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北归突出:[历史事件] 难 以 置 信：殷 商 与 腓 尼 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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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宏观视野下的中国海洋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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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的人们认为，航海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以为远航是2000年内的技术，美洲是欧洲人“发现”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人类由于在以往的年代里缺乏文字记录，所以对很多事情失忆，这歪曲了“史前史”的原貌。新石器时期太平洋上彼此隔绝的许多岛屿上居住着人类，假如没有航海工具的存在他们怎么可能存在。另外，在大约5000年前中国大陆就与200公里之外的台湾海峡有广泛的联系，假如他们之间不是靠稳定成熟的航海工具，怎么可以达到频繁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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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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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汪洋中的古代中国
　　从化石断裂说起
　　海平面的波动
　　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
　　人类起源于海洋假说
　　盐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西部仰韶文化兴衰
　　中国东部海洋文明
　　中国史前大致分期
　　夏商周“三代”文明
　　关注商朝
　　有关周朝
　　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
　　占卜方式
　　航海与外面的世界
　　海洋与船舶航行
　　第二部分寻找腓尼基人的足迹
　　腓尼基与商人49
　　迦南与中国
　　腓尼基文字与天干地支
　　腓尼基、黎巴嫩、埃及
　　黎、夷、朱、殷、紫、子
　　地中海上的几个腓尼基人根据地
　　西西里岛与“子”
　　其他几个地中海岛屿
　　腓尼基眼与龙目
　　中国船上的十二生肖
　　《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人
　　希罗多德说腓尼基人
　　一位神学家笔下的腓尼基人
　　特洛伊等战争中的腓尼基人90
　　第三部分伊特鲁里亚人
　　有关黑陶文化
　　陶器引出的疑问
　　两个地理环境以及“波”现象
　　意大利历史上的“萨保”与“商王朝”
　　罗马与中国的风俗与神明
　　“但人”与意大利人和腓尼基人
　　正统观点中的伊特鲁里亚人
　　第四部分必要的其他信息
　　重提“赫梯人”
　　三言两语话欧洲130
　　了解凯尔特人
　　东南亚史前一瞥
　　读《青铜挥麈》笔记片段
　　百越民族及相关的信息
　　一些细碎资料收集
　　第五部分走马观花史前语言文字155
　　中国
　　南亚以及附近地区
　　来到西亚
　　中亚
　　在非洲部分
　　欧洲
　　地中海沿岸
　　附加：参考书目及网站
　　简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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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石断裂代带说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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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直在《商文明.后记》中说：“我们可以预料，将来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出现，我们的结论可能会变化。”考古学的“变”是正常的，并且也是常常出人意外的。比如三星堆与河姆渡的发掘都“突然”改变了黄河中心论。但有时并不是地下文物而是科研新发现新理论，也可以改变一些旧结论。最近公布的DNA技术鉴定，证明中国人与中国本土的早期人类化石皆无关联。但中国古代确实又发现那么多化石，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学科的一个新发现可能解释了这个原因。就在前几年一个生物学或地质学界的学者无意中发现，从大约10万年到4万年之间，中国地区，尤其是北回归线以北地区，有一个明显的化石断层，这个时期内很少有人类化石发现。有人推测说这期间第四纪冰川的顶峰期使人类被压迫到赤道一线。这个“断层”的发现与总结是个非常重要的科研成果，它暗示或提醒了人类学几方面的意义。简单地说，基于这个发现，假如要探讨中国的文明史与人类起源史，放弃大约4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与中期的分析，直接从旧石器晚期开始就可以了。甩掉5万年之前的所有包袱会使我们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那些我们应该关注的情况，问题一下子就简化了，同时也摆脱掉一些纷扰与误解。假如说中国人来自非洲是个宏观概括的话，那么随着第四纪冰川在1万多年前的逐渐融化，人类重新向北方挺进的事实则把中国人起源的问题具体化了。全球范围都经历了与中国基本同样的过程，大约5万年内的向赤道附近压缩以及冰川结束后再次向回归线扩散的伸缩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再分配”。东亚也不例外。DNA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出中国人史前整体由南到北推进的一个渐进。尽管在“历史时期”比如魏晋唐宋时期发生过许多次从北到南的移民，但史前时期却显示出从南到北的迁徙更有影响力。古人从哪几个主要渠道来到中国，这是个问题。假如你同意非洲起源说，那么你必须要承认，从非洲到中国的通道是一直存在的，而不是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也就是东亚地区受到外部影响是个无须论证的事实，中国人起源要经过中东，中国早期的文明同样要得益于中东地区。假如你反对中国文明受到外部影响，是你必须拿出证据以说明这样的一条人类通道是如何突然中断的，而不是我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通道的存在，因为我认同从非洲到中国的通道一直存在，并且DNA已经潜在证明了这样的通道是存在的。我最初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尚不清楚这些DNA测试情况，可以说我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不谋而合，这并非偶然。假如说许多人曾经考虑过来到中国的人们经过中国西北，也就是通过中亚，那么这本书是在承认这条通道的情况下使人们开始考虑其它更多的途径，比如从中国西南方的东南亚，还有中国南方最接近赤道地区的群岛，甚至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屿，这些都可能是“再分配”时期加入中国文明序列的分支和源泉。我们可能涉及这样一个话题，“南岛文化”之于中国古代文明远比我们曾经猜想的影响要深远。以前中国的南岛文化研究仅限于中国福建与台湾等东南沿海，现在我要说，或许我们应该继续扩展我们的眼界至更深入的中国南部与东部甚至北部所有今天的沿海地区以及昨天的沿海地区。台湾学者凌纯声曾经提出过一个“亚洲地中海”概念，指的是印度洋北部到中国南海、再到东海、黄海、渤海所有涉及的沿海岛屿和大陆。我也对这一区域非常感兴趣，由于这是一条南北有很大差距的斜线分布，所以这一区域牵涉到我们上面讨论的由于冰期而引起的南北“伸缩”，同时这一区域的东西跨度，也牵涉到从西到东总的文明流向问题，它也恰好涵盖了部分东亚的“南岛”地区。这一区域是值得继续关注的热点，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区域。大约1.5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开始融化，导致了地球上的地理巨变。积聚在北方的冰帽融化为海水，一些高山与陆地从冰雪中浮现出来，但海平面在上升。从那个时期到今天，海平面发生激烈波动，其幅度大约在200-150米上下。所以，在新石器时期开始的年代（中国大约9千年前，中东为1万年前）与今天的地理环境有很大不同，某些差异可能大到难以置信。简单地说，今天中国的东部地区凡在地形图上表现为绿色的部分都曾经被浸泡在海湖沼泽里，陕西、河南、四川这一带的山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是中国的“沿海”，山东地区的泰山附近曾经是一片海岛。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那时中国西北地区以及山东地区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1000多米的泰山也一样使人们非常之安全，他们不常受到海潮波动的威胁。这个事实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波动”可能曾经使这个世界面目全非。今天世界上一半的土地可能曾经是海，这个现实不仅改变了世界的交流方式朝向与水抗争的特点，而且改变了东西方交流的“道路”——某些文明交流道路缩短了，比如东亚与中东的交流很可能在某些时期（假如使用水上工具或对于那些沿海而行的人们）就缩短了一半的路程，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他们或许甚至可以驾船直接在印度“平原”上航行，然后到达两河流域南段，当然这个方向相反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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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石断裂代带说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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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并非所有的时期东亚都被泡在海里。新石器时期的人们比我们更幸运地观察到过“沧海桑田”的景观！甚至挪亚的传说也可借助这个现象进行研究，到底那是一场突然而至的海啸，还是一次海平面快速上涨的过程——从挪亚一家仍然有时间打造船只的推论看，似乎海平面上涨更有可能。保守的人们认为，航海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以为远航是2000年内的技术，美洲是欧洲人“发现”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人类由于在以往的年代里缺乏文字记录，所以对很多事情失忆，这歪曲了“史前史”的原貌。新石器时期太平洋上彼此隔绝的许多岛屿上居住着人类，假如没有航海工具的存在他们怎么可能存在。另外，在大约5000年前中国大陆就与200公里之外的台湾海峡有广泛的联系，假如他们之间不是靠稳定成熟的航海工具，怎么可以达到频繁的交流？带着诸如此类的疑惑，我找到一本在全球具有影响的书籍《古代中国考古学》，本章的思考将以此书为主要参考，并以他的著作为前进的脉络。闻名天下的北京猿人由于时间已经超出了第四纪冰川，所以不可能与中国人有关。DNA技术业已证明了这一点。但北京山顶洞人可能还有疑问，因为他们生活在1万至2万年前。几十年前第一批到中国进行考古的德国专家魏敦瑞指出，在著名的7个人骨中较为完整的3个成年人，其中的男性为原始蒙古人种，另外两位属女性一个属于美拉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东北一带），一位属于爱斯基摩人。不过后来也有中国人（吴新智）却认为他们一概都是蒙古人种。另外，1956年在广西来宾县麒麟山发现的智人颅骨，据说时间为距今5万年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南方亚热带，有零星人类存在也不奇怪，不过他被判定为不属于蒙古人种。所以也与我们“无关”。假如魏敦瑞对山顶洞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远古时代人类曾经进行过多么自由的迁徙！现在这三个人种分散在万里之外。它同时暗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不仅人类的迁徙能力很强，而且他们并不畏惧航海，因为美拉尼西亚人无论从中国还是从非洲走到今天他们所在的地区都要跨越很多不同的水域。这一跨种族、跨地区的生活对于我们现代人在多方面形成了观念的挑战。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我们的某些知识体系是否发生了严重误解，或者说，这一事实对于我们的常识造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冲击。千百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普通中国人是根本不可能看到一个外国人的，在1970年代中国人在现实里看到一个西方人或非洲人会奇怪地犹如看到外星人一般——这在生活体验上让中国人认为全球“交流”是困难的，实际上这是个错觉。中国人上个世纪与外部的隔绝是行政指令造成的，并非真正的自然地理上的困难所致。在1万多年前，一个中国老丈夫竟然可能娶了一个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与一个生活在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为妻，这是多么不可思义！不过，假如我们依据这个人类学结论认为他们一家三口跋山涉水才走到一起也是荒诞的，很可能今天生活在美拉尼西亚地区的人们一直就分布在中国的东南，而今天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不过是一群一直追逐着冰川生活的人们，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恰好部分人遗留在北京附近地区。从这个小家庭的神奇结合情况，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的变迁与不可思义。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学博士李辉在2005年初《北大中文论坛》发表言论说：“古人类学资料已经证明，在现今中国和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ngoloid-Australoidhybridforms）的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样说来，似乎魏敦瑞的结论还是更为可信。另外一位甘肃的考古工作者，综合一些新闻消息，在2005年初在《苏三客厅》BBS发文如下，提出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某些吻合我的推测，某些我还有不同看法，放在这里以供参考：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概念：藏彝走廊和藏缅通道，它们都位于横断山区。根据现在流行的人类非洲起源说，许多人认为曾有一批晚期智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通过藏缅通道和藏彝走廊进入中原，最后演化为华夏族。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公布：中国科学家首次采用能覆盖绝大多数基因染色体的微卫星标志，对遍布全中国的28个群体，作采样分析；初步证据提示：今天东亚人群源出非洲；中国南北两大支，可能是先到了南方，再移到北方，并可能是发生在3～5万年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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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石断裂代带说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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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金力、卢大儒等利用Y染色体上的SNP为遗传标记，为东亚人群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研究发现，北方人群的Y染色体比较单一，是南方群体的一个亚群，故东亚人群最早的迁移路线是从南到北。通过对汉藏语系代表民族Y—SNP分析，发现该语系的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起源，其祖先可能是3万年前由南方迁徙并定居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氐羌氏族。约6000年前，氐羌氏族的一支通过臧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并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藏族而后同来自中亚的古老人群融合，形成在Y染色体包括东亚和中亚两个人群特点的多起源组合。该位先生的私人看法为：根据晚期智人的年代，我们可大约得知这些原始人的迁移路线：云南丽江人（距今约5万年）——广西柳江人（距今约4万多年）——四川资阳人（距今约3.9万年）——甘肃武山人（距今约3.8万年）——内蒙河套人（距今约3.5万年）——北京山顶洞人（距今约2万年），这与遗传学的结论类似。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距今8000年前，迁到我国各地的晚期智人开始了新石器时代革命，他们从洞穴里走出，开始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制造陶器，并产生了最初的艺术作品。不过，考古学并不支持中华文化“西来说”。比如，在8000年前的几个文明源头中，最靠西的要数大地湾遗址了，但大地湾原始人从人种上来说是从我国南方迁来的，大地湾文化的演进也经历了从粗到精的过程，虽然其演进过程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影响，但其文化的本土性是可以肯定的。我认为这位先生所说的“考古学并不支持西来说”与大多数人犯了同样的一个逻辑问题，实际上他们只能证明中华地区确实有“从粗到细”的演进，但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影响”这一点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不同的影响力量以及方式，这是需要仔细研究区别对待的，不能一概而论。即便证明了石器时代，但“三代”时期如何却是必须另外证明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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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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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今天衔接紧密的1万多年前，冰期结束。“当时的地形与今天的有着相当的差别。在以后的几千年间（实质上是整个史前史和中国农业的早期历史），尽管其间存在着波动，但气候是更温暖而湿润”。这个波动引起的与今天的差别非常之大，大到一般人无法想象。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是，今天80%的中国人可能居住在当时的大海与湖泊里，而华北地区的气候很可能接近于今天的南方或印度一带，因为那里大象频繁出没。一个学者经常使用的比喻是，今天的黄河流域气候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在温度最高的时期，华北东部平原高度突降的部分被水淹没，其它的部分则成沼泽；山东实质上成了孤岛，水和沼泽将其与华北西部高原隔开；黄河在如今的豫中地区流入东海；沿海平原和沼泽以及黄河中游流域被森林所覆盖；长江中游流域的湖泊比现在的大，沿长江口海岸被水淹没。”“对东海岸边大陆架和内地沿旧海岸线的古代海洋软体动物遗存所作的研究已揭示出更新世后期海陆变迁的循环过程，据有人估计，在距今4万至3万年间（大理冰期时），海平面比现在低约70-80米。在距今24000-22000年间，海平面上升了挺多，仍比现在底30-40米，但在距今18000-15000年间的末叶，海平面又退至比现在低110米。随着全新世的开始，由于冰块和冰川的溶化，海平面急剧上升，到距今7000年接近于现在的高度，大概在距今6000-5000年年间。在更新世后海侵高峰时，海平面至少比现在还高6-7米。从那以后至少还有三次波动，波动高度在4-5米之间，直到最近200年，此时出现了海退的趋势。”这一海平面上下来回波动的结果对于当时的人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冰期后的海侵高峰期，华北平原很可能上不存在。当时，华北一带人们居住的主要低地是位于西边高原东部的山丘以及山东高低附近的山丘。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当时人们居住的低地位于沿太行山的冀西部分，核心区在河南沿太行山和中条山一线，还包括沿泰山的山东地区及鲁东高地”。进入到“文明时代”，陶器与农业出现，虽然他们两者并不一定是如影相随，大多数的情况看他们是相互伴随产生的；渔猎活动却是农业产生之前人们就一直在从事的活动。新石器时期尽管有一些东部平原上的遗址，但是他们的突然消失也变得容易接受了，因为海平面在不断升降起伏。当人们评论说，既然那里不平稳怎么还会居住在那里，要知道这个情形跨越千年，所以一旦有几年看到可以居住的平地人们也会扩散而去，不用说相对的稳定经常是几十年几百年了。基于以上的事实，这样一个史前遗址分布是必然的：多在西部高原山区，东部平原比较少见，尤其是在距离较远的时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分布体现了这个特点，基本上是沿山分布，体现了他们既要依靠海洋生物过活，同时居住在高岗以避水灾。在今天人们喜欢的广阔的平原地区基本上看不到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或许我们也可以假设，那里曾经是有过人类活动的，但是被洪灾全部掩盖摧毁了。但是西部高原却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太多的水灾。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海平面波动期间，不仅中国东部的平原经常消失不见，东亚的文明人主要集中在中国“大斜线”的西北一侧，东南亚的许多岛屿不见了。假如行走海路，不用再穿行马六甲海峡，从泰国那里的某些低地或许就可以直接穿越过去。印度半岛经常泡在水里只露出几个小岛来，古人们开个独木舟沿着喜马拉雅山南侧划行，这条海上通道可以一直走过两河、顺着伊朗高原的南麓一直到达土耳其！假如从印度这里向南，某些时候阿拉伯半岛可能只露出今天也门一带的高山，对面的埃塞俄比亚也有比较安全突出水面的大片地带。从东亚启程的人们从红海穿过，可以直接把独木舟开进地中海。红海与地中海在海平面比较高的时候是连通的，西奈半岛的一部分被淹在水里。欧洲曾经一片泽国，只有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高山作为岛屿凸出在海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在这些地区才可以发现密集的古人类活动痕迹的原因所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也露在外面，所以有一部分人居留在那里并形成欧洲的爱斯基摩人——就是著名的拉普人。最后，不要忘记由于当时天气温暖，就在今天的西伯里亚一带高原很可能生活着一批文明人，那里有广大而安全的土地，他们在新石器时期南下而影响过东亚的北方地区；中国西北地区与苏联临近的阿尔泰山在气候与地理认识中也应重新考虑在新石器时期的特殊地位，那里很可能曾经是个发达的文明地区。我认为人类航海的事情不仅是1万年就有了，而且是1万年之前就存在的事实，只是他们的船会很简单，但他们的勇敢弥补了技术的不足，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航海。假如我们推断人类的语言能力从大约3万年前就开始出现了的话，那么思维随之出现，用石器就可以凿出独木舟来。不过人们最多提到的早期船类实际上更多是芦苇捆绑起来的小船，这不需要很先进的工具，只需要思维能力。但是很可惜，由于船类在水的这一特点以及木质或草类的特性，今天的考古很少发现。比较令人高兴的是，中国杭州湾附近的河姆渡已经发现了一些“大船”的痕迹。河姆渡的存在时间大约在7千多年，但应该注意的是那里有一些高岗，当时周围应该多为沼泽或大海，我们应该把他们想象为生活于一些孤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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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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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新石器早期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它大体开始于7000年前，而衰落于夏商之际。实际上我常常简单地把中国新石器时期就分为仰韶文化和夏商周三代，两个部分。在仰韶文化之前，有比较大影响的遗址是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其中精美的椭圆型磨盘与磨棒引人注目。在其南面不远处还有一个舞阳贾湖文化，据称它与裴李岗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贾湖已经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符号，有人认为那就已经是文字的雏形了。这些发现不同寻常，因为几乎是中国最早的符号了。贾湖在河南漯河，遗址时间为大约8500年前。从我研究看这些符号与后来的仰韶符号以及甲骨文之间，我认为有一定继承关系，最奇特的是这个关联一直延伸到中东去。在著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前也有类似的符号存在，并且，在埃及远古也出现了几乎与裴李岗、贾湖一模一样的的磨盘。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播关系，现在还不好定论，我只能说早在9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段新石器时代，中国与中东之间一直发生着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神秘联系。既然中国人整体经历着从非洲方向而来的迁徙，那么这个联系就不是特别难以猜测。一种比较有利于“西来说”的支持因素是，这个时间依然没有超出西方的新石器时期的开端。也就是说，即便有了裴李岗、贾湖等中国的新石器遗址，中国的新石器开端依然在西方新石器时期之后出现，就东西方新石器时期的开始标志方面，没有形成质的改变。另外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当时的海岸线假如波动很厉害的话，那么裴李岗实际上是属于海洋文化，因为遗址所在地新郑就在秦岭东麓末端的“海边”。我们已经推论过由于海平面的波动使东亚与中东之间距离缩短的可能，而这几个文明在最初假如都属于海洋文明的话，那么这个统一性使他们关联起来的几率更大了一些。与裴李岗基本同期的河北磁山出土的一些陶器纹饰能够看出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波纹”状与“V”形痕迹，这些不仅与西北的仰韶文化有联系，而且与中东地区也有联系。我倒不倾向于他们是后来仰韶文化的先驱，很可能他们之间的相似有其它的联系。同时，我也不认为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突然一鼓作气从中东直接跑到东亚来的。他们可以分批分期呈多米诺骨牌效应方式，从一个接近的文明地区来到中国的河南以及西北地区。这个根源完全可以是土耳其与伊朗高原甚至青藏高原附近。在华北平原根本不存在的时候，那些西方的人们甚至可以驾着小船一点一点沿海划到裴李岗这里，当然所用时间不是1年、2年，而是1百年或1千年。据说那个时期的人们喜欢沿海而居，这方便他们的渔猎生活，海洋生物的获得成为他们生存的一大支点。那时候由于海平面很高，里海东岸实际上接近今天的新疆西部地区，甚至天山北部的准葛尔盆地通过伊犁草原而与欧洲汇为一片湖海沼泽。所以，假如是从北部进入中国，在大约1万年前后可以从西亚、欧洲分别进入天山或青藏高原一带，然后沿祁连山一直过渡到秦岭的“海边”——陕西、山西或河南附近——定居下来。假如你怀疑这条路线过于遥远而不可能如此，那么你怎么看2000年前匈奴人从中国北方长驱直入法国境内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这条路线上确实有欧洲人的踪迹。只是越到中国中原欧洲人的痕迹就越淡，因为南方而来的人类抑制了这个人群的扩展，中原黄河成为中国地区南北或东西方向人类源流碰撞交融的一大胜地。在大约6000年前后从南边或东边来到中国的人们不仅部分北上与仰韶文化会师，另外一部分可能到汪洋一片的东部寻找适合落脚的小岛，然后当海平面下落之后那里成为大陆的一部分，河姆渡等可能就属于这样的类型，接下来“东夷”的产生就有了根据，他们与仰韶文化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源流。几千年里由于海平面的来回波动，不仅可能产生包括挪亚方舟那样的故事，同时会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山崇拜”的文化根源，因为在某些海平面快速上涨时期，似乎看起来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只有高山可以挽救这个世界。所以，新石器时期陶器上面最经常出现的“波纹”状条纹，一方面很可能是水，同时他们也可能就是连绵不断的救命之“山”。青蛙也在陶器产生初期就出现在人们面前，除了表示生殖之外，很可能他们能够逃脱水患的而两栖生存能力让古人艳羡，从而人类开始崇拜他们。就在挪亚差不多同时代，是中国仰韶文化的兴盛时期。我曾经长久地为封闭的内陆大西北所表现出来的海洋特色迷惑不解，我想现在假如不能说我全部的疑问没有了，起码削减了许多：甘青一带当时距离大海远比今天要近得多，或者说那里当初就曾经为沿海地区。中国西南地区一直是个化石密集的地区，因为这里距离“西方”近，另外，这里有裸露在大海里的群山。尽管这里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为什么这里看起来没有发展出西北地区那么发达的文明？我的看法依然是与地理气候有关。农业只适合于有明显季节变化的地区，而甘青一带的高原当时肯定符合这样的条件，要考虑到那里比今天要温暖潮湿一些。但南方却由于过分湿热失去了农业文明的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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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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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林的甑皮岩发现了陶器，据说那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陶器”，时间大约为9000年前。这同时，距离那里很近的西边泰国也同时发现了类似的洞穴遗址。看来假如论早，实际上最早还得是与非洲方向最近的西南。以上提及的中国早期文明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中国本土化的最低层的资源。最基础的部分可能陆续从1万年左右就部分从中东附近带过来，比如对于鸟的崇拜，对于鹰的敬拜，对于蛇的恐惧与崇敬，都是曾经有过的“水世界”的产物；人们渴望如鸟一样可以随时避开洪水的袭击，他们可以象鸟一样了无障碍地飞翔于蓝天，可以象鹰鹫一样强悍凶猛，但对于到处存在与他们为伴的蛇摆脱不了只能求告于他们。鸟与蛇崇拜是全球通行的图腾，不是中国独有的，有人可能说这是巧合，但最集中于这2种动物却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应该怀疑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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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起源于海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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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一块中东泥板上记载着世界产生的过程：“最初没有芦苇，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城市，到处都是海洋。”这说明，当人类有记忆的时候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海洋”。后来陆地才慢慢显示出来，给人们以存身之地。实际上这可能是文明开蒙之后人类具有语言之后的最早记忆，其主要特征是：到处都是汪洋海水。我们发现，不仅人类喜欢沿河流而生存，而且考古显示最早的人类也非常喜欢沿海而居，甚至离开海就不行。比如以上两幅地图就显示出人类在追着“海岸线”发展，只要有足够立脚的丘陵与岛屿，他们就会迅速移居过去。所以我们确实很容易猜想：古人类是不是属于海洋动物？我甚至想猜测他们是两栖动物，当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栖动物”，我的意思是，很可能在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水的亲近以及对水的把握能力远远在我们想象之外，反而是后来他们与水亲近的能力才退化了。起码从解剖学上看人类曾经与水亲近并不让人意外。也有人把人类的起源解释为海上。20世纪中期英国人类学教授爱利斯特•哈代爵士认为：距今400万年至800万年前这一时期的人类祖先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海中，这里存在一个化石的空白期。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存在着几百万年的水生海猿阶段。大约在400万年至800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北部曾经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海水分隔了生活在那儿的古猿群，迫使其中一部分下海生活，进化成为“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却，已经适应水中生活的海猿重返陆地，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这个“海猿”假说同时也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最早学说。“海猿说”也有丰富的论据：

第一，人的身体表面裸露无毛，却有皮下脂肪，这与灵长类动物大大不同，光洁无毛的身体与丰富的皮下脂肪更适宜在较冷的海水中生活并保持体温。
第二，人体无法调节对盐的需求，而且要“出汗”来调节体温，这是“浪费”盐分的，而灵长类动物却不需要靠出汗调节体温，反而具有对盐摄入量的控制与渴求的机制。这说明人类是从盐分丰富的海洋中来。
第三，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都不是游泳能手。

2002年一位叫米高尔•奥登的法国医学家提出了更加离奇的新观点：人类和海豚的亲缘关系超过猿猴，人类的祖先是海豚。其论据是：

第一，人类本性亲水、猿猴厌恶水，这是最明显的分水岭。人的婴儿一出生就有游泳的本能，而且人的脊柱可以弯曲，适宜水中运动，而猿猴的脊柱是不能后伸的。
第二，人的躯体和海洋哺乳动物一样光滑，头部却长满浓密的头发。
第四，人类能以含有盐分的泪液表达感情，有趣的是，海豚也会流泪。
第五，人类喜欢吃鱼、虾与海藻，猿猴却不喜欢。

假如说这些牵涉到人类起源的理论还比较空洞和难以把握的话，那么考古遗址的分布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远古人类并不象我们曾经推测的那样因为没有高科技大船的出现而畏难于海，相反，他们与海异乎寻常地亲近！这个道理可能就象远古并没有天文科学但是人人却了解星空一样。很可能古人使用简单的航海工具做出了许多我们今天无法现象的航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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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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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开人类起源问题，海边有什么吸引着人类？在文明初期的古代人们为什么会聚集在海边？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在没有生产盐类的蒙昧时期，很可能已经有某些群体认识到生活在海边感觉身体更舒服一些。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他们只能呆在海边身体的不适症状才会减轻一些。甚至这个现象构成一些迷信，但事实上这与他们摄取海生物所带的盐分有一定关系。河流却是淡水，所以无法自然地补充盐分。另外，打鱼和以虾蚌类为生远比在陆地上狩猎简单而方便。最大的好处是，乘船比行走更便捷、迅速。当然所谓船并非今天的船，而是非常简陋的一些工具，甚至是如葫芦等一些原始条件的支持。人类整体逐渐与海洋拉开一定距离应该是新石器中期的事情。从此时开始，盐类被得到正确的认识，河流开始被开发，水井使用成为可能，盛水的陶器开始出现，最重要的是农业出现了。农业需要人类退到足够远的内陆去发展耕田。大约1万年到5000年前正是这一文明时期发生关键转换的时期。当他们全部转化到位，中国的“国家时期”开始了，“三代”在4000年前出现。“三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农业已经成为他们的常业，他们开始稳定地生活于黄河中游一带。仰韶文化被“三代”取代的过程，很可能伴随着东亚地理的巨大变动。比如说，原先生活在“海边”的仰韶距离大海越来越远。或许对于盐类的提取时间与途径会对仰韶文化研究注入新的血液。我觉得研究人类认识盐与使用盐的过程很可能会揭开一部分人类文明之秘。在古代盐为“白色的金子”。相当长的时间内盐几乎是一种流通货币。盐类实际上也是仅次于空气的一种生命必需品，所以结合海洋在中国大陆上的伸缩研究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了解了这个秘密，早期人类为什么喜欢沿海生活就容易理解了。传统学者认为商业的起源很晚，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商业的起源几乎随着文明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而盐类就是人类最初的商品之一。许多人会被迫主动去寻找盐这个必需品的交换，然后顺便他们后来也交换其它的东西，一些商业网络就会渐渐建立起来，当然最初他们只存在于一些家族之内，我相信某些家族可能会因次而渐渐成为职业商人，故而个别庞大的特殊商业家族会遍布全世界。商业交流促进文明交流，同时也发展了交通工具。管仲的《管子》相当篇幅谈到经济。管仲多次谈到“利”，“盐利”即为其一。《管子•海王篇》多涉及盐策，这是我国最早的盐政理论。他的理论确立了“盐税是人头税”，并且提出了“盐专卖”政策。盐类制约并引导着人们在盐源的周围生存，甚至为盐而战。在美国内战期间，由于北方富盐，南方缺盐，整个美国都必须进口盐。战争后期盐这种特殊的紧缺物品甚至会作为结婚礼物相互赠送，盐成为宝石一般宝贵，某些盐场甚至成为战争争夺的重要制高点。在认识到盐类的重要作用之后，东亚的古人很可能也发生同样的类似战争，甚至盐成为某些群体的命脉。不过大约5000年前的古人是不怎么喜欢使用暴力的，假如真的有类似的争夺至多是把人撵走了事。盐的原料来源可分为4类：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以海水为原料晒制而得的盐叫作“海盐”；开采现代盐湖矿加工制得的盐叫作“湖盐”；运用凿井法汲取地表浅部或地下天然卤水加工制得的盐叫作“井盐”；开采古代岩盐矿床加工制得的盐则称“矿盐”。由于岩盐矿床有时与天然卤水盐矿共存，加之开采岩盐矿床钻井水溶法的问世，故又有“井盐”和“矿盐”的合称——“井矿盐”，或泛称为“矿盐”。食盐是维持人体生理正常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成人体内一般约含钠90g、含氯85g，大部分存于体液中。钠对肌肉的收缩、心脏的搏动、血液的流通、神经信息的传递、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体液的酸碱平衡等都有重要作用。氯既有维持人体内酸碱平衡和渗透压平衡的作用，又是胃液中电解质的主要阴离子，能促生盐酸，帮助消化。成人每天一般需要摄入5～8g食盐。人体如果缺盐，轻则倦怠乏力，淡漠无神，起立时晕眩；重则恶心呕吐，痛性肌肉痉挛，水肿，血压下降；极重则木僵，恶心呕吐以至昏迷，血压进一步下降或不可测知。食盐除作调味品外，尚有调理作用和药理功能：食盐水浴可治疗皮疹、风湿、慢性贫血；肺出血时可服数克盐水止血；在水银、溴、碘、铬等中毒时，服食盐水可解毒。中国是世界产盐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地区煮海为盐据考证最早起源于山东半岛胶州湾一带，开始于炎帝时期。此法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逐渐过渡到用滩晒法制海盐。湖盐的生产至少从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开始，即用人工盐田晒制石盐的生产方法，春秋战国时代“肇始于山西解池”(即今运城盐湖)。井盐的生产始于2000多年前的秦代，公元前256～前251年李冰为蜀守时已采用钻井汲卤煎盐方法开采利用今四川省双流、成都一带的卤水矿。中国矿盐(亦称岩盐)的生产历史只有数百年，先是从地面或地下直接采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云南省石羔井开始采用斜井开采，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川省自贡钻出第一口岩盐井，注水溶解后汲卤制盐，为钻井水溶开采法的雏形。另外，在西藏芒康县、盐井县一带广泛出露盐泉，利用盐泉“汲卤熬盐”已有数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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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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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最大的盐矿省为青海省，保有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80%；此外四川、湖北、云南和江西等省盐矿资源亦极丰富。青海省的这一特性或许能够部分揭开为什么新石器时期早期最发达的地区就在青海附近一带。我国盐矿资源基本分布状况是：东部海盐，西部湖盐，中部井矿盐。我国是世界上湖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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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仰韶文化兴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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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探讨中国仰韶文化的兴盛与衰落之秘。我认为这个探讨必须在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之上进行才有可能获得进展。我的看法是，仰韶文明的兴衰因为地球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与东亚的地理大改观可能有直接的联系。仰韶文化位于今天中国最贫困的西北干旱高原山区，让许多人惊讶不已。为什么几千年前该文化曾经会繁荣于此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旦了解古往今来的沧海桑田，一切就会变得容易理解。仰韶人曾经生活在距离海湖不远的地区，但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期，地理环境与他们长久适应的环境发生了断裂。海岸从地理“大斜线”东移，同时又没有及时得到来自中东的技术更新，在与具有海洋背景支持的东部文明碰撞中，仰韶文化终于消失于历史的舞台。在中东地区也奇怪地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南移现象，从土耳其以及两河流域南推至稍微后期的埃及。这些都可能也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大象、鸵鸟等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从中国北方南撤，河南、河北现在都没有了大象，如今他们只生活于云南省一带。以往适合农业生产的北纬40℃地区，后来在北纬30℃也可以，所以埃及文明在中东开始大放光彩，在中国地区仰韶文明被南方的黄河文明取代。仰韶文明的衰落与中东的变化有同步关系。从世界地图上看，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甘青一带恰好与小亚细亚半岛和两河在接近的纬度，并且在同期他们在东西方同时获得了文明稳定而长久的发展。大约从4000年开始，文明在中东和东亚同时南移。这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在早期渔猎和农业时代，气候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一切都要靠天吃饭。气候的变化会导致一些文明的兴衰。不仅远古如此，对于中国唐朝突然开始的“安史之乱”，有些研究者也认为与当时气温下降有关。它迫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南迁。“从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前，春季时间则推迟，相应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从河湖海冰冻现象研究，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这种相对寒冷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这个论点的持有者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他认为这是直接影响中唐时期北方变乱的主要原因。仰韶文化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三代”把中国区域内的文明重心拉向中原和东部。尤其是商朝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来自山东沿海一带。这一先一后，一西一东，已经给仰韶的兴衰指出了神秘的答案。中国的文明起源确实可以简化为这两个大的文明版块，仰韶在西部代表了农业文明，“三代”很可能代表了“海洋文化”。尽管黑格尔说封建时期的中国人背离了海洋，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或许可以说，是海洋文化打败了陆地文化，东部打败了西部。“三代”的出现很可能可以归纳为海洋文化的胜利，或者“水利文化”的胜利。在中国最早的文明遗址之间是否曾经有过交流，这是个问题。并且，怎么来定义这个“交流”就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个事实：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强烈特色；假如还不能说某些貌似交流的成分是同源，那么起码我们可以说这个交流是很薄弱的。就仰韶文化与裴李岗之间，“无论是碳十四测定还是类型学研究，都尚未能将该类型与更早的文化（裴李岗文化）衔接上，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有待于填充的空白。该缺环与渭水和汾河下游地区的早期阶段（半坡阶段）相对应”。“在陶器风格方面，甘肃、青海地区诸类型与陕西、河南诸类型有着重大的差异：这无需争论，而是从其发现一开始就已被认识到了”。以上这些差异可以考虑为在中国之内的东西方差异，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来自不同的根源，带有不同的语言与原始宗教习惯，这些沟通工具的差异阻碍了他们之间的有效交流。此时距离中国西域很近的印度河上的哈拉帕文明值得中国人关注。它几乎与仰韶文化的命运一样，在大约4000年前神秘地消失不见。或许在中东的某个地方与中国的仰韶之间存在着一种尚未被我们观察到的相互关联，而这个关联由于世界的巨大变化迅速地导致了一连串的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多米诺骨牌倒塌现象。比如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兴衰就曾经导致过沿途几个国家的兴灭。不过哈拉帕文明也可能由于一些水位影响了地理变化。哈拉帕文明距离中国的昆仑山很近，并且与仰韶文化基本同期。可以将其定位为中国某些文化的“过度驿站”进行考察。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无疑的，但是假如只看到这些本土化而看不到突然的文明几次大举进入中国境内也是不客观的，所以无论是强调“西来说”也好，强调本土起源也好，基本的事实还是应该划分清楚的。假如没有这个前提的划分，可能永远只是在做无用功，因为从表面上看似乎“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实上是有些人没有分清本土化以及突然外来文化的区别。从这个时期开始看，中国区域内可以有几种划分。一个是南北划分，一个是东西划分，还有一个是东西南北的划分。从目前来看，起码把出现于湖北的大溪文化作为楚文化最早的一个根据地，而把古代文化分为西北、东部与南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划分中把东北的红山文化与河姆渡、良渚等东部文化合二为一了。但不能把这个划分与后来的苗、夷、戎、狄对应起来，主要原因是由于时间上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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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仰韶文化兴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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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石器时期最初就已经看出，西北的红陶仰韶文化与东部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主要的差别表现在前者以红陶为主，后者明显以黑陶和白陶为特色，也有红陶出现。并且巨石文化、鼎文化、鬲文化、甲骨占卜、漆器、鸟崇拜，都多来自东部文化，他们通过“三代”而延续至“历史时期”。除了红陶，西北的另外一个特点似乎是双鱼标志，后来成为羌人的一个特色——至今藏族同胞不喜欢吃鱼，或许远古他们有鱼崇拜有关，这需要进一步了解。夏代是第一个有较多完整青铜器的一个团体，商朝更是进了一步。或许这可以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什么真正驱逐了“红陶文化”，是科技技术。东部文化比西部整体上更早一步获得这个先手，所以他们战胜了前者。我猜想东部在夏时依然使用了海上通道，而仰韶文化由于海平面的逐渐回落使他们彻底脱离海岸而失去了交通的便利，后来的“三代”对他们造成了海上来路的断绝，最终使仰韶随之气绝于深深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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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海洋文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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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境内泰山并不特别高大，才1千多米，为什么它会是中国古代最神圣的具有人文价值的大山？从大汶口文化或许已经奠定其神圣地位。东部地区新石器时期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组成。在山东西南与河南比较接近的地区发现了一个滕县遗址，“早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该类型与后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有相似之处”。这不奇怪，从地形图上看，那是两处最近的“岛屿”，他们之间应该曾经是一片“湖海”。我们或许需要猜测两地之间是通过舟船之类的工具达到交流的才正确。苏北淮安的青莲岗文化遗址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时间上早于龙山文化。迄今为止已经发掘了100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尽管出现于鲁东、皖北甚至豫中，但其核心分布于山东、苏北。并且这些遗址多为墓地，而非居住地。我对于大汶口文化以及它前后和周围的东部文化的总结是：偏于海洋特色。并且之所以多发掘有墓地而不象仰韶那样有许多的居住地发掘，原因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船上，船就是他们的居住地。或者他们的房屋就建立在水上或水边，这一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居住地会在发现概率上少于仰韶文化，坟墓就不同了。即便在上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渔民除了必要的采购以及埋葬亲人他们几乎是拒绝上岸的，与岸上的人们几乎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远古时期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如此，或许没有道理，只是传统，也或许深有道理，比如躲避各种可以想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误以为大汶口文化是纯粹的海洋文化，他们也发展农业，任何一个谋求发展的群体在当时肯定已经意识到农业的不可或缺，所以他们最有可能整体是“两栖”群体。大汶口人到底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重大而敏感，因为它意味着对东部文明根源的回答。“严yin根据对大汶口和西夏侯遗址（山东曲阜）人口的一项研究而推断其居民为波利尼西亚人种，而与同时代的仰韶居民有着显着差异。”但也有中国学者不同意这个结论。波利尼西亚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否则他们就不会居住在太平洋上的小岛之间。实际上我还认为这个民族与后来中东崛起的海上民族或者腓尼基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后话。再联系到北京山顶洞人中的拉美尼西亚女人，这个推断就显得更有道理，因为拉美尼西亚基本上就在波利尼西亚文化圈内。也就是说，无论山东大汶口文化还是北京山顶洞人看来有可能是同源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南岛文化”范畴内。也就是说，中国的南部与东部地区，在早期更多接触了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海洋背景的“南岛文化”。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又加入了其它多种文化色彩，最终稳定沉淀于“三代”。而三代的直接根源却在中东。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我相信生活在海洋上的这些人们融合、分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与文化，有些群体甚至消失不见完全被包容在另外的文化色彩之中。比如“三代”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结晶，我们最终只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一两个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做全面的总结很困难。在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一直比较接受人类起源“非洲单一说”，当然包括南岛人（含波利尼西亚人）也是从非洲出去的。在第四纪冰川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人类活动绝迹了大约4万年，而这个时期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因为生活在赤道附近一直生活得自由自在，他们以那些温暖的岛屿为根据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1万多年前冰雪融化期间，他们可能花费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游弋到当时临海的北京山顶洞，其部分后代也分布于相距已经不远的山东泰山一带。台湾在这条交通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中转作用。有许多的研究者认为台湾是“南岛文化”的发源地，可能就与这个重要作用有关。由于中国大陆文明交流与冲突大大高于台湾，所以最初的南岛文化作为最底层在大陆被彻底掩盖，我们容易看到的是后来人群带来的影响。台湾的“南岛文化”成分因为相对“纯净”而为大家所易见。对于日后中国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大汶口文化有人给分为这样三期：公元前4300-公元前3500，公元前2900之前为二期，公元前2400前为第三期。在最后这期中出现了西夏侯等遗址，黑陶开始出现，玉钺与石钺出现，并且一些大家熟知的斧头与太阳月亮的组合符号同时出现。这一时期以赤峰为核心的北方红山文化与大汶口应该有接触，并且时间越近我认为红山与大汶口愈加靠近，他们相互有过更多的影响。我更偏向于把红山的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与仰韶有联系，后期与沿海的东部有联系。南部江苏吴县一带的崧泽、马家浜、杭州湾的河姆渡、良渚等也做类似考虑归纳，他们通过大汶口而与红山文化发生联系。东部沿海一条线。以上东部地区很可能与南岛文化都有牵连。所以在近1万年的时间内，到底是中国大陆发展了南岛文化，通过台湾回馈给太平洋中的南岛人，还是南岛人不断向东亚北方迁徙发展，这确实是个问题。但重点是要认识到，大约从龙山文化开始，东部文化就逐渐被新的文化层所覆盖，这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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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海洋文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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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红山文化中有鹰崇拜，那么南方河姆渡文化里则似乎出现了凤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龙风文化从根源上似乎与西北仰韶文化鲜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中国一直声名显赫的仰韶文化很可能由于被东部文化替代，尤其是被奠定了中国文明根源的“三代”覆盖，今天中国人所继承的很可能更多不是仰韶文化，而是东部海洋文化。当然，这个说法相当武断，但确实值得提出来。龙风文化到底起源何在，现在还是个谜。黑陶作为龙山文化的象征，似乎除了西北仰韶哪里都有出现过，包括南方的大溪以及后续的汉水屈家岭，河姆渡就更是“以黑陶为特色”（张光直语）。这都说明了中国东部南方与东方的某些统一性，以及他们与西北地区的分别。张光直先生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冲积扇已基本形成，随着其边缘地带地面豁缝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消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的陆路交往就必然便利了”。“有确切无疑的迹象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无论南方和北方，这些有特色的文化都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该进程中，文化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其时间在北方为随后的1000年，而在南方则为随后的1500年至2000年。这些地域文化向外扩展，彼此间确确实实地进行接触，在文化上相互作用，并从实质上表现出相互作用日趋加剧的迹象……”。注意一下南北两地的不同时期或许是有意义的。它或许暗示了我们某些基本条件上的必然，比如交通工具的这个时间的改进甚至出现。为什么南方会晚1、2千年，他们在等待什么？我认为可能是一种舟船大车。也可能是青铜器的出现有利于南方茂密森林的开垦。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区域在“相互作用”之下成了“相互关联的文化”。对于这个相互作用的时空概念，张先生认为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开始形成，范围是北起辽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台湾，东起东部沿海地区，西到甘肃、青海和四川……，所有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被秦汉王朝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张先生尽管是一位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支持者，但是他是一位明显有着开放与发展眼光的人。他时时看到新材料的涌现对于史前老的假说的冲击。我不得不说，在这里张先生表达了中国后来的文明就起源于以上提及的新石器时期文明的倾向，这个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张先生如大多数中国文明独立说者一样，只看到了中国本土完整的“序列”，并陶醉于这些“序列”，但对于新内容的注意不够，比如马车的引进，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引进，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现，文字在后商的突飞猛进，对于这些关键的文明元素都没有足够的重视。最重要的是，中国文明独立说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术应用之前中国也有猿人进化为中国人的幻想基础之上。现在当我们把人类的起源定位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之后，许多推论势必发生了动摇。但张先生并没有看到今天DNA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已经没有机会更改他的结论了，这很遗憾。但张先生的视野始终是开放的，我始终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受到他这个精神的鼓励。在过去的上万年里，应该源源不断地有外部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定居下来，他们带来的文明与本土产生的文明一直在进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奠定了部分的中华文明，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带来新文明的“三代”还没有到来。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开始了，同期比较著名的还有南方杭州湾附近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黑陶以及那些独特的带有大眼睛（或大耳朵）的玉石纹饰都说明了它与龙山文化或者商文化的直接关系。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那些精良的玉器。东北的红山文化是另外一个以玉著名的区域。尽管从文饰上还看不出来两者有什么关联，但是同样热衷并擅长玉石雕刻都让人猜想之间是否有着深层关联。由于红山文化在前，良渚稍后，在考虑到气候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气温下降之后，这一猜想就更显得合理。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迁徙，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融入交流。整体看下来，实际上中国东海部地区都有十分明显的玉传统，而中国西北地区却似乎只盛行陶文化。这是中国新石器时期东西部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龙山文化挟裹着“三代”文明。龙山时期一些遗址开始广泛出现于平原地带，说明大海消失了，沼泽也已经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中原。突然多出来的这些土地使整个东亚看起来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埃及与两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发达的王国，中东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会不关注到东亚长出了一块巨大的肥肉。而更多的商人甚至商业大家族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考古显示，在大约5000年前东亚开始文明加速，这里的社会生活即将发生一些质的改变，其中一个标志是“矛头和箭头的数量却异乎寻常地多”。暴力与战争开始正式登场。这时期一些新的文明因素又在出现。比如良渚文化中著名的内圆外方的玉琮就没有人找出起源，甚至至今没有人讲出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那些奇特的面貌造型也是突然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是很成熟的摸样，没有什么过渡。他们来自哪里，也没有人解释。但是这些遗址位于海岸边的事实还是给了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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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海洋文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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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东比较辉煌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确实没有发现类似的玉器，但是中东却流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至于具体的这些玉器属于哪个文明，我想不一定是著名的大的文明版块，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小的分支，甚至是一个在过去几千年里海平面波动中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我们不能抱定每个文明一定能够找到起源的信念，尽量寻找起源当然是应该的。黑陶文化的起源也是个问题。在中国的东部从南到北几乎都有黑陶，甚至台湾的凤鼻头文化也有黑陶。但是比较肯定的是，除了中国之外中东附近包括印度也有零星的黑陶发现。既然这些疑问都产生于中国的海边，我想还是应该把这些疑问交还给大海。一位名叫“余以为”的网友在《苏三客厅》看到我以上的议论后发言：

一：中国东部、南部、东南亚、印度南部，都是黑陶文化区，连成一大片。黑陶伴随着湿地农业，彩陶伴随着旱地农业，这两种文化在石器时代交流不多，井水不犯河水，黑彩分明。
　　既然想讨论海洋文化，建议侧重讨论黑陶文化圈。
二：你说过“太平洋尼格罗人直到商朝晚期都出现于河南的平原上”，他们是比黄色人种更早到抵达东亚的澳洲人种，他们相对现代后来的东亚人既不外来的，也没有迁移走，而是被吞没了，在周边民族的基因里还有较多遗存，比如日本、通古斯和藏族。
三：雅利安人东进的动力主要是，西欧还是大片原始森林。森林和沙漠一样不适合新石器农业，不可能大规模繁殖。西欧在铜器时代才逐渐发展，铁器时代才繁荣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对付森林，不是用石斧，而是用火。太潮湿的地方，森林是烧不起来的，所以西亚、北非、中亚、印度和中国北方这些现在看起来有点干旱的地方，反而是最适宜新石器农业（水稻除外），中亚也可以。

公元前2000年，适逢气温下降，中亚农业衰败，西欧雅利安人改良了马，从定居畜牧改为游牧生活方式，既有迁徙速度，又有战斗力，又能适应较贫瘠的草原环境，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就替代了早期已经衰落了的定居半畜牧半农业印欧人。所以青铜器早期，整个中亚遍布雅利安游牧人，直到东方的蒙古人种也学会了游牧方式，雅利安人又找到地理条件更优越的殖民地——伊朗、印度和欧洲，才半推半就地把中亚北部让给了突厥人。雅利安的东进和突厥人的西进，隔绝了中国和西欧的联系，所以我们才会对汉语和英语相似之多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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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大致分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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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以往的历史，并把我的结论写下来与大家分享，不是我在向读者说出一个不可置疑的真理，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不是出于谦虚而出此言，而是这个世界实在奇妙，其变幻多端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事实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外。我真的被这些新挖掘到的事实以及我自己的逻辑推论所惊呆，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欧洲人的谚语：事实远比现象更大胆。在总结过去的人类历史，很可能分出几个阶段才容易理解，过于笼统就会发生许多误解，所以让我们还是做个“精细”的分层。从我的角度，我愿意把人类起源到“非洲单一说”的“夏娃”之间划线。这条线大约在15万年前之前。由于牵涉到过于庞大的资料收集，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阶段的想象，置于一片美丽的“混沌”。接下来的阶段到10万年前为止，这期间从非洲走出的人类覆盖了亚非欧，包括中国大陆。第四纪冰川顶峰期的到来使人类被压迫至赤道附近发展，中国大陆人类化石基本上呈空白状态。这时期大约为10-4万年前。然后的阶段是第四纪冰川顶峰期向溶解期过度，导致了大约4万年前到1.8万年前人类的逐渐回流，其出发地就不仅仅是非洲一地。与先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超出了非洲，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热带区域（假如由于极地的移动，起码这个时期的“赤道”与今天的“赤道”还是比较接近的），不仅有非洲的赤道，还有太平洋小岛，以及美洲地区。这个时期的特别指出具有重大意义，它可能导致以下的一些情况凸现：由于回潮人口在赤道附近的突然积聚，使得交流加剧，在某些热带地区产生了相对发达的文明，在后来冰川溶化期这些发达的文明又从这些地区传播到他们的北方去。也很可能这个冰川在地球上的来回伸缩带来的人群流动，无意中加速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从而使人类文明发生了质的转变，很快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但需要补充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地理特点（如海平面频繁升降）以及人类善于和水周旋的应对，这一时期达到过我们不能想象的文明融合，一旦冰转化为水，水不再为害，水成为利。这也就是至今我们从考古发现的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人类就具有诸多相似特点的解释吗？否则，我们怎么解释人类在广大的地球上似乎突然之间不约而同地进入同一种状态，各个大的区域之间就新石器期间差别的时间只有千年。从冰川融化顶峰期，一直到新石器时期，乃至“三代”之前，东亚一方面受到来自“西方”（中东与欧洲）的强大影响，构成了西北仰韶文化等底色；而东亚的沿海地区却受到来自他们南方的太平洋地区以及东南亚岛屿转来的文明强劲影响，他们可能发展形成了中国自渤海湾一直到山东半岛、杭州湾乃至台湾、流球、南海的文明。同时，这个太平洋文化直接东去，横向进入美洲，所以，整个太平洋东岸与西岸的许多文化看起来有许多的相似成分。北部白令海峡确实是一个文明通道，但远非唯一的亚洲与美洲通道。一般认为美洲人是大约3万年前迁徙到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支持条件。也就是说，在第四纪冰川顶峰期之后才是亚洲人迁徙过去的阶段，它衔接了4万年前的中国化石空白期。当人类从赤道回归北方的时候，他们不仅来到了中国北方，并且他们沿北部残余的冰原到达美洲。当然，这只是第一批，后面还有许多批人穿过海峡或大洋来到过这个块原离文明核心的大陆。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忘记在中国与美洲之间存在着俄罗斯的广大土地，那里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土地，可能产生过一些文明团体，并且从考古上可以认为与仰韶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可能都有接触。难道没有人发现相当一部分的俄罗斯人真的与中国北方的许多人外貌非常接近吗？在考虑人类的文明交流与群体迁徙时，不能犯“单纯化”的毛病，一旦过于单纯地总结问题就会陷于各种误区。实际上许多文化区域是混合的，只是偏于哪里的问题，并且越是时代靠近我们，交流与混合的幅度与深度就加快了。始终不要忘记文明本土化以及自创也没有停止过，只说交流外来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或许西北、西南和东方这三个大的方面最终构成了中国相应三个分区，并最后“混成”为汉语的背景：来自西北方的阿尔泰语，来自西南的藏缅语，来自东部南方的南岛语。这个认识依然不能“单纯化”，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侧重。另外，假如我认为中东对于中国有着深重的影响，那么他们对于中国的语言影响是什么呢？这使问题复杂起来。我的一个解释是，这是后期的问题，是“三代”时期的问题，时间比较靠后，而且假如“三代”主要是上层统治者为外来者的话，他们是否最终会广泛影响和改变民众的语言习惯，这还是个问题。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文明加速发展，地理的优势导致人口在中东地区汇聚，中东文明的强势从地图上显而易见。无论是人类起源于东非，还是最大的土地板块核心就在中东这亚非欧联系地带，太平洋地区即便有文明发展，长期下来必将不是中东的竞争对手，美洲那纤细的赤道带更不是文明发展的好选择。中东的幸运是地理决定的，它的文明排头兵地位也是地理优势决定的。这个落差积累到一定的时期后，中东必然要向四周扩展，这个必然到来的扩张时期就是大约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而中国的“三代”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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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大致分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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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青铜器时代开始文明发生了质的改变，青铜这个当时的高科技成为征服其它文化最有利的武器。“三代”携带着青铜来到中国并不令人意外。从以上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居住在东亚的人们很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审美偏好、不同的工艺，也有不同的人种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工具。
几个大致分期：

　　1， 人类起源到“夏娃”的15万年前
　　2， “夏娃”到10万年前非洲人扩散到东亚
　　3， 10-4万年前的化石空白期，曾经居住在大陆的人被迫南迁
　　4， 4-1.8万年前从赤道附近逐渐回潮北方
　　5， 约9000年前-4000年前的以仰韶时期为主的新石器时期
　　6， 4000年前-3000年前“三代”核心时期
　　7， 秦汉之后封建国家兴起后的封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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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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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主体应该说是从“三代”开始的，并且这个文明以汉字为标志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探索中国文明实际上首先就是要清理“三代”的根源。当我们在考察“三代”文明时，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在中国的部落成千上万，夏商周不过是其中较大的部落而已，他们或许还不能来代替整个中国。但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来谈。顾祖禹总结说：“传统的说法是当夏禹在（涂土）山召集各邦首领时，有万邦首领携玉和丝绸而至。至商汤受命于天来肩负重任时，尚有3000余国。到了周武王大会诸侯而检阅军队时，还有1800个诸侯。当周王朝开始将王都由镐京向东迁至洛阳时，还有1200个邦国。在从迁都至春秋末期的242年间，诸侯们进一步卷入了相互兼并之战，在春秋经传中仅见到100余国。其中在结盟和征战中记载清楚的是14个诸侯国：鲁、卫、齐、晋、宋、陈、郑、蔡、曹、许、秦、楚、吴、越。另外的113个诸侯国被大国们所征服，将其财产和武装交由大国们处置”。因而张光直先生说：“尽管夏商周三代中有统治时间较长的时期，然而，三代可能至多是诸多国度中的某几个，在一段时间里取得了统治权而已。但是该三个政权在各自所进行的时期，其文明发展的水平可能高于所有别的国家。”张先生还明确认为，夏商周的文化有统一性。我在《锁定两海》一书中甚至更进一步试图论证“三代”的同宗关系，比如对于“qi”这位祖先的探讨。或许仅只是因为这个延续下来的家族特别注重“族谱”，所以我们只留意到同时期这仅有的“三代”，其它的全部被忽略了？比如三星堆文明在偶然发现之前我们就毫无留意，直到他们的青铜器竖立在我们眼前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支文明。修族谱的习惯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三星堆人仅只是因为没有修族谱的习惯才被中国历史忘记了？至今在中国境内哪个民族依然具有这个顽强的修族谱的习惯，是仅只“客家人”有此传统，还是其它的民族也有此传统？他们是相互学习的这个传统习惯还是自古就有呢？另外，在中东具有修族谱的除了犹太人还有其它民族吗？这些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被一个喜欢修族谱的家族给夸张填充了。在《锁定两海》一书里我怀疑“夏甲”就是“客家”，至今客家人也有记录家谱的习惯，比如今天南方赣州的客家人竟然可以记录到从1700年前河南颖川南迁的详细事实。当然，中国几个圣家族的族谱就更清晰了，比如孔孟家族。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的国家民族有此习好。犹太人的家谱能力倒是不用怀疑。中亚一些国家似乎也一样有类似传统。由于缺乏文字，夏朝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来任何文献，所以有关夏朝可谈的很少，只有传说。而这些传说在中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以区别于真实的历史，估计要很久之后我们才可能继续对夏继续说三道四。尽管中国人喜欢开口就说“夏商周”三代，但实际上西方人并不认同有“夏”这个朝代，他们遵从的是科学原则，我们中国人认同的是情感原则，甚至神话原则，或者干脆就因为夏商周是同宗的，自古就是连同一体的，所以言我中华必从夏始。当然，或许中国人这样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据说“华夏”就是从“夏”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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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商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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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多可谈的是商朝。商朝公认的发源地是山东，时间则是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商文化或者说龙山文化逐渐向中原靠近，他们的都城一步步进入黄河中游。最终龙山文化与晚期的仰韶文化在中原河南融合。两种文化典型的混合承担者是夏朝。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或许它暗示了最初的某种联合，这甚至让我们无法判断夏的来路，在东西之间摇摆。商更明显地指向了东方海上，然而近年来对于商墓中玉器来自西域的鉴定又一次使我们怀疑商其实也很可能采用两条不同的水陆道路，并且迂回了东西两条路线。假如说周取代了商是由于宗教，那么我假设商取代了夏是因为一种职业性新势力：商业。我们可以认为在大约3600年前海洋文明击败了夏所代表的内陆农业文明，而这个附带于海洋文化之中的是日渐发达的商业。再继续进一步仔细分析，商朝内部也发生过大的变化。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商”与“后商”。甚至这个变化之大让许多人诧异地疑问：他们还是一个王朝吗？这个“结构”上的松散其实不由得让人想起来张光直先生对于商王朝政治格局的读解：轮流坐庄制。张先生认为，可能商王朝并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皇室家族统治，而是由几个大的家族轮流定期执政。这个说法我很欢迎，不仅给“后商”的突然变化做出了合理解释，而且还为我后面一个更大的假设提供了方便的背景条件。只是有一点改动的是，我假设这几个轮流执政的家族都是富商巨贾，实际上类似的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确实出现过。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商王的“轮流坐庄”假设是，具有统治权的王族共有十个群体，按照干（支）体系分为十个，每个群体中的王就以他们的群族来命名这个王。如武丁来自“丁”群。这个假设很有创意，如清朝“八旗”有异曲同工之美，也合乎逻辑，不过目前尚需要更多证据。似乎从“后商”（大约3300年前）开始，发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甲骨文突然出现，使用龟甲的占卜大规模出现，葬俗也出现了大幅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剧烈变动。我甚至认为后商与周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周人或许为了真正的另立江山才彻底推翻了商人。他们之间有联姻关系是肯定的，但之间的真正关系如何，起码不能以封神演义那样的文学作品来论证，因为就这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学作品看，周朝与商朝水火不容，不可能是我假设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一种带隧道的王墓在后商开始出现，威望越高隧道越长，国王与亲王之间在隧道的数目上有明显区别。只有国王可以四条隧道，王室成员根据等级不同隧道的数目发生改变，在后世人们称其为“隧礼”。这一情况在中国封闭的学术圈内以为是中国的独特礼制，实际上类似习俗西方早有。在与此基本同期，欧洲远至爱尔兰，近至意大利，德国，尤其是古埃及，只要刻意寻找都有类似发现，只是在细节上不尽相同。尤其是隧礼在埃及这里明白无误出现，并且，隧道越长威望越高，其集大成者在“国王谷”，时间也与中国基本同期。在国王谷出现之前，古埃及皇室使用金字塔，他们与中国商周几乎同时改换为有漫长隧道的墓室。中国想必一直同样模仿使用了金字塔，不过质材与大小差别很大而已，夏前诸多传说是“台”。后商开始，隧礼出现，埋在地下，地面上的金字塔形状实质上在中国也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据说到宋朝才改为圆形宝顶。中国从后商开始，可能结合了金字塔与隧礼，上有金字塔但却很小，下有隧礼但却短得可以考虑为下葬的通道。古埃及的隧道长度有时达上百米，中国皇室的一般则长十几米，偶尔我猜想这是不是不敢昝越的一种表示，所以后商人把长度加在侧面的几条隧道上，成为一种古埃及人并不使用的“十”字墓地。后商的诸多变化让我怀疑，是商的统治集团被注入了新的成员才导致了突然的许多变化。我还是怀疑这个新成员或许与周有关。从文化传承上看，后商与周实在衔接太密切了。商朝各种各样的鸟造型很盛。据说，在中东一带鹰是女性的象征，尤其是女性权威的象征。同时鹰也是王权的象征。由于在奢华的妇好墓中发现了多种鹰造型，我坚持认为，假如妇好不是一位女王那么她肯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王权身份，她不是一位普通的王妃。假如以后的考古证明她是直接派到中国的某位西方皇家代表我也不会诧异。有人认为商朝出现的饕餮纹与沿海比如良渚的器物之间有联系，最初我认为这太牵强附会，但后来经过研究后我认同了这个观点，并且我认为他们的相同点是“眼睛崇拜”。良渚玉器中常见的一种是眼睛状物品，饕餮的重要特征也是眼睛而不是其它五官。我希望再把这个“牵强附会”的源头拉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那里去，他们有“眼睛崇拜”。当然，全球眼睛崇拜现象很普遍，只是那里更盛一些而已。比如埃及的“何露丝之眼”，中国夏朝与三星堆器物中出现的眼睛符号，都可以看作是共同的一种眼睛崇拜。尽管商与沿海许多文化有牵连，并且他们之间的联系超过了与西北仰韶文化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夏商与沿海似乎还并不成为绝对的同一体。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是联合结盟了，比如，黑陶、鼎、鬲等属于旧的沿海文明，但外来的“商人”却可以以青铜技术获得与他们结盟的权利。我们不能看到某些文明痕迹在一起就认为他们一定是本来同源的，也可能是外来突然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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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商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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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至今也没有发现青铜冶炼的探索期，应该是有人带他们进来，而进来的新人一定获得了利益，起码在黄河流域就是夏人和商人。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远远高出原来的早期土著他们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政治利益。在长江流域另外有一群默默无闻的青铜携带者，他们或许也有修建家谱的习惯，但是由于南方从来并非帝王所在之地，丛林很快掩盖了他们的身影。北方却由于政治文化的发达，先帝王迹一再得到追寻而强化，所以只有夏商留在史册。与青铜一样令人怀疑的高科技在中国的突然出现，还有马车的出现。后商非常明确有马车出现，比如在殷墟已经有车马坑出现，有人怀疑夏朝可能也有马车，不过还不肯定。或许我们可以怀疑马车随着青铜器一起进入中国。既然进来一种，何不同时一起进来呢。但这确实还是个疑问。作为商代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影响巨大，他在此书345-346页说：“中国北部的文化发展序列现在已稳固地建立起来，这个很长的文化序列开始于新石器早期的转变，最终导致等级森严、阶级分化的社会和有文字文明能够的产生。应当肯定，这个序列还存在缺环，我们期待着将来的考古资料使这个序列得到充实，但现有的资料足以使研究中国史前史、世界史、社会演变的大多数学者相信中国是‘本地起源’这一基本共识”。但我觉得这个“共识”来得太早了，正如张光直先生自己在“商与古代社会中的纯洁性”问题所提示的，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文字的“缺环“就无法从本地内部予以圆满的解释，商文明何以存在于东南沿海也是个疑问，它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并未得到充分的比较与分析。张先生此书尽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可惜写于近30年前的1978年，距今又有大量的文物与考证出现，许多概念得到根本改变或推翻。张先生提到的“序列”也是许多本地起源说者所看重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序列象一条编织完美的麻绳，从外部看他们是“独立”的，并且是那样长，想多长就有多长。粗心的人你找不到接口，但是懂得编织麻绳原理的人都应该明白，麻绳不是由外表看起来那样长的麻纤维编织起来的，他们是一点一点续接起来的。麻绳的长度与组成的麻纤维的长度无关。“本地起源说”者注重的是麻绳的外观，而“西来说”者却意在指出看似完整的麻绳其实是由一条条新的短纤维遍织起来的。他们就角度上有根本的区别。我认为在DNA技术应用之后，许多旧观念得到了颠覆，这是发生在近几年的新鲜事。假如我们承认人类主流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么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他们必须经由中东才能走出来。看来张先生并不排斥中国接受了一定的外来影响，只是他认为没有达到我认为的程度。他说：“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排斥传播说，否认它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不过传播是不能如此轻易地排斥在外的。”他在同一页还说：“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的诞生年代要晚于世界其它各地的几个文明，中国文明的近祖完全有可能接受了这些文明的推动。之中接受的最好证明是，小麦作为粮食作物在商文明中的出现，因为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小麦种植的发源地是中东。”在谈到商朝的王系可能借鉴世界其它地区的风俗习惯时，实际上这个态度本身就说明张光直先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中国文明独立说”。他说：“具有开阔视野的严肃的商史学家，如果存有客观的心理，并不认为商史、商制都已搞清楚，不必再行研究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那些民族学上描述轮流继承制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马来半岛（Malaya）、蔼理斯岛（Ellis）的弗他弗尼（Futafuni）、尤宁群岛的法考福（Fakaofo）、太平洋岛屿中的罗图马岛（Rotuma）等地区的有关资料，对商代制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同时还会发现这些王国与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还说不定可以搭上些亲戚关系，他们的王制，尤其值得注意。”张光直有关商王多支王族轮流坐庄的说法恰合了我的设想，中国商朝并不是由单一势力组成，而是多民族多势力的集合。并且，他把中国东部文化的视野引向概括的太平洋以及南岛文化区域，这是我极为赞赏的。由于他长期在台湾参加考古工作，这方面他是个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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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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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直先生或许更赞同周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西方人多持此论。“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我更愿意把这个开端挪到“后商”。周继承了太多“后商”的文明，包括文字。对于周的起源，张光直先生建议“从西安附近的丰镐地区开始回顾”，在汾河下游和渭水流域“这些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依次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文化”。我想说的是，这里与夏、商可能采取过近似的联姻或结盟手段。但我也注意到这个事实，它的“发源地”（实际上就是来到中国之后的定居地）比夏商更西，夏之初更多提及的是山西南部。有关这一点或许可以结合《锁定两海》中以及部分犹太人族群从西北进入中国陕西然后流落为部分臧缅人的事实，并且这条通道反向也成立，也就是说，从中东过来的某些群体可能从中国西南地区进入陕西。说到周朝与商朝的之间过度有许多话题都已经在其它地方讨论过，但有一个却是始终没有提及的，那就是爵位制度。中国与西方共同拥有一个古老的贵族制度，他们同样为五个级别！可能由于性质非常接近，也或许根本就是同源，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中西方贵族制度完全对应，这就是：公、侯、伯、子、男。这个制度中国有，欧洲也有。最初在两种语言文献中看到他们就让我惊讶不已。据说中国的这个贵族序列从夏朝甚至先夏就有了，比较确切的商朝就有这个称呼，西周固定下来。《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在英语中他们表现为：公（Duke）、侯（Marquis）、伯（Earl或Count）、子（Viscount）、男（Baron或Lord）。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还是有点差别，这就是“天子”在中国也占据了“一位”，并且最后的“子男同一位”，数量上竟然恰合一样“5”个。除这5个等级之外，中国与西方都还有另外的一些级别划分，但这5个爵位是单独比较常用一个体系。他们是同源关系还是一个巧合？欧洲的封建制度公认与周很接近，我认为可以深入考察一下再下结论，根源可以从地中海沿岸以及红海考察起，重点或许可以放在希腊与意大利半岛那里，甚至延伸到小亚细亚。假如我们把中国的“王”作为一种总督类型，也就是“皇”之下的一个级别，实际上中国的“天子”有可能相当于西方的“Duke”。这样也就好解释为什么秦嬴才“始皇”，之前中国的国家首领确实并非“皇”。在西方，皇帝之下的最高爵位确实就是“Duke”。那么实际上拿英语的爵位对照周朝的爵位可能就是：天子（Duke），公（Marquis），侯（Earl或Count），伯（Viscount），子男或许为两个爵位合并了，所以是（Baron和Lord）。在后世的许多作品里，由于夏商没有传下来许多文字，所以一切都由“周”这个会流利说话的族群说了算。因而有关周灭商的传说都是以德胜人，但实际上考古证明周人在生产力上也远远超过周围的文明：“张家坡出土的新材料足以证明，周在伐商之前，就已达到了比当地……的文化高得多的水平”。很值得追究他们的根源来自哪里，他们是凭空就发达了还是有通往文明核心的神秘通道？商为什么没有抑制住他们？或者我们更需要问：商为什么更落后了呢？也许，这个问题依然要从交通工具上的革新发展来要答案，比如马匹的广泛使用是否对于这个改朝换代产生了作用，而其中的一个族群使用了他们另外一个族群没有使用他们，就足以造成很大的差别。周替代商是一个内陆战胜海洋文化的例证，考虑到周已经在陕西附近发展了很长时间。尽管商周之间存在密切的姻亲关系，但集团利益压倒了一切。周之取代商很可能还有其它我们没有观察到的环境外因。周人与商人文化上既统一又有区别的事例在卜辞方面得到展示。周人也占卜，并且记录于龟骨。“但在几个方面，其与殷人卜辞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它们非常小：最大的字长8毫米，宽5毫米，不过最小的字仅长、宽各1毫米，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其次，卜辞中的月相词语，清楚地表明，被用于占卜的宗教历法是太阴历，这些月相词语颇有特点，殷人的甲骨文中没有这项词语。再次，卜辞的内容，是关于发生在周王朝朝廷中的事件及祭祀活动。最后，其甲骨整治和钻凿形制与殷人的大不相同。”这些特点显示出，周与商之间不仅在文化上分道扬镳了，而且各自大有戒心，比如字刻得那样小，恐怕就是不愿意让人轻易发现。一个直觉是，即便商周同宗，周朝统治者也发展了新成员，否则他们为什么连宗教历法都不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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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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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古代全球人都使用“太阴历”，周人就使用了“太阴历”。至今依然有几十个国家与地区使用“太阴历”，这就是伊斯兰教国家，或许我们该说阿拉伯半岛的人们对于“太阴历”更执着一些。“太阴历”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农业的方便，它来源于“朔望月”的周期。“朔望月”是个重要的天文概念，意思是：月球轨道中月球与太阳或地球处于同一直线的两点之一。“朔”在天文上是指月亮黄经和太阳黄经相同的时刻，黄经差等于0度，这时在地球上完全看不到月亮；“望”时黄经差是180度，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满月。连续两次“朔”或“望”之间的时间叫一个“朔望月”。“朔望月”的长度并不是固定的，有时29天19小时多，有时仅为29天6小时多，平均长度为29天12小时44分3秒。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并非统一的“阴历”，只周朝使用了“阴历”。据说对于商朝的历法使用情况专家意见比较混乱，认为使用了阴阳历，但阴阳历中也包含了“朔望月”的太阴历。夏朝的历法还并不十分清晰。无论如何古人的历法一定与“月相”或“朔望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朔望月”本身可能有着恒久统一的政治意义。在远古，一种新的历法改革或启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某些民族会赋予历法以特殊有政治或历史意味的名称，比如伊斯兰国家使用的“太阴历”实际上就被称作“迁徙历”（所谓“希吉来”），以纪念他们历史上的重要迁徙：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率穆斯林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中国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历法改革的命名事件呢？非常碰巧的是，“夏商周”与朔望月之间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关联。“朔望月”这个天文术语在英语里为“syzygy”，拉丁语为“szygia”，希腊语中为“suzugia”，几种外语之间变化很小，从读音与拼法上都能看出来十分古老。他们的音节如此明显，很有东亚的语言意味。很明显“朔望月”在汉语中是一种偏于意义的表达，假如说它来自一种外语，那么我们要说它是一个“意译”，而不是“音译”，这很明显。“syzygy”的另外一个词义是“联合”、“会合”。要么是太巧合，要么我就这么简单地找到了夏商周三代的姓氏来源，并且同时说明了他们的关系性质“联合”：“Syzygy”三个音节的发音“sizidVi”恰合中国的夏姓“姒”（si）、商姓“子”（zi）以及周姓“姬”（ji）！并且，其先后顺序竟然与夏、商、周的先后顺序完全一致！是夏商周为同时存在的一个结盟联合体，还是他们以此庆祝从不同道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胜利“会合”呢？还是，夏商周三代到达中国之后就签定了一个“轮流坐庄”协议，从而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各自400年的吃果果了呢？如此排序也可能是其它的考虑，比如由于第一个王朝用了“朔望月”之第一个字“si”，商为了表示自己是夏的合法后续就采取了“zi”，周同样考虑问题就使用了“ji”。当然也可能从一开始他们三家本来就具有“姒”、“子”、“姬”的姓氏，由于他们三个的特殊“联合”行为，所以到后来“syzygy”就具有了“联合”的意义。后来中国的这个概念通过某些途径传播到了欧洲去，并且这个词汇代表了一种“三代”共同使用的历法的一部分——有人可能觉得这很困难，似乎中国与欧洲交流不太可能，但后面的一些证据会告诉你，唯有如此才更合理，事实本身远比我们现象更大胆。假如在“三代”错落并存的推理框架下应该这样解释（参考《锁定两海》之《“但”与“周”的关系》），由于但人从中东出走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500年前，可以认为是他们来到中国才有了三姓的固定，而这个背景是三家可能制定了一个具有某种联盟意义的协议。当时为商人当政，夏人未散，按照先来后到就赐以新姓给三族。做这个推理主要是想较为具体地推测出“三代”命名的时间。为什么夏的“姒”还有“妯娌”及女性意味？夏只是取了“sy”音，至于单个字的意义是后来根据夏朝实际上为一女性领袖而特别赋予字型和意义的。他们有联合在一起时的意义，也有分开来之后的单独衍生的新的含义。其它两者同，有关“子”后面还有更详细的单独解释，也是同样道理。可能现在我们还无法圆满地解释“朔望月”（syzygy）与“夏商周”之间的神秘联系，但终有一天总会有人来彻底解开这一秘密。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冰山一角，我这里的牵强附会只能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商朝是阴阳历合用。这个信息对我们后面的某些分析是有好处的：地中海东北地区的人们使用阴历，而埃及却是太阳历的制定者，很可能红海流域都使用太阳历。这个历法现象是不是把商朝的统治者指向一种文明混合呢？假如商朝曾经是“轮流坐庄制”，那么天文历法的混合使用也就合理了。“朔望月”由于是以月亮为核心的一种历法，所以这个历法之下很可能隐含着一种宗教：崇拜月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当时人们的崇拜，实际情况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长期崇尚万物有灵，所有的天体与动物、甚至看不见的物质，只要是人们可以想到的都被赋予神灵存在，只不过类似“月神”这样的会更重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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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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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神在阿拉伯地区长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可能即与此有关，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伊斯兰教看作是这一古风的传承，大多数伊斯兰教的装饰物都有一弯月亮。而犹太教则是一种太阳崇拜，基督教也同样。有人可能诧异为什么某些地方月神崇拜比太阳崇拜更有市场。这是因为在古代月亮更容易被作为历法象征存在，而太阳似乎最初时期并不如月亮那样能够规律性地呈现出“月”的含义。我想人类可能有“月”的概念早于“年”，并且最初人们不一定能够把太阳与“年”的观念统一起来，还认识不到太阳的重要。在今天科学的天文知识之下我们才知道原来月亮不过是一颗地球的卫星，而地球也得围着太阳转。但是在蒙昧远古时代，日月或许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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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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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卜是三代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并且这个龟甲现象被往往夸张到“中国独有”而成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另外一个证据。中国商周龟甲卜辞确实是比较独特的，但是商朝其它的占卜记录或方法却并不特殊。以肩胛骨占卜为例，至今也出现于欧洲许多地方，从与中国相连的俄罗斯到法国、甚至是英国的苏格兰高地，都有利用绵羊肩胛骨（spealbone）占卜的习俗。张光直先生也说：“烧灼动物肩胛骨占卜的习俗，（商朝）不久以前还在北半球新、旧大陆的广大地区流行过。”说明这个占卜习惯是全球性的，并且非常古老。商朝还有其他类别占卜。张光直先生说：“古代中国占卜有多种；藤野岩友列举了粟卜、蠡卜，鸡卜，虎卜，樗蒲卜，十二棋卜，竹卜，牛骨卜，灼骨卜，羊胛卜，镜卜，响卜等，而以龟甲及易卜为要。殷代占卜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龟卜和牛骨卜。陈梦家所说的，……以血（尤其犬、豕、羊家畜的血）为最具有巫术能力的。巫术之祭的用牲重其血。”这些占卜方式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东占卜方式重叠。注意一下中国占卜的发展，作为“三代”之首的夏目前考古看也只有肩胛骨占卜，并无龟甲占卜；是商突然启用了龟甲占卜，他们还与羊甚至牛肩胛骨同时使用。今天看来如此重要的一种方式或许是一种很偶然的产生，比如某位商王的丈母娘使用了两次，而他们特别灵验，然后龟甲就流行开来。或许是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加入了商朝统治阶层。龟甲占卜比较明显有海洋特色。中国最早出现有龟甲的遗址在新石器初期的河南贾湖，龟甲中间有一些数目的石子，有人怀疑为占卜行为，但未确定。当时这些遗址就地理而言可能处于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上。后来渤海湾到东部都有龟甲的发现，但无卜辞，都说明龟甲与沿海文化之间的关系。商所倡导的精神领域的主导方式不可能不影响到周人，因而最后周也继承了龟甲的占卜习惯。我们可以认为，龟甲占卜属于中国的东部文明，与西部文明无关。这是东方的特殊。西方也有其特殊，中国本土暂时并无发现有继承，比如两河流域以及意大利北部出现的对于动物肝脏的占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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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与外面的世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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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从东北到华北的交通，可能更多地通过海岸的路线；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相似形，其相互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航海船只来进行。”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至5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属铜石并用期，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一般认为商文明直接来自龙山文化，其前为大汶口文化。语言学家李葆嘉在《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中国语》一文中说：“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根据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穿越印度尼西亚，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这些语言学结论是否完全正确还难论证，起码“无风不起浪”。中国大陆与南岛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只是把起源方向调整一下可能就正确了。比如，实际上中国东部出现的部分人群是1万多年前第四纪冰川融化时从赤道回潮到中国大陆去的。当然也有可能这些地区是互相交流的。比如在冰帽扩大期，中国大陆的人类被赶到回归线之内的赤道附近，然后在融化期他们又回到北方，发展之后部分人又扩展到赤道附近，这是有可能的。在证据稀少的情况下认定有文化联系就可以了，不要过早下结论谁是谁的祖先。撇开来去先后的争论，对于联系性的存在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这里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没有航海能力，无论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还是中国大陆向太平洋群岛进发（或者反向）都无法进行，所以，即便我们暂时没有发现考古方面的证据，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古代很久以前人类就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航海经验与能力。否则以上这些语言学上的结论就不存在。当然，我们或许对此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所有这些目前看起来隔绝的地方由于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全部都陆地相通了。西方学者蒲立本(E.G.Pulleyblank)所著《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也说：“台湾北部大岔坑的绳纹陶文化，依碳14测定，年代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种文化与大陆福建和江西的新石器文化有关，这两地的文化目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台湾西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至2000年之间，张光直(1977:169)将其归类为龙山型，与大陆沿海文化关系甚近”。如此多的考古证明了的不同地区的文化联系，比如核心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就很让人意外和警觉。在新石器时代如此广泛联系，我们不能认为他们都是在河边洗手不小心掉进海里的鲁滨逊，必须承认古代人早就有主动航海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航行得很远。假如这个联系在6000年前，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陆地相接，假如在其后的时段则应该考虑一些航海工具的发展。假如到杭州湾的河姆渡考古遗址就会看到一把距今7000～6500年、残长62cm、柄宽3.5cm、桨叶长27.8cm、厚2cm的木桨。有桨一定有船！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肯定有独木舟存在。专家估计，独木舟在中国的出现应该是10000-8000年前。商朝的海洋特色非常鲜明，这一点已经无庸质疑，并且就人种方面许多人提到他们与太平洋人群的联系。但是传统在描绘“三代”图景时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我倒不觉得这是某些学者故意，但事实是，这个欠缺直接导致了一个疑问的提出。商人发源于海边（山东），假如在海边沿岸找不到文明的根源，例如龙山文化的光亮黑陶以及青铜器的冶炼起源等在那里找不到起源，那么势必要继续向海外寻找。但由于商的海洋特性被掩盖了，所以它的海洋根源也被掩盖了。这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商人的海洋性给提出来，并且适当解释他们的起源与外部的联系。这样一个观点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山东曾经出土有大量的欧罗巴人种，并且这一地区的欧罗巴人种现象直到公元5世纪还很明显，唐以后才趋向蒙古人种。在这一地区的汉墓中画像中看很清晰地看到，2000年前一群骑马的大鼻子奋力抵抗着蒙古人种。奇怪的是那些蒙古人种却划着船！假如不是我亲自看到这些画面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假如不是事先知道他们是汉墓作品我可能会认为这是近几百年内欧洲人的侵入。看来在我们失去记忆的远古，确实有大批欧罗巴人来到过山东。从画面上还不好判断两个不同的人种谁是原本的居民谁是入侵者，不过乘船人为渔民这一事实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这个问题可能只有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鉴别了，不能简单地认为欧罗巴为原住民，蒙古人种的渔民就是后来者。中国沿海从南到北在新石器早期就有人居住，而且有独具特色的依然还不知道根源的一些文明，但他们首先皆总体属于海洋文明。到商朝这个海洋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并且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曾经有过的最为开放的时期，因为航海技术的积累到此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的东周使这个开放的大好局面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质朴的原始时代结束了，甚至连过去那种足以维持中西方交流的政治秩序也破灭了，春秋战国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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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与外面的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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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西方与东亚之间最频繁有效的交流实际上集中在“后商”与“西周”时代大约500年内。这个时期长期沟通两地的人们我猜想是一个声名远扬的海上民族以及一个商业民族。而在这同期，中东也出现了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海上民族，他们屡屡在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出击，对一些强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甚至拖垮了埃及帝国。至今这个海上民族还没有被具体化，没有人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只知道他们善水而勇猛。这批人会不会与亚洲有关，他们是否混有太平洋东部以及东南亚的海上民族呢？他们是否加入到自山东起源的商朝统治集团了呢？他们是不是闻名天下的腓尼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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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船舶航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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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传统认为，“从罗马文明开始，商人们就通过熟知的水路运送货物，从一地到一另一地，把货物运到市场。”确实地中海的意大利半岛是最富于航海的，但时间恐怕远远早于老生常谈的罗马时代。“对于一个国家的商船而言，航运就是他们的谋生之道。对于一些商人而言，这也是积累财富的资源。野心勃勃的商人总渴望能发现运输货物的新航线，正是源于这种渴望才有了航海探险，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但是最初，海洋勘探也有一些宗教原因。”下面这个因素也是我想说的：“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寻新大陆，想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一些特例独行的大侠走在旁门左道上，探索新的世界与新的道路。不安分是一种自古至今最值得赞扬的品行，我猜想正是一直有大量不安分的英雄觉得在俗常生活中实在无趣才想出了种种办法探险，今天也一样，比如今天的激流冲浪、比如极地探险，实在闷得要死你就去北京王府井街头交120块钱来个蹦极跳。王朔说：“活的就是心跳”。是的，许多人生来就是为“心跳”而存在的，你不能阻挡他们探索新世界的愿望，我们也不能想象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会满足于闹市街头的“蹦极跳”，在那个原始浪漫时代时代他们肯定更乐于聚合一帮志同道合的勇敢者去世界各地攫取“金羊毛”。当然，中国一旦有了儒教影响，似乎一切就被凝固了起来，中国没有探险的英雄。但在史前阶段，我认为中国人很可能是与其他地方一样生龙活虎的人。“在飞机问世之前，当两地被水域分隔而又无法架桥时，航海就是唯一的交通方式了。就算有了飞机以后，多年来船只也仍然是海上运输的主要方式。1881年到1920年间，保守的估计大约有几千万移民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到北美开拓新天地并在那里定居。……在早期，大多数人使用木头和芦苇制成的竹筏，或使用特殊木材、树皮、动物皮制成的独木舟做航海工具。航海中，最高级的船只不过是有木桁的木制结构，木桁上覆有一层薄木板。……虽然许多早期的单甲板平底船只有一个方形的樯桅，但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帆船就成为一种赖以使用的交通工具了。公元前100年中国人就发展了船舵，但直到公元1200年舵才风行起来。航海过程中，用舵可以驾船在海上航行”。看来中国人在航海领域并不落后，这个历史基础让人怀疑中国东部人群是否来自一个海上民族。古人有关船舶起源的这两个猜测都是可以考虑的：“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刘向《世本》）；“古人见窾〔kuǎn款，中空之意〕木浮而知为舟”（刘安《淮南子•说山训》）。也有人猜测，独木舟很可能起源于山洪暴发时，不会游泳的人们抱着树干原木得以逃生，于是，人类就尝试着改造这些树干原木：将其掏空，使之在水中更加平稳，并能装更多的人或物。早期制作舟船方法一般推断使用火烧与石器砍削结合。还有捆扎芦苇而成船，这个方法古埃及那里比较常见，而且有大量的壁画为证。葫芦渡海可能比舟的使用更早一些。航海技术到底成熟于何时，古人的航海能力到底如何，实际上我们并不能严格推定。我认为人类有了语言能力之后不久，人类就已经开始船舶与航海技术的探索，而不仅仅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国和地中海国家是古代战船的发源地。公元前16～11世纪，据说商代就已开始使用舟船为军队运载工具。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兵伐纣，参战部队中就有47艘大船，他们在孟津渡河直捣商朝都城朝歌，灭了商朝。最早的桨帆战船为单层桨，公元前1200多年出现于埃及、腓尼基和希腊人中间。公元前800年，单层桨战船开始装上青铜铸造的船艏冲角，用来进行海上战船间的撞击战。公元前700年，在腓尼基和希腊等国造出了两层桨战船。公元前550年，希腊最先造出三层桨战船。此后，三层桨战船成为地中海沿岸各国海军舰队的主力。中国战国时期就比较确切地有了“帆船”。但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商朝时期就有帆船，甲骨文的“凡”字（YIN108）就是“帆”。英语里除了“sail”之外“velamen”也有“帆”的意思，其拉丁语为“vl3re”，另外英语的“帆船”为“sailingvessel”。或许我们可以把“帆”（fan）与“vel”进行比较，发现这两个读音接近，要知道在中国话里经常“v”“f”不分。《海洋世界》一书总结说：“用于海洋的航船类型有下来几种：1阿拉伯独桅帆船，可以抵御任何强风。2，中国帆船，东亚东南亚使用。3，欧洲帆船。4，混合帆船。”看来中国在其中占有一个很突出的地位，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海洋气息很浓。并且，从另外一方面看，让我们抽取出来这几个地域：阿拉伯、中国、东南亚、欧洲，其实这几个“地点”正是古代一个著名海上民族腓尼基人行走的路线，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凸显了古代海洋民族所经历的场所、背景与民族。并且，在今天已经消失的腓尼基人与阿拉伯人的联系也越来越大起来。“第一艘有重大意义的船只是由腓尼基人建造的大帆船，它是航行于地中海的标准船只。从公元前3000年到18世纪，人们一直在建造此种大帆船。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希腊人驾驶的船，它长约40米、宽约6米。尽管经常有一个方形的独桅，但浆仍是推动力的主要方式……。最早的船是在古埃及建造的，也可能是在地中海的其它地方。这种船是由一捆捆尖头的纸草杆捆绑在一起建成的，长约1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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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船舶航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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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在世界海洋文化中渐渐浮出海面。但腓尼基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海洋世界》使用传统的语言告诉我们：“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城邦国家。大约公元前1200他们已经成为古时有影响力的头号商人。大约公元前800年，这个海洋民族建立了迦太基（新城的意思），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公元前1200年前后正处于中国“后商”，腓尼基文化在地中海突然兴盛起来。在中国具有海洋背景的“商人”与腓尼基人之间有因果关系吗？还是继续先把船的发展史讲完。“幸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船，为公元前26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胡夫所拥有。这艘4600年前的古船被分为若干部分，埋在基沙的胡夫金字塔附近……。现在这艘船陈列在埃及的一所博物馆里。”实际上幸存下来的船很少，因为木头容易腐烂，但是通过许多材料人们推断：“公元前30000年：土著人乘着海上小船到达了澳大利亚。公元前1500年：玻利尼西亚人开始勘探太平洋，并在此建立殖民地”。“一艘被认为是腓尼基人的古老船只最近在地中海距水面近一千米的海底被发现。这艘沉船被人们称作“迈尔卡斯”，它是根据腓尼基水手神的名字命名的。……1954年在地中海发现了最古老的沉船之一，它是公元前12世纪沉没的。人们从这个小商船上打捞出许多铜块、石制天平以及加工制品”。另外一个被认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沉船，是1982年被一个潜水员发现的。该船是在地中海距海面43-52米处被发现的，此处位于土耳其南部乌卢布朗地区附近。《希腊神话》中的最大船只配备50桨，这就是伊阿宋去取金羊毛的大船，当然《希腊神话》里也不缺乏帆船类型。顺便解释一下，有人认为夺取“金羊毛”活动可能就是中亚流行的骑马叼羊比赛，而当地由于盛产黄金，并且他们有一种方式是用带毛的羊皮放在水里沉淀黄金，故而有远征夺取“金羊毛”的故事原形。进入近代，蒸汽机在18世纪末问世，19世纪开始用于商业航运。之后依次航船使用的的动力为：蒸汽机，气轮机，内燃机，核动力引擎。航海并非只需要勇气。“航海需要具备观察能力、科学知识、技术要求、甚至艺术细胞。……与现代海员相比，早期海员的航海是很困难的。他们的航海只是从海岸的一点到另一点的简单移动，当时的技术也仅限于依靠风力这种自然“仪器”来导航。后来海员们尝试在公海航行”。在辽阔的公海航行中有一些对于我们旱鸭子来说很新奇的一些文化。例如，玻利尼西亚人早期在太平洋航海中会利用这样一些线索判断陆地：鸟儿的出现、云彩的形状、大海的颜色、甚至气味等。在航海仪器方面，“早期的海员利用天体导航在公海航行。他们把天空想象为环绕地球旋转的中空球体，根据这个球体天空上的太阳、月亮、行星、恒星来确定船的方位。而且在这个球体天空上还有一个类似于地球经度（时间角度）和纬度（磁偏角）的重要系统。……许多有伟大航海文化的民族，诸如腓尼基人、诺斯曼人、波里尼西亚人，都懂得利用天体航海。……但这种方法也有缺陷，即要求可视性强。如果天体被云雾遮盖，这种体系对于海员在白天航海就不起作用了。……古希腊人发明的星盘是最早用语航海的仪器之一，它一直用到了大约18世纪。星盘是一个金属圆盘，用铜制成，上面有一个小环起悬挂作用。圆盘上安一活动指针，称作照准规。轴心在圆盘中央，能够绕圆盘旋转。圆周刻有刻度。观测时，照准规在圆盘上所指的角度也就是星体（或太阳）的角度。12世纪欧洲发明的指南针可以为海员提供确切的方位信息。”“大多数精密仪器都是在15到7世纪被发明出来的，如四分仪、八分仪等”。从中世纪开始确实欧洲人在航海方面加速了发展，很快他们以航海征服了全世界。从宏观的角度看很有趣。似乎在新石器晚期，农业文明逐渐击败了海洋文明；但是到了1000多年前，海洋文明重新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平台上重新攻占了全世界。100年前，万里之外的欧洲战船带来与中国总人口不成比率之少的一些海军，他们竟然把大清朝的皇帝赶得鸡飞狗跳，使他们逃到了3000年前周人所在地陕西。这个历史事实提醒我们，只要有发达的文明做后盾，完全可以做到以少胜多。所以，有人反对“三代”外来文明有关人数上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文明程度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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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寻找腓尼基人的足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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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到，中国传统渔船上的大眼睛实际上叫“龙眼”。而西方长“眼睛”的船远远不是古罗马人才有，所有腓尼基人的古船上都会装饰这样一只眼，也所以至今这样的“船眼”就被称呼为“腓尼基眼”。而且这个“腓尼基眼”还不仅仅出现在船上，它到处都有，今天许多首饰上都有这个痕迹。这个风俗或许可以延推到古埃及的“何露丝之眼”，当然两河流域也早有眼睛崇拜，中国三星堆也有眼睛崇拜。但是更具体地在相同物品相同部位描绘同样的饰物，这个“巧合”目前只在地中海与中国东海、黄海传统中多见。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断然开始大举搜索腓尼基人的资料，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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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与商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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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商业活动是新石器时期文明传播交流的主要动力。换句话说，那些带动各地文明交流的人群应该是商人，中国“三代”的建立者也可能是西来的商人。已故台湾女作家苏雪林女士也是“西来说”的支持者和研究者，她主要研究“昆仑”现象与“屈赋”。她在《屈赋研究》一文之第七节《我国古代人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说：远在洪荒时代，亚洲的黄种人便曾举行大规模的移民，向蛮荒僻远之地，寻求新世界，建设他们的新家园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曾发现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陶器的形式花纹，与意大利西西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亚，波兰的格雷西亚，俄国西南几富城附近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等地所发现极为类似，断定同出一源。又我国河北北边石像与里海西岸旱地所掘出者亦同一作风，这均在新石器末期。可见极早的时代，我国与欧洲西亚均有交通。立国西域的大夏，据已故历史家吴其昌氏考证说便是我国历史上的夏朝，商民族崛兴，夏战败，只有率族西迁，另建王国。盖《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均言“天子闻大夏、大宛、安息之属，土著颇与中国同俗。……故吴先生谓大夏之先当是中国人。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自称‘殷人’。今日人种学者谓其人面貌与中国酷肖，有许多言语与中国同源，疑是一部分殷商民族于白令海峡尚未断时迁徙而往的。不过这一部分商民族或系文化本低的边疆人，到了美洲极北又因天候过于酷烈，原来带去的那点文化，亦澌灭无余，变成完全的野蛮人了。一般人均认哥伦布为发现美洲第一人。但今日竟发现哥氏之前中国人到达美洲的痕迹。近亦有人在美洲掘出地下木质神像有类我国南极寿星，计其年代实在千数百年前。说到商业活动的作用，苏雪林说：这（商业）无非出于民间私人的行动，规模既小，经历时间也甚绵长，但以构通中外文化的效果而论，反比政治力量为巨伟。因为移民仅能将我们文化带往别处，而通商则能将别处的带回本国。我们都知道商人贩贱卖贵，追求赢利，万水千山，无远不届；走私的时候，漏税偷关，又是无孔不钻，他们的足迹决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阻止得住的。他们是货物的贩运者，同时也就成了文化的交互运输者，好像蜜蜂采取花中甜汁作为自己食粮，足上所沾花粉，传播于别的花上，却于无意之间替植物尽了雌雄花蕊交配的义务。古代立国地中海边的腓基尼民族专以航海经商为事，商船往来各国，成为古代民族相互间的介绍人。他自己虽未曾创造何等文化，然能取此族文化传之他族，成为文化的媒介者，地中海一带国家文明进步，实受腓人之惠；即欧洲古代蛮族之开化，腓人亦与有功。至其采取埃及象形与草书文字创造字母，一变为希腊文，再变为罗马拉丁文，成为今日秦西文字之祖，对文化贡献尤大。我国商人所造成最大的功绩则为贩运蚕丝。丝为我国特产，极早时代便知育蚕抽丝，作为衣服，并且输出外国，今日欧洲考古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贝尔格曼、科兹洛夫在克里米半岛的古希腊殖民地遗迹中及楼兰、波斯、北蒙古、额济纳河等地均发现丝的残迹，断定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之缯或已越帕尔米高原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大王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手输入欧洲、罗马人秉性浮华，尤爱中国之丝。中国之丝遂亦源源运往，大量倾销，其后竟引起罗马之通货膨胀，酿成大乱。西洋史家谓此赫赫有名一代大帝国之覆亡，由中国丝所引起之经济破产，实为其原因之一（皆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以商业而灭亡西方一大帝国，我国商人所造成的不但是伟绩，而且是奇迹了！我国与西亚距离如此辽远，而文化上竟能如此相通。想必都由于移民及商业上往来之力，否则这个哑谜怎样解释呢？”看来苏雪林女士已经意识到商业的巨大作用，并且注意到腓尼基人的传播文化的作用。但我的看法可能要更进一步，我认为腓尼基人直接参与了商朝的建设。苏女士主要认为中国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我不同意这个意见，或者说，我认为中国文明不仅仅来自两河流域。至于人种，她由于生活在生物学尚未发达之前，所以她认同中国人类独立起源，以为中国人只是接受了西方的文明，而无人种上的关系。现在借助于生物科学，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个陈旧的看法。尽管我与苏雪林女士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无论她的研究还是她的精神都鼓励了我继续她的未竞事业。我认为腓尼基商人参与了中国商周的政治文明建设，是这批人在船舶发展到可以直接远航时期加入到中东与东亚之间的交流大军中去，而且这一时期在陆路保持的同时海上道路明显得到加强，最终从山东沿海催生了中国的一个王朝：商朝，并且他们的一个分支与后来的周人也保持着神秘的联系，或者也加入到周朝的建设。作为对这一推理的支持条件有许多，已知的一条就是，中国的甲骨文突然在3300年前出现，而且这个文字与红海出海口的南部阿拉伯文字最接近。不仅“南阿”文字是腓尼基文字的一支，而且，阿拉伯海附近的亚丁湾就是腓尼基人频繁活动的场所，甚至今天许多索马里人就自称是古代腓尼基人的后裔！基因方面的研究又证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人与腓尼基人曾经占领过的地中海上三岛（科西嘉、马耳他和撒丁岛）有联系。一条神秘的联线由腓尼基人牵出水面，这条线从中国山东沿海通过红海（以及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这是一条古老的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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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与商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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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声称腓尼基人后裔的有许多地区许多国家的人，以地中海沿岸最为集中。那么，东亚沿海国家的人们是否也与腓尼基人有关呢？尤其是，腓尼基人是否参与了商朝的建立呢？这确实是一个大胆新奇的猜想，到底是不是无稽之谈，让我们一起寻找腓尼基人的足迹。腓尼基人在以往是个仅在中东或欧洲历史提及的一种文化现象，严格讲腓尼基人并非为一个民族。在我的体系里腓尼基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成为这本书的主角。在封闭的传统体系里撇除腓尼基人在中国的影响是可以的，一旦承认“西来说”，一旦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于“三代”的影响，忽略活跃在全世界的腓尼基人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这个海上民族在古代几乎遍访非洲、中东以及欧洲，他们有什么理由偏偏忽略了东亚呢？这没有道理！难道东亚的资源不够丰富以吸引这群3千多年前的著名商人？尤其是中国这里已经“先进”得让中国的学者宣称“文明独立起源“了，所以中国应该有足够的消费群体以及资源吸引来这个特殊的商业团体：腓尼基人！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材里学生经常得到的一个错觉是，中国人已经文明地穿金戴银之时西方人包括英国人依然在树上还没进化完。实际上情况是，起码在“三代”前期，东亚未必比不列颠岛屿上的人们先进多少，遗憾的是不列颠群岛确实没有足够的地理纵深的作为后援，所以这个孤岛上的人们安静地龟缩在西方一域；到蒸汽机发明之后，动力船只扩大了他们的有效控制范围，他们很快就建构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历史就航海向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只要有一流的航海技术，只要你的文明足够先进，抓住机会，一个小国一个小群体照样可以控制全世界。在3000多年前，抓住这个机会的不是别人，是腓尼基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他们在全球建立了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这个民族并不重视国家建设，他们是纯粹的商人，他们的大本营黎巴嫩是个小地方，不过那里富裕的程度据说为““街上堆银如土，堆金如沙”。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腓尼基人的一切尚在研究之中。但有些方面是很肯定的：这是一个以航海为主业的民族，他们航海的目的仅只是为了商业贸易。中国“坐贾行商”的成语说明了“商”的流动性。中国的“商朝”或许并没有其它更深奥的道理，就是“行商”的意思！他们的“行”多半就是“航海”，这些商人远航于各个不同的大陆与国家之间，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甚至更远。我推断腓尼基人最擅长的海路很可能有这些：中国经东南亚到印度洋，经红海，在埃及的底比斯一带短暂上岸，然后进入地中海地区；回归黎巴嫩大本营休整，向西他们在地中海的北岸与南岸地区建立殖民地（比如迦太基就是典型的腓尼基殖民地），他们甚至穿过西班牙南面的海峡进入大西洋，转而向北进入今天的西欧与北欧，大不列颠群岛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腓尼基人在北欧的足迹已经不是猜想，已经被工作考古部分证实。以上是腓尼基人的主线路，当然他们也有其它的路线，他们也经常到波斯湾去，这业已是定论。甚至有人认为腓尼基人的发源地就在波斯湾，从后面的某些历史考证看倒也不无道理。在欧洲人到达美洲新大陆之前，与腓尼基人有关的人群可能一直是美洲得以与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团体。那些奔波于秘鲁与太平洋岛屿之间的人们或许正是他们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善水。腓尼基人部分人应该是白人，当然也有其它的人种，腓尼基人不是一个民族，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善于航海的一个商业混合体。所以探讨其发源地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引起人注意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现象，从他们的活动范围如此分散来判断，他们的人种应该很复杂，不是单一的。一般我们在教科书中或许会得到这样的描述：生活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沿海地区的最早部族，在公元前2000年前被统称为迦南人。至公元前1200年后，因希腊人常与他们通商，又称他们为腓尼基人。腓尼基人不仅善于经商，还会多种手艺。他们的特点是向埃及与苏美尔学习优秀文化，通过经商与他们发生广泛的交往。腓尼基人的航海业成熟得很早。埃及人把腓尼基人看成是一种聪明的象征，正如中国人所称“无奸不商”，腓尼基人由于善于经商而被当作“狡猾的人“看待。腓尼基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城邦制国家。他们有史可考的殖民地远达西班牙。无论他们拥有多少的殖民地，他们实际上依然还是商人本性，并无大国政治谋略，据说他们中间很少有军阀统治者出现。腓尼基每个城市本来都有一个国王统治，他负责与几个强大的商户家族协调谈判国家大事。后来，这些商人势力增大之后，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些团体。在公元前第一千纪里，商人团体推翻了国王，他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宗教与贵族政治体系。这个描述让人不禁想起中国的夏商周，尤其是夏商之变、“轮流坐庄”。在富有的大商人统治的腓尼基城邦里，贵族有超越法律的权利。在他们之下生活的是：小生意人、手工艺者、经纪人、店铺老板以及生产商。再下层就是普通的工人。最下层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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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与商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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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的腓尼基人殖民地分布于下列国家和城市：
叙利亚:Arados
塞浦路斯:Kition
利比亚:Leptis,Oia,Sabrata
突尼斯:Carthage,Utica,HippoDiarrhytos,Neapolis,Hadrumetum,Thapsos,Acholla
意大利:Solus,Panormus,Motye(Sicily),Nora,Karalis,Sulci,Tharros(Sardegna),Kossyra(Pantelleria)
马耳他:Melita,Gaulos
阿尔及利亚:Hippo,Icosium
摩洛哥:Tingis,Zili,Lixos
西班牙:Ebusos(Ibiza),Abdera,Sexi,Malaka,Karteia,GadeiraandTartessos

我们可以相信，腓尼基人在全球成立了类似跨国集团的巨型商业团体。通过考古人们得知，通常他们从西班牙购进白银，从大西洋的不列颠岛购来锡，从非洲收购象牙，从塞蒲路斯收购黄铜，从叙利亚收购铁，从地中海收购纺织品，在埃及与亚述帝国之间进行交易获得巨额暴利。在以上这张商业网络里缺少了一样宝贵的物品：丝绸。既然他们可以远达不列颠岛与非洲，腓尼基人没有理由不来东亚贩卖丝绸。甚至我想推测，恰好是丝绸这一特殊商品引来了大批商人，引来的中国“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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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与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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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腓尼基人属于闪米特人。严格些说，腓尼基人中大部分是闪米特人，同时也有其他民族。闪米特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从沙漠地区迁到叙利亚地区。这个部族中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腓尼基人等。闪米特人是一个泛称，很明显他们应该带有两河流域的文明特征。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沿地中海东岸建立起若干奴隶制城邦，集中在这些地区的民族被统称为迦南人，具体地点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沿海地区，实际上他们深入到红海以及阿拉伯半岛。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常来地中海东岸经商，他们见到“迦南人”时习惯称他们为“腓尼基人”，原因是他们这里出产一种从贝壳提取的紫红色染料，“腓尼基”就是“紫红色”的意思。有个事实需要注意，假如说早期的“闪米特人”还包含了“希伯来人”的话，那么在后来分离出来的“迦南人”就把“希伯来人”给剥离出去了。也就是说，“迦南人”是“腓尼基人”，后来“腓尼基人”与同期的“以色列人”已经分离开来。在中国，尽管大家能够看到“三代”之间的许多共同性，但是也看到了三代之间的差别。比如商朝人自称为“商”，而周人却喜欢称呼他们为“殷人”。这就表示，起码周人不认为自己属于“殷人”团体。假如“周人”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对于“殷人”的距离感符合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相互关系。结合中国古文中“衣”就是“殷（深红）”，这是不是提示我们“紫色”颜料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的典故，“衣”、“殷”通假，否则“衣”为什么一定要是“殷（深红）”呢。中国是生产丝绸的国家，而当时生产名贵紫色染料的是腓尼基人。他们之间的联系顺理成章。腓尼基人又是世界著名的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排除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联系！深红为紫。“衣”、“殷（深红）”同义，就等于向我们暴露了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同源秘密！腓尼基人曾经占领过地中海东岸这些城市：Simyra、Zarephath、Jubeil、Arwad、Byblos、Acco、Sidon、Tripolis、Tyre以及Berytus。Tyre（推罗）和Sidon（西顿）是其中最强大而具有统治权的城市。这些城市并非属于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城邦联合体。中国同时的夏商周或许部分借鉴了同样的格局。以上的资料其实有矛盾含混的地方。首先腓尼基人多被看成是“闪族人”，闪族人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但《圣经》告诉我们“迦南人”应该是“含族人”，是一种深肤色人种。当腓尼基人又被看作是“迦南人”使，我们确实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种，或许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混合才是他们的特色。或许我们可以试着解释这些矛盾。比如，在最初的早期他们是从两河来到地中海东岸的，甚至我们可以再夸张一些认为他们有可能是从伊朗、甚至中国西北地区越过大河而来，经过千年发展，最终与靠近非洲的含族混合就产生了“迦南人”。假如按照严谨的治学态度最好的办法或许是把这些矛盾的资料给删除掉，但我认为回避这些矛盾是不正确的。通过这些“矛盾”的资料更全面地展示给读者一些有关概念才最好，或许以后某些读者自己会去继续分析与搜集资料找到确切的腓尼基人发展轨迹。让我们以开放的眼光与开放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在确实不能给出确切答案的时候就保留那些矛盾的说法是最可取的。对史前资料收集不能采取过分苛刻的态度。沿着以上的矛盾资料，我还有了一个新设想：腓尼基文化复合体很可能在亚洲呈含族人特色，而在地中海（尤其是北岸）他们却多呈现闪族人特点，所以才有了以上的矛盾传说。无论外人怎么称呼，腓尼基人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呢？据说他们称呼自己为“迦南人”。而“迦南人”的意思就是“商人”，这也符合中国商朝人自称“商人”的习惯。在人种上这些人肤色如何？我猜想他们可能比较接近中国人。在这里请大家再一次地回忆我前几本书里提供的许多古埃及人的雕像与画像，腓尼基人很可能接近他们。而山东“将军墓”那里出现的驾船的蒙古人种与陆地上的大鼻子打仗的场面，我此时才愿意更痛快地接受这样的推理：腓尼基人可以是蒙古人种，或者说接近蒙古人种的模样，他们驾船攻打了早先属于欧罗巴人山东。我有三个比较明确的支持条件：1，在《圣经》里以色列人一直与迦南人有明显的差别；2，迦南人与埃及紧邻；3，正是在迦南人出现在埃及附近地区的5000年前这一时期，古埃及人的人种突然从黑人转变为我们常见的壁画上的那些接近中国人种的人。就地理上看，腓尼基人生活在联系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中间地带，恰好承担的是一个运转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传送带。他们很可能在当地最先充当近距离的商人，后来因为尝到甜头开始进行远途贸易。他们就这样逐渐扩大脚程，最终成为职业商人，整个民族和团体全部成为商人，随后构织了一张全球商业大网。我一直观察到这个事实，中国甲骨文产生之前的类文字符号与这地中海东部一带的所有古老文字都很接近，迦南文、腓尼基文，甚至乌加利文。现在看他们接近才是正确而符合逻辑的，而最接近的就是腓尼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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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与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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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告诉我们，文字的起源是由于商业的出现，他们需要记录数目与合同。一些文字符号在中国的出现其实可以说就是商业的痕迹，而且恰好是与地中海东岸这批职业商人交易的痕迹！在船舶尚不发达时期，他们更多采用了陆路到达过中国的西北。在半坡遗址出现过零星的符号，在二里头夏文化也出现了明显为同类型的符号。这些都说明了远古中国与地中海东岸的联系。但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并不多见于仰韶文化最典型的甘、青，而是出现于陕西，然后是河南二里头。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除了海路的可能外，很可能有人从印度、缅甸、云南、四川而进入陕西。也说明，这个时期海路还不够发达，因为从海上而来的商人还没有从山东深入内陆。甲骨文的出现是海路完全成熟的一个标志，它给我们指出了大约的时间。而大汶口文化发现的符号显示了埃及人曾经试图在海上登陆的企图。“中国”的英文名字叫“China”，有人说这来自陶器，然而我相信它另有来源。当时东亚地区可能有许多名称搅缠在一起，但是哪个势力在后世强大，他们的称呼就会被保留下来，很明显后来占据优势的是称呼“China”的这个群体。后来的“秦”（Qin），甚至“sina”，我认为都与“China”是同一个概念，他们的起源不是别的，而是“迦南人”（Canaan或Cana，希伯来语为kena'ani，阿卡德语作Kinahna）。假如你懂发音，一下就明白了，“China”其实就是“迦南”，他们的差别很小，考虑到几千年并且是在远距离的流变，这个推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迦南人有自称“迦南人”的习惯，假如有许多迦南人定居于中国经商，东亚这里确实是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迦南”的。Sinai（西奈）由于是迦南人的居住地，所以Sinai也成为迦南的代称。“原始迦南文”的表述是“Proto-Sinaitic”又作“Proto-Cnaanite”，所以不难看出中国之“Sina”与“迦南”的双层对应联系。从大约4、5千前越来越多的迦南商人到中国去，并且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在那里，并且想家的人把中国命名为他们的故土“迦南”。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很可能在这个时期有两个地方都叫“迦南”，这就是地中海东岸与东亚各有一个。这个称呼一直使用到今天，只是中国人并没有留意到China正是Cana或Sina。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正是腓尼基符号比较集中的陕西，也就是说，正是后来迦南商人比较集中的陕西被称呼为“Qin”，后来整个中国也被简称为“Qin”，“Qin”就是“Sina”，学英语的人会知道许多人在一些“不良”的发音习惯，会在最后收尾的“n”后面加一个元音“e”，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因为这个习惯过分明显甚至被同学们命名了一个绰号就叫“ne”。所以，在古代“Qin”很可能与“Sina”分别不大。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腓尼基”也自称“迦南人”，但是4000年前腓尼基人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呢，所以我们不能说有类似迦南文字出现的地区或时代就有了腓尼基人。但是，从这条线索我们完全可以说，晚期仰韶文化与夏文化里很可能都有迦南文化的痕迹，他们与创造出甲骨文的商朝有文化联系是合乎逻辑的——假如腓尼基人确实参与了商朝建设的话，后商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需要从同期的中东大环境寻找谐振的源泉。“迦南”是音译，意译有几个意思，其中之一是“商人”。中国恰好就有一个朝代被命名为“商朝”。并且商朝人自称为“商人”。这符合他们在中东的习惯，腓尼基人自称“迦南人”，也是“商人”。但他们又被外人称呼为“紫人”，他们在中国也被外人称呼为“殷人”，“紫色”其实就是“殷”。加上“China”发音接近“Cana”，“Sinai”接近“Sina”。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后出现许多类似腓尼基字母的文字符号，“后商”期间中国的甲骨文接近于一种红海文字——也是腓尼基文字的一个很近分支。假如我说这么多现象都只是巧合，那将是一个罪过。“Canaan”还有一个响亮而神秘的意思，经常用来作为比喻“乐土”、“天堂”以及“让人向往的地方”。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是中国古人对于故土“迦南”的呼唤？还是对也门附近“萨巴”的呼唤？或许两个地方都是“乐土”因而印证了他们的某种文化同源关系。由于腓尼基商人从地中海到红海的穿梭，他们在世界上可能繁殖了不止一个“乐土”，甚至中国不也叫“迦南”了吗？但是相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部分人可能还是知道在遥远的西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神圣的“乐土”。假如秦朝是商朝的继承者，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的问题就又一次浮出水面，周人与他们不同族。似乎对于周留下的文化毫不留情地毁灭的秦始皇假如是个商人后代就可以解释他的诸多行为了。他毁坏了许多，但他开创了到“泰山”封禅的风气。在我看来，“泰山”就是商文化的经典之经典。我怀疑泰山之“泰”实际上就来自于腓尼基的两大代表城市之一：“Tyre”（译为“推罗”、“苏尔”或“提尔”）。Tyre这个城市在腓尼基文化中非常重要，“腓尼基紫”曾经因为这个城市而被命名为“TyrianPurple”，非常明显的是，tyre可以翻译为“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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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与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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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从甲骨文造字开始就“从水”，也给这个解释以一线光芒，腓尼基人就是“水上民族”。泰山是最初在汪洋大海中航海到中国北方的一个灯塔，所以泰山曾经具有的神圣意义并不是从秦始皇这里奠定的，而是从远古的某个海洋民族奠定的。腓尼基人还有把自己的城市建立在悬崖峭壁的习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后来的中国人有崇拜山的习惯，并且有把庙宇建立在峭壁的习惯，是不是也是这方面的继承呢？地理上的迦南核心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其边界其实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今天人们说到“迦南”通常可以指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叙利亚，但偶尔也会单指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有一种观点认为，迦南人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当地人与外来移民，当地人叫外来人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今天的“中东人”实际上就是以迦南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族群。一般情况下迦南人指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他们之前被称呼为是Amorite人，有人说他们从东北方而来。在大约3000年前左右，迦南人与腓尼基人是一回事，并且这一时期犹太人占据了整个迦南。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腓尼基人最早生活在萨巴王国，就在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红海。在一些古书里称腓尼基人来自“厄立特里亚海”，这是“红海”的古名，不过也有人认为“厄立特里亚海”在古代泛指红海、印度洋与波斯湾。“厄立特里亚”是一个小国家，在1993年才从埃塞俄比亚脱独立出来，它直接面对红海，与今天的也门相对，曾经是萨巴王国的一部分。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腓尼基人是不能从迦南人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就是从沿海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群具有超强航海能力的族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的人坚定地认为，腓尼基人的形成一定与一些外部因素有关，尤其与以色列人有关，核心与“但人”有关，并且牵涉到生活在“朋特国”（索马里）的“但人”部落。他认为腓尼基人的老窝就在“朋特国”。也难怪今天的索马里人会认为他们才是腓尼基人的后裔了。无论怎么说，无风不起浪，奔着“严谨”的态度，对类似的线索宁信其有，不能信其无。有关这个线索，一个有趣的词汇链接可以参考：LandofPunt,Puntite,Punt,Pont,Phunt,Poenit,Po.许多人也认为腓尼基人发展的顶峰是公元前1200-800，具体原因不清楚。但这段时间却是中国西周的历史。我在《锁定两海》中认为中国的西周与亚丁湾这里的萨巴王国有关。有人会问我，一会儿你认为商朝与腓尼基人有关，又过一会你认为他们与西周有关，并且西周可是推翻了商朝的啊，怎么解释？这个疑问很好，我们是否可以如此设想：在地中海沿岸发展时期的腓尼基人是早期，其代表文字为腓尼基字母，时间从大约3800年前开始；在红海时期发展的是晚期腓尼基人，他们从大约3300年前开始，其代表文字为“原始阿拉伯文字”和“南阿”。这两个群体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前者更多倾向于商朝，后者更多倾向于周朝——更细的划分是从“后商”开始，并且很可能在萨巴王国这里腓尼基人与“但人”结合。腓尼基人的权利结构建立在这三个基础之上：国王、寺庙神职人员、元老会。以Byblos为核心腓尼基人开辟了地中海与红海的海上道路。Byblos受到连续不断的攻击，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Tyre和Sidon建立。从此腓尼基人开始以城邦制王国而闻名，同时他们就常常被称呼为Sidonia或Tyria，后来腓尼基人在一个又一个辉煌战果取得后，他们与迦南人一样成被称为Zidonians或Tyrians。我怀疑这两个城市建立的时间要提前一些才能符合我们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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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文字与天干地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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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文字的产生是由于商业的需要，这个结论最容易从两河流域得出。那里考古发掘出的具有5000年左右的最早的人类文字几乎全与商业有关。全世界各地在更早的时候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符号，但严格来说我们一般不把他们当作“文字”看待，但可以当作文字的雏形来研究其起源。具有连续的完整意义的文字最早还是出现在两河流域。中国在贾湖遗址就有许多符号出现，但相对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朝，并且是“后商”。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文字专家们认为甲骨文很明显是新造的文字，处在一个开创的初期。这些文字的产生与商人内部的变革有关。由于“商人”最常使用文字，所以他们不仅创造了中国的甲骨文，很可能同时创造了商朝。但是甲骨文中的商业信息却不多，这是个事实。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发展不是一种中东那样的“自然”模式，中国最早用文字来标示商务的时代是在前商甚至夏朝或先夏，到“后商”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所以记录的多是宗教、政治、生产活动，因为发现的甲骨文实际上是王室的“文件”，当然内容是王室的活动。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中（280页）曾经简要论述过中国文字与红海两岸的文字关系，从古埃及文字，到原始迦南体系、腓尼基文字、南阿，结论是中国文字距离也门附近使用的“南阿”最近。甲骨文既受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影响，也受到了从迦南文字到“南阿”这条发展线的影响，结合本书前半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该推论的合理性，并且把其中穿针引线的传播者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个群体：迦南人，或称腓尼基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同一个群体。从迦南到腓尼基，再从腓尼基到“南阿”，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发展线：有一批迦南人从地中海东岸沿红海向亚丁湾和印度洋北部游移。他们受到埃及文明的影响是当然的，他们从阿拉伯海进入中国也是合乎逻辑的。并且进入中国的渠道并不一定是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路，而且可以是经过中南半岛，也可以从印度河北上顺昆仑山脉进入中原——妇好墓中的昆仑玉已经可以证实这条道路的基本存在，当然还有一条海路一直进发到中国的黄海进入大陆。许多古老的文字随着历史的风云都消亡了，只有迦南的一支腓尼基文字留存下来，它几乎成为现今所有文字之父。人们公认它发展出了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今天西方人使用的所有语言都是它的后代。腓尼基文字很可能还是中国文字之父，当然，之间通过了“南阿”文字过度。之所以有这个令人惊异的结局都与这个特殊的水上民族的“商业”性质分不开，因为这促使他们到处游走。大约3800-3500年前腓尼基人从迦南文字发展出一个以22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这是最普通的说法。这个字母表是所有西方字母的基础。罗马和希腊字母都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腓尼基文字的书写方式与希伯来文一样从右到左，腓尼基文字的发音与希伯来语和摩押语接近。腓尼基语是一种北闪族语言。腓尼基字母像希伯来字母和阿拉伯字母一样，都是辅音字母(abjad)，没有代表元音的字母或符号。它们的读音要从字面中推断。从这些特点进一步暗示了腓尼基人的可能族源。
　　字母 名称 意义 拉丁拼写 对应的字母
　　希伯来 阿拉伯 希腊 拉丁
　　āleph Ox ? ? ? Α,α A,a
　　Bēth House b ? ? Β,β B,b
　　Gīmel Camel g ? ? Γ,γ C,c/G,g
　　Dāleth Door d ? ? Δ,δ D,d
　　Hē Window h ? ? Ε,ε E,e
　　Wāw Hook w ? ? (?,?)/Υ,υ F,f/U,u/V,v/W,w/Y,y
　　Zayin Weapon z ? ? Ζ,ζ Z,z
　　ēth Fence ? ? ? Η,η H,h
　　ēth Wheel ? ? ? Θ,θ
　　Yōdh Arm y ? ? Ι,ι I,i/J,j
　　Kaph Palm k ? ? Κ,κ K,k
　　Lāmedh Goad l ? ? Λ,λ L,l
　　Mēm Water m ? ? Μ,μ M,m
　　Nun Fish n ? ? Ν,ν N,n
　　Sāmekh Fish s ?Ξ,ξ/Χ,χ X,x
　　ayin Eye ? ? ? Ο,ο O,o
　　Pē Mouth p ? ? Π,π P,p
　　ādē Papyrusplant ? ? ? (?,?)
　　Qōph Monkey q ? ? (?,?) Q,q
　　Rē? Head r ? ? Ρ,ρ R,r
　　in Tooth ? ? ? Σ,σ S,s
　　Tāw Mark t ? ? Τ,τ T,t
有人说，因为腓尼基人无处不在经商与远航，腓尼基语几乎成为一种古代的世界外交语言。这话可以得到充分验证。在埃及、赫梯、巴比伦以及希腊都能见到双语的铭文，除了那些当地的语言，就是腓尼基语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看中国地区的腓尼基文字我们就不再觉得那么难以置信了。是腓尼基人发明了线形字母，正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古希腊人创造了希腊字母，然后才有了罗马字母以及拉丁字母，直到今天的欧洲诸多文字，包括英语。说到底我是认为英语与中国文字通过腓尼基文字是具有同源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简直因陋就简地使用英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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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文字与天干地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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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尼基人的文字是如此发达，很可能恰是这个智慧的民族在中国商朝的出现促进或直接参与了甲骨文的发展。但为什么中国的文字与西方的文字不同？因为中国本土与西方已经在后商之前偶然地发展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一套语言体系，所以他们不必一致，也不可能一致。另外，中东南方文明——埃及文明——在“三代”后期影响巨大也可能是象形文字的甲骨文得以发明的原因之一。说到腓尼基文字的22个字母，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信息不可不提。西方汉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有这样一段话：“与近东和印度相比较，中国的文字是较为晚出的，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由某种外来刺激促成汉字产生的可能性。当然，就我们目前所知,很难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刺激……。在1978年的伯克莱会议上，我仍然坚持一个观点，即认为二十二个干支的名称是语音符号，代表原始汉语的辅音，它们与早期闪美特语字母表中的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我曾进一步指出，可能两者都是从某种未知的印欧语的文字系统分化而来的，这种文字随着印欧人在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的扩张，向东方和西方传播。……最相像的几个符号，是与晚闪美特字母比较所得的结果”。这段话可能并非完全正确，但在今天这个背景下确实值得再次关注其中的合理成分。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我认为我们应该试错性研究“天干地支”与腓尼基22个字母的关系。“天干地支”无论在商文化中还是在文字本身中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比如从商王这里才开始大规模使用“天干地支”作为商王庙号，比如“武丁”、“沃甲”、“小辛”等。在今天被认定的商人后裔水族人所使用的古老“水书”，实际上就是甲骨文的一支，其中的“天干地支”也是水书里受到特别重视的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文字，他们是占卜最常用的文字符号。“天干地支”一般人认为是商朝出现的，也比较符合这个特点，实际上夏末出现天干地支会更合乎实际情况，因为夏桀就叫“履癸”，我们不能排除这里的“癸”就是“天干”。比较巧合的是，夏桀生活于3600年前，一般认为腓尼基的22个字母恰恰就是稍早前期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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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黎巴嫩、埃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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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与巴勒斯坦比邻，自然也与以色列是紧邻，每次我们在世界新闻中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时都伴随着炮火隆隆，那里是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交汇地带。在历史上也一直如此，那里是个冲突不断的过度战场，南方埃及与北方赫梯两大帝国都对这里虎视眈眈。从某个角度看，今天距离上古并不遥远，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依然生存在一个国家与民族概念不断得到强化的时代。大概这一切的改变只能有赖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真正体会与享受兄弟姐妹般的融洽与温暖。2004年12月《北京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因破解腓尼基人之谜可能是今天黎巴嫩人》的报道：2004年10月，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牛津大学人类基因专家斯宾塞.威尔斯和黎巴嫩人类基因专家皮埃尔.札卢亚用基因法寻找腓尼基人的项目经过两年的研究终于有了结果。威尔斯和札卢亚沿着地中海岸收集人类血样，他们总共收集了2000份血样。他们要通过基因分析的方法，帮助考古学家找出公元前3000年前就活跃于地中海的腓尼基人今天的下落。腓尼基人的原始基因参照来自黎巴嫩拉斯基法(Raskifa)的一个山洞，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具4000多年前的腓尼基人遗骸。他们将会在这颗古老牙齿与采集到的现代血液中寻找Y染色体上的相同基因类型。在2000个血样中，172个有马其顿血统、98个有摩洛哥血统……。黎巴嫩人与伊比利亚人（即西班牙人），包括巴斯克人、北非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等等具有相同的基因标志。他们的结论是，古代的腓尼基人与今天的黎巴嫩人遗传特征最接近，也就是说，腓尼基人很可能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人。以上的报道，与其说是确定腓尼基人不如说是确定古代的黎巴嫩人与哪里的人有关联，因为他们的基因参照就来自黎巴嫩。也就是说，基础就是认定黎巴嫩已是腓尼基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黎巴嫩就是腓尼基人的一个大本营。其他所采集的样本来源是通常人们怀疑与腓尼基有关的地区与民族。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分子遗传学专家PeterUnderhill，利用分子技术推定地中海中接近法国南部与意大利西部和南部的三个岛屿（科西嘉、马耳他和撒丁岛）的Y染色体是埃塞俄比亚型的居多。这表明在一个未知的年代，两地之间的人们曾经密切交流。换句话说，红海与地中海曾经存在着密切交流。为什么是这两个地方？是谁在进行交流？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大海，所以应该是一个海上民族在穿梭交流。我在《锁定两海》中多次强调，“萨巴”是腓尼基时代突然因商业而兴起的一个王国，本身它就是个具有一定腓尼基色彩的国度（假如还不能将萨巴看作腓尼基殖民地的话），为什么这个根据地建立在“萨巴”这个地方就耐人寻味，因为那里可以扼两大海之要。谁占领了亚丁湾实际上就拥有了沟通红海与地中海通往亚洲的通行权。目前公认的事实是，地中海除了希腊等少部分地区几乎全是腓尼基的殖民地或文化影响区域，科西嘉、马耳他和撒丁岛是典型的腓尼基文化区域，还包括距离黎巴嫩只有100多公里的塞蒲路斯小岛。我们注意到，除了占有黎巴嫩的一小块地方之外，实际上腓尼基人所占领的广大区域都是3000多年前欠发达地区，也就是大国不愿意垂顾地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临海，比如地中海西部、红海南端，甚至东亚。这再一次让我们想到中国商人的发源地：山东半岛。腓尼基人是一个专门发展海上商业的群体，在航海方面他们确实有过人之处，连一些大国也要借助于他们的这一特色来实现其经济或军事目的，偶尔也要对他们另眼相看。他们的这一特点让人怀疑，中国“三代”的统一性会不会来自于贯穿于“三代”的一个黏合剂：一个善于开拓游走的民族。或许他们在其中的某一代（比如商）具有压倒性的政治优势，但在其他两朝中同样有他们不可替代的身影。据说，2600多年前埃及法老尼科想刁难一下以勇敢探险著称的腓尼基人，同时也想开辟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航线。他把几位腓尼基最优秀的航海家召集到王宫来，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腓尼基人那么善于航海，我让你们从埃及出发，永不回头，而且始终贴着右边的海岸航行，最后回到埃及。如果你们做不到，以后就不要再吹牛了。如果你们能够做到，我一定重赏你们！”出发点是地中海。当时人们认为大西洋就是世界的尽头，腓尼基航海家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法老的挑战，据说他们驾驶的是３艘双层划桨船。３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地把这件事情淡忘掉了。尼科法老看到他们再次出现在他面前还以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再次出现是欺骗他。腓尼基人将这3年的航海经历详细说了一遍，然后向法老献上了他们沿途搜集到的珍奇异宝。尼科法老终于相信了他们。他们给法老讲述的故事与荷马史诗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传说中的四千年前人类环非航行，就是腓尼基人的杰作。黎巴嫩与古埃及的关系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在相当于中国夏朝这个时期，腓尼基人（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迦南人）应该是古埃及王国的固定商业伙伴，其实我更愿意把迦南人看作埃及人的另外一半。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正是中国商朝推翻夏朝的同时，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以色列地区的喜克索斯游牧人攻克埃及，他们对埃及的统治大约在15世纪结束。埃及并没有马上复元，再度兴盛是在拉美西斯时期，并且是从公元前1320年开始，黎巴嫩这时成为埃及帝国版图的一部分，而此时中国的“后商”恰好开始，甲骨文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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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黎巴嫩、埃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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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喜克索斯人以及黎巴嫩的进退似乎都与中国的“三代”有着明显的关联。他们之间，以及喜克索斯人与“萨巴王国”之间是什么关系，都至关重要，只有扫清这些障碍中国与他们之间的复杂对应才能精确浮出水面。随着公元前14世纪埃及势力的减弱，黎巴嫩人逐步驱逐埃及人，到公元前12世纪初黎巴嫩已经基本独立。黎巴嫩北方的赫梯人强弱一直都与上面的几国以及中国也有着密切关联。按照我的推测中国的商朝之母简狄就是联姻而来的赫梯人，有关章节请参见《向东》一书。这些微妙的变化都会引起远东的波动。有关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资料本身就混乱不堪，多在探索研究之中。比如《塔纳克》（Tanach）就把喜克索斯人直接等同为迦南人或腓尼基人，但是我们却也可以推测他们或许是希伯来人。在喜克索斯统治埃及期间，他们把首都从孟非斯迁移到腓尼基人聚集的底比斯或许并非没有意义。埃及与中国的联动时间表：

古埃及中国（大约同期）
公元前2040年中王国开始夏朝开始
公元前1567年新王国开始商朝开始
公元前1320年拉美西斯家族上台后商开始
公元前1085年后王朝开始周朝开始
公元前716年黑人王朝东周（出现较多黑人雕像）
附：黎巴嫩概况
国名：黎巴嫩共和国（TheRepublicofLebanon）
国旗：呈长方形，中间为白色长方形，上下为两个红色长方形。旗地中间是一棵绿色黎巴嫩雪松，它在《圣经》上被称为“植物之王”。雪松被誉为黎巴嫩的国树，代表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人民的力量，还象征纯洁和永生。
自然地理：面积10452平方公里。位于西亚南部地中海东岸。东部和北部与叙利亚交界，南部与巴勒斯坦为邻，西濒地中海。海岸线长220公里。全境按地形可分为沿海平原；沿海平原东侧的黎巴嫩山地；黎巴嫩山东侧的贝卡谷地和东部的安提黎巴嫩山。黎巴嫩山纵贯全境，库尔内特—萨乌达山海拔3083米，为黎最高峰。河流众多，向西注入地中海。利塔尼河为全国最长河流。黎巴嫩属热带地中海型气侯。
人口：400万（2000年）。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还有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等。阿拉伯语为国语，通用法语和英语。居民约５４％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6％信奉基督教，主要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
首都：贝鲁特（Beirut），人口约150万（2000年），７月平均最高气温32℃，１月平均最低气温11℃。
简史：公元前3000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迦南人最早在该地区定居。公元前2000年黎巴嫩为腓尼基的一部分。以后相继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等统治。16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侵入黎巴嫩，1920年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1941年11月26日法国宣布结束对黎的委任统治，1943年11月22日获得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1946年12月，法军全部撤离后，黎巴嫩获得全部自主权。
政治：黎宪法规定立法权属议会、执行权属总统。
外交：黎奉行中立、不结盟和开放政策，与美、法等西方国家关系良好，是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议会联盟成员国。1971年11月9日，黎巴嫩与中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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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夷、朱、殷、紫、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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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曾经是腓尼基人的家园。他们在古代的称呼与今天并无大的区别。黎巴嫩与南面的以色列是紧邻，地理上更具体的迦南就在西奈半岛的北面，某些时期西奈被迦南人占据。西奈半岛是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一个巨大的喉结。某些时候地中海与红海是相通这一状况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平面在新石期时期曾经有过剧烈的波动。在如此复杂的地理与种族之中，我们应该指明这样一个可能：某些迦南人就是腓尼基人，某些以色列人也是腓尼基人，某些阿拉伯人更是腓尼基人。所有临近海边的欧洲与亚洲以及非洲都被撒播下了腓尼基人的生命与文明的种子，他们在3000年前的广袤地球上几乎无所不在，只要那里有海。中国东部沿海生活着一个人群，“夷”。我有一个假设，“夷”可能是古代黎巴嫩的“黎”。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古代“夷”和“黎”发同一个音，甚至就是一个字，所以中国南方的“黎民”也是“夷民”。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的“黎民”就是来自“黎巴嫩”的“腓尼基人”？我在《锁定两海》这本书中说，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回民”，这里把这个问题再次深入具体到阿拉伯人有关的民族：腓尼基人。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如此，广大的地中海区域，尤其是北非与西班牙等地也都与中国情况接近。我曾经惊讶西班牙这个地方为什么一直被阿拉伯人占领，现在终于明白一切皆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腓尼基人在大约4000年前就已经是那里的主人。而腓尼基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在我看来密不可分。古代黎巴嫩这个地区的名字多以他的首府称呼为“Byblos”。“黎巴嫩”（Lebanon）这个国家的名字起码应该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也非常古老。但有人在理解上可能有障碍，商朝人叫“商人”和“殷人”就够了，还叫“黎人”、“夷人”？其实这不奇怪。想想我们今天怎么来称呼主体“中国人”就可以理解。当我出现于外国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表述可以是“中国人”，“东亚人”，“蒙古人种”，“河南人”，“中原人”，“华裔”，“汉人”，“炎黄子孙”，这要看哪个场合哪个时代侧重什么而定，许多情况下他们之间可以置换，所以“商人”和“殷人”同时又成为“黎人”或“夷人”并不奇怪。在中国“夷”一直代表东方，传统中属于“蓝色”，是海洋的色彩，这很合乎逻辑；后来实际上他们又移居南方，因为周人占领了中原后，驱赶了他们。这里还可以将其与南方“越人”结合起来研究，可能也会有所获。神话历史传说里曾经发生过一次“蚩尤”与“炎黄”的大战，蚩尤战败南下，我很想把蚩尤与商朝对应起来，同时把蚩尤与“夷”对应起来进行试错研究。当然“炎黄”可以对应具有犹太人色彩的周人。假如我们大致以东经110℃为界，我们可以说中国东部多为“夷人”和“越人”影响范围，而西部却是氐羌人势力范围，就是夏人或先夏的影响范围。这个区域划分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文明扩展的规律是：西早东晚。配合地势的西高东低，西陆东海，“夷”人的特色以及形成更容易得到表现。“商人”除了以上的可疑名称，应该说还有一个名称没有提及，这就是他们的姓氏：“子”。我想称呼他们为“子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子”依然可以追究到“黎巴嫩”去。越来越多的证据在积累汇聚，我仿佛看到一个叫“商”的庞然大物已经被“腓尼基”纠缠得不能动弹，“商”可能真的被我们捕获了。经过研究我发现古代“子”通“紫”，也就是说“商人”其实姓“紫”。“紫”恰好是古代黎巴嫩的一个特产，并且是古代黎巴嫩的一个支柱产业，虽然这个染料数度使黎巴嫩暴富，但也因福得祸屡被吞并，都与“紫”有关。腓尼基人就有一个称呼“紫人”。“紫”在分类并不详细的古代曾经与“红”被看作同一种或接近的颜色，“红得发紫”这一中国人的谚语就说明了这样的思维逻辑：红深而紫。生活在黎巴嫩的古代腓尼基人既然被称呼为“紫人”（PurplePeople），所以他们也可以是“红人”。中国人整体都崇拜红色，如今口语里常形容人“红得发紫”以及“大红人”或许就是商、周起遗留下来的文化，意谓哪些人是“PurplePeople”就是炙手可热的贵族，或者干脆就是皇族的简称。而“红得发紫”更揭示了“紫色”就是“深红”。商人的国姓“子”与“紫”在历史上有过重合的时期。他们不仅在今天音同为“zi”，而且在这几个方面意义相同：1，皇家意味；2，表示颜色；3，夜半。
《辞源》与《辞海》中“子”通“紫”的例证：
　　1，“子绀钱”就是“紫绀钱”。
　　2，子jiang（造字草头+礓）的解释是“因芽尖微紫，名“紫j”，又叫“子j”。
　　3，“子姑”又名“紫姑”，也就是“厕神”。
　　4，“子衣”，婴儿胎胞，也叫“紫合车”。
　　5，“紫鱼（Pristipomoidestypus）”又名“子鱼”。
　　6，一种顶尖级石榴“子牙乌”又名“紫牙乌”。
　　7，表示“夜半”的意思，如“子夜”，同样“紫茉莉”因为开花在晚上又名“夜晚花”，还有更　　多例证，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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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夷、朱、殷、紫、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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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子）会不会因为是皇姓的缘故所以就尊贵起来，并且自“商”因与皇族有关就以“紫”命名？这方面例证有：天文上的“紫薇宫”，实际上为天上的“皇宫”；现实里“紫宫”实际为皇帝居住的“紫禁城”；“紫书”实际为皇帝书写的“诏书”，还有直接表达为“紫诏”的。然后有“紫衣”，皇帝所赐僧衣也，又为“紫袈裟”；“紫陌”特指皇帝居住的京城郊区的道路。很可能商朝与地中海一样以“紫”为贵，后来中国传统依然保留了这个传统。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传统，“紫色”特指贵族色彩。也许这与腓尼基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有关。古代珍贵的紫色染料只有黎巴嫩这一个地方出产，而且非常稀少，只有皇室与大贵族使用，久而久之全球以“紫”为贵。中国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改尊黄色，尤其是明黄色为皇家色彩，我怀疑这是周朝才开始的，直接受埃及文化的影响，古埃及在这前后有以明黄为皇家色彩的习惯，也所以他们同时还很崇尚金子，实际上某些地域很可能直接把金黄色的黄金列为皇家专用，不允许民间私藏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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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上的几个腓尼基人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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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上有无数的岛屿，但比较显眼的岛屿首先是几个个半岛：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人居住的亚平宁半岛，希腊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还有一个是地中海南岸的突尼斯，还有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最后一个是地中海最西边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人居住的伊比利亚半岛。作为地中海里面完整的岛屿，我们最常提到的相对比较大而著名的岛屿，一般从东到西有：距离黎巴嫩100多公里的塞浦路斯（它的意思是“铜”），克里特岛，紧贴雅典的伯罗奔尼撒实际上是个与巴尔干有一线牵连的半岛而不是完全脱离大陆的独立岛屿，然后是西西里岛群岛，在西西里群岛的南端是个很小但又非常著名的小岛马耳他，穿过突尼斯海峡就是意大利的撒丁岛，与之比邻的科西嘉曾经产生过小个子伟人拿破仑，再往西有一个巴里阿里群岛属于西班牙，再往西就是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所谓的“西撒哈拉”就在摩洛哥南方，这里临海，面对大西洋。有人说那里上古时期与中国有同样的物产，“苏三再有想象力也不能把这两地联系到一起”，我即将做到这一点，通过迦南（腓尼基）人。以上所有区域实际上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追踪腓尼基人通过航海与中国“三代”发生文明交流的可疑地区。初步检查的结果是，我深有所获，超出了我的想象。一般而言，由于地中海东部地区面对那么多强大国家，中东是大国激烈争夺的资源。善于航海经商的腓尼基人除了黎巴嫩大本营之外仅只占领了最近的塞蒲路斯，腓尼基人强占的地区多是偏远沿海。今天塞蒲路斯人口明确划分为两大部分：希腊人与土耳其人。这个现象很形象地说明了希腊人与土耳其人之间就存在着腓尼基人，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彻底融合了。今天腓尼基人不见了，但是他们的文化却留在当地的以希腊、土耳其人为主的民族中间被消化吸收了。土耳其半岛以及希腊都具有各自的文明特色，并且希腊半岛很明确受古埃及的文明影响，这是个公认的事实，但是希腊文化中也可以见到腓尼基文化痕迹，这也是历史事实。由于土耳其的文明历史非常悠久，所以不可混淆认识以为土耳其文化就是腓尼基文化，当然希腊文化也与腓尼基文化有着明确的界限。这几个文明之间常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尽管在东半部没有获得太多的利益，腓尼基人却仰仗他们长期练就的水上本领几乎独占了地中海西部以及西部以外的大西洋里的沿海岸地区。突尼斯被公认为腓尼基人所建，正式建城的时间大约在2800年前。而西西里岛与马耳他岛都曾经属于腓尼基人的天下。占据了以上两个扼要，等于腓尼基人扼住了整个通往西部地中海的喉咙，所以向西的所有地区基本上现在都可以确认在那个时期或属于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或与腓尼基人曾经联盟，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和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人居住的亚平宁半岛的某些地区尤其具有特殊的腓尼基人特色。可以说，今天的意大利人、突尼斯人、西班牙人以及法国南方人，都应该有腓尼基人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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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与商朝之“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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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面积为25,700平方公里，其首都为Palermo，目前人口为5百多万。无论从东西还是南北它都是地中海最为核心的一个岛屿，而且作为扼守西部地中海的咽喉，紧贴亚平宁半岛，它显得额外重要。如今两岛之间有铁路相连。根据希腊人后来记载据说，岛上最初的土著是这三个部落：Elymi,Sicani以及Siceli，后二者估计是殖民者，因为他们实际上又与大不列颠群岛以及法国西班牙等地的一些凯尔特人（Celts）据说有关。我们也可以怀疑后两者与腓尼基人有关，也就是怀疑欧洲的凯尔特人与腓尼基有关，后面有专文讲到凯尔特人。欧洲的许多民族其实与中国的许多古老民族一样，迷雾重重，起源与分化一时无解，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我们以往的许多历史知识是错误的，需要重新解构与重建的不仅仅是中国史前史，也包括中东史前史与欧洲史前史。传统认为该岛最初的殖民者是腓尼基人从对岸的非洲突尼斯首府迦太基迁徙过去的居民，后来被希腊人占领，这个核心时间一般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但到底最初的时间有多长很难说，因为没有准确的文献可以援引，都是传说与推测。从人种和政治联系上要想绝对分清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是非常困难的。在当时希腊人与腓尼基人有基本一致的信仰，尽管希腊人在哲学与政府组织方面更优越一些，实际上两者的社会整体还是非常接近的。如今腓尼基文化似乎消失或者被人们忘记了，实际上总体被希伯来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阿拉伯人吸收融合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想探究腓尼基人的传统与习俗，有时到这些继承他们文化的群体里去寻找是最方便的。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力量萎缩之后迦太基依然是腓尼基人的一个城市，并且得到长久的发展，今天的突尼斯依旧保留了浓厚的腓尼基文化特色。现代迦太基语（Punic,theCarthaginianlanguage）就是晚期腓尼基语受到非洲语言影响后的一个残留。或许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除了研究红海两岸的“萨巴文字”之余也可以到这个地区与商朝的甲骨文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对比。一般了解的西西里岛的历史要从迦太基说起。尽管后期的西西里岛似乎距离史前太远，但是通过西西里岛在历史时期的争夺战，可以看到争夺它的是什么人，以及这个岛屿对于地中海沿岸的意义，我们从而可以方便地推演史前该岛的状况。迦太基（Carthage）在历史上又被成为“布匿”（Punic），它的拉丁语是“Poenicus”（晚期为Punicus)，希腊语为“Phoinikes”，不难看出“布匿”与“腓尼基”（英语为Phoenicia）的词根同出一源，称呼“布匿”还是“腓尼基”只是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布匿”可以看作为“腓尼基”的另外一个别称。为争夺西西里岛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战役，分别被称呼为“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及“第二次布匿战争”，皆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西西里岛从此彻底移手于从意大利半岛而起的“罗马帝国”，之前希腊人也在小岛上建立过小片的殖民地。其后的6个世纪里西西里岛一直属于罗马人。西西里伟大的居民阿基米得（Archimedes）丧生于第二次迦太基战役，当然著名的汉尼拔将军也是这次战役中著名的人物，他作为迦太基将军自然是个腓尼基人。西西里小岛上可谓人才辈出，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产生，最著名的一位应该是193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与荒诞剧作家皮兰德娄（LuigiPirandello）。哥特人（Goths）于公元493年攻占西西里，公元535年又归于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人（theByzantines），9世纪经过两百年的袭扰阿拉伯人终于成为该岛的主人。在其后的时间里几乎大半个的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教皇都参与了这个小岛的命运抉择，如今历史风云散尽，小岛回归意大利。从这个小岛的一批又一批主人来看，这个小岛曾经属于谁我们都不意外，包括在近3000年前他们属于一个叫“子”（也就是“紫”）的民族。在以上所有提及到的国家或民族里面，可以肯定都是当年与腓尼基进行过广泛交流的人群。我尤其想提醒的是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出现。阿拉伯人在中国称为“回民”，在中国的54个少数民族中“回民”是中国第三大少数民族——这个现象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腓尼基人在古代来到中国发展的可能性有多大。汉族并非一个真正的民族概念，而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所以要看今天中国人的民族组成，看少数民族大概是最合理的。我当然不同意说中国人全部是阿拉伯人，因为我这本书其实只是在寻找众多古代众多朝代中的一个商朝的起源，很可能商朝是由两个以上的民族构成的，而腓尼基人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从西西里这个与腓尼人深有联系的小岛历史也可以推测出其它接近3000年前一些远离世界中心的一些地区的国家与土地概念，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然原始状态。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这个小岛尽管主要为腓尼基人所占，但其它势力也都在上面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是大小的差别。当我把这个形势放在东亚的时候我觉得许多的历史得以合理地比照：中国大陆上小方国成千上万。另外，西西里的历史基本上是从2800年前开始的，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恰好也是基本同期，中国第一个得到清晰记录的年代是公元前841年。这一点也可以提示我们，中国与西西里附近的文明进程可能是同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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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与商朝之“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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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里岛首府是Palermo（希腊人称呼为Panormos），尽管目前岛上杂居着来自各个不同地域与文化的人们，但Palermo这里却非常明确地从考古上证明了该城最初就属于腓尼基人。一个比较怪异的事情是，Palermo在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中国周朝时期，它的名字竟然叫Zis或Sis。或者说，腓尼基人称呼他们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这个最大的城市为Zis或Sis，后来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占领后才将其改为如今的名字“Panormos”。目前古老的“Zis”城仍保留有一段城墙，并且那里还有发掘出大量当时腓尼基人的墓地，这些都是可以继续探讨的物质存在。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中国自汉朝开凿的“丝绸之路”最西边的顶头不是别处，恰好是“迦太基”这个腓尼基人的城市。这里浮现出一个秘密，所谓汉朝开通的“丝绸之路”实际上之前的几千年里可能一直存在，而线路的两端都是“自己人”：紫（子）人，都是同宗的“商人”、腓尼基人！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实际上很可能最初是由“商（紫）人”开辟发展的，但是到了汉朝由于战乱的中断人们失忆了。西西里岛由于在古代称呼为“Zis”或“Sis”，今天的名字“Sicilia”（英语为Sicily）或许就是来自他们。但是他们为什么被称呼为“Zis”或“Sis”呢？腓尼基人与迦南人连续在许多地方获得一个接一个的征服胜利之后，他们被被称呼为“Zidonians”或“Tyrians”，“Zi”很可能成为一个对他们的简称。《圣经》里也曾经出现过这个称呼：（bbe）Onthesouth:allthelandoftheCanaanites,andMearahwhichisthepropertyoftheZidonians,toAphek,asfarasthelimitoftheAmorites。很明显这里的“Zidonians”来自“Sidonians”，即“西顿人”。“西顿”为黎巴嫩古代两大城市之一。从这里我们看出，“zi”等于“si”，并且他们在汉语中又很容易地转为汉语拼音中的“xi”（西），因为我们翻译之为“西顿”。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的殖民地曾经名为“Zis”或“Sis”可能就来自这个起因。商朝的“子”（zi）来自于“Zidonians”（西顿人）。因为“子”指商朝的腓尼基人（紫人），所以“子”也就被赋予了“紫”颜色的含义，从而商朝又成为“深红”之“殷”。换句话说，“子”为音译，“紫”为义译，最后他们在汉语里合二为一了。商朝人发源地山东如今没有“子”文化却有明显的“泰”文化痕迹，如中国第一皇家圣山“泰山”就在那里，可以看作是腓尼基另外一个城市“Tyre”在山东的发展。而“子”族就是“西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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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地中海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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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是地中海上的第一大岛，撒丁岛排位第二，塞浦路斯第三，科西嘉第四。假如说西西里岛在腓尼基人和其它民族诸如希腊人等轮流在那里掌控，那么旁边的另外一个几乎同样大的意大利半岛西侧的撒丁岛则一直就比较稳定地被腓尼基人占领，所以到这个地区寻找腓尼基文化是比较放心的。2000年新华社罗马１０月２０日电记者刘儒庭报道：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考古队在撒丁岛的诺拉市发现了公元前７世纪的腓尼基村落遗迹。考古队负责人雅科波•波内托２０日在帕多瓦介绍说，考古队在诺拉市神庙附近仅挖了半米深即发现一些墙基，向深处挖掘后发现大量商店和民房遗迹。这些建筑用卵石、粘土、未经烧制的砖等建成，房间内的地面为夯实的粘土。考古队在这些建筑物内发现了大量伊特拉斯坎、希腊、腓尼基式陶罐等容器以及150多具大理石石棺。据初步考证，这一村落大约建于公元前７世纪，村落规模很大，居民在1500人左右。记者同时还介绍说：“腓尼基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前20世纪就建立了奴隶制城邦。公元前10世纪前后，这个民族的活动范围已达到了今天的塞浦路斯、撒丁岛、法国、西班牙和北部非洲等地”。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国，位于土耳其以南。至少在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就在此定居，后来相继被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马其顿希腊人、埃及人、罗马人(58公元前)占领。拜占庭从公元395年到1191年统治该地，并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被英格兰理查德一世占领。1489年被威尼斯兼并。1571年被土耳其征服。1914年大不列颠宣布拥有其统治权。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尼科西亚是其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人口642,731。现在塞浦路斯的居住主要分为两大人群：土耳其人与希腊人。马尔它也是个不能忽视的小岛。它由两个小岛组成，是个只有316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但是这里从古到今都是风云之地，因为它处在地中海东西方的交界处。从历史上看，这个地方具有浓厚的腓尼基人文化色彩，看看今天它的居民成分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从此可以了解昨天腓尼基人由今天哪些人组成。该岛人口主要组成为阿拉伯人、西西里人、（法国）诺曼地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英国人。当地人说英语和一种带有闪族特点的马尔它语，也有很多人说意大利语。所有人信仰罗马天主教。历史上马尔它曾经最先被腓尼基人占领，后来是希腊人，再后来迦太基人，最后是罗马人。后来阿拉伯人、诺曼地地人、土耳其人，最后是拿破仑，在该岛上他们各领风骚。19世纪初期英国人驱逐了法国人这里成为英国殖民地，其实反过来说当初这里的居民在英国开辟殖民地也是合乎逻辑的，他们之间的通道是独特的大海。从历史上看，越是海洋民族足迹越远，无论是腓尼基人还是英国人都印证了这一点。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提升了马岛的战略地位，这里成为蒸汽船到印度与东亚的装煤加运站。我们是否也应该相信，在西奈半岛被泡在水利的新石器时代这里曾经成为那个时代繁忙的“加运站”。二战中间，这里是德国与意大利轰炸最为彻底的一个区域。上个世纪该岛获得独立，成为一个宪政国家。科西嘉岛距离海岸193公里，在法国东南海岸，岛面积为8480平方公里，是地中海群岛中第4大岛，居民约55万人。在葱翠高山和湛蓝大海之间科西加岛为一绝佳渡假胜地。科西嘉岛与其他几个岛屿一样充满了动荡，这里最先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曾经被罗马人占据，然后又被比萨与热那亚共和国占领，1769年又成为法国领土，这一状态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个岛屿不仅产生了著名的政治人物拿破仑，而且产生了许多航海家与地图制作者，其中不乏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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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眼与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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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4年的电视节目中我看到一个奇特的场面，在一个隆重的纪念古代航海事业的下船仪式上，那艘明显是新建的木船在船头上描绘着一只大大的眼睛，并且是类似人的眼睛。这马上引起了我的警觉。船怎么会长眼？凡是民间奇特之事必有古怪起源。我印象中曾经看到过古罗马的船上也有眼睛，假如遥远两地有同样不同寻常的风俗就意味着某些同源可能。当然孤证不能成立，但是我相信到今天我给出的远远不是“孤证”，剩余的只是对一个人想象力和开放度的挑战。由于在《锁定两海》中我已经留意到中国文化与地中海可能具有的神秘联系，所以我特别期盼在地中海找到类似眼睛长在船上的古迹，而不仅仅是个“印象”。其实，这本书就是因为这神奇的“大眼睛”引我到地中海去的，正是这“大眼睛”引导我把目光从中国引向了海上民族腓尼基人。我最后真的找到了古罗马浅浮雕，那些战船上果然长着一样的大眼睛，我回头再来找中国船舶的“眼睛”资料已呈比比皆是。我查到，中国传统渔船上的大眼睛实际上叫“龙眼”。而西方长“眼睛”的船远远不是古罗马人才有，所有腓尼基人的古船上都会装饰这样一只眼，也所以至今这样的“船眼”就被称呼为“腓尼基眼”。而且这个“腓尼基眼”还不仅仅出现在船上，它到处都有，今天许多首饰上都有这个痕迹。这个风俗或许可以延推到古埃及的“何露丝之眼”，当然两河流域也早有眼睛崇拜，中国三星堆也有眼睛崇拜。但是更具体地在相同物品相同部位描绘同样的饰物，这个“巧合”目前只在地中海与中国东海、黄海传统中多见。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断然开始大举搜索腓尼基人的资料，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温州日报》刊登了一篇记者邱国鹰的文章《黑白分明的渔船眼睛》，下面为节选部分：人有眼睛，动物有眼睛，木质船也有“眼睛”。如今到洞头渔港，还可看到一些木质渔船的船头两侧，安有一对黑白分明的船眼睛。渔民把船眼睛叫做“龙目”。渔民尊“龙”为神灵，把自己的渔船也看做是一条木龙。既然是龙，自然要有眼睛，才能观渔路，绕暗礁，识方向，所以便有了“龙目”。关于“龙目”的由来，有好几种说法，在百岛洞头流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鲁班造船斗鲨鱼留下的。传说第一条木船是鲁班师傅制造的。海龙王怕船造成后危及百鱼生命，便派出凶悍的鲨鱼大将军前去阻挠。鲨鱼提出要与鲁班斗法比本领，鲁班答应了。他飞快地削出一对扁圆形木块，涂上墨斗的黑墨水，说：“那就比谁的眼睛厉害吧！我的眼睛，每一只都能钉上三枚大铁钉。”他把这对木眼睛钉在船首两旁，每一只都钉上三枚七寸长的大铁钉。鲨鱼吓坏了，急忙逃回大海。从此所有的木船便都安上了眼睛。二是渔夫救神鱼得灵眼演变过来的。传说渔夫无意中救了神鱼，神鱼用自己的泪水给他擦眼，他竟然能看到海内的鱼虾，十分灵验。渔夫靠了这双灵眼，每一次都满载而归。狠心的渔财主几次收买渔夫都碰了壁，派人在月黑夜把他杀害了。打鱼伙伴们垒石为他筑坟建祠，并依照他的梦示，用木块仿照他眼睛模样安在渔船两边，竟也有同样的奇效，因而一直沿袭下来。渔船有了眼睛，就能辨识方向追捕鱼群，确保生产平安。船眼睛的制作很有讲究。首先，要选用上好的木料，大多为樟木；其次是比例严格，船眼睛的大小即直径与船体“龙骨”的长度成特定比例，而船眼睛的眼珠与眼白又有适当的比例，后者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再次是眼珠和眼白的位置。不同的船也有区别。打鱼的渔船，鱼眼睛的眼白在上，眼珠朝下，这样便能直视海底，观察到鱼虾行踪；运货、收购鱼虾的船，船眼睛的眼珠朝前，眼白在后，便于船只盯准进港目标，不致迷失方向。钉船眼睛要举行仪式。钉船眼睛的钉子数量，一般为三枚。后来船造得大了，大船的眼睛也有钉五枚钉子的。但不论是三枚还是五枚，其中有一枚叫“圣钉”，是关键性的一枚。圣，在闽南语里是灵验、有求必应的意思，这枚“圣钉”，寄托着渔民出海保平安夺丰产的心愿。它安钉的位置也很特殊：渔船钉在船眼睛靠下近海的部位，其它的船钉在船眼睛靠前方的位置。安钉时，一定要选吉日良辰，在潮水上涨时进行。到时船主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造船师傅安上圣钉，再用红布把船眼睛蒙住，待到新船下水时再开启。当今的渔船大多为大马力钢质渔轮，渔轮的船首，刷印的是鲜明的船号。至于船眼睛这一习俗，只在小型的木质渔船上保存着。以上的新闻报道里处处透露出远古的信息。由于渔民把木船当作“木龙”，实际上当我们中国人说“龙的传人”时，我们在暗示中国人曾经的海上民族的身份。我的意思是，所谓“龙的传人”这一称呼很可能与“三代”时期有关，至少在商晚期龙的符号或图形已经大量出现于各种器皿上，比如司母戊大鼎上的动物实际上就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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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上的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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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的船文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需要讨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中国22个“天干地支”与腓尼基的22个字母以及与商人甲骨文之间可能有联系，在腓尼基人最擅长的生产生活工具船舶之上我们再次与他们迎面相遇。天干有10，地支12，合而为22。12地支有没有可能与12生肖有关？邱国鹰在2004年12月4日《温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船上的“动物世界”》，节选如下：到洞头县的渔村岙口走走，会听到一句顺口溜：“奇巧真奇巧，木船用火烤，划舟靠双脚，动物满船跑。”在海滩，常看到渔民把木质渔船斜倾，然后在船底燃起熊熊大火。这时你大可不必呼喊“救火”，这是在为渔船“美容”呢！渔船在海上行驶时间长了，船底部会附生牡蛎等贝类，不仅影响航速，还会损毁船体，所以用火烧。至于说到“动物满船跑”，那就得费一番口舌了。海是“龙”的世界，“龙王”统辖虾兵蟹将，是以海为生的渔民们心中的神灵。渔民把渔船幻化成一条木龙，船上不少部位以龙命名。渔船底脊最粗长的木料叫“龙骨”，这是全船关键处，犹如人的脊梁骨。龙骨接近船首处使之上翘的连接部位叫“龙根”，又因其位处船头，也有叫“头龙根”的。船头两根直竖的木条叫“龙须”，船板贴封其上，船首便更加硬挺坚固。船头两侧还钉有一双黑白分明的船眼睛，俗称“龙目”，以利眼观八方。作为民族图腾的龙，在渔民心中既是神圣的，又是具体的。除了龙，渔船上的渔具还有不少以十二生肖命名。“鼠桥”：用以稳固船桅的楔木，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牛”：船桅系风向标的绳索；“虎尾”：船尾部与龙骨的交接部；“蛇索”：网具底部在涂泥上拖的粗绳，形如蟒蛇，闽南语又俗称“路蛇”；“车马”：收放船锚的转盘。闽南语锚的读音为“碇”，渔谚有“船无碇，人无命”一说。木质渔船放碇收碇靠人力，推着转盘似马、牛推磨，故有此名，也有的地方称其为“拖牛车”的；“羊头”：打渔绳的用具；“猴头”：升降篷帆用的滑轮，喻其作用如灵巧的猴子；“狗腿”：为强化船体的硬度和拉力，在渔船后部加上的一根长木料，使船体后部呈上翘的形状；“鸡旗”：船桅的风向标用木料雕成公鸡模样，三角形的风向旗挂在鸡尾，所以俗称鸡旗。有些船的风向标雕的是龙头或乌鸦，就叫做龙头旗或乌鸦旗了。
　　船上的部位以动物命名但不属于十二生肖的有：船老大掌舵处的舵面叫“龟壳”，有坚固耐用的寓意；船前头直竖的几根木桩，用以置放船锚的俗称“鹿角”。另外，不同船型对渔具的叫法也略有差异，如从事钓鱼的船只，把放绲绳时掌握长度的绳索叫“鼠尾”；木帆船上也有把船首为加强船的拉力使之微翘的用材叫做“牛腿”的。而在舟山等渔区，虽然对渔具也以十二生肖命名，却因习俗和语音的不同而大不一样。他们把固定桅杆的插销叫“老鼠尾巴”，老大掌舵的舱叫“猴（后）八尺”，升降篷帆的滑轮叫“钩（狗）螺”，船舵露出水面的部分叫“雄鸡头”等。上面谈到的这些名称一般用于木质渔船，如今许多渔民已改用铁质渔轮，除了少数渔具的俗名还保留之外，其余大多不用了。十二生肖与天干的对应如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西方十二星座：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平座、双鱼座。12生肖与12天干之间到底是何关系？他们与西方的12星座之间是否有继承关系，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我很愿意推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生肖排序是腓尼基人在中国参与商朝建设时的产物，推理证据是这个序列以“子”为始。假如按照后来中国人的概念应该从“龙”始，然后是“小龙”之“蛇”，接下去是贵族才能使用的“马”，以及神圣的“羊”，因为后来中国人以“龙”为皇室象征。但在目前遗留下来的序列中商朝的“子”姓却为首，而中国又没有以“鼠”为荣的习惯，除了“鼠”随“子”贵一时还想不出来什么别的原由。另外，我考虑这是否是两种外语的一种双语对应，比如，“鼠”在另外一个体系中读“子”，“牛”在另外一个语系中读“丑”，“寅”就是“老虎”等以此类推，试错于一些古老语种或许有出路，当然首先是排查腓尼基以及腓尼基衍生出来的近亲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南阿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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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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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神话》与《圣经》一样，都不是历史书籍，但他们却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真实的历史；既然我们对于史前史没有其他的文献可以借鉴，那么参考这些文献就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希腊神话》确实并非仅只是虚构。比如德国谢尔曼就以《希腊神话》为根据在考古发掘中证明了特洛伊大战并非空穴来风。特洛伊城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这个古城在大约3000年前被希腊人因为夺妻之恨而毁灭，“木马计”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情节。黎巴嫩这个腓尼基人的大本营处于亚洲，距离土耳其不远，部分腓尼基人因是特洛伊人而参加了这场大战。目前无法判断整特洛伊人是何民族，但有人认为特洛伊人就是腓尼基人。《希腊神话》中存在着大量的腓尼基人，他们生活在爱琴海两岸，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在希腊本土获得发展。正是他们把文字带进希腊，大家公认希腊字母从腓尼基文字演化而来。文字是腓尼基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大文明贡献——此时再一次想起中国甲骨文的突然出现，以及甲骨文与腓尼基文字的一支“南阿”的接近，我们或许不仅要说腓尼基文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要说腓尼基人是具有语言文字天赋的一群商人。提及《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人起源，首先从其中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大家早已熟知，但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全新的陌生角度去看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卡德摩斯（Cadmus，也有翻译为“卡达玛斯”）是腓尼基国王阿革诺耳的儿子，欧罗巴的哥哥。宙斯带走欧罗巴后，国王阿革诺耳痛苦万分，他派卡德摩斯和其它的三个儿子福尼克斯、基立克斯和菲纽斯外出寻找，并告诉他们，找不到妹妹不准回来。卡德摩斯出门以后东寻西找，始终打听不到妹妹欧罗巴的消息。无可奈何，他不敢回归故乡，因此请求太阳神福玻斯•阿波罗赐给神谕，告诉该在何处安身。阿波罗迅即回答说：“你将在一块孤寂的牧场上遇到一头牛，这头牛还没有套上轭具，它会带着你一直往前。当它躺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造一座城市，把它命名为底比斯。”卡德摩斯刚要离开阿波罗赐给他神谕的卡斯泰利阿圣泉，突然，他看到前面绿色的草地上有一头母牛在啃草。他朝着太阳神福玻斯祈祷，表示感谢，随后跟着母牛走去。母牛领着他淌过了凯菲索斯浅流，站在岸边不走了。母牛抬起头大声叫着。它又回过头来，看着跟在后面的卡德摩斯和他的随从，然后满意地躺在绿草深软的草地里。卡德摩斯怀着感激之情跪在地上，亲吻着这块陌生的土地。后来，卡德摩斯想给宙斯呈献一份祭品，于是派出仆人，命他们到活水水源处取水，以供神品饮。附近有一片古老的森林，林中山石间涌出一股清泉，蜿蜒流转，穿过了层层灌木。泉水晶莹、甜蜜。在这片森林里隐藏着一条毒龙，紫红的龙冠闪闪发光，眼睛赤红，好像喷射着熊熊的火焰，它身体庞大，口中伸出三条信子，犹如三叉戟，口中排着三层利齿。腓尼基的仆人们走进山林，正要把水罐沉入水中打水，蓝色的巨龙突然从洞中伸出脑袋，口中发出一阵可怕的响声。仆人们吓得连水罐都从手中滑落了，浑身的血液像是凝固了一般。毒龙把它多鳞的身体盘成一团，然后蜷曲着身子往前耸动，高昂着头，凶狠地俯视着树林。最后，它终于朝腓尼基人冲了过来，把他们冲得七零八落，有的被咬死，有的被它缠住勒死，有的被它喷出的臭气窒息而死，剩下的人也被毒涎毒死。卡德摩斯想不出为什么他的仆人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最后，他决定亲自去寻找他们。卡德摩斯进入树林时看见一大堆尸体，全是他的仆人。他也看到恶龙得胜似地吐出血红的信子，舐食着遍地的尸体。“可怜的朋友们啊！”卡德摩斯痛苦万分地叫了起来，“我要为你们复仇，否则就跟你们死在一起！”说着，他抓起一块大石头朝着巨龙投去。这样大的石头，连城墙和塔楼都能打穿砸塌，可是毒龙竟无动于衰，它坚硬的厚皮和鳞壳保护着它，如同铁甲。卡德摩斯又狠狠地扔去一杆标枪，枪尖深深地刺入恶龙的内脏。巨龙狂暴地转过头来咬下背上的标枪，又用身体将它压碎。卡德摩斯无畏的行动激怒了恶龙，它的咽喉迅速地膨胀开来，喷吐着剧毒的白沫，它像箭似地冲来，卡德摩斯连忙后退了一步，用狮皮裹住身体，用长矛刺进龙口，恶龙的牙齿纷纷掉落。终于恶龙的脖子里流出了血水。卡德摩斯越斗越勇。最后，他提着宝剑，看准机会，一剑朝恶龙的脖颈刺去，把恶龙紧紧钉在树身上，恶龙被制服了。卡德摩斯久久地凝视着被刺死的恶龙，当他离开时，只见帕拉斯•雅典娜站在他的身旁，命令他把龙的牙齿播种在松软的泥土里，说这是未来种族的种子。卡德摩斯听从女神的话，他在地上开了一条宽阔的沟，然后把龙的牙齿慢慢地撒入土内。突然，泥土下面开始活动起来，卡德摩斯首先看到一杆长矛的枪尖露了出来，然后又看到土里冒出了一顶武士头盔。整片树林在晃动。不久，泥土下面又露出了肩膀、胸脯和四肢，最后一个全副武装的武士从土里站起来。不一会，地下长出了一整队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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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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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德摩斯吃了一惊，他准备投入新的战斗。可是泥土中生出的一个武士对他喊道：“别拿武器反对我们，千万别参加我们兄弟之间的战争！”他一边说，一边抽出剑对准刚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一位兄弟狠狠地挥去，而他自己又被别人用标枪刺倒在地。一时间，他们厮杀起来，杀得难解难分。大地母亲吞饮着她所生的第一批儿子的鲜血。最后只剩下五个人，其中一人，后来取名为厄喀翁，他首先响应雅典娜的建议，放下武器，愿意和解，其它的人也同意了。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在五位士兵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座新城市。根据太阳神福玻斯的旨意，卡德摩斯把这座城市叫做底比斯。诸神为嘉奖卡德摩斯，便把美丽的姑娘哈墨尼亚嫁给他为妻，并参加了婚礼，还送了不少礼物。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即哈墨尼亚的母亲，送了一根贵重的项链和一条做工精致的丝面纱。卡德摩斯和哈墨尼亚生了女儿塞墨勒。宙斯对塞墨勒十分爱慕，就诱惑了这个腓尼基姑娘。由于受到赫拉的迷惑，塞墨勒曾要求宙斯显露一下神的威仪。宙斯答应满足姑娘的要求，便驾着雷电，走近姑娘。塞墨勒忍受不住雷电，临死前给宙斯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狄俄尼索斯，又叫巴克科斯，他就是酒神。据说酒神在印度长大，在上本书《锁定两海》中我推测过“酒神”可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山鬼”，宙斯很可能是中国的玉皇大帝。宙斯与塞墨勒这个片段很可能也是中国大禹与涂山氏的故事变种，也所以“玉皇”很可能也是“禹皇”。如此看来，“山鬼”与“禹”之后代或许都是有腓尼基人血统的。宙斯把狄俄尼索斯交给塞墨勒的妹妹伊诺抚养。后来，伊诺带着另一个儿子墨里凯耳特斯为躲避丈夫阿塔玛斯的追杀，不幸失足落海。母子两人被波塞冬救起，他们就当了救助落难人的海神。从此以后，伊诺称作洛宇科忒阿，她的儿子称作帕勒蒙。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信息是，母子俩海神是腓尼基人后代，因为他们是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的根脉。后来，卡德摩斯和哈墨尼亚年事已高，为子女们的不幸感到哀伤，于是双双前往伊里利亚。最后变作两条大蛇（也就是中国的龙），死后进了天堂。腓尼基人的祖先变为“大蛇”符合中国人对于祖先和帝王的传统意象。腓尼基人在古代自称为“龙的传人”，很可能就与以上的“龙种”故事有关。中国人以为只有自己才是“龙的传人”，这是眼界封闭的表现。同时以上这个故事也符合中国人的一个思维：龙、蛇同源：卡德摩斯是腓尼基人，他死后变为蛇；跟随卡德摩斯建设底比斯的5位腓尼基人祖先从龙种而来。几乎世界每个地方都有“龙”的传说，不过闭目塞听的一些中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龙的真正“主人”。《圣经》以及《希腊神话》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可以说，中国史前史的谬误多半就是因为眼光狭小所致。从全世界看，龙这种怪物在造型上演化为东西方两种，西方造型多似《圣经》与《希腊神话》中的龙，他们短粗而暴躁凶狠，一般身上带翼，可飞，多居住在山洞；东方的龙经常是善兽，长而有鳞，无翼，与蛇同类，甚至龙与蛇经常就是一回事，经常有皇帝自称为“龙”。西方的龙更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种植龙牙而产生一个种族的故事衍生出腓尼基人是“龙的传人”这个线索之外，“龙牙”作为文明的象征文字或字母，这一点已经有人在研究讨论它的根源。不过中国方面却没有相应的“龙牙”与“文字”之间的象征痕迹。或许观察一些恐龙的牙齿数目，多在20颗左右，这是不是牙齿对应字母的一个象征？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古代传说中的龙其原形是不是恐龙（假如参考当然也是恐龙的化石了）。或许3000年前真有一些类似以上描述的“龙”存在，或许只是参考了巨蜥类动物而已。这则短短的神话片段中包含了丰富的暗喻。腓尼基王子所建立的城市在希腊，但是他却把自己的城市叫“底比斯”，“底比斯”却是个著名的古埃及首都，它恰是腓尼基文化在埃及最集中体现的一个地方。从红海到地中海的中转站就设立在埃及的“底比斯”。作为一个腓尼基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城市如此命名，显然是对于故土的一种纪念。腓尼基人四海为家，除了黎巴嫩地区古埃及恐怕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第二故乡，现在又加上了爱琴海两岸，否则《希腊神话》中腓尼基人就不会占那么大的比重了。从《希腊神话》追寻卡德摩斯的家族根源，其父名为阿革诺耳。其祖父是特洛伊战争中著名的元老安忒诺尔，他以理性、明智而著称，是地位很高的元老——他有权召开元老会，曾经主张把海伦归还希腊人，但特洛伊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位老人不仅在战斗中失去了几个儿子，而且在特洛伊被毁时遭到杀害。安忒诺尔看来有不只一位妻子，其中一个是雅典娜在特洛伊的女祭司特阿诺，另外一位是上面这个根系的母亲：伊庇玛达斯。安忒诺尔的儿子伊斐达玛斯被阿伽门农杀死。我们还从神话中得知，安忒诺尔的大儿子叫科翁，他在为弟弟报仇时同样被阿伽门农杀死。看来安忒诺尔有许多儿子。希腊神话中有关腓尼基人的故事很多，比如著名的忒修斯王子也是腓尼基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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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笔下的腓尼基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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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笔下的腓尼基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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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篇文字说：腓尼基人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海上民族，并且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们在地中海上疯狂扩展殖民地。在殖民过程中，无论是贸易还是海盗活动中他们最大的劲敌是希腊人，后来是罗马人。这个对峙持续了大约1000年。假如我们把公元前1500年视为腓尼基文明的顶峰，那么再来考虑此时他们对于中国商朝的影响就有了根据。这里提到的鼎盛时期恰好覆盖了中国的后商一直到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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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神学家笔下的腓尼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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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2000年前有一位神学家Apollodorus，他生活在地中海北岸，据说他是位罗马人。他在一本名为《藏书室》（THELIBRARY）的书中说到腓尼基人的祖先与起源，某些部分与《希腊神话》重合。这些重合自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影响，但很可能表示了一段真实历史的不同演绎。[2.1.4]埃及法老厄帕福斯（Epaphus）与尼罗河的女儿孟菲斯（Memphis）结婚。法老以妻子的名字建立了城市孟菲斯。他们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利比亚”（Libya），这就是地名“利比亚”的由来。利比亚与海神波塞东结合生下了一对双生子：阿革诺尔（Agenor）和柏拉斯（Belus）。阿革诺尔去到腓尼基并且做了那里的国王，他就是腓尼基人的祖先。从以上可以看出，腓尼基人的根源在古埃及，或许我们应该说在临近迦南的西奈半岛附近以及红海沿海才更合适。古埃及恰好跨在红海与地中海之间，这里的文明辐射到欧亚非三地，而传播埃及文明的最得力人选就是早期的商人。按照古埃及的编年史，在王朝期间第一个以“孟菲斯”为都的是“古王国”，时间为公元前2686年。这个时间比较符合有关迦南人起源的时间。法老厄帕福斯实际上是个神话人物，他是宙斯与伊娥（Io）的儿子，他曾经一度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曾经又是“萨巴帝国”的一部分。以上诸多有关腓尼基人的情节，暗示了腓尼基人也是宙斯的后代，或许这合乎我们推测的“宙斯”是中国“玉皇大帝”甚至就是“禹”的逻辑。不过伊娥在希腊神话里是希腊人。她变为母牛后在地上划出一行字，国王父亲认出了她。这说明她的部族是善于文字的。有人说伊娥实际上就是埃及的伊西斯（Isis），而厄帕福斯就是阿庇斯神。从《希腊神话》推测，她是后来这三大部族的祖先：普拉比德斯Pelopides（他们后来创造了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特洛伊人、底比斯人。克里特岛与迈锡尼文明都与腓尼基人有些关系。[3.1.1]利比亚两儿子中的柏拉斯统治了整个埃及。阿革诺尔做了腓尼基人的国王并与特拉帕萨（Telepassa）结合，他们生下女儿欧罗巴（Europa），这就是“欧洲”的由来；他们还有另外三个儿子Cadmus（卡德摩斯）,凤凰（Phoenix）以及西里克斯（Cilix）。也有的说欧罗巴是凤凰的女儿。从以上的土地分配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占领了最优良的土地。但是其他土地却让腓尼基人去开拓。这无论是一个捕风捉影的演绎，还是一个对腓尼基人的归纳，都说明了腓尼基人必须到处漂泊的宿命。宙斯诱惑了腓尼基人欧罗巴，把她驮到希腊附近的克里特岛，在那里生下三个儿子：米诺斯（Minos）,萨耳波东（Sarpedon）和拉德曼提斯（Rhadamanthys）（荷马认为萨耳波东是宙斯与Laodamia生下的孩子）。假如还不能说这就是准确的历史，起码我们可以说米诺斯文明与拉德曼提斯所处的小亚细亚半岛都具有的腓尼基文化色彩，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一位腓尼基公主。无论是伊娥还是欧罗巴都不仅与宙斯结合，而她们俩都曾经化为牛，宙斯自己也曾经转化为小牛。这些都为腓尼基人祖先的“牛”图腾打下了基础。意大利半岛的人们长期有头上长角的英雄形象。中国在神话传说中也有一个著名的以牛为首的民族以及民族英雄，这就是“蚩尤”，假如我们是在“破案”，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蚩尤”当作一个腓尼基人组合的商朝的人物来试错。这个人物多认为生活在接近山东的中国东北附近出没，后来他们向南败退，与南越杂居在中国南部地区。阿革诺尔派遣他的儿子出去寻找欧罗巴，让他们找不着就别回家。母亲特拉帕萨也与他们一起出发了。波塞东的另外一个儿子塞色斯（Thasus）也去了。因为始终没有找到欧罗巴，所以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家而是在世界各地安家。凤凰就落脚在地中海东岸腓尼基（Phoenicia，估计指黎巴嫩附近）。西里克斯统治了一个离那里不远的地方，在Pyramus河边,他称呼这地方为Cilicia。卡德摩斯与母亲居住在色雷斯（Thrace）。而塞色斯则在色雷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城市塞色斯。这可能是一个由历史转化为神话传说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它的一些线索符合考古与历史。迦南人在这个神话里从埃及出发，事实有可能是西奈半岛附近。他们经过地中海东岸落脚于西亚、中亚和东欧。这支文明没有就此停下他们的脚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开始了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东亚市场展示在他们面前。这个时间大约是4千年前到3000年前。[3.4.1]母亲死后,卡德摩斯埋葬了她，然后带领他的人民到希腊古都特尔斐（Delphi），那里后来以太阳崇拜而著称。他想就欧罗巴的事情去请教神谕。神告诉他说，别管欧罗巴了，跟随一个母牛到它躺下来休息的地方建立一个城市吧。神父其后的故事与希腊神话一致，讲述了卡德摩斯与龙搏斗的过程等。[3.4.2]因为打死了龙，为了抚慰龙的主人战神阿瑞斯，卡德摩斯不得不敬奉战神整整一年。那时一年等于现在的八年。然后他从雅典娜手中获得了统治权，宙斯则把哈墨尼亚送他为妻，她是爱与美神阿佛罗狄特与战神阿瑞斯的女儿。众神都来祝贺，他们生育了许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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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等战争中的腓尼基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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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故事情节中卡德摩斯供奉战神8年后获得统治权，或许象征着经过了8年战争才获得了和平与土地。然后婚礼上的鹦歌燕舞则说明了一个短暂的盛世来临。底比斯是个不幸的城市，在《希腊神话》里我们读到无数的死亡与悲剧都与这个城市相联。卡德摩斯有腓尼基与埃及的双重文化背景。当他在希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底比斯时，就具有了第三重背景：荷林文化——希腊的另外一个称呼。卡德摩斯出现在欧洲之后，一个比较久远的影响从他这里开创，那就是酒神文化。狄俄尼索斯（Dionysus）产生。我们在上本书里已经提到过这个人物具有印度与埃及背景，实际上就应该清楚，这个时期的腓尼基文化已经开始了海上探险，否则他们与亚洲不能发生如此深入的联系。狄俄尼索斯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既不是希腊神也不是埃及人，更不是腓尼基神，而是一个在底比斯新产生的一个混合物。伴随着这个酒神崇拜历史上还发生了许多血腥迫害。我所想到的是中国商纣结束前期的许多残暴，实际上有可能是一种被曲解夸张了的类似酒神崇拜的宗教行为，但从周人的宗教视角那便全是异端罪恶了。从希腊神话谱系里我们知道酒神具有腓尼基血统，他是卡德摩斯的外孙。假如中国商朝与腓尼基人有关，我们不能相信中国商朝会没有酒神崇拜。“酒池肉林”是描述商朝灭亡前夕荒淫生活的一个场景，该场景应该与酒神崇拜有关。中国“山鬼”就是“酒神”。中国人之所以把把酒神命名为“山鬼”与一段酒神与一位国王在山林里的残酷斗法可能有关，酒神获胜。腓尼基人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这一个情节，使他们中的一员与赫梯人联姻的可能性增大。在《圣经》中以扫与赫梯女人（推测为中国商人的祖先）简狄（Judie）结合，我推断商朝从他们俩而来。此时恰是在3800年前左右。“以扫”的意思可以是“殷红”。以扫由于受到同胞兄弟雅各（即“以色列”）的驱逐流落到东方，以扫这个希伯来人从逻辑上也属于迦南人和腓尼基人。特洛伊人战争发生在3200年前左右，持续整整十年时间，很可能影响到世界范围，全球在这个时间发生了许多相关的变化。腓尼基人所在一方在战争中失利，中国在其后大约100年改朝换代成为周人的天下，被怀疑有腓尼基人根源的商朝灭亡。一个猜想是，红海南端的腓尼基人脱离了地中海岸边的腓尼基人，而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王朝，当然还有其他部族成分的加入。或者我们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一支以色列人来到中国驱逐了腓尼基人。从《希腊神话》的十年征战中我们得知当时已经大规模使用战船。最初希腊人到特洛伊去发出警告时说，他们将会聚集1000艘战舰与特洛伊作战。矛、盾这些武器的使用已经非常熟练，并且参战双方都已广泛使用战车。实际上从希腊神话里反映出的文明程度，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中东核心区域的腓尼基人的文明水平。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希腊人已经有了珍贵的丝绸，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希腊神话》告诉我们这些美丽的丝绸来自西顿——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黎巴嫩腓尼基人城市。这是个细小而重要的情节。在3000多年前腓尼基人已经有了丝绸，假如那不是他们生产而是中国人生产的物品的话，更说明了腓尼基人与东亚的联系根本不是从张骞这里开始的，而且一直与中国通商的很可能就是腓尼基人，而且他们通商的主要目的就是贩卖丝绸。从而腓尼基商人在中国建立商业点最后扩展为一个王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特洛伊十年征战中，众神分为两派支持不同的阵营。这可能反映了希腊人与特洛伊人所代表的亚洲人或腓尼基人当时的不同信仰。站在特洛伊一边的众神除了阿佛洛狄忒以外，还有战神阿瑞斯、太阳神阿波罗和万神之父宙斯。从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这几位神都是腓尼基人祖先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站在特洛伊这边才合乎逻辑。我相信中国古代一直有一种祭祀仪式叫“浇奠”，即把一些祭品的汤汁浇灌在地下以告慰埋在地下的祖先或神灵，以表示分享。这方面不仅可以从许多少数民族的喝酒习惯中得到验证，他们常常将一部分酒洒向天地，而且在家乡我也亲历过类似的习惯。比如每次有好吃的，或是一些传统节日里，我们都必须先给过世的祖先敬献一碗，等他们“享用”完了，我们才可以吃。一旦是带汤汁的食品就必须要把汤汁倒一部分在地上，我父亲说这叫“浇奠”。假如谁偶尔忘记“浇奠”恰好又生病或发生了灾祸，我们还会找出根源说，大概是遗忘“浇奠”得罪神灵了。在《希腊神话》里应该有同样的习惯：……赫克托耳回答她：“亲爱的母亲，我不要酒，免得我四肢无力。我也不想用一双不洁的手给万神之父举行灌礼。”这里的“灌礼”实际上就应该是一种“浇奠”。按照历史学家整理的家谱看，底比斯王朝在被希腊人推翻之前只有七代君王，他们是Cadmus（卡德摩斯）,Polydorus,Labdacus,Laius,Oedipus（俄底浦斯）,Eteocles,以及Laodamus。实际上在第六朝希腊人就开始与腓尼基人对抗，战争持续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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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等战争中的腓尼基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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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底浦斯的另外一个儿子与哥哥一同与希腊人作战，一并战死。希腊人毁灭了整个城市，腓尼基人的后代Laodamus带领其余的人逃亡了。他们逃向哪里没有交代，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想象空间，而就在这个时期前后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些找不到根源的突然出现的民族，似乎还没有人把他们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描写看作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之战。与历史学家们的文字相比，《希腊神话》确实稍有差异。假如做一对比，我们发现卡德摩斯在特洛伊之战中是一位元老安忒诺尔的儿子，他的几位兄弟接连战死，而在这些似乎更接近历史传说中的底比斯保卫战，他的后代在其中接连战死。荷马史诗一般认为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卡德摩斯的事件应该出现在3200年前。对抗的双方是希腊人与部分特洛伊人，历史要么是又“惊人地相似”了一回，要么是部分借鉴了真实发生的历史。甚至发起攻击的希腊人都是同一个叫“Argives”的部族。还没有人认为这两次战争是同一件事，但已经有许多人在争论到底两次战争发生的次序谁先谁后。有人说他们假如真是两次不同的战争，应该相隔不远，也就是说，都在3200年前左右。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似乎是先有底比斯之战后有特洛伊之战。结局都是腓尼基人战败。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大约3200年前有一股力量或新产生的条件遏制了腓尼基人，他们的厄运从此开始。希腊历史学家Thucydides反对先有底比斯之战、后有特洛伊之战，他认为应该次序相反，并且之间相隔大约60年。也就是说这次战争发生在俄底浦斯当政或是其父拉伊俄斯当政期间。考古证实两个城市确实在大约3200年前发生过大规模的灾难。更具体的争论从古到今提供了这几个特洛伊被毁的时间：公元前1184年、公元前1209/8年、公元前1250（希罗多德观点）,以及公元前1334/3（Douris观点）。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将来确定这个时间后，考虑一下这件事与中国商周替换所可能产生的关联。当然这个关联不是简单的腓尼基人跑到东亚，而是考究这件事情背后欧亚之间的大环境变革所指出的一个必然，这个根源才会更加可能影响到东亚去。假如卡德摩斯把腓尼基文字带进希腊半岛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在青铜时代结束前的100年，也就是底比斯与特洛伊消亡100年前的事情。很可能最初第一个版本的特洛伊故事曾经被希腊语或底比斯语写下来过，而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希腊神话就来自那些版本。不过今天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文本，如今发现的最早希腊字母也是公元前775年的，并且他们出现于陶器上，也可能“皮子”上的文字都已腐烂了。不过从荷马史诗中看他知道写字的“皮子”。由于缺乏实物证据关于特洛伊时代是否只有口语也受到广泛的争论。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腓尼基人把文字带进希腊并改革产生了希腊文字的同时，东亚出现了甲骨文！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的关联是很有意义的。以上两场发生在爱琴海周边的战役，各自持续了10年，并且结果皆为腓尼基人一方战败。这一情况会造成一些相关地区的波动或文明的传播。战争使文明得到更快的传播是个规律。此时埃及一方也并不太平。这时期的腓尼基人或许更愿意选择远离“战场”的决定，相对荒蛮的远东与地中海西部成为他们的首选。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将受到我们的关注。这个民族的起源一直是个谜，但大致出现的时间在3000年到2800年之间。那里没有系统的文字出现，但有零星的字母符号。有必要说明的是，我最先注意到这个特殊的民族并非因为腓尼基人，而是直接因为商朝人，因为龙山文化下的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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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伊特鲁里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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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征战中，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始终是他们的坚定盟友。从小个子的拿破仑身上或许我们还能看到几许野猛古风。拿破仑身高只有1.63，这在高人林立的欧洲确实是个异数。实际上，无论是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还是临近的意大利北部甚至法国南部，矮人的比例远远超过北欧。这到底是气候的影响还是古代善于游走航行的民族从亚洲带去了一些低矮的东亚甚至马来人种的后果呢？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在1.7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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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黑陶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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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铜石并用期间，有一个著名的“黑陶文化”，其主要代表地区分布在中国东部的临海省份山东，更具体为泰山附近的章丘，后来山东日照地区也有黑陶发现。与以上不远处的另外一个临海省份江苏在同期也有一个著名的古代遗迹：良渚文化，这里也发现有黑陶。在稍晚一些时间里，河南、山西、甘肃、南方长江流域都有黑陶的零星发现，但总体还是山东的黑陶最多最发达。黑陶文化是一个谜。不仅它起源哪里不清楚，而且它后来还失传了。黑陶的特点是轮制的出现之后快轮的使用，它标志着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黑陶的主要品质特点是黑、光、亮、薄。最薄的可达到0.3毫米，这在几千前年前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技艺。同时，黑陶的烧制工艺也很特殊，不是自然烧制就可以达到黑的效果，而是在一定的高温之下利用渗炭工艺才可以形成“黑陶”的独特效果，选料与火候都极其讲究，光亮则是打磨的效果。后来这个工艺失传，今天一些专业人员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又研究出来现代的黑陶工艺。所以，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个黑陶工艺外面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它与红陶不同，不是自然而得。中国人又一次认为黑陶是中国独有，并且经常看到有人据此得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仓促谬论。假如我们在中国之外的古代地区发现了同样的黑陶那将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很明显：不仅破除了这个基础之上的独立说，而且提出了“同源”的嫌疑。比中国早或者同期的黑陶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有，比如印度等地，但最出名的一个史前黑陶文化却在地中海上。与中国人认为黑陶是中国龙山文化的代表一样，地中海地区以黑陶为文化代表的地区就是曾经占据了大半个意大利并长期盘踞在意大利半岛西部和北部的一个古国：伊特鲁西亚（Estrucia）。意大利的古代历史一般从伊特鲁里亚的历史开始讲起，之前意大利再无“历史”可言，之后则是众所周知的古罗马。结合腓尼基人在神话与历史中逐渐向北方以及欧洲移动的轨迹，我认为探索一下伊特鲁西亚通过腓尼基人可能与山东之间产生的关系是非常及时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黎巴嫩的西顿在3千多年前就拥有了从中国而去的丝绸，那么一些黑陶工匠在两地之间交流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既然我们知道腓尼基人曾经迁徙至地中海北岸地区，那么某些黑陶工人跟随过去也就不是什么意外的问题。在这里我无意求证先后问题，我的目的在于说明伊特鲁里亚人与中国古代鲁人之间的关系。伊特鲁里亚的黑陶不特与中国山东的黑陶一样属于黑陶，不仅技术一样，而且美学追求也很相似，其品质特点同样为黑、光、亮、薄，他们的装饰完全一样：要么完全素面，要么只有简单的划条，要么饰以环形凸条。两地的黑陶象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两个徒弟。他们的主要差异在于把柄上的不同，并且，龙山文化的兴盛期在大约4000多年前，伊特鲁里亚的兴盛期在2700年前。我现在还想起来意大利北部山区的建筑以前就曾经因为与中国的羌族文化的接近而引起过我的注意。而这一次则是因为两地的黑陶。到底两地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关伊特鲁里亚的起源目前有几种不太统一的意见，还在探索之中：一种意见认为伊特鲁里亚是从铜石并用时期一直发展到人们常说的伊特鲁里亚历史的，也就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当地起源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1000年。其鼎盛时期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黑陶是鼎盛时期的主要文明标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是著名的希腊皮发斯基族人（Pelasgians）或者“海上民族利姆诺斯人”（SeaPeoplesofLemnos，在希腊一个小岛）的后裔。皮发斯基文明是一种综合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带有明显的（犹太）圣经文化背景，后来他们成为腓尼基人的一部分。“Pelasgians”与“Tyrrhenian”这两个词汇实际上可以置换使用，而Tyrrhenian又可以与Etrucia置换。Tyrrhenian牵连出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来自希腊或者小亚细亚的一个故事：传说在希腊或者小亚细亚有一个古老的王国Lidia，那里曾经发生过连续18年的饥谨，在亡国的边缘国王把国家的人口分为两半，让王子带领一半的国家外出寻求生存的机会，而他自己则留在原地。王子用船把他的人民与财产带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北部发展为一个新王国，Tyrrhenian就从这个王子的名字而生。这个说法来自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的著述，许多人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Tyrrhenian这个词汇让我想到从“推罗”这个城市导出的腓尼基人的另外一个名字“Tyrian”，两者非常接近。还有一个说法是，伊特鲁里亚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汉志”（AljaziraalArabia），那里是红海东岸、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山区，与迦南地区接近。我当然喜欢看到有人做出这个推测。实际上这意味着：伊特鲁里亚人就是红海居民，并且可能是迦南人，加深了属于腓尼基文化的嫌疑。无论这个说法是否正确，都可能意味着伊特鲁里亚这个海上民族与红海人的某种联系。公元前968年是更加具体的伊特鲁里亚国的可能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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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黑陶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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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特鲁里亚没有系统的文字出现，但有文字。他们似乎并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使用一种印欧语言出现之前的一种古老语言。与他们文化接近的附近区域有腓尼基文字的痕迹。今天有关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多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在希腊与罗马攻占这里之后，大约与秦始皇同期前后这里也经历了一场“焚书”运动，不过焚书的人不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者，而是外来侵略者。据说这里的人极其“迷信”，他们被希腊和罗马人看作异教徒和野蛮人、海盗。伊特鲁里亚人在王国衰落时期被敌人大批杀戮，几十万人被消灭，最终他们只剩下5万多人。在长期的征战中，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始终是他们的坚定盟友。从小个子的拿破仑身上或许我们还能看到几许野猛古风。拿破仑身高只有1.63，这在高人林立的欧洲确实是个异数。实际上，无论是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还是临近的意大利北部甚至法国南部，矮人的比例远远超过北欧。这到底是气候的影响还是古代善于游走航行的民族从亚洲带去了一些低矮的东亚甚至马来人种的后果呢？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在1.73左右。比较有趣的是，中国山东这里尽管90%以上都是汉人，但他们的身高却与其它地区的汉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山东人的主要生理特征是：身高肤白。这一特征由于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山东人的大规模“闯关东”而延伸到今天的东北地区，实际上我怀疑东北人本身就很高大。假如我们把山东是商朝的发源地并且具有明显海洋文明这一特点结合起来就明白为什么如此了。腓尼基人很可能给地中海北岸带去了矮个基因，而给中国的山东带来了一些高个肤白的基因，这是文明交流过程中两地必然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平均比欧洲人矮，所以山东人的身高一下就凸显出来。“山东大汉”是个常用语，就是指山东男人普遍较高这一现象的。黑陶文化远不止中国的山东与意大利半岛。地中海其它岛屿、以及源头在7000年以上突然于4000年前消失的印度哈拉巴文明都有黑陶的痕迹。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是单一的一个源头，它的构成极其复杂多样，一言以蔽之的行为是不可能解释清楚中国文明形成的，我们只能找到其主要的一些支派（比如黑陶）；更多的细流同样贡献了他们的光辉，但同样极大扰乱了我们的视线。甚至“三代”时期的每一个朝代的构成都是非常复杂而不是单一的民族和势力。我越来越觉得假如我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假如我注重“没有肯定的证据就不讲话”的原则，我将永远处于失语。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中国文明形成的复杂程度已经到了一说就错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