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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日、2日连续在要闻版以“坚决抵制网络谣言”为题刊发稿件，呼吁“用法律武器保障网络文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有关负责人同时强调，网络谣言是危害网络、危害社会的毒瘤。为此，重新刊发我在2009年写作的《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此为全文。

　　最古老的传播媒介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卡普费雷，1991：5）现代对于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战争期间谣言的大量繁殖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一个潜在的源泉，谣言控制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纳普、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等人。基于其二战期间在麻省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纳普分析了战争中流行的超过一千条的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战争就是失序的表现）的一个结果，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一种投射。他认定谣言主要反映的是人们仇视性和分裂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出来。

　　既然谣言如此令人不安，就必须制止它的大量流传。纳普提出了五条“建议”，包括：应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予以无保留的信任，应使公众绝对信仰他们的领袖，有效地对工作和闲暇加以组织等（Knapp， 1944： 22-37）。纳普的这些建议，令我们可以反推二次大战中美国的晦暗情境：人们对官方传播媒介缺乏信任，对领导毫无信心，官方对特定事件的信息讳莫如深，大众茫然无知，很多人失业，无以打发无聊的日子。如果说，在大战的背景下，一个民族理尚可被全体动员起来，实施上述的建议，那么，在和平时期重读这些建议，如卡普费雷所指出的，“就好像是在描写一个极权国家”（卡普费雷，1991：10）。

　　受惠于纳普的经验分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二战期间曾对谣言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两人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堪称对谣言的起源和散播的第一次科学的解释（Allport & Postman， 1947）。在研究中，他们关注的是谣言个体传播者的心理过程。他们给一个应试者一张图片，留出时间让他仔细观看。然后他被要求向第二个应试者转述他所看到的场景。第二个人再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第五或第六个人的时候，信息的70％已然丢失，最终的叙述与开头的图片内容相去甚远。

　　这其实是把信息的口传视作一个线性的、凡俗的和预定的过程，经历多次累积必然导致信息的扭曲。但这种展示是不无问题的：彼此耳语的模拟实验与自然环境中的谣言运行是完全吻合的吗？对那些最后被证实为真的谣言又该如何论说呢？如果最后的扭曲不可避免，谣言又怎会在某些情况下完好地保存了正确的信息？

　　与纳普不同，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把谣言视为一种更加日常的行为，既在战争中也在和平年代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纳普一样，举出的所有例子都是涉及危机情形的谣言。卡普费雷发现，这些研究人员所举的例子都是有倾向性的。“他们只是就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进行发挥，他们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没有参考谣言所传达的信息中的任何真实性成份。……他们闭口不谈后来谣言核实的结果。”（卡普费雷：1991：7）这牵涉到谣言的定义问题。

　　谣言是一种社会疾病？

　　谣言的定义向来众说纷纭。一位学者在1998年所作的一次文献综述显示，心理学、社会性和传播学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对于谣言的定义（Pendleton， 1998： 69-86）。所以，在社会科学中，谣言是一个缺乏特定定义的概念。

　　尽管各执一词，谣言研究者们还是对作为传播媒介的谣言存有某些共同的认识。从上世纪40年代迄今，一些代表性的定义可以总结如下：

　　1．谣言是一个参照当前时事、旨在使人相信的命题，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Knapp， 1944）。

　　2．谣言是一个与当前时事相关联的命题，意在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流传，但却缺乏可靠的证据标准（Allport & Postman， 1947）。

　　3．谣言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流传的，对公众关注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叙述或阐释（Peterson & Gist，1951）。

　　4．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 1966）。

　　5．谣言是在社会群体中流传的有关当前时事的信息，完全通过口传，往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Morin， 1969）。

　　6．谣言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广泛流传的命题（Rosnow & Fine， 1976）。

　　7．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卡普费雷，1990）。

　　依照这些定义，谣言具有自身的结构与逻辑，定义者们无不试图解释这些结构和逻辑。他们大多确认，谣言是一种信息或命题，它赋予与现实有关的某人、某事或某个条件一些新的因素。其次，谣言是口传的，且未经证实。再次，很多定义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这些定义为我们勾画了谣言的轮廓，例如，它的传播方式（口传）、所传播的内容（谣言是有关时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同那些琐碎的、私人的话题区分了开来，谣言因此被归入了公共范畴）和传播的目的（为了使人相信）。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谣言所传递的信息的实质为何，以及谣言为什么会持续流传，众位研究者却莫衷一是。

　　有关谣言流传最广的定义把它当作这样一种命题：它没有清晰的来源，其真实性也大可怀疑，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很快或从来也不能被证实。这种定义符合人们常识性的看法，往往导致一个简单化的公式：谣言＝虚假的信息。例如，中国学者周晓虹把流言和谣言作了如下的区分：虽然都是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但严格说来，流言是无意讹传的，谣言则是有意捏造的（周晓虹，1998：427）。

　　如此定义谣言会导致两个窘境：其一，对那些起因于某个事实，在传播过程中被一群心存疑虑的人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兑水”和夸大的谣言，又该如何解释呢？其二，如果把谣言等同于不实之词，那么它就必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谣言是病态社会的反映，是某种程度上的集体精神病。莫兰分析谣言时就使用了不少医学名词，如病菌、病理学、传染病灶、潜伏期、转移期等等，甚至把谣言直接称为“心理癌症”（Morin，1971）。

　　坚持谣言没有根据，就等于宣布那些信谣和传谣的人都是不理智和反常的，对谣言的解释因而只能从属于精神病学，或者是勒庞开创的对情绪化的群体行为予以蔑视的传统（Le Bon， 1982）。这种认知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例如，随便阅读当下有关谣言的评论，不难发现如下的说法：

　　“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i]

　　“如今，通讯和网络的自由度让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语、别有用心的言论都可能轻易传递，如瘟疫般迅速蔓延，最后成为洪水猛兽，直至淹没了事实的真相。”[ii]

　　“在这样的一个怪圈似的谣言生发漩涡里，人们心态各异，信息光怪陆离，谣言在发威，真相却暗自神伤。在这样一个悖论中，社会越发表现出一种对谣言病态的敏感。”[iii]

　　谣言未必全是虚假的，有大量谣言在后来被证明并不是失实的。事实上，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因而，如果单纯用“虚假”来概括谣言，显然有失偏颇。有学者用“未经证实”来修饰谣言。然而，这个“未经证实”其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一下我们从他人处得到的信息。其次，证实的概念与假定进行证实的人是不可分的。人们常常根据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的信任程度，而不是原始消息来源的可靠程度，来判定一个谣传的可信度。在谣言的传播中，一个常见的有趣现象是，我们总是由朋友、同事或亲戚那里听到某个事件的发生，而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iv]尽管这个见证的链条并非直接通到我们这里，但由于有目击者的存在，有朋友等对消息的背书，我们就会相信消息的证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证实者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就会对被此人证实了的消息产生怀疑。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

　　这样看来，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而确立的谣言定义，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反映了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卡普费雷，1991：11）这种偏见推到极致，就是如上所述把谣言视为一种社会疾病。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和集体行动

　　涩谷保的定义与在他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对谣言的认识很不相同。按照他的观察，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涩谷保的著作含蓄地批评了时人有关谣言的陈见：谣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是非理性的和危险的；谣言是不准确的、扭曲的和夸大的；谣言威胁着社会秩序。他不赞同对谣言的心理学分析将谣言行为个人化的做法，这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谣言研究中十分盛行。例如，弗洛埃德·奥尔波特和密尔顿·莱普金对有关战时美国国内配给谣言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一个人获得的信息愈多，他的思考就会愈缜密，他也就更不可能被引导着去相信自己内心常常不为人知的冲动。”（Allport & Lepkin， 1945： 3-36）又如，1942年一项有关战时谣言的传播与接受程度的研究计算出了一个“信谣指数”，指出不论是流传度还是接受程度，都是穷人比富人更高；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高，犹太人比非犹太人高（这是因为犹太人对让人恐惧的谣言容易感到不安）（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5－6）。

　　谣言研究的早期奠基者们，无论是纳普还是奥尔波特、波斯特曼都假定，虽然有着鼓励谣言在一个群体的层面上存在的条件，谣言的实际运行却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偏见和谣言行为。这种研究范式建立在威廉·斯特恩和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的系列实验上。斯特恩采用图像测试和真实性实验来寻求有哪些因素影响观察者的描述。[v]巴特利特用一系列测试对象依次复述的方法，发现人们会给本来无意义或含混的东西赋予意义。由此，回忆成为一种创造而不仅仅是意识的复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31，33－36）。

　　斯特恩和巴特利特的想法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延伸。他们揭示了个体接受和传播谣言的动机和方式，强调了投射（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是使个体相信并传播谣言的重要的心理机制。他们还研究了谣言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及其机理，比如削平和磨尖、同化作用、推断和歪曲等。他们后面的大多数研究者往往遵循着同样的路径，把谣言材料的转换与个人的统计学和认知学特征相联系。而涩谷保却认为，这种把谣言的盛行归因为个人内心冲动的控制度和教育赤字的做法，很难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以及谣言为什么会经常突破个人边界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非正式媒介。

　　二次大战时很多日裔美国人在加州被关进了收容所，通过对收容所中流传的谣言的研究，涩谷保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谣言因此是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和评论的演变和强化。

　　这对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研究路径是一个有力的拨正。涩谷保拒绝承认任何把谣言视作未经证实的、不可靠的或虚假的东西的命题。他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在这一点上，彼得森与吉斯特同涩谷保的看法相仿佛，他们在谣言的传递过程中看到的不是“削平”与“磨尖”，而是“滚雪球”效应（snowballing）或曰创造性的合作，即寻找谣言中可给人安慰的因素和细节，对这些细节进行添油加醋（Peterson & Gist， 1951： 159-167）。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Shibutani， 1966： 9， 16）。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26），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既然谣言被视为那些缺乏足够信息的人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那么，一个谣言的公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这个谣言公式来自于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在后来被广泛接受，也为涩谷保所承认。该公式是一个乘法关系而不是加法关系，即是说，假如谣言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为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了（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17）。谣言的出现是因为同时满足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条件，而它的传播的持久性也与这两个变量相关。

　　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地分析，除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至少还有两个条件构成谣言的前提。其一是，一群人需要行动但却迟疑不决，期待身边的形势得到充分的界定；其二是，形势要求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群体成员必须共同行动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在三种情形下，上述四个条件会同时具备，从而为谣言提供丰厚的土壤。首先，如果在一种社会秩序中，信息被当局严密控制，谣言就会非常激烈。假使对新闻的控制是一个持续而非暂时的行为，谣言就会变得定期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发生的事件威胁了正常生活的理解基础的时候，谣言会不胫而走。一个大的灾难或丑闻都会引发这类挑战。同样地，在一个社会中，潜在的冲突对象或互相竞争的群体之间原有的适应和妥协如果被打破，惯常的行为模式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假如对一个有力的共同行动的推动受到阻遏，谣言也会生发出来。

　　从第一种情形来看，涩谷保指出，当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为了明智地行动，人们对新闻加以寻求，而谣言基本上就是一种新闻。”（Shibutani， 1966：17）把谣言与新闻并列，涩谷保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谣言的新窗口。它显示了，报纸和广播中的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和真实的，而是携带了很多价值观主导的意见和假设。在中央极权的社会，制度性的渠道控制了信息的散播，人们普遍寻求通过辅助渠道获取信息，有时会逾越官方主张的特权。这样，无论从谣言的意图还是从其结果来看，谣言都可能具有颠覆性。

　　卡普费雷对谣言的研究起始于涩谷保的观察，两人同样认定，谣言并非是某种“真实”的偏离，而是一种人们达成何为“真实”的一致意见的努力。涩谷保写道，谣言语境的存在，是在“对新闻的需求与集体亢奋的激烈度呈正向相关”的时候，此时谣言会大肆扩张来满足新闻无法满足的需求（Shibutani， 1966：17）。卡普费雷直截了当地指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1]这种寻求发生在权威的或官方的渠道之外，毋需对消息的正式证实，因而谣言很容易离经叛道。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这就是政府当局为何常常会控制或否认谣言，因为他们担心谣言会引发公众的动荡、恐慌或是不满。

　　再来看第二种情形。谣言活跃于特定的情景中，反过来又为该情景注入动力。这些情景往往与不确定、紧张和危机有关。猜忌、恐惧、仇恨、痛苦会因当下的冲突而进入集体讨论，并塑造和改变冲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谣言和闲话是搜集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这种公议是关于谁应为死亡、疾病、不幸、偷窃、‘不正常’的天气承担责任。这种过程是渐进的，直到它们通过某种事件和人们的解释催化之后显现出来。”（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97－98）

　　此一过程中，谣言导致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并与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谣言在这些情景中试图让步于社会条件，或与社会条件协商。在极端情况下，谣言会产生社会和政治暴力，例如，用言说将人定位于特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给某些人或某些群体贴标签，对被贴上标签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寻找特定的替罪羊，甚而形成一种争取公众支持并用暴力惩罚肇事者的机制。“通过谣言，就像通过其他社会交流方式一样，冲突与延续共存，加强了生命中持续的斗争原则。”（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102）

　　以上可以一般地解释谣言为什么会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用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话来说就是：“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Allport & Postman， 1947：193）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2]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3]

　　这些分析很容易把非理性因素同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关联起来，即认为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不仅使大革命的进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也为谣言赋予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革命和骚乱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除了大众的非理性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形，还有一种社会运动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这些行动有一定的策略，因为行动者缺少财力和权力，不得不调动另类的资源以对政治和分配进程产生影响。这些另类资源包括如下的集体行动：罢工，静坐，占领，示威，怠工，阻塞交通等。

　　由此进入第三种情形。詹姆斯·斯科特在观察抵抗的政治时敏锐地意识到，在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事物的限度常常被测试……上次事端的尘埃尚未散去，尝试收复失地的探寻可能就又开始了”（Scott， 1990： 197）。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为强大（Scott， 1985）。

　　了解了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功用，我们才能深切地明白，何以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特别强调“官方的公开证实”或“官方的辟谣”。这是因为，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Kapferer， 1990：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