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11z模型视频:“三反”为何从反贪升级为残酷的阶级斗争

文章摘自 《反腐风暴》 作者:王少军 张福兴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从1952年1月起，“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走向高潮。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三反”斗争中，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待，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

北京市是率先动员群众广泛参加“三反”运动的地方之一。1951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北京市如何开展“三反”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要求各单位领导同志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系统深入地检查，并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进行广泛检举，使“三反”运动能够迅速在全市展开。

12月20日，北京市委、市协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彭真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贪污浪费现象仍很严重，不仅一部分旧工作人员贪污恶习仍然存在，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我们反贪污、反浪费的具体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同时，彭真还提出了开展运动的具体办法:第一，市和各单位都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首先检查本单位，然后在上下级和同级间进行互相检查；第二，动员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动坦白、自动检讨，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党员干部到非党员干部，不得例外；第三，普遍动员全市人民，首先是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举。

12月21日，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任主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和蒋光照、张鸿舜、傅华亭等市领导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的“三反”运动。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12月28日，北京市又召开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彭真再次到会动员，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议。

为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北京市成立了代表彭真市长与广大市民群众见面的“市长代表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923人组成，分为253个小组，分赴全市各区派出所管辖的警界，登门入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务使“三反”运动家喻户晓。仅仅四天时间，“市长代表工作组”就召开群众大会300余次，各种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了7000多户家庭，直接受到宣传的市民在30万人次以上。工作组还收到检举和坦白材料10986件，经甄别，属于“三害”范围的有9800多件。对工作组取得的成绩，彭真十分满意，他还专门写信向全体市民表示感谢。随后，北京市成立了由副市长吴晗和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负责的处理委员会，根据有问必答的原则，处理群众检举的问题。北京市的“三反”运动就这样紧锣密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党群机关干部多、党员多，也是最容易出现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现象的地方。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把党群机关作为开展“三反”运动的重点部门，首先确定在市委机关、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北京日报社、人民艺术剧院、市文联、文艺处、美术工作室、市中苏友好协会等11个单位开展运动。这11个单位有工作人员2771人，其中干部1952人，工人281人，勤杂人员440人，战士41人，学生37人，保育员16人；党员887人，占32.01%，共青团员473人，占17.07%，民主党派七人，占0.26%，群众1404人，占50.66%。

充分发扬民主，召开群众大会，揭露贪污分子或促使其坦白，是开展“三反”斗争的有效方法之一。共青团北京市委所属青年服务部的青年补习学校，帐目混乱，其负责人马钧拒不接受群众的检查，也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团市委节约检查委员会就重点对受马钧指使、被迫制造假帐的会计王云霞进行说服教育，终于使她主动坦白，交待了所有问题，并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检举揭发了马钧的贪污行为，马钧被当场逮捕后，接着就有六七个人上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问题。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在群众大会上逮捕了贪污分子杨林后，立刻有人上台控诉了贪污漏税、压制检举的艺术工厂厂长刘岘和他的妻子、厂行政科长王卓君。这种群众性民主大会影响非常大，效果也很显著，既动员教育了群众，同时也给贪污腐化分子以强烈震慑，极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经过发动群众，首长带头检讨，普遍开展坦白检举，进而检查、调查、查帐、算帐，开斗争会以及反复交代政策，北京市在党群机关的11个单位中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者527人，这些人共贪污12亿多元。在这527人中，从政治面貌上看，共产党员74人，占14%；共青团员50人，占9.4%；民主党派4人，占0.7%，群众399人，占75.7%。从职务上看，局、处长以上干部四人，占0.7%；科长38人，占7.2%；一般干部360人，占68.3%；普通工作人员125人，占23.7%。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最为典型的贪污腐化分子是秦其芳和张春久。秦其芳原是北京市妇联生产部代理副部长兼挑花厂厂长，此人早在1948年任石家庄大兴纱厂合作社主任时，即假造和私立帐目，违反政策骗购棉纱卖给奸商投机倒把。1950年去四川购买生产原料时，又用重报和多报帐等方式，贪污货款8200余万元。张春久是原北京市总工会店员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他不但贪污受贿400余万元，还帮助奸商盗窃国家资财。

北京市党群机关在揭发出一些贪污、浪费现象，并清出一批贪污腐化分子之后，机关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现象也充分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机关内部长期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群众的意见和诉求没有通畅的渠道反馈，造成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一些隔阂。贪污浪费问题的存在又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恨。北京市委因势利导，在深入清查贪污腐化分子的同时，在党群机关展开了反官僚主义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