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回文考略——丁胜源 周汉芳

吴继志云：“古今诗体之妙，无过回文”。

回文，是我国特有的文体，居住在岐山阿育王寺旁的苏蕙[1]，造出旷代杰作《织锦回文》。这新颖的文学样式和奇巧的诗图，不久便由三秦大地传遍江南，受到人们的喜爱，有的还积极参与实践。单以谢灵运来说，他写的回文诗就有十卷之多。齐梁之世，沈约、梁武帝、丘迟、王融、元帝、简文帝、萧只、庾信辈出。在此创作队伍中，更有一位印度来华高僧菩提达摩[2]。

达摩《真性颂》

达摩运用回文开工宣传教义，撰写成著名的《真性颂》（一名达磨观心颂），即：“真离性情缘理空忘照寂身至净明圆始终常妙极”，寥寥二十字，对其《悟性论》一文的禅观思想和要旨作了高度概括。《大藏经》云：“东震初祖达磨尊者，示相南天等国之太子，于诸法性顿得通量传道时只履西归主正法眼藏以妙语，以真席越圣凡者，只此二十字耳，正诵回文，皆有义谛”（《永乐大典》卷八六二九）。明初，杭州灵隐寺僧、住持慧眼可光禅师，“述达摩西来留二十字，如织锦回文，翻覆读成四十韵，以接中下之机”（噞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十八）。程大约《达摩真性颂引》，又进一步阐释说：“达磨之来天等也，泛重溟，周三寒暑而后至，及达震旦，面壁九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乃其十二时歌，五叶一花之偈，亦微染绮词习焉。至于皮肤骨髓之喻，抑何跧次浅深章章著也。独真性颂字仅二十，学人以璇玑图法读之成四十首，计八百字，每首用韵，四至俱通，回环不穷，夫人真性亦犹是焉，引而伸之，独类而长之，四十者可毕而百，八百者可毕而千万矣。夫性为生命，生命为天地根。夫真乃生，生乃不灭，不灭之谓能永存，永存者真，是故生老病死忧生，耳目口鼻，身意贼志，丰约幽纷，惑知理事，欲障乱思，造次颠沛，患难撼守。夫然者谓之诸缘，为诸缘起者，起则灭，灭则不生，不生者亡。夫性为真、为离、为情、为缘、为理、为空、为忘、为照、为寂、为身、为至、为净、为明、为圆、为始、为终、为常、为妙、为极，备矣。夫归于真妄，乃潜为天地，先天地之先，造之无前，生于一＃，乃役为人物。辟人物之辟，乃登无极，成性存存浑浑沦沦为出入之门，是为独尊，信斯言也。四十首者，缩而一二，则奇偶矣。成八百字者，退而十五，则因重矣。夫是之谓真，西极之旨，其庶几乎？八百瀍门，十方世界，智者观之而思过半矣”（《程氏墨苑》省东北部卷十二）。清人张琼英云：“妙慕元真旨，深微诚至诚，要悟天人是，对机得义精”（《白水堂诗集》卷二十四）。

达摩《真性颂》图，又见于宋代桑世昌《回文类聚》。明朝张之象先编入《古诗类苑》卷一Ο三释部法语，后又补入《回文类聚》卷二，并谓：“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独有真性一颂，虽二十字，回环读之成四十首，计八百字，每首用韵，四至俱通，以表真性无有穷尽也”[3]。其图之名《真性颂》，或曰《观心颂》者，以体现“明心见性”的宗旨。

赵光义《心轮图》、《莲华心轮回文偈颂》

《怀感回文五七言诗》

赵匡胤、赵光义以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之后，为巩固统治，以“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而“崇尚释放”（《宋会要辑稿?道释二》）。“太祖皇帝飞龙在天，首诏天下复寺立像，遗沙门求法西天”，“太宗继体，席童子十七万人，赐天下无名伽蓝之额，建开宝大塔舍利之藏”（《佛祖统纪》卷四十二）。

宋太宗赵光义，史称“性嗜学，工文业，多艺能”，琴棋书，样样精通。一生著述，可谓等身。同时也写出很多与佛门有关的作品，如《缘识》五卷、《逍遥咏》十卷、《佛赋》二卷、《诠源歌》二卷、《秘藏诠》三十卷、《妙觉集》五卷、《注金刚经疏宣演》六卷、《幽隐律诗》四卷等。他是一个回文爱好者，其案头尝置一幅五色相宣的苏蕙璇玑图诗，即后世流传的至道宫中设色本。亦运用回文撰成《心轮图》一卷、《莲华心轮回文偈颂》二十五卷、《怀感回文五七言诗》。这些著作多入编大藏。

《心轮图》：《玉海》卷五十六称《太平与图御制回文图》，可读成千首，系摹仿达摩《真性颂》之作。太宗《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序》，谓“舒展状莲开一朵，联缀似月彩初满”，乃形容心轮图也。太平与国八年十一月己末，《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部，共一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以示宰相近臣。祥符六年正月，真宗诏将此图从太宗文集中录出别行。今见明清诸刻《回文类聚》[4]，有跋云：“观其御制回文千首，若摹达摩真性颂而广之，盖祖印现成，言简理彻，规定机图。世主为护法全汤，故横斜直竖，交互咸著，出缠之旨，随在不变，苟语乖传而音罔谐，支离骈赘乎哉，诚帝王之奇作也。”但是，张之象与李开先《谢龙盘回文诗序》都将《心轮图》的作者，误成了唐太宗。

《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实际上就是《心轮图》的钞句，亦名《莲华偈》(《玉海》、《宋诗纪事》)、《莲华心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莲花心漏回文图》(朱彝尊《宋太宗书库跋》、乾隆《太原府志》卷四十八寺观)。《大中祥符法宝录》(作十一卷)、惟净《天圣释教总录》著目。太宗《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序》云：“朕闻如来妙法理深也，不可轻易而铨量；真谛奥玄智广也，岂非邪见而测度。谅慈悲而摄受诸相，匪宏达而道达有情。救度群生，胎卵歞化，开大利益，示现傍通。喻说分明，达离于昏浊颠倒；人我执著，可超于智慧菩提。发自予怀，而成斯偈。破烦恼障，入修行门。达彼岸而精进无边，渡若海而逍遥自在。将其小善，普施众生。且夫万仞山高，劫尽而尚为灰烬；五欲业重，缘牵而海变桑田。悟三乘者不变爱河，明四智者常居净土。晓浮生于幻梦，觉尘世若浮泡。每行化浴之方，庶扣真空之理。得而自乐，退想忘情。朕机务之余，留心释典，乃构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起因一章，终成千首。舒展状莲开一朵，联缀似月彩初圆，立名曰莲华回文偈。深非帝王之能事，且愧辞正以纵横。随分可观，甚为鲁质。兼诏高僧注解，稍究根源。大振于宝鏎全文，贯穿于玄言妙旨。永作津梁，而济沉溺；常为慧炬，以破昏迷。俾使信心，咸知朕意。今雕成图像，注并偈颂，共二十五卷，具列于后(弘教书院《大日本校订大藏经》)。”尚书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谓：“右此颂文，因起一章，终成千首。原乎心字，冠在诸篇，起例回文成二百首。心字拘就，观字交牙，罗文为八百首，复通心字，计成千首，以太平与国八年成。是年三月，上遣中使卫绍钦谕旨，僧录司选京城义学文章僧行清、惠温、继琳、可朝、可芝、可瞻、可大、可升、道真、德遵、置歞、智峦、归一、法超、怀信、宣正、智逊、知则、全著、从志等二十人为之注解。内供奉官臣蓝敏贞监视之，著作佐郎吕文仲详覆。书成上进，如行清等对，于便殿抚谕之，三人赐紫衣，七人加师号，各赐袭衣束帛。诏以其文编联入藏”(《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十八)。随释典颂行，“严镰刀饬天下寺舍”，俾“宝轴回文，宝法幢之高树；集文成注，刹挂鏎以冷书”。释赞宁进《高僧传表》，称太宗“回文作颂，演无书法音”。宋廷多次将此赠给信仰佛教之东女真、西夏、高丽、日本、交蚩址等周边之邻国，进行文化交流。如雍熙元年三月，太宗于崇政殿召见日本僧人奝然，赐印本大藏经和御制莲花回文偈颂。后数年，遣其弟子喜因赍表《日本国东大寺太朝法济大师赐紫沙门奝然启》来谢，云：“遂使莲华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宋史》卷四九一、道安《大藏经雕记史话》）。淳化二年，高丽遣韩彦恭来，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高丽史》卷九十三、《宋史》卷四八七）。熙宁六年四月，神宗于延和殿召见日僧成寻，从其请，赐给奝然之后新刻佛经及《莲华心轮回文偈颂》二十五卷、《秘藏诠》三十卷歞圣寺印本（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七）。民间亦有传抄，如《敦煌宝藏》中，尚存有《莲华心轮回文偈颂》残叶（伯三一三Ο，斯四六四四）。《莲华心轮回文偈颂》今见《资福藏》（何遵）、赵城金藏（恒）；朝鲜《高丽藏》（富）；日本《天海藏》（何遵）、《缘山藏》（富）、《弘教藏》（霜）；以及近代我国出版之《宋藏遗珍》、《宋版碛砂大藏经》。李正宇《敦煌遗书宋人诗辑校》、《全宋诗》卷三八误为“久佚之书”，仅据两写本校录。《宋藏遗珍》，也将作者错成“唐太宗”。

《怀感回文五七言诗》，即德清八圣寺的《律诗回文》、奉化雪窦寺的《回向文诗》、太原寿宁寺真宗御制碑记中的《回文诗》、《大中祥符法宝录》及《天圣释教总录》的《秘藏诠怀感回文诗》。《大中祥符法宝录》云：“右诗什端拱二年十一月，上遣中使卫绍钦谕旨，僧录司选京城义学文章僧可升、归人、守邦、澄裕、德清、德勤、永光、崇智、可芝、道满、可昕、怀古等一十二人，同为注释，书成上进，赐束帛器币缗钱，诏以其文编联入藏”。淳化三年二月一日颁敕谕，称“朕闻三教这与焉，为法不同，同归于道。道也者，变通不测之谓也，自非洞识查微，理穷性命，未有能通者也。朕听断之暇，无畋游声色之好，遂成秘收藏诠、逍遥咏、并佛赋、回向文共三十余轴。遣内侍同僧守能齐赐明州瀑布观音禅寺，与僧宗镜录同归藏海，俾僧看阅，免滞面墙，坐进此道，乃朕之意也”（释行正《雪宝寺志》卷一）。所赐石刻御书凡四十一卷，有真书《秘藏诠》二十卷、《逍遥咏》十一卷、《怀感诗》四卷、《幽隐诗》四卷、《回向文诗》一卷、《佛赋》一卷，建阁以藏（至元二十五年毁）。与太宗交往相识的僧人，也会得到这些御制御书，如常熟延福禅院长老惠明大师希辩、鄞县崇福寺僧从信[5]。至道元年六月乙酉，遣内侍裴逾到江南诸州购买图籍，将御书秘藏诠、佛赋、律诗回文、逍遥咏等释家文字，“刻石模印、装饰百轴”，“付逾赍诣名山福地、道宫佛寺各藏数本”。据施宿《会稽志》卷七、《广雁荡山志》卷九记，裴逾到过山阴天章寺（二王旧址）、乐清灵严禅寺。至道三年六月乙末，“真宗诏以先帝御书墨迹赐天下名山胜境。九月戊寅，赐曲阜文宣王庙”。《［宝庆］四明志》卷十一载，“真宗诏内侍裴逾方名山圣迹”，鄞县圣功院奉藏太宗石刻御书五十余轴。刘挚以为“道观、佛寺，往往得被其赐”（《忠肃集》卷九）。事实上，主要是吴越故地，即前钱氏统治区域的寺院，别处罕有。至于道观，则来见记载。《略出》谓“太宗皇帝著心轮图、秘藏诠、逍遥咏等歌诗”，“既置于宝藏，亦秘在名山，式救群迷，大明正藏”。《怀感回文五七言诗》，今见赵城金藏（并岳宗）、高丽藏（车驾马）、弘教藏（露）的秘藏诠中。宋嘉泰间，谈錀撰《吴与志》，距宋初不过二百载，竟也会将其作者误成“唐太宗”的。

太宗总共著有回文四种，即：《回文诗》四卷、《心轮图》一卷、《莲华心轮回文偈颂》二十五卷、《怀感回文五七言诗》一卷。由于《莲华心轮回文偈颂》、《怀感回文五七言诗》、《心轮图》，编入藏经或《回文类聚》，因而得以流传至今。否则，也同《回文诗》四卷的命运一样，随著宋室的覆灭，从人间消失殆尽。

钱惟治《春日登大悲阁》

钱惟治（949-1014），字世和，吴越忠孙废王琮长子。归宋，领镇国军节度使。在钱氏的统治影响下，“淅中大率喜奉佛”（林露《慈溪永明寺藏殿记》）。惟治与赵匡胤、光义昆仲一样，亦笃信释教。沈辽《彭城太慰诗序》，记其于吴越时与僧侣交往之事。真定龙与寺大悲阁，系开宝二年（969）太祖敕建[6]，乃是宋廷佛教政策的象征。雍熙三年（986），从太宗征幽州，权知真定府兼兵马部部署，在军旅倥偬之次，特为龙与寺撰《春日登大悲阁》诗。“圣主钦崇教，千光歞绀容”云云，强调新朝对释门的重视。

《春日登大悲阁》诗，用锦织成，为大悲像宝子（香炉）的饰物，是继苏蕙璇玑图后又一文字较多的织品。其图呈圆形及绶带状，故名《宝子垂绶连环诗》。后又刻于石，存湖州法华寺，所以，也称《吴越回文绶带连环诗碑》（谈錀《吴与志》卷十八云：“吴越回文绶带连环诗碑，在法华寺”）。元末，寺毁于兵火，明万历中重建，而碑末再补镌，因此，《湖州府志》卷四十八、光绪《鸟程县志》卷三十、陆心源《吴与金石记》卷六俱注云“石佚”。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织锦回文图后》，说“国初钱镇州惟治尝有宝子垂绶连环之诗，亦锦文之遗范，而世罕传，故聊附卷左，以资书隽言鲭之余味焉”。又《跋钱镇州回文后》：“钱镇州诗虽未脱五季余韵，然回旋读之，故自娓娓可观，题者多云宝子弗知何物，以予改之，乃迦叶之香炉，上有金华，华内乃有金台，即台为宝子，则知宝子乃香炉耳，亦可为此诗，但图若重规，然岂汉丁缓被中之制乎”[7]？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三、王士祯《五代诗话》卷一，谓“惟治好学，家聚法贴图书万余卷，多异本，生平慕皮陆为诗，有集十卷，又有宝子垂绶连环诗，回文体也，世多称之。”《宝子垂绶连环诗》一卷，宋代有刻本，附《钱惟治集》以行，已佚。

明嘉靖间，邑人梁桥撰《冰川诗式》十卷，所录惟治诸作，当直接采自锦文。原物清初尚存，王士祯曾亲眼目睹，其《秦蜀驿程记》二：“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晴，次真定府真定县，憩龙与寺，登大悲阁，观大像。像高七丈有奇，相好庄严，宋开宝二年簬铜为之。初，周愿德中像毁，艺祖伐太原过之，命复其故。会寺圃有光，望气者占之得铜无算，复暴雨，滹沱涨，大木万计，自五台浮河而至，像遂以成，见宋人葛蘩记。阁西有艺祖书像，又有宋镇国军节席使、特进检讨太尉权知镇州军府事钱惟治织成连环诗九十首”。钱保塘《钱氏考古录》卷三，谓渔洋《蚕尾续文》并录其诗。据设在隆兴寺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云，今已无此物件，也不知保时丢失，抗战时期，庙宇被日军占有，僧众星散，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今唯顺治《真定县志》卷十四艺文志存石刻图，上题“春日登大悲阁，杼成连环诗并绶带宝子诗共九十首”，“镇国军节度使、特进检讨大慰、权知镇国军府事钱惟治述”，“弟惟济上石”。惜印刷粗糙，字迹漫漶难辨。今编《全宋词》卷五四：惟治“有集十卷，尝作吴越绶带连环诗九十首，已佚（吴与金石记卷六）”。其宝，《吴与金石记》只说“石佚”，而非“诗佚”或“图佚”。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三碑版引成化劳志、乾隆《鸟程县志》卷十四，误为吴越湖州宣德军节度使钱信作。

起宗道人演绎《织锦回文诗》读法

在我国回文文学发展史上，起宗道人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苏蕙璇玑图问世之后，深受人们的喜爱，而“盛见传写”。原本“五辨相宣，因以别三四五六七言之异”。后人传抄，施辨不一，遂有唐程士南本、文宣本，宋至道宫中本、李伯时设色本等。璇玑图诗，诸家写本，虽有读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但无定数。其读法，历来有人研究探索，首数亦不断增长。则天记云“二百余首”，而白乐天、杨文公读至五百余首，到黄庭紧时已读至千首，故有“千首织就回文锦”。元末张昱云：“不听小管吹银字，只数回文织锦诗”（《可闲老人集》卷四）。

李伯时《再叙》：“原五辨相宣之说，传色以闻其篇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璇玑图诗是以施辨色作读法的，所谓“随色自分”，“观者见其色，则诗之言数可知已”。施辨，是指引阅者简捷的导读方法。至起宗道人，则广抽玄览于朱墨青紫之中，“因彩分图，因图分诗”。创造性地把至宫中设色本《璇玑图》，分解成大小七图，得三四五六七言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弘治九年（1496），怀凤山人仇东之《璇玑图起宗道人读法跋》云：“符秦安南将军宝滔妻苏若兰织锦回文诗，世传久矣。余始得而读之，丝棼纲结，初无端倪，因其色另为界，稍有所解，乃寻绎之，横斜宛转成三四五六七言诗为二百六十首，乎皆四句，以为无复余蕴。及得唐则天武氏所制苏氏织锦回文记考之，亦云题诗二百余首，讦八百余言，益自信为能尽之矣。新安程篁墩先生当出衍圣孔公所藏本[8]，诗仅至百四十余首，乃益自负，知天下之能读者亦复无过余也。复见黄山谷诗，有云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亦有英灵苏蕙子，只无悔过宝连波（连波，宝字，蕙则苏之名也）。乃始抚然自失，知山谷必尝读之千篇，方且愧余自负而恨余自狭也。世之读书学道，少得而自满，如余者何限。起宗道人经禅之暇，以游戏三昧，细玩是图，得诗三四五六七言者至三千七百余首，韵意悉如己出，如庖丁解牛，肯綮无滞，方知读曹娥之碑者，其智相去三十里，未足为多也。古之人有隐忧者，多托闫与以自况，起宗岂亦有隐忧不可自托诸形，而特托此以见志乎？不然何用志之深如此也。起宗尝以见赠，其分图析类，如甘石星经，以周天之星分属三垣二十八舍，然后粲然如撒砂者无一可逃也。赞叹之余，复书如是。又郎瑛《苏若兰织锦璇玑图诗》云：“皇朝起宗和尚，经禅之暇，细绎是篇，分为七图，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诗至三千七百首，星罗棋布，灿然明白。某王府从而刻之，并具读法”。武功康海之孙万民更为对绎，又于第三图内增立一图，增读其诗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读法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9]，取名《织锦回文诗》行世，还被编入四库全书。

起宗道人，名定征，吴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徐髯仙哀定征诗云：“起宗肉食相，齿不啖蔬甲。时时耸肩吟，为怕袈裟压。谛思回文中，千百演读法。颇取匏罨重，文字交最洽。奈何圆寂早，明镜掩尘匣”[10]。郎瑛《苏若兰织锦璇玑诗》谓：“若兰史载烈女，文无可匹，真天壤间之异人耳”（《七修类稿》卷三十九）。王士祯亦谓：“僧亦异人，而苏氏方寸之图，古今衍之，如无尽藏，神异哉”（《居易录》卷二十六）。钱曾《织锦回文诗》云：“此诗作者绎者，皆天壤闲闲气所出，俾后人得晓然读之，何其快兴”（《读书敏求记》卷四）。

佛承《山居回文诗》

佛承，九华山僧，著有《山居回文诗》七律一百二十首。

黎元宽《山居回文诗》云：“诗与禅各有三昧，其宝同一三昧也。而或者以咏歌嗟叹之功，大妨静虑，为是而姑置之，则禅枯甚矣，籍第令稍猎焉。又谓诗不宜如偈，偏连境物，即未许更说理道，斯亦非通方之论，且据禅家语，外之若无云生岭上，内之若破除烦恼，重增病之属，正不分其为物为道也。于此谁能下得一转语耶？九华九佛承大师，故是真絫宝悟一流人。迩乃受记莂于元尊宿信，所谓承者之匪闲名，然且以尘指语言起难鸡林价则似奢也，非奢也，盖山居诗百二十首具在矣。考中峰广录固尝有山居七律十首，益以水居、廛居、船居各十首，而得四十，其数视佛承孰多。而佛承更出妙手巧心作回文，以异其制，此岂独擅能事。夫亦如临济之宝主，四句都成活句；曹洞之君臣，五位相为定位。宝纲千光，无分顺倒；圆伊三点，莫辨纵横。禅家转语，孰过乎是。且佛承于古今人物，独推二疏，郭令公为能回者，厥旨甚深，犹是以世间法相通而立论也。余顾专言出世间法回机同，本得石火电光中，辘轳一转于回文乎？取之不知其与佛承有相发否？九华山者因太白得名，其题化城曰，飞空结楼台，山居状物当复及此，而余以为此五字者可以回文矣。不宁惟是，虽余前所拈禅家内外语，无不可以回文矣。佛承于此，更能出一手眼，为古今所无有者而成回文集句乎，则余拭目以俟之”（《进贤堂稿》卷七）。

佛承无考，诗亦未见。序者元宽（1597-1667后）字左严，一字博庵，南昌人。崇祯元年进士，历浙江提学副使，以忤温体仁罢归。明亡后，构草庐于谷鹿洲，聚徒讲学。著有《进贤堂稿》二十八卷，清廷列为禁书。

泥絮道人编正《璇玑碎锦》

在我回文文学发展史上，泥絮道人也和起宗一样，亦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据《重刊续纂宜荆县志》卷九万棨《阳羡古迹诗?题泥絮道人鹅山精庐》注云：姓吴名叙彝，国初祝于此髯于此，名人往来唱和，常满丈室，著有《移雪词》[11]。

《璇玑碎锦》，系万树的遗作[12]。泥絮道人在其弁语中，详细地叙述本书历尽劫波的曲折经过。他说：“红友向居五云庄之南园，余时奉母于反哺#，相界一衣带水，花时月夕，文咽为欢。丙午夏，红友制璇玑碎锦一百种，镂心刻骨，穷极工巧，即蜃龙海市，帝释花冠，无足取喻。是崴蔚鬷夏若昆季相招，同过梁溪，将请序于霓峰先生。间有知交晤语，时时拈示殿阅，装演精洁，纵横联络，阅者不能读，读亦不能竟，惟有啧啧健羡而已。一日开箧，竟成乌有，相视惋惜者久之，所幸者有副叶五十种藏之于余，满拟紧时，红友出家中残稿追摹缮写，仍为全壁。不意其内子痛女情深，返魂无药，遂埋玉于地下矣。红友伤逝无聊，家徒壁立，仍作客四方，之晋之燕之闽之粤，舟车水陆，卒卒无暇及此。大司马三韩留村先生爱其才，依刘最久，在肇庆著《词律》二十卷、传奇四种，《空青石》、《黄金瓮》、《念八翻》及《香瞻词》二帙，皆大司马分俸成书，然则红友之心神告瘁矣。其寓予札云，迩来腕若枯荻，心如燥泥，非参苓所能疗。予谓果尔，红友将不久。迨扶病归，行至＃江殁于鸟榜。嗟呼红友，余尚忍言之哉。＃昔之日，刻烛分题，拈华选偈，鹅笼山头一片石，吾两人坐卧啸歌于其上，不知几朝夕也。短簿祠前一江花浪，片帆南挂，清泪盈襟，此景此情，依然如昨也，而今已矣。秖有剪纸，招魂于乱峰落照间矣。殡归旅泊，河滨凄其，触目中郎，有女犹续父书。孰意红友，所遭竟至是哉。自而锦囊呕心之句，散作残编断简。而予所藏副稿五十叶，被一秀水僧发箧，存亦之十四，又后于翼藩吴君处，复得三十四种，尚属红友手笔，恭以余之剩副，凑集六十种，崴丙寅，余迁锡辨山，山邻徐若曾为余录一副稿，适陈次山将之都门，作别山中，索值得余《寥廓集》、《泥絮词》，托言代予请序于辇毂名家，兼借璇玑碎锦一阅，阅竟即还，遂一并挈之而去，屡次致讯相索，言失之于长安邸舍矣。原稿尚在若曾处，若曾独行山中，身膏日暮途穷各之斧，自是余息意比书，如广陵散之不复在人间矣。甲戎秋，予孙定沙弥谒余于梁溪之长寿院，手捧一缄曰，此璇玑原稿也。询所从来，系若曾室内寄，开函狂笑，喜不成寐者累夕。嗟乎，初本百种，失矣，幸存融叶五十种。五十种仍失其半，复得三十四种，得而失，失而复得者几历岁年，今幸复归于余，仍然六十种，惜乎尚有四十种之不复再见也。岂化工之巧，红友发宣殆尽，造物者秘不欲悉传人世耶？抑金仙有言，一切有为梦幻泡影，红友已诸所有，任其或存或亡，而余之惓惓于此，反多挂碍耶？然予终不忍恝置者，重伤红友之慧业，自尔遂寂寂人间也，且恐他日有人以璇玑全稿寸组尺幅，裁割攘为己有也。致讯亦园主人俾速付梓，广诸同好，并了芍药栏当年一重公案也”。管鲍之谊，亡友之痛，溢于言表，力透纸背。吕高培《璇玑碎锦序》也说：“惜乎原本百篇，仅存六十。陔华散佚，即无束晰之补亡，劫火消磨，尚有唐瓢之流出。同社知己，为鹅笼山僧，不负碧云期日暮；断金契友，则亦园伯仲，共悲青笛起山阳”。

《璇玑碎锦》犹如横空出世，生面别开，顿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介。杨凌霄《碎锦补图》称：“红友先生璇玑碎锦一书，鬼斧神工，出神入化，夫乃叹技至此乎，观止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考回文诗自苏若兰后，文人偶一为之，附于集中，从未有如是之多者”。有清一代，不仅一刻再刻，风行各地，而且效者蜂起，先后有万斯同、张潮、华彬、李晹、王观、陈仅、陈书谟、吴山、童叶庚，诸家辈出，踵事增华，“以诗成图，以图见诗”，将回文诗图之创作活动引向空前高潮，被发挥到了极致，作者之众，作品之伙，远远超越往昔。泥絮道人搜集整理，推动出版之功，不可没也。若无这位诗僧，则将是另外一种局面，碎锦流散，消失，中国诗图亦难过如此辉煌而壮观的景象了。

“诗与禅同一三昧也”

黎元宽云：“诗与禅各有三昧，其实同一三昧也”。自达摩尊者首倡以来，有文学修养的释子，也积极参与回文的创作活动，他们或抒发胸臆，或宣杨教义，或应酬，或自娱。如佛印[13]、能持、本忆、颠颠、文和道人、唵囋、无热、大江、语＃、见自、东皋心越、海与、机微、照纯、显清、本潮、彻凡、万慧等等，还有明清之际，一批抱节守志的知识分子遁入空门，寄迹禅林，其中有方以智（无可）、官抚辰（德罡），都给后世留下了吉光片羽。

能持，明僧。《南平县志》云，幼颖悟，稍长，遍游名山，以探禅学，有得而归，结庵松关，日谈内典，号天印禅师。年四十余后，足不出关，至八十一卒。著《天印语录》、《彻空内集》、《洞云外集》、《黄药心要》、曾集南平的九峰月朗、三寺云深、梅山朝旭、中岩瀑布、龙津春浪、猿洞秋风、黯澹洪涛、衍丽晴霞，作《八景回文》诗：“重叠九峰当月明，径三二寺晚钟横。曈曈日影梅山晓，历历岩泉雪涧清。风搅龙津溪滚浪，雾藏猿洞夜闲声。洪涛黯淡烟回桌，霁景新霞衍麓晴”。

本忆，永嘉人，寂光寺僧。《东瓯诗存》载其《江心寺回文诗次韵》云[14]：“潮平看月引杯倾，水碧围山照眼明。桥带寺门横＃远，塔排天柱漾波清。迢迢画舫烟霞晚，耿耿祠海峤晴。遥望入云孤鹤舞，唐咸通间建东塔，宋开宝间建西塔。元丰间赐东塔为普寂院，西塔为净信院。建炎三年冬，高宗赵构逃命至此，书“清辉、”“浴光”二轩，改普寂为龙翔，净信为兴庆。绍兴间，西蜀僧清了来主，始合二刹为一，建巨殿于两峰之间，楼阁堂庑，江云烟水，掩映丹  称东南胜境。德佑二年春，益王赵是、广王赵昺于此建元帅府，继续坚持抗元斗争。是时，文天祥间关万死，脱京口，走真杨，于通州闻讯，便即涉江浮海南下，四月八日抵永嘉，驻师江浒，有《北归宿中川寺》、《江心寺》（载康熙《江心志》卷三）。明成化中，县令刘逊建文丞相祠。释本亿“耿耿忠祠海峤晴”，即用其事也。

文和道人，明桐筌万历时人。当见负一神像，去来无定，至桐梓常在三座寺。有《题石上回文》云：“篇诗写兴寄岩南，事佛修行不外关。莲出火钟初夜半，像抛空会五更三。涓涓露地深深坐，密密禅功细细参。眠似不眠惊鹤唳，烟邨宿鸟野云间”，见《桐梓县志》。

东皋心越（1639—1695）俗名蒋兴俦，浙江浦江人。七岁出家，曹洞宗高僧。青年时期，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东渡扶桑，为水户寿昌山祗园寺开山。多才多艺，尤以篆刻及琴道对日本影响甚大。观其命名，即知所寓苦心（意为身在东皋心越），越（会稽）者，乃报仇雪耻之卿也，虽孤悬海外，始终不忘国陆沉之痛，直至临役，偈中犹自署“大明东皋心越杜多俦老人”。此录其《富士山回文》一首云：“琼堆玉积几千秋，过客行看更爽眸。瀛海自然天秀出，沧海造就地相裒。睛晖八面好图画，雨势三尖若铠熬。撑日柱星凌漠远，倾云吐雾任淹留”。

显清，天童寺僧，清嘉道间秀水人。尝驻锡长安城南报恩寺、津门海光寺。著有《褝余吟草》行世，集中《回文诗》云：“寻芸带月入仙岑，月入仙苓凉夜深。深夜凉岑仙入月，岑仙入月带云寻”。

本潮，号洪淇。《黄药山志》录其《观龙进明月回文》云：“泉流泛月水澄清，静养神龙老眼明。禅悟得絫微谛妙，天光透彻照初睛”。

彻凡，字寄云。李慈铭序谓：“越之东山谢氏子，幼归浮屠教”，著有《募梅精舍诗存》。《回文》其一云：“居山药事日悠悠，懒性情宜少应酬。舒卷暮云闲伴榻，莽苍春月如凭楼。疏疏雪映松岩碧，飒飒风生竹径幽。书卷几翻时久坐，虚牕向夕一灯篝”。

万慧，近人。通梵文，博佛藏，谙西欧及印缅语言，性好游，遍历印缅二十载。耽吟咏，著有《慧业精舍吟草》。其《题画回文一首》云：“凉山灵洞古萧萧，远看何如就近瞧。装佛把人游兴助，长安路透见遥遥”。

中央刻经院重刊《璇玑图诗》

中央刻经院是近代佛学的出版机构，设在北平宣武门外大街。

缘起于一九二九年，时关中大旱，尤以武功、扶风、乾县、礼泉为烈。遵化杨树枝从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朱庆  （子桥）往灾区施赈。朱氏多方组织神会各界，筹募款项物资，倡导“救身之余，兼主救心”，采取以工代赈，先后修缮华严初祖杜顺和尚塔、四祖清凉国师澄观和尚塔、玄奘、窥基、圆测诸塔，并大雁寺、千祖寺、岐山太平寺、扶风龙光寺等处。杨树枝跋其经过云：“辛未秋初，予以办赈至扶风。读前秦苏若兰女士所为璇玑图诗，琳琅绚烂，缠绵悱恻，才华怆楚，交相掩映。以其气悲心平，哀而不怨，千回百转，言归于正，得古风人之旨焉，爱之。异日，至法门寺，访织锦之巷，则败瓦令丁，不见人烟，游周秦坡，望宝滔之墓，则野草迷漫，无复拜扫，以为悲。明年，东归，将欲与璇玑图俱，饷诸同好。谋之县人，则苦莫能得，询其原版，则亦已随茫茫浩运，早为劫土，惜焉。会今年春，再以办赈至扶风，起重刊之愿，商于知友，交相赞是，于是集资认印，新书以成，而心乃大快。明莲池大师畅，学海长流，文阵光芒射斗牛，斗酒诗千首，百艺丛中走，锦绣满胸头，何须夸口，生死到来，半时难相救，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钩。固知斯图、斯诗、斯序、斯跋，皆古德所谓生死到来相救者。予今日独且不期然而爱之，悲之，以为惜、以为快者，何哉！古哲已逝，后彦方来，大觉途冥，尸陀林黑，渺渺苍苍，吾安从问之”。

无独有偶，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密教文化》也收入锦字楼笑寿《回文歌百首》真可谓一衣带水，灵犀相通。佛门与回文，缘乎？

注释

[1]织锦回文，古今传为佳话。苏蕙字若兰，前秦时武功苏坊人。年十六，适扶风宝滔，居住在现今法门寺右首。她仪容秀丽，识知精明，善属文。滔字连波，风神伟秀，该通经史，符坚委以心膂之任，备历显识，迁秦州刺史，以忤旨谪戍炖煌。

对于织绵原委，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是《晋书》说，“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绵为回文诗寄滔”；二是《前秦录》说，“织绵制回文诗，以赎夫罪”；三是《李善注》说，滔被徙流沙，“临去别苏，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妇，苏氏织绵端中，作此回文诗以赠之”；四是《武后记》说，有宠姬赵阳台，“滔置之别所，苏氏知之，求而获焉，苦加捶辱，滔深以为憾。阳台又专伺苏氏之短，谗毁交至，滔益忿苏氏焉”，“及滔将镇襄阳，邀苏氏同往，苏氏忿之，不与偕行，滔遂携阳台之任，断苏氏悔恨自伤，织绵回文，“遂令苍头赍至襄阳，滔省览锦字，感其妙绝，因送阳台之关中，而具车徒盛礼邀苏氏，归于汉南，恩好愈重”。

诸说不一，多有歧异，抵牾之处，究以哪些符合事实，后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纵观历史主要是晋书说和武后记说对后世的影响较大。但，无论何者为确，苏蕙《织绵回文》总是不幸境遇的产物，中国古代女子才情和苦难的象征。“凡看仁智虞唐锦，都为苏兰一断肠”（万树《同心桅子》诗）。

扶风，天水原来都有苏宝他俩的遗迹，如“织绵台”、“织绵巷”、“绫坑”、“宝滔故里”之类。法门寺西首，相传苏蕙与宝滔结褵之后的居所，人们称为织绵巷。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法门寺博物馆“征用苏蕙旧址非耕地二.二三亩”（韩金科《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大事记）。至此，除周秦坡尚留“宝滔墓”碑（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外，两地的遗迹，荡然无存了。

[2]达摩（？---535）即菩提达摩，或作达摩，南天竺国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师从般若多罗尊者。梁普通元年（520），泛海到广州。武帝迎至金陵，与谈佛理，不契。乃折芦渡江入北魏，居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人。

《真性颂》图，向载《大藏经》和宋刊《回文类聚》。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但又不离文字，所谓道由言类，理赖文传。达摩除回文《真性颂》外，历代著录的不，尚有《血脉论》、《存想法》、《胎息诀》（《宋史》卷二0五）；《始用诀》、《信心颂》（《国史经籍志》卷四上）；《观心论》（《晁公武郡齐读志》卷十六）等。今编《禅宗宝典》载其《血脉论》、《悟心论》、《真性颂》、《破相论。》《禅宗全书》编译组解题说：“少室六门一卷，相传为菩提达摩所述。内容分为六门，第一门心经颂，第二门破相论，第三门二种入，第四门安心法门，第五门悟心性论，第六门血脉论。然此六种之中，被认为真正是达摩本身之语录者，仅为第三门之二种入”。

“面壁九年”，最早见于清朝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历来有人质疑。近代学者叶德辉题《达摩》诗云“曾向金陵挂锡还，来从天竺去嵩山，江南传播回文颂，谁睹真形石壁间”。

[3]《回文类聚》，桑世昌编，“南宋胄监所＃”（国家出版机构），书板存太学板库中（《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明初版亡”（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此书的刊行，标志著我国向回文文学的形成，也是苏蕙璇玑懒图诗传播、发展历史的必然结果。这是现存的最早的回文总集，分类纂辑自晋经迄南宋诸家诗词图录，陈振纱《直齐书录解题》云：“以璇玑图为本源，而并及近世诗词”。明季张之象“搜访补增，翻阅校定，于万历四十四年重刊，今亦罕见。清康熙中，吴门朱象贤再续，他删除张氏的跋语，爱引唐代韩愈的《论佛骨表》，改写成：”昌黎公云，佛者□□之一法耳，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也。世人惑其降福之说，纷然是务，至于奴隶之辈，固不足怪，何王公卿相之辈，读书知古之人，亦奉之不敢稍惰也。古之事佛者莫如梁武，观其国败身亡，贻讥后世，似亦可以为鉴，而奉之者一若未知，岂其心之冥顽不灵，迨禽兽之不若欤。古达摩《真性颂》及太宗《回文千首》虽有巧思，终成贼道，何堪入于书籍，然而前盲久经增入，故不复斥去，仍附于此，经为往鉴云”。这里，反映了佛教在我国本土化的历程中，不断地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挑战。□□处，原文本为“夷狄”一词，是有损于满族形象的“违碍”字眼，朱氏知道清廷统治者玄烨、胤祯、弘历文字狱的残暴，歹毒，惟恐招祸，故开了天窗（空白）。弘历敕编四库全书，馆臣补入“西域”两字，“禽兽＂（馆臣）似觉有失弘历“尚雅醇之至意”）改为“下愚”。朱象贤晚年所刊的《回文类聚》又都恢复了“前盲”的跋文。看来，多半出诸于政治考量。

[4]宋桑世昌《回文类聚跋》云：“内侍高班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兼点检勾当兵吏部官院同筌署起居公事，江南两淅道搜访图书，臣裴逾至道元年六月十九日奉圣旨齐到宣赐：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宁海军兼管勾宁海军苏越等十五州军兵马公事、琅玡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柱国赐紫金鱼袋，臣王化基奉请。类聚甫成，客有言至道御制者，屡求乃得之，谨登载卷首，用且彰圣学之融录云”。而现存张之象的明刻本，朱象贤的清刻本卷首，都没有至道御制。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且书之末，有世昌跋称至道御登载卷首，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　”。案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云：“且以至道御制冠首篇首”；明季李开先《谢龙盘回文诗序》称“效而为之者有唐太宗御制图，铭则有梁武、简文、颂则有吕真人、达摩禅师”，“太宗图以及铭颂诗词，亦皆桑世昌编集流传”；清初《绛云楼书目》卷三谓：“以至道御叙冠于篇首”等等，都说明篇首原有至道御制，张之象所据“古本”，已经失此矣（其实，佚脱的还有达摩《真性颂》）。

祥符五年十一月丙辰，宋真宗对辅臣云：“先帝嗜学，实由天纵，属思援翰，必极精妙，朕孜孜寻访，文词笔札，殆无遗逸”（《玉海》卷二十八）。如是。则太宗所制回文，只《回文诗》、《心轮图》、《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和《怀感回文五七言诗》了。在这四种回文之中，哪个被作为“至道御制”呢？依照桑氏跋文的说法，是至道元年六月裴逾南下时，王化基得到的“御制”。但当时裴逾南下携带的御制御书中，属于回文礼的，只有石刻印纸《怀感回文五七言诗》（亦称《律诗回文》）。王化基“奉请”的即此，不会是别的。如果是这种，则吴越众多寺院置有藏经，附近的八圣寺、雪宝寺、天章寺、崇福寺、圣功院的御书也都全在，何需“屡求乃得之”。徐元以为“至道御制即宋太宗赵光羲的回文偈（《御制莲华心输回文偈颂》）”（《回文诗词五百首》前言）。而《莲华心轮回文偈颂》或《怀感回文五七言诗》，两者的文字（加僧人注解）皆有相当份量，《莲华心轮回文偈颂》更长达二十五卷，倘谓张氏“传写佚脱”，似不合逻辑。李开先听见世昌原刻，本有御制，而且是图。既然为图，很大可能当属心轮。此虽不符自跋情事，但其适宜载诸卷首，亦较容易“佚脱”，又确是难求。一是太宗生前赐与臣工不多，也没编入大藏，外间少有流传，二是靖康之变，汴京皇家图书散落几尽。估计化基于其他渠道得之，晚辈不知究竟，误以为是此即当年先人“奉请”的“御制御书”。

[5]赵光羲精晓音律，著有《琴谱》二卷，《九弦琴谱》二十卷、《五弦阮谱》十七卷。清代朱彝尊《群雅集序》云：“宋太宗洞晓音律，制大小曲及因旧曲造新声，施之教坊舞队”。鄞县崇福寺僧从信，以精琴阮，至京师，太宗召见，赐食，赍金帛，赠御书奉藏。

[6]帝王敕令铸像建寺，历朝有之，而太祖此举，不比寻常，在宋代佛教史上具有指标性的事件。

此寺位于今正定县城内东门里街，隋开皇六年建于后燕慕容熙所药龙腾苑的旧址之上，初名龙藏寺。太祖命铸造铜像，盖大悲阁，对寺院进行扩建，告成，改称龙与寺。有田锡《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全宋文》卷九九）、葛蘩《真定府龙兴寺大　悲阁记》（《全宋文》卷一七六二）。迨至清康熙四十八年，更名隆兴寺，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事情的起因以及经过，《真定府龙兴寺大悲阁记》说得比较详细。谓“距真定府之西三、四里有悲寺，唐自觉禅师所造金铜大悲菩萨像在焉，因以名寺。五代之乱，契丹犯境烧寺，镕毁其半，□□以香泥补完之。周显德中，国用空虚，掌计者无远图，收罗天下铜佛铸钱，以资调度，于是菩萨之像又以泥易其半。宋兴，太祖皇帝开宝二年讨晋不庭，驻跸真定，召群僧而问焉，得像之兴□本未，欲徙置城中，不可。且言像坏之时有文在其中，曰‘遇显即毁，遇宋即兴’，于龙兴寺佛殿之北，将复建阁，铸铜像经慰镇人之意，□驾还京师，未几，寺之菜园有祥光出其上，凡三年不减，望气者占之，得古铜像不可胜数。时暴雨大作，浮栋梁材千万计，自五台山而下至颊龙河止。州以事上闻，诏以铜铸像，以木建阁，内遣军器使与州钤辖等领其事，工人冶者与夫力役之辈皆妙选能者，凡所经费，悉从官给，像成其身七十三尺，其臂四十有二，威容烜赫，相好圆成”。郑大进《真定府志》卷九：“宋乾德初，于寺北建大悲阁，铸铜佛像，高七十三尺，臂四十有二。太祖曾幸之，绘像于阁西”。

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引《杨文公谈苑》云：“周世宗悉毁佛像铸钱，谓宰相曰‘佛教以为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铜大悲像甚有灵应，声毁之际，以斧钁自胸镵破之。太祖闻其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其报应。太祖因重释教”。

[7]《西京杂记》卷一，谓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黄伯思进，真定龙兴寺已沦为金人统治区，他只能见到平面的石刻绘图或刻本《宝子垂绶连环诗》图。此诗之字在实物上的排列，应是三维结构，园若重规，终究何状，难以想像，不村惊叹“岂汉丁缓被中之制乎”？伯思距宋初才百余年，人们已不知宝子为何物矣。一九八七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有“香宝子”四件，全是银质金花器，据《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记载，系唐懿宗所赐；近年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出土文物，也有“莲花宝子香炉”，多为僧家所用。《敦煌变文集·降魔变文》：“六师被吹脚距地，香炉宝子逐风飞”。

[8]程敏政《简宗伯倪同年舜咨》：“此璇图本得之衍圣公者止读得二百六十首。近有人写惠一纸，亦读得二百六十首。今奉观，但写颇精致，欲作一卷，乞分付录者勿点污，发还幸幸，尊处卷俟迟日纳还未间”（《篁墩文集》卷五十五）。

[9]对于起宗的读数，诸家记述不一。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袁栋《书隐丛说》均称三千七百三十四首。但多数从《武功县志》的说法，为三千七百五十二首（万民增读四千一百二十二首，两者合计七千八百七十四首）。事实上，起宗和万民的读数，都存在漏记、重计的错误。据李蔚《诗苑珍品璇几图》说：起宗实读三千七百四十四首，万民实读四千一百八十八首，共七千九百三十二首。梁桥《冰川诗式》云：“若璇几织锦，因曲尽巧心，而诗则迄无定首”，盖未尝见起宗读法也。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东海顾德基用晦，复用五彩分章，析为十图，另一读法，亦可令人解颐，但以未见起宗本为恨耳”。德基，钱廉益的表弟。

《回文类聚》续辑者朱象贤在其《读例说》中，谓“宋至道间大内流传五色读法，乃云共计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数始明著，后世以为起宗道人分图读至三千余首，是未见古书者也”。认为起宗之前，已有三千七百五十二首的读数了。

康海《武功县志》，卷首冠公野、疆域、县治、璇玑四图。其所载五色读法中，有：“按读法，此色（指朱画）风三图，余四色，色各一图，共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等字，乃是康海概括起宗读法，读数的文内注语，便于人们省览。朱氏不察其故，以为宋初大内已有如此读数矣。又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七十八，有苏蕙《织锦璇玑图》一卷，该武后叙云：“其锦纵广八寸，题诗三千余首，计八百余言”，也有人以为元时已有了三千余首的读数。其实此“三千余首”者，乃明末重辑人陶珽所改，并非元人陶宗仪原本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武功县志》提要云：“明人好改古书，乃至祖宗著作，子孙必变乱之，惟庸故妄斯之谓欤。

[10]疑起宗道人为宋元间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璇玑图诗读法》提要云：“起宗不知何许人？王士祯居易录载赵孟俯妻管道升璇玑图真迹，已称起宗道人云云，则其人当在宋元间也”。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郑二十三：“馆臣据王渔洋居易录所载赵孟俯妻管道升书璇玑图真迹，已称起宗道人，遂疑起宗为宋元间人，而不乔仲姬墨迹为明人伪造，似当日馆臣所见之本，前脱仇序及读法凡例并吕赐识语，故至此误”。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四下，“案居易录原文云，起宗道人分图析类，独得其旨，附录于右。天水管道升后，有仇英补图。又一则云，杨文公读至五百余首，明僧起宗乃又分为七图，是渔洋明言起宗为明僧，馆臣殆以前条天水五字属上读之，故有此误耳”。

[11]严迪昌《清词史》云：弘伦俗姓徐，字孝均，改字叙彝原籍无锡。顺治后流寓宜兴南岳寺反哺庵，自署荆溪僧。康熙二十五年间，迁梁溪采山，三十三年驻长寿寺。

[12]万树（1630-1688）字红友，又字花农，别署三野，江苏宜兴人。国子监太学生，少时即遭丧乱，嗣后家甚清贫长期漂泊四方。康熙十八年起，去福建，广东佐吴兴祚幕，一切奏议皆出其手，直至二十七年病归，殁于广西蒙江舟次。受家学亲友的影响，于词学、戏曲造诣颇深，著有《璇玑碎锦》二卷、《词律》二十卷、《香胆词》三卷及药府二十余种。严迪昌《万树三考》，谓基“才学卓特，雅擅众艺，足称文学巨擘”。

万树长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时期，父濯、舅吴炳相继死事，国破家亡，打印室遭变故。江昱谓《璇玑碎锦》“复隐寓以名物，离合其字句，戛戛平难之又难，岂不如是，穷缚剌促，遂不足以骋其灵奇，宣其郁勃耶！观其命名，若未肯以回文诗三字没其苦心，而特托于齐政之仪，天孙之杼，洵不诬也”，并指出“以今阅者之情，而逆作者之意，知必非漫无托寄而为，是怨妻戌妇之为也”。

[13]桑世昌《回文类聚》卷二入录佛印《连环叠字诗》一图，无论《回文类聚》，抑或东坡《问答录》、《醒世恒言》、《今古奇观》的读法，钞句都有点问题。正确的读法，完整的句子，应该是：“野鸟啼，野鸟啼时时有思。有思春气桃花发，春气桃花发满枝。满枝莺雀相呼唤岩畔。岸畔花红似锦屏，花红似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丽，秀丽山前烟雾起。山前烟雾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溪。浪促潺溪水景幽，景幽深处好，深处好追游。追游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洁玲珑，玲珑似坠银花折。似坠银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青青，双双蝴蝶飞来到。蝴蝶飞来到落花，茖花林裹鸟啼叫。林裹鸟啼叫不休，不休为忆春光好。为忆春光好杨柳，杨柳枝头春色秀。枝头春色秀时常，时常共饮春浓酒。共饮春浓酒似醉，似醉闲行春色裹。闲行春色裹相逢，相逢竞忆游山水。竞忆游山水心息，心息悠悠归去来，归去来休休役役”。又陈智超编辑的《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也存在类似情形，全被读错了。

[14]这是次韵宋代周知微《题龟山》诗，原唱系一脍灸人口的名篇，被徐元《回文诗五百首》评为“上乘之作”，历来受到读者喜爱，因而步和其韵者世代不辍。自从魏庆之将它作为苏轼《题金山寺》，编入《诗人玉屑》之后，查慎行《苏诗补注》、光绪《丹稹县志》、《凉口三山志》，以讹传讹，都误为东坡的作品了。

作者：丁胜源 周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