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导演云翔的电影主演: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第一位女市委书记，陈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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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解放前夕，白色恐怖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活跃着一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1946年3月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见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宣布这位39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曾任向警予、张太雷的秘书，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蒋介石称为是国民政府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当年南京市共有96万人口，国民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占了11万，南京警察厅的警察系统的警察在册就有9700多人。
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8次毁灭性打击。1930年7月的第六次大破坏中绝大部分都被捕被杀，200多人的地下党只剩下47人。1932年在王明路线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坏， 30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杀， 1934年2月，南京已经没有党的组织。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整个城市连一个党员也没能剩下。
南京已经吞噬了8个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年轻的生命，
1946年初，原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发展有地下党员约140人；苏南区党委系统有党员40多名；淮南区党委系统有30多名。摆在陈修良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这220名党员的作用。
南京市委仅5个人：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鸾、方休、王明远。地下党党员张杰的父亲是进步人士，在磨盘街45号有独门独户的小院，后院便成了重新组建的南京市委第一次委员会议召开的理想场所。会议开得简短紧凑。陈修良在传达华中分局对南京市委的指示之后，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确立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对南京市委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提出一系列建议。
两军对垒中，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瞩目。1933年即参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的陈修良， 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她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设立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设立以沙广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
要在国民党配备有8000名职业特务的南京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不言自明。
一天她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方休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方休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
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
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沙文威。
1948年9月上海局发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策反系统由市委联系，直接对上海局负责。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
首先注意俞渤，并成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林诚。
林诚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为驻守南京的空军军官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与飞行员谈话聊家常，自然成为他的职责范围。他发现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很可能成为策反对象。
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它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林诚的喜悦可想而知。当俞渤提出驾机起义前入党的要求时，林诚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力。
问题提给了陈修良、沙文威。陈修良有点儿犹豫，不管怎么说，考验的时间到底短了一点儿；沙文威却认为，俞渤准备起义，这是用行动表明他能经受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
陈修良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议。刚入党的俞渤又发展飞行员郝桂桥、轰炸员周作舟参加了共产党。同大队的飞行员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平日就与俞渤关系密切，紧要关头自然表态：跟着大哥一块干！俞渤等人驾机起义后，接着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4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相信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领导也介入策反工作。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颇有威信。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该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拒航，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包括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使军舰顺利驶向解放区。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下午，一向主张进行“京沪杭大决战”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做出了弃守南京的决定；不过他同时又命令撤离前务必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和重要仓库。4月22日，敌工兵营长带领爆破小组炸毁了下关火车站部分设施之后，又去破坏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这个栈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工人竭力阻止，但手中没有武器，情况危急。这时，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岗楼上守望的地下党员潘逸舟一面喊话示警，一面用机枪扫射，阻止敌人破坏。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中共党支部委员林大宗立即带领起义警察奔向栈桥援助，敌人狼狈逃窜。从3月国民党宣布“封江”之后，长江上的大小船只便统统被赶进了内河，解放军在江北根本找不到任何船只。百万大军，被滔滔江水阻隔，关键时刻南京市委显露身手。4月23日夜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凌平号”过江到达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也开到浦口；紧接着，南京市委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老江口的火车轮渡，一次能装载一个团的部队、战车)。
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全军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下午，设立在励志社的解放军八兵团三十五军军部前，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为首的中年妇女告诉哨兵，要见三十五军何克希政委。
哨兵不知道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跑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1950年调往上海。
迟来数十年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这是一张被认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标志性的照片。一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在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这是为拍制电影留下的照片。另一张照片，是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总统府大门门顶，扯下象征国民党统治的旗帜。它是解放军4月24日进驻南京后由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健东补拍的照片，这两张“历史性照片”都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各种党史、军史、文学、影视作品等记述解放军通过武装进攻解放南京的凭证。但是，它却并非历史的真实（刚解放就开始作假了？）。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
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
1949年4月20日，中共和南京当局在北平的和平谈判最后破裂。20日夜，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20日晚和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间和镇江、江阴间以及贵池、湖口间的防线。
内战初期，守卫京畿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约有11万人。后因战线越来越长，兵力日趋分散。南京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使蒋政权完全孤立。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些军警不愿为蒋政权当陪葬，海陆空军纷纷起义，南京已无力守备。22日，蒋介石布置总退却。22—23日，剩下的防守南京的军警，沿京杭国道溃逃。
23日一整天，南京是个“空城”。
接令去占领南京的三野八兵团的35军，原准备的船只已奉命支援其他渡江部队，在江北的民船已被国民党掳掠一空。南岸的船只也都被封锁在内河河汊中。直到23日傍晚，103师战士才找到几只小船，派侦察员乘船向南驶去。小船被首都电厂值班人员发现，问明是解放军，立即调来6名船工，驾驶着他们藏匿起来的运煤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驶往浦口，接解放军过江。这是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船。工人们又找来一艘可载运二三百人的趸船，载运解放军渡江。同日，104师的侦察员与南京木船船主童达兴等接上头，童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六次，将一个连的解放军接运南岸。23日晚，浦口车站轮渡所工人王德太等人，将保护下来的渡轮“浦口号”及拖船“凌平号”、“沧平号”驶往北岸。几天后，栈桥修复，“浦口号”投入轮渡，装备坦克、汽车、重武器的大部队得以顺利过江。
23日午夜、24日凌晨，35军104师312团2营奉命占领总统府。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归到人民手中了。
南京的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成功范例。外合，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陈兵江北，大军压境。没有这个大局，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下令弃城而逃的。里应，是南京地下党团结全市人民，反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特别是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地策动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军；地下党又派人打人国民党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核心的军事情报，使蒋介石无可守之险。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过去在敌营内部工作的基础上， 1948年10月成立策反部，策动国民党军警起义。
1948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俞勃驾B24重轰炸机起义。俞勃原是个大学生，家贫。考入空军后，曾赴美受训。回国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在空军医院的医生林诚(地下党员)的启蒙和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他又在空军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几人趁空军召开会议之机，驾机起义。原计划轰炸总统府，因故未中，最后飞抵石家庄。这是全国首架飞机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邓兆祥舰长率领600官兵起义。这只英国赠予国民党的装备精良的军舰(排水量7000吨)，是蒋介石赖以阻止解放军渡江的主舰。邓兆祥在英国受训，为人正直，曾与我党有秘密接触，有起义的思想基础。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分别有六七条线与舰上官兵秘密联系。其中地下党员毕重远(中学生)团结进步士兵，组成“士兵解放委员会”，首先发动起事。海军下级军官王淇在其弟王毅刚(金陵大学地下党员)的推动下，与曾祥福、莫香传等21名军官秘密组成“军官起义小组”。当该舰接到命令从吴淞口开赴江阴对解放军作战时，邓兆祥宣布起义，指挥“重庆号”以高速驶往青岛，转往解放区烟台。
1949年3月24日，担任南京——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97师(由原保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改编而成，是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直接指挥的“御林军”)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但这是一次不很成功的起义，王宴清为人清廉，不满政治腐败，厌倦打内战。南京地下党派党员李益之(大刚报记者)通过农工民主党的邓吴明(王宴清的母舅)的关系，与王保持接触，阐明形势，讲解中共政策，帮他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下定决心起义，并且作了几个团长的工作。但不慎走漏消息，王被张耀明扣留，旋被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覃异之(覃后在湖南起义)释放，王宴清遂舍家率部起义。蒋介石闻讯派飞机、部队追歼，王仅带了两个团长及百余人到达滁县，得到陈士榘的接见。97师的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1949年4月22日，南京飞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30余人(包括3名地下党员)，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一些国民党党政要员不得不改乘汽车逃跑。24日，起义者将4架飞机交解放军接管。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9人、舰队队长2人、25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并向我党我军领导人发出致敬电。林遵曾与周恩来有多年交往，中共上海局有专人负责与他联系。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在少校台长胡念恭(地下党员)领导下，在解放军渡江时，一炮未发，按照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解放军。
1949年4月23日，驻马鞍山的国民党66军53团3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约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戚超人的弟弟戚卓人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员，为动员其兄起义来到南京，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动员其兄起义。
南京民革负责人孟士衡也在做策反工作，他计划在南京宪兵、警察中组织起义，不幸事泄，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被捕，遭到杀害。
这就是南京解放前守卫京畿和长江沿岸国民党军警的基本情态。
情报工作关乎战役的胜负成败。渡江战役中长江沿岸敌方部署的情报尤为重要。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在中共南方局长期情报工作的基础上，为这一决战性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1948年10月南京市委设立了情报部，派党员和情报人员打人国民党国防部二庭、保密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部学运小组等机构，获得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调防和驻扎情况的情报，特别是长江沿岸桥头堡布防的情报。1949年3月，南京地下党市委派朱启銮(市委委员)与白沙同志，化装成西药商人，渡江到苏北，途中遇险转程到合肥，向解放军渡江司令部汇报南京的情报工作和群众工作，将上海局提供的军事地图(原件)、“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交给总前委。他们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南京市人民反搬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情况，为接管南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策反和情报工作都是极其危险的工作，地下党员和革命者不顾个人安危，完成党交给的使命，造成蒋介石无可用以防守之军，无可保作战之密，不得不作总退却之举措。
敌军的瓦解，是南京和平解放的条件。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造成蒋介石彻底孤立的局面，又是敌军瓦解的条件。没有这个局面，敌军的起义，国民党统治机器的土崩瓦解，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党首都南京，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全市以至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呼应。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配合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军事占领下重建的南京地下党，和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建立的秘密组织汇合起来，构成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在学生运动中，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进步力量最强大，其中“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和“民主青年协会”(民协)是最有实力，并具有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学生领袖和骨干的地下组织，其中绝大多数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将不同关系的地下党组织统一起来，逐步建立了学委、工委、文委、金融委、公务员委等，分别领导各条战线的斗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陷入政治经济全面危机，民怨沸腾。对民主力量的镇压，激起更强烈的反抗。1946年底和次年初，学生冲破法西斯统治的严酷高压，举行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中大学生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5月20日，京沪苏杭5000多学生在首都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反内战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打伤一百多人，逮捕28人。南京五二○血案，得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援，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史称“五二○运动”。毛泽东主席为此撰写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的文章，称“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与解放战场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此后，南京和全国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互声援，尽管国民党加强了镇压，几番大逮捕，运动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政府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由于中央大学在多次学生运动中起“领头羊”作用，被誉为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堡垒”。到1949年初，为了反对搬迁、护校、迎接解放，成立了“应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进步教授为主，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取代国民党指派的校长行使行政权力，实现教授治校。南京老百姓把中大看作南京的“小解放区”。他们凭直觉猜测，中大“应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某种中心。4月21日，首都警察厅一位警官来到中大，要求向中大校委会缴枪，交出警察厅弹药库的钥匙。中大地下党派100多名党员、新青社员，到警察厅取回大批步枪、机枪、卡宾枪，装备了中大“应变会”的纠察队员。
五二○运动后，南京的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公务员，警察等在地下党领导下，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争生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7年11月，全市小学教员为提高待遇保障职业，举行请愿。同年12月，南京电信局职工、江南汽车公司职工要求改善待遇，斗争分别取得胜利。1948年，南京永利稣厂职工、首都被服厂职工、全市三轮车工人等，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先后取得胜利。7月，两浦铁路职工在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七．二大罢工”，浦镇机车厂、浦镇工务段、电务段、机务段、车务段、港务所、水厂、电厂等单位5000余人参加了罢工，铁路瘫痪，军运停运。全市小学教师为抗议美国教士和士兵殴打小学生，举行全市总罢教。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基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到解放前夕，约2000人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其中百余人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为解放南京和接管准备了干部。他们被编入金陵支队，随军南下。其中一部分人员在三野联络部整理的材料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各方面的调查资料，汇编成《南京概况》上下两册，共30余万字，内容包括南京土地、人口、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公私营企业、外侨等各方面的情况，为顺利接管南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南京市人民渴望解放。国民党统治的覆亡，是人心所向，是它自身腐败透顶的恶果。这就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南京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的顺利接管，南京人民从而避免了一场炮火的洗礼，生命财产免遭涂炭。
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有几种模式。天津模式是打下来的；北平模式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是否还应承认有第三种模式“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呢?把解放军攻克南京城还原成里应外合的和平解放，并非所有人能轻易接受的。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地下党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论者，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曾经要善用知识分子；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要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变成革命的对象了。而地下党的主体正是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像上海这样的稍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才有真正的产业工人党员队伍)。
在南京以及其他地区获得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对地下党采取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各级主要领导均由南下解放军干部担任。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下去时，地下党员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名义被逐步淘汰了。南京解放不久，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整党。理由是地下党成分不纯，被敌人混进来了；入党动机不纯，欲投革命胜利之机，这次整党中，南京2000名地下党员中有100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停止党籍，以至坐牢等各种处分。后来经过查对，并没有查出一个坏人。实际上，那些地下党员(包括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无不是在坐牢、杀头的威胁下的勇者。当他们提着脑袋参加党时，并未想在党内捞个一官半职。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一)
1946年3月，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见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宣布这位39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曾任向警予、张太雷的秘书，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曾被蒋介石称为是国民政府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当年南京市共有96万人口，而国民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却占了11万，光南京警察厅的警察系统的警察在册就有9700多人。
自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8次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1930年7月的第六次大破坏中绝大部分都被捕被杀，200多人的地下党只剩下了47人。1932年在王明路线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坏，更使得30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杀，致使1934年2月之后，南京已经没有了党的组织。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整个城市连一个党员也没能剩下。
南京是名副其实的虎(。这个虎(已经吞噬了8个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年轻的生命，陈修良会不会是第9个呢？
1946年初，原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发展有地下党员约140人；苏南区党委系统有党员40多名；淮南区党委系统有30多名。摆在陈修良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这220名党员的作用。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召开重组后的南京市委第一次会议。
那时候的南京市委仅5个人：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鸾、方休、王明远。地下党党员张杰的父亲是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他在磨盘街45号有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于是这个静谧的后院便成了重新组建的南京市委第一次委员会议召开的理想场所。
会议开得简短紧凑。陈修良在传达华中分局对南京市委的指示之后，便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确立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对南京市委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建议。
两军对垒中，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瞩目。作为1933年即参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的陈修良，对此当然有着深刻的理解。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她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广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换而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
要在国民党配备有8000名职业特务的南京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不言自明。
陈修良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
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二)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
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其中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大将沙文威。
1948年9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策反系统由市委联系，直接对上海局负责。
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首先注意俞渤，并成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林诚。
林诚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作为航空医官，为驻守南京的空军军官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与飞行员谈话聊家常，自然成为他的职责范围。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发现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很可能成为策反对象。
俞渤是广西人，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当时的桂林汇集了许多“左”倾的文化人，俞渤所在的中学就有好几个，在这些进步文化人的影响下，俞渤对于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时他闻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它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林诚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当俞渤提出驾机起义前入党的要求时，林诚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力。
问题提给了陈修良、沙文威。陈修良有点儿犹豫，不管怎么说，考验的时间到底短了一点儿；沙文威却认为，俞渤准备起义，这是用行动表明他能经受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
陈修良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议。不久，刚入党的俞渤又发展飞行员郝桂桥、轰炸员周作舟参加了共产党。同大队的飞行员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平日就与俞渤关系密切，紧要关头自然表态：跟着大哥一块干！俞渤等人驾机起义后，接着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4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相信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把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领导也介入策反工作。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颇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
(三)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全军人马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这天下午，设立在励志社的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军部门前，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为首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哨兵，她需要去见三十五军何克希政委。
哨兵犹疑满腹，他不知道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口述：陈人康，作者：金汕 陈义风，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亲还大两岁，是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担任学联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党校党委副书记，华中局新华日报总编辑，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等职。
我父亲后来调到北京，陈修良则到上海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岁月证明，父亲的辩护作用是有限的。像陈修良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尤其是长于思考的干部，她们总是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观察问题，也对体制上的弊端有更真切的感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悲剧意义。
陈修良不仅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沙文汉职位更高，是当时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夫妇俩个身在高位，完全可以循规蹈矩地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做为少年时代就投身理想的他们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有料到后来的政治斗争会那样残酷。
陈修良在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她特别说到她在浙江农村考察的时候遇到的现象，也就是哪怕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而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并不好使。老百姓也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陈修良呼吁：“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该用“圆印子”。
由于夫妇二人一直探讨这个建国后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她的丈夫也在省内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由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这样的发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觉”来形容，他们对于体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绝大多数同志。然而为了这个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们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被人们歧视和打击的右派，受到了20多年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这个代价真是无比沉重！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81页）。
沙文汉、陈修良当年的话几十年后才被我们的领导人所认可，几十年的时间被耽误了！
我后来一直遗憾，没有问一问父亲解放初期敢于替陈修良辩护，但是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后父亲会不会在暗中给她一封信或者一个电话安慰一下？
我料想，哪怕父亲身为司令员，可能连个最简单的问候都不敢，更不要说替正确的观点辩护了。这也不能完全怪父亲，因为他那样做肯定会受到株连，会让身在高位的他削职为民、株连家属。
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并不惧怕，但是他惧怕成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敌人”。为了后面这个惧怕，他不会再去思考一个高级干部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政治生活不正常所带来的政治效应。
我是很晚才知道陈修良这个人的，听说她是到上个世纪末90多岁才故去的，早知道的话我真应该去拜访她，问一问她和父亲共事的情况。
可惜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