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功成身退的人:从逃回北上广读懂“两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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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逃回北上广读懂“两个中国”

2011年07月25日 06:22 来源: 东方早报 【字体: 网友评论

  你,平民子弟,凭借天资与勤奋,在北京读了大学,之后在当地民营或外资企业找了工作,但公司无法为你办户口。你节衣缩食加亲友总动员,凑够了远郊一套小户型的首付,结果限购了,外地人得有5年社保缴费证明才有资格买房。一些人做稳了房奴,你想做房奴而不得。这时,悲摧的你是否会有无力感,而起回乡的念头?

  还是打消念头吧。两年前,一些与你同样境遇的人,刮过一阵“逃离北上广”的风。但日前媒体回访发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又纷纷回到了原来的城市,风向已转为“逃回北上广”。

  设若你想考本地公务员,你不担心成为有背景者的陪练?2010年11月,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要求“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唯一合格者是时任宁德副市长之女。你遇上了就只能恨爹不成刚。

  你想自己创业。求爷爷、告奶奶办下营业执照,你准备施展身手,可发现工商、税务、城管及八竿子才打得着的机构频繁登门帮衬你,无非是吃拿卡要,人为刀俎,你为鱼肉。

  你对本地官员违法行径不满,上网发帖,你危险了。3年前,辽宁西丰县就敢“进京拘传”记者。有些地方连新华社、央视的记者都敢打、敢抓,你能比这些人还牛?2009年,王帅为失地农民发声,被河北灵宝市“跨省追捕”,你不怕就地拘捕?  本地官员要拆你房、收你地,怎么办?在广州、深圳,可以说不知血拆为何物,前段时间广州杨箕、猎德改造,一夜间造出了多少千万富翁。而在另一些地方,《物权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都无法阻挡推土机滚滚车轮。

  ……

  观察者常从经济贫富角度看到“两个中国”:北上广高楼大厦之美轮美奂已胜过伦敦、纽约两条街,富裕的沿海像欧洲,贫困的内地像非洲。其实,在政治发展、制度发展的梯度上,也有“两个中国”:沿海对内地,城市对农村,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和县城。相对于“第一个中国”,你在“第二个中国”碰到上述事件的概率会更高,意味着你面临更高的交易费用。可以说,唯有读懂了这“两个中国”,你才能读懂中国。

  事实上,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或多或少都有,算不上特色。但政治发展、制度发展不平衡乃是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的基本国情。贫困,有经济上的贫困,也有政治上、制度上的贫困,后一种贫困,根源是权力缺乏制衡与约束、致使交易费用居高不下,更会加剧前一种贫困。 就“第二个中国”而言,权力既缺乏政治系统内的制衡,也缺乏来自外部的制衡。中国的一线城市,政治系统内的制衡同样发育迟缓,但有多股外部制衡力量。之一:市场经济壮大,创造了众多外企私企就业、自由职业机会,播撒了重信用、重契约、重规则的现代商业文明。之二:市场经济有强劲的信息需求,催生了媒体和网络的繁荣,塑造了一个不断扩张和深化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生活空间。之三: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涵养了大量有商业文明素养和公民素养的现代人。相对于一线城市,内地这些制衡力量基本阙如。

  此外,在“第二个中国”,现代的制衡机制尚未发生,传统的制衡机制却早已烟消云散。传统的本土社会,有一批有知识涵养、有公共精神的士绅构成的本土精英阶层,能为民出头,有民望,是政治体系的外部制衡力量。可惜,现在的本土社会也失去了这样的传统制衡力量。

  话说回来,“第二个中国”也不是停滞的。为约束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营造良好商业环境,内地有搞一站式办证大厅、缩减行政许可的,有搞重点企业挂牌保护的。

  铁律是:人才和资源总是流向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更发达、治理更优、交易费用更低的地区。交易费用比例稍降,财富生产就可以倍增。由此,似可展望一种“地区竞争制度”: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还有制度发展上的竞争,以推动本土治理的改善、交易费用的降低,最终消除这种“阶段性两个中国”现象。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多被用来诠释婚姻。婚姻是无限复杂悬疑的事,不过,婚姻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难想象,人生很多时候更难逃出“围城”困境。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就展示了人生“围城”的无奈。此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压力,面对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打拼。没想到的是,他们往往回到家乡后又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在事业上往往会遭遇“拼爹失败”的挫折,最后被迫又返回北上广。 在逃离与返回之间,年轻人那颗被折腾的心,始终不曾有幸福的安宁。到底何处才是安放人生的地方呢?在家乡“拼爹”,很难;复归北上广做“蚁族”,又很苦。来来往往,对故乡与远方来说,很多年轻人都是陌生人,没有心之安处。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正面临着无处可逃的窘境。

  以市场公平的视角,是容易解释这种困境生成原因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么多年,的确让北上广这样大城市为年轻人提供了相对公平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你有真本事,努力认真,真不至于混不到一口饭吃,而且很有机会走进向上流动的通道。这样的人生发展环境,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经常又是稀缺的。想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的“萝卜”招聘与“拼爹”游戏,很多年轻人一定会伤了“报效故乡”的心。

  不过,对于年轻人的逃离与复归,也不能仅仅围绕市场视角来算经济账。要我说,有些经济账算到最后,也只能是糊涂账。所有人生追求,说到底,也都是为了幸福。也许有人会说,有钱才有幸福,没钱哪来幸福?在金钱成为普遍信仰的今天,这话听上去绝对有道理。但是,谁又能否定,幸福本质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文化体验?让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回到落后封闭的故乡,纵然是在四角天空里整天锦衣玉食,恐怕他们的内心幸福指数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在今天,绝不要轻视文化对内心的穿透力。文化对人们的心灵占据的力量,现在经常被低估了。不妨就以“婚姻围城”为例,今天的离婚率持续走高,也绝不仅是利益原因。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情趣偏差、文化价值溃散,其实才是让哪怕身边最近的人,心灵也容易发散到彼此无法聚拢之处的原因。面对人们之间的文化价值断裂,个体太无力了。人与人之间如此,由特定人群集聚的地域之间,也同样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环境差异。

  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们回到家乡,觉得办事艰难,一些地方官员的市侩嘴脸让人难以接受。这当然可以以官场体制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但是,也不要绕开特定环境的文化。我以前在故乡那个小城市工作生活,发现很多工作都是要转移到晚上的酒桌、麻将桌以及洗浴中心来完成的。如果不能真正融入那种艳俗生活,也就无法具备那种环境需要的“工作能力”了。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环境,没有特定人脉关系与资本铺垫,恰恰又是玩不转的。而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又是局促逼仄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文化却又能提供出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疗治。这种文化还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地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现代公民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而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 7月15日收到一位联系很久一直未谋面读者朋友的短信:“真的是超越时空的推断,逃离北上广的又逃回北上广,因为老家要拼爹。大焕兄,你的那本《买房的革命》是未来青年人必须读烂才能不走弯路的指路明灯。”我说:“许多人定要走过弯路才清醒才相信。”

  绝大多数人逃离北上广深,只是因为那里的高物价尤其是高房价,但现实中却也有一小部分人逃离了北上广,来到理想中悠闲自在的中小城市。然而,一切正如围城效应。中小城市别看物价低,但交际成本一点也不低,人一半以上的生命必须耗费在人际关系、耗费在无谓的琢磨人上面。而越大的城市,人的自由度越大。在北上广深,即使创业和就业初期物质生活显得更艰难,却因为有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独立和自由的上升空间,平民子弟的前景会更加光明灿烂。

  这便是大城市的魅力!所以我要为逃回北上广深、逃回一线大都市的人鼓掌,也为这件事鼓掌。因为,对自由、独立、尊严等价值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以后,我们可以更清醒地看到,大都市化才是今日最大的“中国潮”。大城市是个人生能量“核聚变”的伟大梦工厂。

  与其在二三线城市的“关系酱缸”中浑浑噩噩厮混一生,还不如逃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自食其力创造和实现自我。逃离又逃回,这不是荡秋千,这是自由的方向、财富的光明径。不必怀疑这样的价值观:一切财富,都必须用自由去量度。 不必去抱怨大城市房价有多高。人聚集的地方房价一定高,这是常识,也是世界性的规律。不要害怕住房限购,不合市场规则和规律的东西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40岁以前,你只需埋头奋斗;40岁以后,多数人会成为社会中坚,自然有名、有利又有房。

  有人说,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和牢骚。正如旅美学者薛涌所言:“俺从大学毕业到33岁出国,就12平方米一间,寄住父母家,结婚时没有床,似乎想象力和爱情并没有被毁灭。美国大学生号称毕业后要到纽约地下室和老鼠当同屋,这叫人生开始。一毕业就想着买房,哪里还有心思干大事业?难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予其房’?”

  不要担心户口。那是个越来越没用的东西,惟一有用的是孩子的高考。

  不要相信大城市资源等容量有限的宣传,那多半是个误会,包括水资源。

  ……

  总之,年轻人不妨排除一切顾虑,奔向大都市。大都市的方向就是自由和尊严的方向,自由和尊严的方向就是人生价值和财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