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人员为什么要喝水:疯狂的音符:文革中的战斗歌曲(转)_拿笔晓鑫·巴渝文学与文化研究——该隐的故事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8:22:36
疯狂的音符:文革中的战斗歌曲(转)2007年06月18日 星期一 下午 05:07 疯狂的音符:文革中的战斗歌曲


何蜀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时人们唱《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中到处传唱《喀秋沙》,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些什么歌曲?它们对时代面貌、社会情绪及人民的命运有过怎样的反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怎样的思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66年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举行了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据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称:“这是一次空前热烈地歌颂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称颂这是“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

  这次音乐会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声。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时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该报在《编者按》中称:“林彪同志说,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广大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形成了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的热潮。他们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语录家喻户晓,到处传诵。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当国庆前夕,为了祝贺这伟大的节日,我们选登了劫夫同志和中央乐团谱写的十段语录曲,供同志们歌唱。”在发表的10首“毛主席语录歌”后面,该报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成名成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创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个人名字而只署“集体创作”。为什么劫夫要署名?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人民日报》在首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时的《编者按》中说过:“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时已经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学”与“不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标准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学习的成绩,往往要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但要求广大群众背诵语录并非易事,编成歌来唱,就使得一些语录易记易背,这当然大受欢迎。何况,当时音乐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语录歌”确实也远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唱优美动听,更使大众喜闻乐见……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

  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段话的前边几句,确实反映出了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流行的情景。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那几句未谱成曲的“语录”以朗诵串连)。

  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当时还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时标明是“为毛主席著作谱曲”──自然这已不是“语录歌”,而应称作“著作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