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少帅、东北军统帅、民国四美男子之一

杨虎城-----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民国陆军上将、西北军统帅

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陆军一级上将，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纵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施行易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虽然他后来执行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但日后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2001年10月14日逝于美国，与其妻赵一荻安葬于夏威夷檀香山。

　　参与战役：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热河战役，直奉一.二战

　　评价

　　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如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但瑕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如1928年的改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生平大事

　　东北易帜

　　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一年后毕业，在张作霖手下任职，并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九·一八事变及简评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的统一的中国国家主权和日本的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的可能性升高。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学良本人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的特权。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评价

　　称，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近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

　　17日，中国共产党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中共党内也出现过“杀蒋”

　　与“放蒋”的意见分歧，在延安已经搭好准备公审蒋的台子，但后来又转为主张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是出于统战目的，因为即使杀蒋，并不会对共产党有什么实质意义，反而有可能使何应钦等亲日派上台，那样的话，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共产党本身都是有害无利的。

　　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24日，蒋中正口头答应了六项协议。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张学良见蒋介石接受了谈判条件，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即力排众议，决定无条件放蒋。

　　25日下午，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自己亦随同护送蒋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

　　29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法丙字第17087号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张学良自此失去自由。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

　　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

　　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当局颇不自在，于是在

　　1942年2月把张学良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

　　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

　　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

　　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也由此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晚年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在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在台北北投居所，过著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是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张学良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得“赵四小姐”赵一荻的陪伴。他于幽禁中信奉基督教后，1964年按教规被迫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1975年，蒋介石逝世。1988年，蒋经国逝世。

　　1990年起张学良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Straub Clinic & Hospital)医院病逝，享寿101岁。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有张晚年归信基督教的信仰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对于两岸政治因素一项，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

年表

　　1901年诞生　1岁

　　6月3日（农历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学良生在逃难中的大马车上，养育在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堡屯。因其父张作霖这天打了胜仗故得一小名——双喜

　　也因其生日与其父张作霖的遇难日是农历的同一天（即1928年的6月4日，也是农历四月十七日），故张学良从不在这一天过生日。

　　1907年　7岁

　　从师名儒崔名耀（崔骏声），读四书五经。胞弟学铭出生。

　　1908年2月，与于文斗长女于凤至订婚。

　　1911年　11岁

　　4月，生母赵氏病故，年底随庶母卢夫人进奉天（今沈阳）。

　　1913年11月，师从金梁（金息侯）学习。

　　1915年　15岁

　　步入社会。参加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游行示威活动。

　　1916年　16岁

　　奉父命和长他3岁的于凤至结婚，生有一女三男。

　　春，经周大文介绍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常有阎宝航陪同参加活动。拜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为师学习英文，结识了普莱德等一批外国朋友。

　　1919年 19岁

　　3月，张学良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炮科，结识进步教官郭松龄；以优异的成绩于第二年4月毕业。当年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

　　1920年 20岁

　　6月2日，任奉天暂编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

　　11月，晋升陆军少将。

　　12月17日，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是年秋，率军赴吉林剿匪。

　　1921年 21岁

　　由本庄繁陪同，与张作相赴日参观秋操。归国后，建议其父改革军制、整顿纪律、严格训练，张作霖采纳了他的建议。

　　1922年 22岁

　　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

　　6月中旬，在山海关一线组织败兵迎击直军主力，阻止了直军进攻。6月17日奉直签约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7月，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进行“整军经武”。

　　7月薪4日，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9月兼任东三省航空处督办。

　　1924年 24岁

　　4月8日，任奉天陆军第27师师长。5月初又兼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

　　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一、三联军”，担任山海关一线的主攻任务，打败直军主力，从此，一举扬名。

　　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入关，张任津榆驻军司令。

　　1925年　25岁

　　4月，授陆军中将军衔。

　　5月，任东三省陆军训练处副监。

　　8月，任东北航空学校监督和东北航空处飞鹏队队长。

　　10月，任镇威军第三集团军军团长，赴秦皇岛收编渤海舰队，扩大了奉军的海军力量。

　　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表反奉通电。张学良三次要求见郭松龄，被郭拒绝，但郭松龄写信向张学良表白忠心：起兵倒戈，“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11月30日，张作霖发布讨郭令，张学良被委任为前线总指挥，在巨流河与郭松龄展开激战。12月24日，郭松龄反奉失败。翌日，郭氏夫妇被害。

　　1926年　26岁

　　3月，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

　　6月，张学良任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

　　8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堂监督。

　　12月，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令张学良负责京、津地区的警备任务。

　　1927年 27岁

　　3月，率三、四方面军到河南与北伐军对抗。

　　5月，在河南和北伐军作战失败，率军北撤。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学良授陆军上将军衔。

　　1928年 28岁

　　4月，劝其父息兵罢战，撤军关外。并致电阎锡山：“实不忍奉晋相见以兵，糜烂北方。”

　　6月3日，张作霖下令息兵出关。撤兵一事由张学良负责，自己先行返奉。

　　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谋害。

　　6月18日，张学良微服返奉。19日任奉天军务督办。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开始发丧。

　　7月2日，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3日，就任本兼各职。

　　7月底，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任东北海军总司令。  　

    8月16日，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理事会主席。  　

    11月30日，就任东北航空司令。

　　12月29日，宣布东三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结束，东北军诞生。  　

    1929年 29岁

　　1月9日，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改称主席）。

　　1月10日，“以妨碍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巩固了统率东北军的地位。

　　1月，任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名誉监理。

　　2月，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7月，受蒋介石唆使，挑起“中东路事件”。

　　11月，苏军向东北军进攻，东北军战败，双方派代表和谈。  　

    12月22日，《伯力议定书》签定，“中东路事件”得到解决。

　　1930年 30岁

　　3月，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复州煤矿股东。

　　4月，爆发了蒋、冯、阎、李新军阀中原大战。

　　7月2日，张学良去葫芦岛主挂筑港开工典礼。

　　9月18日，发表巧电，拥护中央，倡导和平。要求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

　　9月19日，命令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树常率20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反蒋联军失败。

　　10月9日，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1月7日，赴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隆重欢迎。同月24日，任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1年 31岁

　　3月26日，任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4月18日，由沈阳移至北平顺承王府办公。19日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节制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务。

　　5月2日，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任主席团成员。28日，因患重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7月23日，通电讨石，调东北军主力入关。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军奉命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此为“九·一八”事变。

　　9月21日，张学良召集北平名流，讨论对东北问题的对策，决定依赖“国联”，听命中央。

　　11月16日，国民政府改任张学良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12月27日，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日军长驱直入，锦州危急。

　　1932 32岁

　　2月29日，章太炎抵北平劝说张学良武装抗日，张学良有口难言，告之蒋介石不抵抗密令。

　　8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　33岁

　　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3日，山海关失守。

　　1月，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一集团军司令。

　　2月，任华北集团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率军进行长城抗战。

　　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3月4日，承德失守。

　　3月9日，与蒋介石在保定车站会晤，蒋暗示其下野。

　　3月11日，发表辞职通电。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3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何应钦称：“汉兄离平时，代委员长职务准交敬之兄接代，以免职务中断也。”张遵电正式将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交给何应钦。是日，偕夫人于凤至及赵一荻、端纳等从北平清河机场离平，当天下午抵达上海。出国前张学良决心戒毒，闭门谢客。并且撰戒毒条幅：“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

　　4月11日，由上海偕眷属乘意大利邮轮起程出国。

　　4月上旬，致书东北军将领及东北名流，勉励他们要亲如手足，患难与共，准备收复东北为最大责任。“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5月4日，到达意大利布林迪西巷。当晚乘特别快车到达罗马，投宿于“古兰特”宾馆。

　　5月8日，张学良得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由苏经欧洲回国，便邀其到罗马会晤。马、李、苏于是日抵罗马谒张。

　　张赞扬马等奋力抗日之精神，鼓励他们回国后不忘国耻，继续抗日斗争。

　　5月12日，自意大利致书王树翰称：“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并附寄张在罗马拍摄的照片一张。

　　5月26日，由罗马致电万福麟，劝告东北军各将领，宜一致团结，服从蒋介石指挥，坚决抗日。

　　6月上旬，在罗马期间，专心研究法西斯党运动及组织，曾与意皇及首相墨索里尼晤谈数次。还多次访问意空军司令部，考察其航空事业。

　　6月20日前后，张学良由罗马经巴黎去伦敦。又飞回罗马。  　

    7月1日，东北军将领电请张学良回国，张于是日复电称：“最近有令张学良回国之风说，但目下余正视察欧洲各地，至少3个月内，绝不能回国。

　　7月11日，在罗马会见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后回国途中的中国代表宋子文，交换对国内局势意见。

　　7月14日，出席墨索里尼欢迎宋子文的宴会。

　　7月22日，张学良从意大利米兰飞抵巴黎，法国总理达拉迪派代表欢迎。顾维钧亦到机场欢迎。并在巴黎会晤法国航空部长柯特，参观法国航空事业。

　　7月30日，携家属再次飞抵伦敦，次日赴金斯顿奥克尔飞机制造所参观，还参观了当地的军需品制造工厂。

　　8月10日，赴朴茨茅斯参观朴茨斯造船厂。海军司令在官舍设宴款待。张还在航空母舰上详细参观海军每周之操演，至晚始返伦敦。

　　8月下旬，在伦敦对路透社记者谈话：“此行颇有利，现时余重得较离中国时增重28磅，且身体较前健壮。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请张统率东北军移驻新疆。张回电称：移驻新疆，虽无异议，但需查后再作答，于是张电罗文干赴新疆实地考察。此计划后因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加之此时张学良回国会对已见好转之中日关系不利，故蒋拒绝其回国。

　　9月10日，张学良赴德国柏林考察访问。

　　9月下旬，张学良与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陈策赴德国德尼司登陆军学校参观，并检阅该校学员。

　　10月1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谒见古斯达阿克五世皇帝，并出席阿德无殿下之午宴。

　　10月2号，考察“二福斯”兵工厂，“芬斯欧克”造约厂，同日飞伦敦。

　　10月14日，飞芬兰访问，访问芬兰后本拟访问苏联，经联系，因苏不予接待而作罢。在结束对芬兰访问后，仍飞回伦敦。

　　11月28日，张学良在伦敦对新闻记者谈话：余之归国全因个人私事。原本拟访问苏俄后由西伯利亚归国，现已终止此议，改经由法、意各国直达上海。

　　11月下旬，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有人劝告东北军加入反蒋斗争，而蒋介石又想调东北军入闽“平乱”，于是东北军将领致电张学良，报告闽变后的国内形势，“务必立即返回”。

　　12月1日，张学良由伦敦飞巴黎。他对人说，余此次抵巴黎，只是经过，无访问巴黎以外地方之计划。

　　12月8日，谒见墨索里尼辞行。墨索里尼亲自授予张学良意皇之大十字勋章。

　　12月9日，预定15日乘由威尼斯启航之昆特帕尔特号轮船回国。并电告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及在香港的胡汉民。15日偕秘书沈同祖及翻译等起程回国。

　　12月23日，欢迎张学良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高纪毅、荣臻、富双英等人24日经津赴沪。万福麟、王以哲、王树常等东北军将领25日聚议于万家，先谋东北军之团结，向中央请愿，请必命张学良为东北军统帅。

　　1934年 34岁

　　1月8日，由海外返回上海。

　　3月1日，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代行总司令职责。

　　1935年 35岁

　　2月5日，赴庐山见蒋介石。蒋限期3个月肃清豫鄂皖三省境内的红军。

　　3月1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

　　4月2日，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0月2日，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设总司令部于西安市。29日，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临行前叮嘱部下，没有他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11月22日，任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

　　12月，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会后赴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坚定了抗日决心。

　　1936年 36岁

　　1月初，在洛川前线指挥所，会见了在洛川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原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高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是月6日会见中共人士潘汉年。

　　6月15日，长安军官训练团成立，张任副团长、代团长。18日张学良出资创办《西京民报》，宣传东北军复土还乡，团结抗日思想。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表明了他的抗日决心。

　　9月，任“抗日同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由他直接领导的宣传、鼓动抗日的政治性秘密组织）。

　　10月29日，飞往洛阳，继续劝蒋抗日，遭蒋怒斥。

　　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

　　12月2日，去洛阳见蒋，告之西安情势。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12月4日，蒋介石抵西安。调几十万大军“进剿”红军。张与杨再次向蒋诤谏，又遭训斥。

　　12月8日，与杨虎城秘密商议，劝谏不通，只能“兵谏”。西安数千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前往临潼向蒋请愿。蒋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亲自追到东郊十里铺劝阻说：“保证一星期内用事实来答复他们。”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命令。张、杨决心不再与红军作战，要抢先打乱他的计划。11日晚，张到华清池向蒋苦谏，毫无结果。蒋决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是日晚张、杨决定“兵谏”，并进行具体部署。

　　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为救国救民，力挽狂澜，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表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释放爱国领袖，开展民主爱国运动，保证人民政治自由，遵行总理遗嘱，如开救国会议”等入项爱国主张。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团到西安，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12月14日，在西安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取消“西北剿总”，组织“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任主任委员。

　　12月17日，与红军代表周恩来会谈。

　　12月20日，与端纳会谈，和杨虎城共同发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号召两军将士不惜一切争取中华民族解放。

　　12月22日，宋美龄到西安，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周恩来一起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12月23日，会谈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口头答应，但不签字，以领袖“人格”作保证。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12月24日，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

　　12月25日，会见杨虎城和东、西北军高级将领，向他们表示释放蒋介石。下午3时亲自送蒋返京。当日，抵洛阳。

　　12月26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各乘飞机先后飞抵南京。张学良暂住南京宋子文公馆。

　　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

　　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他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1937年 37岁

　　元旦，张学良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勉励东北军精诚团结，加紧训练，待命杀适度，收复东北。

　　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

　　1月13日，迁移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中国旅行社。

　　2月7日，“二二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写信给于学忠称：“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2月17日，致函于学忠，希望维护东北军团结。

　　3月30日，于学忠到溪口见张。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实现。

　　9月秋节，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参加抗战，蒋要他“好好读书”。

　　冬，迁移安徽黄山“听涛居”。十天后迁移江西萍乡“绛园”。  　

    1938年 38岁

　　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

　　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

　　9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到凤凰山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张治中代转，再次提出参加抗战，结果石沉大海。

　　1939年 39岁

　　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0年 40岁

　　2月，于凤至因病赴美就医，赵一荻由香港到阳明洞陪张幽居。

　　1941年 41岁

　　5月，张因患盲肠炎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移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1942年 42岁

　　2月，迁移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1944年　44岁

　　春，移居距息蜂县15华里的阳朗坝。

　　初冬，日军进犯湘南，贵阳告急，张迁移黔北桐梓县天门洞。  　

    1945年 45岁

　　春，东北籍国民党中央委员莫德惠到桐梓天门洞。

　　1946年 46岁

　　11月2日，迁移重庆戴笠公馆。不久被骗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

　　1947年 47岁

　　3月7日，托前往看他的莫德惠给大姐首芳带信，求其买大字《明史》一部。

　　10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奉命陪张居住数月。

　　是月，张治中夫妇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他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两点要求：（一）恢复自由；（二）希望刘乙光搬出本该由他居住的房子。张治中的此次控访引起蒋的不快。蒋介石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不人不得见张学良”。

　　1954年 54岁

　　5月下旬，在蒋介石官邸与蒋晤面。

　　1955年 55岁

　　蒋介石要写《苏俄在中国》，因对“西安事变”不了解，请张学良写出来。张乃写信给蒋，说此事本至死不写的，今你鞠躬下问，我就鞠躬以告，乃至详述经过。此信长达20万字（蒋介石看后，叹服其文笔，要张学良多写些北洋时代的事）。蒋将此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又批交军中当教材，因而发表在《希望》杂志上。张学良得知后，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蒋接信后，责怪下来，《希望》杂志就此停刊。

　　1956年 56岁

　　张学良在蒋介石的英文老师董显光、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的引领下，皈依基督教，从此不再治史，也不再写文章。

　　1957年 57岁

　　9月，蒋介石70寿辰前夕，张学良托人送蒋一块金表，以示祝贺。蒋介石回赠一根拐仗，表示谢意。

　　1959　59岁

　　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

　　1961年 61岁

　　张学良新居落成后，蒋经国给张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此房是栋两层小楼，位于北投路70号。张学良自己买了一部二手福特汽车，可以自由进城拜访张群、莫德惠老朋友。在台的亲朋故旧偶尔也去看望他。

　　8月30日傍晚，张学良在寓所会见了他的长女张闾瑛及丈夫陶鹏飞教授。这是他25年来首闪见到他久别的女儿和他未曾谋面的女婿。

　　8月，周鲸文应台北“国民政府”之邀，出席阳明山座谈会。经有关方面批准，前去会见分别25年的老朋友张学良。

　　1964年 64岁

　　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他们经过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后，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国人吉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婚礼。爱尔窦是张学良的老朋友，证婚人是年已百岁的陈维屏牧师。女方证婚人是黄仁霖。13人的来宾中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礼、冯庸等。

　　1966　66岁

　　7月，周鲸人又一次到台访问张学良。这时张学良正在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著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精神更集中宗教了。

　　1971年 71岁

　　周鲸文再次访张学良，被警察人员挡驾，说张先生旅游去了。  　

    1975年 75岁

　　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次日，张群电话告诉张学良。

　　4月8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前去吊唁，并送去自己题写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1976年 76岁

　　张大千从巴西回台定居，在台北市郊外双溪自建摩耶精舍。张学良与这位老朋友经常会晤。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后来成为朋友），每月在摩耶精舍欢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

　　蒋经国当上台湾“行政院长”后，张学良与蒋经国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

　　1978年　78岁

　　蒋经国被选为台湾的“总统”，第一个打电话祝贺蒋经国的就是张学良。

　　1979年 79岁

　　10月5日（中秋节）下午，张学良应邀，到蒋经国官邸参加蒋经国夫妇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这时张学良在台北第一次露面。前去参加的还有张群、何应钦和张大千等。10月10日，参加“双十节”庆祝大会，就座中央观礼台上。

　　1980年 80岁

　　春，张学良的好友、前东北大学校长冯庸去世，张学良、赵一荻前去参加追思礼拜。

　　9月，四子闾琳到台北看望父母亲张学良和赵一荻。

　　10月20日，张学良偕夫人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和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访问金门，眺望大陆。

　　1981年 81岁

　　9月18日，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看望齐世英。

　　1983年　83岁

　　4月2日，任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委员。

　　1984年 84岁

　　6月，张学良五弟张学林之女张闾蘅从香港到北京谈商务时，受伯父之托特地看望吕正操，并介绍了张学良在台北的情况。

　　1985年 85岁

　　12月25日，看西安事变影片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  　

    1986年 86岁

　　3月13日，张学良与赵一荻陪同张群游览桃园龙潭小人国。  　

    1987年初，张学良又托张闾蘅带给吕正操诗作。

　　1988年　88岁

　　1月14，张学良到台北荣军总医院怀远堂吊唁蒋经国，并向他这位老朋友深鞠躬。

　　3月4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邀张学良赴美参加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和张学良兼任校长60周年纪念会，由于台湾当局未予允准，未能成行。会后50多位学者和热心人士联署签名，成立了“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执行委员会，并致函继任“总统”李登辉。要求李作出答复。当局迫于无奈，让有关人士“同张学良进行商讨”，决定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是月26日，台湾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以张学良名义写的公开信。 　

    1989年 89岁

　　5月31日，张学良复函日本人池宫成晃：“华函奉悉，老配林下寒居，素不见来客，警请原宥。老朽年岁衰迈，目朦手软，又乏记室，对于一般信件素不作复。感先生素昧平生，远邦厚谊，破例勉为动笔，字迹草率，文句粗陋，先生当可见及矣。愿上帝祝福！”

　　11月26日，张学良给居住上海的杜重远夫人侯御之复信：“御之夫人惠鉴：11月10日来信及照片8张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扶养子女成人，仲（重）远有知，当已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我目力衰退，书写费力，恕不多写，愿上帝祝福你！”

　　1990年 90岁

　　1月30日，于凤至在美逝世，享年92岁。

　　6月1日，台湾各界人士庆祝张学良90华诞。

　　6月3日，是张学良90华诞。5月30日，邓颖超特电祝贺。  　

    5月末，张学良书寄吕正操《谒延平祠旧作》。

　　6月6日，东北大学校友会等在沈阳庆祝张学良将军90华诞。  　

    6月17日和8月3日，日本 NHK电视台采访组三次访问张学良。

　　1991年 91岁

　　1月5日，为纽约东北同乡会刊题主导：“读物思乡。”

　　2月7日，张学良给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德良和周毅复信：德良、毅二乡弟：来信寄来的《东北军史》和《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已收到，谢谢。余老矣，恕目不佳，不能多写，写字相当困难，请原宥。愿上帝祝福！又为张德良、周毅两位教授亲笔题写：“爱人如己”。

　　2月16日，张学良复函沈阳张学良陈列馆：“敬启者：兹收到《张学良将军》共五册，十分感谢，专此万事如意。

　　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

　　3月14日，张学良夫妇去了儿子张闾琳居住的洛杉矶。

　　3月29日，原东北学大学秘书长、代校长宁恩承从美国给阎宝航女儿、上海申大集团董事长阎明光传来信息：“汉公亟愿见见你和明复，谈玉衡（阎宝航，字玉衡）基金会和统一问题，请办理来美手续，早日相晤。”

　　4月10日，张学良单独去到纽约。

　　4月17日，张学良在纽约公开露面。

　　5月3日，张学良接受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魏碧洲的采访。

　　5月11日，张学良在美国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  　

    5月18日，又接受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记者采访。  　

    6月25日，张学良结束了在美国105天的控亲访友和旅游，从旧金山返回台北。

　　6月底，张学良在台北寓所收到了来自大陆的陌生信件。

　　这是来自江苏江阴一个叫张静华的17岁的农家少女写给张学良的信：“张爷爷，你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从小到现在，哪怕到将来，当我刚懂事的时候，我爸爸便给我讲你的故事。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东北汉子。想当年，你爱国忧民。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爷爷，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看一看，聚一聚，让我们举杯同庆？我想，大概不会太远了吧？”张学良挎不住激动，提笔为张静华复信：“静华小妹妹：你的信和相片全收到了。你很关心我们，谢谢你。随信附上近照一张，以慰情怀。愿上帝祝福您！”

　　12月21日，张学良为“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题写了院名。  　

    1992年 92岁

　　7月12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张学良得知后，委托张闾蘅向设在中南海西花厅的邓颖超灵堂敬献花篮。花篮的缎带上著：“邓大姐颖超千古　张学良、赵一荻敬挽”。

　　9月11日，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寓所首次接受大陆记者采访。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国家一定能统一，希望国共两党第三次谈判早日实现。”

　　10月，张学良收到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王盛烈教授题赠的“关东秋爽，故乡明月”字幅和几位著名画家合作的《青松梅鹤图》，赞赏晃已。他接受了担任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聘书并留影。

　　11月13日，张捷迁教授为东北大学复校奔波于海峡两岸。是日，张捷迁受托将东北大学的聘书送呈张学良。张欣然同意同任刚复校的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名誉董事长。

　　1993年 93岁

　　3月8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大学复校。新的东北大学校名，由张学良题写。

　　4月19日，《文汇报》记者采访张学良。

　　4月，张学良去台北中山堂观看北京京剧团的演出。

　　7月，耿其昌、李维康夫妇等赴台演出，与张学良将军欢聚达八次之多。

　　1995 95岁

　　3月26日，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的周毅、连军、常景兴、赵双城到夏威夷谒见张学良。

　　6月1日，东北大学党委书记蒋仲乐和校长赫冀成到夏威夷拜见张学良。

　　6月，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到夏威夷拜访了张学良。

　　1996年 96岁

　　6月1日，在美国夏威夷异常兴奋地度过95岁寿辰。中国京剧院老生演员于魁智率该院琴师赵建华、鼓师苏广忠、旦角演员马小曼(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之女)飞抵夏威夷，祝贺张学良95岁寿辰，并赠送用中国京剧脸谱精心绘制的大幅“寿字图”。

　　1997年 97岁

　　6月6日，在夏威夷会见了率团访美的沈阳市市长慕绥新。

　　1998年　98岁

　　1月，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张友坤教授赴美拜会了张将军，赠送《张学良年谱》，转交了亲属、故旧托带信件和新年贺卡。

　　6月，《开国领袖毛泽东》作者王朝柱、张学良之侄张鹏举和外甥女王秦等到夏威夷给张学良庆贺98岁华诞。

　　1999年 99岁

　　6月，沈阳电视台采访组赵杰等赴美采访张学良。

　　12月25日，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赵双城赴美拜访张学良，并赠送“中华世纪宝鼎”。

　　2000年 100岁

　　3月12日，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张德良、副会长王维凡、秘书长周毅到夏威夷谒见张学良并合影留念。

　　6月，夏威夷时间22日上午11点11分，陪伴张学良将军大半生，人称“赵四小姐”的张学良夫人赵一荻女士，因肺炎及并发症，逝世于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享年88岁。张学良遽然痛失老伴十分伤痛，沉默不语地坐在轮椅上，泪水缓缓流下来。

　　2001年 101岁

　　10月14日，张学良将军因病抢救无效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一百〇一岁。

　　张学良在美期间曾道出了张氏祖上本姓李的内幕，此事发生在永乐4年，因为张家姑娘嫁到了李家但张家无子，于是边从李家抱过一子作为继承人，后来李家却又无子嗣了，于是张学良曾向其父提出要将自己再过继给李家，张作霖口头连连称善，但最后此事还是不了了之。

　　张学良，一个扭转了中国史，改写了世界史的一代少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他让世界知道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决心。望读者看完后，为这位曾加快中国的统一而鞠躬尽瘁的东北少帅祈祷，愿他在天堂享受真自由！

　　张学良故居

　　张学良故居坐落沈阳法租界32号路(今和平区赤峰道78号)，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楼房。张氏在二、三十年代来津常住此处。

　　张氏故居有前后两幢砖木结构楼房，前楼建于1921年，为三层带地下室；后楼为二层，建于1926年。两幢共有楼房42间，建筑面积127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401.65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495市亩。

　　该所建筑造型豪华、美观、大方。前楼正面二、三层设有屋顶平台；室内宽大考究，内部楼梯、地板、门窗等均采用菲律宾木料；卫生设备具全，院内广植草坪。

　　该楼以张寿懿(张作霖五夫人)名义购自法国领事馆。1949年后张寿懿去香港，由其子张学铨管理出租。1956年进行私房改造后由国家经营，1960年改按公产掌管。

对于张学良的评价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虎城和中共，则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多年以后张学良在对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中，称其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见凤凰卫视专访），值得深思。关于西安事变的书籍非常多，其中《挽救危亡的史诗》（广西师大出版社《抗日战争史从书》的一种）较好，尽管该书的观点非常正统，但史料是最详实的，也是相当准确的。

　　西安事变以前，张学良秘密与中共接洽，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关于抗日宣传的响应。张学良当时认为，中共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在谈判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对于中共坚持要从山西出兵抗日的举措，张学良很不理解，他对周恩来、李克农多次谈到，要抗日，从绥远出兵不是更直接？对此，中共没有正面回答。另外，中共政策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变化，是张学良一手促成的（要了解这一政策的变化，必须看到《八一宣言》在国内没有立即实施）。

　　另外，西安事变后的谈判也充分体现了几方的不同立场。大体上，张学良不要地盘不要钱，只要抗日；相比之下，杨虎城要地盘，中共既要地盘又要钱，而且为地盘和钱几致后来的谈判破裂。这一情况，在当时的记载以及后来宋美龄、顾祝同等人的回忆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举措，是大手笔。正是如此，维护了蒋介石的威望，保证了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权威。对于蒋介石来说，软禁张学良，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解决东北军集团的遗留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共双方似乎都有点顾左右而言它。

　　抗战胜利之际，东北的接收成为国共双方力争的焦点，国民政府内有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如果南京方面让张学良出面回到东北，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此，中共有一个十分厉害的策略，率先向蒋介石建议，请张学良出来回东北。这恰恰加剧了蒋介石的疑虑，而彻底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应该说，这个心理战，中共打得十分漂亮。

　　1949年以后，张学良成为国共双方都十分敏感的人物。中共方面，一直寄希望于利用张学良的声望。从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1988年，吕正操（张学良的老部下）将1984年作的《浙东纪行》托张闾蘅（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带给张学良，云：雁荡奇图屹浙东，剡溪九曲万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调，逃台迁台小易盈。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含义，自可细细琢磨。而张学良答诗也很有意思，曰：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充分反映了少帅的态度。

　　1990年，张学良又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对于自己的评价，他写道：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和国民党整编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和徐州剿总中将参谋长李树正的"兄弟情"

　　与李仲辛和李树正在南京有一定交情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曾经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也出席李仲辛将军的追悼会,看到和李师长相敬相爱,非常恩爱的李师长夫人周黛西女士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紧紧抚摸李仲辛不放,张学良想起十二年前既1936年西安事件前夕曾到南京和李仲辛见过面,谈了很长时间,当时,两人都相见恨晚,后来,张学良称呼小他十一岁的李仲辛为仲辛弟,20多岁的李仲辛和比李仲辛还小一岁的李树正称呼他学良哥,后来,李仲辛担任监视张学良的警卫部队团长,李仲辛对张学良十分关心和照顾,吩咐给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一定自由活动空间,想到这里,张学良流下眼泪,叹道:"仲辛弟,才36岁,36岁呀,这么年轻."已经是徐州剿总中将参谋长35岁的李树正及夫人叶芳娜也默默流泪.

　　张学良对赵四小姐叹息道:"仲辛弟作为国军整编66师中将师长,他为党国成仁,可是给他的贤慧非常爱他的妻子周黛西小姐带来极大的身心痛苦,小妹,仲辛弟和你都是同年生人,都是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出生,死时才36岁,真是英年早逝,痛心."汉卿哥,

其他

　　蒋介石是对张学良一生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而张晚年对蒋介石多有贬低，认为蒋“有大略无雄才”。他说蒋为人失败，思想顽固守旧，若有机会“真能（会）当皇帝。”“蒋经国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说，到台湾以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现在也是没有了。”张表示：“介石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来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不尊重，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访问者提到：“我们在可大图书馆看见很多书，是说蒋先生对台湾的贡献。”张：“那大概都是国民党写出来的，要说蒋经国对台湾有贡献，我承认。蒋先生有什么贡献？”

　　张学良对宋美龄怀感激情。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的少帅张学良生前与宋美龄、蒋介石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龄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学良备极保护、关怀，两人往来信函反映其深厚情谊。张学良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张学良批评蒋纬国是个“小丑”。

　　王新衡尝对张学良说，“蒋介石不用人才，只用奴才”，张学良说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

　　张学良说宋蔼龄是“坏蛋”。

　　张学良最欣赏周恩来，他说“周恩来的人好厉害，他们都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张学良93岁时写一首风趣的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对失东北与扣蒋可能颇有悔意。他获取完全自由后定居夏威夷，却终生不回大陆故里。据杨大中先生回忆道，他在庆80私宴上对好友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啊！”

　　民国美男子

　　张学良也是公认的民国美男子之一，少帅的风流倜傥，连当年墨索里尼的女儿都对他一见倾心颇有好感。据传张学良曾公开承认他很欣赏宋美龄。

　　忆张学良

遥想东北王，生子贤仲谋。 家仇国耻恨，易帜云自开。挥师入中原，四海复安康。 一朝成罪人，千古传功臣。

赵一荻

赵一荻（1912--2000），女，原籍浙江兰溪，她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名一荻（绮霞），因其1912年5月28日出生于香港时，东方天际出现一片绮丽多彩的霞光而得名，因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故而在姐妹中排行第四（幺女），家人亲昵地称她为赵四小姐。其父赵庆华（字燧山）是浙江兰溪人，在北洋政府时代，历任津浦、沪宁、广九等铁路局局长，曾任东三省外交顾问，并官至交通次长，为人耿介不阿，为官清廉。

　　如果说，20世纪除了战争之外还曾留下玫瑰的话，那么，“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赵一荻无疑是其中最绚丽的一对。

　　张学良在北京时，就与赵家兄弟结识，时常到赵家做客，赵四的父母对他的印象也很好。赵四小姐是在十六岁（1927年）春天，在天津蔡公馆舞会时初识张学良，相识后，他俩时常到香山饭店的高尔夫球场打球。坐落在西山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为赵四小姐父亲赵庆华所开办，夏天，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赵四小姐与大哥、二哥结伴，也从天津赶来了。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陪她住在必其饭店，避过盛暑后，也是陈副官送她返回天津的。

　　1929年3月，张学良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给赵四小姐长途电话，问她能否到奉天（沈阳）来旅游，几天后，她电话回复，业已征得父母同意，准备应邀前往。于是，张学良就派陈副官赶至天津迎接，上路时，赵家全家人都曾赶到火车站送行，到沈阳后便安顿在北陵别墅。

　　尔后，赵庆华在报上发表声明。声明原文很短，除介绍家世后，便称：“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赵庆华随即声言自身惭愧，从此辞离仕途，退隐而居。

　　赵庆华此举，是有其高明构想之处，张赵两家父一辈、子一辈，素有往还，赵庆华夫妇该是了然张学良与女儿两情相悦之事。尽管他们欣喜张学良英雄少年，前途有为，可怎好让女儿许给已有家室的张学良，更何况其显要的身家呢。送女于私下，再绝情于公众，既断了有情人的退路，促其亲成，又挣得了门庭清白，不失身份，真假混淆，一举两得，真个高明良策。

　　此中思想，另有深意。适时，诸军阀凭借军力，争战不息。张学良主政东北奉系，赵庆华官任北洋政府，认亲与否，多有不便。赵庆华藉此急流勇退，可谓用心良苦，此举既可避免政争之嫌隙，落人口实，又可减免张学良恩怨之忧虑，任其放手作为。如此黑白分明，正似赵庆华其人的耿介、清廉。可怜天下父母心，赵庆华家事外扬，绝非盛怒下的单纯。

　　尽管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恋情，有此波折，但堪称红粉知己。张学良的元配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两岁，是张学良父亲张作霖订下的亲事，赵四小姐比张学良小十一岁。于凤至日后接纳了这位“小妹”，张学良称于夫人为大姐，称赵四小姐为小妹。赵四小姐虽无夫人的名分，对外则称为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长期侍从左右，并于张学良于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后，伴其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启程赴欧洲考察。

　　张学良1934年1月8日回国返抵上海后，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蒋介石任总司令，自此即谋划如何“剿共”后，再对抗日军的侵略，然张学良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冲突，几次上书劝诫无效，进而哭谏也毫无结果，直至决心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最后达到了目的，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为示负责，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让其在军法会审后，过着长期被非法幽禁的生活。

　　张学良在溪口幽禁期间，曾住武岭学校，二日后，移居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之后当局允许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和他同住，两位商量之后，每月一替一换，轮流来此陪伴张学良。于凤至由上海乘船来宁波，赵四小姐则由宁波去上海，有时她们也一同留在张学良的身边，小住几日。

　　适时，赵四小姐和张学良所生的独子张闾琳（后在美国任太空总署工程师），还属幼小，正是需要母亲在身边照顾的年龄。于凤至为了使赵四更好好地抚养幼子，便说服赵四小姐返回上海，自己留下。而后的三年幽禁中，她由溪口辗转奔波江西、湖南的生活，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乳房烂疮日渐加重，张学良便向军统局局长戴笠提出，让于凤至出去治病，由赵四小姐来照料自己的生活。蒋介石批准了张学良的要求。

　　赵四小姐离开溪口后，回到上海马思路公馆居住，不时将生活用品捎去，直至上海陷落，才被迫去了香港。1940年冬天，赵四小姐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以她当时的情况，在香港拥有相当数量的金钱，有自己的住房，生活是很安定的，加上幼子闾琳需要母亲的照料，不去是完全可以的。但她觉得张学良更需要她的陪伴照料，宁可母子离别，把闾琳托付给十分信赖的美国朋友照料，只身前往，陪同张学良一起过幽禁的生活。此后，赵四小姐就再也没有离开张学良，一直陪伴到台湾。

　　1941年5月，张学良患急性阑尾炎，赵四小姐陪他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他们又被幽禁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1944年冬迁至贵州桐梓，在桐梓天门洞一直到软禁到抗战胜利。1946年移居到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不久即被押往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俩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四小姐的身上，赵四小姐则尽自己全部的力量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见过的人都说，赵四小姐经常身着蓝衣，脚登布鞋，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令人感动。虽然相对来说，她比张学良多些自由，每年都能获准到美国去探望儿孙，但她每次总是飞去飞回，仅住两三天，即又回到张学良身边。

　　自从听闻蒋宋美龄谈到，依张学良的婚姻现状，想接受洗礼有违基督教义的规定后，赵四小姐见张学良寝食不安，心中十分焦虑。张学良要面对笃诚地信仰耶稣，就必须依循基督教义的规定，在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张学良的心里确实格外沉重。最终，他作出了痛苦又无奈的决定，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

　　张学良执笔给于凤至写了一封信，并交由由美国前来探亲的长女闾瑛（于凤至和张学良生有三子一女，三子均已亡故）和其夫婿陶鹏飞，由其等将信转交给于凤至，张学良对女儿说：“闾瑛，爸爸老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你妈和赵四小姐的原因，牧师不肯为我进行教徒洗礼。这封信带给你妈，就说我请求她帮我下决心吧！”

　　信转交到在美国的于凤至手上了，其面对亲友和子女表示：“你们的心意我都明白，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汉卿的苦处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这件事。赵四小姐是位难得的女子，２５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也十分敬佩。现在由她陪着汉卿，汉卿高兴，我也放心。至于我个人的委屈，同他们所受的无边苦楚和寂寞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她转而对闾瑛说：“只要能使你父亲有安慰之欣悦，我任何事情都答应。“

　　亲友辞别后，于凤至给张学良写了回信：“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1964年3月，结发妻子的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1990年1月30日，于凤至在睡梦中安然逝去。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正式结婚，结婚典礼在台北市杭州南路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的寓所举所，来宾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何世礼、张大千、莫德惠、冯庸、黄仁霖、文华等人，由陈维屏牧师证婚。由于赵四小姐在台湾没有长辈为她主婚，因此恳请黄仁霖代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是由吉米·爱尔窦开车，将黄仁霖、张学良等接到城内，黄仁霖在张学良心绪不佳时，送给张学良一本圣经，并在扉页上赠言：“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在台湾一直过的幽居生活，直到1990年，庆祝张学良九十岁生日的聚会于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正式脱离了幽居生涯公开露面，从此我们所见，不论身在何处，赵四小姐总是陪伴在他身旁。少帅夫妇的后半生里，几乎全以信仰基督为依归。两人曾经化名为曾显华（为纪念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蒋介石英文老师董显光、及牧师周联华）及赵多加（为纪念她得救后，有新生命的意思）出现在台北市的多个基督徒聚会场合，赵四小姐热心传播福音，除了家庭礼拜外，并写了多本见证集--《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等，并有《毅荻见证集》（张学良号毅庵、荻是赵一荻）出版。也借着传福音及做见证，才使大家知道了许多在幽居时期发生的事（例如动过开胸手术，割掉一叶右肺，亦曾跌断手腕和右腿等）。赵四小姐最喜欢的圣诗是：赞美我天父！

　　赵四小姐早年由于抽烟的缘故而咳嗽了很多年，也没有医治，直到迁居台北的北投后，才到荣民总医院去检查，但检查了几次，也查不出来。有一次，张学良到医院看赵四小姐，在医院中遇见治病的胸腔内科大夫，问病况怎么样，大夫说：有点问题。张学良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打开看看。大夫回答说：在医院里没有确定诊断出是什么病时，是不能动手术的。后来找胸腔外科大夫来会诊。外科大夫说，如果在Ｘ光片子上看出来是癌症，那就太晚了，应当现在就开胸检查。所以隔了两天就开胸。检查结果确定是毒瘤，就立刻切除了一叶右肺，自此她就必须要在口中常插着帮助呼吸的管子。

　　自1995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定居夏威夷以来，除了身体不适外，他们每周日上午都定时到夏威夷京街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聆听礼拜。赵四小姐和张学良于2000年5月14日时还到教会参加庆祝母亲节的崇拜，之后并在五月廿八日中午在其住处大楼的宴会厅举办庆祝百年华诞祝寿活动，约有一百位来自各地的亲友来为他们贺寿，并在宴会之前开放十分钟的时间给媒体大众拍照，这是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人最后一次联袂的公开露面。

　　自2000年祝寿活动后，88岁的赵四小姐，于6月7日下床时摔了一跤，虽觉身体不适，但尚无大碍，几天后呼吸发生困难，而于6月11日住进夏威夷檀香山的史特劳伯医院（Straub Hospital）加护病房。由于呼吸极为困难，医师为她插上呼吸器，并且让她沉睡以减少痛苦。赵四小姐于6月20日时一度转醒，旋即因为痛苦而在医师投药后再度睡去，并进入弥留状态。因其病多日未见起色，散居各处的张学良家属也陆续赶到医院探视。

　　夏威夷当地时间22日早上，赵四小姐醒过来，但无法讲话，只能一个个地看着围绕她的亲友们。约在八点三刻，她老伴张学良坐着轮椅来到床边。九点钟了，医师说，现在到拔管时刻了，请各位暂时到外面去，亲友们一一向赵四小姐道别，离开病房。

　　2000年6月22日上午11时11分，病逝美国夏威夷Straub Hospital。

　　2000年6月29日下午12时30分，由周联华牧师举行追思礼拜后，移灵夏威夷檀香山的神庙谷（The Temple of the Valley）。

东北军

　因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一同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本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其前身为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奉军。1928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至四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东三省，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爱国官兵自动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1933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失守，热河及察哈尔守军溃败。3月，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

　　次年1月张学良返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12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二人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又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6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有叶剑英等人。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6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15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22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9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东北军入陕甘后，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1936年6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8月30日至10月初，朱理治、叶剑英相继至西安，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报》、《东望》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并联合举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１１月２７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书东北军将领，勉励部下：“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东北军），供（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五十七军一起挺进鲁南；五十三军转战冀、豫、鄂、湘，后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激战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为国捐躯。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广大官兵纷纷觉悟，在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１９４２年８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１９４５年８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湔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经过了苦难而曲折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附：东北军在9·18事变发生时所辖兵力之简要资料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40万人（保守估计）。

　　具体驻地是：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陆军方面

　　经过张学良的精兵简政，东北军还有40万左右的主力，但战斗力还是不错的，装备方面无法统计（因为东北兵工厂生产力太高了，在东亚都可以排的上号的，每天的产量就可以武装一个营），步枪型号为六五、七九，迫击炮是16年式。关于东北军当时的坦克数量不祥，有记载的是张蒋大战时张作霖曾派出1队坦克，数量应该很有限，在加上张氏父子对大炮情有独钟，坦克在日本接收东北兵工厂以前好像还不能独立制造。

　　空军方面：

　　东北军全盛时期（即张作霖统治时期）装备飞机250-300架，共5个航空兵队。东北兵工厂也没有制造飞机的技术，飞机全为购买和列强赠送，或者是战场上缴获的。东北易帜前，东北空军估计还有200架左右，其中战斗机150架。东北军的飞机主要从法国和捷克两国购买，其中1929年因为中东路事件东北空军损失惨重，因此张学良刚从法国进口大量新式飞机，9.18前东北空军有100余架飞机，基本是新式的。

　　海军方面：

　　东北海军拥有大小舰只21艘，3.22万吨，舰队官兵3300人。主力舰“海圻”号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其余还有“海琛”、“镇海”、“威海”、“同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战舰。

　　“9.18”时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军力对比为北大营8000人vs关东军3000人，奉天省内军力对比大约为东北军6-9万vs关东军1万人（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兵力10500人，系日本陆军第2师团

　　），装备方面中国军队占优，东北军占据局部兵力优势，且直隶、热河以及山海关一带有东北军主力25万也可迅速驰援，由于日军资源较匮乏，打不起大规模持久战，而且当时日本国内也分成了主战主和两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击，日本国内主和派必能占据上风，东北有很大可能不会沦丧。

　　东北驻军和日军力量上对比，东北军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装备上亦有相当的优势。关东军在事变时不仅没有空中武装力量，甚至在轻武器方面也不曾装备“捷克轻机枪”这样的高技术含量武器。如果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当，日军的侵略行动是几乎不能得逞的。

　　1928年，东北军阀张学良将军宣布归附南京中央政府，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张学良愤怒声讨红白两大帝国主义（俄、日）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1929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同年7月18日，斯大林掌握实权后的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并命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准备武装介入。

　　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中苏作战，张学良战败，苏联从此长期侵占黑龙江主航道附近的江心洲，包括黑瞎子岛等。直到21世纪初才归还中国一半。

宋子文日记揭秘 张学良曾和杨虎城翻脸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我D。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我D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我D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宋被怀疑策划西安事变　　

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宋子文到南京后，首先与宋美龄、宋蔼龄和戴笠商谈对策。他们均赞同宋的方案。然后，宋才向国民党要员汇报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和他的计划。　　

宋子文记录道：“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　　

何(应钦)问，汉卿(张学良)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　　

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但宋子文回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南京方面暂勿攻打西安。他告诉南京政府要员，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模棱两可地答曰，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　　

根据宋子文日记，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政府要员都在开会讨论他的建议。结论是“停战期缩为3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

张、杨要求召开名流大会　　

宋子文22日携宋美龄、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飞抵西安。蒋介石与宋美龄团圆后态度进一步转变，同意妥协，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为其与周恩来谈判的代表。　　

宋子文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我D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但张、杨23日上午的建议令宋子文大感意外。他们提出，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大会，出席者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大会作出决议后，蒋介石才可离开西安。宋子文说：“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他提出了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大会反建议。　　

宋子文拒绝组阁　　

当天，蒋介石让宋子文与张学良一道去见周恩来。周告诉宋，我D已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蒋介石同意抗日，我D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23日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已开始讨论国民政府新内阁人选。　　

“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

张学良：杨虎城不放人就打死他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复：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我D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至此，西安事变看来已经和平解决。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二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张甚至说杨不同意放人，尽可开枪打死他。　　　

宋策划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　　

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25日，张学良继续与杨虎城谈判。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据宋子文记录，“蒋称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我D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我D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必须让蒋介石即速离开，因为“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　　

蒋介石当天召见张、杨，说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宋子文与蒋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宋子文的日记到此为止，引起中国和世界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尚有三个附件未公开　　

宋子文档案中另有资料证明宋子文一直很关心照顾被软禁的张学良一家。1947年，东北闻人莫德惠专程到台湾探望张，宋子文打电报给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要求台湾银行拨台币20万元给莫德惠，转交张。　　

而杨虎城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杨虎城长子杨拯民于1944年底致电宋子文，恭贺他出任代行政院长，“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迄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宋子文指示秘书说，这封电报不要回了。　　

遗憾的是，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个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我D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张学良分歧真相

张学良突然放蒋，杨虎城措手不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部署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实行民主的八项政治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是西安事变的关键。但宋美龄到西安后，张对杨的态度起了变化。　　

宋氏兄妹到西安后，张将他们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张对杨开始摆起了长官的架子，在一些张、杨和宋氏兄妹都在的场合，张用英语与宋氏兄妹谈话，使杨非常尴尬，无法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　　

12月24日上午谈判时，张在没有同杨商量的情况下，抢先表态同意先放蒋回南京，使张杨之间对这个问题的分歧直接表露给了谈判对手。杨曾对张说：“放蒋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　　

24日晚，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与之发生激烈争吵。对这次争执，杨没有向外人透露。而张却在吵完后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　　

12月25日下午3时过后，张打电话叫杨去他公馆。等杨赶到时，看到蒋已出门准备上汽车了。张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走。当时事出突然，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与张决裂，将张和蒋都扣下来；另一是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和张的团结这个大局，杨没有与张争执，随张到机场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给了杨一个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该日下午4时，随着飞机轰鸣，蒋介石结束了14天的囚禁生活。张学良送蒋离开西安。

“请罪信”成了张学良永世的把柄　　

杨虎城送走蒋介石后回到新城，同几个人谈了机场的情形，大家都反对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杨说：“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万一张回不来该怎么办﹖”不久，张又来电，叫放陈诚等人，还叫放被扣的中央飞机。

有人主张不放走蒋系高级将领，飞机也不放走。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　　

26日下午一到南京，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午后2时抵京，寓子文兄处，一切安善……”就在张感觉“一切安善”时，蒋介石已命陈布雷为他杜撰一篇题为《对张杨的训词》的文章，一定要赶在27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同时命戴笠对张下榻的宋公馆严加防范；他还通过宋子文暗示张要有认罪的表示。张就在到南京的当天，给蒋写了一封“请罪”的信：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委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张学良这封“请罪信”成了他永世不能脱罪的把柄，至今保存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　　

蒋介石收到张学良26日的信后立即分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展开了对张的迫害。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第32次会议，决定将张学良送军事委员会依军法处理，并成立高等军法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　　

12月31日上午，对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开场。经过匆匆几个小时的“审理”，当天就按蒋介石的授意，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法庭上，张学良一面据理申诉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的正义性；一面却又承认：“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意领罪的。”　　

蒋介石在判处张学良的当天下午又给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国民政府立即交司法院进行核议，司法院当日即以“尚属可行”答复国民政府。1937年1月4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张学良从此失掉了自由，一直到蒋家两代当权者都死后才恢复自由。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12月27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杨虎城不为所动，29日以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述西安事变的经过及和平解决情形并告今后施政方针的方式公布了与蒋宋谈判，蒋所作的政治承诺等真相，以争取群众的了解与支持，为下一步与蒋斗争做准备。　　

1937年元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以振作精神，向南京示威，声援获刑的张学良。杨虎城当日致电宋子文：“尚祈鼎力运筹，俾汉公早日返陕主持一切，无任祷幸。”再次表达了要与张共担罪责的态度，希望宋能帮助张恢复自由。　　

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召开了有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靖署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解决西北问题的大政方略。会议最后确定了以政治解决为主，军事为从的基本方针。但在行动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蒋完成军事部署后，便离开南京去浙江奉化老家休息疗养了。

1月2日，西安方面获悉：张学良原住宋子文处，自31日被审后押入孔祥熙宅失去自由。潼关以东中央军业已回师西进。因此，杨虎城与周恩来及王以哲、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商定，一面由杨虎城等将领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等，促使张速回，一面作出相应军事部署做好应战准备。同时速调红军主力南下木旬邑、淳化，做好参战准备。　　

随着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迫害和对西安压迫日益严重，1月4日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了三方联合作战方案。　　

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杨虎城和于学忠撤职留任。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自张学良从奉化给杨虎城送来亲笔信和听到张让他“多容忍”的话后，杨虎城便认真开始与顾祝同在潼关的谈判，力图为西安方面多争取一些有利条件。　　

潼关谈判12月24日开始，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要求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不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分歧，是如何对待张学良的问题。西安方面坚持要先恢复张的自由。但蒋介石很快否定了这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　　

面对这种情况，东北军上层将领犹豫畏缩，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作主。以少壮派为代表的中下级军官则非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问题作出明确担保。　　

蒋介石闻知上述情况后，十分恼火，他还是采用两手策略：一手运用军事的优势，下令至次日（27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阵地和前方司令部。另一手是将情况告知张学良，由张向西安方面施压。　　

张学良十分焦灼。27日一早，张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军、师长，称：“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1月27日，西安方面准备与南京最后达成谈判协议。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一批东北军、十七路军少壮派军官坚决反对妥协，要求推翻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　　

1月底的一天晚上，东北军一批团、师级军官约五六十人，来到杨虎城的住所。他们情绪激奋地对杨说：“张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从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的头头们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了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张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他们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全体一致放声大哭。

矛盾激化，王以哲被少壮派军官刺杀　　

东北军少壮派的骚动也影响到杨虎城。1月28日凌晨，杨虎城将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唤起，对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南汉宸马上去找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这时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一样，也处在两难境地。支持与南京方面抗争吧，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与南京妥协，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态度极为明确：“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缓地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　　

这种“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却违背了红军当初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结为“三位一体”的诺言，使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极为不满，出现了集体请愿，让局势更加复杂。　　

1月29日东北军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由董英斌代表生病的王以哲在渭南主持召开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军事会议。会议原本是想说服少壮派军官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从渭南撤兵，结果却做出了“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　　

渭南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为了劝说中共中央改变“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当天傍晚专程赶到云阳，同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讨论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　　

会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又连夜赶回西安，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决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中共的态度使有解体危险的三位一体又稳定了下来。但危机仍没有解除，一场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　　

东北军的一些人在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抱定了要与南京方面妥协的立场。为了否定渭南会议的决议，他们1月31日用飞机将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西安。当天晚上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高级会议，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10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鉴于南京方面在张学良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2月1日下午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命令，命令他们立即撤退警戒部队，2月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河以北，2月3日撤到渭南。中央军2月5日将进驻渭南，2月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2月1日下午，杨虎城接到东北军有人要闹事、并订有暗杀名单的报告，立即派人将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周恩来等接到新城严加保护。杨曾两次派车去接王以哲，都被他拒绝。傍晚，杨亲自登门动员，也被王拒绝。因为王对杨有猜忌，怕杨吞并东北军。结果第二天（2月2日），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于寓所。

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孙铭九等人枪杀王以哲，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3日上午，发动事件的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赶到中共代表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周当即让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云阳红军驻地。　　

形势急转直下，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表示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　　

2月5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四将领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甲案，接受将东北军部队调往苏北、安徽的乙案，与十七路军、红军分道扬镳。东北军2月5日撤离西安，第十七路军的大部也离开了西安。　　

杨虎城2月5日致函蒋介石：“刻值复员期间，诸凡尚形纷纭，一俟稍为就绪，决即引咎辞退。”杨虎城于2月7日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进入西安。　　

西安事变经过58个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后，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大幕。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详情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了解西安事变前后很多情况，并驾机送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一行回南京，目睹了全过程。他在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中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描述。现摘编如下:

少帅（指张学良，下同）虽然这几天很少睡觉，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快乐。他说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们不用担心。他还补充说，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传教士们到安全的地方。曾有中国飞行员说少帅将飞俄国然后去欧洲，少帅也明确否定了。不过我注意到，的确有两名穿军服的俄国飞行员在守望着机场上一长排被扣的飞机。

与此同时，少帅屋后总司令（指蒋介石，下同）的房间里，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在发生。端纳（蒋的私人顾问）对局势了解得很清楚，力劝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色方面对这一争端的意见。杨虎城将军是这群人中最现实的一个，他得到总司令和少帅共同支付的巨额赎金的安抚。

圣诞节早晨，少帅把我带进一间密室，问我能否在10分钟内准备好，让他们坐波音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到达机场时，我发现这里由少帅的四排士兵作警戒。他们全部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此时，我又注意到有一大群学生站在跑道的另一角，手举横幅大标语，一支管乐队操着锃亮的乐器排在一旁。随后我看到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学生们使劲向前涌。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原来是蒋（介石）夫人正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的在场使我更想知道我们将去哪儿，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回答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好，”夫人随声说，“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身面对我，示意身后，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的身影。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冲少帅一笑。这回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我曾呼啸飞过总司令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话，少帅和总司令常争执不休。我计算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给蒋夫人仅有3天时间，23日至25日，要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对西安府发动全面攻击，进而夺取全中国，虽然他未这么明说。在这紧要的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

少帅命令我飞到洛阳上空。少帅看起来很轻松，昏昏欲睡。我不时回头打量一下机舱。蒋夫人看着窗外，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端纳一个人咯咯笑着。宋子文偶尔看一下文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双目紧闭。总司令还在继续睡觉。我们到达洛阳时天刚黑，少帅叫我盘旋一两圈，让大家知道我们要降落了。

“没有人送信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他回答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涌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有力地说:“不许这样，让他独自走。”

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不一会儿军官们就组织起业余欢呼方阵，有的人眼中闪着泪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对他们而言，总司令是死而复活了。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宾待遇。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没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飞至南京的一个军事机场，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走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他转过身子，头一回掉下眼泪，用双手捏住我的手。“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他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

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了阻隔着他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曾经是朋友的面前，而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弃守锦州——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万，准军事部队万，吉林军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結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张学良：少帅的行为特点

 张学良是这个时代最终皈依基督的人物，也是家喻户晓的发动“西安事变”的人物。

不想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

1990年夏，日本广播协会（NHK）电台记者报道了张学良早年与溥仪交往的回忆：

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看见我。我劝他把袍子脱掉，把身边那些老臣辞掉，你这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你能天天出来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劝他，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你作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中有你的份。你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在溥仪的《召见簿》中，第一次出现张学良的名字是在1926年4月1日，当年溥仪21岁，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宫岛街张园自设“行在”办事处，仍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称孤道寡。张学良那时26岁，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已是身经百战的奉军第三军司令了。张学良所说上面那段话正是这个时期的情形，两人确实很熟悉。

张学良跟溥仪交往从来没想过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恰恰相反，而是劝溥仪脱袍子，辞老臣，“真正做个平民”。然而，他们政见不同，因此在交往中潜藏着对立和斗争。从他事后同日本记者的谈话来看，言谈中仍流露出势不两立的口气。

不赞成“御弟”到属下做事

1927年初，经社交界颇为活跃的陈贯一夫妇介绍，溥仪的二弟溥杰在北京饭店舞场结识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他们称兄道弟出入于饭店、球场或舞场，溥杰还常到张学良在北京的驻地“神聊”，交谊日深。在张学良的影响下，溥杰产生了从军带兵打天下的思想，再不愿空守没落王府当没用的“御弟”了，遂于1928年初利用少帅邀请参观南口奉军工事并检阅部队的机会，向张学良述说了投奔奉军的愿望。溥杰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张少帅听到我的请求时，有些犯难地对我说：“要说这事本身倒很好办，但以你皇弟的身份到我的部队从军，恐不合适。咱们现在是朋友关系，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为上司与下属了，这就不好处理，再说父帅仍视你哥哥为君主，他会怎么看这件事呢？还有，特别是你哥哥仍旧很讲君臣名分，他能答应这事吗？”他说出了一大堆难题。我不听他这些，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就看你答应不答应吧？！”此后我又屡次三番地表示要到他的军中去“从戎”，并说他要是不答应的话，就不够朋友，弄得张少帅无可奈何，最后他只好说：“那好。这段时间你就先上我们在奉天举办的讲武堂去吧！”

当时，奉军处在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以及冯玉祥和阎锡山军队的围攻之中，不久便因作战失利而决定退守关外，张学良特意通知溥杰先到天津躲避，溥杰便带着妻子唐怡莹乘坐少帅的专列赴津，并住进法“租界”张公馆，几个月后也去了东北。他知道父亲载沣和大哥溥仪都不会同意，遂给他们留了信，说明去向便不辞而别了。载沣先见着信，赶快报告溥仪。溥仪后来回忆：“有一天，我的父亲突然到我的住所（天津日界张园）哭着告诉我说，溥杰和张学良部下私自出走，一定是上东北，让我设法把他找回来，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便找日本驻津副领事白井康，求他想办法。他答应和大连日本关东厅联络，如果溥杰坐船登陆，便可拦他并让他回来。白井康就和关东厅的‘通译’中岛比多吉联络，后来果然发现溥杰在船上，中岛认识溥杰，告知来意，便把溥杰拦阻了，令他重回天津。”

溥杰折回天津以后遭到大哥的训斥。溥仪对他说：“你的志向不错，不过怎能给张学良做事呢？不如直接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军事！”嗣后溥仪聘请远山猛雄为日语教授，让溥杰和婉容之弟润麒学日语，到1929年3月便送他们东渡留学去了。

溥仪不准溥杰投到张学良的帐下，这当然有身份的考虑，但主要原因是政治的，从根本上说溥仪与张作霖父子是对立的，他容不得别人当“满蒙王”，更容不得别人争帝位。 

不上土肥原的当

溥杰投奔张学良不成，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企图引起政局混乱，挑动军事冲突并乘机占领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甚至有的报纸已刊出消息说溥仪已经“来奉”，以建立“满蒙帝国”。当然，这是不真实的。

张学良得知父帅的死讯急忙返回奉天，迅速稳定了东北政局，从而推延了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时间，也推延了溥仪当傀儡皇帝的时间。1928年8月4日，张学良宣布为父发丧。溥仪闻讯命师傅陈宝琛和朱益藩给少帅写了一封慰问信，并送去“御笔”挽幛，以尽悼念之意。张学良于8月24日给陈■老（陈宝琛字■庵）和朱艾老（朱益藩字艾卿）复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致谢，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写得很客气：

馞老、艾老先生阁下：

接诵大函，猥以先君弃养，辱承唁慰并赐挽幛，拜领隆施，不胜感谢。伏维杖履优游，起居佳畅，至惬颂私。良痛遭大故，方兴陟怙之悲；断任仔肩，益懔临渊之戒。邦家多难，夙夜殷忧。素谂先生德望高崇，海内钦仰，尚祈时颁训诲，俾作准绳，是则私心所祷祝者耳。肃此复谢，祗请崇安！诸惟荃照不备。

张学良拜启

为父帅发丧完，东三省的命运就摆在了张学良的面前：如果继续走奉系军阀的道路，则势必依赖日本人的支持而使国内仍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如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那就必须置父帅经营多年的“东北王”、“满蒙王”于度外，中国统一、反对内战的少帅选择了后者，1928年12月29日宣布“易帜”，东北三省同时挂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奉军亦改称东北军，这是张学良将军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对此，日本人恨之入骨。他们为了劝说张学良以日本为靠山宣布满洲独立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让派到张学良身边当顾问的土肥原贤二说服张学良出任“满洲皇帝”，对于这段重要“秘史”，少帅在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开口讲出了真相：

同土肥原最冲突的地方是他当时给我写了一份东西，就是王道论，就是要我当皇帝。我当时就问他，你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是什么意思？我让千田森告诉参谋本部把土肥原调走，把土肥原这个顾问调走。千田森当时就说，你这个顾问是日本派的。当年订条约时规定你有两个顾问，你没有权让他调走，完全是政府派的。我就把前面的故事都跟他说了。后来我说，那好，我没有权，我没法子，我的顾问我也没权调，那么我不见他，我有权吧。我不跟他谈话，我有权吧。我不跟他谈话，我当时就告诉我那个传话的，我说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一概不见。

溥仪当然不愿意张学良争皇帝，但他也不愿意看到南方和北方的统一，因为这不利于清朝的复辟，所以他也做少帅的工作。他有位老臣叫商衍瀛，字云汀，清朝翰林院编修，还在溥仪的“小朝廷”中当过“南书房行走”。此人后来成为东北红十字会的名人，与奉系将领广有联系。于是他利用这种身份替溥仪说项，接触张作相、张景惠等人，向他们送礼，诡秘地从事政治活动，在“易帜”前后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又受命于溥仪而与张学良密商，嗣后少帅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身份，又写一封亲笔签名信“敬呈清帝尊展”：

敬复者：

商君云汀来沈辱荷过谈，敬谂雅意殷拳，感激莫名。比维潭第多福，动定成绥，允符私祝。学良才短学疏，谬膺疆寄，循省遭际，韦越为虞，重以奖言，弥增愧悚。承示各节，已与商君面谈，晤时谅能备道。好风多便，尚望时惠德音，借资韦佩，无任盼祷之至。端肃拜复，敬请台安。

张学良拜启

商衍瀛到底跟张学良谈些什么？信中没有明示，但从前后两信在行款上的变化及字里行间的口气看，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是坚定的，不可能给溥仪任何政治许诺。

张学良不希图“皇帝”头衔，而专注于中国的统一和东北的建设。在降下五色旗并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前前后后，少帅捐出奉天大帅府的家底，兴办东北大学，以培养自己的人才，修筑通往吉黑两省的铁路新线，以防止日本利用“满铁”进行刁难，同时还进行了收回旅顺和大连港主权的谈判等等。不久，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除继续掌握东北三省军政大权外，又在北平中南海设立海陆空军副司令部，坐镇华北五省，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叱咤风云的时代。

潜藏炸弹，意在警告溥仪

1924年，驻守北平的张少帅经常参观故宫，当然不是来向溥仪讨什么“紫禁城内骑马”之类的，也不是来寻访明清遗迹。张学良或在每年太平花盛开的时节，偕夫人于凤至应邀出席御花园的茶点招待会；或是为兴趣所驱遣，常往故宫欣赏钟粹宫书画陈列室的展品。他那时收购了大量明清书画和一些宋元古字画，为鉴定作品的真伪也时而来此。但他已基本不与蛰居天津的溥仪来往了，溥仪也不敢把“复号还宫”的要求送进他的中南海行辕。

1931年7月23日，正在日本留学的溥杰回国度假并往静园觐见溥仪。他向大哥传达了经吉冈安直传递的重要信息：日本军方对张学良不满，希望溥仪接管满洲统治权。

日本军阀反对少帅那是显而易见的，两年前就曾让土肥原贤二用“王道论”和“满洲皇帝”勾引张学良，希望他宣布“东北独立”，以逞自己的独吞之欲，结果遭到严厉的拒绝。两年以后，还是那个著名间谍土肥原，诱饵也还是“王道论”和“满洲皇帝”，只是猎取对象由张学良改换溥仪了。溥仪可没有张学良的气概，跟土肥原谈判时，他虽然也曾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但最终还是就范了。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过后，溥仪出关投敌，走上了难以挽回的罪恶之途。

正当溥仪滑向泥淖的时候，张学良先后两度伸手拉他，这也是应该写进历史的重要情节。如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并甜言蜜语地说，日军在满洲的行动仅为反对张学良，而对满洲毫无领土野心，并愿意帮助宣统皇帝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溥仪倾向于接受。蒋介石也派人见溥仪，说明只要溥仪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溥仪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派人于11月6日晚6时许往溥仪所居的静园送了一筐水果，其中潜藏了炸弹。少帅意在警告溥仪，让他清醒，不料这一行动使溥仪失去安全感，反而加速了他出关投敌的脚步。张将军自谓他是军人性格，想了就做，这件事能反映他的行事特点。

扣蒋送蒋

有史料说，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刚到西安，张学良即去其下榻处——临潼华清池晋谒，陈述停止内战的意见。蒋介石想不到张学良的想法真的起了变化，未等他把话说完，就大声训斥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要问为什么！”

蒋介石曾在自己日记中批评张学良：“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张学良的泪水流尽，蒋介石却是铁石心肠：“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这是他对张学良冒死进谏的回答。

实际上，在这之前12月8日，张学良与早已达成合作的杨虎城商定：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10日，二人又商定：12日凌晨行动。扣蒋之事由东北军担任，其他相应事宜由十七路军担任。当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张学良即命把已拟好的八大主张迅速通电全国。这八大主张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中还表明扣蒋是对其“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不久，南京方面的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相继来到西安。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子文声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大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介石归京。蒋介石知晓后，即委托宋氏兄妹代表他与张、杨、周（恩来）谈判。他提出，所有商定款项，均由他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四面两方”的谈判自12月23日开始，24日结束。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内战。这样，蒋介石首先保证了自己被放回南京的条件。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唯恐夜长梦多，拖得时间长了怕出什么变故，内心中计划争取尽快让蒋介石走。于是，他赶紧找到杨虎城，表示当天就送蒋介石走。杨虎城知道张学良的决心已难挽回，便同意了他的主张。

张学良、杨虎城决定立刻放蒋介石、送蒋介石，唯恐部下知道会进行阻拦，所以这个决定谁也没有通知。当天下午4时整，蒋介石、张学良、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分乘两驾飞机飞离西安。当知道消息后紧急赶往机场的周恩来，望着已经在天空中的蒋介石、张学良所乘的飞机，不禁摇头叹息。后来，周恩来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张学良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原想扮一出从来没演出的好戏，如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想不到蒋介石是不会放他回去的，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精神颇为沮丧。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命令遣送到台湾。此时，他已被“严加管束”l0年之久了。1947年10月，他写了一首无题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在他被软禁期间，因受宋美龄的影响而信奉了基督教。

少帅缘何不回大陆

1928年底，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去运动少帅张学良反正，以谋北伐统一。东北易帜，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学界长期以来都片面强调蒋介石、张学良二人对国家统一的看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再辨读后提出：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所谓东北易帜经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这仅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想，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认，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

曾业英认为：“两岸的形势越缓和，他回家的条件就越成熟。”但是，有一些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的台湾人，却唯恐张学良真的回到大陆，会对台湾产生“震撼”。如张群对张学良所说的，蒋氏父子为什么不放你，原因是：“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意思就是怕张学良跑到共产党那边去，对共产党有用。然而，正是这位最大的赢家，自“西安事变”以来，一直被辗转软禁。但在解禁后，他完全可以回到大陆，因为大陆的执政党对他并无敌意。

可是，张学良就是不敢回。

有人分析，至少有三种原因：

一、政治环境的干扰

张学良常说，他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采菊东篱”的老翁，没有特权的普通人。其实不然。在我们看来，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政治，他是位国内外一直关注的政治人物。被蒋介石幽禁期间，他矢志不渝，非常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自由”之后，仍然表示，只要国家需要，他将像年轻时一样尽心尽力。

1991年6月4日，张学良在美国与吕正操将军会晤时，说他愿意保留其特殊身份，一旦两岸需要他做什么，他甘心情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尽力；并答应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原原本本地告诉李登辉，为两岸传递信息。

1993年，他还把自己培养了20多年的兰花（爱国号）托黄绣球转赠江泽民主席，表达其爱国赤子思念祖国内地人民的一片深情。

二、个人性格使然

张学良讲情讲义，始终如一。他以为李登辉上台后，张群等才敢公开为他举办规模盛大的祝寿活动，又是李登辉给他到美国探亲与子孙团聚的自由，因此对李登辉持有好感，感恩戴德，以致模糊了自己认清李登辉“台独”面目的视线（为此，他与吕正操在美国会晤时，在对李登辉的看法上产生分歧，争论了一番）。结果上了李登辉的当。

三、身体方面等因素

张学良回来的最佳机遇是在1991年。他当时身体健朗，思维敏锐，坐车、乘飞机都毫无问题，而且从美国直飞北京相当方便。但他错过了这个机会。此时，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赵四病上加病，夫妇双方只能靠轮椅行动，即便再想回来，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了。

总之，张学良想家是真，未回是实。他要真的下定决心回来，有的是机会，也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

张少帅的生命是在本世纪2001年9月28日结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终年101岁。此前，他以基督的情怀写下耐人寻味的一首诗：

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生。

主恩天高厚，事事如浮云。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

      27岁当上了“东北王”

“寇深祸急，原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点评张学良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当张作霖回奉乘坐的专车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毙命。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将长发剃光，身着灰色士兵服装，搭乘兵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当上了“东北王”。

张学良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张作霖的路线，励精图治，致力于开发东北，做了一些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使东北富强的事情。他毅然实行东北易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张学良在决定东北易帜时，内受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轻易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之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之招降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日本首相田中曾三次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干涉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了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

张学良义正词严地申明：“我是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他曾告林氏不要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林却恶狠狠地说：“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日本政府竟然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不断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六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他易帜与统一的决心。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东北的野心。

设计除掉杨宇霆与常荫槐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老派的张作相、新派将领中的杨宇霆等都反对换旗。他们害怕换旗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

张学良对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元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攻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但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茅盾越积越深。原来，杨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张作霖在时，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就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凡事他说了算。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1929年1月10日下午，在张学良的帅府客厅，杨宇霆与常荫槐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杨、常说：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这件事涉及到外交，应该慎重考虑大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又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杨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张学良马上签字。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组成了反蒋联盟阵线。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双方参战兵力达百万人之多，战况空前惨烈，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难以计数的损失。实质上，这是新军阀之间为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大战。

张学良看到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怕参与战争而让日军趁机而入。因此，在战争初期，他严守中立，极力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他们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他会晤，想尽一切办法将张学良拉向自己一边。

为此，张学良召集东北重要的文官武将商讨。他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说：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野心家。但为整个大局计，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早停内战。接着他分析了北方军事联盟，认为它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打败南京国民政府，日后各派系的纷争也在所难免。同时他还认为，此时冯阎已败退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如果等待蒋介石打败了冯阎，东北军就失去了举足轻重之地位，蒋介石也就不必借重东北军了，也失去了恢复东北军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倒向蒋介石一边，进兵关内，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呼吁交战双方罢兵求和。但该电文在立场上言辞模糊，没有指明张学良打算如何调停。电文一发，轰动了全世界，在中国政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9月19日，张学良突然命令10万东北军开赴天津、河北。这是奉军第四次入关，但与前三次决然不同，这次是打着“和平旗号”而来的，人们这才真正明白张学良调停的手段。反蒋同盟接到东北军进关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宣布辞去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主席职务；新政府的官员，包括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代表都纷纷从北平撤到太原。在天津、北平任职的所有山西官员，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位。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使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这场为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终于结束了，蒋介石由此攫取了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权。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等抵达南京，在首都南京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

力主抗日，遭蒋拒绝

就在张学良帮蒋介石剪除异己，巩固独裁政权之时，加紧了对东北三省的侵略步伐。日寇先于1931年7月间制造了“长春万宝山事件”，唆使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军阀石友三率三个师的兵力叛乱。张学良当即命于学忠、王树常两军迎头痛击，于保定以南望都附近彻底击败叛军，石友三仅以身免逃奔济南。8月间，日军又制造“中村事件”，企图借机寻衅。对此，张学良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于8月16日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11日，蒋又乘专车到石家庄，约张学良到车上密谈，蒋的车开走后，张手下的师长何柱国问张：“总司令谈了些什么？”张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何说；“那么赶快调兵作好准备”。张说：“总司令叫我们不要还手。”何说：“敌人打来了，怎么可以不还手呢？”张说：“是呀！守土有责，应该抵抗，但总司令说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

代蒋受过，背负骂名

1931年9月18日夜，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择了距北大营约800米的一段铁路轨道。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点了火。这时，正值晚上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路和枕木四处飞散。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今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奉军王以哲第七旅。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因与旅长失去联系，直接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感到很难办，稍过片刻，又向荣臻报告，希望他改变指示。但荣臻仍坚持要赵执行命令不准抵抗。在这种不抵抗命令的驱使下，东北军连夜含泪撤出北大营。

原来，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一接到荣臻关于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报告，立即召集东北军领导人开会，商讨对策。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建议张学良立即给南京发电，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召集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示。蒋介石回电：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张学良指示荣臻：东北军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又兵分三路进攻沈阳城。9月19日凌晨2时，沈阳城被日军占领，陷于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日军占据沈阳后，对东北边防司令公署、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政府、东北空军司令部、东北海军司令部和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等一切军政机构，都予以军事推毁。刚从德国购进尚未启封的四十架新式的容克飞机、八辆坦克和附属工厂的全套设备，以及全国设备第一流的东北无线电总台，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就损失十八亿元以上。

对此，张学良痛悔莫及，决心与日本关东军血拚到底。他一面请示南京政府处理办法，一面将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沿大凌河西岸构筑阵地，准备在锦(锦州、锦西)宁(兴城)地区与敌决战。他曾对于学忠说，即或打垮，我也要和大家一道“钻山”打游击。但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一切听从国际联盟”。于是，大凌河防线被勒令拆除，所有东北军全部退到关内。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对稍有不满或反抗行为的人，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惑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张学良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不足2万人，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关东军却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竟能一夜占领奉天，接着4个月占领东三省，吞并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易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对罪魁祸首”，张学良因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随后出洋。

与红军交手，屡战屡败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当时，东北军黄显声等高级将领反对蒋介石这一决定。但刚从国外回来的张学良却错误地认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出于这一思想，他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无条件拥护。

1934年2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中抽调了16个师又4个旅，共80余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在长岭岗一战，所属第115师的5个营，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歼灭，“围剿”的计划也被打破。

1935年9月，张学良又奉蒋介石之命，以十万兵力"围剿"只有七、八千人的陕甘红军。起初，他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他的东北军丢掉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亡或被俘，特别是直罗镇一役东北军的109师被全歼。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屡战屡败，连张学良也意气消沉，甚为沮丧。与红军交手的作战部队都是军中精锐，装备好、士气高，可为什么连连败在武器装备落后的共军面前呢?张学良在作战会议上不禁抱头沉思┅┅。最后，张学良终于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当初，张学良拥护蒋介石，是认为只有蒋才能帮他收复东北，报父仇雪国耻。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继续打内战，东北军及他本人的前途不堪设想。摆脱内战，实现抗日以收复东北是他必须作出的选择。张学良将军决心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只同张学良单线联系

1935年11月28日，共产党向连连战败、甚为沮丧的东北军送来了新的《抗日救国宣言》。其中有毛泽东署名的文章。文章说：“共产党愿意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部队、个人，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显然是写给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这篇声明对张学良和他的幕僚，以及全体东北军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决定通过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建立联系。

高福源何许人也？他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性格刚强豪放，—为人正直，深得张学良的喜欢，是其心腹之一。他在1935年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举行的榆林战役中被红军俘虏，被俘后，他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学习了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等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学习班上讲话，宣传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东北军与红军和平相处，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使他迅速觉醒。认识到内战没有出路，于是主动向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并自告奋勇，回去做少帅张学良的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高福源的请求。

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联系。他闻知高福源是被红军释放回来的，立即将其接到洛川。高福源一到洛川就向王以哲报告：“我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报告。”王以哲立即向张学良发出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向副司令面陈。”

当张学良听说高福源被红军放回有重要情况报告时，立即于第二天驾机到了洛川。在少帅面前，高福源声泪俱下地讲了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请示少帅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其实，这正符合张学良的本意，于是，张学良向其提出中共中央应派正式代表到洛川共商抗日救国大事的请求 。

对于张学良的态度，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和周恩来一起接见了高福源，表示将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同张学良将军会晤。

1936年的元月，正是西北高原最寒冷的季节。在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共产党的红军，同样受到严寒的侵袭。“面对严寒，毛泽东、周恩来设法把红军的给养匀出一部分转给衣衫单薄的东北军士兵，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官兵十分感动。由此，东北军内的亲日分子日益不得人心，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不仅像王以哲这样的老将支持联合红军抗日，甚至连比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将领也对联合红军持积极态度。军心所向，大势所趋，使张学良受到极大的鼓舞。

这时，张学良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劝他直接与中共毛泽东主席会晤。张学良听后虽有些动心，但一直犹豫不决。他深知蒋介石在西安布潜了大量特务密探，万一联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心理顾忌洞幽观微。为此，他指示有关人员，只同张学良进行单线联系，所有与其他地方军事领袖的联系都要通过少帅进行。这样做既安全可靠，又可以打消张学良的种种顾虑。

张学良由“拉队伍”到醒悟

1936年7月初的一天，在西安军官教导团驻地王曲太师洞，张学良突然用电话把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请去，对他说：“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想了好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贵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报告，我立即用飞机送你到延安，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尽快告诉我结果。”

刘鼎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张学良为何情绪变化如此之快，忙问张学良究竟怎么回事?

张学良激动地说：“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考虑，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块。倒不如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这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毛泽东先生虽未谋面，但和周恩来先生谈过，彼此了解，知道你们是真心抗日，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下，大有可为．”

于是，刘鼎立即回到延安，将上述情况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在听取了刘鼎的汇报后说到：“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浓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但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多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随后，毛泽东又说：“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逼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刘鼎在聆听完毛泽东后的指示后，立即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是他认为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

张学良没等刘鼎说完，就连声说：“对!对!我懂了。”接着，张学良以爽朗而坚定的口气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要认真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的幡然醒悟。”

张学良还说：“既然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要我这么办，那我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信张学良，再申抗日救亡大义：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10月5日

张学良看完上述电文后，心里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哭谏蒋介石无果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并认为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是很大错误，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

张学良指责蒋介石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张学良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全部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进一步“苦谏”, 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介石的“剿共”主张。

发出兵谏指令

1936年12月11日晚上10时过后，张学良回到公馆。与往日不同，他昂首挺胸，双眼炯炯有神，威肃可敬，仿佛他的内心里已有重大的决心。

当时，张公馆里聚集了张学良部下中的王以哲、刘多荃、缪开源，唐君尧、白凤翔、孙铭九等亲信。

张学良以强有力的语气宣布道：“对蒋委员长，我数次谏言劝他抗日，但得不到他的理解。如此下去，我们东北军全体官兵，不，全体中国人民的誓愿就不能实现。因此我和西北军杨虎城司令商量决定，诉诸最后手段，敦促委员长下定决心。明天早上黎明时，我们开始行动。”

接着，张学良在各将军面前命令孙铭九：“孙大队长，你立即和白凤翔师长、唐君尧旅长去华清官， 逮捕蒋委员长。谨慎对待人质，万万不可杀他。”孙敬礼答“是”，刚要出发又被张学良叫住说：“孙中校，明天我们可能见不到面了。弄不好或者你死或者我死。知道吗?万一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就没有前途可言了，只能成功啊！”

“张司令，本官一定完成任务，请您放心。”说完，孙铭九快步走出房间。

孙铭九中校去兵营作出发准备的同时，张学良向留在室内的亲信们详细讲述了兵谏计划。12月12日凌晨l时30分会议结束，也恰在此时副官报告孙铭九中校准备就绪。

张学良向身边的唐君尧旅长厉声命令道：“唐少将，立刻向临潼进发。华清官的行动开始时间是早晨6时。祝你成功。”

箭已上弦，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5时40分，唐君尧率领的东北军近卫队第一大队出现在华清官周围。孙铭九中校在华清官背后的小山上布置了一个中队的士兵，  自己带一个中队进攻华清官正门。

时针刚指向6时，唐君尧便命令身边的孙铭九，“时间到。开始行动!”

孙铭九点头，右手往前一挥，眨眼之间士兵们冲入正门。

门里有岗哨，几名蒋委员长的警卫队员正在站岗。天还很黑看不清楚，但卫兵们还是感到情况异常，刚问声是誰，接下来就是一阵枪战，几分钟后，东北军士兵冲入门内，在前院散开。

此时，驻在里院的蒋委员长警备队才发觉事态严重，一边猛烈射击一边叫嚷着往外冲。攻入者们架设机枪沉着应战，第二小队也接着攻入府内。防御一方伤亡众多，他们或慌忙后逃，或举手投降。

突破大门之后不足15分钟，东北军就完全控制了华清官。蒋委员长的警备队员被解除武装，集中在里院。俘虏中有负伤的钱大钧、蒋介石的亲戚蒋孝镇等亲信，却唯独不见蒋委员长的身影。

进入前院的孙铭九厉声喝斥士兵们：“站在那里干什么?给我冲进里院，搜查卧室！”

东北军的士兵早巳得知里院有蒋委员长的卧室。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像野狼寻找肉食一样，很快找到了卧室。

卧室里空空如也。唯有铺开的被褥、锃亮的长筒皮靴、挂在衣架上的高级将领的军装，说明委员长刚才还在这里睡觉。孙铭九掀开被褥，确认还有人的体臭和热气，脸色大变，命令道：“逃得不远。仔细搜查!”

士兵们迅速向四方散开，搜索起来。蒋介石到底跑哪去了呢？

捉住了蒋介石

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其实，当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蒋介石就条件反射似地起来了。到底久经沙场，稍有异常就能立即感觉到。

“有人吗?”

蒋介石喊道。与此同时一个卫兵从隔壁闯进来，满脸抽筋似地喊道：“委员长，正门方向传来枪声。请赶快准备！”

蒋介石估计已没有时间换穿军服，便穿着睡衣 与卫兵一起翻窗往后逃。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名卫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东北军的士兵们在继续搜索┅┅。一直等待“扣蒋”捷报的唐君尧、孙铭九，此时脸上也显出了焦急的神色。6时30分，北国长夜终于宣告结束，一丝曙光照亮天际。

这时，唐君尧命令道：“老孙，委员长可能逃到外面去了。你去后山搜索，这里交我接管。”一想到西安城内正在焦急等待电话的张学良司令，唐就感到坐立不安。

孙铭九中校带领部下来到华清宫后面的骊山。骊山是一座平缓的小山。晨雾未散，天色微暗。孙铭九手持勃朗宁手枪，细细搜索，不放过任何一片灌木丛和岩洞。只要不骑马，在这短暂的十几分钟里，委员长是不可能逃远的。

孙铭九确信蒋委员长就在附近。他将两个小队的士兵分成几组，一起搜索。时间在不安和焦躁中流逝。留在府内的唐君尧几次向后山传令。

骊山的半山腰有一块壁立的巨石，形似老虎盘踞，因而当地人称之为“虎斑石”。当士兵搜到这里的时候，一名士兵向孙铭九敬礼报告：“报告大队长，委员长在这里。”

等孙铭九走近一看，一个50开外的男子身着睡衣站在那里。光头、鼻子下蓄着一溜稀疏的胡须、三角眼、瘦长的冷漠面孔……不错，就是蒋委员长。孙铭九正身说道：“委员长，我来接您了。”

发现蒋的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当时，或许由于寒冷，蒋介石全身发抖。他脸色苍白，光着袜底的脚已没有血色。

蒋介石眼神发呆地看着孙铭九，问：“你们是哪个部队?”

“我们是东北军。根据张学良司令官的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阁下。”

“啊，你就是孙铭九中校吧。”

“是，我就是孙铭九。委员长怎么知道我?”

“……昨晚，不就是你站在我面前吗！蒋介石刚要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是个好青年，好吧，你就在这里杀了我吧。，

“不，张司令命令保护委员长。绝不会开枪杀您。”

“你们要我怎么样?”

“我们只是希望委员长统率抗日战争。”

天空一片通明，寒气也愈发逼人。身着睡衣的蒋介石看上去很冷。

“委员长，这样您会冻坏的。我们走吧。”

蒋介石站立不住，软瘫瘫地席地而坐下。“把你们的张学良司令叫到这里来。我脚疼走不动。”

“张司令不在这里，在西安城内。好了，我们走吧。”

“那给我找一匹马来，我实在走不动了。”

孙铭九见蒋介石确实不能走路，便叫来两名士兵左右搀扶着他下了小山，坐进停在华清官前的小轿车。孙铭九和唐君尧分别坐在蒋介石的左右席座位上。

于是，以这一天为界，中国改变了她的航向。

抗日战争开始后，喜欢口号的中国人民在骊山的该处立了块木牌，上书：“中国命运，由此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清宫和虎斑石各建一亭，分别命名为“捉蒋亭”和“谏蒋亭”。后来，这里成为西安的旅游景点之一。

少帅少帅，年少轻率

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23日，宋子义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目的业已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霖送行。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蒋狡猾地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留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一语双关地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假惺惺地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他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忠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

当卫士营长孙铭九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学良已亲自送蒋走了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和孙铭九乘汽车赶到机场，想再一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然而，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早已飞上了天空。于是，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感叹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霸天'，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容时，也深表婉惜地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用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料，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面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颁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能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张的四弟张学思(中共党员)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只能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张学思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心情很激动。当时外面流传这样一件事：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他曾把在瑞士所买的一只欧米加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守信用。可是，蒋介石没有释放他，却把他转移到江西兴国的阳明洞。以后又转到中美合作所，于1 946年秋押送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自蒋介石去台至解除对张学良“管束”的十多年内，“管束”工作一直是蒋经国负责的。蒋介石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千古功臣 彪炳青史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和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就给我们红军送东西和钱，那是雪中送炭。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流着热泪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自己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幽囚在台湾，这怎么能使人想起来不落泪呢？”周恩来的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张学良将军的崇敬与怀念。

杨虎城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著名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上将。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陕西蒲城人。1910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1912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和第3路司令。1922年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

1924年-1927年杨虎城主要事迹

　　1924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变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先后率部击败镇嵩军和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聘共产党员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以不足1万兵力抗击7万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击冯军。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九·一八事变之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此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剿共”，团结御敌。蒋不但不听，反而疑忌倍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由此为蒋所忌恨。

　　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7年妻子谢葆真死于重庆狱中。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四川重庆戴公祠，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二儿子杨拯中，不满十岁的小女儿杨拯国，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

杨虎城出国前给子女的信

　　1937年，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出国考察，5月27日，杨虎城由西安到达上海，等待出国。

　　6月6日，接到儿子杨拯民、女儿杨拯坤来信，6月8日给儿子、女儿回信，内容写道：

　　“民坤两儿，见上月廿八日的信我前天收到，你们近况我知道也放心了。你们对我所要求我定如你们的志愿，但我的行期还未定，大约是在廿几已后去函通知。可是不让你们送我，我因为担搁事也不便，惟我有两事常在心上耽，总觉不放心。就是你母亲的心境和她的身体，我现在是无法尽力责任就全靠你兄妹。你们的一切都应注意到，在你们今后读书一时一刻都不敢荒唐，祝你母亲和你们的健康。六、八”。

　　6月29日乘船出国。杨拯民、杨拯坤接信后交给母亲张蕙兰（杨虎城前妻）保管。

　　解放后，张慧兰将此信捐给陕西省政协，1964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从陕西省政协征集到该馆收藏，该信为国家二级文物。

　　重视文教水利事业

　　杨虎城是国民党地方将领，出身行伍，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在主政陕西时期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和水利等事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长期的军阀混战使陕西教育濒于凋敝，教育经费几乎被挪用一空，已无力支付教师工资的省财政厅也只能以“打白条”的方式，向各地县府转嫁困难。杨虎城决定缩减军费开支，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建立“教育基金”，并组建了一个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监管经费使用。

　　为了培养高级农业人才，杨虎城与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十五人发起设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结束了西北没有正式高等学府的历史。杨亲赴咸阳、兴平、武功等地踏勘校址，划定校园范围。在土地私有制情况下，运用政府力量，促使校园征地顺利完成，并经常与筹建主任王子元商定筹建事宜，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还为校刊《西北农林》创刊号题词：“立国之基”。

　　当时，受杨虎城资助出国的留学生不在少数，许多人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他在给留日学生的信中曾说：“我完全相信，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青年上学，绝没什么错误。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

　　杨虎城还自己出钱，在家乡孙镇、蒲城县创办了很多学校，其中东槐院小学、尧山中学最为驰名。尧山中学当时占地180亩，包括教室十二间，师生宿舍八幢，办公室、食堂、走廊一百多间，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先进的学校。至今仍是陕西省重点中学。考虑到学校的经费来源，杨虎城还筹办了咸阳炼油厂补充学校的经费，另外还在蒲城的洛河边购置了三千多亩水田作为学校的资产。开业之日，杨虎城与国民党元老张继、邵力子等出席典礼，并亲题“教育救国”的校训。

　　1935年，杨虎城将军夫人谢葆真，与宋美龄、邵力子夫妇等社会知名人士捐资，扩建陕西培华女子染织科职业学校，并报请教育部备案。1956年教育部为支援东北建设将学校迁往吉林，更名为长春统计学校。1984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我国著名教育家姜维之教授在恢复原培华女职的基础上创建民办公助的西安培华女子大学，当年纳入国家计划内统招，成为国内首家以专门招收女性学生的、开展女性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亲自推荐原全国政协常委傅学文女士担任培华女大的第一任名誉董事长，并请赵朴初先生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后于2003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高校，并更名为西安培华学院（男女生兼收）。杨虎城还聘任著名教育家、水利专家李仪祉担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省水利厅长及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省教育厅长、西北大学校长等职，倡办水利工程专校、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及设置黄河水电站，提出治黄构思及理论。1934年至1937年基本修成了洛惠渠主体工程，1935年到1936年底又完成了渭惠渠一期工程。梅惠渠也于1936年开工，到1938年完成。

　　辛亥革命后近二十年，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几乎一片空白。杨虎城在参加北伐后，就改组了部队军医机构。入陕主政后，他除了进一步充实了十七路军军医处之外，还克服经费困难，设立了现在的省人民医院。1931年3月24日，该医院正式开诊，第一年全部免费诊断。并聘用省内知名专家姚尔明、吴济棠等，斥巨资从国外买回X光机等设备，建立了检验室，开展胸部透视、拍片和四大常规检查，使得省立医院成了西北首屈一指的医疗机构。同时，他还兴办药厂和助产学校，1932年陕西霍乱时期从军费中拨出专款购买设备自主研制疫苗。    将军后代

　　杨虎城将军一生曾经有过3次婚姻，生有4个儿子和6个女儿。如今女儿杨拯英、杨拯美、杨拯汉健在。

　　原配夫人罗佩兰于1916年与将军成婚，1926年病逝，生有儿子杨拯民和女儿杨拯坤。

　　第二位夫人张蕙兰是杨虎城母亲孙一莲为儿子定的亲，1919年与杨虎城成婚，她与杨虎城将军惟一的儿子杨拯仁在6岁就不幸夭折，后杨家幸存的儿女及12位孙子孙女都由她一手拉扯大。张蕙兰于1993年病逝，享年90岁。弥留之际，张蕙兰对子女们说想葬在杨虎城身边，又怕自己不够格。子女们含泪而泣：“娘的恩德照千秋，我们感激您，人民感谢您。活着您不能跟父亲在一起，死了一定要葬一块！”陕西省政府批准了张蕙兰子女的请求，张蕙兰葬在了杨虎城烈士陵园里。

　　谢葆真夫人生于1913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委员会会长。1928年与杨虎城成婚。陕西西安人，生有儿子杨拯中、杨拯亚，女儿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杨拯陆和杨拯国。1938年为营救杨虎城而入狱，于1947年死于狱中。

　　长子杨拯民(1922-1998)，其名字来源于杨虎城非常的喜欢的一句孙中山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为关中军区副司令，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将门虎子”，杨拯民在西安事变后，于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从1942年到解放前夕，杨拯民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米脂县统战部长、县委书记、一野骑六师副师长、关中军和大荔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曾参加过著名的智取华山战役。建国后，杨拯民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陕西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次子杨拯中（1930-1949），1930年7月出生，曾随父出国考察欧美，1937年随母探父时被监禁，1949年与杨虎城同时遇害。

　　三子杨拯亚，早年夭折。

　　幼子杨拯仁（1931-1937），生于1931年。“西安事变”后期病殁，时年仅6岁。

　　长女杨拯坤（1924-1994），又名周盼。13岁的杨拯坤就投身到革命之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陕西省西乡县县委委员。1941年回到延安，主要从事党的宣传和学校教育工作。建国后，在中宣部工作，她负责编辑的《读者来信》及《宣传通讯》两个刊物深受党内读者的欢迎。后调北京市丰台区党委、北京市政府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杨拯坤进入旅游部门工作，担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旅游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是第四、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第四、五届执委，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

　　二女儿杨拯美（1932— ），16岁时杨拯美就秘密加入共青团组织，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她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发展革命力量。建国后，任甘肃省轻工业厅处长、甘肃省祖国统一联谊会主任、甘肃省政协常委。

　　三女儿杨拯英，现任陕西省杨虎城研究会秘书长。西安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当过中学校长，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退休。

　　四女儿杨拯汉（1935— ），于抗美援朝中参加军干校，此后一直在中央党政机关从事机要工作。1958年被下放基层，改行做企业管理，1963年调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退休。

　　五女儿杨拯陆（1936.3.12—1958.9.25），毕业于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同大哥一样，她选择了石油事业为祖国建设，主动要求到新疆石油管理局进行地质勘探工作，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勘探队117队队长，1958年在三塘湖地区勘察石油地质时，遇到风暴雪，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寸步难行，不幸冻僵牺牲，年仅22岁。杨拯陆牺牲后，中共称她为“党的优秀儿女，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坚强不屈的模范共产党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把她勘察的三塘湖盆地的一个含油地质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包括新疆准葛儿盆地东部克拉玛依与北塔山之间的二塘湖旷野的地质构造）。

　　幺女杨拯国（1941—1949）(亦称杨拯贵)，1941年出生于狱中，1949年6日与将军及哥哥杨拯中一同遇害，1950年2月与将军等同葬长安杨虎城烈士陵园。

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蒲城县杨虎城将军纪念馆，位于县城东槐院巷二十九号，坐北向南，分东西两院。东院为正院，西院是花园。属杨虎城将军的故居。

　　杨虎城将军，幼名长久，曾用名 （音忠），号虎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父亲杨怀福，母亲孙一莲，以农业为主，家境贫寒。他仅读过两年私塾，便为人佣工。一九0八年，杨父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使杨更加仇视清廷，他便联络贫苦农民，抗御暴政。 一九一一年，他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参加陕西民主革命早期仅有的一支武装力量——靖国军，后又参加国民军。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综观其一生，由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讨袁护法，转战关中，坚守西安，出师北伐，回陕主政，被迫内战，直到呼吁抗战，张杨合作，实行“兵谏”，逼蒋抗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同其他许多人一样，经历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但他也有不少超过前辈和同时代许多人的地方。他特别伟大处，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张学良将军联合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他被迫辞职出国。回国后，过囚禁生活达十二生之久。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之戴公祠，终年五十六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杨虎城家属的唁电中指出：“杨虎城将军在一九三六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为了纪念杨虎城将军及其诞辰九十周年，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九八三年，中共蒲城县委决定，将杨虎城在县城的故居，改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迁走林业局机关，拨了专款，进行整修粉刷，使其面貌焕然一新。整修过的故居正院，南北总长七十五米，宽十米，面积七百五十平方米，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从门前到后院，有门厅、两侧外厢房、大厅、女厅（带券棚）、两侧内厢房、后楼房。 花园南北总长五十米贮藏十米，面积五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二百五十八平方米。有门房、花园、书房、两侧厦房和后上房。 东西两院都是公元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二日（古历）开始修建，十月底以后完工的，均系关中地区民间传统式土砖木结构，花窗格门，制作精良，浮雕讲究，油漆光滑，色泽明快，秀而不俗。另外，正院的东北角通向墙外，还有南北长二十一米，宽六米，面积为一百二十六平方米盖有三间厦子伙房（现北半截为空院）。原为平板房，房下箍有石囤。正院的对面，马路南边，座南面北，原为杨故居的马房。一九五七年已卖给私人，其建筑情况改组较大，未作考查。 现在故居收藏的有杨虎城将军生前用过的部分桌、椅、床、柜等家具和杨虎城母亲孙老太太六十大寿时亲朋赠送的部分礼品九十多件。同时，还展出杨虎城将军生平事迹照片和连环画一套，介绍了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和他的战斗历程。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起，开始对外开放，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学生、游客络绎不绝，达三万人之多。他们对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敬仰和钦佩，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题诗留言，要“挥泪继承先烈志，誓将遗愿化宏图”，为祖国统一大业，为四化贡献终身。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西北军

　　民国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字焕章）的国民军，可称为大西北军或前西北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可称为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大西北军中，又分正宗西北军和杂牌西北军，国民一军可称为正宗西北军，国民二、三军和后来加入的部队只能算杂牌西北军。

大西北军(29军）

　　西北军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当时，袁世凯决定编练新的军队，命名为备补军，分前后左中右五路，任命他的亲信陆建章为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又分前后左中右五营，陆建章起用他的内侄女婿、因参加滦州起义而被解职、此时正赋闲在家的冯玉祥任前营营长。冯玉祥上任之后，立刻到河北景县招了一营兵，佟麟阁、曹福林等都是这次招来的，这个营就是后来那支庞大西北军的最初班底。

　　第二年，左路备补军扩编，冯玉祥升为团长，下辖三个营。冯再次出外，到河南郾城、周口一带招了一个团的兵，梁冠英、吉鸿昌等都是这次招来的。

　　由于朝中有人好做官，没多久，冯玉祥又升为警卫军（左路备补军改称）一师左一旅旅长，下辖两团七营。不久，又改称七师14旅旅长。1914年，14旅改为16混成旅，辖十营。由于该混成旅受中央直辖，属于独立作战单位，冯玉祥从此够上了小军阀级别。大西北军的框架到此基本形成。

　　袁世凯死后，陆建章逐渐失势，冯玉祥又不善于溜须拍马、行贿送礼，冯部的发展出现长达七年的停滞。直至1921年，由于其连襟、陕督阎相文（字焕章）再三推荐，曹吴才允许16混成旅扩编为11师，下辖两旅六团，冯任师长，张之江、李鸣钟分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任步兵团长，鹿钟麟任炮兵团长，张树声任骑兵团长。不久，冯又先后兼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部队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2年，冯玉祥被调任陆军检阅使，使署下辖一个师（11师）加三个混成旅，冯仍兼11师长，鹿钟麟、刘郁芬分任旅长。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任混成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冯又扩编三个补充旅，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

　　1924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冯任国民军司令兼一军长，胡景翼任二军长、孙岳任三军长。胡为老同盟会员，其部队多为原于右任的靖国军，曾在陈树藩麾下攻打过袁系陆建章，将其逐出陕西。后改投吴佩孚，再投冯玉祥，冯督陕时将胡部改编为陕军第一师。孙岳也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滦州起义和南方政府北伐，后加入直系，曾任曹锟卫队旅长，后改为15混成旅。奉系郭松龄兵败后，残部由魏益三率领加入国民军，为第四军；又有方振武部脱离张宗昌，加入国民军，为第五军。其中，一军实力最强，有六个师加二混成旅、二炮兵旅。师长分别是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和郑金声（原绥远部队），石敬亭、石友三分任混成旅长。部队达到15万人。

　　1926年，冯玉祥突然宣布下野、赴苏考察，部队交由张之江代管。冯在苏期间，奉、吴以及直鲁联军对国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击。由于二、三军部队平素缺乏训练，政变后又扩军、收编太滥，部队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奉吴打散。二军长岳维峻（胡景翼病故后接任）被阎锡山俘获到山西，四军魏益三叛变投吴，只剩下二军李虎臣、邓宝珊，三军杨虎城、庞炳勋，五军方振武在苦苦支撑。一军也被打得元气大伤，韩复榘、石友三叛变，15万人只剩下三万。见形势不好，冯玉祥赶紧从苏联赶回，于26年9月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重组国民联军，接受国民党领导。由于北有苏联支持、南有广东政府声援，内有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加上冯玉祥的个人威信，西北军迅速恢复元气并扩大。三军因孙岳患病赴沪治疗，改由徐永昌率领；原四军副司令弓富魁率部改称六军。1927年，国民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下辖九个方面军，参加北伐。这段时间是西北军最鼎盛辉煌的时期。

　　北伐成功后，由于裁军问题，冯玉祥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于是于1929年起兵反蒋，但因冯被阎锡山软禁，宋哲元等指挥部队，加之韩复榘石友三叛变投蒋，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1930年，冯玉祥再度与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起兵反蒋，发起中原大战，但在蒋的纵横捭阖、分化瓦解之下，再次失败。这次，西北军被彻底打垮了，一个纵横驰骋20年的军事团体从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西北军余部被缩编为宋哲元的29军和孙连仲的26路军，以及韩复榘、石友三投蒋部队。淮海战役时的八兵团（刘汝明部）和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算是西北军的最后一点余脉吧。

小西北军（17路军）

　　杨虎城是个贺龙式人物，从杀富济贫起家开始拉杆子，拉起了一支部队。参与过驱逐陆建章战役。陈树藩督陕时杨部被收编为陕军一个营。后参加靖国军，任支队司令。在阎、冯督陕期间，靖国军大部分投靠了直系（胡景翼就是这个时候投冯的），杨虎城坚决不投降，继续追随于右任，属于比较坚定的国民党人。后为了生存，暂时栖息于陕北军阀井岳秀处（类似朱德南昌起义后栖息于范石生），并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北京政变后，胡景翼任命老靖国军战友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国民三军孙岳担任陕西督军后，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三军第三师。1926年，国民军大部被讨贼联军打垮，镇嵩军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进军陕西，攻打西安。杨虎城应守城的陕西督军李虎臣邀请，协守西安，坚守古城八个月，终于等到了冯玉祥的援陕部队，把刘镇华彻底打垮，解了西安之围，杨虎城一战成名。1927年，杨部改编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10军，归鹿钟麟指挥，参加北伐。第一战就消灭了奉军万福麟（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之父）部两万余人。北伐胜利后，全国裁军，杨部被缩编为暂21师，归孙良诚指挥。1929年蒋冯决裂，由于不满冯排斥异己行为，杨虎城改投蒋介石，部队改称新14师。蒋唐战争期间，杨虎城突袭驻马店，击败唐生智，立了大功，被蒋擢升为7军长兼17师长。中原大战时，杨虎城趁机将7军扩编为三个师。打下洛阳后，杨虎城率部西返，蒋无奈之下只好将杨部升格为17路军，杨为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从此，17路军被称为西北军，队伍达到6万多人。1932年杨任西安绥署主任。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逼出洋，17路军撤消，缩编为38军，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兼军长。1938年孙蔚如升任31军团长，辖38军（赵寿山）和96军（李兴中），不久，改称第四集团军。1945年38军和96军合并为38军。1946年孔从周率38军起义，投奔晋冀鲁豫军区，被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38军，归陈谢兵团指挥。小西北军从此进入解放军行列。

宋子文日记揭秘 张学良曾和杨虎城翻脸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我D。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我D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我D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宋被怀疑策划西安事变　　

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宋子文到南京后，首先与宋美龄、宋蔼龄和戴笠商谈对策。他们均赞同宋的方案。然后，宋才向国民党要员汇报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和他的计划。　　

宋子文记录道：“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　　

何(应钦)问，汉卿(张学良)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　　

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但宋子文回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南京方面暂勿攻打西安。他告诉南京政府要员，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模棱两可地答曰，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　　

根据宋子文日记，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政府要员都在开会讨论他的建议。结论是“停战期缩为3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

张、杨要求召开名流大会　　

宋子文22日携宋美龄、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飞抵西安。蒋介石与宋美龄团圆后态度进一步转变，同意妥协，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为其与周恩来谈判的代表。　　

宋子文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我D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但张、杨23日上午的建议令宋子文大感意外。他们提出，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大会，出席者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大会作出决议后，蒋介石才可离开西安。宋子文说：“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他提出了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大会反建议。　　

宋子文拒绝组阁　　

当天，蒋介石让宋子文与张学良一道去见周恩来。周告诉宋，我D已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蒋介石同意抗日，我D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23日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已开始讨论国民政府新内阁人选。　　

“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

张学良：杨虎城不放人就打死他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复：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我D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至此，西安事变看来已经和平解决。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二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张甚至说杨不同意放人，尽可开枪打死他。　　　

宋策划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　　

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25日，张学良继续与杨虎城谈判。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据宋子文记录，“蒋称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我D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我D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必须让蒋介石即速离开，因为“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　　

蒋介石当天召见张、杨，说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宋子文与蒋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宋子文的日记到此为止，引起中国和世界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尚有三个附件未公开　　

宋子文档案中另有资料证明宋子文一直很关心照顾被软禁的张学良一家。1947年，东北闻人莫德惠专程到台湾探望张，宋子文打电报给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要求台湾银行拨台币20万元给莫德惠，转交张。　　

而杨虎城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杨虎城长子杨拯民于1944年底致电宋子文，恭贺他出任代行政院长，“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迄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宋子文指示秘书说，这封电报不要回了。　　

遗憾的是，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个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我D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张学良分歧真相

张学良突然放蒋，杨虎城措手不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部署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实行民主的八项政治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是西安事变的关键。但宋美龄到西安后，张对杨的态度起了变化。　　

宋氏兄妹到西安后，张将他们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张对杨开始摆起了长官的架子，在一些张、杨和宋氏兄妹都在的场合，张用英语与宋氏兄妹谈话，使杨非常尴尬，无法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　　

12月24日上午谈判时，张在没有同杨商量的情况下，抢先表态同意先放蒋回南京，使张杨之间对这个问题的分歧直接表露给了谈判对手。杨曾对张说：“放蒋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　　

24日晚，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与之发生激烈争吵。对这次争执，杨没有向外人透露。而张却在吵完后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　　

12月25日下午3时过后，张打电话叫杨去他公馆。等杨赶到时，看到蒋已出门准备上汽车了。张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走。当时事出突然，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与张决裂，将张和蒋都扣下来；另一是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和张的团结这个大局，杨没有与张争执，随张到机场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给了杨一个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该日下午4时，随着飞机轰鸣，蒋介石结束了14天的囚禁生活。张学良送蒋离开西安。

“请罪信”成了张学良永世的把柄　　

杨虎城送走蒋介石后回到新城，同几个人谈了机场的情形，大家都反对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杨说：“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万一张回不来该怎么办﹖”不久，张又来电，叫放陈诚等人，还叫放被扣的中央飞机。

有人主张不放走蒋系高级将领，飞机也不放走。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　　

26日下午一到南京，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午后2时抵京，寓子文兄处，一切安善……”就在张感觉“一切安善”时，蒋介石已命陈布雷为他杜撰一篇题为《对张杨的训词》的文章，一定要赶在27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同时命戴笠对张下榻的宋公馆严加防范；他还通过宋子文暗示张要有认罪的表示。张就在到南京的当天，给蒋写了一封“请罪”的信：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委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张学良这封“请罪信”成了他永世不能脱罪的把柄，至今保存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　　

蒋介石收到张学良26日的信后立即分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展开了对张的迫害。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第32次会议，决定将张学良送军事委员会依军法处理，并成立高等军法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　　

12月31日上午，对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开场。经过匆匆几个小时的“审理”，当天就按蒋介石的授意，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法庭上，张学良一面据理申诉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的正义性；一面却又承认：“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意领罪的。”　　

蒋介石在判处张学良的当天下午又给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国民政府立即交司法院进行核议，司法院当日即以“尚属可行”答复国民政府。1937年1月4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张学良从此失掉了自由，一直到蒋家两代当权者都死后才恢复自由。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12月27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杨虎城不为所动，29日以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述西安事变的经过及和平解决情形并告今后施政方针的方式公布了与蒋宋谈判，蒋所作的政治承诺等真相，以争取群众的了解与支持，为下一步与蒋斗争做准备。　　

1937年元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以振作精神，向南京示威，声援获刑的张学良。杨虎城当日致电宋子文：“尚祈鼎力运筹，俾汉公早日返陕主持一切，无任祷幸。”再次表达了要与张共担罪责的态度，希望宋能帮助张恢复自由。　　

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召开了有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靖署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解决西北问题的大政方略。会议最后确定了以政治解决为主，军事为从的基本方针。但在行动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蒋完成军事部署后，便离开南京去浙江奉化老家休息疗养了。

1月2日，西安方面获悉：张学良原住宋子文处，自31日被审后押入孔祥熙宅失去自由。潼关以东中央军业已回师西进。因此，杨虎城与周恩来及王以哲、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商定，一面由杨虎城等将领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等，促使张速回，一面作出相应军事部署做好应战准备。同时速调红军主力南下木旬邑、淳化，做好参战准备。　　

随着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迫害和对西安压迫日益严重，1月4日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了三方联合作战方案。　　

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杨虎城和于学忠撤职留任。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自张学良从奉化给杨虎城送来亲笔信和听到张让他“多容忍”的话后，杨虎城便认真开始与顾祝同在潼关的谈判，力图为西安方面多争取一些有利条件。　　

潼关谈判12月24日开始，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要求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不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分歧，是如何对待张学良的问题。西安方面坚持要先恢复张的自由。但蒋介石很快否定了这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　　

面对这种情况，东北军上层将领犹豫畏缩，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作主。以少壮派为代表的中下级军官则非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问题作出明确担保。　　

蒋介石闻知上述情况后，十分恼火，他还是采用两手策略：一手运用军事的优势，下令至次日（27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阵地和前方司令部。另一手是将情况告知张学良，由张向西安方面施压。　　

张学良十分焦灼。27日一早，张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军、师长，称：“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1月27日，西安方面准备与南京最后达成谈判协议。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一批东北军、十七路军少壮派军官坚决反对妥协，要求推翻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　　

1月底的一天晚上，东北军一批团、师级军官约五六十人，来到杨虎城的住所。他们情绪激奋地对杨说：“张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从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的头头们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了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张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他们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全体一致放声大哭。

矛盾激化，王以哲被少壮派军官刺杀　　

东北军少壮派的骚动也影响到杨虎城。1月28日凌晨，杨虎城将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唤起，对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南汉宸马上去找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这时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一样，也处在两难境地。支持与南京方面抗争吧，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与南京妥协，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态度极为明确：“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缓地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　　

这种“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却违背了红军当初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结为“三位一体”的诺言，使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极为不满，出现了集体请愿，让局势更加复杂。　　

1月29日东北军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由董英斌代表生病的王以哲在渭南主持召开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军事会议。会议原本是想说服少壮派军官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从渭南撤兵，结果却做出了“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　　

渭南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为了劝说中共中央改变“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当天傍晚专程赶到云阳，同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讨论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　　

会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又连夜赶回西安，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决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中共的态度使有解体危险的三位一体又稳定了下来。但危机仍没有解除，一场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　　

东北军的一些人在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抱定了要与南京方面妥协的立场。为了否定渭南会议的决议，他们1月31日用飞机将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西安。当天晚上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高级会议，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10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鉴于南京方面在张学良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2月1日下午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命令，命令他们立即撤退警戒部队，2月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河以北，2月3日撤到渭南。中央军2月5日将进驻渭南，2月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2月1日下午，杨虎城接到东北军有人要闹事、并订有暗杀名单的报告，立即派人将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周恩来等接到新城严加保护。杨曾两次派车去接王以哲，都被他拒绝。傍晚，杨亲自登门动员，也被王拒绝。因为王对杨有猜忌，怕杨吞并东北军。结果第二天（2月2日），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于寓所。

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孙铭九等人枪杀王以哲，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3日上午，发动事件的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赶到中共代表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周当即让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云阳红军驻地。　　

形势急转直下，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表示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　　

2月5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四将领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甲案，接受将东北军部队调往苏北、安徽的乙案，与十七路军、红军分道扬镳。东北军2月5日撤离西安，第十七路军的大部也离开了西安。　　

杨虎城2月5日致函蒋介石：“刻值复员期间，诸凡尚形纷纭，一俟稍为就绪，决即引咎辞退。”杨虎城于2月7日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进入西安。　　

西安事变经过58个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后，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大幕。

     毛泽东都安平国民党著名将领----杨虎城

     临危受命，回师西安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毛泽东点评杨虎城
    毛泽东在读《史记》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们堪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1926年1月，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以“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名义，继重创国民军第2军之后开始大兵压向陕西，率领镇嵩军7万人向陕西进攻。镇嵩军攻占潼关后，长驱直入，于4月初兵临西安城下。时西安守军总共不到5千人。刘镇华满以为西安指日可破，准备搞一个“入城式”。

与此同时，杨虎城在三原也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临危受命——防守西安。

杨虎城在三原县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明确指出：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西安是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革命军北伐，也会给三秦父老以极大灾难。因此，坚决主张迅速将部队移驻西安，与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合兵抗击刘镇华来犯。会后，杨虎城除留李子高旅防守三原外，令其余各部5000余人驰奔西安。

在此之前，杨虎城还派军需李天午到西安与李虎臣商量防守事宜。李虎臣说：“我‘对点’来，我守。我‘对点’不来，我走”（杨虎城原名忠祥，号虎臣，故俩人彼此一直以“对点”互称）。李虎臣把守卫西安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完全寄赖于杨虎城的决心上。李天午向杨虎城汇报了李的态度以及省城情况，杨虎城立即用电话告诉李虎臣，说他已令冯钦哉、姬汇百二位旅长率部星夜赴省，他随后就到。

杨虎城先派孙蔚如率领第二支队挺进渭北各县通往西安的重要渡口草滩，准备船只，掩护大部队渡河。孙部占领渡口后，冯、姬二旅长即率精锐部队连夜相继渡河，迅速向西安前进。4月16日，在渭北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西安各进步团体的欢迎之下，杨虎城派先头部队从北门进城。刘镇华获悉杨部从三原向西安转移时，大为惊讶，即令在城东北郊三辅洼一带的镇嵩军攻城。原在驻东郊的守军纷纷向城内撤退，情况十分危急。杨虎城先头部队冯、姬二部未及休息吃饭，就出东门投入战斗，击退敌人，才把战局稳定下来。4月18日，杨虎城率领后卫部队由草滩、马神庙两路渡河进入西安，进一步稳定了战局，安定了人心。

拉开了“二虎守长安”的序幕

刘镇华见杨虎城率部入城，气急败坏，命令部队攻东关，占三桥，很快将西安四面包围。5月中旬，西安与外县的一切联系全被截断，为了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交通线，杨虎城忙派兵突围开路，但几次突围，均未成功。眼看只剩下坚守孤城一条路了，杨虎城感到，大敌当前，如何统一指挥与团结合作，是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杨虎城找到李虎臣、卫定一等研究如何抗击刘军进犯问题。当时，论实力，杨部的兵力约5千余人，是保卫西安的核心力量。然而，杨以大局为重，提出取消国民军的番号，改称陕军的建议，并推戴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自任副总司令。其次，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把从靖国军开始时就戴的红圈军帽取消，同李虎臣、卫定一部一致。在分配防务时，杨担负起敌人攻击的重点东、北两个方向。为了防止敌人声东击西的诡计，守军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大家表示赞成，并迅即进行守城防御部署，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别派兵固守，拉开了“二虎守长安”的序幕。

当时，要坚守西安，确实非常困难。刘镇华围攻西安的兵力有7万多人，城内的守军总共不足1万；刘军有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源源补给，又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接济，武器装备较优；而城内守军武器弹药和军需粮草均无补给之源。双方力量对比不仅众寡悬殊，而且城内守军的三个部分，思想混乱，标志不一，很难统一行动。杨虎城、李虎臣和卫定一等几个不同系统的部队，过去各有所属，各自为战，而且有过分歧，这次由于共产党的帮助，暂时联合，共守孤城，但是各有人马，各有打算。

此外，西安城内有些绅士组织“和平期成会”，作为刘的内应，随时准备迎刘入城。是年冬，城内粮食供应断绝，军民先后饿死和冻死近不计其数，“和平期成会”乘机造谣惑众，制造混乱。

在这种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奸人挑拨，守军情况复杂，特别是李虎臣时有动摇的形势下。杨虎城要带领守城部队，团结全体军民坚守西安，确实不易。

设计用谋，浴血守城

刘镇华求胜心切，指挥部队，多次发动强攻；杨虎城率部反击，寸土必争。刘下令在东北城下挖掘地洞，准备爆破，炸毁城墙，攻入城内。杨虎城从一个农民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副官李秀侠、卫队营孙辅丞负责寻截，在地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敌人的地道爆破。后来，刘军几次挖掘地道，都被发现堵塞，使敌之阴谋未能得逞。

7月22日夜，守军中级以上军官正在三意社看戏，突然有一个副官匆匆走近杨虎城身旁，低声报告了刘军将进行夜间偷袭的军情。杨虎城和李虎臣、卫定一商量了几句，就站起来向在场的军官说：“敌人今晚由东北城角大举攻城，已将我军口令盗去，今晚口令改为“杀敌！”接着，他命令冯钦哉、姬汇百两部各抽一营准备增援，其余各部军官赶快各回原防，严加戒备。当看戏的人群走出三意社时，东北方向已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杨虎城高声喊道：“一律向城东北方向增援御敌！”士兵们在长官的率领下，直奔战斗前沿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上旬，北伐军先后攻克羊楼司、汀泗桥，迫近武汉。吴佩孚连续失败，惊恐不安，急于结束西北战斗，以便缩短战线，遂于9月26日派飞机轰炸西安，并散布传单，以10万元赏金，索取杨虎城等的首级。

9月间，刘镇华在强攻多次失利后，企图用欺骗手法，诱使守军下层军官投降。杨虎城知情后，就和李虎臣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李部下的连长诈称愿意献城，诱骗敌人上钩。杨虎城为了就近指挥，和李虎臣移驻西北城角的广仁寺。当敌约100人爬上城头时，全部被守军缴了械。敌人惊慌失措，自相践踏。杨虎城随后命令各部向逃敌展开猛烈追击，并分两路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进攻，刘镇华精心组织的500名偷城敢死队．生还者仅25人。

守城期间，杨虎城的情绪始终坚定而激奋，为此，他曾吟绝句一首：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誓摧铜马尽，还我旧山河。

安内攘外，誓不言和

守城数月后，食粮缺乏，生活困难；弹药奇缺，战斗日艰。守军内部妥协、动摇的情绪开始日益滋长，就连总司令李虎臣的情绪也极不稳定。李虎臣在开始守城时态度就不积极。后来，在守城面临严重危机时，他又一次表现动摇，甚至企图放弃原则，和围城的敌人进行和谈。

有一次，李虎臣对杨虎城说：“‘对点子’，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打完了再说！”

李：“打完了咋办？”

杨：“用城墙上的砖打！”

李：“城墙上的砖打完了咋办？”

杨：“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李：“‘对点’，我和你说老实话，守西安有什么价值？”

杨生气地站起来说：“我守西安为的是缩短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战线。”

李：“你不要给我上洋条子，我不懂！”

对李虎臣的这种错误思想，杨虎城曾作过多次规劝，并向其表明心迹：“西安革命城如果存在，我与城共存；如果城失，亦与城俱亡。”杨虎城的坚定决心与他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李虎臣坚强起来，打消了言和的念头。

后来，刘镇华又生一计，派人散布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卫定一信以为真，打算放弃西门，撤回兴平原防地。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团结，挑拨离间，杨虎城遂与李虎臣一起移住喇嘛寺，指示其部下带两连兵晚间转驻西门城楼，万一卫定一撤离西关，立即占领，守住西门。安排妥当后，杨虎城又和李虎臣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开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使卫定一觉醒过来，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表示愿与城共存亡，与大家共生死。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一步增强了守军的团结。

10月以后，城内出现了更严重的缺粮现象，很多人断炊，以油渣、谷糠、野草充饥。11月，发生了军民争食的现象。不少部队派人到居民家中征粮，引起了秩序混乱。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杨虎城专门召集军官训话：“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是协助革命军北伐。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各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了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言时声泪俱下，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地流下泪来。他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倘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住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大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接着，他派部下纠察，倘发现有不遵守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在哪里枪毙，并且不顾私情，枪毙了部下一个违犯纪律的军官，使秩序复归稳定。

同年秋，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回国。冯在绥远五原誓师，就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响应北伐，派部下孙良诚援救西安。孙部赶到后，与守军里应外合，西安城于11月28日解围，刘镇华被赶出陕西。

杨虎城同李虎臣、卫定一坚守待援八个月，拖住了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部队，从侧背打击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战略上策应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们的这次守城作战，堪称是民国史上守城作战的典型战例。

“执行命令”，搜捕“要犯”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在杨虎城所部第10军并不灵光。杨虎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与共产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就连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也曾是共产党员。她对杨虎城有很大影响。所以，当其它地方势力对共产党人驱逐的驱逐、逮捕的逮捕时，他不但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还将在其它部队中被逐的著名共产党人收留在自己的直属部队中，并委他们以重要官职。因此，杨虎城的直属部队被称为“共产党干部仓库”。

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右派分子一片哗然。蒋介石十分恼火，他一面严令杨虎城立即清党，同时扬言，如果10军不清党，将以军事手段消灭10军。一时间，杨虎城陷入困境。

然而蒋介石也知道，杨虎城讲义气。而且轻易不服软，你越硬，他也越硬。如果一味硬压，把杨虎城搞火了，事情反而更难办。于是在公开威胁的同时，他又派出心腹干将韩振声以特派员的身份，携银两万元前去对杨虎城进行拉拢。蒋的条件只有一个，在军中清党，将共产党的首要人物魏野畴、南汉宸等押解南京。并许诺只要答应上述条件，今后将负责供给10军军饷。

韩振声携两万银元如期来到10军。一住下，他便积极开展活动，收买人心。他行前已得知，由于和杨虎城与顶头上司冯焕章闹翻，杨虎城的10军已八、九个月没领到军饷。于是他先以金钱为诱饵，劝说杨虎城的部下交出共产党，投靠蒋介石。继而又在军中散布说如不交出共产党，10军就要完蛋。他的这招儿果真起了作用。10军中的一些保守分子在他的挑动下纷纷要求杨虎城交出共党人物，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

杨虎城左右为难。交出共产党员？这是他不愿意的。真的将他们交给蒋介石，他们必死无疑，自己将落个干夫指、万人骂的“不讲义气”的臭名。再说他也不愿意完全断绝和进步势力的联系。不交吧，眼见军心不稳，往后想想，就是不被蒋介石吃掉，长期得不到军饷，军中还不是不战自乱！10军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10军中的那些三秦子弟追随他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些兄弟一旦散了，他杨虎城也就完了！左思右想，他想不出个万全之计。只好决定相机行事。

这天，韩振声亲自到杨虎城府上拜访。几句客套之后，少不了又是一阵利诱威逼。对韩振声的这一套杨虎城早有所料，因而并不在意。但在韩振声说到：要杨虎城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把共党首要分子魏野畴、南汉宸带上做见面礼，并由他亲自同行时，他才突然动了心。韩振声还在不停地搬弄三寸不烂之舌，杨虎城似听非听。……对！就这么办！一个想法已在他胸中成熟。他起身送客。“韩兄所言甚是，但容老弟再细细考虑。”“当然，当然，但望兄弟尽快决断，事不宜迟。”韩振声悻悻地退了下去。

第二天凌晨，鸡刚叫过头遍，天空阴云密布，看不到一个星星。10军军校所在地的一间屋子里，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还在商讨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突然，前院响起杂乱的脚步和低闷的责骂声。魏野畴心头突突直跳，忙说“老南，不好，快走！”南汉宸心知情况有变，“噗”一口吹灭蜡烛，同魏野畴夺门而出。不料，军别动队队长带领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奔过来，堵住去路。手电光里，刺刀寒光闪闪，刀尖直抵魏、南二人胸口，他们被捕了。

杨虎城的夫人听到魏野畴和南汉宸被捕的消息，立刻找到杨虎城，愤然责骂他不讲义气，不顾脸面，并从此不给他好脸看。

巧借“醉酒”，释放共党

当韩振声听说杨虎城真的对共产党采取了行动时，高兴得眉飞色舞。他急急忙忙跑到杨府，进门就一叠声地恭维：“虎城兄英明果断，一举捕获共党要犯，振声特来贺喜。”接着又软硬兼施，催促杨虎城及早押人上路，赶赴南京。杨虎城从容地答复道：“振声兄放心，兄弟一定尽快启程。”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突然骚动起来，一队队军警将这个平时稀有人客的地方围了个水泄不通。片刻，一队车马长龙滚滚而来。马队在票房前停下，杨虎城、韩振声等跳下马来。同来的还有被杨虎城逮捕的共产党要犯。暮色降临时分，开往南京方向的客车喘着粗气徐徐进站。站长亲自将杨虎城一行送上挂在车尾的包厢。魏野畴、南汉宸则被押上另一节武装看守的车厢。

坐在火车上，韩振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此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蒋介石交给的重要使命。眼看大功告成，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老蒋为他封官加爵的图景。一路上韩振声与杨虎城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另一边，谢葆贞独坐窗前，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一言不发。

晚饭时分，杨虎城的随身副官在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请韩振声、杨虎城、谢葆贞入席。谢拒不就座。杨虎城只好独自一人陪韩振声吃喝。不一会儿，一瓶汾酒见了底。两人也有了几分醉意。

副官又摆上一瓶汾酒，杨虎城抓起瓶子，咕咚咕咚给韩振声斟满，醉眼朦胧中盯住韩说道：“此次进京，虎城与10军的身家性命、今后前途都操在特派员手中，请多多关照！”

韩振声脖子一仰，吱一声吸干盅里酒，目光呆滞地瞪着杨虎城，大吹大擂道：“放心，老蒋和我换过八字，我的话他非听不可。咱俩呢？患难之交，狗皮袜子没反正，我胳膊还能向外拐？放心，放心！”

“韩兄是痛快人，敬佩！敬佩！”杨虎城抓起两只瓷碗，咕咚咕咚斟满酒，端起一碗，商高举起，喃喃说道：“人逢知已…，干杯少……韩兄……来来来……干……干……”

“对，对对……干……干杯……少，咱们谁是谁…，干…干！”韩振声舌头打着绊，一仰脖，又是一杯。

杨虎城把瓷碗举到唇边，正欲往嘴里灌，手突然一抖，酒顺着脖子流下来，淌了一身。

韩振声将空碗向杨虎城一亮，重重往餐桌上一放，斜着眼睛盯住杨虎城：“倒！……不把你……你放倒，……我，我不……姓韩”

杨虎城又给韩振声斟上满满一杯：“韩兄英雄……海量……干！”

此时的韩振声早己如入雾里云中。他眼皮下垂，身摇体晃，瞎子似地摸索着端起碗，连鼻子带嘴地往下灌，一碗酒未倒尽，身子已栽歪到一边。瓷碗翻滚到地上，“啪”的一声摔了个粉碎。

杨虎城又倒上一碗，举到韩振声面前，摇摇他喊道：“韩兄，来，来，你是好汉……再于一杯！”

韩振声已烂醉如泥，不久鼾声如雷。

此时的杨虎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从醉意朦胧中清醒过来，快步向衣帽间走去。

谢葆贞见状大吃一嫁，急忙跟过去。

另一节车厢中，魏野畴、南汉宸等人正闭目养神。杨虎城闪身进来，反手关上门，小声道：“魏先生，南先生，这是你们的通行证。车一停，你们就悄悄下去，我派人送你们出境。

魏野畴和南汉宸等人听罢先惊后喜，开始他们还以为杨虎城真的出卖了他们，现在才知道真相。魏野畴道：“虎城兄，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刚才还错怪了你。”

杨虎城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列车在一个小站徐徐停下，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下车，隐没在夜色中。列车又缓缓开动了，杨虎城望着向后退去的票房、站台，转身走进车厢。谢葆贞正含情脉脉地望着他。

“还生我的气吗？”杨虎城意味深长地问。

“当然！……你……连我也瞒着？”谢葆贞娇咳地责怪，说着扑到他怀里。

杨虎城爱怜地抚着妻子的秀发，少顷，悄声道：“戏还没演完呢，走。”

两人又回到餐桌边。韩据声依旧鼾声如雷。杨虎城端起瓷碗一饮而尽，又抓起酒瓶，将剩下的半瓶喝了个精光。

“虎城……你……”谢葆贞一时看楞了，杨城虎还从不这样放纵自己。

杨虎城满脸通红，身体摇摇晃晃，口齿不清地说道：“你……你先回卧室……我……我就…醉……醉……在这里……。”

“叭嚓”酒瓶落地，摔得粉碎，杨虎城一歪，倒在地板上。这回杨虎城可是真得醉了！

接受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1933年3月，正当日寇向热河进犯的时候，他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然而，遭到蒋的冷遇。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不仅在言论上遥为声援，而且予以物资援助。同年，他在家乡蒲城县由自己出资创办了一所尧山中学，用“教育报国”四字作校训，向学生宣传抗日自由原则。后来，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奔赴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使杨几乎有绝处逢生之感。他认识到，“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并觅取停止打内战的办法。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花了一笔钱，当选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后，他气愤地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正在这时，南汉宸派申伯纯到南京，建议杨虎城和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杨即表示赞同。

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到西安面见杨虎城。汪转交了毛泽东给杨的一封亲笔信。

毛泽东对杨给予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希望杨和共产党的关系保持下去，发扬光大。因而，杨更坚定了不打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汉定又派王世英秘密去西安。杨虎城在自己的别墅“藏园”客厅里与王会谈。之后，达成四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还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回陕北。

从此以后，杨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都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应付过去。杨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红军人员来往很方便，只要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进出西安。红军的军用品及其物资可通过交通站运往陕北，杨部还常派汽车协助运输。这样，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季，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由于蒋挑拨离间，张、杨之间一度矛盾较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工作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消除了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共抗日。

力谏受责，决心兵谏

1936年冬天，日军进犯绥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剿共”，一时间，通往长安的古道上，兵车相望。蒋介石也亲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

杨、张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12月4日，蒋介石对杨、张提出两个方案：要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要么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杨、张在重压之下仍不接受这两方案，并坚持对蒋介石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反遭蒋介石责骂。

当张学良把哭谏的情景讲给杨虎城，杨听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又强压怒火，于12月8日上午11时去临潼面蒋再次陈述。他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于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听了，表面上态度平和，但话语却骄横而严厉：“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邵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命令马少云（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十七路军若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里，蒋介石抬起头来，双眼盯着杨虎城，显然要看到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的功效；杨虎城声色不露，蒋介石又软硬兼使地接着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至此，杨、张都明白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学良试探杨虎城，问可不可以找王炳南(在杨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谈谈，看王有什么意见。杨故意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一听此话，连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由此，张、杨产生了“兵谏’的想法。

逼上梁山，发动事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张学良在十里铺劝回学生后，立即找到杨虎城，说：“群众的要求我巳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紧紧握住张的手说：“副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

11日，杨、张开始商定兵谏计划，于次日凌晨六时行动，并分工由东北军负责到临速抓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

当晚9时，杨召集亲信的高级干部，宣布了“兵谏”计划，他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又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

同时，杨与师长赵寿山、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详细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具体部署是：孔从周旅负责解除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陕西省府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机场；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的警戒，每一街巷如有武警时，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了增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调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为副旅长。炮兵营归孔从周指挥，炮兵位置设在北城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往西京招待所随同蒋介石来的高级官员。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监视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营长李振西，该营由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杨虎城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学良率领十一名军官来到杨的新城大楼，与杨共同指挥行动。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精密安排，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统一行动，于12月12日，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处扣押了在那里下塌的南京政府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同时，解除了西安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七八千人的武装，击毙了特务头子蒋孝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撤职留任，出洋考察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于1937年1月5日，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并把杨虎城撤职留任，进一步对杨虎城打击迫害。

其后，蒋介石一方面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以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这两部分友军之间制造分歧，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又布置五路大军进逼西安，以武力相威胁。杨虎城在极端困难的危局中，仍坚持革命原则，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的申述和揭露。2月5日，他发表“和平宣言”；2月15日，又联合几个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主张的议案。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将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对杨虎城继续施加压力。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让杨主动去见他，以“恢复感情”。杨虎城于3月28日到杭州，两次见蒋面谈。蒋大骂张学良不忠于领袖让杨听，接着干脆逼杨虎城交出兵权，离开部队，自动辞职出国考察。杨虎城只得于4月27日电蒋请辞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介石复电照准。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又与特务机关密谋，妄图暗杀杨虎城。他们先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刺探军情、内通外敌而被杨虎城下令枪毙了的褚小毖的儿子褚龙吟，要他暗杀杨虎城。陈立夫亲自接见了褚龙吟，说是事情有人替他干，只要他事后出头，承认是他替父报仇就行了。褚龙吟胆小，有一定的正义感，吓得逃回老家，躲了起来，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特务们还生动甄士仁（被杨虎城枪杀的陕北地方武装的首领）的女儿为父报仇，但甄士仁的女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使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未得逞。

5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等乘船离上海东渡出国。当轮船行驶太平洋时，杨从广播中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刻打电报给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折转陈委座。”但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7月14日抵旧金山时，杨虎城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杨虎城返国抗日壮志不酬，决定趁此机会在欧美各国考察，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学习外国经验。

归国抗日，惨遭毒手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离开法国马赛，经新加坡、西贡等地，奔向香港。一路上，他归心似箭，盼望尽快地奔回相国，杀上前线，为抗日救国效劳；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蒋介石的魔爪。1937年11月26日上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和随行人员到达香港。然而，离船上岸之后，他即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网罗之中，从此失去自由。

1949年春，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假意告退回乡，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接受了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给重庆市长杨森下了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又派出一架专机到重庆，要把杨虎城接走。杨虎城从重庆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但是，出狱后，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却来劝他转移。杨虎城非常气愤，大发脾气：“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原来，李宗仁员下令释放杨虎城，但蒋介石不许，便派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采取欺骗与强制手段把杨虎城及其子女、秘书、副官等人送到贵阳，软禁在黔灵山下麒麟洞的一套房子里。

1949年8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又返回重庆，对特务头子毛凤民说：“今天的失败，是因为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留了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谈到对杨虎城的处置时，他凶残地说：“留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并指令毛人凤：“将杨解回重庆秘密处决，不能让人知道”。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由周养浩出面骗杨虎城回重庆，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词”将杨虎城等人处决。刽子手杨进兴和熊祥把准备好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亲自验准。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一行，由周养浩及特务队长张鹄等押送，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天黑时，他们下了车，步行到非常偏僻的松林坡。杨虎城及儿子杨拯中，各被两个特务夹持着步上300多级石阶，走向戴公祠；宋绮云夫妇和小儿子以及杨虎城的幼女被安置在山脚下的平房里。杨虎城走进戴公饲，十七八岁的杨拯中，双手捧着他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跟在后边。特务们故意把杨虎城父子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卧室。杨拯中刚入卧室，刽子手杨进兴迅速将匕首刺入他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去。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心知有异，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儿子，刽子手的手刃就刺进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反抗，力尽而绝。特务们又在他父子身上补了几刀，确认已死，才持刀向山下的平房扑去，又残杀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8岁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及杨虎城的幼女。刽子手们把杨虎城和杨拯中的遗体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并用硝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后来，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被杀害。杨虎城就义时年仅56岁。

千古功臣，永垂不朽

历史是不会遗忘这些为民请、舍身报国的英雄的。当杨虎城牺牲的噩耗传来，神州为之痛悼　，举国为之泪下。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给了他极高的荣誉。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激励后人。“杨虎城”三个字，从此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英雄一起，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魂册。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这一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就立即着手调查杨虎城的下落。12月1日，杨虎城的遗体被发现。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向杨虎城的家属发了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业绩。

1950年1月15日，重庆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邓小平、刘伯承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中共中央的唁电指出：“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30日，杨虎城的忠骸和随同死难者的灵枢从重庆运到西安。以彭德怀为首的领导同志和西北各界人民，在西安车站举行了迎灵公祭。2月7日，根据家属的意见，杨虎城安葬在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词西侧。

杨虎城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爱国志士。他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直到惨遭杀害，数十年如一日，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延安各界集会纪念。周恩来在集会上讲话，赞扬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1983年，全国政协召开了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大会，再次高度赞扬杨虎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邓颖超主席特别转达叶剑英的话说：“杨虎城将军终生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