：“我们城里的风俗是残忍的，残忍的！在这些小市民里，先生，您所看见的只是粗暴和赤贫。可是我们就跳不出这个圈子！因为凭公正干活，我们只能赚到一口饭吃。有钱的人想把穷人当作奴隶，好利用穷人不值钱的劳动去榨取更多的金钱。”　　剧作家通过库力金的口，揭发了这城市的阶级压迫、贫富对立的现实；而且还揭发了有钱人家庭生活的隐秘。库力金说，每当天一黑下来，阔人们都把门上了闩，连狗也被赶了出去，他们闩起门来并不是防止盗贼，而是不让人家看见，他们怎样虐待他们的佣人，怎样折磨他们的眷属。在那些门闩背后，流了多少眼泪，没人看见，没人听见！　　俄国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在他著名的评论文章《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曾把这种残酷的、野蛮的社会生活称之为“黑暗王国”。在这王国里人们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野蛮地掠夺和剥削他人。　　卡里诺夫的居民对外界事物毫无所知，他们只能从香客那里打听到一些马路新闻。香客菲克鲁莎说有一个国家，“做皇上的是土耳其苏丹谟罕默德”，另一个国家是“波斯苏丹谟罕默德”；还说有个地方，“那儿的人全长着狗头”。女仆格拉莎问：“为什么他们长狗头呢？”香客回答说：“因为他们不信正教。”　　卡里诺夫的上层人物都敌视文明与进步。提郭意认为库力金安装避雷针是一桩罪过。他说：“打雷是老天爷处罚我们，好让我们改过；可是，你却要用杆子什么的去挡它，真罪过！”卡巴诺娃反对人们“为了贪快”去乘坐“火龙”（火车），她深恶痛绝地说：“你就是撒金子给我，我也不坐它。”　　守旧和愚昧是卡里诺夫居民的两大特点。自学成功的钟表匠库力金曾企图改良本城的风俗，开导人们，可是他得不到支持失败了。正如他在歌中所唱的那样：“夜的黑暗在天空中弥漫，人们都已紧闭双目安眠。”　　生活在“黑暗王国”中的人们可分为三组形象：统治者、反抗者、牺牲者。　　卡巴诺娃和提郭意是“黑暗王国”统治者的形象。这是一对无独有偶，互为表里的人物。他们都缺乏文化教养，在家庭中实行家长制的专横统治。只是卡巴诺娃更加守旧和伪善，提郭意更加粗暴和野蛮而已。　　卡巴诺娃是古老家训的守护者，她认为旧道德比新道德好，老人比年青人好。她教训儿子说：“不要指责你的长辈！他们比你知道得多。老年人对于什么事情都有先见之明。老年人决不会随便乱说的。”她用老一套的家规庭训去折磨家里人，就像锈在侵蚀铁一样。当奇虹要出门的时候，她要他跪在圣像面前起誓，要他吩咐妻子：眼睛不能盯着窗外看，更不许看年轻小伙子。要卡杰林娜跪在丈夫面前和她的“主人”告别。她要求家里人对她毕恭毕敬，不许有任何越轨行为。她对他们威胁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想要自由自在的。不过，你们还得等一等；等我断了气，你们就可以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卡巴诺娃虔信宗教。她恪守宗教一切仪式，按时做祷告、上教堂、守斋期、施舍、在家里接待香客等。她这样做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免得死后遭到“地狱中永劫烈火”的焚烧。但她那表面的伪善行为并不能掩盖她那内心的冷酷和自私。当她知道卡杰林娜发生了越轨行为时，她第一个念头便是把她“活埋”。当卡杰林娜跳河自尽时，她不许奇虹下河去打捞尸体，库力金把尸体打捞上来时，她又不许奇虹哭。在她的专制淫威下，一家人搞得四分五裂。正如她儿子说的亲人不像亲人，彼此倒像仇敌。结果是卡杰林娜断送了生命，瓦尔瓦拉弃家出逃了，奇虹成了不幸的人。　　提郭意是个顽固商人的典型，他具有飞扬跋扈、粗暴专横的特点。在家庭中他整天“靠骂人过日子”。他习惯于别人在他面前服服贴贴。家里人为了不惹他生气，只好低声下气地生活着。　　提郭意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把金钱看作是命，钱进了他的腰包，就不肯再掏出来，要是谁向他讨工钱或要钱，他便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他向卡巴诺娃解释他这种心情说：“譬如说，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我得还你钱；可是，如果你来跟我要的话，那我就要骂你。我还是还的，不过，我骂还是要骂的。因为，只要一对我提到钱，那我浑身都会冒火儿，简直浑身冒火儿，就这么一回事；暧，在这种时候，我会平白无故地骂人。”为了钱，他克扣工人工资，虐待亲属，吞并侄儿的财产；并把鲍里斯当作佣人使唤。　　他仗着自己有钱，任意地凌辱和欺压别人。库力金要他捐献十个卢布，为本城安装一座计时器，他便向他咆哮说：“你要听我说这句话吗？那么你就听吧！我说你是个强盗，那就完了！你要跟我打官司还是怎么着？那么，你就会知道，你是一条蛆。我高兴放过你，就放过你；我高兴踩死你，就踩死你。”他那蛮横的态度已经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城里的人都这样议论他：“像沙威尔·普里柯费耶维奇这样爱骂人的人，你就找不出第二个。他平白无故地欺侮人。”　　但提郭意也有他色厉内荏的一面，他遇上比他强，更厉害的人，也只好忍气吞声。一个骠骑兵曾教训过他一顿，伙计库得略西也弄得他无可奈何。　　提郭意的语言充满粗话和骂人的字眼（如蠢货、蛆、强盗、骗子、懒虫）等，正好体现出这位“黑暗王国”代表的精神面貌。　　剧作家对卡巴诺娃和提郭意的揭露和讽刺是对俄国专制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有力抨击，体现了作家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黑暗王国”的反抗者以卡杰林娜为代表。她是戏剧的中心人物。这是个爱好自由、充满着诗意幻想的人。她不能容忍自私虚伪的生活，敢于反抗野蛮的风习。按杜勃洛留波夫的话来说，她体现了“‘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卡杰林娜的生活可分作三个阶段：　　一、充满诗意的婚前生活。卡杰林娜向瓦尔瓦拉描述她婚前生活时说：“我像只脱了笼的鸟儿似的，无忧无虑地过日子。我妈非常疼我，把我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似的，一点事情也不叫我做；我老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是一早起来；夏天的时候，我们到泉水里去洗澡，带水回去，把家里所有的花都浇遍了。我有好多好多花儿……一直到吃午饭，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后那些老婆婆便躺下来睡午觉，而我呢，就到花园里去散步。然后，我去做晚祷，晚上大家又来讲故事，唱歌儿。真有意思！”　　卡杰林娜是个感觉敏锐的少女。她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欣赏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也喜欢民歌和民间传说。她具有爱幻想的特点，在梦中见到了金色的圣殿、奇异的花园，听到了精灵的歌唱，闻到了松柏的清香。她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香客和巡礼者所讲的故事代替了书本。从她那幼小的心灵里便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她经常跟妈妈和香客们上教堂会，“到了教堂就跟到了天堂一样”。每当“天气好的时候，光柱从圆屋顶上射下来，在这种光柱里，烟雾像云彩似地飘荡，我好像看见天使们在这里面唱歌儿和飞翔”。　　每当卡杰林娜回忆起她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时候，她感到多么幸福啊！　　二、充满窒息和压抑痛苦的婚后生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她嫁给了一个“没有头脑”，在母亲面前只会百依百顺的丈夫，他不会体贴妻子，卡杰林娜也不爱他。她过的是奴隶式的生活，行为受到束缚，人格受到凌辱，婆婆像恶魔般的专制。开始时，她曾以最大的毅力来克制自己的感情。她尊敬婆婆，努力寻求与丈夫感情上的和谐，并且做一点慈善事业，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后来，她发觉这一切都是徒劳，她无法过这种虚伪的，像坐牢一般的生活。她对瓦尔瓦拉说：“家里变得这么沉闷，闷得使我只想逃走。因此我就这样想：如果我能自由的话，那我现在就会驾着一叶轻舟，唱着歌，沿着伏尔加河浮荡，或是坐在一辆漂亮的三套马车上，拥抱着　　卡杰林娜有着炽热的感情和刚烈的性格。早在她6岁时，有一回家里惹恼了她，她便乘黑夜划着船逃到很远的地方去。她说：“我天生就是这种烈性子。”自然，她感到在卡巴诺娃家里呆不下去了，便坚决地要冲出这个牢笼。　　三、追求自由理想的生活。正当卡杰林娜憋闷得慌的时候，她结识了鲍里斯。鲍里斯有着诚实、谦逊的品质；在精神世界方面，他比周围的人要高出一头。他不满“黑暗王国”的生活原则，和卡杰林娜有着共通的思想感情。加上他受到叔父的压迫，无异于卡杰林娜遭到婆婆的虐待。这一切都使卡杰林娜感到她觅到了一个知音。他们由怜爱同情发展为热烈的爱情，尽管卡杰林娜迈出这一步，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她那自由的意志终于战胜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她对鲍里斯说：“让人家知道好了！让人家看见好了！我既不怕为你犯罪，难道我还怕人家的裁判吗？”　　可是，鲍里斯在关键时刻却拿不出勇气来，拒绝了卡杰林娜提出把她带走的要求。新的出路找不到，回到婆婆家再过旧的生活，她又不愿意。这样她只有跳河这条路了。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把卡杰林娜的自杀悲剧，看作是“对卡巴诺娃那帮人的道德观的抗议，这是一种坚持到底的抗议，不管在家庭的折磨之下，或在这个可怜的女人纵身投入的那个深渊之上，都发出了这种抗议”。　　莎士比亚善于在他的悲剧中，通过主人公的死给周围人们以巨大的影响，《罗米欧与朱丽叶》或《哈姆莱特》都有这特点。同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也达到这种艺术效果，在剧本结束时，甚至连平时软弱的奇虹也鼓起了勇气，指控母亲是害死卡杰林娜的罪人。这样便画龙点睛地说明了作品的主题，预示了“黑暗王国”的必将崩溃。　　“黑暗王国”的牺牲者以奇虹、鲍里斯为代表。他们都听命于自己的长辈，虽然他们对旧的道德原则不满，但又没有胆量与之斗争。奇虹说：“我讨厌这个家；我没脸见人；我想干活儿，可是我又不会动手。”鲍里斯说：“你们这些坏蛋！你们这些恶棍！嘿，要是我有了力量的话！”这说明了他们是没有本事，也拿不出力量来的。　　奇虹从小就缺乏自己的意志，母亲怎么吩咐他，他便怎么做。他对母亲说，“妈，我从来没有违背过您的意思。”“妈，我可不想过独立生活。”他爱妻子，但又不得不遵从母命折磨妻子。烦闷时，他只有去喝喝酒，或借出门的机会来逃避母亲的监督。　　至于鲍里斯，他抗议卡里诺夫市民的粗野无知，厌恶商人阶层的生活，但他只会抱怨命运不好，为了未来的遗产，他不敢违拗叔父的意旨。他和奇虹一样同情卡杰林娜，也真诚地爱她。但他却不真正了解卡杰林娜的心灵和尊重她那自由的意志。因此，他和奇虹对卡杰林娜的死，也应当负一部分责任。　　《大雷雨》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成就。　　首先，剧本大量采用外景来衬托人物内心活动和加强戏剧效果。　　全剧共五幕，除了第二幕剧情发生在卡巴诺娃的家里外，其余四幕都采用了外景。伏尔加河是贯穿全剧的固定的背景。第一幕开始时，剧作家便有意地，把自然美景和卡里诺夫城野蛮风习对照起来：一方面是库力金对伏尔加河风景的诗意的赞美，他在哼唱着：“在平谷中，在高原上……”另一方面是提郭意在河岸上吹胡子瞪眼睛教训侄子，他破口大骂：“懒骨头，你给我滚！”　　“雷雨”在作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分别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第一幕第九场，正当卡杰林娜萌发了对鲍里斯的爱情，产生了从家里出逃的念头的时候；第二次在第四幕，奇虹的提前归来，卡杰林娜感到在丈夫面前是有罪的，她在雷雨中吐露了真情，并在丈夫臂膀上失去了知觉。第二次“雷雨”把剧情推向高潮。　　“雷雨”的作用有二：一是衬托人物紧张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二是作为一种预兆，渲染了悲剧气氛（但也带来了神秘色彩）。　　其次，性格的相互补充和对照。剧本中人物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他们相映成趣，并起着互相补充和说明的作用。如卡巴诺娃和提郭意在气质和性格上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卡巴诺娃称提郭意为“我的朋友”；提郭意则对卡巴诺娃说：“全城能够跟我谈谈的只有你一人。”　　卡杰林娜和瓦尔瓦拉性格在对照中出现，她们都具有自由反抗的意志和追求美满爱情的理想。但卡杰林娜诚实，瓦尔瓦拉爱说谎。卡杰林娜说：“我不会骗人，也不会瞒人。”瓦尔瓦拉说：“可是，不这么办是不成的；你得想想，你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咱们一家子都过的是欺骗的生活。我本来也是个不撒谎的人，可是，到了必要的时候，我就学会撒谎了。”瓦尔瓦拉对问题的思考很简单和干脆，而卡杰林娜则显得深沉、犹豫和矛盾。当然这和她们的身分和处境也有关。　　奇虹和鲍里斯也是在对照中出现的，但前者庸俗，后者纯朴。无力反抗和意志软弱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库得略西和库力金也构成对照。他们都是意志坚强的人，对“黑暗王国”敢于反抗。但库得略西关心的是自身幸福，库力金关心的是集体福利。库得略西善于自卫，库力金富于同情。　　第三，作家在塑造人物时，采用了象征和表意的姓名，借以强调人物性格的特征。如卡巴诺娃俄语意为“野猪”，提郭意意为“野蛮”，强调出他们愚昧和专横的特点。库得略西意为“愉快”，强调出他那无忧无虑和机灵的特点。这种表意的起名方法，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其他剧本如《贫非罪》、《深渊》、《穷人暴富》里也有所表现。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早年受过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情农民，揭发农奴制。写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等。六、七十年代，是托尔斯泰从贵族自由主义立场向宗法制农民立场过渡时期，写作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80年代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公开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写作了长篇小说《复活》。　　战争与和平　　第一卷　　作品概览　　1805年7月，宫廷女官安娜·芭芙洛芙娜在彼得堡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到会的有上流社会名流。发·西利·塞尔格维支·库拉根公爵是第一个到会的贵族。他说起话来懒洋洋的，这是个惯会拍马逢迎的人，他常爱说这样一句话：“我是忠心的仆人”。他有个女儿叫爱仑，像白昼一样的美丽，大儿子依包理特是个低能的外交官，小儿子阿那托尔是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他们一家都出席了晚会。一位叫德路别兹卡雅的公爵夫人，要求库拉根把她的儿子保理斯介绍去当禁卫军军官。公爵答应了。到会的还有一个刚从国外受教育回来，初次踏入社交界的彼埃尔。他“笨拙，肥胖，是一个宽肩大汉，双手又大又红”。他是莫斯科著名的伯爵别素号夫的私生子，奉父命到彼得堡来寻找职业，他是个拿破仑的崇拜者。　　到会的，还有年青的公爵安德来·保尔康斯基。他是个“身材不高而极美丽的年轻人，具有明确而冷静的面貌”。他的妻子莉萨是个矮小而活泼的女人。安德来原先认识彼埃尔，他谈到他就要上前线去打仗了。在晚会上，人们交谈着法国和俄国日趋紧张的关系。会后，彼埃尔去拜访安德来。他对安德来说：“为自由而战，我便最先从军，但帮助英、奥会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指拿破仑——引者）是不对的。”　　保理斯经库拉根公爵介绍要到军队去服役了。他母亲带他到莫斯科看望亲戚罗斯托夫伯爵一家。伯爵夫人和其女儿正在过命名日。伯爵夫人是个具有东方式瘦脸的女人，她养了12个儿女，但多半夭折了。伯爵是个平庸的人，他不如妻子能干。他们的大儿子尼古拉是个大学生，正和伯爵15岁的甥女索尼亚恋爱。保理斯来到后，和伯爵13岁的小女儿娜塔莎也闹起恋爱来。娜塔莎是个黑眼睛，大嘴巴，不美丽，但十分天真活泼的女孩子。　　彼埃尔在彼得堡没有选定职业，又回到莫斯科。这时别素号夫伯爵病得快死了。他的家族围绕他的遗产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库拉根公爵因和别素号夫伯爵沾点亲，主动跑来张罗。他和伯爵三个女儿勾结起来，想瓜分遗产，排挤彼埃尔。但别素号夫已事先立好遗嘱，要把财产让给彼埃尔继承。库拉根公爵没占到便宜，反自讨了没趣。　　安德来把妻子送回他父亲的领地童山后，便上前线去了。他是俄奥联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的副官。1805年10月司令部设在奥地利的不劳诺地方。11月库图佐夫亲自检阅了一个步兵团。由于副总司令马克将军所率领的部队被法军消灭，使俄军处境困难。库图佐夫下达了向维也纳撤退的命令。他指挥的三万五千俄军遭到拿破仑指挥的十万法军追赶。10月28日，库图佐夫军队渡到多瑙河左岸，因受伤、落伍、战死，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一。不久，维也纳也失守了。法军大队随后淹至。库图佐夫命令名将巴格拉齐昂以四千轻骑兵去号拉不儒恩阻挡法军。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屠升炮兵上尉和他的战士们表现得极顽强勇敢，终于把法军遏止住了。11月12日，库图佐夫退军到奥尔牟兹，这里已经聚集了八万俄奥联军。第二天，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他是个美丽的年青的沙皇）和奥王检阅了军队。20日与法军在奥斯特里茨进行会战。原先库图佐夫估计形势对俄军不利，不同意这次会战，但年青好胜的亚历山大一世和将军们执意要这样干。法军由拿破仑亲自指挥战斗，他“骑着灰色小阿拉伯马，穿了蓝色军大衣”，这天正好是他的加冕礼周年纪念日。会战从清晨五时开始直到下午五时结束。俄奥联军大败溃逃，连亚历山大一世和库图佐夫都受了伤。安德来受了重伤，他一人倒卧在卜拉村山上，看着高远的天空，想起了“荣誉”和“自私心”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过去他一直为获得“荣誉”而奋斗，现在他感到“一切是空虚，一切是幻觉”。拿破仑巡视战场，发现了安德来，便命令把他抬下去治疗。由于安德来伤势较重，法军转移时，把他留给了当地居民。　　第二卷　　作品概览　　1806年，罗斯托夫伯爵的大儿子尼古拉从前线告假回到莫斯科。他是个英俊的骠骑兵中尉。老伯爵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他当作“最好的儿子和英雄”来欢迎。　　彼埃尔自父亲死后继承了大笔遗产。势利的库拉根公爵便把女儿爱仑嫁给他。爱仑是个放荡的女人，成天沉溺于舞会中，她对丈夫缺乏真诚的爱。一次，她和军官道洛号夫勾搭上了。为此，彼埃尔和道洛号夫进行了一场决斗。彼埃尔把道洛号夫打伤了。一星期后，彼埃尔叫妻子搬到田庄去，自己上彼得堡了。在彼得堡，他参加了一个宗教组织“共济会”。后来又到基辅视察自己的田庄。他在田庄上实行农业改革，并着手解放农奴，但他是个缺乏实际经验的人，他受到管家的愚弄和欺骗。他到保古恰罗佛去看望安德来公爵（他伤愈后已从前线回来）。并向他宣扬共济主义（主张博爱和虔信上帝），安德来却对他说：“你的学说说服不了我，而是生死在说服我。”安德来自奥斯特里茨会战受伤后，内心起了很大的变化。不久前，他的妻子莉萨又因分娩谢世了，他情绪消沉，正在探求人生的意义。　　1807年6月，发生了弗利德兰会战。俄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战后，宣布停战。俄法两国皇帝亲自参加了在提尔西特的和约签订仪式。　　安德来公爵在自己的田庄上，进行解放农奴的尝试。他使三百个农奴变成了自由农民，并使另一部分农奴以免役税代替了强制劳动。在一次盛大的舞会上，由彼埃尔的介绍，安德来认识了娜塔莎。现在娜塔莎已经16岁了，出落得很标致。她原先的爱人保理斯想和一个有钱的女子结婚，已把她丢弃了。娜塔莎舞跳得很出色。在安德来心目中，娜塔莎是他看到的第一个美女，“她的魔力之酒使他陶醉了”。不久，安德来向娜塔莎求婚，她和她的父母都同意了。但安德来的父亲反对，婚事暂时被搁下来。　　1810年9月15日，罗斯托夫伯爵家举行了一次大型的打猎。出动了130只猎狗和20个骑马的猎人。娜塔莎和她的弟弟彼恰也都争着参加了。路上，他们又会合了他们家的远亲——伯伯的猎队，一道往山林进发。最初，他们放出猎狗活捉了一只母狼。中午时分，开始猎狐狸。这时，罗斯托夫家的仆人和地主伊拉根家的仆人发生了争执，经双方主人调解，依拉根邀请尼古拉·罗斯托夫的猎队，到他的领地猎兔子。依拉根有只黑眼红花的猎狗是用三个农奴的家庭换来的。他对自己出色的猎狗“啧啧”称赞不已。尼古拉放出自己心爱的黑花猎犬想和依拉根的狗比试一番。刚好，这时跳出一只母兔，尼古拉和依拉根的狗都扑空了，而伯伯的狼犬却把兔子扑倒了。这种胜利，使这位老人高兴得连声音和手都抖动起来。　　天晚了，尼古拉兄妹接受伯伯的邀请到他田庄米哈洛夫卡歇息。晚上，娜塔莎欣赏车夫米戚卡弹琴。伯伯一时高兴也弹起六弦琴来，他弹得美极了，娜塔莎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直到晚上10时，老伯爵夫妇派马车来接他们回去为止。　　在爱仑家举办的跳舞会上，花花公子阿那托尔追求娜塔莎。这位意志不坚定，带几分稚气的女子竟爱上了他，并自动地解除了和安德来的婚约。阿那托尔要把娜塔莎拐骗到国外去。但他们约定逃走的计划，被索尼亚听见了，她转告给了娜塔莎的教母玛丽娅。为此，娜塔莎出逃不成，生起病来。彼埃尔跑来劝慰娜塔莎，并把阿那托尔已经结婚的事告诉娜塔莎。娜塔莎才知道自己受骗了，气得要服毒自杀。彼埃尔得知自己的妻子爱仑也参加了阴谋活动（她为自己弟弟阿那托尔拉线），便气冲冲地对她说：“您在哪里，哪里便有堕落和罪恶。”安德来见娜塔莎已变心，便托彼埃尔把娜塔莎的相片送还给她。　　第三卷　　作品概览　　1812年，拿破仑从德累斯登到波兰，命令军队渡过聂门河（俄国和波兰的界河），对俄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令侍从武官巴拉涉夫送信给拿破仑，指出其背信弃义的行为，要求他撤军。拿破仑不予理睬，把大军推进到维尔那。7月15日，莫斯科群众聚集在斯洛保大宫前，由俄皇进行战争总动员。他要求商人出钱，贵族供给民团。人们一时被爱国热情所鼓舞，彼埃尔愿出一千志愿军和全部给养。　　安德来在战争爆发后，上了前线，担任轻骑兵团团长。尼古拉·罗斯托夫被晋升为上尉，在战斗中因表现勇敢，获得了乔治十字勋章，并被任命为轻骑兵指挥官。斯摩棱斯克是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俄法两军在这里举行了会战。拿破仑命130门大炮向城里猛轰。俄军总司令巴拉克·德·托利是个不孚众望的指挥官，他和第二军司令巴格拉齐昂也配合不好。接着，斯摩棱斯克失守。8月8日由萨退考夫元帅等组织军事委员会，认为战事失败是指挥不统一。建议撤换托利，改任库图佐夫为司令官。提案获得沙皇批准，于是库图佐夫重返第一线。　　皆尼索夫中校向库图佐夫提出要去组织游击队，打击入侵的法军，库图佐夫赞同了他的计划，派他去了。库图佐夫想把他心爱的副官安德来调回司令部，但安德来说，他已习惯了他的团队。面对着这两位出色的军人，库图佐夫感到：“占领要塞不难，打胜仗却难了，我们不要猛攻，却需要忍耐和时间。这两个战士比一切都强，要让法国人吃马肉”。　　1812年8月26日，爆发了波罗金诺会战。波罗金诺是莫斯科的门户，形势十分险要。在会战前一天，法国王宫总监德·波赛从巴黎带给拿破仑一件皇后送他的礼物。礼物是皇太子（即“罗马王”）的画像，他一手举笏，一手捧着地球。拿破仑当时患了伤风病，但他还亲自向全军宣读文告，并鼓动说：“胜利带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他命令副王牟拉亲率军队攻占波罗金诺村，法军集中了102门大炮轰击俄军阵地。　　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彼埃尔在会战前一天来到前线。他的坐骑中弹倒下了。他在慌乱中登上了拉叶夫斯基山冈。那儿是俄军炮兵阵地。兵士想赶跑他，但看到他和善沉着，便让他坐在一旁观战。彼埃尔被兵士们的英勇行为所鼓舞，自动参加搬运炮弹。一颗炮弹把他震昏了。法军冲上来。他和一个法国军官肉搏，直到俄军重新占领阵地为止。　　法军的进攻受到俄军猛烈抵抗。前线指挥官纷纷向拿破仑要求增援。法军大炮已增至200门。但俄军在库图佐夫沉着的指挥下，仍坚守着阵地。安德来被炮弹炸伤。战斗是空前残酷的，战斗到最后，俄法双方都筋疲力竭了。兵士没有食物，没有休息。“任何看到零乱的俄国后方，或法国后方，只要任何一方再作一点努力，就会把对方打垮。”可是双方都没有力量了。守在阵地上的俄军损失了一半，法军大队损失了四分之一。　　俄军司令部在农民家举行军事会议。对是否放弃莫斯科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参谋长别尼格生为首的一派，主张保卫神圣的古都。但当时俄军损失惨重，后备弹药已无法补充。摆在俄国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损失军队和莫斯科；要么损失莫斯科，保持军队。库图佐夫果断地选择了放弃莫斯科，保持军队的道路。他说：“凭祖国和皇帝交托给我的权柄，我下令退却。”这引起莫斯科卫戍司令拉斯托卜卿和沙皇本人不满。　　俄军穿过莫斯科，退至锐阿桑大道。9月2日，拿破仑站在波克隆尼山上，神态高傲地看着脚下的莫斯科，他等待着俄国派代表团来求和，但俄国代表团始终没来。等待他的只是一座空城。莫斯科的居民只剩下五十分之一。2日下午，牟拉军队进驻莫斯科。城里没有居民，就像“水在沙里一样”，给法军造成很大的困难。接着，莫斯科发生大火。起火原因不明。法军以为是俄国人放的。在全城搜捕纵火犯。　　罗斯托夫伯爵一家在法军进入莫斯科前一天才撤退。在这之前，娜塔莎和女管家接待了许多伤员，并把自己搬家的车辆让出来运载伤员。其中有负重伤的安德来，他已昏迷了7天了。在撤退途中，娜塔莎去看望安德来，要他饶恕她的过去。安德来说：“我比以前更爱您了。”　　彼埃尔经历了战场的一番风险后，回到了莫斯科。他不打算离开这座城市。他用农民的服装把自己装扮起来，企图等待拿破仑进入莫斯科时，把他刺死。9月30日，拿破仑进城。彼埃尔便在胸前藏了一把刀。这时莫斯科大火还在蔓延。彼埃尔在火堆中救出了一个女孩。后来，他看到两个法国兵士在街上侮辱俄国一个青年妇女，便迎上去营救。结果他被一队法国巡逻兵捉住，搜出他随身带的刀，把他当作纵火犯逮捕了。　　第四卷　　作品概览　　莫斯科失守了。京城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照常举行舞会和欢宴。在这里“接见和舞会是照旧的，法国戏院是照旧的，朝廷的兴趣是照旧的，官员的兴趣和阴谋都是照旧的”。这里，皇太子派、皇后玛丽亚派、法国人派和其它各种派别势力明争暗斗，追名逐利。交际花爱仑过了一段荒淫放荡的生活后，病死了。　　彼埃尔被俘后，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世。他被关进马厩里，后来又被押去陪斩。在俘虏营中，他认识了一个农民出身的老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彼埃尔感到他又优雅、又朴素，体现了“俄国的、善良的和完美的性格”。但他是个宿命论者，在普拉东看来，人不可以去谴责别人和反对不公平：不管发生什么事，结果总归是好的；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判决”，看到天意的安排。他喜欢讲一个“无缘无故白白受苦”的商人的故事，商人在他生命最后一刻还饶恕了那个害他坐了许多年牢的强盗。每当卡拉塔耶夫讲起这个故事时，总是眉飞色舞，焕发着“狂喜的神色”。他那“听天由命”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给了彼埃尔很深的印象。他决定奉行卡拉塔耶夫的哲学去生活。安德来因伤重，他同妹妹玛丽亚、儿子和娜塔莎诀别后，去世了。　　俄军集结在塔路齐诺一带运动。兵员和配给都得到补充，俄法双方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拿破仑写信给库图佐夫要求和谈，但库图佐夫不予答复。与此同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写信给库图佐夫责怪他不进攻法军。他在信里威胁说：“记着，你对受辱的祖国还要负损失莫斯科的责任。”1812年10月4日，库图佐夫签署了作战命令。但下属准备迟缓，库图佐夫为此发火。　　10月6日和7日夜间，法军开始从莫斯科撤退。三百多名俘虏也被带走（其中有彼埃尔）。撤退时，一片混乱。由于法军大肆抢掠，连炮车上也满载着抢来的财物。沿途受到俄国游击队的袭击和俄军的追击。在马洛——雅罗斯拉维次，哥萨克兵几乎捉住了拿破仑本人。皆尼索夫的游击队表现得很出色。娜塔莎的弟弟彼恰也在游击队里，他勇敢冲击法军，虽然他中弹死了，但他和游击队救出了俄国俘虏。彼埃尔也在这次得救了。　　10月28日，俄国冬天比往年都来得早，空中下着鹅毛大雪，严寒像利刃一样袭击着衣衫单薄的法军。沿途冻死饿毙的法军士兵不计其数。从莫斯科到维亚骑马，七万三千法军（禁卫军不计在内）只剩下三万六千人，其中死于战斗的不到五千。这数字后来一直在递减。　　库图佐夫驻军维尔那。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来到，授予库图佐夫乔治一级勋章。但在追击法军和进军欧洲的问题上，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一世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亚历山大一世责怪他进军缓慢，加上库图佐夫不同意进军欧洲的计划，俄皇大为发火，要解除库图佐夫的兵权。这时，库图佐夫已年高体衰，争执后，他死了。亚历山大一世向法国进军。　　彼埃尔回到莫斯科。他把自己的历险经过讲给娜塔莎听。他们互相爱慕起来。1813年，他们结了婚。婚后，娜塔莎性格大为改变，她忙于家务和教养子女。她抛弃了社交生活，失去了“她所有的魔力”，身体也“长胖了，长宽了”，变得“不修边幅”起来。同年，尼古拉·罗斯托夫从前线告退回到莫斯科。第二年，他娶了安德来的妹妹玛丽亚为妻，搬到童山居住。他热心于农事活动。这样三个爱国的家族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素号夫并做两家。他们以亲眷的关系互相往来。　　鉴赏与分析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写于1863至1869年。托尔斯泰原先想写一部“十二月党人”（贵族先进青年）的中篇小说。经过反复构思，他决定写一部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的长篇小说。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意图，扩大了构思范围。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托尔斯泰研究和引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甚至有关哲学著作。他拜访了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实地考察了波罗金诺战场。在最好条件下，写了7年，最后脱稿于1869年。这是一部结构庞大，人物众多（有559人），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的长篇巨制。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说：“这样的作品全欧洲除了托尔斯泰以外没有人写得出来。”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说：“这是自古以来所写成的作品中最最伟大的一部。”　　这部作品有两条互相交错的情节线索。这便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贵族家庭纪事。这两部分又用来说明两个中心——“战争”与“和平”。1864年12月8日，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记得你对我说过，我现在这样努力写的军事和历史事件不会写好，而写得好的只有家庭，人物性格，心理状态。这真是说得再对也没有了。”然而，托尔斯泰在写作过程中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作品中军事场面和对历史的叙述并不逊于家庭纪事和心理的描写。　　《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的描写，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805年至1807年俄军在欧洲的对法战争和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卫国战争。托尔斯泰不仅具体地、真实地描写了奥斯特里茨和波罗金诺战役的广阔战斗画面，而且把战争描写和人物心理体验紧密地结合起来。歌颂了俄国人民和军队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入侵者的英勇反抗，称赞了游击运动。在这种意义上，它违背了托尔斯泰宣扬的“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表达的历史观点。他十分重视对历史、人类的发展、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看法。1868年，他写信给历史学家博果金说：“我关于自由和依赖的界限的意见，我的历史观点，并不是我一时想出的偶然的怪论，这些思想是我一生中全部脑力工作的果实，而且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托尔斯泰的历史观虽有偏颇，甚至包含唯心主义的成分，但他正确地认为推进历史的是人民。他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曾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说，他写的是“人民的历史”。他在作品中，也不止一次谈到“人民举起了战争的棍棒”，把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当作是全民战争的胜利。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法军入侵时，人民如何把粮食埋藏起来，把干草烧掉，不给法国人任何的物质供应。游击队员齐洪用一把斧头战胜了四个法国兵，教堂执事在一个月内捉住了几百个俘虏，同时村长老婆华西里莎也一举杀死了几百个法国人。在波罗金诺的战役中，俄国士兵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一个堡垒往往要争夺七、八次。一些炮兵一只手臂被打断了，便用另一只手去开炮。正是这些普通的俄国人，成为反击侵略战争的主体。　　托尔斯泰与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个别杰出的英雄人物身上，而看不到人民。英国著名政论家、历史学家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宣扬的就是这种观点。托尔斯泰始终是反对卡莱尔的主张的。但他自己在写群众运动时，又把它写成是一种自发的、盲目的“群蜂”式的力量，体现了他历史观中自相矛盾的一面。　　作品中，描写了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库图佐夫和拿破仑。托尔斯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贯穿了自己的历史观点。一方面，他把库图佐夫当作俄国人民精神力量和意志的体现者，是个真正的人民战争的统帅，他唯一愿望是赶走法国人，保卫祖国。他纯朴、善良、富有历史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托尔斯泰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而赋予库图佐夫宿命论的思想。库图佐夫的座右铭是“忍耐与时间”，他不去阻碍和预先决定任何事物，而是等待事件的自然到来。这是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至于拿破仑，托尔斯泰把他描写成过于自负和自信的法国统治者，他充满冒险精神和利令智昏。作家把他和库图佐夫对照起来：库图佐夫具有人道精神，拿破仑则冷酷无情；库图佐夫对祖国忠贞，拿破仑则充满虚荣心；库图佐夫纯厚朴实，拿破仑则装腔作势。同样地，托尔斯泰也否定拿破仑的历史作用，并嘲笑地说：“拿破仑只是像一个抓住马车里的带子的小孩，就认为自己在驾驶这辆马车前进了。”这里的马车，指的是历史。这样，托尔斯泰在肯定人民的同时，完全否定个别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体现了他历史观的偏颇的一面。　　1812年的卫国战争，对俄国贵族来说是个真正的试金石，使他们分成爱国的和卖国的两个集团。作品中对四大家族的描写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库拉根家族是贵族上流社会贪婪、愚蠢和无耻的代表，是个卖国的家族。他们关心的是卢布、爵位和勋章。充满卑鄙的利己主义和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漠不关心。托尔斯泰在作品中猛烈地抨击道：“所有这一群人都攫取着卢布、十字勋章和官爵，而他们在捞取这些东西的时候所注意的仅仅是沙皇的恩宠的鼻息。”不仅库拉根公爵是这样，他的女儿——“美丽的动物”爱仑，和儿子——“一个好动的傻瓜”阿那托尔莫不如此。　　保尔康斯基、别素号夫、罗斯托夫三个家族是属于爱国的贵族。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保尔康斯基家族，具有正直、爱国和孤傲的特点。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安德来·保尔康斯基。他是个聪明英俊的贵族青年。早年幻想荣誉和建立功勋。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受重伤后，他的宗教意识抬头，打消了对一切虚名浮利的幻想。他在自己的领地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热衷于对儿子的教育。不久，他认识了朝气蓬勃的娜塔莎，重新燃起他对生活的希望。可是，娜塔莎受到花花公子阿那托尔的诱骗，给了安德来沉重的打击，使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再次使安德来振作起来，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他重返前线，并担任了团队指挥官。在作战中，他表现得异常勇敢。但在波罗金诺战役中，他又受了致命的重伤，被抬回后方。最后，他在向神呼吁，号召道德自我完善中死去。托尔斯泰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自己对人生探索的观点。　　别素号夫家族是莫斯科富裕的贵族。彼埃尔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他和安德来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爱国主义的思想，对现状不满，不断进行精神的探索等。但彼埃尔不如安德来意志坚强。安德来是尚理智的，彼埃尔则重感情。安德来集中精力在探索生死的意义，彼埃尔则热心于探求道德的理想。他脑子里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坏事，什么是好事，什么应当爱，什么应当恨。”最初，他加入彼得堡的“共济会”，因为“共济会”提倡“拯救世间一切压迫者”的主张。后来，他才发觉“共济会”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热心的只是追求个人的利益。于是他和这个组织决裂了。他第一次探索失败了。1812年战争爆发后，他虽然崇拜拿破仑，但他被爱国主义思想所感召，组织了民团，捐献了钱款。波罗金诺会战时，他以俄国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战斗。莫斯科放弃后，他又自动留下要刺杀拿破仑。这种由崇拜拿破仑到刺杀拿破仑，是他爱国意识的巨大升华。但他的计划未实现，反而成了法军俘虏。在俘虏营中，他和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接近起来。卡拉塔耶夫教会了他信仰上帝，因为世间的一切都由上帝决定，幸福只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这样彼埃尔和安德来一样，最后都皈依了上帝。托尔斯泰在这人物身上同样体现了自己思想的影子。在尾声中，托尔斯泰把他写成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虽然未展开他的活动，但人们可以推测这是“十二月党人”组织的前身。　　罗斯托夫家族是俄国宗法制庄园贵族的典型。他们保留了许多俄国古老的传统。生活充满了宗法制的特点。托尔斯泰把他们写成最动人、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家族。他们并不富裕，但充满欢乐和生气。和前面两个家族紧张、阴郁的生活情调不同。作家把一些富有诗意的场面（如打猎等）都安排在这个家族的团体中。这和托尔斯泰的宗法制观点是分不开的。这个家族代表人物是娜塔莎。这是个“可爱而富有诗意的淘气鬼”。她充满青春的活力，憎恶一切虚伪的事物。在卫国战争中，她表现了真正爱国主义的思想。她说服家里的人，让出搬家的马车去运载伤员，并对伤员进行细心照料。但她带有稚气和用情不专的缺点。婚后，她却成了另一副样子，她失去了青春的魅力和热情，成为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妈妈，专心履行贤妻良母的职责。同时，她把自己当成是丈夫的奴隶。体现了托尔斯泰在60年代对妇女问题上的保守主义的观点。　　托尔斯泰赞扬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贵族的爱国意识。但由于他的不抵抗主义和人道博爱的思想，他是反对战争的，宣扬的是和平主义。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对他评论说：“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应为四册——笔者）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显然托尔斯泰这种主张和他所描写的是有矛盾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气魄雄伟、内容浩瀚的作品，但结构上显得十分完整和统一，体现了作家非凡的艺术才能。其结构特点是：（一）情节线索交错排列，场面不断变换。作品中，1812年的卫国战争是主线，四大家族是四条干线。作家把历史事件和贵族家庭纪事穿插起来，“战争”与“和平”两个思想中心交替出现，并成为组织全部材料的枢纽。在四大卷中各自形成重点，成为该卷的结构核心。如第一卷的重点是奥斯特里茨的战役，第二卷是娜塔莎和安德来的恋爱史，第三卷是波罗金诺大会战，第四卷是彼埃尔的被俘。作品中描写的场景十分丰富多样，并随着中心不同，不断在变换。这里有帝王达官的宴会、恋人的幽会、贵族沙龙的舞会，战场格杀场面、莫斯科大火、法军溃逃，地主庄园生活、农民劳动，以及打猎、钓鱼、抢劫、赌博、拐骗等，构成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的万花筒，体现了作家广博的知识和生活阅历，并使作品气象万千。（二）对照的手法。作品有情节对照，场景对照，人物对照，思想的对照。如爱国家族与卖国家族、城市与乡村、前方与后方、贵族生活与农民生活、拿破仑与库图佐夫，均构成鲜明的对照。通过对照使正面和反面的人和事，更加美丑分明、是非大白。（三）艺术散文和政论相结合。作家一方面对事物进行客观的、真实的描述；另一方面，他对描述的事物进行哲学的、历史的分析和解释，并直接加以评判。体现了历史家的冷静，雄辩家的愤激，既是一曲优美的散文诗，又是热情洋溢的政论文。　　《战争与和平》对人物的塑造。托尔斯泰采用了这样一些手法。（一）在发展中展示主人公性格。作品中所写的正面人物都不是定型的。如安德来、彼埃尔、娜塔莎都是在发展中完成自己的性格。他们前后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作家把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和历史环境的变化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历史环境变化对人物变化的影响。而他的一些反面人物则没有这种变化过程。如库拉根公爵、爱仑等，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停滞的、原封不动的，一出场就定型了。（二）深刻的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的手法。托尔斯泰的主人公都是些具有丰富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人。作家通过人物自述、内心独白、人物对问题的思考，以及作家的评述来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安德来·保尔康斯基原先有出人头地的思想，他爱慕军功和受奖，他在内心对自己说：“我除了荣誉，人的爱情之外，什么也不爱。死亡、创伤、丢弃家庭，无论什么我都不怕。”但当他身负重伤，躺卧沙场的时候，他思想变了。他看着高远的天空，感到人生的渺小。他内心对自己说：“以前我怎么就没有看到过这样高阔的天空呢？我现在终于认识了它，这是多么幸福啊！是的，除了这个无边无际的天空之外，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幻觉。”拿破仑原先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但将拿破仑和“那崇高、无极、有飞云的天空之间所发生的东西比较起来，是那么一个渺小、不重要的人”。托尔斯泰运用这种内心独白的手法，揭示了人物的宗教意识的萌生。同样地，作家也运用这方法揭示了彼埃尔的精神状态，他对卡拉塔耶夫哲学的思考和全盘接受的过程。另外，作家还通过人物的眼神，表情和手势，把人物隐藏在内心的复杂的感情传达出来。如娜塔莎和久别重逢后的安德来会见了，娜塔莎的眼睛“充满着幸福的泪水，她羞怯、同情、快乐和殷勤地看着他。带着浮肿嘴唇的娜塔莎的瘦削和苍白的面孔不惟不怎样美观而且有些可怕。安德来公爵没有看见她这个面孔，而看了她的闪闪发光的非常美妙的眼睛”。同样，托尔斯泰在写玛丽亚公爵小姐时，一再写她那“亮晶晶的眼睛”。这眼神传达出她内心的纯洁，“道德”的美和爱情。当她初次和尼古拉相会时，她用“她那种深沉而明亮的目光”看着他；再次相会时，她“颊上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两眼焕发出新的、明亮的光彩”。同时，托尔斯泰还多次描写了娜塔莎的微笑。这种微笑很好地传达出了她内心的幸福的感觉和对人生乐观的态度。　　托尔斯泰是风景描写的能手。他尤其善于描写乡村风景。他对大自然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体验出其中变化的奥秘，使人们感受到色彩、光线、气味和时令。如雪水浸泡的原野、春天泥泞的童山村落，凉爽的静穆的月夜，还有幽暗的森林，喧嚣的河流，腰围粗大的老橡树。这些构成了一幅绚丽的俄国大自然的风景画。作品中对打猎场面的描写是一幅十分精妙的图画。在那里人和大自然、动物均融成一体，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据高尔基回忆，列宁十分称赞这幅图景。有一次，高尔基到列宁那里去，在列宁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摊开的《战争与和平》，列宁正在看其中的打猎场面，他兴奋地对高尔基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啊！呃？多么强壮的人哪！我的天，这才是一个艺术家……你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惊奇的呢？……”（高尔基著《列宁》）托尔斯泰通过写景不仅展现了现实环境，而且衬托出人物的性格和心情，使场面达到一种诗意的境界。　　安娜·卡列尼娜　　作品概览　　奥布浪斯基公爵是个爱装饰的美男子。他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因和英国家庭女教师恋爱，和妻子杜丽吵翻了。这时他的一个朋友叫康斯丹丁·列文从乡下来到莫斯科，这是个有三千亩土地的地主，性格安静而羞怯。他有强壮的体格，肩膀宽阔，蓄着鬈曲的胡子，戴着羊皮帽子，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总是东张西望，或者像小孩子一样涨红了脸。列文自称是一个“乡下人”。他和奥布浪斯基是大学的同学。这次他来到莫斯科是要向杜丽的妹子吉提求婚的。　　吉提是薛杰巴兹基公爵的第三个女儿，她在交际场中很出风头。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皇室的侍从武官渥沦斯基正在追求她。她也爱他。她想象和渥沦斯基结合将会有幸福的远景，但她又感到列文对她的爱更诚实。母亲要她嫁渥沦斯基，父亲则更中意列文，最后，吉提自己选择了渥沦斯基。渥沦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黧黑的男子，不十分高，有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断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姿，从他的剪得短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颚一直到他那宽舒的、崭新的军服，都是又朴素又雅致的。他既有教养又有钱。他到莫斯科车站去接母亲。在那儿他遇见了去接妹妹安娜·卡列尼娜的奥布朗斯基。安娜和渥沦斯基的母亲是同车由彼得堡来的。安娜来调解兄嫂的争吵。渥沦斯基在安娜面前表现了“不平凡的行为”。他把两百卢布捐赠给了被火车压死的路警的妻子。　　薛杰巴兹基公爵家举行盛大的跳舞会。吉提打扮得很漂亮。她想象着今天渥沦斯基要正式向她求婚了。安娜也被邀参加了跳舞会。在吉提眼里，安娜·卡列尼娜是那样的出众：“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结实的颈项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她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不仅如此，安娜内心还有“另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的更崇高的世界，那世界是吉提所达不到的”。在舞会上，吉提发现渥沦斯基和安娜异常地亲热，这使她感到很苦闷。　　安娜因不愿看到吉提的痛苦，她劝慰了兄嫂一番，便提前回彼得堡去了。渥沦斯基知道后也追踪而去。在彼得堡车站，由安娜介绍，他认识了她的丈夫卡列宁。卡列宁是彼得堡官场的头面人物。他在一个部里工作，有着显赫的位置，是一个“完全醉心于功名”的人物。　　渥沦斯基到彼得堡后，住在同僚比特立兹奇中尉家，他参加一切能与安娜会面的上流社会的舞会和宴会，并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从而引起上流社会的议论。　　卡列宁根本不懂什么是倾心相爱的感情。他是个基督徒，他认为：他和安娜的结合是神的意志。他责备妻子行为有失检点，要她注意社会的舆论，明白结婚的宗教意义，以及对儿女的职责（他们已有了一个儿子）。安娜认为卡列宁是虚伪的。他并不在乎妻子和人相好，“而是别人注意到才使他不安”。她又认为卡列宁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八年来他摧残我的生命，他动不动侮辱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和渥沦斯基的相识，在安娜心中唤醒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沉睡的爱情。　　一次在古拿斯诺·塞洛举行赛马大会上，渥沦斯基是赛马选手之一。上流社会的人都来看热闹，连沙皇也来了。在比赛开始时，渥沦斯基跑在最前头，但他由于骑术上的错误，把马脊骨折断了。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卡列宁认为这有失体统，便提前退场把她领走了。在回家的路上，安娜再也忍受不住卡列宁的平静与伪善，公开承认了她和渥沦斯基的关系。　　卡列宁考虑着怎样对付眼前发生的事。他考虑了决斗，但又怕死；离婚，又损名誉。最后，他决定“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原故使自己不幸”。他写信给安娜，要保持夫妇关系，不要割断那由神联系起来的纽带。　　列文遭吉提拒婚后，感到羞愧，回到乡下从事他的农业计划和农业著作。他实地参加劳动，和农民一道去割草。而吉提也因渥沦斯基的背信弃义，气病了，她的父母便带她出国去旅行。回国后，她搬到姐姐杜丽的田庄——厄古梭华居住。这里距列文的田庄很近。但列文自尊心很强，并不来看她。列文和一些地主正在讨论土地与农奴问题。列文对农奴解放不感兴趣，并认为农民不应受教育。他想调整劳动者与土地的关系，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即以租佃关系代替旧的工役制，他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为此，他决定到西欧去进行一番考察，以便撰写他的农业改革的论文。　　渥沦斯基去看安娜。刚好在她家门口遇到了卡列宁。卡列宁并未拦阻他。他把这事告诉给安娜。安娜说，卡列宁是“木偶不是人……假如我处在他的地位有我这样的妻子，我早就把她杀死了。”　　安娜因分娩病危，拍电报给卡列宁，要他回家。卡列宁感到高兴，他希望妻子死掉。可是安娜并没有死。生了个女孩，这是她和渥沦斯基生的。她在病床上要求卡列宁饶恕她。卡列宁饶恕了她，还饶恕了正在他家里的渥沦斯基。由于一种“宽恕敌人”的念头，使他心里感到快慰。他主动地叫渥沦斯基留在安娜身边，他说：“她也许会问到你的。”　　由于卡列宁的令人吃惊的宽厚行为，渥沦斯基感到卡列宁崇高、正直，而自己则卑劣、渺小；并想到安娜和卡列宁会重新和好的。他在苦闷中开枪自杀了，但没死。伤好后，他会见了安娜。这时，他们的爱情变得更加炽热起来。于是，渥沦斯基离开了军队，安娜离开了家。他们一同到国外旅行去了。　　在奥勃朗斯基家举行的宴会上。列文和吉提彼此消除了隔阂，互相爱慕起来。不久他们结了婚。吉提亲自掌管家务，列文在撰写农业改革的论文。他们新婚的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　　卡列宁自妻子离家出走后，感到人人都在轻蔑他、嘲笑他。只有老朋友莉蒂亚伯爵夫人自动来给他料理家务。不久，卡列宁得到沙皇政府颁发给他的一枚亚历山大勋章，于是他感到一切晦气都消失了。　　安娜和渥沦斯基在欧洲旅行了三个月。在这期间，安娜感到是幸福的，但她是以失去名誉和儿子的代价换来的。归国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馆里。这时她十分思念自己的儿子。她想象儿子在父亲这块冷冰下，是得不到温暖的。于是她在谢辽沙生日那天，偷偷去看望他。天真无邪的谢辽沙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绝望地叫道：“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安娜从谢辽沙书房出来，撞见了卡列宁，但他低着头，让她过去了。　　渥沦斯基被社会舆论和重新踏进社交界的欲望所压倒。他坚持要和安娜分居。避免和她单独见面。同时，还禁止安娜参加社交活动和看戏。安娜对渥沦斯基的行为感到意外，责问他说：“我们还相爱不相爱，别人我们用不着顾虑。”在一次社交晚会上，安娜受到卡尔塔索夫夫人的公开羞辱。回来，渥沦斯基便抱怨和责备起安娜来，说她不听从他的劝告。　　他们搬到渥沦斯基的田庄上去居住。田庄经过一番整顿，设备很完美，有育婴室、医院、马厩，一切都带有英国风味。渥沦斯基要安娜和卡列宁正式离婚，安娜答应了。但她又担心儿子将来会看不起她。他们的感情已不像以前那么融洽了。安娜要想尽各种办法去博得渥沦斯基的欢心，而渥沦斯基正是欣赏她这一点。　　奥勃朗斯基邀列文去看他的妹妹安娜。列文被安娜的风姿所吸引。认为安娜身上有一切好东西“智慧、温柔、端丽，还有诚实的品性”，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回家后，他把自己的印象和会面的情形告诉给妻子听。吉提感到气愤和嫉妒。　　奥勃朗斯基受安娜委托去向卡列宁提出离婚的要求。卡列宁拒绝了。他认为他不能违反基督教和神的意志。同时，他又告诉奥勃朗斯基：谢辽沙已长大，在他亲自教育下，已学会了对母亲的憎恨。　　安娜要求渥沦斯基把爱情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渥沦斯基对她越来越冷淡。他常上俱乐部去，把安娜一人扔下。安娜要求渥沦斯基说明：假如他不再爱她了，也请他老实说出来。结果，渥沦斯基大为光火。另一次，安娜追问渥沦斯基是否他的母亲要为他说亲事，两人又口角起来。渥沦斯基提醒安娜，不要诽谤他“尊敬的母亲”。安娜认识到渥沦斯基也是个虚伪之徒，因为他并不爱自己的母亲。他们整整闹了一天的别扭。晚上，安娜称病，渥沦斯基没有去看她，使她感到灰心，她想到死。第二天，渥沦斯基要到母亲那里去，安娜向他暗示：“你会后悔的。”但渥沦斯基却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　　安娜见渥沦斯基走了，叫仆人去追他回来，自己要向他承认错误，但火车已开了。安娜准备自己坐车去找他。她想象着渥沦斯基现在正和他母亲及他喜欢的小姐在谈心呢。她回想起她和渥沦斯基的这段生活，渥沦斯基已明白地表示出对她厌倦了，爱她的热情也过去了。……她跑到车站，在候车室里，她接到渥沦斯基的来信，告诉她今晚十时他才能回来。于是安娜决定“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投向火车，卧轨自杀了。　　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把安娜生的女孩带走了。渥沦斯基受到良心的苛责，他以志愿兵的身份报名去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作战，但愿求得一死。　　列文的生活过得很平静、幸福。但他没有信仰，精神空虚。特别是他的农业改革计划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失败了，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但他想起了一次和农民费多尔闲谈时，听到的几句话：“费卡尼奇是个诚实的老头子。他活着是为了灵魂，他记着上帝。”于是列文恍然大悟。他决定走信仰上帝的路。这样一来，他便感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意义起来，不再烦恼了。他们一家和奥勃朗斯基一家经常往来，讨论着各种问题。　　鉴赏与分析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于1873年至1877年写的长篇小说。作家整整花了5年的紧张的劳动才写完它。按托尔斯泰自己的说法，他是“把一块肉放在墨水瓶里”去写它的。他把稿子前后改过12遍。功夫不负有心人，《安娜·卡列尼娜》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这部作品与《战争与和平》比较起来有着明显不同的风格。《战争与和平》在总的倾向上充满健康的乐观的情调，而《安娜·卡列尼娜》则充满紧张的悲剧性的气氛。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家庭的和社会的小说。作品有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讲述着三个家庭的故事。两条线索是：一条以安娜和渥沦斯基恋爱悲剧的线索，一条以列文和吉提爱情幸福的线索。前一条线索表达了作家对道德、婚姻的看法，后一条线索表达作家对社会、宗教、人生的探索。托尔斯泰把宗法制农村的庄园生活和豪华奢侈的城市生活对照起来，从而构成情节结构上的平行映衬的特点。当时曾有人指责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似乎没有建筑学，两个主题在发展，但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托尔斯泰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自己的作品“拱门是镶合得这样的好，以致找不到它的接合点”。他强调作品内在的思想联系。　　三个家庭是指奥布朗斯基和杜丽家庭，卡列宁和安娜的家庭，列文和吉提的家庭。作品开始时，托尔斯泰便用了一句格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并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提出了奥布朗斯基和杜丽的家庭的不幸。安娜本来是去调解兄嫂的家庭纠纷的，结果她发觉自己的家庭生活更加不幸。吉提最初给列文带来不幸，后来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美满的。在作品中，安娜和吉提的家庭始终构成一种对照。杜丽的家庭是联系两个家庭的桥梁和纽带。从人物关系上，杜丽是安娜的嫂子，又是吉提的姊姊；奥布朗斯基是卡列宁的内兄，又是列文的同学。　　许多古典的作家在描写爱情故事时都以结婚作为终结。托尔斯泰不是这样来处理的。他认为：“小说应当不仅仅描写在结婚前所发生的事，而且应当描写结婚以后发生的事”。《安娜·卡列尼娜》正是这样的一部小说。　　安娜和列文是作品的两个核心人物。托尔斯泰杰出的成就之一，是他深刻的、完美地塑造了安娜的动人的典型。这个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刻划妇女形象的一大发展。在托尔斯泰以前没有一个俄国作家这样完整、细腻的描写一个女人外表和内心的美，如此复杂地展示她的思想矛盾与斗争。　　首先，作家把安娜写成是个迷人的女人。她有“亮晶晶的眼睛”，纤细结实的小手和红脸的习惯。但托尔斯泰独到之处：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去描写安娜肖像的美，她的美是通过别人的感受体现出来的；在人们的眼光中，安娜才显得更美。如吉提第一次遇见安娜时，就产生了一种惊异的、倾倒的、嫉妒的感情。在吉提的眼睛里“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8岁大的小孩的母亲……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眸里流露出来的脸上的蓬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20来岁的女郎。吉提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但她却是生活在另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的更崇高的世界”。又如，渥沦斯基第一次在火车站遇到安娜时，就被她那“端丽和温雅”所打动，产生“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的心思。在渥沦斯基初次感觉中，安娜“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　　在薛杰巴兹基家的舞会上，作家先写吉提如何漂亮，服饰如何入流，接着又让她和安娜比较，使她产生自愧不如的感觉。这也就是渥沦斯基宁可放弃对吉提的求婚，而甘愿追求一个有夫之妇的原因。托尔斯泰写安娜美，还采用了一个新奇的手法，这就是列文看安娜画像的描写。一次，奥布朗斯基邀列文去看他的妹妹安娜。安娜没有立刻出来接见他们。列文在小餐厅里逗留了一会。那儿挂着一幅安娜全身大画像，那画像“在灿烂的光辉下好像要从画框中跃跃欲出”。列文完全被征服了，他怎么也舍不得离开，甚至忘记他在哪里，也没有听见谈论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凝视着这幅美妙得惊人的画像。他感到“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妩媚动人的女人”，甚至“她比活着的女人所能有的美丽更美”。后来，安娜从屏风后走出来迎接他。列文的感觉又变了。这时他认为安娜穿着闪光的深蓝的服装，同画里的人姿态不同，表情也两样，“但是还是像画家表现在画里的那样美”，而且“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新鲜的动人心魄的风度，这却是画里所没有的”。这种描写真是巧妙极了。画已经美到十足了，活人又更美，更有生气。从而把安娜全部的动人特点展现出来。　　安娜在孩子们的眼光里是个和善可亲的人。作家特别写到安娜到杜丽家时，杜丽的两个孩子总是偎依在姑母身边，他们“坐得挨近他们的姑母，抚摸她，握住她的纤细的手，吻她，玩弄她的指环，或者至少摸一摸她的裙襞……格里沙又把他的小脸伸进她的腋下，偎在她衣服上，显出骄傲和幸福的神气”。在天真无邪的孩子烘托下，安娜变得更加纯洁和光辉照人。　　托尔斯泰不仅描写了安娜动人的外貌，更主要的是揭示了她那丰富的精神世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托尔斯泰“最重视研究心理过程，这种过程的形态、规律和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在谈述人物描写时也说：“主要的是内在的，精神的运动”。安娜心理的矛盾体现在这几方面：她是个贵妇人，又是一个要求感情解放的进步妇女；她是个情妇又是个母亲。在安娜的性格发展中，作家写出了她三种完全不同的心理表现：一种是尽量抑制自己感情和好恶的母性安娜，她表现出忧郁和痛苦的情绪；一种是爱情觉醒后的安娜，她表现得热烈和奋发；另一种是为生的权利而斗争的安娜，她表现得果敢和坚决。所有这些情感揉合在一起，使得安娜的精神世界特别丰富多采。　　安娜的命运一开始就是不幸的。17岁由姑母作主，嫁给了彼得堡一个大官僚，丈夫比她大20岁，在家庭中她没有精神自由。她有活泼的思想，广阔的兴趣，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上流社会，是个充满青春活力和热情洋溢的少妇。她渴望自由和真诚的爱情，然而，卡列宁是个枯燥乏味、“冷淡自信”的人。他一心想着仕途的腾达。和卡列宁性格不合是安娜爱情悲剧的起点。　　8年后，她认识了具有西欧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渥沦斯基，唤醒了她心中沉睡的爱情。但她和家庭决裂时，忠于丈夫的责任感和追求真正爱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矛盾的心情，通过安娜重病时对卡列宁说的一番话表现出来。安娜说：“我还是跟原先一样……但是在我里面有另一个女人，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而又忘不掉原来的她。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完完全全是真正的我。”我们应当把安娜和卡列宁的决裂，看作是她为了保卫自己的感情自由，向封建婚姻、社会道德及宗教意识的挑战。她说：“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为了求得新的爱情生活，她牺牲了自己一切名誉，弃家出走，置上流社会的轻蔑、嘲笑而不顾。　　但她所爱的渥沦斯基是个徒有其表，用情不专的花花公子。这便造成了她的第二次悲剧。渥沦斯基没有勇气和自己的社会决裂，他屈从于上流社会的舆论，追悔自己因恋爱失去的地位和前程。安娜逐渐明白渥沦斯基也是个伪君子。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思想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了。失去儿子的精神重荷，一直在压迫着她。她曾力图把母爱和爱情统一起来，可是渥沦斯基不能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她的身上。她变得暴躁，心神不宁和嫉妒。作家写了两件事，揭示了她当时思想感情的复杂性。一是她放弃了离婚，二是她对她和渥沦斯基生的女儿并不热爱，甚至她把感情转移到对一个英国女孩汉娜的抚爱上。这种感情的微妙，有社会的、道德的因素。其中主要的是她对社会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后，她对虚伪、自私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她说：“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幻，一切都是罪恶”，“我渴望爱情，可是得不到爱情”，“既然再也没有可看的东西，为什么不把蜡烛熄灭呢！”她自杀了。　　安娜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这悲剧是由于妇女受压迫和被玩弄的屈辱的地位所造成的。安娜既没有在她不自愿的丈夫那里获得爱情和平等，同样也没有在她自愿的情人那里获得真正的爱情和自由。她成了上流社会虚伪道德和自私的牲牺品。但安娜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幸福，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失去爱情便失去一切。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写的：“她主要关心的，仍然是她自己。关心她自己在渥沦斯基心中宝贵到什么程度，对于她所留下的一切事能够替她做多少。”这是导致安娜走向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带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同情安娜的不幸，揭发和控诉了逼死安娜的贵族上流社会；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又站在宗教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的，安娜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结果也毁灭了自己。因此，他认为安娜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但贵族上流社会却没有资格去裁判她。在书的开头，他引了《圣经》上一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书的题辞，也就是说有资格裁判安娜的只有上帝。　　在70年代，托尔斯泰理想的妇女，仍然是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提那样的贤妻良母型的人物。因此，他不可能把妇女问题提到妇女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并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谴责了安娜。　　《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俄国70年代，封建农奴制已经崩溃，与之相适应的“旧基础”遭到解体，而资本主义关系刚刚形成的时期。用作品中列文的话来说是“一切都翻了个身，现在还刚刚在开始安顿下来”。这时期也是托尔斯泰由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转向宗法制农民立场的过渡时期。作品中另一主角列文带有托尔斯泰自传的性质，他代表了托尔斯泰在70年代思想探索的特点。集中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宗教和家庭的看法。　　列文是一个信守俄国宗法制原则的地主。他反对都市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理想是宗法制的庄园制度。他忧心忡忡地看到资产阶级商人如何野蛮地侵入地主生活，破坏农村的固有秩序，使一些不善于经营自己田庄的贵族地主陷于破产和贫困的境地。他得出结论：俄国农村要摆脱资本主义的侵袭，唯一办法就是贵族地主把自己的田庄经营好。为此，他把注意力放在农业的改革上，企图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俄国社会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他积极地去改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想办法接近他们，参加他们的劳动。他认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方式才能解决，让农民以“股东”的身份参加农业管理和劳动。即地主出土地，农民出劳力，合伙经营，均分利益。这样可以使地主不没落，又使农民不贫困。因此，他兴致勃勃地说：“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互相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但他并不想放弃土地所有权，农民对他的想法并不感兴趣。这样他的农业改革计划失败了。他感到苦闷和徬徨。最后只好在皈依上帝中获得精神上的新生。列文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托尔斯泰在转变时期复杂的思想矛盾和紧张的精神探索。　　托尔斯泰的正面人物，通常有这样的公式：最初他们热情奋发，生气蓬勃地进行各种理想活动。后来，这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行不通了，他们变得悲观失望、消极颓唐。这时上帝出现了，他们便绝处逢生，投入上帝的怀抱。列宁说：“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的呼吁”是俄国历史转　　①变时期必然要出现的“观念形态。”托尔斯泰正好反映了这一特点。　　最后，我们谈谈《安娜·卡列尼娜》的语言。托尔斯泰是个富有教养的、才华卓越的语言巨匠。他对语言的要求很严格。他常常说：“要把你自己所了解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得使别人一见就能了解得跟你自己一样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他用的每一个词和短语都经过深思熟虑。虽然有人指责托尔斯泰滥用复杂的句法结构，造成对他作品理解的一定困难。但契诃夫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你注意过托尔斯泰的语言吗？占有巨大篇幅的完全句和句子，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充斥着，不要认为这是偶然的或是认为它是缺点。这乃是技巧，这种技巧是通过劳动而得到的，这些完全句具有着巨大的感染力。”体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的语言具有明了、准确和词汇丰富的特点。人物的语言，反映出他们的教养、经历、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如卡列宁的语言充满官场和公文的词句，安娜的语言充满感情色彩，具有智慧和明快的特点，农民的语言采用朴素而简练的语言结构，并含有大量民间谚语。在讨论和探索问题时，托尔斯泰的语言带有哲理性和政论性；在描写自然风景时，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和诗意。　　《安娜·卡列尼娜》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这部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比前期有所加强，但没有达到后期的深度。作品中宣扬“道德自我完善”，无暴力①列宁：《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革命”比前期更突出，但还未最后系统化。从人物上看，列文是前期作品中聂赫留朵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奥列宁（《哥萨克》）、彼埃尔（《战争与和平》）的继续和发展，又是后期作品《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前身。在艺术技巧上，心理描写手法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鲜明的对比手法，则不如《复活》的强烈和尖锐。　　复活　　作品概览　　卡邱霞·玛丝洛娃是一个村妇的女儿。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姊妹的牛奶场上工作。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玛丝洛娃3岁时母亲死了。女地主看她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因此，她过着一半小姐，一半婢女的生活。她做女红，收拾房间，用白灰擦亮神像，烤肉，磨粉，煮咖啡，洗些不费力的东西；有时读书给女主人听。16岁时，爱上了女地主的侄儿，年轻的贵族聂赫留朵夫。那时，他是个大学生，到姑母家来度暑假。两年后，聂赫留朵夫去服兵役，因顺路经过姑母家，在姑母家住了四天。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临别，他塞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捎给过她。她已怀孕了。　　一次，玛丝洛娃打听到聂赫留朵夫要经过庄园附近的车站。原先姑姑们邀请他下车来看望她们，而他却回电说，他不能来了，他要在指定的日期到达彼得堡。玛丝洛娃很伤心，但她决定亲自赶到车站去见他。那是个阴雨、凉风的秋夜，由于天气漆黑，她看不清田野上的小路，迷失了方向，待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她看到聂赫留朵夫坐在头等的车厢里，可是来不及和他说上一句话儿，火车已开动了。玛丝洛娃沿着月台追去，头巾也掉了，还摔了一大跤。　　玛丝洛娃周身被雨水淋湿，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这天起，她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认识到自己和贵族少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想象着聂赫留朵夫“坐在丝绒的椅子上，在那个灯光明亮的车厢里说笑啊，喝酒啊，找乐子；我呢，却在露天底下，让风吹雨打，站在黑地里哭”。她不再相信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当聂赫留朵夫的姑姑知道玛丝洛娃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她为了生活，只好去给人家当女仆。但每次都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侮辱。生下的孩子也死了。最后，她沦落到基达叶娃妓院，成了妓女。　　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西伯利亚商人司蔑尔科夫到妓院寻欢作乐。茶房卡尔金庚和当过使女的勃契诃娃，见商人有钱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心思。他们把一包药粉交给玛丝洛娃，要她放到商人茶杯里，骗她说是安眠药。当时，玛丝洛娃正被商人纠缠得厉害，想摆脱他，便照样做了。结果商人被药死了。案发后，茶房和使女贿赂律师，把罪责全栽在玛丝洛娃的身上。　　法庭开庭审判玛丝洛娃的案件，聂赫留朵夫作为贵族代表参加陪审。在审讯过程中，法官们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对案件审理却心不在焉。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心情不佳，愁容满面，他担心当他审完案子回家后，妻子给不给他饭吃。另一位法官叫玛特维伊，老是迟到。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疾病，他想从门边走到他座位那儿，如果走的步数能用三除尽，他患的胃粘膜炎就会好。这段距离走26步就可走完，于是他赶紧加了一小步，凑成27岁。副检察官卜列维喝了一夜酒，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的审判案件来。法庭庭长又为了要在6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他希望审判早点结束。　　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员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这使他十分震惊。他回想起勾引玛丝洛娃的经过，认为自己是造成她不幸的罪人。他在诱奸玛丝洛娃后，一度曾受过良心的苛责。但当他想到上流社会的人都这么干时，他便心安理得了。服役期满后，他去过姑姑家一趟，但这时，玛丝洛娃早被女地主撵出家门了。之后，聂赫留朵夫为了使自己忘掉犯下的过失，竭力不去想这件事。现在他和贵族柯尔查庚一家正打得火热。人们在议论他要娶柯尔查庚的小姐玛丽娅了，然而，他并不打算结婚，他正和某县的一个贵族首领的妻子私通。　　审判继续进行。法庭要给玛丝洛娃定罪了。副检察官卜列维站起来发了一通谬论。他以犯罪的遗传学来判定玛丝洛娃有罪。他认为下层阶级天生来是下贱的，下贱的人必然会犯罪。玛丝洛娃是妓女，是“最低级的退化的榜样”，犯罪是毫无疑义的。最后，由陪审员们对玛丝洛娃写定罪意见。他们认为玛丝洛娃没有抢劫、偷钱的意思，可是忘了加上“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这样玛丝洛娃必须判罪了，聂赫留朵夫也一时疏忽了。本来，庭长不同意这意见，但他怕耽误和红头发站娘的约会，便匆忙结案。宣判玛丝洛娃押赴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　　玛丝洛娃被押回监狱，犯人们对玛丝洛娃都给以同情的问候。当他们知道她已被判刑时，一个犯人说：“这年月，真理跑到狗那儿去啦。”聂赫留朵夫认为法庭作出了不公平的判决。他去找律师法纳律，准备把案件告到高级法院。同时，他还去找检察官，承认自己曾勾引过玛丝洛娃，要求去探狱，并准备和玛丝洛娃结婚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宣称说，今后自己不再当陪审员了，因为法庭“所有的审判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不道德”。　　在狱中，聂赫留朵夫见到了玛丝洛娃，要求她宽恕他，并把自己要和她结婚的决定告诉她。但玛丝洛娃不能饶恕他的过去。她气愤地说：“你去找你的公爵小姐们好了，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我是犯人，你是公爵，这儿没有你什么事……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我讨厌你——你那眼镜，你那肮脏的胖睑！去，去！”聂赫留朵夫吃了闭门羹，但他想为了对得起良心，即使玛丝洛娃不愿和他结婚，他也要跟她一道去流放。她走到那儿，他便跟到那儿。他开始批判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感到寄生生活的可耻，要和自己的阶级决裂。　　为了作好上西伯利亚的准备，聂赫留朵夫回到自己的田庄——库兹明斯果耶村。他在田庄上实行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他把田地用贱价（比同县农民在地主那里租到的土地要便宜三成）出租给农民，改变农民对地主的依赖关系。然后，他又到巴诺佛（他从姑姑那里继承来的田庄）访问，亲自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情他们的贫困的处境。他认为：“老百姓赤贫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唯一能养活他的土地”。他赞同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课税制的办法，认为“土地不能成为什么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与人类的种种利益，所有的人都有同等享受的权利”。在这里，他同样把土地租给农民，并进一步把农民交纳的资金当作公益金或税款供给农民自己使用。他召集农民代表商谈。开初，农民半信半疑，他们不敢相信地主的这份好心，经聂赫留朵夫再三解释，最后他们接受了。聂赫留朵夫从农村返回省城时，他感到释去重负的无穷快乐，有一种和旅客在发现新陆地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聂赫留朵夫把在巴诺佛找到的一张姑姑家的合家照片，带给了玛丝洛娃，上面有她和聂赫留朵夫的相；并告诉她，他要上彼得堡走一趟，大理院将要对玛丝洛娃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了。同时，他还帮助玛丝洛娃从监狱转到监狱医院去工作。　　聂赫留朵夫到彼得堡后，住在姨妈家，姨夫伊凡·密海罗维奇伯爵是前任国务大臣。聂赫留朵夫通过他的介绍，去拜访了几个有势力的人物，其中有大法官渥尔夫，上诉委员会的委员佛罗比奥夫男爵，官办教会负责人托波罗夫，但这些上层官僚们，同样只顾自己的私利，不管犯人的死活。通过访问，聂赫留朵夫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官吏，从他姨妈的丈夫、大法官们、托波罗夫算起，直到各部会的办公桌前面坐着的那些漂亮、干净、庄重、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先生们为止，虽然明明看见这种局面使得无辜的人受苦，却一点也不介意，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镇压和祛除所有的危险分子罢了。”　　玛丝洛娃上诉案，被大理院以理由不充分驳回。聂赫留朵夫离开彼得堡，把这坏消息告诉给玛丝洛娃听。这时，玛丝洛娃已离开了监狱医院，她被人诬告与医务助理员勾搭，而被赶回狱中。聂赫留朵夫再次向她表示：自己决心跟她上西伯利亚去。　　玛丝洛娃又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而且爱得那么深，不知不觉间她完全依照他希望她做的去做了：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但她又想到这种结合，对他是一种不幸。她不能接受她所爱的人为她作出的牺牲。　　押赴西伯利亚的犯人起程了。那是个炎热的7月天气，街上差不多一片荒凉，少数几个过路人在路边阴影里走着。有的犯人经不起烈日照晒，当场中暑倒毙了。聂赫留朵夫一路为犯人恶劣的处境四处奔波说情，他几乎成了犯人的袒护者。同时，在他运动下，玛丝洛娃被调到政治犯行列中。在这个队伍里既安静，又和平，也不再受男人的纠缠。玛丝洛娃感到政治犯都是些“可爱的好人”，并知道了他们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他们当中有些原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却为了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特权和自由，这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她认识了一个叫西蒙松的政治犯。这是个腼腆、谦虚而又意志力极强的人。他在大学毕业后，加入民粹派，任过乡村教师，并“公开抨击他认为虚伪和不公正的事情”。为此，他被捕了。不久，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这时，玛丝洛娃必须在西蒙松和聂赫留朵夫之间作出选择。她感到：“聂赫留朵夫是出于慷慨，又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她求婚，可是西蒙松却在她现在的境遇里爱她，只因为爱她而爱她。”于是，她接受了西蒙松的爱。　　聂赫留朵夫靠彼得堡朋友副检察长塞列宁的帮助，把玛丝洛娃的案件，由服苦役改判为在西伯利亚近处流放。他把消息告诉给玛丝洛娃。这时，他有一种需要家庭和孩子的想法涌上心头。然而，玛丝洛娃已决定跟西蒙松走。她不愿意“毁了”聂赫留朵夫的生活。聂赫留朵夫再次遭到拒绝，但他没有痛苦的感觉。他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去爱她，他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失。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在狱旁椅子上睡了一个又香又甜的觉。最后，玛丝洛娃和西蒙松走了。聂赫留朵夫被留了下来。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他认为人们如果尊循这五条法则，并不断悔过自新，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得救了。　　鉴赏与分析　　《复活》是托尔斯泰于1889年至1899年写成的作品。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小说原型是根据检察官柯尼所讲的一个诉讼的故事。但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构思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托尔斯泰只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探索关于道德心理的问题，后来转变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探索。为了使小说写作更符合生活的真实，托尔斯泰直接去了解审判工作，访问监狱，研究刑法，并阅读了许多关于流放者的生活的书。这部作品是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最高峰，也是托尔斯泰多年来对政治、宗教、道德、生活理想探索的一个总结。托尔斯泰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已和他的阶级决裂，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了。　　小说的进步意义是揭示了当时社会主要冲突——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阶级对抗性的矛盾，说明了沙皇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表现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这部小说的特点，我们可以分作以下几方面来研究：　　首先，作品在情节结构上，采用单线发展和倒叙的方式。《复活》和前面介绍的托尔斯泰的两部巨著不同，《战争与和平》是多线索交叉发展的，并按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安娜·卡列尼娜》是按两条平衡线索在发展，故事采取顺序的写法。《复活》的情节是单线的，作品中所展示的社会生活，通过聂赫留朵夫的观察和体验揭示出来。故事情节采用倒叙的写法，即先从玛丝洛娃的受审写起。这样便于更集中、突出地揭发社会问题和更有利于表面人物的心理变化。法庭审判对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关系作了一次总结，使聂赫留朵夫精神上受到震撼，开始苏醒。因此，作家把情节中的关键部分写在作品的开头，然后把事情的缘由像剥笋壳那样，一层层剥开给读者看，从而获得巨大的艺术效果。　　其次，清醒的现实主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一）小说对沙皇政府各级官吏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挞。退职的国务大臣伊凡·密海洛维奇伯爵是个脑满肠肥、贪赃枉法的坏蛋。他生活的信条是：“跟鸟雀天生来要吃虫子裹腹，身上披着羽毛，在空中飞来飞去一样，他也天生来要吃由工钱很高的头等厨师烧出来的，顶精致，顶珍贵的食品，穿顶舒适顶贵重的衣服，坐顶好顶快的马所拉的马车。”他生活的目的是从“国库中多捞取金钱和勋章”。肥头胖耳的副省长玛斯列尼柯夫是个十足的伪善的化身，他的太太夸奖他有慈父般的心肠，但所有犯人都在他命令下遭到毒打，甚至断送了生命。他的飞黄腾达，全是靠他阿谀奉承得来的。托尔斯泰把他比喻成一只献媚的小狗，上司垂青他，他便媚态百出。作家写道：“凡是温情小狗，遇到主人拍它、摸它、抓它的耳朵的时候，它就有这样的感觉，它摇尾巴、献媚，跳过来，跳过去，把耳朵贴在脑袋上，发疯地打转儿。”大法官渥尔夫是个极端卑劣的恶棍，他把流放和折磨犯人，当作“高尚、勇敢、爱国主义的伟业”。他表面装得一派正经，暗中则霸占了姨妹的全部财产。监狱长官克列斯冒特是一个德籍男爵，他对犯人冷酷无情，在他管辖下的监狱，犯人们由于挨饿、鞭打、生病、自杀，十年内死了一半。从而揭发了沙皇政府的官僚机构，就是由这样一批残酷凶狠，贪婪成性，专横暴虐的官吏所组成。作家愤怒地指出他们是国家真正的罪人，但他们“不仅没有坐监狱，反而在各个政府机关里，坐在首要的椅子上。”为此，托尔斯泰得出结论说：“人吃人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的，而是在各政府的衙门里开始的。”　　（二）揭发和控诉了沙皇政府迫害人民的工具——法庭、监狱、法律的血腥罪行。作品开头部分就通过玛丝洛娃受审场面的描写，揭露了沙皇法庭草菅人命，迫害无辜的反动罪行。法官们都忙于自己的私事，对被告冷漠无情。他们明知结案有错，也不加纠正。作家通过副检察官的起诉，尖锐嘲笑了资产阶级反动的犯罪学（这种理论断定犯罪是下层阶级的天性，是遗传的结果）。托尔斯泰指出，受迫害的决不是玛丝洛娃一人。在监狱中，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例不胜枚举：一个少年因为饥饿被迫去偷了一条小席子被判处坐牢；一群石匠因为护照过期也被判处监禁；一个农民到林子里砍了两棵树被捉。作家愤怒地写道：“所有这些人的被拘捕、监禁、流放，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侵害了什么正义或者犯了什么法，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妨碍了官吏和富人来享用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产罢了。”托尔斯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于这些执法的官吏和机构，更主要的是法律本身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所以他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口说出了自己的结论：“法律，在我看来，只是维持对于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有秩序的一种行政工具。”　　同时，托尔斯泰明确指出娼妓和犯罪行为是由社会造成的。当时成千上万的妇女沦为娼妓，“不但得到政府的许可，而且得到政府的奖励”（如开设妓馆，发给妓女的执照——黄票子），聂赫留朵夫认为要杜绝人们的犯罪行为，“先得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这种对社会的抨击，达到极端尖锐和愤懑的程度。　　（三）揭发了官办教会的伪善和欺骗行为。《复活》出版时，沙皇检查机关曾把描写官方教会的第三十九章删得只剩下五个字了（即“礼拜开始了”），把第四十章全部删去。因为在这两章里，托尔斯泰特别有力的攻击了官办教会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帮凶。神甫们在法庭和监狱中劝告犯人要受苦、忍辱，高喊慈悲博爱；然而，他们对犯人们遭到的非人的待遇却无动于衷，装模作样地把酒浸过的面包当作上帝的血和肉给犯人吃。托尔斯泰在被删去的第四十章里抨击道：“这些神甫们自以为吃面包，喝酒是在吃基督的肉体，喝他的血，他们实际上是在犯罪，不过所犯的罪倒不是用了喝酒和吃小块面包的形式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是陷害了那些被耶稣认为跟他自己是一体的‘弱小者’，剥夺了他们的最大的幸福，使他们承受最残忍的折磨。”神甫们表面宣扬一套，暗中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托尔斯泰写了一个老神甫，他任职已46年了。他劝人们不要贪财，可是，他自己却非法弄到一所漂亮的房子，还给家属留下了3万卢布的有价证券。送儿子进高等学校，送女儿进教会女子学校。为此，托尔斯泰认为官办教会从头到脚都浸透着说谎和欺骗。同时，他还把彼得堡官办教会负责人托波罗夫写成是一个“鲁钝的”、“昧了天良的人”。　　（四）揭发了土地占有制的罪恶。作品中描绘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村旧基础的瓦解，农民贫困破产的一幅凄凉的图景。一方面，农民赤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聂赫留朵夫访问巴佛诺时，他看到农民穿的是破衣烂衫，住着低矮的又脏又小的房子，农村儿童面黄肌瘦，有的农民靠乞讨过日子，他们缺乏土地；另一方面，是大土地占有制。作家指出农民之所以贫困是“地主夺去了他们唯一赖以生活的土地”。他要求贵族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像《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所做的那样。托尔斯泰反对土地占有制，反映了当时千百万农民的革命要求，正如列宁说的，托尔斯泰“对土地私有制的　　①毅然的反对，表现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农民群众的心理”。而每个农民均分一份土地，过着自由、平等的小农经济的生活，便是托尔斯泰的宗法制农民的社会理想。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社会作了全面的揭发和批判。他以一个宗法制农民利益的表达者和抗议者的身份出现，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复活》不仅是托尔斯泰创作中，而且也是欧洲文学中批判揭露最尖锐的一部作品。但我们应当指出，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社会的否定，并没有得出一个革命的结论。正如列宁说的“反对农奴制度和警察制度国家以及反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斗争，在他那里却变成了否认政治，造成了‘对恶的不抵抗’的学说”。在《复活》中，他更加系统地、完整地宣扬了“托尔斯泰主义”。尤其是力图通过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觅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因此，列宁强调指出：“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而“作为一　　②个发明拯救人类的新的药方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　　再次，对思想探索主人公的塑造和总结。　　托尔斯泰描写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爱思考，力图去解决社会问题，探求人生意义的人物。作品中的聂赫留朵夫是他描写的全部人生探索、思想探索的主人公的结晶。他比《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来、彼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思想更深沉，更带实践性和结论性。他既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传声筒，又是一个有血有肉富有现实性的人物。这一形象是在内心极度紧张和激烈的斗争中被刻划出来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心理描写的大师，但两人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心理描写揭发人是“极端忘恩负义的两足动物”，他认为人天生下来就是邪恶，他所写的人物是畸形的，带有犯罪心理；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则揭示人物的高尚道德情感，他总是让他的主人公善良的观念去战胜邪恶。《复活》中对聂赫留朵夫的内心世界作了极为深刻的解剖，他一生经历了犯罪、认罪、赎罪三个变化阶段。　　心理分析法是托尔斯泰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但一般评论家认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他那极力颂扬人物内心“道德感的纯洁”已带上了“农民色彩”。聂赫留朵夫的整个赎罪过程与否定自己的贵族地主生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精神上的新生和平民化的道路也是密切相关的。聂赫留朵夫在年青时是个心地善良的、正直的、不自私的青年，他“愿意为任何美好的目标牺牲自己”，但后来他变成了自私冷酷的贵族，只图自己享乐，不顾他人疾苦的老爷。为什么呢？托尔斯泰首先强调了社会的因素。聂赫留朵夫的变坏是从他参加腐败的沙皇军队开始的。托尔斯泰写道：“军役，军服和军旗的光荣，公然得到准许的抢劫和屠杀等所造成的一①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页。②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同上书第82页。般的堕落，再加上由财富和接近皇族所产生的堕落，这堕落可就发展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的疯病了。”聂赫留朵夫和所有沙俄军官一样过着喝酒、打牌、玩女人、找乐子的生活。其次，作家强调心理因素，托尔斯泰认为聂赫留朵夫身上有两个人：“一是精神的人，专门为自己寻求那种能够促进全人类幸福的幸福；另一个是动物的人，却专门贪图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聂赫留朵夫念大学时，对玛丝洛娃的爱情是纯洁的，天真的，但当他升任军官，第二次到姑母家时，他这种纯洁的感情完全被他的兽性欲望取代了，他身上动物的人战胜了精神的人。十年后，在法庭上和玛丝洛娃邂逅，又使他产生了“打扫灵魂”的愿望，作出了要和玛丝洛娃结婚的决定。他精神开始复苏。然而，他这种决定，开初还是自私的，因为他单纯从宗教赎罪观点出发。玛丝洛娃一开始就揭发了他这种卑鄙的打算。碰钉子后，他才真正以批判的精神来评价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他看到罪恶的社会如何毁坏了玛丝洛娃的一生后，他改变了贵族的生活方式，放弃贵族特权和苦役犯一起到西伯利亚去，并且他还成了他们的辩护人。于是他那精神的人重又战胜了动物的人。　　作家在描写聂赫留朵夫的心理变化时，很好地采用了形象化的比喻手法，来展示人物内心的复杂斗争。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审判时，一方面他感到内疚，另一方面他害怕玛丝洛娃认出他来。托尔斯泰描写聂赫留朵夫当时的心情是：“就跟出去打猎，打伤一只鸟，不得不弄死它的时候的心情一样。受伤的鸟在猎物袋里拍翅膀。人觉着恶心，可又觉着可怜，就赶快打死这只鸟，忘掉它”。后来描写他忏悔的感情和贵族的缺德行为作斗争时，作家又采用形象化的描写，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活像一条叭儿狗，主人一把揪住它的脖子，按着它的鼻子在它弄得一团糟的东西上擦来擦去。叭儿狗哀叫，往后退缩，巴不得远远的躲开它做出来的错事，巴不得忘掉它才好，可是铁面无情的主人却不放松它”。这种“铁面无情的主人”指的是良心。　　聂赫留朵夫在寻求新生活的出路上是矛盾的。他虽然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了，但他不是走与人民结合的道路，而是向上帝呼救。在小说结尾处，他已不是一个社会罪恶的反抗者，而是宣扬福音书的道德家。他鼓吹道德自我完成，走灵魂净化的道路，即所谓“精神人”战胜“动物人”的道路。　　此外，作家在描写玛丝洛娃的变化时，同样强调了社会和心理因素。她的苦难是社会和贵族淫乱生活所造成的，而她的最后“复活”又是受了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感情和政治犯高尚品德所鼓舞。因此，聂赫留朵夫虽然最后没有和她结合，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已结合起来了。他们都变成宽厚和体谅别人的人。　　最后，广泛而深刻的对比手法。《复活》揭示的社会生活是极其广泛的。从城市到乡村，从法庭到监狱，从贵族豪华的客厅到农民简陋的小屋。作家把尖锐的对比作为结构与描写的一个基本原则，以达到抨击社会，揭发上层统治者的目的。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对比。一方面是饥饿的颠沛流离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是富人执政者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一方面是生机蓬勃的早春自然景色，另一方面是罪恶的都市生活。一大群囚犯披枷带锁在城市经过，迎面却开来一辆富丽的马车；受尽折磨的玛丝洛娃被带到法庭受审，她的苦难的制造者聂赫留朵夫正躺在鸭绒褥子上，抽着烟卷，打着呵欠。一方面车站上出现了贵族柯尔查庚一家，他被仆人前呼后拥正往外地旅行；另一方面，车站上又来了一大群穿树皮鞋，背着行囊的工人，车守还不让他们上火车。　　小说的情节也构成鲜明的对照。如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前后关系有天渊之别。他们早期的爱情是在晶莹夺目的春日风光下展现出来的，是愉快的、纯洁的。他们后期的关系则是另一副样子，他们相会的地方不是春日开花的乡村，也没有天真活泼的捉迷藏的游戏；而是阴森森的监狱和法庭。他们的关系是凄凉的、紧张的。作家用这种对比手法，谴责自己的主人公和社会。　　作品中人物的肖像刻划也遵循对照原则。政府官僚和贵族都被丑化了，对宗法制农民则采用褒扬的笔调。如西伯利亚将军是一个“虚胖浮肿的人，有一个马铃薯似的鼻子，额头上还有一个凸出的肉瘤”；银行董事柯罗索夫是“头顶光秃，胳臂瘦得没肉，像是两条木棒”，贵族柯尔查庚则有一张“红脸，以及贪吃的，啧吧得挺响的嘴唇”。这种漫画式手法，勾勒出上层统治者一副令人作呕的面目。作家笔下的农民则有“端正的容貌”，“智慧”、“严肃”的面容，“晒黑了的高额头”、“强壮的双手”、“优美家长式的头”等等。由于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极力强调宗法制农民具有崇高品质、智慧、善良的特点，与贵族统治者正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契诃夫(1860—1904)　　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作家。他早期创作幽默而讽刺，中期作品充满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晚期作品充满对未来的响往。他一生写了400多篇小说，著名的有《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第六号病室》、《套中人》、《姚内奇》、《新娘》等。戏剧作品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　　樱桃园　　作品概览　　五月的一天，贵族郎涅夫斯卡雅的樱桃园里绽开着一丛丛白花。天气还很寒冷，园子里罩着一层晨霜。商人罗巴辛一早就来到贵族庄园，他得知樱桃园女主人今天从国外回来，特地前来看望她。在他心目中，郎涅夫斯卡雅是一个好心的、慈祥的妇人。15岁那年，他那开杂货铺的醉鬼父亲，揍了他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被郎涅夫斯卡雅看见了，她把罗巴辛领到庄园里，帮他洗净了血污，并安慰他说：“别哭了，小庄稼佬，等一结婚就什么都找补回来了！”　　罗巴辛认为自己的确出身于一个低贱的庄稼佬的家庭，可是现在他已经穿起上等人穿的白背心黄皮鞋来了，长着猪嘴也吃起精致的点心来了，因为他手里有了一堆堆的钱。自从郎涅夫斯卡雅到巴黎去后，他已经有五年没见到她了。自然，她也不会知道这几年来他这个庄稼佬的变化。　　两辆马车向贵族庄园驶来。从车上走下三个穿着考究的妇女：郎涅夫斯卡雅一身旅行装束，这是个中年妇女，但还很漂亮；她的女儿安尼雅，是个17岁的活泼姑娘；还有家庭女教师夏洛蒂，她手里牵着一条小狗。然后是郎涅夫斯卡雅的哥哥加耶夫和地主皮什契克从车上下来。仆人们忙着搬运行李。老仆人费尔斯已经87岁了，今天显得格外高兴，他穿着旧式的听差制服，戴着一顶高帽子，亲自去车站迎接女主人。　　郎涅夫斯卡雅带着一种久别重逢的欣喜心情和人们点头打招呼。当她看到育儿室时，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曾在这儿，度过了她那难忘的幼年时代。她的养女瓦里雅有着一副女修士的模样，在郎涅夫斯卡雅出国后，她操理家务，腰带上总挂着一大串钥匙，支使仆人，安排一天的伙食。她告诉郎涅夫斯卡雅，她住的两间房子——白色的和浅紫色的仍保留着她出门时的老样子。　　五年前，郎涅夫斯卡雅的丈夫死了，不到一个月，她那7岁的男孩格里沙也掉在河里淹死了。她经受不起这接连的沉重打击，便出国去了。她住在巴黎的一座五层楼上。由于她讲排场，爱体面，花起钱来就像流水一样快。在她房间里，总是挤满了法国男人。她曾爱过其中一个男人，可是那男人十分放荡，把她的钱财榨得精光。本来她在法国滨海的芒东地方有一座别墅，为了还债，她只得把它卖了。后来，那男人另有新欢，便把她扔了。这次，她回到俄国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凑足了盘费；但她平时花惯了，又爱摆阔气，上饭馆要点最名贵的菜，赏赐给伙计的小费也用金卢布。　　郎涅夫斯卡雅的哥哥加耶夫是个好吃懒做，缺乏生活能力的贵族老爷，整天只知道打台球，对经营田庄一窍不通。因为他们花费大，收入少，欠下了一大笔债务，在郎涅夫斯卡雅回国前，他已把心爱的樱桃园抵押出去了。为此，他们必须在抵押期限内筹集赎金，否则这份产业便要由拍卖局拍卖了。这件事使郎涅夫斯卡雅感到特别不安。　　罗巴辛对郎涅夫斯卡雅说，他父亲曾是她家的农奴，他不能忘记她早年待他的恩情，他要像爱姐姐那样爱她，并向她提出一项挽救樱桃园的建议。他说这儿离城市才20里，附近刚好又修了一条铁路，还有一条挺深的河，地理位置很好；只要肯把樱桃园和沿河那块地皮，划分成若干建筑地段，分别租给人家盖别墅，那么他们每年至少有两万五千卢布的收入，这样他们一家便可以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罗巴辛的建议遭到加耶夫兄妹的反对，他们尤其反对要把樱桃树砍掉这一点。郎涅夫斯卡雅说，在全省之内唯一出色和值得注意的东西，便是他们家这座樱桃园，怎么可以把它毁了呢？加耶夫也说，这座园子连《百科全书》中都提到它。罗巴辛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要他们下决心，否则一到8月22日拍卖这天，这座樱桃园和附近的地产，就不再属于他们的了。　　老仆人费尔斯回忆起以前樱桃园兴旺发达的景象。他说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人们把大量采摘下来的樱桃晒干了，有的泡起来，有的腌起来，还有的做成果子酱。那时候的干樱桃又软、又甜、汁又多，闻着又香，人们把它整车整车地运往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去卖，能赚回许多的钱。后来，家里的人懒惰下来，连这种泡制樱桃的方法也早已失传了。他看着眼前这番萧条的景象，无限感慨和悲伤起来。　　加耶夫为了挽救樱桃园，他要外甥女安尼雅到雅洛斯拉夫去看望他的婶母，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伯爵夫人。早年由于郎涅夫斯卡雅没有遵照她的意旨嫁给贵族，而嫁给了一个律师，她才不和他们来往。安尼雅答应立刻去拜访这位有钱的亲戚。　　郎涅夫斯卡雅则打罗巴辛的主意。她想促成她的养女瓦里雅和罗巴辛的婚事，让他拿出钱来。可是，罗巴辛只是口头上称赞瓦里雅是个能干的姑娘，心里却不准备娶这样一个没有赔嫁的女子。　　特洛费莫夫是被水淹死的格里沙的家庭教师，这是个大学尚未毕业的学生，为人正直有见识。他爱上了女主人的女儿安尼雅，安尼雅也喜欢他。他们常在一起谈论未来和美丽的理想。特洛费莫夫要安尼雅不要惋惜过去的生活，不要因为将要失去樱桃园而痛苦，而要朝着新的生活前进。他说：“整个俄罗斯就是我们的一座大花园。全世界都是伟大而美丽的，到处都有极好的地方。”他反对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剥削，也反对罗巴辛那样见什么就吞食什么的吸血鬼。　　郎涅夫斯卡雅的客厅里，灯火辉煌。犹太乐队正吹奏着悠扬的乐声，人们正在跳着四方舞。这是法国18世纪盛行的一种轻快、活泼的舞蹈。跳舞的人们一对对地走进客厅来。第一对是地主皮什契克和夏洛蒂，第二对是郎涅夫斯卡雅和特洛费莫夫，第三对是安尼雅和邮局职员……人们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只有瓦里雅无声地哭泣着，她一边跳着舞，一边抹着眼泪。因为这天正是樱桃园拍卖的日子。　　住在雅洛斯拉夫的婶母看在安尼雅的情份上，送来了一万五千卢布。一大早，加耶夫便代表全家带着钱上城里了，他要去把樱桃园赎回来。郎涅夫斯卡雅和瓦里雅正焦急地等待城里来的消息。她们担心筹划的钱不够，这份地产会落到旁人的手里。特洛费莫夫对郎涅夫斯卡雅说：“不论地产今天卖了出去，还是没有卖出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老早就不成问题了，反正是拿不回来的了，已经没有路子可以回头的了。”郎涅夫斯卡雅痛苦地回答说：“我是生在此地的，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当年也都住在此地；我爱这所房子，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定非卖它不可，那么，千万连我也一齐卖了吧！”　　这时仆人送进来一份从巴黎拍来的电报，这是郎涅夫斯卡雅那位薄情的男人打来的。他在电报中说，他病倒了，请她饶恕他的过失，并要求她回巴黎去。郎涅夫斯卡雅犹豫了一会，随即可怜起他来，她认为这个薄情郎是挂在她脖子上的一块石头，而且一直把她坠到水底去，可是她还是爱这块石头；没有这块石头，她就活不了。特洛费莫夫要她扔开这个无赖汉，郎涅夫斯卡雅反而嘲笑他，说他到了这般年纪，连一个情妇都还没有呢！　　特洛费莫夫气忿忿地走了出去，但他在楼梯口摔了一跤，郎涅夫斯卡雅便向他赔不是，要他回到跳舞厅去。当华尔兹舞曲再度响起的时候，大家又开始跳舞了。老仆人费尔斯看着跳舞的客人，十分气愤，嘟嘟嚷嚷地发起罗嗦来。他说：“早年间，来我们这儿跳舞的，都是将军、伯爵和海军上将。可是现在呢，请的全是什么邮政局职员啊、火车站站长啊，而且他们还觉着来了是赏给我们面子呢。”郎涅夫斯卡雅问他，如果地产卖掉了，他上哪儿去呢？费尔斯回答：“随你吩咐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去。”郎涅夫斯卡雅见他脸色很难看，要他早点去睡。他回答说：“我是该睡睡去，可是叫谁伺候你呀？事情都叫谁管，都叫谁拿主意啊？整个家里就指着我一个人儿啦。”　　罗巴辛得意洋洋地从拍卖场来到郎涅夫斯卡雅家。加耶夫右手提着买的鰽白鱼和青鱼，左手擦着眼泪，也从拍卖场回来了。他一进门便抱怨一整天没吃东西，把他累死了。郎涅夫斯卡雅焦急地问，樱桃园被谁买去了？罗巴辛挺直了身子说：“我。”郎涅夫斯卡雅好像当头挨了一棒，要不是她扶住了身旁的一张桌子和一把臂椅，早就摔倒在地上了。瓦里雅从裤腰带上把钥匙解下来，狠狠地往地板上一扔，走了出去。　　罗巴辛便当着众人的面，谈他购买樱桃园的经过：当他和加耶夫到拍卖场时，想买樱桃园的富翁捷里冈诺夫早到了。捷里冈诺夫开口就愿意以三万卢布的代价买进，这数目已超过了押款的数字。罗巴辛便加到四万，捷里冈诺夫叫四万五，罗巴辛便叫五万五。捷里冈诺夫每回加五千，罗巴辛每回加一万。最后，他以九万卢布把地产买下来了。而加耶夫口袋里只有婶母给的一万五千卢布，连付押款的利息都不够，更轮不上他开口要赎回樱桃园了。罗巴辛说完大笑起来。他盛气凌人地喊道：“现在这座樱桃园是我的了！是我的了！”他把瓦里雅丢在地上的钥匙拾起来，摇得叮当响。接着，他要舞会的乐师们为他奏起乐来。他说：“音乐家们，奏吧！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呀！让大家都来看看我，来看看叶尔莫拉伊·罗巴辛用斧子砍这座樱桃园的吧！都来看看这些树木一根一根的往下倒吧！我们要叫这一片地方都盖满了别墅，要叫我们的子子孙孙在这儿过起一个新生活来！……奏起来呀，音乐！”　　郎涅夫斯卡雅瘫坐在一把椅子里，伤心地哭着。罗巴辛带着责备的口吻对她说：“谁叫你不听我的话呀！我的可怜的、善良的柳薄芙·安得列耶夫娜呀！事到如今，可已经太晚啦。”　　十月的某一天，天气还很暖和，太阳像夏天似地照射着。郎涅夫斯卡雅一家从庄园中搬了出来。门外堆放着旅行的衣箱和行李包。窗帘和墙上的画框都已摘下，剩下的不多几件家具，被搁置在墙角里，仿佛等待着买主似的，屋子里显得异常的空旷。郎涅夫斯卡雅已决定再去巴黎，农民们都来送行。她强忍住了哭泣，但脸色苍白，嘴唇发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把口袋里剩下的零钱都掏给了农民。　　罗巴辛接管了樱桃园的地产，他准备在这暖和的日子里，把樱桃树都砍倒；但郎涅夫斯卡雅要求在她出门前，不要叫人砍伐林木，以免她听了难受。罗巴辛答应了。　　特洛费莫夫准备上莫斯科去。临行前他对罗巴辛忠告说：“不要老这么指手划脚的，改改这种飞扬浮躁的毛病。我还要请你注意，什么盖别墅呀，什么希望将来有一天住别墅的市民都每人耕种一块土地呀，这一类的话呀，也一样叫做飞扬浮躁。”罗巴辛却得意地回答说，在今年春天他播种了二千亩的罂粟，净赚了4万卢布，特洛费莫夫如果需要盘川，他可以送一些。特洛费莫夫拒绝了，他说他最近翻译了一篇东西，得了一笔稿费；他是个自由人，即使给他20万卢布，他也不会收。他说：“我用不着你们，我瞧不起你们，我觉着自己坚强而骄傲。”　　安尼雅在安慰妈妈。她要妈妈早点回到俄国来，她自己要好好预备功课，等大学毕了业，有了工作，那时她就可以养活妈妈了。马车已套好了，郎涅夫斯卡雅最后向古老的庄园巡视了一番，她觉得这座房子的墙和天花板，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似的，现在她要把它们多看上几眼。在这儿，她那去世的母亲，总喜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伤心地说：“再见了，亲爱的老房子，再见了，老人家！等这个冬天过去，新春一到，你可就不会存在了，人家就已经把你拆倒了。”她问女儿为什么在这离别的时候，脸上焕发着光彩，眼睛闪亮得像是一对金刚石似的，她对这一变化是否感到满意？安尼雅回答说：“非常满意。我们开始一个新生活了，妈妈！”　　罗巴辛终于没有娶郎涅夫斯卡雅的养女瓦里雅。他把郎涅夫斯卡雅的旧管家叶匹诃道夫雇用下来，让他照管着樱桃园的产业。瓦里雅要出发到雅什涅沃去，那里已有人雇请她去料理家务。加耶夫则准备到城里去当一名银行职员，现在他对失去产业显得满不在乎起来。他说樱桃园没有卖出去之前，心里很烦恼、痛苦，可是等到问题一决定，无可挽救了，情绪也就镇定下来。因此他没有妹妹那样伤感，想起打台球的游戏，他可以把眼前的一切都忘掉。　　仆人们和车夫等候着樱桃园的旧主人上马车。郎涅夫斯卡雅穿着旅行装，加耶夫穿着一件带风帽的厚外衣，瓦里雅提着包裹，轻轻地啜泣着，只有安尼雅的情绪是欢乐的。　　马车开走了，从樱桃园的方向传来了斧头砍伐樱桃树的沉重的叮当声，这声音凄凉地在空中回荡着。这时因樱桃园拍卖而病倒的老仆人费尔斯，穿着燕尾服、白背心，拖着拖鞋赶来了。他看着房门都下锁了，便有气无力地倒下了。他痛苦地说：“他们都把我忘了。”他感到自己对主人没有尽到责任，并恼恨地骂了一句：“不成器的东西啊！”他倒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　　远处仍然传来斧头砍伐樱桃树的沉重的叮当声。　　鉴赏与分析　　《樱桃园》是契诃夫于1903年写的最后一部和成就最高的剧作。“樱桃园”是贵族阶级生活和美学的象征。剧本的基本主题是向旧生活告别，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剧本的基本冲突建筑在对拍卖樱桃园各种不同的态度上。作品中出现了三代人：贵族、商人、年青人。他们在对待樱桃园问题上都反映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体现出自己的精神面貌，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贵族阶级以加耶夫和郎涅夫斯卡雅兄妹作代表。他们极力维护庄园地主式的生活。郎涅夫斯卡雅说：“我是生在此地的，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当年也都住在此地；我爱这所房子，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加耶夫说：“连安得列耶夫斯基的《百科全书》里，都提到了我们这座樱桃园呢。”然而这批贵族是些过时的人物，他们既不会创业，也不会守业。他们在寄生生活的环境里教养长大，只知道享受和玩乐，缺乏真正的生活理想和能力。遇事则瞠目结舌，束手无策。正如高尔基说的：这对兄妹“像小孩那样自私，像老人那样衰老，他们到了应该死的时候还没有死，他们悲叹着，对自己四周一切完全看不见，完全不了解，他们是一群不能再适应生活的寄生者”。①　　郎涅夫斯卡雅的生活极度奢华和挥霍，她挥金如土，弄得债台高筑。已面临破产境地了，她还摆阔气、装体面，上饭馆要点最名贵的菜，在家里开舞会、请乐队。从表面看来，她感情丰富，而且仁慈慷慨，没有一般贵族的傲慢；实际上她是一个很肤浅，意志薄弱的人。她从巴黎回到俄国时，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她对祖国、乡土和亲人的眷恋。她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真爱得厉害呀。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边一看，就得哭。”她发誓再也不愿意离开祖国，再也不愿意看到那位在巴黎把她抛弃的“野蛮人”。可是，当那位“野蛮人”一再拍电报催她去巴黎时，她的决心又动摇了。她说：“我可又该怎么办呢？他病了，他寂寞，他不幸，有谁照料他呢？有谁可以拦住他别轻生呢？有谁按时候服侍他吃药呢？”于是她顾不得亲人和祖国了，拿着婶母一万五千卢布动身到巴黎去。她的灵魂是空虚的，过的是“一团糟”的生活。正如俄国作家柯罗连科说的，这是个“神经质的贵族女人，她什么也干不了，所以痛痛快快地去找她巴黎的外遇去了。”　　她的哥哥加耶夫自称是个“多余人”、“80年代”的人物。他整天游手好闲，离开了仆人便不能生活。他快50岁了，还要一个87岁的仆人费尔斯照顾他穿衣、吃饭、脱鞋子。他生活中的乐趣是吃冰糖和打台球。因此，他的口头禅也充满打台球的字眼。　　加耶夫又是个空谈家、废话专家。他好发议论，甚至对着家里的老柜橱也演讲起来。他说：“非常可爱、又非常可敬的柜橱啊！这100多年以来，你一直都在朝着正义和幸福的崇高目标前进，啊，你呀！我向你致敬；你鼓励人类去从事有益的劳动的那种无言的号召，在整个这百年里头，从来没有减弱过，却是一直在鼓舞着（哭泣）我们家族……”　　加耶夫和他的妹妹相反，他以贵族老爷的傲慢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仆人。他动不动骂别人为“无赖”，认为别人说的话“全是些废话”。他讽刺罗巴辛身上“有一股劣等香水味儿”，他要仆人雅沙滚开，因为他“浑身都是鸡窝味儿”。　　郎涅夫斯卡雅兄妹正如罗巴辛说的，他们是一对“不知为什么生存着”①高尔基《回忆契诃夫》巴金译，平民出版社，第34页。的人。他们除了过寄生生活外，不会干一件正经事。他们把祖先的产业花光了，弄到要抵押樱桃园的地步。在拍卖樱桃园时，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帮助上，动员富裕的婶母拿出钱来，极力促成瓦里雅和罗巴辛的婚事，加耶夫还幻想有一位将军能慷慨地借给他一笔款子。但这些办法没有一件行得通。剧作家通过这对兄妹的形象，反映了贵族阶级江河日下的颓势，说明了这个没落阶级必将灭亡的历史命运。　　资产阶级商人以罗巴辛为代表。在作品中，他是作为接替贵族阶级而出现的。当他把樱桃园买到手时，他骄傲地呼喊着：“主啊！樱桃园居然是我的了！……啊！要是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能从坟里爬出来，亲眼看看这回事情，那可多么好哇！要是他们能够看看他们这个叶尔莫拉伊，差不多是一字不识的、挨着巴掌长大的、就连冬天都光着脚到处跑的那个孩子，今天居然买了这么一块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份的产业，那可多么好啊！”　　双重性格是罗巴辛形象的特征。一方面，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干练的、讲求实际的人，带有劳动者出身的一些特点；他不喜欢空谈理论，头脑清醒，生活有理想有目标。另一方面，他是个新型的剥削者和吸血鬼。正如特洛费莫夫形容他的那样：他是“一个遇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的猛兽，在生存的剧烈斗争里，是不可少的东西”。　　他满脑子是钱，瓦里雅说：“他的脑子里全是他的买卖，没有心思想到我。”如果说贵族不愿砍伐樱桃园是从体面和“美”的观点出发，那么罗巴辛则从实利出发。在他看来“美”妨碍了实际收入，这种“美”就毫无价值。因此，他成了樱桃园的“美”的吞噬者。　　但罗巴辛只是和贵族竞争中的胜利者和樱桃园暂时的主人。　　年青一代以特洛费莫夫和安尼雅为代表。他们追求新生活，坚决与旧时代告别，从而使剧本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绪。　　大学生特洛费莫夫是个平民知识分子，艰苦的生活并没有使他丧失生活的信心。他说：“我饥饿得像冬天，我病弱，焦虑，贫穷得像乞丐！命运驱逐得我东奔西荡，可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是在哪一分钟里，无论是在白天或者是在夜晚，这心里永远充满着光辉的景象！”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蔑视金钱，提倡为寻求真理的人们而工作。他以阶级压迫的事实，要安尼雅抛弃旧日贵族庄园的生活。他说：“想一想看，安尼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和所有你的前辈祖先，都是封建地主，都是农奴所有者，都占有过活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类灵魂，都从园子里的每一棵樱桃树，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树干的背后，在向你望，你难道没有看见吗？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安尼雅在他启发下，终于和旧生活决裂了。喊出了：“永别了，我的旧生活！”　　《樱桃园》中这对青年人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契诃夫晚年写的短篇小说《新娘》。新娘娜嘉在大学生萨沙的帮助下，跳出了家庭的狭小的圈子，投入了为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安尼雅和娜嘉都是爱思索的女性，热情、果敢，当她们认定了新生活后，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契诃夫把未来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肯定了新生活是属于他们的。但《樱桃园》中年青一代存在着美丽的幻想与荏弱之间的矛盾。特洛费莫夫有着英雄的语言，并没有英雄的壮举。他习性散漫，朝气不足；从外貌上，他也是老气横秋，被人们称作“秃头老爷”。罗巴辛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洛费莫夫的毛病是脱离实际。他说：“我们白站在这儿彼此吹嘘，实际生活可是一句也不理会我们的，它照旧像水一样的往前流啊！”郎涅夫斯卡雅则称他是“孤芳自赏”的“怪物”，“一个不成器的东西”。　　批评家巴秋什科夫认为安尼雅和特洛费莫夫这对青年“仿佛是漂浮在一块浮冰之上，在惊涛骇浪里，很难靠近岸边”，并认为他们致命的弱点是“没有明确的生活纲领”。因此他们本身并不能代表未来。　　《樱桃园》具有很大的艺术特色和革新意义。首先是剧本朴素自然的特点。契诃夫提出舞台上的一切应该像生活中一样朴素，题材思想要新颖，情节不要矫饰。19世纪末叶，俄国剧坛盛行上演迎合小市民心理的戏剧。这些剧本充满造作的情节，庸俗的内容，夸张的手法。主人公的结局不是结婚，便是自杀。契诃夫反对这种矫揉造作的戏剧。他说：“要知道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每分钟都发生自杀、上吊和恋爱的，也不是每分钟人们都说聪明话的。”他极力要把生活中原来的样子搬到舞台上去。　　契诃夫的戏剧没有紧张的开头，也没有耸人听闻的结尾；既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惊涛骇浪的生活。他的剧本不依靠情节的发展来表现戏剧的冲突，不追求表面的舞台效果，这些都是他对戏剧革新的宝贵贡献。他说在《樱桃园》中“没有开过一次枪”。《樱桃园》中的主人公，像日常生活中一样生活，他们交谈着最普通的事情，人物之间互相挑剔，或者回忆过去。一会儿灰心失望，一会儿幽默风趣；一会儿闲适恬静，一会儿又进行激烈的争辩。台下的观众也就被这种起伏跌宕的情绪深深吸引住了。但在这种日常谈吐和行动的背后，观众可以感受到剧中人正在经历着生活中的悲喜剧。　　人们把契诃夫的戏剧称作“情绪剧”，这种独特的手法，就是剧情发展到高潮，表面还很安祥。如樱桃园要拍卖了，也是决定贵族命运的关键时刻，郎涅夫斯卡雅家的晚会照样在进行，主人在跳舞，家庭女教师在变戏法。但人物的内心不是平静的，从人物交谈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郎涅夫斯卡雅焦躁不安地对特洛费莫夫说：“列昂尼德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哎，我只求知道知道地产到底卖出去了没有哇！这种痛苦，叫我太受不住了，叫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想法才好啊！我的心思全乱了……我简直想大声哭出来，我简直想豁出命去胡闹一下子啊。”　　后来，她又说：“我简直受不住，我听见什么声音心里都发跳，身上都发颤。可是我也不能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怕一个人待着的那种寂寞。”樱桃园拍卖了，一些人兴高采烈，一些人忧郁悲伤。　　批评家们指出，契诃夫的戏剧有双重结构：一种是浮在表面的直接现实的结构，另一种是隐蔽的、潜藏的结构。后一种结构也就构成了契诃夫剧作中的“潜流”我们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潜台词”、“潜流”等字眼。“潜流”是剧中人一系列的“潜台词”汇集而成的。契诃夫剧本中人物的思维活动和内心体验，远比他们公开表现出来的行动要丰富得多，这也就是“潜流”。　　强烈的抒情性是《樱桃园》的另一艺术特色。契诃夫的戏剧含蓄、隽永、富有诗意。它像一曲乐章随着感情节拍在跳动，把观众带入诗意葱茏的境界。剧作家是如何达到这种抒情效果的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谈：　　一、通过人物的独白和对话，传达出人物悲伤、激昂、热烈和欢乐的情绪。如第一幕中，瓦里雅、加耶夫、郎涅夫斯卡雅之间的一段对白，便充满诗情画意和对过去生活的甜蜜回忆：　　瓦里雅（轻声地）嘶，安尼雅睡着了。（轻轻打开窗子）太阳已经上来了；天气也不冷。妈妈，你看，这些树木都多么好看哪！哎呀！多么清爽的空气啊！白头翁也都唱起来了！　　加耶夫（打开另一扇窗子）满园子都是白的。柳巴，你还记得吗？这一条条长长的园径，一直地、一直地通下去，夹在两边树木当中，像一根长带子似的？每逢月夜，它就闪着银光，你还记得吗？你没有忘吗？　　柳薄芙·安得烈耶夫娜（望着窗外的花园）啊，我的童年，我那纯洁而快乐的童年啊！我当初就睡在这间幼儿室里，总是隔着窗子望着外边的花园。每天早晨，总是一睁眼就觉得幸福；那个时候，这座园子就跟现在一样，一点也没有改样儿。（愉快得大笑起来）满园子全是白的，全是白的！哦，我的樱桃园啊！你经过了凄迷的秋雨，经过了严寒的冬霜，现在你又年轻起来了，又充满幸福了，天使的降福并没有抛开你啊！　　罗巴辛是个商人，本来与诗情画意是格格不入的，但作家在他的台词中也加进了抒情的色彩。如罗巴辛说：“我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就想：‘啊，主啊，你赐给了我们雄伟的森林，无边的田野，不可测量的天边，那么，活在这里边的我们，也应当配得上它，得是个巨人才对呀！’”　　第三幕中，安尼雅的抒情性谈话，充满乐观的情绪和对美好的未来的信心。她安慰悲伤中的母亲说：“咱们另外再去种起一座新花园来，种得要比这一座还美丽。你会看得见它的，你会感觉到它有多么美的，而一种温柔、深刻的幸福，也会降临在你的心灵上的，就像夕阳斜照着黄昏一样。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微笑的，我的好妈妈！”　　二、通过背景衬托。盛开着一大片白色花朵的樱桃园是剧中固定不变的背景，渲染了人物不同的心境和情绪。如第一幕中樱桃园的白花和初升的太阳，增强了人们团聚时的热闹和欢乐。第四幕的樱桃园则衬托出人们别离时的痛苦。　　第二幕中夕阳西下的图景、荒废的小神庙、空旷的道路，象征着贵族美好的日子将要结束。第三幕中的舞会场面，是一种强作的欢乐，痛苦的奢华，反而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　　三、通过音响效果。契诃夫为制造一定气氛和抒情情绪，他运用了各种舞台表现手法——如光、声、电等。如第二幕中，叶匹诃道夫弹奏的吉他琴的悲凉声音和远处传来的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第四幕结束时，再次传来了断弦声：“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这象征着贵族生活的弦已经绷断了，不可能再继续了。　　第三幕中，犹太乐队演奏的柔和缥缈的乐声。第四幕中斧头砍伐樱桃树的沉重的叮当声，以及房门下锁，马车开走的声音，对渲染气氛、强化主题都起了一定的效果。　　俄国著名的戏剧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十分赞赏契诃夫戏剧的音响效果。他说：“契诃夫把舞台上的外在的真实和内在的真实掌握得同样的好。他使我们对舞台上的什物和音、光的作用的认识更准确、更深刻了，在剧院里，也像在生活里一样，这些东西对人的心灵有着强大的影响。”①转引自布罗茨基等编《俄国文学史》（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1194页。    易卜生(1828—1906)　　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著名的戏剧家。早期从事浪漫主义历史剧的写作，写了《勇士的坟》、《尼斯特罗的英格夫人》、《觊觎王位的人》等。后期转向社会问题剧的写作，写了名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国民公敌》等。　　玩偶之家　　作品概览　　事情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夕，律师海尔茂的妻子娜拉是个活泼漂亮的女子，丈夫把她称作“小鸟儿”、“小松鼠儿”。海尔茂除了指责娜拉会花钱外，对她十分温柔体贴，表面看来他真是个好夫君。娜拉也很爱自己的丈夫，一切都顺从他，为他着想。他们结婚八年了，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还像新婚夫妇那样燕尔亲昵。　　过完圣诞节，海尔茂要升任银行经理了。在他们的面前，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图景。娜拉有意把今年圣诞节过得比往年更加热闹、欢乐。她亲自上街购买了许多圣诞节礼物，忙着做圣诞树的彩花，和各式各样新鲜玩意儿。她要让海尔茂高兴高兴，也让客人们和他们同乐。　　娜拉的同学林丹太太从乡下来城里找她。她听说娜拉的丈夫要升任经理了，想通过娜拉的关系，在海尔茂的银行里找个事干。娜拉答应等丈夫回来后，她要为老朋友提出请求。接着她们便谈起别后的生活来。林丹太太三年前死了丈夫，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年青时她曾有过爱，但为了养活母亲和帮助两个弟弟，在婚姻上她作出了牺牲，嫁了一个她并不满意的男人。后来，她虽遭到不幸，然而她把母亲供养过世，扶持弟弟长大，她认为这是她生平感到最得意和最快慰的事。　　娜拉说她也曾做过一件既得意又高兴的事。她拯救过自己丈夫的性命。林丹太太吃惊地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娜拉便向她谈起下面的一件事来。　　那是娜拉新婚后的第一年。海尔茂忽然患了重病，医治了许久也不见好转。医生暗暗地对娜拉说，她丈夫病很危险，只有到意大利去疗养，才有希望好转。可是从那儿去筹集这一大笔旅费呢？那时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娜拉本指望父亲能助她一臂之力，然而父亲那时也病得很厉害，她无法向他开口。娜拉要钱心急，便以父亲的名义向人借到一笔款子，陪丈夫到意大利去疗养，在那里住了一年，直到丈夫的病好了为止。　　林丹太太问娜拉，这事她一直瞒着丈夫吗？娜拉说是的，因为海尔茂最恨的是跟人家借钱。他是那样好胜和要面子，如果他知道了他受了妻子的恩惠，会很难受的。这样他们的感情就会冷淡，美好快乐的家庭就会改变样子。林丹太太说这事总不能瞒丈夫一辈子。娜拉说总有一天她会把事情告诉海尔茂的，不过要等她把债还清后，幸好她所欠的债也不多了。多年来她为了还债，省吃俭用，节约开支。每逢丈夫给她钱添置衣料时，她顶多花一半，买东西老是挑最简单、最便宜的。甚至在晚上她瞒着丈夫为人做抄写工作。她给丈夫的印象是很会花钱，其实她把钱都还了债了。现在她只剩下最后一次付款了，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她高兴地说：“大好的春光快来了，一片长空，万里碧云，那该多美呀！到时候我们也许有一次短期旅行。也许我又可以看见海了。喔，活在世上过快活的日子多有意思！”　　这时海尔茂回来了，娜拉便向丈夫提出了林丹太太的请求。海尔茂正准备辞退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便答应了林丹太太的请求，录用她为银行簿记员，以接替柯洛克斯泰的位置。　　海尔茂和柯洛克斯泰原是同班同学，但柯洛克斯泰爱卖弄，在人前直呼海尔茂的小名，引起他的不快，决定要用辞退来教训他。但事有凑巧，娜拉为丈夫治病借的一千二百元，正是通过柯洛克斯泰借的。那时柯洛克斯泰是个律师，娜拉假冒父亲在契约上签字的事，也只有他一人知道。假签名在法律上是不许可的，闹出去将要身败名裂。娜拉曾想待父亲病好后告诉他，请求父亲宽恕。可是过了三天，她父亲去世了。这事也就无法弥补挽回了。　　柯洛克斯泰知道了海尔茂要辞退他的消息，来找娜拉，要她在丈夫面前挽回他的位置，否则他便要向法庭控告，把娜拉背着丈夫借债和假签名的事宣扬出去。他说如果她丈夫把他推到沟里去，他要拉娜拉作个伴儿。然后，他鞠了一躬走了。娜拉等丈夫回来后，为柯洛克斯泰求起情来。可是海尔茂固执得很，坚决要把他辞退；还说柯洛克斯泰原来就不是一个好人，他犯过假签字的罪，受过处罚。这使娜拉心情十分紧张。　　阮克医生是海尔茂一家的常客，他父亲是个荒唐鬼，得了花柳病，并把疾病遗传给了儿子。为此，阮克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早就爱上了娜拉，但他把这感情一直埋藏在心里。现在他已病入膏肓了，决定在他死之前，要把他的感情说出来。娜拉本想请阮克医生劝说海尔茂不要辞退柯洛克斯泰，同时，还想向他借钱还清最后一笔欠款。可是阮克医生却向她吐露爱情。这样娜拉便无法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了。她焦急得坐立不安。　　柯洛克斯泰见事情难以挽回，便写了一封信给海尔茂，揭发他妻子在外面借债的事。他带着这封信来见娜拉，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告诉你吧。我想恢复我的社会地位。我想往上爬，你丈夫一定得给我帮忙。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一件坏事都没干。虽然日子苦得很，可是我耐着性子咬着牙一步一步往上爬。现在我又被人一脚踢下来了，要是人家可怜我，只把原来的位置还给我，我决不干休。我告诉你，我想往上爬。我一定要回到银行去，位置要比从前高。”娜拉说，她丈夫决不会答应的。柯洛克斯泰说，她丈夫接到他这封信会同意的，不过娜拉自己则要拿出名誉来作牺牲。说完他把信投进娜拉家的信箱走了。　　娜拉越发着急起来。她找来林丹太太商量，把事情全部经过告诉她，要她帮忙出个主意。林丹太太说她马上去找柯洛克斯泰，要娜拉拦住海尔茂不要去开信箱。于是娜拉便以参加领事家的舞会为名，要丈夫帮她排练意大利土风舞，把他缠住。　　林丹太太原是柯洛克斯泰的情人，后来林丹太太违背自己的心愿，嫁了别人。柯洛克斯泰也赌气结了婚，现在他妻子也死了。这对昔日的情人，见面后又重新燃起热情。柯洛克斯泰表示要重新生活，重新做个好人。他要把寄给海尔茂的那封信取回来。但林丹太太却拦阻了他。她认为应当让海尔茂知道这件事，让他们夫妻彻底了解，不应当再躲躲闪闪的，只要柯洛克斯泰不再去陷害他们就行了。柯洛克斯泰答应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活。　　娜拉在领事家舞会上表演得十分出色。正当人们对她的称赞达到高潮时，海尔茂把妻子领回家了。他认为再待下去，便会减少艺术的效果。林丹太太来到娜拉家，暗暗对她说，现在不用担心柯洛克斯泰了，可是她一定得向丈夫说实话。如果娜拉说不出口，便让海尔茂看那封柯洛克斯泰写给他的信好了。但娜拉心情仍很矛盾，她不想让丈夫在她还清债务前知道这件事，甚至她还打算一朝事情败露，她要把全部责任拉在自己身上，甚至以自杀来挽救丈夫的名誉。　　海尔茂终于在信箱里取出了两封信。一封是阮克医生写的，他为了结束疾病的折磨，暗示朋友他将自杀，他在姓名底下画了一个黑十字。另一封便是柯洛克斯泰写的信。娜拉叫丈夫不要拆开来看。海尔茂见妻子惊慌失措的神态，便抚慰她，要她不要害怕；他自己常常盼望有那么一天，有桩危险的事威胁着娜拉，那么他就会牺牲一切去救她。娜拉听到这里，便叫丈夫可以把信拆开来看了。　　海尔茂不看信犹可，看了便七窍生烟，他收敛起刚才那副温柔体贴的姿态，大发雷霆起来。他骂娜拉是个坏东西，干的好事！娜拉说：“我只知道爱你，别的什么都不管。”并说，她自己做的坏事自己负责，不用丈夫承当。海尔茂骂娜拉是个撒谎的女人，八年来她说的全是些花言巧语、装腔作势的话，要她老老实实把事情全部招供出来；还说娜拉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全部坏德性——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自己的大好前程和一生的幸福，全断送在娜拉这个下贱女人身上了。娜拉说她可以马上去死，她死了，海尔茂便没事了。海尔茂要娜拉少说些骗人的话，即使她死了，柯洛克斯泰仍然可以把事情宣扬出去。最后，他提出目前要想办法稳住柯洛克斯泰，无论如何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他们夫妻表面上还得照老样子生活，但娜拉已无权管教孩子了，也不配管教孩子。　　正在这时，女仆送进来一封信。海尔茂把它抢在手上。原来这又是柯洛克斯泰寄来的信，他在信中向娜拉赔不是，表示他将不再加害于她。并把娜拉冒名签字的借据寄来还她。海尔茂看信后大喜过望，他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大喊道：“我没事了！娜拉，我没事了！”接着，他便把柯洛克斯泰前后写的两封信和借据，全投进火炉里烧了。　　海尔茂改变了刚才他那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反过来用甜言蜜语的话安慰起娜拉来。他说她这三天来一定吃惊不少，由于想不出好办法，心里一定很难过。现在事情过去了，要他的受惊的“小鸟儿”别害怕，定定神，一切都有他作主。他们有个很可爱，很舒服的家，娜拉在这个家里很安全，他可以像保护小鸽子那样保护她。现在他也不再责备娜拉了，他说：“娜拉，你不懂得男子汉的好心肠。要是男人饶恕了他老婆——真正饶恕了她，从心坎儿里饶恕了她——他心里会有一股没法子形容的好滋味。从此以后他老婆越发是他私有的财产。做老婆的就像重新投了胎，不但是她丈夫的老婆，并且还是她丈夫的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吓坏了的可怜的小宝贝。别着急，娜拉，只要你老老实实对待我，你的事情都有我作主，都有我指点。”　　娜拉把一切都看明白了。她伤心地要海尔茂坐下来谈谈。她说他们结婚八年了，但到今天晚上才了解丈夫，现在必须把总帐算一算了。在八年里，海尔茂从来没有了解过她，她受尽了委屈。从前她在父亲那里，父亲把她看作一个泥娃娃；后来嫁了海尔茂，仍被看作泥娃娃。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泥娃娃女儿”，一个“泥娃娃老婆”罢了。他们把她当作消遣品、玩偶，并没有从心底里爱过她。她说：“你逗着我玩儿，我觉得有意思，正像我逗孩子们，孩子们也觉得有意思。托伐，这就是咱们的夫妻生活。”　　娜拉认为最使她想不通的是在关键时刻，丈夫会背叛她。她满以为海尔茂在看了柯洛克斯泰的信后，会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妻子，把责任承担下来；想不到他却动了这么大的肝火，她一直盼望的奇迹并没有出现。现在她决定离开家庭，自行过独立生活。她要回到故乡去，在那儿找些事干，她和海尔茂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了。　　海尔茂急得跳了起来。他气冲冲地说：“你疯了，我不让你走，不许走！”娜拉平静地说：“你不许我走也没用，我只带自己的东西。你的东西我一件都不要，现在不要，以后也不要。”　　海尔茂企图以家庭、妻子、母亲的神圣职责来劝阻她，但娜拉说，这些话她都不信了。现在，她是个人，她要学做一个人。海尔茂又以宗教和法律来阻挡她，娜拉则对宗教和法律表示轻蔑。她说她只知道她的想法和海尔茂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她把结婚戒指脱下来，还给了海尔茂，并要回了自己的戒指。海尔茂懊丧地说：“那么，你不爱我了。”娜拉说：“不错，我不爱你了。”　　海尔茂要娜拉给他说明她不爱他的原因。娜拉说：“就因为今天晚上奇迹没出现，我才知道你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等人。”她站起来要走。海尔茂要娜拉别走，留待明天再说，娜拉说她不能留在生人家里过夜。海尔茂说将来他要给娜拉寄东西和寄钱去，娜拉说不必了，她不接受生人的帮助。海尔茂说难道他永远是个生人？娜拉说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　　娜拉走了，海尔茂只听见楼下的门砰地响了一声。他倒在一张椅子里，双手蒙着脸。忽然，他又站了起来，向四下里张望，嘴里喊着娜拉名字，但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鉴赏与分析　　易卜生一生写了25个剧本。《玩偶之家》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一部风行全世界的作品。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称赞，除了它那杰出的思想外，在艺术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下面我们着重在戏剧冲突、典型性格、剧本结构等三方面来谈谈这部作品的特色。　　首先，易卜生对戏剧的冲突作了巧妙的安排。一般来说易卜生的戏剧冲突都体现为思想冲突，并由个人的性质转为社会的性质，由内部的冲突扩大为外部的冲突。《玩偶之家》的戏剧冲突是在娜拉和海尔茂之间展开的。冲突的事件是围绕着触犯法律的假签字问题。作家把它写得起伏跌宕，又富有说服力。　　剧本共分为三幕。第一幕只是揭发矛盾，把冲突的问题提出来。男女主人公并没有交锋，一方面海尔茂还不知道妻子的借债事件，另一方面娜拉没有把假签名当作一回事，她还以搭救过丈夫的生命而感到自豪。但作家通过海尔茂对柯洛克斯泰的评价，预示了未来的一场风暴。海尔茂提醒娜拉说，柯洛克斯泰是个坏人，他犯过假签字的错误。这种不名誉的行为，上可追溯到撒谎的母亲，下可影响到亲生的儿女。他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这样一来，娜拉开始思想斗争了。　　第二幕是冲突的酝酿阶段，娜拉和海尔茂之间的矛盾发展了。那种表面和谐和欢乐的家庭关系出现了裂痕，晴朗的天空笼罩着乌云。一方面海尔茂不顾娜拉的面子，坚决要辞退柯洛克斯泰，还责怪娜拉竟为这样一个不名誉的人求情，另一方面娜拉受到柯洛克斯泰的要挟，只好向阮克医生和林丹太太求援，并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林丹太太。这时娜拉已经领教了海尔茂的固执，但她还是从顾全丈夫的名誉出发，甘愿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在她心目中，海尔茂还是个好人，在必要的时候，他会挺身出来援救自己的妻子。然而，她的估计错了，这样把冲突的爆发又推进了一层。　　第三幕冲突表面化了，剧情发展到高潮。这场冲突可分作两个回合。第一回合是从海尔茂看柯洛克斯泰揭发信开始的。海尔茂是进攻者，娜拉被海尔茂的出乎意料的行为吓呆了。正当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柯洛克斯泰受了林丹太太的爱情感化，退还了娜拉的借据。这样便在炽热的火上浇了一勺水，眼看要烟消火灭了，他们害怕要发生的事，也不复存在了。　　但易卜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以他那生花妙笔接着描写了冲突的第二回合，即海尔茂看到自己没危险了，又回过头来，用甜言蜜语抚慰娜拉。娜拉这时从现实中清醒过来了，她认清了丈夫的面目，彻底揭发了海尔茂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法律的虚伪性。这时娜拉是进攻者，海尔茂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最后，娜拉和家庭、社会决裂了。这是剧本真正的高潮和结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易卜生把戏剧冲突安排得很巧妙，它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加深和扩大。最初，我们看到晴朗的天空出现几朵云朵，接着便乌云密布，然后是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冲突越来越尖锐，观众情绪也越来越紧张，它像磁石吸铁一样，把人们的心紧紧攫住了。　　其次，易卜生善于从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思想对立中塑造典型。在易卜生之前，欧洲戏剧中喜欢描写美满幸福的婚姻、温柔甜蜜的爱情、和睦敦厚的家庭，易卜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作品中塑造的男女主人公结婚已经八年了，但他们过的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日子。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如下几方面：　　一、海尔茂是虚伪的、自私的，娜拉是真诚的、富有同情心的。海尔茂经常以甜言蜜语来掩盖他的口是心非。他对娜拉说夫妻应当分挑重担，而他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重担子。在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他又说：“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但到真正出了事，要他分忧的时候，他却判若两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誉地位，他向娜拉咆哮说：“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而娜拉却相反，她从不在丈夫面前炫耀自己。她借债是为了给丈夫治病，后来她背地里干刺绣和抄写的活，积钱还债，还是为了丈夫。伪签字的事件要暴露时，她为了不连累丈夫，还准备自杀。两相对比，娜拉对丈夫是多么真诚、体贴，而海尔茂则充分暴露了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面目。　　在对待朋友关系上，他们也相距甚远。海尔茂坚决要撤掉老同学、老同事柯洛克斯泰的职，主要的不是因为他品行不端，工作不称职，而是因为柯洛克斯泰不尊重他，常在人前直呼他的小名。娜拉只说了他一句不必那样小气量，他便大发起火来，更加坚决要把柯洛克斯泰辞退了。而娜拉不是这样去对待别人的，在剧本开头时，她同情在严寒天气里为她挑东西的脚夫，加倍算工钱给他。当老同学林丹太太求她帮忙找工作时，她满口答应叫丈夫想办法，表现了她的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品质。　　二、爱情和家庭观念上的分歧。海尔茂的爱情观渗透着资产阶级对女性的玩弄，他喜欢娜拉，只是因为她是个好看的“泥娃娃”，把她看作一个玩偶。所以他叫娜拉为“我迷人的小东西”、“我迷人的小妖精”。既然是玩偶，就不许有自由的意志，一切得服从他，由他来支配。在家庭生活中，他维护大男子主义，把妻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正如娜拉揭发他的：“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像个要饭的叫化子，要一口，吃一口，托伐，我靠着给你耍把戏过日子。”在海尔茂的眼里，男女是不能享受平等权利的，女人可以为男人作出牺牲，而男人则不行。他直接对娜拉说：“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娜拉则反驳说：“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　　觉醒后的娜拉不愿再过玩偶的生活了，她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海尔茂企图用贤妻良母那一套来说服她。但娜拉说：“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表达了她要和旧观念决裂，冲出家庭牢笼的决心。因此，在爱情和家庭观念上，如果海尔茂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男权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意识；那么，娜拉则代表了进步的民主主义的思想。　　三、海尔茂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卫道士，娜拉则是它的叛逆者。海尔茂不仅以资产阶级家庭婚姻的观念来维系他和娜拉的关系，而且他还以资产阶级的宗教、道德、法律来压迫娜拉。他认为宗教能拯救人的灵魂，犯过过失的人，就应当认罪，“甘心受罪”。而娜拉则表示了对宗教的怀疑和轻蔑。她说：“牧师告诉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等我离开这儿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我也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一想。我要仔细想一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　　海尔茂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神圣的，它维护资产阶级的名誉、道德和权利。娜拉则对这种法律公开提出抗议，认为它是“笨法律”。她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　　易卜生在塑造典型时，不仅精心地描写了人物性格的不同和思想的对立，而且还善于把人物的外部特征和他们内在的本质对立起来。从表面看来，海尔茂是个“正人君子”，他循规蹈矩，奉公守法，言辞温柔体贴，而内心则充满自私、卑鄙的打算。这种人在“顺利”的环境中很难识别；受到挫折，他便狗急跳墙，暴露出他的真面目。作家很好地掌握了这类人性格变化的规律，把他塑造得既生动，又深刻。同样，娜拉给人表面的印象是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人。他丈夫称她为“小鸟儿”、“小松鼠”，她的确也很像，而且人们都把她当作会花钱，从小惯坏了的女人。她丈夫还提着她的耳朵，说她是不懂事的孩子。其实，她是个有见识、有胆量、品格高尚、性情倔强的妇女。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她的这些好品质表现得更加充分。　　再次，结构的倒叙法。易卜生喜欢在剧本中采用追溯倒叙的描写手法。他的剧情往往是在紧要的关头展开的。如海尔茂即将正式就任银行经理了，娜拉多年来的欠债也快还清了。偏偏在这时她被揭发触犯了法律。至于娜拉为什么要冒名签字，为什么要借债，向谁借债，八年来她为了还清债务是怎样生活的？这些都通过人物的对话，用倒叙写法把它交代出来。因此，人们认为易卜生的剧本第一幕就好像其他剧本的最后一幕。还有剧本中的次要情节，如林丹太太的爱情悲剧，她和柯洛克斯泰的关系，阮克医生的遗传病等，也都是采用倒叙的写法。这种写法的好处是：（一）比较经济，能节省许多的笔墨，使作品更加简练和紧凑；（二）有利于展开戏剧冲突，作家把描写的重点摆在“图穷匕首见”的关键时刻；（三）有利于在矛盾斗争中展现人物性格。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玩偶之家》是一部优秀的杰作。它自1879年起，先后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挪威首都克立斯替阿尼遏，德国慕尼黑以及英国、法国、美国等地上演，反映是十分强烈的。观众中有拥护的、有反对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对剧本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责问作者难道可以颂扬一个为了自己的精神解放，而丢弃丈夫孩子的女人吗？因此，他们诬蔑易卜生伤风败俗，道德沦丧。剧本在德国上演时，还被篡改为大团圆的结局。这说明了保守的资产阶级是多么害怕妇女解放的问题。　　娜拉出走的进步意义是无可怀疑的，这也是她和家庭、社会相冲突的必然结果。作品所起的号召作用也就在这里。问题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娜拉虽然出走了，但仍然逃不脱资本主义社会的魔掌。她的反抗带有孤军奋战的性质，那结果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预料的那样：“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认为妇女要获得解放：“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都做不到，因此，妇女解放只有和工农大众的解放相结合才有可能。《玩偶之家》在五四时期被译成中文，上演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我国人民把它和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青年学生中曾一度出现过“娜拉热”，这都说明了这部剧本的巨大的感染力。    马克·吐温(1835—1910)　　马克·吐温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原名塞谬尔·朗荷恩·克莱门斯。马克·吐温是笔名，意为水有“两?”深。他的作品以幽默讽刺享誉世界。著名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竞选州长》、《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百万英磅》，长篇小说有《汤姆·索亚历险记》、《镀金时代》、《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作品概览　　哈克贝利·芬和汤姆·莎耶是一对爱好自由，追奇猎险的小孩。他们找到了强盗藏在山洞里的一笔钱，每人分得了6000元的金币，由法官莎彻给他们拿去放利息。于是寡妇达格丝便把哈克收养下来做干儿子。教他讲究“体面”和“规矩”，学会怎样做人，以便由“模范儿童”，成为未来的“上流人物”。同时，她还让她的妹妹，一位老姑娘瓦岑小姐教他拼音识字，送他到“主日”学校学习。这种“教化”，使哈克忍受不了。　　哈克的父亲是个酒鬼和无赖。他抛下儿子，整天在外过着游荡的生活。他的头发又长又乱，油烘烘的往下耷拉着；他那两只眼睛在一缕一缕的乱头发后面闪光，“仿佛他是躲在葡萄蔓子后面往外看似的”。他知道儿子发财了，便回来和哈克纠缠，要儿子把钱全数交给他，不准儿子再去上学和信教。达格丝寡妇和莎彻法官控告哈克的父亲，要法庭判决哈克父子脱离关系。但新上任的审判官为了表示仁爱，没有答应。他劝导哈克父亲要重新做人。老头子也作了漂亮的保证，表示要改邪归正。可是就在当天晚上，他又喝得酩酊大醉，从房顶上摔下来。以致审判官认为除了给这老头子一枪外，别无挽救他的法子了。　　哈克的父亲终于把儿子拉回身边，把他关锁在树林里的一间木屋里。他自己则常到镇上去喝酒。喝醉了便骂街和狠毒地揍哈克。一次，哈克拾到了一只从河上游漂下来的独木船。他把它藏好。他决心远远地离开醉鬼父亲和达格丝寡妇，逃往外地。于是他把一些食物偷偷地搬到船上，还储备了一些弹药，外加一把猎枪。逃走那天，他又布下了自己被人谋杀的疑阵，用斧子砍破了房门，并用野猪血涂了满地，然后他登上独木船，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　　哈克在河心的甲克森岛上逗留了几天。在这里，他遇见了瓦岑老姑娘的黑奴吉木。吉木是反抗女主人把他出卖，而逃亡出来的。他想到北部自由州去工作，将来把老婆、孩子赎出来，一同过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样哈克便和他结成伙伴，一同逃走。　　河里接连发了几天大水。从上游漂来一座木房，房主已死了。哈克和吉姆从木房里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把它们搬回岛上。他们准备起程了，吉木却被蛇咬伤了，哈克留下来照顾他。吉木整整躺了四天四夜才好转起来。　　镇上，自哈克逃跑后，人们作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吉木把哈克杀人，因为在哈克失踪的那天，吉木也跑了，他们出了赏格要捉拿吉木；有人则怀疑是哈克的父亲把儿子杀了。后来人们还到甲克森岛上搜查。哈克和吉木都巧妙地躲过了。　　哈克和吉木乘坐木筏，往密西西比河飘流而去。一条破船停泊在江中，旁边还有一只小筏子。哈克爬上船去看看究竟。他发现有三个强盗因分赃物正在火拼。两个强盗把另一强盗绑起来要下毒手。哈克机灵地盗走了他们的小筏子，让他们无法登岸。然后，他又编了一个谎，让一艘渡船回去“搭救”他们。　　木筏快到开罗了。吉木要在这里上岸到北方自由州去。这时哈克思想起了激烈的斗争。他感到把一个黑奴放走是“昧良心”的事，他对不起达格丝寡妇和瓦岑老小姐。他准备上岸去报告。可是吉木眼看即将获得自由，打从心底里感激哈克。他对哈克说：“我成了自由人了，要是没有哈克，我永远也得不着自由；这都是哈克做的好事。我吉木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哈克，你是我吉木顶好的朋友；你也是我老吉木独一无二的朋友。”这种由衷的感情，使哈克软了下来。他下决心不去报告了，并欺骗了两个前来捉拿逃跑黑奴的白人。可是他们错过了机会，开罗已经过去了，吉木来不及上岸。一只逆水而上的大轮船又把他们乘坐的木筏撞沉了。哈克和吉木都掉进了河里。　　哈克好容易游上岸来，他和吉木已失散了。一个叫甘洁佛的绅士收留了他。这是个退休的上校，有一百多个黑奴，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住着一座很精致和很有派头的房子。甘洁佛上校个子很高，身材很细，皮肤是黑里透着苍白，连一点儿红润的影子也没有；他每天早晨总要把他那整个的瘦脸刮得光光的。他的两个儿子巴布和汤姆都是高高大大的美男子，他们的肩膀都很宽，脸庞古铜色，头发又长又黑，眼睛也是乌黑的。至于两个女儿：莎乐蒂小姐，年纪25岁左右，态度又骄傲又神气，在她不发脾气的时候，她非常和蔼可亲；一到她动了火的时候，“她那副脸色会让你当场吓瘫了”。她的妹妹莎菲亚，年纪只有20岁。她又温柔又可爱，像只鸽子似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奴侍候着。　　离甘洁佛村子不远的地方，住着另一个绅士雪富生。他和甘洁佛家一样高贵、豪华、有钱有势。这两个体面人家，因小事口角，结成世仇，互相斗殴和屠杀。后来整个家族和奴仆都卷进去了。他们连上礼拜堂也扛着枪，互相提防着。可是，偏偏甘洁佛家的二小姐莎菲亚爱上了雪富生家族的少爷海奈。有一天，这对年轻的情人，一同私奔了。甘洁佛父子三人闻讯骑马追去，雪富生家族的人预先在路上埋伏好了，把他们都射杀了。陪伴哈克的甘洁佛家的小奴仆叭克也被枪杀了。目睹这番残酷的景象，哈克心里十分难过。他不愿意在这野蛮的地方再呆下去了。　　在一个苇塘的后面，哈克凑巧遇见了吉木。原来他落水后，也游水来到这村子。靠了黑人奴仆的帮忙，把他窝藏起来，供给他吃喝，还将一只拾来的木筏送给了他。吉木已把木筏修理好了，于是，哈克和吉木便乘坐着木筏，一同离去。　　密西西比河上的风光美极了。每当晨雾渐渐消散的时候，东方红了，河也红了。一切东西都朝着太阳微笑，那些歌唱着的鸟儿，简直是闹翻了天，微风从河对面吹来，又凉爽、又新鲜。河岸上有的是树木花草，那种气味非常清香好闻。每当夜晚，哈克总有一两次看见一只轮船在黑暗里开着，有时它会由烟囱里喷出一大片火花来，像雨点似地落在河里，好看极了。然后轮船拐过弯儿去，它的灯光看不见了，那嘈杂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大船掀起的波浪向哈克木筏滚过来，把木筏轻轻地摇晃几下。　　一天，哈克在漂流时，搭救了两个被岸上人追赶的男人。原来他们是两个江湖骗子，其中一个老头，大约70岁的样子，秃着头顶，长着白花花的连鬓胡子，他戴着一顶坑坑洼洼的垂边破帽子，穿着一件油搭搭的蓝色毛衬衫，和一条蓝斜纹布裤子。他是个布道师，自称是法国失踪的皇太子路易十七。另一个较年轻，大约30岁左右，差不多和老头一样一副穷酸打扮，他是个卖洗牙药水的，自称是布里吉窝特公爵。他们在船上要哈克和吉木按他们的身分和地位称呼和尊敬他们。哈克心里明白这两个都是无耻扯谎的家伙，但他装着相信他们的样子。　　木筏飘流到剖克卫镇。两个骗子要上岸骗钱，便把哈克带在身边，免得他把木筏开走。那位老骗子走到镇上布道场，自称是个大海盗，他在印度洋里行劫了30年，现在他要改邪归正了，并且还准备回去感化同伙，说到伤心处，他嚎啕大哭起来。人们同情他，募化钱给他。于是，这位老骗子“拿着帽子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一边揉眼睛，一边给那些人祝福，并且赞美他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对海外那伙可怜的海盗，居然慈悲到这种地步”。这天，他总共募到87块钱，认为是他有生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天。那位“公爵”也以承包印刷业务的花招，搞到了九块半钱。　　木筏快到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了。两个骗子又合计了一个骗钱的新花招。他们准备到镇上去连台演出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理查三世》的片断。他们在木筏上排练击剑，打打闹闹，窜来窜去。结果“国王”摔了一跤，掉进水里，好容易才把他救了上来。然后，他们到镇上去张贴广告，招徕观众。这是个小市民的集镇。所有店铺都排在一条街上。每家门口都支着一个自家制造的布篷。篷底下摆着许多装货用的空木箱，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整天坐在上面，手拿伯乐牌的小刀，在箱子上削来削去，嘴里嚼着烟草。他们闲得无聊，看狗打架取乐。有时，在一条野狗身上浇上松节油，点上一把火，或是在狗尾巴上拴一个洋铁锅，看着它跑断了气。无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稀泥。　　一个从乡村来的老头鲍哥，因喝醉了酒，大骂镇上恶霸余奔上校。余奔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把鲍哥打死了。全镇的人都围拢来看热闹。有些人同情鲍哥，还有一些想出风头的人，带头包围了余奔的家。余奔却很镇静，从容地拿着一杆双筒火枪，站在房顶上。他带着讥诮的口气说：“你们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来收拾一条好汉！……怎么着，一条好汉哪怕是落在一万个像你们这类的东西的手里，照样是平安无事。”他举起了枪，扳上了枪机。人们害怕了，像潮水似地往后一退，便朝四面八方飞跑了。　　“国王”和“公爵”在镇上上演莎士比亚的戏，总共才到了十一、二个观众。于是，两个骗子大为生气，咒骂镇上的居民需要的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滑稽剧，他们根本不配看莎士比亚的名剧。第二天，两个骗子又在镇上贴出海报，要上演惊人的悲剧《皇帝的麒麟》，另外附加上“妇女幼童恕不招待”的字样。果然镇上的人都轰动了，纷纷买票来看戏。老骗子便光着身子，怪模怪样地在台上跳舞，把到场的小市民都乐坏了。但除了这个下流的裸体舞之外，没有别的节目了。小市民们感到自己上了当。再度演出时，他们都带了臭鸡蛋，烂白菜之类进场，要寻骗子报复了。两个骗子早有了准备，他们不等开幕，便带着门票钱从后台溜之大吉。　　木筏继续往下游漂去。有一天，两个骗子在一条停泊在岸边的轮船上探听到一个消息：附近田庄一个叫彼得·威耳克的富人刚死，他们一家正在等待两个兄弟哈卫和维廉从英国来理丧，还有一袋金币留着分给他们。于是两个骗子便起了歹意。他们化装成彼得兄弟到死者田庄上去，并叫哈克充当他们的佣人，吉木看守木筏。彼得家人和亲戚谁也没见过哈卫和维廉，被骗子们瞒过了。两个骗子装模作样地在死者灵前痛哭了一场。老骗子的英国话说得很糟糕，引起医生的怀疑。但彼得的三个女儿玛莉·贞、苏珊、俊娜却单纯幼稚，把骗子当成亲叔叔维护。看到这一切，哈克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让金币落在骗子们的手里，他要把金币偷出来，埋藏在地下，等自己离开后，再写信告诉玛莉·贞。晚上，他找到了那袋金币，把它扛在肩上，可是大门上锁了，出不去。哈克在匆忙间把金币藏入了死人的棺材里。　　第二天，两个骗子以亲叔叔的身分，拍卖彼得的家产和黑人，弄得黑人奴仆妻离子散，十分凄惨。哈克忍不住了，把两个骗子的事暗暗告诉了玛莉·贞，并要她们姐妹躲到她们父亲的朋友家去。正在这时，彼得真正的亲兄弟从英国来了。两个骗子故作镇静和他们对质。但老骗子说不出彼得胸口上有刺绣花纹的标记，村人便决定开棺验尸，以分辨真假兄弟。坟挖开后，却发现棺材里有袋金币，人们都大吃一惊，拥上前去了。两个骗子情知事情要败露。便乘人们慌乱之际，溜跑了。哈克也在这之前逃了。　　骗子们回到木筏上，对于金币为何会藏在棺材中一事，互相猜疑起来，后来竟动起武来。结果他们都承认自己曾想独吞那袋钱，只是没有先下手。他们始终不明白这是哈克干的。　　木筏靠近一村镇时，两个骗子上岸溜了。老骗子还把吉木拐上岸，把他卖给菲力浦家当奴隶。哈克又气又恼，他想写信给瓦岑老小姐，告诉她吉木的下落，但这样会使吉木永远失去自由。他想起了和吉木在密西西比河上飘流的日子，他们间结成的深厚的友谊，他下决心要把吉木偷出来，不让他再给人家当奴隶。虽然奴隶主宣传说帮助黑人逃跑，死后会下地狱的。但哈克心里想：“那么，好吧，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打定主意再走邪道，走邪道是我的本行，因为我从小就学会了这么一套，做好事我反倒不内行。”他留心观察了地形，盘算着行动的计划，并把木筏划到岸边藏好了。　　恰巧，哈克在村镇上遇见了汤姆·莎耶。他是到南边萨莱姨妈家作客的。哈克便把吉木的事告诉他，他很赞同把吉木偷出来，并邀哈克一同住在他姨妈家里。汤姆是个爱幻想，做事总要追奇猎险的孩子。他想按书上写的那样办，把吉木当作牢里的犯人，他们去劫牢。于是他和哈克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到关押吉木的住房。他还装神弄鬼的，制造了种种紧张的气氛。结果他们把吉木劫出来时，汤姆被追来的庄稼人打伤了大腿。吉木把他扶上了木筏，他们把船划到河中的一个长满大树的小岛躲藏起来。哈克回到镇上去请医生。　　在镇上，赛拉姨父把哈克当作汤姆，拉回家关了起来，哈克急得要命。接着，汤姆和吉木也被人们找着了，抬回村来。吉木被捧得半死，并钉上了脚镣手铐。正在这时，波蕾姨妈从北边带来了一件消息：瓦岑老小姐已死了，她在遗嘱上宣布让吉木自由。于是人们才把吉木放了。汤姆呢，原先知道瓦岑小姐的遗嘱，他到南边来就是要宣布这一消息的。但他想过过冒险的生活，便导演了这样一场自讨苦吃的闹剧。　　哈克的父亲死了。死前，他把哈克放在法官莎彻那里的钱，要去花光、喝光了。萨莱姨妈想收留哈克做干儿子，教他“怎样做人学好”，可是哈克认为：“那种事我可实在是受不了，我早已尝过滋味了。”于是，他准备再过自己的流浪生活。　　鉴赏与分析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19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名作之一。作品发表于1886年。马克·吐温在1876年出版了《汤姆·莎耶历险记》后，曾对人说：“不久的将来，我要描写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让他亲口述说他一生流浪的经历”的作品。十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作品通过主人公哈克和黑人吉木的逃亡历险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在南北战争前社会生活的一幅广阔的图画，展现了密西西比河上城镇和乡村的破落、贫困和野蛮的凄凉景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甘洁佛和雪富生家族的野蛮的械斗、余奔上校的杀人逞凶，阿肯色镇上市民生活的庸俗和无聊，骗子手的横行无忌，破船上的谋财害命，以及人们对金钱的贪欲和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等。尤其是揭发了美国蓄奴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提倡黑人和白人一样应享有自由和独立权利的思想。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之一。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现实主义技巧达到高峰时期的作品，表现了作家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如巧妙的构思、生动的形象、细致的心理描写、幽默讽刺的手法等。小说是以马克。吐温喜欢采用的第一人称的方式写成的，它带有游记小说和惊险小说的特点。同时，作家把现实主义的描绘和浪漫主义的抒情揉合在一起，文字活泼，富有感染力。作品对密西西比河一带城乡生活和贫困景象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对密西西比河上自然景色的描写，以及对人物渴望自由心境的描写带有浓烈的抒情气氛。马克·吐温把密西西比河木排上的自由生活和城镇窒息、庸俗生活对照起来，从而，更加肯定了主人公追求自由的理想。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哈克，这个人物早在《汤姆·莎耶历险记》中出现过，他是个不能忍受枯燥乏味的生活方式，追求自由有趣的生活的儿童。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他的形象有了新的发展，他不仅自己渴望自由和向往美好的生活，而且积极帮助吉木获得自由，摆脱奴隶的地位。作家赋予哈克以勇敢、正直、机智等好品质。　　哈克出身于流浪汉的家庭，他热爱大自然。资产阶级的文明教化使他受不了，他感到生活的窒息，只有“在木筏上使人感到自由、轻松和舒畅”。因此，他宁愿一辈子过流浪生活，而不愿意做“上流人物”。他对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教育方式公开提出了挑战。　　作家在塑造哈克的形象时，大量采用了心理描写的手法。特别是描写了他在克服种族偏见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作为一个白人的小孩，哈克生长在蓄奴制的环境中，受过种族歧视观念的深刻的影响。最初，他和其余的白人小孩一样，对黑人总是爱揶揄的，作弄和欺侮他们。但他和吉木相处后，深深被他那忠厚、诚实的品质所打动，对他的恶作剧由衷的感到羞愧。例如有一次，他们的木排在浓雾笼罩的密西西比河上航行，哈克向吉木撒了一个大谎，企图让他相信这不是真实的事情，而是在作梦。当吉木谈到他如何为哈克提心吊胆，而现在哈克却用编造的瞎话来欺骗他时，哈克心里顿时难过起来，他看着吉木说完话，便走到窝棚那儿去了，再也不吭声了。哈克认为“这已经够我受的了。这下子真叫我觉得自己太卑鄙，我恨不得要过去亲亲他的脚，好让他把那些话收回去。我呆了足足有一刻钟，才鼓起了勇气，跑到一个黑人面前低头认罪——我到底那么做了，以后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再也不去出坏主意骗他了。”　　在拯救吉木问题上，哈克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依照白人的道德，帮助黑人逃走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教会还宣传死后要下地狱。哈克乘坐的木筏快到开罗镇时，哈克和吉木怀抱着两种不同的心情：一方面是吉木将要获得自由时，欢呼、雀跃的心情（他要从开罗上岸，逃到北方自由邦去）；另一方面是哈克的沉重的痛苦的心情：“我在筏子上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心里暗暗地骂我自己，吉木也在我的旁边不耐烦地走去走来。我们两个谁也沉不住气。每逢他手舞足蹈地喊着说：‘那不就是开罗吗！’我一听这话，就觉得好像挨了一枪似的，我想假如那真是开罗的话，我大概会难受得死过去。”他决定划船到岸上去报告；可是，当他所到吉木称他是“独一无二的朋友”时，“我那冲劲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在《祷告岂能扯谎》一章中，哈克的这种内心矛盾达到了高潮。一方面，他向瓦岑小姐写信，报告吉木的下落；另一方面，他想起了他和吉木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漂流生活。他们一面聊天，一面唱歌：“他老是叫我‘宝贝儿’，老是对我那么亲热，只要是他想得起的事，他总是拼命照顾我，他的好处真是说不完。”他把写好的信捧在手上，“连气也不敢出地”琢磨了好一会。才下决心说。“好吧，那么，下地狱就下地狱吧！”他把信撕成粉碎。作家描写哈克克服种族偏见的心理活动，用以说明当时美国蓄奴制教育对人们毒害之深，即使是一个单纯的小孩，也难免引起一场思想斗争的风波。哈克思想斗争的胜利，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是“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意识发生了冲突，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哈克由一个企图忠于蓄奴制道德的小孩，变成一个维护黑人自由，连“下地狱”也不怕的勇士，正体现了作家的民主思想，表达了作家不论种族肤色，人人平等的主张。　　作品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吉木，是美国文学中塑造得最好的黑人形象之一。作家着重描写了他的纯朴、善良、诚实的高贵品质，以及他那顽强争取自由的意志。　　吉木形象的塑造，体现了马克·吐温对美国进步作家民主思想传统的继承。首先是斯陀夫人的民主传统。她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曾揭发和谴责了美国的蓄奴制度。但马克·吐温笔下的吉木已不是汤姆叔叔那样只是个逆来顺受的黑人，而他具有爱好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性格。虽然长期的奴隶生活和地位，使吉木缺乏科学知识，迷信得可笑，但他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主人把他当作牛马一样卖来卖去，不承认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当他知道瓦岑小姐以800元的代价，将他卖给黑人贩子时，他从女主人那里逃跑了。他想逃到美国北部自由州去，将来还要赎出老婆孩子，一同过自由幸福的生活。　　吉木有一颗忠诚和无私的心，决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安全，而不顾他人的人。在漂流中，他处处关怀和爱抚哈克；当他从菲力浦的田庄逃跑时，汤姆·莎耶被打伤了。吉木自愿牺牲渴望已久的自由，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照顾汤姆。以致老医生也十分感动地说：“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伺候病人的黑人，也没有比他更忠心的；他简直是冒着让人逮住的危险来帮这个忙。”　　马克·吐温从小与黑人在一起，他发现黑人有许多“优良品质”，因而“非常喜欢黑人”。他把这种感情体现在吉木的身上。在他写作的80年代，虽然美国的蓄奴制已废除了，但黑人在社会上仍然受歧视和迫害，因此，他在作品中把黑人问题重新提出来，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作家以吉木的形象驳斥了资产阶级认为黑人是劣种人的反动谬论，指出黑人是人，和白人一样有自己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因此，吉木的形象在美国文学中占有一席极其重要的位置。　　但应当指出，这部作品对社会的抗议带有个人反抗的性质。哈克所理解的自由，只是“无拘无束，不做任何人的奴隶”的自由，缺乏高尚的理想；而吉木自由的获得最后是靠了好心女主人的“恩赐”，这在作品的思想性上是无力的。　　讽刺和幽默是马克·吐温作品的艺术特色之一，也是他战斗的有力武器。马克·吐温常常通过诙谐幽默的描写，来抨击现实，揭发黑暗，批判庸俗不道德的行为。作品中以较大的篇幅描写了两个江湖骗子“国王”与“公爵”的丑恶行径。这两个人物是以夸张和漫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揭发了他们各种卑鄙的念头和骗钱的手段，使读者对他们产生无比厌恶的情绪。从艺术上说，马克·吐温在情节中插入这两个人物，使作品增添了许多的笑料，同时，也使读者加深了对骗子手横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性认识。两个骗子在阿肯色镇上表演“皇帝的麒麟”的场面，是作品中幽默讽刺最精彩的场面之一：　　“末后，他（指“公爵”——引者）说得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净等着看好戏了，这时候他就把幕向上一拉，只见皇帝四肢着地、大摇大摆地爬了出来，全身一丝不挂。他浑身上下抹着红红绿绿的颜色，一圈一圈的条纹，像一道彩虹似的那么鲜艳。并且——至于他身上别的装备就不必提了，那简直是胡闹到家了，可是也真够滑稽的。那些人差不多快要笑死了。皇帝在台上跳了个够，然后一下子就蹦到幕后去，那些人一边喊叫，一边拍手，像狂风暴雨似地大笑大吼，一直闹到他又跑回来，重新来了一遍；在这次以后，他们还叫他出来跳了第三回。看那个老胡涂虫乱蹦乱跳的样子，大概连一头母牛也能给逗笑了。”　　这段描写不仅对两个骗子下流无耻的表演进行了讽刺，而且也讽刺了镇上市民的低级趣味和无聊。　　作品中对阿肯色小镇上二流子讽刺的描写也达到了维妙维肖的程度：“他们有时候张开大嘴，打个呵欠，伸伸懒腰——那是一群十足的无赖。他们总戴着黄色的大草帽，帽沿宽得像把伞，可是向来不穿上衣或是背心。他们彼此称呼毕鲁、白克、汉可、吉欧，还有安迭。他们说起话来总是那么懒洋洋的，慢吞吞的，还夹上许许多多骂人的话。在每一根篷柱上面，至少要靠着这样一个流氓。他的两手差不多总是放在裤袋里，除非有时候掏出手来拿一口烟嚼，或是抓一下痒。”　　马克·吐温的讽刺和幽默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并非作家主观虚构的结果。他曾说过：“只有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上的幽默才会不朽……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也应该有严肃的著作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观察、分析和理解的能力。”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一书出版后，被美国某些图书馆和学校列为“禁书”，指责这部作品“冒犯尊严、亵读宗教”，“具有破坏性”等。可见这部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文明的揭发和对蓄奴制思想残余的打击，威力是多么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