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喜洋洋小顽皮免费版:名家推荐：2007暑假阅读书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7:18:26
名家推荐：2007暑假阅读书目
12位作者推荐的部分图书书影（一得/摄）
【编者的话】
人一生能读多少书？假设每周读一本，以60年计，不过才3120本。随便翻翻，自然有“漫羡无所归心”的乐趣，但不合理使用自己的精力，可能会错过更值得一看的景致。我们请了12位不同领域的作者，作书海遨游--透过书本来认识世界与中国、了理自然与人文的向导，希望能有所助益。
【撰稿人名单】
唐士其(政治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陈明明(政治篇)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陆 扬(历史篇)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
孟彦弘(历史篇)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铭铭(社会篇)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贺卫方(法学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赵晓力(法学篇)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华杰(科学篇)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蓉霞(科学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周业安(经济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严 峰(文学篇)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庆邦(文学篇) 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
政治篇
年龄53
现职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研究方向 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
大约在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仍然沉睡在天朝大国的酣梦之中，重商主义的欧洲人已经开始了探究东方文明的旅程。东方的确是个神秘而迷人的国度，广袤的土地、稠密的人口、富饶的物产、庞大的军队，都令当时的欧洲人相信：得天独厚的东方无可争辩地构成文明的中心。直到20世纪末叶，弗兰克(A.G.Frank)在他那本脍炙人口而又颇有争议的《重观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译为《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著作中仍坚持至少到18世纪，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中心的观点。
实际上，像中国这样的古老帝国，即使在经济、军事上达到了传统时代的最高成就，它在政治上的一些与生俱来的品质已经预设了其日后衰落的命运。
我们现在已不大提起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卷一，高教，1998)了，但他关于世界性经济体系之缘起与变迁的恢弘叙述，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序幕在中世纪拉开”，沃氏开篇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两种世界体系，一种是帝国体系(world empires)，另一种是经济体系(worlde conomies)。帝国体系领土广阔而相对高度集中，以君主和中央政府为中心构成一个内敛的政治共同体，相比之下，经济体系则是一个松散的相当不稳定的体系，它的结局不是趋于解体就是被其中某个次级单元所兼并而转为帝国体系。历史上帝国体系强于经济体系，这是传统时代的基本法则。不过，帝国的政治集权虽然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它凭借军事暴力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保证了经济资源从边缘流向中心，却因为官僚机构吸收了过多的利润，而造成社会的虚弱。统治者重视安全与经济增长等集体性目标，但在农耕经济条件下，追求这些目标并维持行政系统的运转，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当帝国的统治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支持帝国的统治时，衰败便不可避免了。
处于松散的经济体系下的欧洲，看起来在哪个方面都比不上东方。欧洲是分裂的，但是这种分裂和中国式的一个王朝崩溃后下一个王朝重新执掌中央集权之前的短暂分裂不同，分邦裂土、封侯建国是欧洲中世纪的常态。欧洲人缺乏一个世俗的中央集权，这可能使欧洲人读到传教士关于遥远异邦何等繁盛的游记时自愧弗如，但当时的欧洲人未必想到，封建的后果给这个社会留下了政治权力无法覆盖的许多缝隙和角落，自由的种子于是在此生根发芽。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中就说，正是这种存在多个中心的松散体系，成为经济发展的沃土。欧洲没有一个有效阻碍商业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通过权力促使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与衰落，没有那种东方式的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系统掠夺的税收人员(他们严重阻碍了东方帝国的经济发展)，总之，若不是政治分裂的环境，教皇在1494年划定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势力范围，就会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从而收起觊觎之心；教皇颁布的(类似中国明清两代政府的)禁止海外贸易的上谕就会得到遵守，也就谈不上后来的扩张之势了。
在这里，这些作者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关于国家成长的重要观点：不是经济、军事决定了国家的生死旅程，而是政治(或许还有文化)决定了国家的兴衰起伏。16世纪，孕育于封建母体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其表现形式是挟市场贸易的优势向欧洲以外的地方延伸，将整个世界纳入了一个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落后”的资本主义何以打败了“先进”的东方专制主义？“边缘”的“化外文明”何以逼退“中心”的“成熟文明”？
经济学家格里芬(K.Griffin)曾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玫瑰色的晨曦初露之时，除了在技术方面，如大型远洋帆船和海军火炮，欧洲并不比后来成为它的殖民地的东方占有更多的优势，是欧洲的军事优势和物质上的相对贫困，造成了欧洲扩张的早期态势。欧洲之所以能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欧洲之所以必须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同富裕的东方按平等条件从事贸易(见格里芬：“从历史上看不发达问题”，载C.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科，1984)。
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贫困的欧洲能够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或者换句话说，在欧洲扩张势态显露之初，为什么中国人已经看到葡萄牙人采用军事技术优势，但自己却没有这样做？卡罗·奇波拉(Carlo Cipolla)在《欧洲早期扩张时代的武器与帆船》(Guns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1400－1700,1965)一书中指出，中国朝廷像害怕外国入侵一样害怕内乱，因此尽力防止枪炮知识的传播和精通工艺的手艺人的扩散。事情就这样诡异：在欧洲，彼此争战的封建邦国无法限制原始的军备竞赛，在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因其垄断军事暴力而获得了长期的和平；在欧洲，自由市场制度和竞争的王国之间诱使雇佣兵竞相承揽武器合同，并推动了早期工业和发明的繁荣；在中国，中央集权闭关自守与统治权威的完全建立，则泯灭了改进武器装备和工艺的冲动。所以沃勒斯坦说，“中央集权体制拒绝技术进步，这对长期维持其政权有重大意义，帝国形式可能再次成为结构上的束缚，而这次是对技术发展的束缚。”
不过话说回来，关于中央集权体制成为中国衰落原因的理论是需要具体分析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中央集权是现代化的诉求和条件，欧洲的封建割据固然为自由经济的发育提供了条件，但自由经济的成长最终需要打破封建的壁垒，需要统一的国家作为其大市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权是进步的要素”(恩格斯语)。但中央集权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无论如何它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桎梏(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因此爆发)，而应成为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保障(于是现代国家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形式)。
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许多学者都承认，在18世纪，中国是有可能在新的多国时代跻身于现代大国之林的。康乾盛世提供了经济的富足，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提供了一个高度分化与专门化的官僚行政机构，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外部挑战已经出现(西方其时现代化已有二百年，扩张重点直指东方)，内部也有了应战的条件(中央集权及其官僚机构)。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原因何在？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将此归因于异族政权的出身使满清统治者充满自卑、敏感、猜忌，过分专注自身安全与控制的取向，压倒了发展与开放的现代化取向。(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这种多少具有文化心理分析的倾向和另外一些学者——比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将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观)是相似的，按照这种分析，“天下”的无所不包使中国的统治者天然缺乏一种开疆拓土、移民垦殖的使命感(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科，2000)。问题是，安全与控制的极端化取向固然关涉甚或源自文化心理，但落实到政府治理结构，则必定成为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它使政府权力纵向集中于王室，横向集中于内廷，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逻辑功能，而且严重限制了国家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换句话说，专制性的中央集权使得本来也许可以用于现代化转型的分化的行政官僚机构丧失了作用，从此中国便彻底掉入了衰落的农业文明的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
的确，无论就何种意义看，帝国的失败都是一种政治失败，此后的中国精英，凡立志于把中国带出农业文明，走入工业文明，大概都会深切感到，未来中国的成功最终有赖于政治的成功。
唐士其
年龄 40
现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理论
《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理想国》是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其所以伟大，在于它提出了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政治与理性的关系。
《理想国》的作者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特别是他自己的故乡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虽然雅典的民主令无数后人心醉神迷，但对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者以及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政治是什么？是追求个人或者派别利益的舞台，还是一种通往幸福、和平的生活的途径？
柏拉图的思考使他自己坚信，如同人世间所有事业一样，政治同样需要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他曾经在另一部著作《政治家篇》中写道：“有一种艺术主宰着其他所有的艺术，它涉及的是法律以及共同体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以完美的技术把一切编织进一张大网。它是一种包含一切的艺术，所以我们用一个能够包含一切的名字来称呼它，这个名字就是‘政治’。”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美德。”柏拉图对政治的理解，可以说正是他的老师的美德观在政治中的运用。
然而柏拉图发现，知识在人们之间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能够拥有真正的政治知识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因此，如何保证这些人的统治地位，就成为良好政治的前提，同时也是政治的根本任务。柏拉图在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反复思之，惟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理想国》构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度，在其中，人们根据不同的知识水平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哲学家出任统治者，勇武之人担当战士，其余的人从事生产，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职”。至于那些使现实生活中的希腊人为之争斗不休的因素，如家庭、财产乃至个人的名誉等等都被废止(实际上是不允许统治者和战士这两个等级拥有家庭和财产)。在这里，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就体现于他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在事实上被组织成大学校，从出生之日起到公民的培养尤其是对统治者—哲学家的培养与选拔，构成了国家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罗素曾经表示，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虽然几近完美，但生活于其中的人难免会感到单调与无聊，因为柏拉图几乎已经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个人乐趣与创造的可能性。不过，柏拉图的整个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在国家中选拔出真正出类拔萃的统治者，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艺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至于那些统治者—哲学家如何在这一空间中纵横捭阖，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
《政治学》的作者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聪明人马上就会意识到，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准备与他的老师辩论，就是在反驳老师的观点之后为自己进行辩护，事实也是如此。前面提到过，柏拉图正是因为痛感利益、欲望乃至情感等因素充斥于政治生活之中，并且导致了无休止的政治矛盾与冲突，才转而竭力提倡一种理性的政治。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却有所不同。他认为，一方面，完全排除了利益、欲望与情感的政治根本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取)；另一方面，人类的理性也未必如柏拉图相信的那么可靠。亚里士多德试图表明，即便存在某种完美的理性，它也不会体现于任何现实的个人甚至人群身上，也就是说，任何个人或者群体，在运用其理性的时候都可能会犯错误。因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所保留。在理性的运用上有所保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经验和传统始终保有一席之地。《政治学》通篇都能够看到柏拉图的影子，但总是作为亚里士多德反驳的对象出现的。与前者的理性主义态度相比，后者实际上并不认为可以提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政治模式，因而他更注重所谓的“实践的智慧”，即在政治中理性、经验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换言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原则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对政治原则的灵活运用更重要。
因此，如果说柏拉图提出的是一种单一原则的政治的话，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则是一种平衡的政治。理性与经验的平衡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各种利益与要求的平衡则是其中的另一方面。可能对后世来说，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有两个因素具有彻底的影响。第一，他意识到，民主时期希腊政治的动荡源自法治的缺乏，而他所指的法治并非如柏拉图那样的贤人制定的法律之统治，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对传统与习俗尽可能的尊重。其次，亚里士多德承认人作为人彼此平等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相互差异的一面。因此，人们既追求平等，也希望与众不同，而这两种要求都需要在政治上通过相应的制度与政策得到体现。能够同时兼顾这两者的体制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混合政体”(实际上柏拉图晚年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混合政体的思想对后来的美国立宪者影响至深，成为美国宪法最终的理论依据。
《理想国》和《政治家》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中两种相互对立的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传统代代相传、相互激荡，又在争论中不断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
《利维坦》被视为近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之作，其根本原因在于该书所体现出来的彻底的逻辑性与经验性的统一。与古希腊人把政治当作现实某种人类最高目标的手段相反，《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把国家理解为人类自然欲望的结果。简单地说，霍布斯相信，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欲望，由于这种欲望的满足需要某些外部条件，而自然资源又远非无限丰富，所以人们会为了争取这些条件而相互争斗。具有悲剧色彩的是，人们拥有越多，就会感到自己受到的威胁越大，因此人生变成一种“至死方休”的对权力与资源的争夺，不安与恐惧成为每一个人的终生伴侣。
霍布斯相信，把人们从这种无休无止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是他们的理性。当人们最终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我保全的时候，他们会在彼此之间签订某种契约而向一个公共机构让出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自我保全的权利，并且结束他们之间的“自然状态”。由此产生的公共机构就是国家，万能的“利维坦”。由于霍布斯担心对国家权威的任何损害都将使人们退回万劫不复的“自然状态”，所以他为国家赋予了几乎是专制的权力。但更重要的是，在霍布斯的观念中，国家无论掌握多大的权力，它都只不过是保护个人权利的一种工具，正是这一点使被人们称为专制主义者的霍布斯与他之后的自由主义者洛克紧密相联起来。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
洛克在英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1641年与1688年)之间写成的这本小册子，因为发表于1689年而被视为对光荣革命的辩护，其实这部著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为革命之后英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最早的系统表述。
《政府论》下篇继承了霍布斯的思想，即认为政府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不同之处在于洛克并不像霍布斯那样，担心国家的权威一旦受到挑战，人们就只能退回“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自然状态。在洛克看来，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即没有国家的状态下仍然受到自然法(比如基督教的“十诫”)的约束，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和平与和睦的状态。政府之所以被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出来，只不过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既然没有政府的状态远没有霍布斯想象的那么可怕，因此在洛克看来，如果政府不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服务，人们完全可以将其推翻并且重新进行选择。
在洛克的思想中，最可担忧的不是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短寿”，而是政府对人们的自由的压制。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洛克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屏障，包括民主、法治、分权等等。其中，分权理论是洛克的一大贡献。他认为，由于权力的集中往往导致其被滥用，因此，必须把制定法律与执行法律的权力分散在不同的人手里，即让立法权与行政权在机构、人事与程序上都区分开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对外权)。洛克的分权理论虽然在逻辑上有缺陷，但为更完善的分权理论即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著有《论法的精神》)的三权分立理论提供了基础。经后者的完善，分权理论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基本的宪法原则，并在其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
《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
《联邦党人文集》由一系列对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乃至具体条文进行解说的文章构成，最初由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为了推动各州民众批准美国宪法而以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它是迄今美国政治智慧最集中的体现，当然，也是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前面提到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必须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与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并使之得到制度化的体现，这一思想正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原则。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充分考虑了各种具有政治影响的因素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并且使它们通过得到制度化的表达从而相互平衡、彼此牵制。这种牵制与平衡体现在美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除众所周知的三权分立之外，地域与人口、精英与民众、法律与政治等等，都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一系列平衡的达成和维持，是美国政治稳定与发展之谜的最终答案。甚至可以这么说，《联邦党人文集》所体现出的政治智慧，既超过了作者们的前人，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后人。
《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2003)
《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作者施特劳斯可能因为当前美国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而为世人所知，但他却是一位非常独特的政治思想家。他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朋友，但又对自由主义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就是通过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概念即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其实应该视其所处的时代分别译为自然正当与自然权利)在历史上的嬗变，表明近代开始的西方政治理论乃是对政治本身的背叛，同时也是政治思想本身的一种堕落。
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都以某种善的生活(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超越与对卓越性的追求)作为基本目标，而且相信这一追求具有自然的依据，因而可以成为人类理性加以研究和把握的对象。但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其具体体现就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不断承认，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体现。这种政治理论“以自然之名，不仅质疑了哲学，而且质疑了城邦与美德”，其结果就是政治上的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当然，这种理论最终也将彻底取消政治哲学，因为它相信，任何对个人欲望的约束都构成了对自由的压制。
当然，施特劳斯虽然相信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制度已经导致了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巨大灾难，而且还有可能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但他并没有提出某种系统的替代性理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政治哲学依然重要”。
目前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史学写作严重脱离一般读者有诸多的批评，强调史学著作的可读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这种声浪里受到忽视的一环，恰恰是如何将历史叙述的生动和史学表述的严谨相结合。阅读这几部著作，正可以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有所领悟。
历史篇
年龄41
现职 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史
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夏日既是旅行的季节，也是阅读的季节，而阅读其实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旅行，一种自己可以对交通工具和行动节奏享有完全掌控权的心灵远足。也许因为我曾活跃于个别学术网站，给好学的青年朋友提供过阅读中西方现代史学著作的意见，编辑希望我能将其中有关西方史学的部分整理出一些来，载于报章，充作一份夏日读史的微型参考书目。这个建议自然对我很有吸引力，但开史学书单是件似易实难的工作，尤其是面向一般读者，要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上取一平衡已是不易，更何况没有可靠且可读的汉译本，原作就是再精彩也只能放弃。我也在中文网络报章上读到过一些学者推荐的西方史学书单，尤其是所谓必读书目，通常给我的感觉是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和目标。虽说荐书终究随机而随缘，我还是希冀这里推荐的这几部著作，能让阅读者看到现代西方史学特有的一些景观，领略到史学分析的深入灵活和叙述的细腻。
第一种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推荐这部众所周知的名作，是因为它是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专著，而且史学眼光是如此周全和深邃。虽说布克哈特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定下的具体框架已经被后来的学者修正得不成样子了，但是他那种将文化的方方面面融合在一起观察，并从细微处辨别出精神大变迁的境界再也没人能超越。除此之外，布克哈特还有一个特点很令我钦佩：他对艺术作品的敏感是历史学家中罕有的(他其实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史家)，所以审视历史现象不会只停留在文献的解读上，而是有直观的判断力。阅读此书大致可以体会到西方的现代史学如何从一开始就将描述和论证交织在一起。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将此书和丹纳的《艺术哲学》中讲文艺复兴的部分对照来读，就可以了解19世纪西方的史学如何从以士绅型的博雅和某种文化种族的理念为基础而展开的研究类型演进到以实证为基础而强调历史的多变和各种社会文化机制交综复杂互为因果的现代专业史学。两人采用了很多相同的材料，关注的社会群体也相同，但分析的手法和结果却全然不同。和丹纳华丽酣畅的笔调相比，布克哈特的笔触洗炼到了极点，却比丹纳的表述婉约得多，已经体现出现代史学的内敛特色。可惜和傅雷先生的传神的《艺术哲学》的汉译相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中译虽能做到文从字顺，却远比不上原作文字的典雅。
第二种是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2001)。读这部巨著，可以了解现代史学的关注点是如何从上层转换到下层，从结构转换到经验。汤普森对宗教传统、政治宣传和其他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到社会的结构中并改变人的团体意识的过程有很细腻的处理。他的史学叙述中到处都潜藏着理论思维的框架，但既不露痕迹，也不为其左右。汤普森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这部著作却颠覆了惯有的决定论模式，显示出观念和意识的重要。他所揭示的下层，并非受“看不见的手”制约的芸芸大众，而是有独特经验和情感的个体，对这种个体经验的尊重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产生巨大说服力的基础。汤普森运用史料的功夫惊人，能驾驭的面也极广。《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部可以读许多遍的著作，主题看似枯燥，却有能撼动人心的情节。但这部著作不是可以轻松读完的，而是应当伴随着思考。此书的汉译是相当不错的。
第三种是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LeRoy Ladurie)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1997)。此书研究的是14世纪初南部法国乡村的信仰结构和文化心态。作为心态史研究最具影响的经典之一，《蒙塔尤》的情节的转折起伏犹如一本编排巧妙的小说。作者关注点也在下层，但对于《蒙塔尤》所涵盖的时段来说，直接了解这些层面的材料几乎不存在。恰恰是在这点上，勒华拉杜里让我们看到了史家的想象力和敏感：他将宗教裁判所的档案转化为探寻这种线索的最佳史料，通过巧妙的解读勾勒出无形的心态，让我们不仅看到了轮廓，也看到了内涵。虽然此书使勒华拉杜里声名鹊起，但应该指出的是他并非中古史专家，所以在对史料的具体解读上有不少失误，但《蒙塔尤》在史学方法上的贡献却并不因此而减低，而这种贡献看似史家能力的灵活展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孕育的结果。和揭橥意识变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比，《蒙塔尤》所讲述的故事似乎更生动可读，但强调的却是凝固在一定时空下的心态结构。如何从这种稳定的结构里产生变化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史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蒙塔尤》本身并没有提供解答，但恰是阅读此书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部书的中译本我没有机会读到，但就我所了解的许明龙先生的另一些翻译，我想这部书的汉译本质量应是可以充分信赖的。
第四种是法国中古史大家勒高夫(Jacques LeGoff)的《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这本书虽有许明龙先生流畅和精确的译文，在国内受到的关注似乎不多，也许是主题有些专门的缘故，所以我想借此机会特别加以推介。这部著作是勒高夫近年所写的两部“伟人”传记中的一部(另一部是《阿西西的圣佛郎西斯》)，篇幅浩大。就课题而言，这部围绕中古法兰西最具声望的君主圣路易生平的撰作并不新颖，连其传记型的体裁也似乎和长期站在史学前沿的勒高夫的形象不相吻合，但它的出现却标志着几十年来强调结构心态的年鉴史家终究不得不回来面对政治史的课题。勒高夫投入了十多年时间来写此书，或许可以标志人物研究和政治史书写的某种“复兴”，但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和传记，而是经过心态史学洗礼的“新酒”。作品最可贵的不在于对圣路易的生平事迹的考据分析，在这方面它没有显著超越前人成果的地方，而在于让读者看清楚圣路易的形象有多少种，史家对每一种应该如何处理，它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代表的历史文化意义为何。作者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圣路易，有的只是各类记忆中的圣路易和借用圣路易来彰显的基督教君主的种种理想。拿这部传记和中国史学界所写的各朝帝王的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所缺乏的是必要的史学思辨能力。《圣路易》的三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很有点像柯文的《历史三调》，但勒高夫对史料的偏见所抱有的警觉更高，处理史料的能力也细腻得多。读一下“饭桌上的圣路易”等章节也可以体会到这是一部何等有趣的著作。
我要推荐的第五种著作是美国史家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02；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9、20世纪交替的维也纳是新与旧、沉潜与高明、理性与非理性相颉颃的空间，产生于那个时空的文化很多至今还笼罩着西方世界。休斯克仿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布克哈特，《世纪末的维也纳》就是一部以文化史面目出现的思想史。这部著作其实像本论文集，却犹如多声部的组曲，最后汇聚成一部有多个主旋律的乐章。更难得的是休斯克有一枝轻灵的笔，再沉重的话题也能在他笔下化为精确而优美的阐述。不同于布克哈特的精简，休斯克对当时一些代表人物的心灵成长作了透彻而精辟的个案分析，揭示出的层面常常出人意料。维也纳不同于巴黎，向来不以激进闻名，但读了这本书，可以了解为何19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巴黎一样，有如此令人挥之不去的岁月。我曾在维也纳求学，对那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氛围有亲身的体验，这种氛围在《世纪末的维也纳》里得到最完满的呈现。有趣的是我知道和阅读这本书却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上第一门研究课时的事情，休斯克那时尚未退休，正在普大执教鞭。读《世纪末的维也纳》给了我一种怀旧式的眷恋，所以推荐此书也有个人的因素在其中。
最后推荐的一本虽然也是西洋史家的作品，但内容却完全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这就是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北京三联，2004)。这本书有精巧而特别的结构，用春夏秋冬四季来对应明代商业发展的不同时段，虽然这个比喻让人想起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用季节的循环往复来象征文学原型的无所不在，卜正民所强调的却是一种具有独特节奏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千丝万缕，过程曲曲折折，要理解这种变化，必须同时有从各种距离做观察的本领，视野也要放宽到全球历史的范围。虽说叙述结构的安排影响了作者对材料的选择，但书中的选材很有眼光，也不流于一般，使作者在呈现社会活动的各类面相的描述的同时，能照顾到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卜正民有长期处理明代文献尤其是明清地方志的经验，所以他的著作原创性很强，不像有些西方名家，虽能写出引人入胜的史学叙述，但在原始材料的发现和解读上还得仰赖他人的研究。卜正民很自觉地和他描述的对象保持距离，笔触有一种反讽式的幽默和平静。但这种特色的另一面是作者对明代的物质文化和商业活动的精神层面关照不足，所以他笔下的历史虽然立体感很强，却不大能令我感动，这和作者的训练和史学立场有关。阅读时如能将这部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相参照，会发现同样是描述明代的社会，两书的史观和视角竟是如此不同。
我列出的这些著作都是条理清晰、文笔极佳、可读性强的作品，但即便是这样的作品，阅读起来也还是要费一番心思，因为毕竟是纯学术性的著作，写得往往比较浓缩，对基本的背景知识不会做太多的交代。这6种书除了《圣路易》和《纵乐的困惑》之外，都是作者的巅峰之作，而《圣路易》和《纵乐的困惑》也可算是相关作者迄今所撰的最为成熟的作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能真正地传世之作大概也就一部而已。这些著作除了布克哈特的以外，都很注重叙事的生动，但这种生动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史学意义上的，它们都有深入的史学思考作为后盾，并非为生动而生动。无论是写经济，还是写思想或政治，叙述都必须受到史学表述的严格制约，这是现代西方专业史学的基本准则。目前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史学写作严重脱离一般读者有诸多的批评，强调史学著作的可读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这种声浪里受到忽视的一环，恰恰是如何将历史叙述的生动和史学表述的严谨相结合。阅读这几部著作，正可以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有所领悟。正是这种对史学纪律的遵守，才使我们能在夏日的自由阅读中得到这些好向导的指引。
年龄41
现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隋唐史
朋友委托我给一般读者开列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以作消夏之用。让一位非专业读者能读某些专业方面的论著，首先就必须考虑这些著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专业读者而言，无论有无趣味，他都必须去读，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饭碗。而过于艰深的专业论著，似乎也不必让非专业读者吃苦去啃。其次，我们还应考虑时间的因素；开得过多，分量太重，根本读不过来，则推荐了也等于没有推荐。本着这样的原则，我想大家在无聊时或许读一读下面的著作。
1.严耕望：《治史三书》(辽教，1998)。所谓三书，是指《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及《钱宾四先生和我》；这其中以《治史经验谈》分量最大，也最为详尽。作者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大家，著作既多，质量亦高，影响也很大。书中所谈，确是作者多年治史的甘苦，非常实用，也很有趣，与坊间流行的“历史研究法”多有不同。比如，他告诫大家，要看书，不要抱定一个题目去找材料。现在电子古籍已很多，找材料更为便捷，但这条经验依然有效，因为检索出的史料，垃圾信息太多，沙汰已颇不易，而同时更能说明问题的“隐性的史料”又绝然不会出现。最重要的是，检索而不读书，则对书本身没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对书本身的了解、认识，又会影响到我们对史料的分析和判断。再如，要少说否定的话，不要忽略反面的证据，引材料不要轻易改字，等等，对我们研究工作都有警示的意义。他在谈这些经验时，举了不少小例子，使这些原则变成了鲜活的东西，我们更易于举一反三。还有类似的一本书，也值得一读，即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名家的严中平先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1986)。该书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编写的讲义。有关学者治学的甘苦以及学术史的掌故，大可翻翻张世林先生编的《学林春秋》(中华，1998)和《学林往事》(朝华，2000)，以及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种种学记，如《励耘书屋问学记》、《蒿庐问学记》、《蒙文通问学记》、《郑天挺学记》等。
2.《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三联，2007)。所谓史源，是指史料的出处或来源。作者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一课，主要选择《日知录》、《鲒亭集》、《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清代史学名著中的一些条目或篇目，让学生找出其史料出处，看其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本书就是作者给学生所作的示范。他以《廿二史札记》为例，总结道：“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认真阅读此书，会对史料的辨析有一分真切的了解，而史料之收集、辨析，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编者陈智超先生所作注释和编按，对我们领会此书不无帮助。另外，作者非常重视文章的写作，包括遣词造句，比如他在给学生作业的评语中说“‘其之’荒谬，云云、其之连用”，“其字用得不对”，“均皆二字连用”等。“附录六”影印学生作业，其上的批改更可说明这一点。我们应当学习作者精炼的文风，而不宜在学术论文中大量使用口语。
3.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1982；天津古籍，2002)。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学文史，首先就要知道大致有些什么书。做到这一点，就要靠所谓“目录学”的修养。过去人们主要是通过《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提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这两部书的使用都需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基础。本书对中国文史方面的资料书(如经书、子书、文学方面的总集、戏曲集、类书、政书等)，以及工具书(如人名、地名、年表、文字音韵训诂、书目、索引等)所作的扼要介绍，更易为初学者所接受。它使我们能了解中国文史方面的主要典籍，知道一些主要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对研究历史更实用的，则是陈高华、陈智超等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天津古籍，2006)。此书大致按中国史断代来编写；编者都是研究相关断代的专家，而不是研究文献目录的学者，因此对书的介绍，主要是从“实用”出发，告诉我们研究某个朝代，主要有些什么书，什么书中有什么样的史料等。
4.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1980；华中师大,2004)。研究历史，离不开古籍。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史料。我们不仅要将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的史料一条条抄出来，而且对一些基本典籍也需要一再通读。读古籍，就需对古籍的编撰、体例、钞刻流传等情况有所了解。目前，已有相当部分的基本古籍经过整理，出版了点校本，很便于我们的阅读使用；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典籍尚未整理。我们在阅读、使用古籍时，首先要意识到书中可能会有不少错误；怎样发现错误，怎样判断不同版本间岐异的是非对错，就需要“校勘”。本书在论校书时，谈及古书致误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及校书的一些基本依据；在论读书时，又谈及古书的一些基本体例。这些知识对我们阅读古书都有很大帮助。有了这本书的基础，还可以进一步阅读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此二书近以《余嘉锡说文献》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排出版，2001)。对书本身的了解(即所谓“版本学”)，可阅读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1999)。如果想对古代书籍有更直观的认识，可翻阅《中国版刻图录》(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90)。
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1982；《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1993；手稿本，中华，2006)。顾先生在1920年代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饮誉学界，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古书中对上古史的记载是靠不住的，越往后的古书对上古史的记载越丰富，其中便不无编制、想象的成分。由此又导致了学界对古书辨伪的风潮。这份《自序》，不仅可以使我们知道作者这一史观的形成过程，作者求学的经历，而且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学术界的状况。同时，顾先生以“能写”著称，由这篇《自序》，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语体文(或白话文)绝非一片口语。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对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的否定，并不等于对古史本来面目的否定。当时疑为伪书的许多古书，由近二三十年的出土文献，证明并不是到汉代才有人有意伪作；即使如此，这些古书中对古史的记载，仍需辨析。我们不能退回到对古书中所记载的三皇五帝的世系都信从不疑的时代。
也许读者会发现，这些书都读了，自己仍然徘徊在史学研究的大门口。其实，要登堂入室，还需要接受科班训练。史学研究的门槛比自然科学可能要低些，或许在不少人眼里，低得还不是一星半点，但它毕竟是一门专业，并不像“品三国”，或读《论语》说体会那么容易。当然，读者因为这几本书而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以至于立志要终生从事这项工作，那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我也要声明，这种科班训练纯属屠龙之技，似乎并无实用的价值，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要找我算账。
社会篇
年龄45
现职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身未动，心已远。”话虽已成旅游广告，却又是在讥讽旅游——时下海外游历，多为“身已动，心未远”。
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Nicole Lapierre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
“混合心态”，在以下几本书的“解读”中能得到显现：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社科文献，2007)。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时写下此书。康氏“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其间，将大量笔墨奉献给意大利和法国。思想跳跃于中西之间，《欧洲十一国游记》对于中欧一统与分化的历史提出了至今仍有意义的诠释。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社科文献，2007)。此为梁氏1903年赴美洲游历的实录，生动表述了一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对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梁启超对于美国之城市化浓墨以描，且以美国从抗英到独立之进程为主线，叙述其对共和制实质之质疑。尤值重视者，梁氏此书所表露出的对于共和政体之失望:“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此话意味深长。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中西二分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思想中取得“文化霸权地位”之后，梁氏此书重点在于呈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路向”之鼎立状态，对于我们今日理解世界，甚为重要。梁氏认为，西方文化以历史目的论为特征，所走的是“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的主调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此书之“中国中心论”奠基于跨文化比较，其对于未来文化演进之思考，堪称精彩。国内关注梁漱溟者，多只了解其乡村建设之思想，而忘却中国乃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天下，而梁氏对此说了不少“大话”。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辽宁教育，2005)。可视为这位1960年代神秘消失的政治思想家之海外随笔。1935年，储安平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系，游学欧洲，途中形成成熟的政治理念，选择英国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储安平的“他者之心”。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作者的多种文集均有收录)。顾准于1973—1974年间展开西方文明的中国式探索。该笔记旨在比较中西文明，以希腊城邦制度为“表现形式”，透露出其对“东方专制主义”之忧思，为自由思想家之风范。
以上书目，选修我在2007年于北大开设的“海外民族志”课程的青年才俊们都已“解读”过，此处重述之，猜想有意踏上“思想旅程”的同好，会有一定兴趣。
之所以在北大开课大谈中国人眼里的“非中国”，是因为考虑到：获得一种从中国的观点看世界的知识力，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再重要不过了。
开放时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号召一呼百应，而国人却不知中国与世界本非二分。“让中国走向世界”，那不等于是在说“中国在世界之外”吗？
除了质疑，固然还是有些许学术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多聚焦于中国自身。我们喜欢看自己。尽管“看自己”不该以拒绝审视他人为前提，但数十年来，知识上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却害得我们丧失了深度了解世界的愿望。
人文学，应以事例诠释整体世界。中国人文学若缺乏世界解释力，或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则即使我们再渲染自己的“独到之处”，亦无法摆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身份。
今年上“海外研究”一课时，我要求学生广泛阅读自古以来中国自己的海外论述。课的前半段，我占用了多数时间，嗦中国的“天下观”，我轻狂却不无沉重地言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等众多古书里的“中国式西方学”，断言，在西方出现东方学之前的数千年，中国已存在着“西方学”，这门不怎么能以现代科学来衡量的“学”，先以“东方君主”穆天子朝拜西王母为起点，到汉唐时期继之以“佛教征服中国”，生成“西方极乐世界”之理想，随着海上交通之发达，则又渐渐自陆至海，至迟于元明，即已生成了“中国式西洋理论”。
说古史，为的是看近代。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摇摆于种种“西方学”之间，或以西方为“他处的理想国”，或以西方为“恶之花”，或二者兼之。
另外，中国人类学家中，似长期有对海外进行“客观研究”之努力，如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1992)、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北京三联，1985)、许?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1990)、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诵歌》(广西师大，2004)等等，均属此类。这些书与前面罗列的五部以“跨文化政治哲学”为书写宗旨的旅行记及随笔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意味着，迄今中国人类学在此一方面之“境界”，早已被康有为等“不得已而远行者”所抵达)。
至于中国人文学“走向世界”之意义，钱锺书先生曾出妙语：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钱锺书序，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页2)
一方面，我们再如何也不能将自己疏离于世界之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再如何也是世界本身——深刻！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