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和扶摇二词的意思:杨克的媚俗和当今中国诗坛的欺世

杨克的媚俗和当今中国诗坛的欺世

(2011-06-16 0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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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杨克的媚俗和当今中国诗坛的欺世作者：镀金的城市

  作者：赵原

    大头鸭鸭对杨克兄主编的《2009-2010中国新诗年鉴》的质疑在“赶路”上帖出来，引起了很多诗友

的热议，心怀偏见、因私泄愤、打流星锤者固然有之，但大多数诗友见知明确，持论公允，许多看法很有

意思。
    杨克兄编《中国新诗年鉴》已有十三年，极不寻常，其中有几年的《年鉴》堪称经典，是公认的好选

本。但据我所知，最近几年的选本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质疑，某些私下的看法更近乎全面否定。对于

《2009-2010中国新诗年鉴》，大头鸭鸭的质疑颇有点“春秋责帅”的味道。也有诗友质疑大头鸭鸭只看

目录没看选诗，怀有成见，但成见并不是偏见，有些成见之所以为成见，成因有自，在当今诗坛涉足稍广

的诗友大概并不反对大头鸭鸭的某些成见。原因不必多说。
     大头鸭鸭对《年鉴》的主要质疑是：“这本新《年鉴》，已经向“权贵资本”献媚与卖身。”、“

看看它秉承的民间立场与遴选的民间诗人吧：那么多的“庙堂之高”，那么多的官刊编辑，那么多的学院

派代表人物、那么多老权威和实权派、那么多的“还乡团”，那么多反对民间甚至反对口语的人。”
    大头鸭鸭何故产生以上质疑？首先是因为《中国新诗年鉴》是一个“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

间立场”的选本，它的“民间立场”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它可能也会接受一些赞助，产生一些

利益攸关方，但大体上说，《年鉴》不是官刊，或者跟官刊的立场和出版目的有较大的差别，所以选诗的

立场、诗歌品质以及作为“年鉴”它所应负有的影响之责引人关注；道理很简单，如果《年鉴》仅仅是杨

克兄选出来，印一本放在家里把玩，你怎么选都没人质疑，一旦成为公开出版物投放到人群中，就是“公

器”了，既为“公器”，便产生“公器”之责；既为“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的年鉴，

民间立场和年鉴应有的公意、高度、代表性，就理当有所坚持，不能过于苟且。更何况《中国新诗年鉴》

已经编了这么多年，有一定的影响力了，众目关注，间或“献媚与卖身”，岂能不有质疑？顺便说，杨克

兄在当今诗坛上也是“公众人物”，编《中国新诗年鉴》更是身负众望，如此摧眉折腰，编出一本既无“

年鉴”应有的公意、高度和代表性、甚至连资料汇编的广泛性和全面视野都谈不上的“献媚与卖身”的选

本，不免使人齿冷。
    对于大头鸭鸭的质疑和质疑的正当性，毋庸多论。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以杨克兄十几年编《中国

新诗年鉴》的经历和经验、以他几十年的诗学修养和选诗的眼光、以他在当今诗坛的名望和一贯的比较爱

惜羽毛的做人姿态，何以会如此媚俗和欺世呢？从《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和出版来说，是一个长远的工

程，也是一个可贵的理想，十三年劳心费力，殊为不易，何故越编越差，坐使其功毁于一旦？细究其理，

实际上跟当今诗坛的媚俗、欺世之颓风所染有关。换言之，媚俗与欺世，不是某个诗人或某个选本的个别

问题，而是当今中国诗坛的一个普遍的特点，一种深刻的当代性，甚至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个可

怕而还在漫延的恶梦。人的行为总是难免于时代流俗。唐人好干谒求进，时风所染，贤如李杜尚且投递不

休，何况道德伦理底线已降至于无的今人？
    对于当今诗坛的媚俗和欺世，我总结大致如下：
    其一，当今中国诗坛是一个以欺世的食利者为代表诗人的诗坛。
什么是食利者？经济学上的概括比较广泛，但是当今中国诗坛中的食利者，大致是两类人：一类是小商小

贩式的寄生于诗歌中的食利者（此类食利者姑且不论）；另一类是本身就是食税者或既得利益者的食利者

（以下所论，专指这一类食利者）。除少数心态通脱、有艺术天性的特立独行者外，这两类食利者最大的

特点反映在他们创作的所谓的诗歌以及他们因诗为名而延伸出的所作所为中，就是欺世盗名。而后一类食

利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有其显著的惯性心理：既要高冠良驷，又要东山之名；既不辞肉食者之鄙，又好清

贵之风雅。但问题是，现代诗之所以为现代诗，其写作的发生学、价值观和创作视野，在很多时候跟诗人

的身份、价值观和立场是有极大冲撞的（当然并不绝对）。可能有人会以中国古代诗人多为食利者而并不

影响诗歌写作以反证此论之悖，但不要忘了，中国旧诗以歌咏讽颂为能事的发生学跟现代诗的抵达创造、

直涉人心和人生是两个价值体系，古代的小农社会跟现代社会对诗歌的精神审验和文化功用上的要求也大

有霄壤之判。
    上述的食利者们既寄生食利，又好邀东山之名，基本上没有深求诗歌的志趣，当然也写不出真正的诗

歌，但是他们多数都在诗坛上有名有势，这就形成了当今诗坛一个极有趣的现象：越是有名有势的诗人，

写的诗越是烂，个别著名诗人或小地方的诗歌大佬，终其一生都没写出过真正的诗歌，甚至连汉语语言的

美味都没品尝过，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大诗人的诗名。这些所谓的诗人或因在中国现代诗的初级阶段因

“河中无鱼虾子贵”而早得诗名，或因现今手握资源、利害随心而使诗坛不得不侧目，或因虽说徒为王伦

但占据一方、喽罗众多、抬轿者有之、献冠者有之，而修成了教主，故而形成了一个权势型的诗人阶层。

对于这个欺世的诗人阶层，诗坛应当是心知肚明的，但不幸的是，因为当今中国价值认知和学术品格普遍

性滑坡，或以利益关联所致，故而使世之昏昏，昭昭者或缄默不言，或避人远害——或者干脆这样说：糊

涂蛋们不辩真伪，明白者集体装B，坐使上述的食利阶层多数被恶捧为当今中国诗坛的代表诗人，反过来

败坏了中国诗歌的生态、品格和价值判别。
    其二，当今中国诗坛是一个以媚俗的发表体为主流写作的诗坛。
    发表体的产生与发表媒介有绝对的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前，诗人们对发表的追求也很热切，

但是并没有产生发表体，主因便是那个时期的诗人与现今的诗人在个人品格上有极大的不同，那是一个崇

尚个性、拒绝流俗、对诗歌具有探微式创作追求的时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诗歌媒体和诗歌编辑还

继续了一些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精神和理念。
    在一个普遍追求发表、或者以发表为写作功绩的时代，诗歌媒体对诗坛的导向性尤其显著。九十年代

中后期以来，诗坛的衰微和媚俗首先表现在大多数诗歌媒体的集体媚俗。媚俗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来自官方

对传媒的加强控制、慢性奴化有关，但另一个显明的特点是：大批与诗歌毫无关系、甚至反对现代诗的人

员几乎接管了国内所有的诗歌刊物，这些土狗瓦鸡们控制了发表，实际上也直接控制了中国诗歌和诗人们

对写作的选择以及精神追求（拒绝发表、不甘沉沦的诗人只有一小群，不在此论之例）。
    诗歌媒体何以能控制诗人和诗歌、甚至深重地影响了当今中国诗歌的群体群貌？说到底，跟诗歌写作

者们对诗歌及写作的价值认知有关。写诗为了发表，发表的多寡以及上刊物的级别与诗名、江湖地位相关

，故尔不能不投诗歌刊物及编辑之所好，发表体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当今中国诗歌最大的恶梦。
    发表体主要影响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年青诗人，也影响了一些曾经与流俗战斗了十数年、但近两年却不

甘寂寞的优秀诗人，这足以说明诗坛的媚俗之风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批判，为害之烈，足以使芝兰居

鲍鱼之肆而不辨其臭。
    其三，当今中国诗坛是一个以欺世的伪民间为遮羞布的诗坛。
    民间不是口语诗，也不是知识分子写作或其他任何类别的写作。民间不是一种写作方法或一种写作技

术，民间是一种立场，是一种价值观。站在民间的立场，写任何一类诗都是民间写作。但问题是，我们有

过真正的民间立场吗？我们的民间立场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是，所谓的民间立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处境中，永远不会有。鲁迅说过这样一番

意思相近的话：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既使是一个马上就要饿死的乞丐，也有满肚子的根深蒂固的统治者

意识。毫无疑问，民间立场与统治者意识是对立的，这里不可能有任何聪明的调和。
    既然没有真正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写作，为什么诗坛还要拼命地拉伸“民间”这样一个伪命题？我想这

与中国诗歌发展到当今，诗人和诗歌在精神意识上的觉醒有关，大约也跟我们对久已失去的民间社会和民

间生存的怀念有关。
    其四，当今中国诗坛是一个诗歌评论以帮闲、献媚为能事，下作而毫无批判精神的诗坛。
    以上立论，包括新世纪以来大多数的诗歌批评和诗歌评论，故在此不展开说。
    凡此种种，取要言不繁之义，有没说透的话题，希望得到诗友们真诚的批评。
    顺便说，对杨克兄的针砭，只对事不对人，敬希亮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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