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ing man继承者特辑:人物传记

前　言　让伟人和历史一道鲜活起来

　　把握个性，才会叙述故事。

　　坚持真实，才会拥有感动。

　　有了思考，才会激活历史。

　　单纯的怀念会使人变得苍老，新的发掘和解读会让伟人和历史一道变得更加鲜活。

　　开放的结构，现实的观照，让你觉得邓小平挟着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披着朴实而奇特的个性风采，在新的世纪依然和我们携手同行。

　　本书并未停留在主人公生平业绩的展现，而是着重揭示邓小平的个性魅力和情感世界……

　　他怎样面对自己三落三起的坎坷人生；他为什么总有乐观通达的心境；毛泽东是怎样称赞他的才干和品格的；他的务实本色意味着什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怎样敢冒风险、果断决策；他看大局、抓大事的战略胆识从何而来；为什么他晚年总保有面向未来的年轻胸怀；他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情感世界是怎样体现出来的；还有他的家庭生活和业余情趣……

　　一个又一个的侧面展示和细节描述，希望能写出个性化的邓小平，进而让人们了解，在毛泽东之后，历史为什么选择了邓小平，他为什么能够在73岁的高龄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作者

　　于2004年暮春

第一章　沉浮人生

　　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邓小平

　　１９９７年１月，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邓小平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关于他生平的文献纪录片。

　　那时，邓小平的身体已极度衰弱，但听到护士给他讲解片子的内容时，９３岁的老人脸上却露出了受到表扬而不好意思的神情。

　　从１９２０年１６岁时走出闭塞的四川盆地，沿着一条不起眼的渠江，走向长江，然后去拥抱大海，为中国寻找希望的钥匙，已经７０多年了。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既充满胜利的喜悦，也品尝过艰难、困顿和痛苦的滋味。

　　回首一生的风雨行程，我们不知道邓小平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不过，在不同场合，邓小平也确实表达过自己的感想，回顾过自己的苍茫心路。

　　１９２６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写在了这份自传性的履历中。他说：“我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他说——

　　我最紧张的时候，是１９４７年率领大军南渡黄河。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我最忙的时候，是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当总书记的１０年。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

　　到迟暮之年，他说自己的心愿是争取活到１９９７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

　　退休的时候，他说最大愿望是像普通人那样到街上去看一看，走一走。

　　１９９３年９月，在进入９０岁的一个秋天的日子里，邓小平和弟弟邓垦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从１６岁出门远游，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兄弟俩也很少见面。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多，谈到家乡，也谈到中国的过去与未来，邓小平甚至还对自己的一些重大决策作了不少的回顾和评论，说到感慨处，他说了自己一生最浓烈也最真实的一个愿望——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回顾９０多年的心路历程，概括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这条心路却总是环环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无法回避和省略。

　　邓小平的一生，是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缩影。挫折与奋起并存的历史见证了邓小平起伏跌宕的人生。

　　而这一切，却都是从１９２０年离开家乡，沿着这条通往大海的长江，去寻求自己的人生和中国希望的那一刻开始的。

　　１６岁的邓小平，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法兰西的艰苦岁月，将稚气少年磨练成了百折不回的职业革命家。

　　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在法国的感受：“那时才１６岁。当时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５年多，其中在工厂劳动了４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高兴。”“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风云激荡的中国为这个矮个子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１９２７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两年以后，２５岁的邓小平，只身赶赴左、右江地区开辟红色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并不多见的辉煌履历。

　　辉煌的历程总是伴随着艰辛和磨难。

　　从战火和险难中走来的邓小平，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晚年的邓小平曾经对自己的历险作过轻描淡写的描述。他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没有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这里说的危险，一次是在上海中央做秘书长时，邓小平到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和罗亦农接头。他办完事刚从后门出来，巡捕便进前门抓人了，前后只差不到一分钟，结果罗亦农被捕。

　　还有一次，是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子弹穿透了他身上披的在法国一道参加革命的兄长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而他却安然无恙。

　　的确，这些惊险的遭遇，在邓小平的心中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一生很少对人提起。

　　被世人广泛关注的，却是他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特殊生涯。

　　面对一个又一个关于他三落三起的提问，他曾经这样解释：“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遭到的第一次错误批判，发生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３年，由于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临时中央作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之一而打倒。和邓小平一起被打倒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以及谢唯俊、古柏。当时被称作“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被撤销了，还背上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分派去做一个小小的巡视员，随后被派去重操当年在法国干过的旧业：编报纸，做《红星报》的主编。结婚不久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对这段经历，邓小平曾说：“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

　　的确，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一次遭受挫折时的邓小平，依然是那样的乐观。

　　长征开始了，他不知道要走多远，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许多年以后，当女儿问他长征中都做了些什么时，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跟着走。

　　“跟着走”的邓小平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受打击而消沉。

　　他和人们仍常在一起聊天，大家开玩笑说是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他最擅长的是“精神会餐”，越没有吃的，他就越有话说，总是讲四川的回锅肉，麻婆豆腐，辣子鸡丁，说得大家都围拢来听，听得直咽口水，当然疲劳也消除不少。

　　从１９２６年回国后的整整１０年时间里，邓小平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于１９３７年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才在陕北的旬邑县同其他红军政工干部们照了一张合影。

　　从照片看出，乐观坚韧的邓小平在艰苦岁月中渐渐成熟了。

　　而此后３０年的时间里，他的人生和他从事的事业一样，仿佛都是一马平川。

　　１９３８年，３４岁的邓小平脱颖而出，成为八路军１２９师政治委员。八路军三个师的军政主官，都是长征中赫赫有名的军团级以上的领导，算起来，邓小平还属于后起之秀。

　　他开始了与刘伯承长达１３年的精诚合作，共同谱写了一曲刘邓大军南北转战、纵横四方的壮歌。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成为独当一面的战略区负责人。当时，他还不满４０岁。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排兵布阵，在江淮之间进行了一场关系全国战局的大决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有８０万之众，人民解放军只有６０万，众寡悬殊。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谁来负最高责任呢？

　　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

　　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解放军历时６６天，歼敌５５万。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硬是把一锅没煮好的“夹生饭”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是：“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的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

　　随后，毛泽东将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也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京沪杭战役计划，指挥部队一举夺取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和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此后，邓小平来到北京，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作为开国元勋，邓小平在１９４９年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当时他和刘伯承、陈毅、贺龙等人在一起。

　　这一年，他４５岁。

　　很快，征尘未洗的邓小平又率部进军大西南。在那里，他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为开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付出了巨大心血。

　　他主政西南时建设的成渝铁路，成为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至今惠及巴蜀人民。

　　１９５２年７月，邓小平奉命进京。此番北上，邓小平的心情是愉快的。途中，孩子们问他：“爸爸，以前人家都叫你首长，到北京后，他们叫你什么呀？”邓小平幽默地说：“脚掌！”

　　到了北京，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从“封疆大吏”到“中枢要员”，不仅意味着身份的转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邓小平迅速成为目光远大、着眼全局、擅抓大事的政治家，成为被毛泽东倚重的得力臂膀。

第二章　知音心曲

　　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邓小平

　　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在同事们眼里，邓小平是一位活泼的小弟弟。

　　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他是在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陈毅等一批兄长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有意思的是，他和这几位兄长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政府的总理和副总理。

　　他们之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１９７４年，邓小平路过法国的时候，曾专门去寻访半个世纪前他们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住所，还特意买了２００多个羊角面包带回北京，分送给了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这些当年一道留法勤工俭学的兄长们。

　　很少喜形于色，平时话语不多的邓小平，对战友和同志却饱含着真挚的感情。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里，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整顿的时候，邓小平都受到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邓小平和张春桥、李先念等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医院为施行大手术治疗的周恩来送行，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件事，感慨地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８日，一场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将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周恩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永远不会。”周恩来高兴地说：“那我就放心了！”这次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间的一次心神的交流，邓小平一生念念不能忘怀。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愈觉姣妍。

　　这是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写下的诗歌《雨中岚山》。１９７８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特意冒雨游览了京都的岚山。他说，周恩来的诗，就是写的雨中岚山。

　　这是另一次游历，时间是１９８６年。看着窗外的风光，邓小平的思绪飘向了半个世纪前的岁月。他同王震谈起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李明瑞。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我是从百色到龙州，他们驻龙州，八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打红旗，那个时候见的面。

　　李明瑞很不错，参加了革命非常刻苦。我和他从广西到江西，他没有骑过牲口，就是走路，我也陪着他一块走，我们两个走前面，带个先遣连。

　　北伐名将李明瑞，放弃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毅然选择了一条万般艰难的革命之路，为创建红七军、红八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李明瑞在中央苏区被“左”倾路线迫害致死。

　　作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邓小平一直怀念他。他曾几次对毛泽东说：“李明瑞是被错杀的”。到晚年，他多次为李明瑞的事情写下批示，１９８６年专门审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李明瑞”这个条目，批示说：“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人的提法是正确的”。

　　在邓小平一生写的题词和批示中，关于李明瑞的最多。

　　邓小平一生中从没有进学校学过军事，但最难忘的却是他的军事生涯。

　　李明瑞是邓小平军事生涯的第一个搭档。而刘伯承，却是他最有名的搭档。

　　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识是在１９３１年的中央苏区。邓小平说：“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在一起工作，是１９３８年在八路军１２９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刘伯承比邓小平大１２岁，性格爱好不尽相同，在工作风格上，邓小平举重若轻，刘伯承则举轻若重，相互搭档，真是天作之合。于是，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称他们的部队为“刘邓大军”。

　　部下将领们晚年谈起两位首长的关系，曾形象地说：“刘邓之间没有顿号。”

　　毛泽东曾说邓小平这个人公道、厚道和周到。这个评价是有依据的。主政大西南的时候，尽管邓小平是党内一把手，但他却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以后凡是报纸要公布首长秩序，一律按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这样的顺序来报道。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在刘邓二人合作１３年后，刘伯承奉命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分手时，刘伯承把自己十分珍视的一张照片送给了邓小平，还在照片的背后写下了这样的话语：“１９１６年袁世凯称帝，发生了反袁战争。我在反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２７日四川丰都脑部受伤，右眼致残。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经３６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左右，以博一粲。小平同志，刘伯承敬赠。”

　　这张照片，邓小平一直保存了下来。

　　在三卷《邓小平文选》收入的２１８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写人物的，而这两篇写的都是刘伯承。一篇是１９４２年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篇是１９８６年的《悼伯承》。

　　刘伯承元帅逝世后，邓小平率先带着全家来向战友告别。他在《悼伯承》的文章里说，自己和刘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邓小平同期声】

　　哎哟，好多年没见面了。你今年多大了，８１岁，这多少年不见面了。那次要见我，没见，我不便。

　　你好啊！你很健康啊！你过了８０了，８１。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邓小平接见了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们，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繁忙，他很少有机会和这些老部下坐到一起。

　　【邓小平同期声】

　　不要喇叭了，见面不容易啊，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儿见个面了，我也不讲话了，随便聊两句吧。

　　也许是感到岁月悠悠，时光不再，这些老人们一聊就聊了很多。

　　谈话中，８５岁的邓小平反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他说：１９４７年毛主席打了一个极为秘密的电报给刘邓，要我们直出大别山，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一走就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

　　他还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我当总前委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

　　黄河东去，大浪淘沙，历史的风流人物，格外引人瞩目。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世纪伟人，先后书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每当回忆起这段漫长、艰辛的历史，邓小平都深怀感慨。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同期声】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湖北省武汉市鄱阳街１３９号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旧址。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５日邓小平带着他的家人来到这里，参观阔别５３年的故地。

　　【邓小平同期声】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武昌三道街１号、１１号。那个时候政局变化很大，还是在八一以前就定的吧，一部分人去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是叫八七嘛，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３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会议开了一夜，２４小时，当时我在这里呆了６天，最后走的。

　　简短的自述，跨越了悠远历史的时空；轻描淡写的回答，涵盖了人生复杂的况味。

　　１９２７年，２３岁的邓小平在这次关键的会议上，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也第一次见到了３４岁的毛泽东，领略了毛泽东高人一筹的胆识和智慧。

　　正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使邓小平在此后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８年后，同样在另一次扭转乾坤的遵义会议上，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历史如何在曲折中选择了毛泽东。他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列席这次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关键会议的。

　　说起来，围绕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问题，还有一个插曲。

　　“文革”中，“四人帮”硬说邓小平伪造历史，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邓小平知道后，只是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什么光荣，没有参加也抹杀不了我一生的光荣。

　　的确，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不断地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不是因为他参加了什么会议，而是因为他在艰难的革命行程中表现出来的才干和智慧。

　　艰苦鏖战，艰难岁月，艰辛奋斗，邓小平一肩挑起千斤重担。

　　军事行动，根据地发展，党的建设，邓小平两脚踏出一片江山。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在太行山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这个大门，就是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大门。

　　邓小平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他高度重视开始于１９４２年的“整风运动”，称之为“建党的百年大计”。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０日，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党自从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９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邓小平说，他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３年，因为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总是打胜仗。他还说：“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

　　这当中，刘邓大军挑的最重的担子，是千里挺进大别山。

　　对此壮举，毛泽东高度评价说：“他们没有后方，物资困难，人拖瘦了，脚板跑大了，这代价必须支付，因为代价是伟大的，要号召全党全军向他们学习。”

　　挺进大别山不易，坚持在大别山无疑更困难。

　　邓小平激励部队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

　　极端困难的时刻，邓小平却惦念着毛泽东的安危。有一天，他破例请身边的干部们喝了一杯酒，他说：我们已有３天没有得到延安方面的消息，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我们喝一杯庆祝的酒。

　　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毛泽东说，看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就好像夏天吃了冰块儿一样，很痛快。他还把邓小平的报告转发各地，以资借鉴。

第三章　务实本色

　　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

　　１９８０年，四川的一位画家曾经给邓小平画了一副黄猫黑猫图，以此来表达对这位老人一生坚持的信念的赞美。邓小平欣然接受了这片心意。

　　它的由来，缘于邓小平在１９６２年说的一句在全国家喻户晓的名言。那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经济形势非常紧张，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安徽等省一些农村为了度过经济困难的日子，自发进行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形式的试验，这在党内引起了争论。

　　１９６２年７月２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邓小平针对当时的争议表态说：“现在是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这相当普遍。我们总要有答复。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形式要多种多样。陈云同志也赞成多种多样。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５天后，他又来到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会场，在向团中央的委员们介绍国内形势时，继续宣传他的观点：“农业要恢复和发展，要从生产关系上解决问题。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一句四川的俗语：“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立刻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国。“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成了邓小平的一个“罪状”。

　　像这样幽默简明而又寓意深刻的话，邓小平说过很多。１９７８年２月，他在成都对四川省委的领导说：“我在广东听说，养３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５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鸭子也好，猫也好，人们都能从这朴素的话语中，听出邓小平所要表达的深刻的含意。

　　【邓小平１９７８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期声】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辉煌，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回响。可人们印象最深的，总是他那求真的风骨，务实的本色。

　　即使在晚年获得巨大声誉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哪怕一些小事，他也会较真地坚持事实的真相。

　　曾有人回忆说，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邓小平一到法国，就“活泼机灵地跑在前面”，向前来迎接他们的法华教育会的代表报告说，船上的重庆学生已分成４组，可以按组上岸。

　　他知道这个说法后，笑着说：我是那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

　　他反复地告诉人们：名誉多了是一个负担。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又说：这几年来我有意识地减少工作，让别人多做，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不仅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干部和群众都要求改革。

　　邓小平从不喜欢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

　　当孩子们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吃苦”。

　　在评价刘邓大军的辉煌战史的时候，他也只用了两个字——“合格”。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问他三落三起、终能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忍耐”。

　　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他的名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

　　１９９２年在南方，他依然用短促而掷地有声的话语来评价自己的作用——“我的作用就是不动摇”！

　　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这就是邓小平的智慧。七十余载风云看淡，半生沉浮逝水无波。邓小平以其独特的方式，坚定地朝着心中的理想迈进。他雷厉风行，果敢沉毅，善于抓住问题核心，一语中的。大山般的缄默是他独特的语言，静水般的沉思是他卓越的思想。

　　邓小平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这套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当中。其中的篇章，都曾经由邓小平校订过。除了少数重要会议上的正式讲话篇幅较长且显得有些凝重外，大量都是谈话记录，语言简单朴实，文风平白实在。

　　邓小平还给汉字的海洋里增添了许多鲜活睿智的词汇。“两手抓”、“三步走”、“硬道理”、“翻两番”、“一国两制”、“三个面向”、“第一生产力”……

　　简洁明确的语言，传达着耐人寻味的深邃思想。这样的语言，更是充满了智慧和力量。如今，这些词汇已经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如其人。就在他看似轻松的点划中，却绘出了中华复兴的新画卷。

　　邓小平一生崇尚简朴，反对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指挥千军万马，他始终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前的１７年间，他也只有一个秘书。

　　对邓小平来说，人不在多，有效率就行；话不在多，管用就行。

　　在８０年代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刚在主席台落座，工作人员就给他送上了会议要讨论的文件，他拿起来翻了翻，有些感叹地说：“稿子越讲越多，都７０多页了。”

　　难怪邓小平发此感叹，在他的一生中，开会一般不作记录，平时也很少记笔记，发言时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面。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负责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还在继续，对各项工作的整顿正在邓小平的心中酝酿，极左路线和教条主义正在横行，“四人帮”的许多文章动辄引经据典，空话、废话、假话连篇累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的话很多很多，要讲的道理很多很多。但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只有５１００字，却把要讲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心意思表达的清清楚楚，也照顾到了方方面面。

　　这是邓小平惟一一次亲自负责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少的政府工作报告。

　　不仅如此，处理文件邓小平也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看不到与他工作有关的东西。

　　说起来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一些造反派到邓小平住所抄家，他们在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翻来翻去，希望找到一些“罪证”，可除了书籍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找到。极度失望的造反派悻悻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不爱记笔记的邓小平，喜欢用数字说话。他是真正的“心中有数”。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用９０万、６０００万和６０万三个数字概括了西南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１９５０年１月８日，第二野战军举行完进入成都的入城仪式后，邓小平就感到部队的思想、主要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有必要加以提高。部队打了胜仗，进了城，建立了政权，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尽情享受胜利果实了呢？邓小平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面临的任务不仅更多，而且更艰巨。他先是起草了《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同志并川南区党委的信》，随后又在三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向中高级干部耳提面命。会议一开始，他就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

　　干部们面面相觑，不知邓政委此问何意。西南已经解放，敌人已经被消灭，只剩下零零星星的若干土匪，难道政委是指这个仗还没完吗？在这些南征北战的军人们看来，对付这些土匪，等于牛刀杀鸡，不好意思说是什么打仗了。

　　就在干部们的思索中，邓小平分析道，西南现在面临着９０万、６０００万和６０万三大任务。９０万，是指要把战争中投诚和俘虏的９０万国民党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６０００万，是指西南地区７０００多万人口中，有６０００多万是我们要依靠的人民群众，要组织他们实行土改，发展经济；６０万，是指在西南的６０万人民解放军，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面临着这样重大的任务，怎么能说仗打完了呢？

　　三个数字，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西南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给干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有些干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邓小平在基层，也特别喜爱打听数字。我们不知道这幅照片上的总书记在和小姑娘说什么，但从他伸出的两个指头可以看出，问的问题也一定与数字有关。

　　１９５８年２月，邓小平到四川农村视察。在隆昌县新生高级农业合作社，当社长拿出笔记本和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准备汇报时，邓小平摆摆手说：“不用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答到哪里吧。”

　　于是，在一片坪坝上总书记和农民开始了这样的问答。

　　问：“你全大乡有好多党员、好多团员、好多个党支部、好多个团支部、好多贫农、好多中农？”

　　答：“有５００多党员，７００多团员，１９个党支部，１９个团支部。”

　　问：“你们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

　　答：“大多数亩产五六百斤，小面积可达七八百斤。”

　　问：“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

　　答：“谷子分得到四五百斤，加上小春和杂粮，拉拢来算，一个社员平均分得６００多斤。”

　　邓小平听到这里，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

　　他接着问：“你们高级社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

　　答：“全社有５６００多人，１１００多户，社里有５个管理区，３２个生产队，全社有土地５８００多亩，人平均１亩多地。”

　　问：“社里喂了多少猪？”

　　答：“全社的公有猪、私有猪加起来共有５１００多头，人平均近０．９头。”

　　“看起来你们这几年养猪事业发展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还不算多，要争取发展到一人一头猪或是一头多一点。”邓小平评论了几句，接着问：“你们社有好多堰塘，兴修了多少水利？”

　　答：“堰塘不多，新修的山湾堰塘比较多，全社有１０８个堰塘。”

　　邓小平批评说：“你们的植树造林搞得不好，没有什么树木，要下点功夫搞绿化。”

　　然后，邓小平提议进村里去看几家农户。

　　在农民郭士元家，邓小平问了能分多少粮食、两头猪一天能屙多少粪。

　　在另一户农民家，邓小平问了一个老大娘一天能绩多少麻、能有多少收入。

　　他还问了高粱、花生、油菜的产量，问了鸡蛋的价格。

　　每一个问题都和数字有关，每一个数字都和人民的生活、生产有关。

　　在农村这样，在企业也如此。

　　１９６１年，邓小平到大庆视察工作。在一口油井旁和工人聊起来。

　　他问：“这口井每天产量多少？”

　　工人回答：用１２毫米油嘴每天产油１２０吨。

　　邓小平又问：用７毫米的油嘴每天产量多少？工人说可以产５０吨，邓小平说：“恐怕不止这个数，要有７０到８０吨。”

　　他问油田领导：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他还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的房子？（指职工住房）今年准备盖多少？每平方多少钱？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数字是冰冷的，枯燥的。但在邓小平的眼里，这些抽象的数字却是富有生命的，是实事求是的“实事”。了解了这个“实事”，才能做出正确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决策。

　　邓小平不光问数字，还帮着地方的同志算数字。邓小平算的账，十分细致。

　　１９７９年７月，他在黄山为当地干部算起了旅游账。他分析到：黄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对黄山的工作要好好整顿，主要是搞好服务工作。“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的一星期要花１０００美元，有时钱花少了还不满意。”他指着古色古香的观瀑楼说，“一家住一天可以收他５００美元，起码２００美元。我在美国住旅馆，最低的是９００美元，高的有１２００美元。”他还建议说：“每个宾馆要搞小卖部。祁红、绿茶搞小包，一二两的，包装搞得漂亮些，卖他几个美金。他不是喝茶，是当纪念品。游客带回去送人，表示他到过黄山。安徽纸、墨、笔、砚，也要搞包装，卖美金。小卖部卖笔、墨、纸、砚，定国际价格，大有买卖可 做。”“山区宝多得很。种柞树也很好。要搞经济林。要很好地发展竹木手工生产，搞好竹编生产，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每件收他几个美元。”“公园要卖门票，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泰国曼谷公园本国人收两角钱，外国人收一元五角钱。”

　　祁红和绿茶不管包装的多漂亮，都还是小插曲，邓小平心里真正挂念的，是一笔大账，是中国究竟怎样发展的大账。

　　他为这笔大账起了个名字，叫“翻两番”。

　　早在６０年代中国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１９７５年６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在会见一个美国代表团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些方面建成比较完整的独立的体系，第二步是在这个世纪末达到现代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粉碎“四人帮”后，四个现代化成了最大的政治。但究竟什么才叫现代化，中国达到什么水平才算实现了现代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看得见摸得着的说法。

　　邓小平要用数字说话。他不喜欢用形容词代替量词。他更不喜欢模糊含混。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４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会议上，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１９７７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８７００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１．１万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１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９４００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８８００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达到１０００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３００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

　　不久，他在会见外国友人时，把这个１０００美元的设想表达了出来。

　　当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二百几十美元，邓小平据此推算，到本世纪末达到１０００美元，就要增加３倍。增加３倍，实际上就是翻两番。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这样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力争用２０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小康”。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把这一目标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提出：从１９８１年到本世纪末的２０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１９８０年的７１００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０００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十二大还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到１９９０年为第一步，是打基础的阶段，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剩下的１０年为经济起飞阶段，在新的基础上使工农业年总产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党的十二大后，“翻两番”成了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

　　从５０年代的“超英赶美”，到６０年代“四个现代化”，到现在的“翻两番”，中国的国家建设目标终于落到了坚实的土地上。

第四章　风云胆识

　　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邓小平

　　１９５５年新中国第一次评定军衔时，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在军队里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人，都表示不要军衔。

　　当时的四个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如果真的要授衔，以他的资历和战功，新中国应该又增加一个元帅了。

　　事实上，没有军衔的邓小平，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却都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

　　于是，直到晚年，邓小平还说，我是一位老兵，我的专业是打仗。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建功沙场、报效国家，这是无数热血男儿的梦想。在晚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无疑站在了所有从军之梦的颠峰。

　　通向颠峰的路是从一个军校教官开始的。

　　１９２６年，２２岁的邓小平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参加革命。他的第一个职务，就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和次年２月，他先后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２５岁的邓小平成了独挡一面的军队和根据地最高领导。由此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１９３１年夏，邓小平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到地方工作，兼任过军分区政委。第一次被打倒后，他先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长征后期开始，先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此后，他一直在军队任职。从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到１２９师政治委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给人的印象似乎主要做党的工作，事实上，从１９４９年起，他就是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５４年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９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当中，当时没有授军衔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这是比较突出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免去了党政军的所有领导职务。１９７３年复出后不久，他又重新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并参加了军队的领导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还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９７６年４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这一次没过多久，一年零三个月后，就恢复了他的职务。到１９８１年６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３年６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退休前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从他１９２６年回国到１９８９年退休，在长达６３年的岁月里，邓小平没有军职的时间还不到１０年。

　　长期的军旅生涯，在邓小平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就像临战前的军事动员。

　　这面对建设工程的神情，就像运筹两军对垒的战局。

　　年过八旬的邓小平，散步的时候还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就像面对着百万大军。

　　虽然没有穿军装，却绵里藏针，不怒自威，总是保持着老兵的气质和风采。

　　二野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们，对邓小平特有的军人风格有着深切的体会。

　　在他们的回忆中，很少说话的邓政委，一旦说出话来，就像打出一颗子弹，干脆利索。

　　让这些南征北战的将领们最难忘怀的，是１９４６年的那个中秋节。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中秋节这天接到命令去总部开会。各个纵队的司令员都很高兴，想着可以好好吃一顿月饼。赶到司令部，当他们兴奋地伸出手同首长握手时，邓小平却摆摆手，拒绝和他们握手，还严肃地说：“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

　　原来，把这些战将召来，是要整顿部队纪律。打了胜仗后，部队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群众纪律露出了松懈的苗头，邓小平决心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野战军的首长都讲完了，那些司令员们谁也不吭声，心中还觉得委屈，打了大胜仗，不表扬，还要批评，心里不大自在。邓小平就不宣布散会。司令员们终于明白了，如果不做自我批评，这个会今天就散不了。他们相继发言，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表示了改进的决心。听完了他们的发言，邓小平立即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各部队随即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整顿。于是，历史就留下了这样一幕精彩的记录——战士在屋外露宿，旁边的房门上写着“老乡不在家，进门就犯法”几个字。这张照片，至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在大别山区的黄冈县，老人们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就是在这里，二野召集了一个总直属队军人大会，许多当地的百姓也被邀请来参加。在这次大会上，二野警卫团的一个副连长因为从一家店铺里拿走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对解放军能不能站住脚跟的怀疑，许多群众不敢和解放军接触，部队的群众纪律又出现了松弛的现象。正在这个当口，这个副连长从群众家里抢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事情暴露后，刘伯承、邓小平一致决定，必须执行进山前规定的抢掠民财者枪毙的纪律。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副连长有战功，犯的事情也不算大，能不能从轻发落？邓小平并不这样看，他说：部队纪律松弛，实际上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大别山区，群众纷纷议论：这是当年真正的红军回来了。赢得了民心，部队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扎下了根。

　　二野的另一位战将，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也领教过邓政委的严厉。郑州解放，秦基伟出任郑州警备司令。有一天晚上，他到剧院去听豫剧，没想到邓小平正好打电话找他，当然就没找到。战争时期离开岗位去听戏，又没有向上级报告，结果，被全野战军通报批评。若干年后，秦司令写下了这个回忆。

　　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同样如此。

　　１９５０年春天，解放了的大西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土匪横行，经济萧条，民心浮动。而要解决６０万解放军、９０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和５０万旧行政企业单位职员的吃饭问题，征粮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到这年２月，川南行署的征粮任务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在西南局召开的剿匪征粮工作会议上，川南行署的领导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发了脾气，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评道：“川南的粮食没有征上来，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征粮任务，我要跟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这样严厉的批评，使川南的领导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当晚，邓小平又把他们叫到家里，一面吃饭，一面详细分析了形势，讲明了只有拿到粮食才能站住脚跟的道理，使川南领导的思想疙瘩得到了解脱。同时又考虑到川南土匪严重的现实，派了十五军前去协助剿匪和征粮。在川南党委和行署的努力下，到了８月份就全部完成了征粮任务。

　　在战争年代出现的“不握手会议”，在和平年代也曾出现过一次。

　　那是１９７５年３月的全国工业会议。许多地方主管工业的书记听说邓小平要来，都非常激动。多年不见，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们有太多的话要向老首长倾诉。邓小平进来了，几个书记走上前去，想和老领导握手叙旧，没想到，邓小平却摆了摆手，严肃地说：“今天就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个独特的见面礼节让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

　　接着，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谈到了工业方面特别是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的话，在听惯了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之类的“文革”语言的书记们听来，真如醍糊灌顶。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的同期声】

　　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正是这个讲话，拉开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工业整顿的序幕。

　　熟悉邓小平的人知道，他吃饭很快，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这都是长期军旅生涯打下的烙印。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艰苦卓绝的斗争，血与火的考验，使邓小平始终怀抱执着的信念和永远向前的坚定品格。这也成为他在古稀之年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

　　回首一生，邓小平曾说：“如果从１９２２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已经工作了６０多年。”的确，从在法国确立毕生的信念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没有过丝毫的动摇。

　　１９５７年春天，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形势报告。当时，一些青年人正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邓小平对他们说：“我们的事业是很年轻的，马克思到现在才百岁出头，俄国革命才４０年，也就是才４０岁，我国才７岁，年轻得很嘛！正因为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是完善的。我们要坚持那些对的，纠正那些错的，补充那些不够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出多少乱子，我们的事业总会向前发展！”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依然不忘提醒全党——

　　【邓小平同期声】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

　　在经历苏联、东欧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１９９２年，８８岁的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正是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赋予了邓小平独特的胆识和鲜明的革命风格。这种品格，在战争年代，体现为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从邓小平的人生旅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从１６岁开始孤身一人远赴异国他乡开始，邓小平在他那个年龄能够出类拔萃，与他常常独当大任，作为一把手去开辟新局面有着必然联系。

　　１９２９年，他被派往完全陌生的广西开辟局面是如此。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他曾经一人独撑中共北方局、华北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１２９师党政军的大厦也是如此。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邓小平多次被委以开辟新局面的重任，往往是命令一下，他一个人，一匹马，加上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就匆匆登程，风险是难以避免的，也不可能有时间来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只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时候，更需要的是勇气和果断。战机常常稍纵即逝，哪里容得了左顾右盼、犹豫不决。

　　从百色的惊雷，太行的霞光，中原的风雨，江淮的浪潮，一直到西南的黎明，邓小平走出了一条又一条充满风险的新路，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

　　当然，最能显示他的勇气和胆略的，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一时间，这两个解放区风狂雨骤，黑云压城。

　　二野虽然不是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却处在两大战略区的中间。如果把敌人的部署比作扁担的两端，二野正处在这条扁担的中间，它要承担的任务，就是把这副扁担挑起来，把两边的敌人都吸引过来，以迟滞敌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

　　１９４７年夏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发了一个绝密电报，电报上的三个大写的Ａ字，表明了这份电报十万火急而又高度机密的性质。电报上只有寥寥数语：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是啊，以彭德怀的２万多军队，迎战胡宗南的２０多万精锐，陕北解放区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中央给刘、邓的要求，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国民党统治的后方进军，威胁武汉、南京，拖住敌人，以减轻陕北的压力。

　　接到电报，刘、邓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回电表示，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将在半个月内行动。毛泽东收到邓小平、刘伯承的电报后，万分高兴，马上复电称赞道：“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十几万大军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好千里行军的一切准备，困难是空前严重的。大别山区位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后方，部队大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大米、水网、山地和阴雨，吃饭、走路、睡觉都成了问题。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医治，抗战８年辛辛苦苦积攒的火炮和车辆不得不忍痛抛弃，还有强大的对手在前阻后追。

　　没有抱怨，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软磨硬泡，大家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悄无声息地只用了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作好出发的准备。

　　狭路相逢勇者胜，将军南征胆气豪。经过２１天的急行军，二野从鲁西南出发，转战千里，终于从这里渡过了淮河，进入了大别山区，直插中原腹地。十多万大军如一根锐利的箭头，牢牢扎在了国民党的脊背上，一下子吸引了２９个旅的敌军围了上来，同时也缓解了陕北和山东的两个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远在陕北高原的领袖们急切地关注着二野的行动，毛泽东得到二野进入大别山的报告后，给予了这样的评价：“２０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自从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了进攻。”

　　但刘、邓大军的困难也超乎想像。别的部队担心他们在大别山站不住脚，提出前来增援，邓小平回电拒绝了。

第五章　战略牌局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邓小平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路过四川内江，遇到了一位好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

　　从此，和看足球一样，打桥牌成为他终生的业余爱好。尤其是在晚年，他把打桥牌当成向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挑战的方式。

　　世界上不少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喜欢打桥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已经参战的情势下，没有放下打桥牌的爱好；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在北非登陆消息的间隙，也不忘挤时间打一把桥牌。

　　桥牌，是考验知己知彼的全局意识和能否密切配合的智力游戏。

　　邓小平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一派大将风度。

　　他的老搭档聂卫平说：他打牌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不愧为一位桥牌高手。

　　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

　　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女儿邓楠对他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他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说：“你们说，谁错，谁对？”看来对女儿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

　　邓小平常说，“打牌要和高手打，输赢才有味道！”

　　他还常说：“惟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他还说过：“身体健康，大概是我喜欢游泳，特别是在海里游泳最好，我还行呢！至于脑力方面，打桥牌最好；你的脑筋是否迟钝，一打桥牌，马上就明白。”

　　有时候，打桥牌也是一种同世界对话沟通的语言。

　　１９８８年７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他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

　　１９９３年６月，世界桥牌协会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大概是邓小平生前获得的最后一项社会荣誉。

　　他曾经说：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１９８９年，当世界桥牌联合会把第一枚荣誉金奖授予邓小平的时候，他登上世界的外交舞台才不过１４个年头。

　　１４年前的春天，１９７４年４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领导人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是邓小平自１９２６年离开法国后第一次踏上西方国家的土地，这也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登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讲坛。

　　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对这样到国际舞台上“露脸”的机会，江青集团甚是嫉妒，极力阻挠邓小平出任代表团团长，直到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警告她“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他们才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安排。

　　在准备参加大会的过程中，邓小平提议，要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最新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马里国家元首时第一次用了“第三世界”的提法：“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完整地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此时除了亲耳聆听过的几位外宾和外交系统的一些领导同志外，这个理论还鲜为人知。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下午，邓小平面对着１００多个国家的代表，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邓小平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这个理论，代表了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

　　邓小平还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邓小平结束发言回到中国的席位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纷纷涌过来表示祝贺，一双双热情友好的手，把中国与世界联在了一起。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过邓小平的阐述，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国际影响。

　　出席联合国会议的１０天时间，每一天邓小平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的政要，世界各国媒体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小个子给予了格外关注，有的媒体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频频来访的客人，意味着对中国，也是对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的认可与尊重。

　　在美国，还有一个插曲。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时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小个子中国老头儿的身份，他以为此人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当两人共进了一次晚餐后，邓小平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两人成了相知相敬的朋友。

　　的确，在参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之前，邓小平的主要国际活动经验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在全世界外交舞台上，他还是个新人，但这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重要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已让世界瞩目。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四年之后，作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开始成为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从他的身影里，世界读到了他在外交舞台上的从容和远见，智慧和胆识，也读到了整个中国的和平外交的形象。

　　１９７８年秋天，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在记者俱乐部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４００多位记者的时候。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了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立场完全不同，而这次访问又是为了中日友好而来，如何才能充分表达中国的立场，又照顾到主人的面子。当时全场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看中国的这位领导人怎样应对这个场面。

　　【邓小平同期声】

　　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有叫法不同，这点双方确实有不同看法。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些问题上挑一些刺，设点障碍阻止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两国政府谈这些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你摆１０年也没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短短８天时间里，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的各界人士，被日本媒体称刮起了“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抵达日本的第二天，日本的所有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都是邓小平来访的消息，被称为“清一色”了。日本的２００多家最大的企业商社分别在日本的大报上包下专版，刊登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和欢迎邓小平来访的广告。在经团联六大团体为邓小平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出席人数达到了３２０人，超过了３００人这一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在大阪为邓小平举办欢迎宴会前，还出现了许多企业毛遂自荐一定要参加的情况。一家外国通讯社在总结邓小平的这次访问时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

　　在日本掀起的旋风还在令人回味，邓小平又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这天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按中国农历，正是大年初一。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美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踏上美国土地的邓小平，更是披带着中国社会万象更新的春天气息。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等高级官员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副总理。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到达美国后的第一顿晚宴，是由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招待的。为了办好这个宴会，主人已经忙了好几天，女主人亲自定菜单、亲自采购和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特色的烤牛肉，布热津斯基本人则负责采购各种美酒，准备了满满一柜子，他想起中国人爱喝烈性酒，在宴会前又特意吩咐人再送些酒来。宴会的服务员是布热津斯基的三个孩子。宴会开始后，宾主频频举杯，席间笑声连连，气氛很是融洽。

　　突然，布热津斯基发表一个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这个话题很难回答。如果赞同，从政治上是不利的，也不是事实；如果反驳，又不符合外交礼仪；如果什么也不说，宴会就冷了场，主人会感到尴尬。

　　邓小平微微一笑，接过话题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的回答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同时也赢得了举座赞成。

　　布热津斯基又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国内碰到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中国有没有遇到反对意见呢？”

　　邓小平答到：“是的，有人反对。”

　　这个回答让在座的人感到迷惑：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领导的国家，中央决定的事情，还会有人反对？

　　邓小平微笑着解释：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有些人就表示反对。

　　在同卡特会谈时，邓小平问：你们国会有没有通过决议说，会谈时不能抽烟？卡特说：我们家乡佐治亚州生产很多烟叶。我鼓励大家抽烟。邓小平接过话头说：我服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抽了起来。开朗、坦率的风格，使西方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新形象。

　　邓小平和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喜欢记日记的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我们计划进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双方首先谈谈各自对世界事务的分析。邓要求我先谈。……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卷烟，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会谈是“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当然，也有交锋。在一次会谈中，卡特提出了中国限制出国的问题，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你要我送１０００万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之后，卡特再也没有提起所谓迁徙自由的问题。

　　富有魅力的机敏和见识，展示出邓小平在世界舞台上从容大度，成算在胸的形象。他的访美，使中国关于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了解，这使卡特深感羡慕。

　　后来，他在竞选连任失败后到中国访问时，对邓小平说：你在美国人的心中是个英雄的形象，如果你做我的竞选伙伴，我肯定能连任成功。

　　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９年，短短的两年时间，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第六章　大道行歌

　　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

　　长期的政治磨砺和军事生涯，邓小平养成了两个习惯。一个是喜欢查字典，一个是喜欢看地图。

　　遇到不清楚的词句，他总是要在字典里把它查个清清楚楚。高明的政治家，总要有把握世事演变趋势的精明和执着。

　　不论走到哪里，邓小平经常要看看地图，以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高明的军事家，总需要洞悉部队周边的地形，才能做到进退有据，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

　　在邓小平的字典里，“人民”应该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字眼。他常常说的话是“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

　　中国古代的哲人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或许，在邓小平凝看世界这幅大图的时候，他要弄清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世界发展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１９７８年的中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恰恰是从邓小平弄清人民的处境、中国的位置开始的。

　　他视察东北的时候，曾痛心地对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受多久，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此后的多种场合和会议上，邓小平都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

　　【邓小平同期声】

　　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多数人并不认为我们在世界发展的潮流面前落伍了。在辽宁省１９７８年编的一本小学英语教科书里，叙述一个伦敦小女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依旧像１９世纪狄更斯笔下那样生活着。当邓小平看到英国的一家报纸报道的这件事后，立刻批示说：“此类材料，在英国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

　　承认落后，是邓小平当时一心要告诉人们的一个重要信息。他说：“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

　　承认落后需要勇气，而改变落后却需要智慧，需要见识，需要紧跟世界发展趋势的宏观视野。

　　在１６岁那年就漂洋过海到法兰西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恰恰具备了这样的视野。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四人帮”为“万吨轮”大造舆论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吹什么牛！４０年前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万吨级的外国邮船。

　　的确，青年时代的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当时先进国家的工业文明。

　　建国之初，他在大西南主持修建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在接下来的建设岁月里，他主管过新中国的工业建设。５０年代，东欧的一些国家相继在中国举办了工业展览，虽然这些国家并不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但却远远超过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这样的展览，在古老的太庙院子里，他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专注。

　　他还三次到大庆视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

　　西北三线企业的建设，更是他深情关注的地方。

　　这样的经历，使他对现代化，对工业文明，有着更多的了解。

　　１９７８年秋天，出访朝鲜回来的路上，邓小平来到东北三省视察工作。他走一路，说一路。

　　辽宁省委和本溪市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本溪的发展情况，在谈到本溪的工业时，辽宁省委的一位领导说：“本溪搞得还是不错的。”

　　邓小平说：“我知道，你们还是比较好的。在国内你们不错，在国外与发达国家比，你们还是落后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

　　在大庆，他说，我们要大量吸收国外的资金、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体制现在已经不适应这项工作，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需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他举例说：武钢一米七轧机，是西德、日本的最新技术，现在搁在那儿不会用，迫使我们要留一点外国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

　　到了吉林，邓小平提醒大家：现在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困的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困的一部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为了和国际上比，中国政府在１９７８年４月派出了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政府成立３０年来第一次向西方派出政府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考察西方经济发展的状况。

　　出访前，邓小平专门在北京饭店接见了代表团，并叮嘱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对的看，错的也看，赶快拿过来。”

　　６月下旬，代表团回来后他又仔细听取了汇报。并指出，一定要下决心引进外资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

　　随后，邓小平也走出国门，连续访问了当时最发达的两个现代化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国外，他最大的兴趣是参观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不难想像，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该使他多么地心潮难平。

　　在日产汽车的车体工厂里，他参观了自动化程度达到９６％的流水线，了解到这里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比中国的“一汽”高了将近一倍，感慨地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

　　他说：现代化，５０年代一个样，６０年代一个样，７０年代又一个样。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２０年、３０年，有的方面甚至是５０年。

　　他的这些思考和感慨，不经意间浓缩到了一段人们已不陌生的对话中。

　　在日本，邓小平乘上了新干线高速列车。他要亲身感受一下这个高速行进的时代。

　　邓小平：那是农民的宿舍吧？

　　翻译：普通市民的房子。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

　　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地传达出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急迫心情。

　　正是从２４年前邓小平谈论他的这个感受开始，中国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和历史方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邓小平同期声】

　　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搞了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走出历史的阴影，需要黄钟大吕般的声音。

　　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现代化建设，从此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必须一天也不耽误”，“要横下心来，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中国，开始踏上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长征之路。

　　晚年的邓小平，以自己不多的余年，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了一条通衢大道。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日，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采访。

　　当这位美国记者问起邓小平每天工作多少时间的时候，邓小平回答说：两个钟头。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竖起两个手指头又问了一遍。当他确信自己没有听错时，不禁大为惊讶。

　　难怪记者惊讶，领导这样一个大国，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天该有多少事务要处理，两个钟头怎么能够用呢？

　　当然，这位外国记者还不了解邓小平。工作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思考的时间是多少呢？邓小平说：“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邓小平的脑子里，经常思考的是什么呢？他说：自己主要是想大事，管方针，抓头头。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要做的主要是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

　　抓住这个核心，邓小平决心为中国、为社会主义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并没有搞清楚。

　　大道之行，路在何方？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说出了他所思考的一件最大的事情。

第七章　未来情怀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邓小平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邓小平显得如此的神定气闲；

　　坐在辽阔天空的飞机上，邓小平常会这样久久地俯瞰；

　　望着蔚蓝的大海，邓小平心潮又该是何等的澎湃？

　　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脚步都是这样的踏实、沉稳。

　　他曾对外国友人说，要看古代的东西，中国可多了，不过，只看到过去不行，还要看到现在，特别是想想未来。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２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植物园参观。当他看到一棵不知名的树木时，就好奇地打听这是什么树。专家告诉他，这树在当地叫发财树。陪同他参观的女儿风趣地建议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吧。”邓小平深情地答了一句：“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致富，这是邓小平最深切的未来情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未来模样应该是怎样的？邓小平的回答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允许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就萌发了这样的设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国情下，这无疑是打破平均主义束缚，释放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尽快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

　　很难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但其历史悠久则确凿无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大锅饭”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城市，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在农村，社员吃生产队的大锅饭，生产队吃公社的大锅饭。

　　这一吃就吃了２０年。国家的经济效益和群众的劳动热情受到了伤害。

　　在低效率的平均和提高效率的暂时不平均之间，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

　　真是一试便灵。

　　“万元户”，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词，今天已经很少人提起了。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能够达到一万元，是先富裕起来的典型，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今天没有人再提起它，是因为这个数字已经不能反映中国人今天的富裕程度。

　　这中间，也不过就是２０年的时间。

　　正是有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中国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在今天才如此充分地涌流。

　　正是有了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天才有了如此的辉煌。

　　但是，这还不是邓小平心目中未来中国的全部景象。

　　在他的设想中，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他说：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邓小平文选》里，有许多这样的假设：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９０％的人生活富裕问题。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１％，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中国要解决１０亿人的贫困问题，１０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一个又一个的“如果”，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表明了这个问题在老人心中的特殊分量。

　　退休后的邓小平，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事关民族复兴的大局，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充满诱惑的未来。１９９３年９月，在和弟弟聊天的时候，他甚至说出这样的心里话——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甚至具体地提出了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１９９０年，中国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邓小平从政治高度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问题。

　　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在１９９２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间安排。

　　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年年底，他更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分配问题的任务。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文章认为，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

　　看到这篇文章，邓小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研究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议论完了，他让工作人员把他的话记下来，交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中央专门成立了研究分配问题的工作班子。

　　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平衡东西部发展的重要举措。

　　几年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一些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措施。

　　设计着未来的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未来的事业，只有靠下一代人去开拓，去完成。于是，晚年的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最后的作用，就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１９７７年他第三次复出的时候，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１９７５年他主持整顿的时候，王洪文说过一句话，对他的刺激极为深刻。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在许多会议上他都谈到了这件事——

　　【邓小平同期声】

　　１９７５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１０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这说的有道理的啊，１０年后我们这些人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王洪文的呀。

　　那时候，刚过４０岁的王洪文向已经超过古稀之年的邓小平下了战书：这个战书不是要和邓小平比治党治国的才干，而是要和邓小平比年龄。

　　单比年龄，邓小平当然比不过王洪文。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比不过王洪文。

　　党的干部队伍在“文革”结束后青黄不接的状况，使邓小平忧心忡忡。经常接到老战友去世的讣告，花圈有时一天要送几起。许多部门，开会的时候坐一大桌子，坚持干工作的却没有几个人。

　　几乎从复出开始，他就在思考着党的干部队伍的接班问题。

　　以他当时的丰富的治党治国的经验、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崇高的政治威望，他完全可以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这样的呼声也很高。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

　　１９７９年夏天，邓小平下了黄山，到上海视察。

　　７月２１日，他接见了上海市委全体常委和几位顾问。当时上海市委的常委有１９人，而且多数年纪都比较大。

　　邓小平看了一圈，开门见山：“大问题是接班人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老家伙要有意识的一让二帮，要注意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选那么一批人当权，准备接班。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当着大家的面，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１９个常委太多了，最好７个人左右。

　　离开上海，邓小平去了山东，来到青岛海军基地视察。

　　在和海军的领导班子见面时，他特意一一问了他们的年龄。在座的年龄，仍然让他感到不安。

　　于是，又讲了这样一番话——

　　“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

　　“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现在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

　　这年冬天，他在中央召集的党政军机关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这样的告诫。

　　他说，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的合格，选的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第八章　永远年轻

　　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邓小平

　　邓小平退休那天，孙辈们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上面写着：“１９２２——１９８９——永远。”

　　１９２２，是他参加革命的年份。１９８９，是他退休的年份。

　　“永远”两个字，是孩子们最良好的祝愿——永远的战士，永远的革命者，永远年轻的老人。

　　于是，贺卡上也就这样写着：“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

　　就像一首老歌里唱的那样，“革命者永远是年轻”。

　　伟人不朽，哲人其恒，不仅是因为他的业绩，还因为他的精神和情怀。

　　在今天中国人的记忆里，邓小平始终是一位老人的模样。他以７３岁的高龄，开辟一个时代，去为一个民族创造一个年轻的未来，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

　　老人创造奇迹，必有奇迹般的胸怀。

　　这个胸怀，就是年轻。

　　邓小平年轻的胸怀来自何处，来自他坎坎坷坷的经历，来自他三落三起的传奇。正是在逆境中，他感受到中国最需要什么，他自己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

　　于是，永远年轻的邓小平，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他从不为历史的包袱所累，善于以干脆而又巧妙的方式结束过去。

　　卸下了历史的包袱，中国以从没有过的轻快步伐迈向未来。

　　没有了历史的负担，我们就看到了从历史甬道中走出的新世纪的身影。

　　永远年轻的邓小平，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如此开心的笑容。

　　为了讨得孙子的开心，爷爷为他吹起了蒲公英。

　　孙女要和爷爷照相，她让爷爷牵着小猴子的一只手，自己牵着另一只。

　　不管是在国内视察，还是到国外访问，邓小平从不掩饰对孩子们的喜爱。

　　当他轻轻亲吻那些演唱中国歌曲的孩子们时，许多美国观众为之动容。

　　这两个幸福的少年，今天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不知他们还记不记得当年这位慈祥的爷爷。

　　１９８３年２月，邓小平到杭州灵隐寺参观。他一下车，不少游客就认出了他，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一面向人群招手，一面握着一双双热诚的手。当他看到有个小女孩在大人怀里拍着小巴掌时，就来到小孩前，摸着小家伙的脸问：“叫什么名字？”家长是从南京来的游客，替孩子回答了名字。

　　第二天，邓小平到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家人。８０岁的老人，竟然一下子就叫出了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也张开双臂扑到了邓小平怀里，邓小平抱起她说：“来，跟爷爷亲亲。”小姑娘乖巧地亲了亲邓爷爷的脸，随行的《浙江日报》记者抓住了这个幸福的瞬间。

　　不久，报纸上就刊出了这张起名为《亲亲邓爷爷》的照片，机敏的记者使这幸福的瞬间化作了永恒。

　　永恒的是邓小平永远年轻的心态，是这位老人和孩子们心心相印的情怀。

　　因为孩子就是希望，孩子就是未来。

　　邓小平总是想着未来，为中国带来希望。

　　邓小平喜欢足球，中国足球的落后使他非常牵挂，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他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知识不是立即就能抓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他还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就是让我们的事业，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千秋万代。

　　永远年轻，并不深奥，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人格气象，是始终面向未来，着眼于长远的一种责任，一种情怀，一种眼光，一种境界！

　　对今天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许多人来说，或许还记得在上个世纪那个火红的５０年代，还记得邓小平喊出的那个声音。

　　【邓小平在１９５４年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期声】

　　同志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向正在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致热烈的祝贺。我们确信这一代青年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能够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青年万岁。

　　那是凯歌行进的年代，那是青春激扬的年代，那是奉献和奋斗的年代，那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代。然而，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过度地燃烧了这份激情。

　　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整整一代人已经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国家的人才出现了巨大的断层。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１９７７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影响中国未来的长远大事，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问题堆积如山。邓小平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

　　在他的眼里，哪些是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呢？

　　事实上，那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告诉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干部说：我出来是早晚的事，可能还是当大官。但我要先抓科学和教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尽管身兼多项重任，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甚至说：教育要狠狠地抓它一下，一直抓它１０年８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教育部的负责人找到了自己家里。他谈了自己对教育工作的一些意见，既有方针政策、大的原则问题，也有具体的问题。他谈的很细很细，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他说，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批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４０所到５０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

　　１９７７年８月４日，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便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３０多个科学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邓小平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自己也讲了话。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

　　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

　　他提出：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

　　最后，通过讨论，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策：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中国也确实再耽误不起了。这时的美国有科研人员１２０多万，苏联有９０多万，中国只有２０多万，而且还良莠不齐。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２０年。就是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还恐怕追赶不及。

　　１９６６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迫推迟，随后停止招生达６年之久。１９７２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收新生，但采取的是推荐选拔的办法，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文化程度都不具备，这给大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讨论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有同志提出来，当年进行高考恐怕时间来不及。邓小平拍板说，夏天来不及，那就冬天考试，明年春天入学。

　　新官上任，新意迭出。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个决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趋向。

　　由于时间紧迫，１９７７年的高考甚至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来不及预备，又是邓小平批准，临时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库存纸张。

　　１９７７年冬天，５７０万考生走进了考场，２７万３千人得到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８年，６１０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４０万２千人。

　　于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奇特的大学生，他们属于七七级，但却是１９７８年３月才入学的。他们当中不少人过了而立之年，已经是拖家带口的父亲或母亲。

　　这张合影，记载了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邂逅相遇的故事。

　　那是１９７９年７月的盛夏时节。邓小平到黄山休息。在攀登鳌鱼峰时，有位年轻女孩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了上来，邓小平以为她要赶路，还站到路边为她让路。没想到女孩到他面前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邓伯伯，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回来。

　　邓小平听说是大学生，立刻问：“呃，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读的是新闻系。”

　　邓小平说：“难怪消息这样灵通。”

　　邓小平在他们的学生证上签了名字。

　　７５岁的邓小平还同这几位２０多岁的幸运儿一起留下了这张合影，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第九章　乐园风景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邓小平

　　像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一样，逢年过节，邓小平都喜欢和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有说有笑。

　　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也会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头，心甘情愿地听任儿孙们的摆布，其乐融融。

　　这是孩子们的杰作，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像都回到了年轻的时光。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

　　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１９３０年１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妻子正在医院准备生小孩。重逢的喜悦换来的却是永久的悲伤：张锡瑗因产褥热去世了，孩子出生不久也死了。

　　他的第二个妻子是金维映。１９３３年，邓小平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在他被关进“审讯室”前，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拿到他面前。金维映后来死在莫斯科。

　　随后是剧烈的战争和不停的迁徙，在６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无暇再组织家庭。

　　１９３９年８月，邓小平从前线来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房子里。邓发是个活泼而热情的人，对邓小平又很了解，他决定帮邓小平找一位意中人。不久，还真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

　　她就是卓琳，原名浦琼英，从北京大学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当时２３岁。

　　几十年后，他们的女儿这样介绍当时的母亲：“浦琼英长得可能多几分像她的爸爸，健康的肤色中，脸蛋红红的，好像阳光下的苹果。两条又黑又浓的长眉，像两道拱门弯在额下。一双眼睛大大的，眼皮双双的，睫毛长长的，笑起来，又开心，又无拘无束。很是讨人喜欢。自打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她便吃得饱，穿得暖，万事不用操心。因为，上有父亲的庇荫和母亲的偏爱，下有兄长们的呵护和姐姐们的陪伴。这种优裕的生活，使她从小养成了一种开朗、活泼、凡事不计较、又不善盘算的性格。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受宠的人嘛，总不免有点娇蛮。”

　　卓琳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来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跟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卓琳不愿意嫁给邓小平，还有这样的背景：当时延安有个笑话，有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人到延河边散步，女知识分子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工农干部回答，有什么漂亮的，像个大饼。所以卓琳就想找个知识分子做对象，不想找工农干部。

　　但邓小平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的，他让卓琳的女朋友传话，要亲自和她谈谈。卓琳答应了，两人谈了两次，卓琳觉得还行，这个小个子军人有点知识，是个知识分子。

　　１９３９年，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是在毛泽东当时住的窑洞院子里举行的。那是一个简朴、热闹却规格很高的婚礼。和他们一起结婚的还有另一对夫妇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能来的都来了。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将军们，这些生死相依的战友，一起来祝贺两对新人。他们还开起了玩笑，拼命给两位新郎倌灌酒，结果孔原喝醉了，新婚当天就挨了妻子的数落。邓小平也是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却没有喝醉。不是他酒量多大，是好心的李富春和邓发暗中照顾，弄了一瓶水充酒。

　　结婚后第四天，邓小平带着新婚的妻子从延安回到了太行前线。从那以后，夫妻二人相依相伴，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５８个春秋。

　　战争年代，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他们的家就安在哪里。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右侧的３号院。正房有一块非常雅致的匾额，叫“含秀轩”。

　　那是邓小平最忙碌的一段时期。虽然忙碌，日子却很安定，全家人感觉非常幸福。

　　１９６９年，邓小平全家搬离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住了１７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江西新建县的这座将军楼成为了邓小平和卓琳新的家。孩子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赶来探望父母。

　　身处逆境，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理解，给了邓小平以很大的慰藉和支持。

　　１９７３年春天，他们的家从江西搬回了北京，不久便住进了北京宽街的一所院子里。

　　从１９７７年开始，邓小平一家又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３号。

　　邓小平生命最后２０年的时光，是在这所院子里度过的。

　　绕过院子的这棵老松树，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一拐，第二间就是邓小平的办公室。

　　在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四个小动物，四个不同的属相，分别代表四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七只白白胖胖的猪。五个小的代表邓小平的五个儿女，两只大的带着眼镜的，代表邓小平和卓琳，组成了一个温馨、可爱的大家庭。

　　在妻子的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却是一个深情实在的丈夫。

　　在工作人员的眼中，他们夫妻之间很少有卿卿我我的举动。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平时相处，卓琳爱说爱笑，邓小平往往只是听着，很少说话。

　　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前线，卓琳在后方，只有邓小平到后方开会的时候，两人才能见上一面。于是卓琳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邓小平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每月给你寄一封。卓琳只好说：算了。

　　５０年代，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就向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份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冲击。卓琳说，我是了解他的。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夫妻俩一起到工厂劳动，一起在自家住的院子里挖地、种菜。妻子身体不好，６５岁的邓小平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承担起了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重活、累活。

　　每天上二楼的时候，经常是妻子一手扶着栏杆，一手由丈夫拉着上楼。妻子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

　　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暂时分开了。两个人只有通过互递纸条来传递各自的信息。有一次，邓小平给卓琳一张纸条，什么都没写，卓琳也立即回一张白纸条。彼此心照不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报平安。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关山阻隔，还是和平时期的柳暗花明，夫妻间的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从没有改变过。

　　邓小平爱家，孩子们恋家。

　　在孩子眼里，邓小平是一位好父亲，好爷爷。

　　邓小平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在家里，他也是如此。

　　他在家里说话不多，不当裁判，不断是非。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他关心子女，但从不说教。孩子们上学时，他每学期的期末都要看他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都了解。但是具体的事情，他放手让妻子去管。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女儿邓林曾经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孩子们说，父亲从不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也不讲大道理，从来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们。孩子们说九句话，他可能才说一句话。而这一句，往往凝聚了他一生的阅历和智慧，足以让孩子们思考很久。

　　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

　　在江西时，他们夫妇二人和继母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作为孩子们的探亲路费和生活费。

　　那期间，他写的信比前几十年写的加起来还要多。女儿回忆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写信。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个父亲的深情。

　　大儿子邓朴方到江西后，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他每天都给儿子洗澡，翻身，换衣服，每件事都做得认真、细致。

　　在南昌的时候，工资停发了，改发生活费，当然比工资少了一大截。于是，邓小平夫妇和他们的继母三位老人就尽量节省开销。肉，孩子们在的时候吃，孩子们走后就尽量不吃；自己养鸡，好能有鸡蛋吃而不必花钱买；茶叶太贵，邓小平就不喝茶了；茅台酒，这个多年的习惯，改了，只喝江西本地产的非常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一下子戒不了，就减量降档次，抽平装不带过滤嘴的，从过去的每天几十支减少到每天三四支。院子里有片空地，也不能浪费了，种上各种时鲜蔬菜，又可以省下一笔钱。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多节省点钱，远在四面八方的孩子们生活困难，甚至连回南昌探亲的路费都不易筹措。省下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呢？

　　“父母的心，是爱的太阳。”如果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用在邓小平身上，是不过分的。

　　饭桌是他们全家聚会的地方和信息交流中心，一家大小十几口人，分两桌吃饭。

　　在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海阔天空，热闹非凡。

　　邓小平喜欢饭桌上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他总是边听边吃，很少插话，也绝不会表态。

　　每顿的剩饭剩菜他都不让倒，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他还常跟孩子们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

　　８月２２日，是邓小平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家里的亲戚都来聚会，不请外人。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孙子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吹蜡烛，爷爷、奶奶切蛋糕，爷爷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子们去给爷爷敬酒。孙子们献给爷爷的礼物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当然爷爷掏红包的事情也是少不了的。

　　邓小平疼爱每一个孙子孙女，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

　　孙子孙女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到他的办公室，亲亲爷爷，让爷爷抱抱，有时孙子、孙女们还会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每当这时，他就会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他疼爱孙子们，也利用各种机会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原则。

　　１９８３年２月，邓小平到杭州休息，两个孙辈跟着一起来了。有一天，他们到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参观。这里埋葬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穿过正殿，走过墓阙，来到了北碑廊，这里陈列着岳飞的诗词、奏折、手稿的各种刻石。邓小平边看边对孙子们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一边说，一边吟诵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们走到岳飞坟前，邓小平拉着外孙女的手，绕坟一周，又把外孙女拉到秦桧夫妇等几个害死岳飞的奸臣像前，对孩子们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尽忠报国才是。”

　　在拍摄这张照片前，邓小平自言自语地说，“玉兰到底香不香？”说着闻了闻。孩子们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富人情味的一张照片。

第十章　人民之子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

　　人们常说，伟人的爱国情感是丰富和深厚的。

　　所以丰富，是因为他有着与天下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广阔胸怀。

　　所以深厚，是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万物生长的大地，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这山，这水，这江，这河，还有它们承载的传统文明和民族精神，在邓小平的心中，总会唤起千般感慨，万种情思。

　　在古都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工作人员拿出一把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剑给他看。当他听说德国是在１９３９年才申请这样的铸造工艺专利时，他连忙带上手套仔细地凝看。

　　东北有个镜泊湖。也曾留下邓小平的身影。

　　在东南的黄山，他卷起裤腿，登上了山顶，一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模样。

　　西北的嘉峪关，长城的起点，邓小平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不屈精神。

　　“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看到那些残桓断壁，难免令人感到忧虑。

　　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陪同外宾到长城参观，长城的雄姿令人振奋，长城的危机令人焦急。

　　１９７９年，他对人说：“通往景区的路，要下决心修好。现在游长城，至少要花５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后来又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他的这些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１９８４年，北京的几家新闻媒体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募捐活动。计划筹集１５万元人民币，用于长城的部分维护。这个活动很快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为了表示自己的支持，９月１日，他亲笔为活动题写了主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来，平均每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２００万元，大大超过了预计。用这些钱修复的长城已经向游客开放。

　　长城，正以新的雄姿，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火。

　　１９８０年７月，邓小平乘“东方红３２号”轮船从重庆顺江而下。

　　船过长江三峡，他会抬头寻找那被烟雾笼罩的神女峰。或许，当他在１６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也曾这样凝望过。

　　整整６０年前，当他在１６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他怀抱的是报国之心，到西方寻求报国之技。

　　这一次，７６岁的老人是寻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华的方略。

　　要不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他此行的主题。对这个问题，各方面意见不一。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邓小平没有贸然决定，他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这次特意带上了各方面的专家。

　　一路上，他不断和专家们探讨着。他详细询问有关投资、工期、发电、航运、坝址等有关问题。专家们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他甚至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他点点头：“哦，是这么回事。”

　　同行的四川、湖北两省领导，也加入了论证行列。四川反对上，湖北赞成上，人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默默听着，并不表态，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过西陵峡，他特意让减速航行，遥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所在地的中宝岛。许久之后他说：生态破坏和航行的破坏不大，但也一定要慎重，要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负责。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１９８１年夏天，邓小平西出阳关，到新疆视察。途中，他做了个短暂停留，参观敦煌莫高窟。去之前就通知甘肃省委，这次来是休息，不谈工作，不用汇报。

　　早在１９２６年邓小平就到过甘肃，以后也多次来，但都没有机会亲眼看看驰名中外的莫高窟。这次正好路过，终于填补了多年的遗憾。

　　到了敦煌，邓小平先听当地文物研究所的领导介绍情况。听完后关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当地领导如实作答：研究经费不足。

　　邓小平当即对同行的王任重说：“任重，经费你给考虑一下。”又对敦煌的同志说：“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

　　有些群众在莫高窟认出了邓小平，顿时邓小平来敦煌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当工作人员把群众想见一见他的愿望告诉邓小平时，他欣然答应了。第二天，邓小平乘坐一辆面包车，出了宾馆大门，沿着东大街缓缓驶过，邓小平在车里向两边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告别了热情的敦煌人民，临走时还念叨着：“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没过多久，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收到了国家文物局拨来的３００万元专款。

　　在当时，靠了这笔钱，莫高窟南北窟区都进行了加固，多年欠账的职工宿舍盖了起来，由研究所发展成为研究院，敦煌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桂林山水甲天下。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１９８６年１月，８２岁的邓小平来到桂林。这里距他早年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不远，寄托着他浓郁的感情。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乘游船游览了漓江。当他看到绿水中倒映着青山的翠影，高兴地称赞道：“漓江水又变清了！”

　　这个赞叹的后面，埋藏着一件尘封的往事。

　　１９７３年，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游船在美丽的漓江中航行的时候，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出现了：从两岸的各种工厂里排出的又黑又臭的污水，毫无遮掩地向江里倾泻，原本清澈的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和垃圾堆。

　　当天晚上，外宾们入睡后，心绪难平的邓小平找来了广西和桂林的领导，严肃地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快、市政建设搞得好，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呢？请你们好好考虑。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北京后，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有关桂林山水保护的文件，桂林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治理。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明显效果。看到了这个效果，邓小平十分欣慰。

　　心情愉快的邓小平在桂林还留下了一个小幽默。

　　当他参观完芦笛岩风景区时，风景区的同志请他题词留念。他拿起毛笔，笑着说：“写啥？”

　　同行的小孙子拉着他的衣服说：“写到此一游。”

　　邓小平说：就依你的。说完挥笔写下了“１９８６年元月２６日到此一游。邓小平”几个字。

　　一旁的王震也忍不住，在邓小平签名的后面提笔写下：“陪随者王震。”

　　伟人的爱国情感，常常体现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之中。邓小平到过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几个省区没有去过。越是没有去过的地方，越让他魂牵梦绕。

　　１９７８年２月，７４岁的邓小平赴尼泊尔访问。他在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目光专注而深沉。

　　西藏，一直是邓小平心里非常惦念的热土。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二野的政委，邓小平是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直接指挥者之一。为了准备和平解放西藏，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西南局召开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着重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有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我部队进军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邓小平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亲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纲领性文件——同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又叫“约法十章”。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是以这十条为基础，在这个大框架上发展充实起来的。１９５１年，西藏全境获得解放，这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

　　然而，邓小平这个西藏和平解放的功臣，却没有机会踏上过西藏的土地，这成了他晚年的一大遗憾。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陪同外宾赴藏访问拉萨，行前邓小平委托这位副总理给西藏捎话，希望得到一件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

　　后来西藏的领导同志把一尊精美的佛像交这位副总理带回给邓小平，以慰他对西藏的向往之情。

　　１９９２年１月，邓小平来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参观，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１９８４年１月，邓小平来到特区深圳，他站在国商大厦的天台，细细地观看了深圳的全景后，向雾气缭绕中的香港投去深情的目光。

　　那是他半个多世纪前曾经五次经过的地方。

　　虽然是中国自己的土地，但却被外国殖民者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的临近，香港的归属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能为英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于这样一只“会生金蛋的鹅”，英国政府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还给中国呢？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８日，英国抛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主张。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这个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他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１９９７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５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１９９７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８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３３年，再加上１５年，就是４８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１５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７日，双方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谈判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