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金属贴怎么撕下来:关注钓鱼岛 历史大事全记录（组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12:19:42
关注钓鱼岛 历史大事全记录（组图）
2008-06-17 15:25:30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网友评论 248 条 点击查看- 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的东海海域的钓鱼岛，它面积虽小，但牵一发动全身，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它的历史由来又是怎样的呢？
钓鱼岛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
钓鱼岛列屿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组成，总面积约6. 5平方公里，位于中国台湾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
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鱼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11年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1602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从此遭日人监督内政40余年。1654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已腐败无能，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王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条约只明文规定割台湾和澎湖列岛，没有提及此一海域的钓鱼岛群岛。1940年，同属于日本“辖属”的台湾和琉球争夺钓鱼岛的归属权，日本东京法庭作出判决：钓鱼岛仍旧归属台湾管辖。1945年日本向中、美、英、法等盟国投降，声明无条件地废除两国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随即废除。按照此约，台湾和它所属各个群岛包括钓鱼岛，全部回归中国。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从1964年生效的《大陆架公约》和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看，钓鱼岛等岛屿与中国台湾省属于同一地质构造。钓鱼岛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辖下的琉球群岛相隔着2000公尺深的海沟。按照国际公认的《大陆架公约》：“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的原则，我国对全部东海大陆架享有主权，自然也对坐落在大陆架上的钓鱼岛等岛屿享有领土主权。（南方网）
日本在钓鱼岛事实上的存在
1785年日本人所绘地图证实钓鱼岛属中国[组图](1)
钓鱼岛属于中国再获文献证明
【中央社台北12月3日电】钓鱼台属中国领土最近出现新证据，据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佚文第五记《海国记》，详细记录沈复随特使经钓鱼台至琉球的见闻，比日本的文献早了76年。近日，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台唯一的古代名人墨宝，清代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沉寂百余年后再度面世。
香港《文汇报》独家专访这一侠文墨宝的收藏者彭令，揭开这一重要史料与文物发现的幕后详情。这份文物为钱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撰写。沈复《浮生六记》，文学经典，海内外广为传诵；自清代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刊印前四卷至今，130多年间，文化界、出版界中人一直都在努力搜求第五、六两卷佚文。
香港《文汇报》曾于2008年6月连载彭令所撰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时至今日，由于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学者尚未一睹卷五真颜。不过，经过彭令一年对佚文《海国记》的研究后有惊人发现:“钓鱼台早在200年前即归属中国”。
彭令指出，《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台赴琉球途中，对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彭令表示，该册《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是清代中期著名学者钱泳的手抄本，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他说，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显然，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本文来自参考消息，原文地址：http://www.badingjie.cn
《论钓鱼岛主权的归属》
钟 严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今年以来，由于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修建非法设施和标记，再次挑起两国间这一争端。本文拟从历史及国际法的角度论述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
一、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９２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７３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海槽。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６．３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４．３平方公里，海拔约３６２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１２５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１８７１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５００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
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１５３４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标点系作者所加）（１）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文中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之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只有过了钓鱼岛，到达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则根本不属于琉球。
１５６２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此后，１５６２年的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又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１６８３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此后，１７５６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
１７１９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２）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１９７２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１７８５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１７１９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３６岛，其中并无钓鱼岛。１８７５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１８７９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３６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１６５０年）也采用了中国明朝册封史陈侃的记述，称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而赤屿及其以西则非琉球领土。向象贤系当时琉球的宰相和最有权威的学者，其观点自然代表了当时琉球统治者的立场。其后，琉球学者程顺则于１７０８年所写《指南广义》中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即镇守国界之意；蔡温于１７２６年所著《改定中山世谱》等史书，均指出琉球疆域内不含钓鱼岛。琉球国当年献给康熙皇帝的《中山世谱》的图谱中也无钓鱼岛等岛屿。日本原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理事高桥庄五郎经考证认为，钓鱼岛等岛名是中国先取的，其中黄尾屿、赤尾屿等固有岛名，明确无误是中国名，与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等相同。日本没有用“屿”的岛名，而福建、澎湖列岛、台湾省以“屿”为名的岛有２９个，中国古代地图则更多。赤尾屿在中国的古书上写为“赤屿”，据说这是因为该岛系水成岩所构成，故人们根据岛上岩石的颜色称其为赤屿或赤尾屿。
日本有人指出，中国出版的地图也曾使用过“尖阁列岛”或未标明钓鱼岛，以此作为日本领有主权的根据。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清朝时钓鱼岛曾标明为钓鱼台，为今台湾沿用。在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钓鱼岛曾被迫改为“尖阁列岛”或未加以注明，例如当时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便是如此。战后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印制的中国地图，有的仍沿用或受其一定影响。例如，《中国分省地图》１９５６年第一版和１９６２年第二版均在地图集最后附加了一段说明：是根据抗战时期或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正是由于上述日军占领中国的历史原因，造成中国地图中关于钓鱼岛记述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些只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的遗痕，而决不能证明日本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
日本的地图及官方文件中均曾正式使用中国的岛名。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７０年日本出版的２１种地图及大百科事典中，有２／３没有记载所谓的“尖阁列岛”，有的称“鱼钓岛”。日本方面关于钓鱼岛所属各岛的称呼更为混乱。据说日本最早提出叫“尖阁列岛”，是１９００年５月冲绳师范学校教喻黑田岩恒根据英国人称呼的“尖头诸岛”演化而来的。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５日，日本政府将该岛作为“国有地”编入日本地籍时，才将赤尾屿改为“大正岛”，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盟军司令部提交材料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的海图仍使用中国命名的黄尾屿、赤尾屿；１９６９年，美军占领下的琉球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告示牌上也使用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名。１９６９年５月钓鱼岛海域有石油的消息传出后，冲绳地方政府收到石油公司大量要求勘探的申请，此时根据琉球石垣市市长命令，日方开始在钓鱼岛上建标桩，并再次将黄尾屿改为“久场岛”，将赤尾屿改称“大正岛”。
然而，由于这些岛屿的名称并未经敕令（天皇的诏令）命名，所以１９７２年以前，日本政府未曾举出各岛详细的岛名来强调主权，而是一直笼统地称为“尖阁列岛”或“尖阁群岛”。时至今日，日本一些地图对这些岛屿仍使用中国名，例如，１９８４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地图帐》便清楚地写有汉字并标注了日语发音：鱼钓岛（Ｕｏｔｓｕｒｉ ｊｉｍａ）、黄尾屿（Ｋｏｂｉ ｓｈｏ）、赤尾屿（Ｓｅｋｉｂｉ ｓｈｏ）。而且现在冲绳县地方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也都使用黄尾屿、赤尾屿这一称呼。直到１９９５年２月防卫厅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的“防卫厅资料”中，还在使用中国的岛名，即黄尾屿、赤尾屿。（３）
二、日本非法窃取钓鱼岛的始末
（一）日本染指钓鱼岛，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延伸，是以战争为背景的蓄谋已久之举。
日本最早“发现”钓鱼岛，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之后的１８８４年，比中国文献最早记载该岛都迟约５００年。
据日本史书记载，１８８４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可销往欧洲，便于１８８５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然而，历史事实又是如何呢？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的记载，１８８５年９月２２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作调查称：“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本所接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钓鱼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隶属冲绳县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４）
此秘密调查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已了解到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至少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但内务卿山县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做调查，以利建立日本的“国标”。其理由是，这些岛屿虽与《中山传信录》所述相同，但清国只是借助这些岛屿作为识别航海方向之用，“并未发现其他清国所属证迹”；关于岛名，日、中有所不同，故无关宏旨；且这些无人岛靠近八重山群岛。当时日本表面上提出的琉球两分方案虽曾表示将八重山划归中国，实则早存得寸进尺之心。然而，调查结果反使山县不敢轻举妄动了。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信中称：“经详查熟虑，该等岛屿也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勘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近日清国报章，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井上还叮嘱山县，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中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同年１１月２４日，冲绳县令西村将奉命调查结果秉报内务卿，要求给予指示：“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是好。”翌日，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５）显然，当时日本帝国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伺机侵吞朝鲜，并最终与清政府决一雌雄，而不愿过早地“打草惊蛇”。
直到１８９３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冲绳县知事要求将钓鱼岛等划归冲绳县时，日本内、外两卿还将此拖了一年。甚至到甲午战争那年，因日本尚无获胜的把握，故政府仍以“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为由而加以拒绝。
然而，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底，日军占领旅顺口，将清军北洋水师封锁在威海卫内，日本明治政府确信对清一战胜券在握，便拟迫使中国割让台湾作为媾和条件，并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先行秘密窃取了钓鱼列岛。同年１２月２７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在“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建标桩一事，虽已下令暂缓，“但今昔形势已殊”，对这些岛屿“需加管理”，故应重议此事。这次外务省未表异议，并称“请按预定计划适当处置”。结果，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日，日本政府不等战争结束，便通过“内阁决议”，将钓鱼列岛划归冲绳所辖，建立标桩。（６）同年４月１７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统治台湾长达５０年，钓鱼岛等台湾周围附属岛屿也被日本长期霸占。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是美国在中日之间留下的一个领土“疙瘩”。
美军占领琉球之后，曾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９日发布的《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６６７号》，其中第三项中已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所包括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３０°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１０００个邻近小岛”，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随着冷战局面的出现，美国才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发出一份美国民政府第２７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并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２４°、东经１２２°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是美国对钓鱼岛的非法侵占。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７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宣布的日本领土范围，与１９５３年美国民政府第２７号令完全相同。这样就将钓鱼岛切给日本的冲绳县。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入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美国将钓鱼岛私下擅自交给日本，结果引起７０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华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浪潮。
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７）直到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１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８）
三、从国际法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一）日本窃取我国钓鱼岛，根本不是所谓的“无主地”。
日本政府关于对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的“先占”构成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说法是没有史实和法律依据的。所谓固有，是指本身就有，而非外来之物，而钓鱼岛则分明是被当年的日本帝国窃取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固有”二字。日本政府称，“日本于明治十八年（１８８５年）后通过冲绳县当局等各种方式的现场调查，不仅发现其是无人岛，而且确认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于是才在明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日决定在当地建桩，正式编入日本领土。”然而，本文已经引述的大量史实充分证明，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首先，钓鱼列岛从明朝时起便已不是“无主地”，而已由中国明朝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这些岛屿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这些无人岛并非无主岛，况且这些岛最先是由中国命名并编入历史版图的，是由中国首先发现、记载、利用、管辖、保卫的。
其次，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约１０年间便已深悉以上事实，其对钓鱼岛并非“先占”，而是后来暗劫。因为日本当年在决定将这些岛屿划归冲绳县并建标，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事后也未向世界宣布。即便是在明治二十九年（１８９６年）３月５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钓鱼岛或“尖阁列岛”。
（二）美日两国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议，均不具备决定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法律效力。
日本政府称，《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钓鱼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行政管理之下，所以美国将托管地区交给日本后，自然是日本的领土，而且中国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而表明中国并未认为“尖阁列岛”（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只是到１９７０年出现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动向后，中国才提出拥有钓鱼岛主权问题。
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中便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意味放弃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这当然包括作为台湾所属岛屿的钓鱼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片面宣布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是非法的。早在１９５０年６月当时的周恩来外长便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径，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及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旧金山和约》是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美国在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一手包办的单独对日和约。同年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所谓的和约因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所以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绝不接受，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异议呢！
日本政府还时常提起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７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中包括“尖阁列岛”，企图以此作为国际法上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主要依据。然而，这一点连美国政府至今都不承认，况且，中国的领土怎么能由日美两国的协议来决定呢？在战后领土归属问题上，日本只能严格遵守１９４５年其所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登出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０日中华民国政府驻长崎领事的一封“感谢状”，并称其为“具有一级价值”的史料，是可推翻中国主张的“有力资料”。因为这封“感谢状”中提到，“中华民国八年福建省惠安县渔民郭和顺等３１人遭风遇难漂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这是中国“承认过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最有力的证据”。（９）
人们只要对历史事实稍加分析便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份所谓“感谢状”是根本不足为据的。这是因为，早在１８９５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霸占了中国的台湾省，并在此前先行窃取了钓鱼岛，而钓鱼岛又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所以，在这期间所谓“感谢状”中的表述，充其量只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在日本霸占台湾及钓鱼岛情况下的一种认识，而根本不能用它来证明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据史料记载，１９４１年，同在日本统治下的冲绳与台湾曾因渔业问题就钓鱼岛发生争执，东京法院将钓鱼岛判给“台北州”管辖。（１０）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在法律上也并未承认钓鱼岛隶属于冲绳县。
（三）日本难以通过所谓“时效取得”的说法获得钓鱼岛主权，日本右翼团体不断在钓鱼岛制造事端是徒劳的。
一些分析家指出，日本之所以不断在钓鱼岛生事，原因之一是日本企图为今后援引国际法中的所谓“时效取得”（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概念占有钓鱼岛奠定基础。其实，所谓“时效取得”之说，只不过是国际上取得领土时可能出现的一种方式，迄今它既未被大多数国际法学者所接受，也无真正按所谓“时效取得”原则裁决的国际判例。更何况“时效取得”本身还有一项基本原则，即“连续地、不受干扰地”行使国家权力。（１１）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政府间坦诚、冷静、务实的协商加以处理的。但是，日本却不断有人在政府纵容下登岛建立各种标志，以显示日本拥有实际控制权，一次次刺激中国。日本一些官员把中国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的“私人用地”，日本政府对右翼团体活动无法干预。在中国看来，这等于是继续为日本右翼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开绿灯，并潜含着要求中国政府承认钓鱼岛是在日本主权下“私人土地”的说法。中国当然不会接受。
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既然如此，面对历史留给中日两国的悬案，两国有识之士就应该共同思考，尊重历史与法理，拿出诚意与智慧，不使它继续成为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而争取和平地、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
注：
（１）陈侃：《使琉球录》，第２５页。
（２）《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７９年５月，第８７页。
（３）日本《政治经济总览》１９９６年，《前卫》月刊５月临时增刊，第１０９页。
（４）、（６）《有关八重山群岛、鱼钓岛所辖决定》，《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３卷。
（５）参阅《日本外交文书》第１８卷《杂卷》。
（７）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政会，第九十二届国会记录，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第９１页。
（８）香港《东方日报》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２日等。
（９）日本《产经新闻》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３日。
（１０）香港《文汇报》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８日等。
（１１）端木正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３２页。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海槽。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海拔约362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
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标点系作者所加）（1）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文中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之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只有过了钓鱼岛，到达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则根本不属于琉球。
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此后，1562年的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又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此后，1756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
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1972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钓鱼岛的前世今生
钓鱼岛等岛屿，又称钓鱼岛列岛或钓鱼屿列屿，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附近的3个小礁（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礁）8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岩礁组成，是台湾本岛的附属岛屿。早在明朝初期（１３７３年前后），中国渔民就发现了钓鱼岛并对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明朝永乐年间（１４０３年至１４２４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于１８８４年发现钓鱼岛要早４００多年。
因此，中国主张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领土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
《顺风相送》原本藏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1935年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向达在该馆整理中文史籍时，抄录了《顺风相送》等中国古籍。《顺风相送》中有《福建往琉球》一节，记载了从福建到琉球的航海路线，其中就提到了钓鱼屿，即今天的钓鱼岛：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
在这一记载中，提到了钓鱼岛是福建前往琉球途中的航路指标地之一,可见钓鱼岛早就为我国人民发现、利用。
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派杨载前往琉球国宣布诏书。从此，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奉表称臣，与明朝建立了藩属朝贡关系。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六年（1383年），琉球的山南王、山北王也分别与明朝建立了藩属朝贡关系。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中山王统一琉球。这种藩属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前。藩属朝贡关系建立后，双方使者定期往返，特别是琉球国新王继位，必须在明朝使者前往宣布皇帝册封诏书后，方为合法继承，清代同样如此。
明嘉靖十三年（1532年），明朝第11次册封使陈侃出使琉球。十五年（1534年）成行，回来后写成《使琉球录》，书中有《使事纪略》：“（五月）九日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指台湾——引者注，下同）。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现称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 （现称黄尾屿），过赤屿（现称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琉球的船）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右（按：古字之误）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指琉球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
古米山，也写作“姑米山”，即今日本冲绳县久米岛。从陈侃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米山是琉球的界山。陈侃又在《使琉球录?群书质异》篇记载了琉球山川，称“南有太平山，西有古米山、马齿山，北有硫黄山等”，更加明确了古米山是琉球西界。琉球人看到古米山感到十分亲切和兴奋，它是到家的象征，因此高兴得在船上歌舞起来，实属人之常情。
南开大学教授米庆余著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 ——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一文，他在文中得出的结论是：“陈侃的《使琉球录》不仅明确地记载了中琉两国的疆界，证明了钓鱼岛群岛是中国领土，而且得到了后世中、日、琉球三国学者、官员乃至中琉两国政府的确认。”
此外，在《日本一鉴》、《郑开阳杂著》和《筹海图编》等明代史籍中，都有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它们被视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当代日本学者井上清曾指出：“钓鱼群岛由中国人起了个汉语名字，并将此事记录在中国官方史料中流传了下来”，“在国际法上……如果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则大多属于对其命名的国家的领土。”这一论点有力地驳斥了钓鱼岛等岛屿是“无主地”的谬论。
最近，清代名著《浮生六记》佚文被发现。《浮生六记》是清人沈复撰写的自传体散文，原有六卷，存四卷，后两卷未面世。在新发现的卷五 《中山记历》 中，记载了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赴琉球国册封使沈复等人“册封琉球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关于琉球风物的详细记载。
我们再看当时日本、琉球学者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观点。琉球学者程顺则（1663年~1734年）是中山国王子、王孙的老师，官至正议大夫。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程顺则自费刊印《指南广义》一书，注明“古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古米山为琉球地界。乾隆五十年（1785年），日本人林子平绘制的《三国通鉴图说》不仅注明宫古岛、八重山的支配权属于琉球，而且将钓鱼岛等岛屿与中国本土都用淡红色描绘，以区别于日本本土的紫色和琉球王国的茶色。
当代学者郑海麟在其专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中指出：“（中国对钓鱼岛列屿）领土意识十分明确，一目了然，无任何牵强附会之可能。”日本学者井上清的《日中文化交流》一文、《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一书，均阐述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这一史实和真理。
应该说，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这一事实是为历史上的日本所承认的。１７８３年和１７８５年在日本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钓鱼岛都属于中国。直至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未对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提出过异议。１８９５年，在甲午战争中胜利的日本经内阁会议审议决定正式在钓鱼岛建立航标，并将该岛编入日本领土。然而，此后日本实际上并未在该岛建立任何国标（表明领土归属的标桩）。直到１９６９年，由于得知该岛周围海底富含石油，日本石垣市才在钓鱼岛上建立了国标，并于次年由冲绳政府发布了对钓鱼岛的领有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