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三鑫集团2017年:4200亿元去哪了？疯狂的高利贷！

4200亿元去哪了？疯狂的高利贷！

2011-09-24 15: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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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媒体2011年9月22日报道，中国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九月份头半个月和8月底存款比较，减少了4200亿元人民币。有专家指出，这4200亿很有可能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这种高利贷如果吸引国有银行卷入，则无法计算资金总数。一旦金融泡沫崩溃，将带来社会动荡。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分析指出，4200亿元人民币可能进入了民间借贷市场，现在这个民间借贷市场非常疯狂。利息达到现在月息三分到六分到一毛五。年利率就得180%，就是高利贷了，超高利贷了。即借100块钱，要还280多块钱。现在开始在温州和珠江三角洲很多企业现在这样，有人专门以这个为生。对于出现高利贷的原因，谢田分析说，它从政府的银行借不到钱，需要资金周转，它就借高利贷。温州那些民间借贷地下市场，现在据说，未偿贷款总量已经达到8千到1万亿。而现在还有更糟糕的问题是国有银行的那些很多存款，国有银行的那个资金也流入这里边。现在中国大陆国有银行，一方面资金不足，业务员到处去拉存款；一方面很多国有银行资金就又看高利贷利息这么高，也卷入了：“这个最终卷入数字有多大？我想连中共自己可能都不清楚，他也不敢报。”谢田认为，高利贷不仅对不能获得银行信贷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一杯毒酒，而且对社会的伤害更大。要是卷进的钱的越多的话，泡沫滚得越大，就非常危险，会把中国金融给摧毁掉。越滚越大的时候，后面的钱跟不上，不能归还前面借的钱的话，整个体系一下子就会垮掉。金融这个炸弹爆掉以后，下面的影响就可能要多大有多大，政府也控制不了了。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贫困县——泗洪县的大街小巷遍布宝马、宾士、英菲尼迪、凯迪拉克、悍马等各种豪车，其辖下的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高利贷。泗洪县并非孤例，全国各地到处泛滥着各种集资或套取中小商业银行贷款的高利贷公司——各种地下钱庄，以及以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为名的变相高利贷公司。据媒体曝光，在利益的驱使下，浙江温州已出现了全民参与民间借贷的现象，而2011年9月初的珠三角，高利贷现象比想象得严重和可怕。珠三角高利贷的典型是，无数的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需要靠借高利贷来维系。利息高到离谱的程度，5分月利息算低的，8分的已经很普遍了。不仅是企业主借高利贷，个体户、小商小贩也要借高利贷维持生意运转。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所谓“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高利贷泛滥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至于高利贷中的高利息率，和美国高利率的垃圾债券一样，风险越高，利息率越高。这是因为利息率取决于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金融风险。因此，在一个社会溃败的国家，秩序混乱，信用匮乏，风险极高，利息率必然随之高涨。那些经营高利贷的人也非凡人，要保证欠账能收到，要么以高利息率借钱给信得过的亲戚朋友，要么通过黑白两道联手对借钱者进行各种或文或武的威慑，一般来说武的威慑才是追讨欠债的主要保证与手段。

对于个别企业来说，高利贷也许会是企业的救星。假设一个一文不名的私企老板借2千万高利贷，年利息率50%，即每年付给利息1千万，2年后归还本金。该企业所从事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为20%，看起来企业似乎永远都还不上钱。但只要资金周转率高，1块钱当10块钱用，举借高利贷的企业仍能赚取暴利。如果企业年资金周转次数为10，也就是2千万的资金在一年中可以当成2亿资金使用，此时资本回报率将达到200%，两年净利达8千万，企业还本付息后，在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净资本为零的财务高槓杆作用下还能净赚4千万。因此，资金周转率与财富槓杆的高低决定了企业与企业老板的生死。

但在实际的市场上，狼多肉少，竞争极为激烈，上面所举例子纯粹是理想状况。对于绝大多数举借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企业经营变成在赌场掷骰子了，企业与个人都成为试图一搏的敢死队。中国大陆相关经济法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超过同期法定贷款利率4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除黄赌毒等涉黑行为与稳赚不赔的各种与政府、国企有关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外，绝大部分正常经营的企业根本无法承担如此高的利息，除非企业老板本身就准备赖账不还或席款跑路，比如那些举借高利贷的中小房地产开发商。相信在目前的形势下全国95%的开发商都在担惊受怕，晚上绝对睡不好觉。因此，全国性的高利贷泡沫迟早要破灭。

前几年，浙江丽水全民参与的房地产集资就是高利贷泡沫破灭的典例。当时丽水价格高涨的房地产完全靠民间集资的高利贷维持。但最终因当年的房产调控与货币紧缩政策，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纷纷断裂，那些信息通畅的权势者均提前退出，但那些将全部身家都押上去的普通家庭甚至是将养老钱都押上的社会最底层则血本无归。就在最近几天，泗洪县的高利贷活动也遭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当地由高利贷支撑起来的经济繁荣一夜之间崩溃。当地村民形容“就像一个胀满气的气球，针一扎就破了”。那个所谓的“宝马乡”——石集乡则成为损失最为惨重的地方，穷困群体上亿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

目前，有证据显示温州投资者从房地产撤资，投向高利贷市场。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而2010年同期该行的数字显示为800亿元，这意味着过去1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今年1－3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其中3月的利率水平创历史新高。5月利率达24.6%，6月则为24.4%，“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另据该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而所谓新兴城市鄂尔多斯几乎全民放贷，自从2011年上半年因为资金链断裂出现多起金融案件，民间资本紧张无比，有报道称，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企业甚至一个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

风险已经降临，高利贷冰山岌岌可危，庞氏骗局出现崩塌前兆。

目前的高利贷市场大致存在两种状况：一是风险较小的短期资金头寸调动，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高利贷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的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高利贷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贷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可笑的是，有人将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转入房地产金融，视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标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高利贷盛行是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结构恶化的象征。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说百分之百的年化利率，即使贩毒也不行。一些实体企业或者房地产企业不惜饮鸩止渴，原因在于病急乱投医。这些企业并非不懂常识，而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在经济扩张周期的投资，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成为烂尾工程，一些企业主不甘束手就擒，通过高利贷打通资金链。

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绝，在高速增长期所作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火山视而不见。一方面是高利贷狂欢陷入集体疯狂，另一方面是正常的民间金融被刻意忽视，民间资金在歧视之下走上不归路。中国财富生成之地50%以上的人从事高利贷，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的高利贷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可怕堰塞湖。

福建泉州农商行董事长黄斌先生说，只有放开，才能治理高利贷乱象；只有纳入管理，才能为民间金融正名。一味的打压，即便用吴英血祭，中国的民间金融堰塞湖只能越来越高，为了应对政策风险，所要求的利率也会越来越高。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民间金融衰，则中小企业衰。一旦民间金融崩溃，中小企业将遭遇一场浩劫。

中国著名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日前撰文说，“因为没有理出问题的头绪，是非没搞清楚。以我看来，民间借贷肯定是利大于弊，非常值得推广的事。”因为近来整个金融业资金供应紧张，中小企业纷纷求告于民间借贷解决急需资金的供应，造成借贷利息率高涨，企业负担加重，极不利于它们的生存和成长。茅于轼称，对民间借贷非议的第一个理由是利息率这么高导致许多企业破产；利息率高是不好，但难道企业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而不是相反。由于银行体制僵化，无法给中小企业融资，能眼看它们不幸倒闭而最后拖累银行吗？所以银行很希望民间借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说因为民间借贷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个理由是民间借贷充满风险，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种说法完全是想当然。事实上民间借贷是最没有风险的金融业务，因为他们都是一对一的借贷关系，如果发生毁约只涉及两个人，绝不可能波及他人。不像大的金融机构，涉及面广，一旦倒闭会发生连锁反应，造成大面积破产，而且经验证明，民间借贷的毁约率远没有大家所设想的那么高。如果谨慎从事，毁约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大大低于国营银行过去的坏账率。道理很简单，个人借贷无不谨慎从事，因为借出去的是自己的钱，要不回来是自己受损，哪能不谨慎小心。第三是对利息率的错误描述，不恰当地夸大高利贷的危害性；利息率高达180%（年息），这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不足为凭。当今的利息率一般约为30%上下，这种借款都是短期的，它们用于在边际上十分紧迫的用场。所以民间借贷的利息率和企业的利润率是不同的两种性质的资金，没有可比性。而且民间借贷多半是高质量的借贷，没有抵押或担保，手续简便，很快就能拿到钱，没有回扣中介等费用，还款自由，就相当于活期存款，万一延期归还，惩罚条款比较宽松。这些条件有利于借入方，所以贷款利息率就应该高一点。

茅于轼称，民间借贷唯一的坏处是利息率太高，成了高利贷。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信息沟通不够；明明有低利息的资金可用，但是供需不能沟通，借了高利息的资金。这一现象现在利用互联网可以得到解决。比如出借方可以在网上发帖，说明自己有多少钱，可出借多久，期待的利息率是多少，征求借入方；借入方也可发帖，说明自己需要多少钱，借多久，愿意支付多少利息率。双方的信息透明谁也欺骗不了谁，网上能找出大体上的供需均衡利息率。高利息第二个原因是出借方的供给太少，有限的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借入方的需求，供不应求就会涨价；解决的办法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间借贷。中国大陆银行有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他们只能享受不到4%的存款利息，如果有合理的利息率，他们都会参与放款，利息率肯定会降下来。第三个原因是放款方不放心借贷的安全性；这一点是很难解决，本来金融业就是有风险的，不可能万无一失。

认为民间借贷是剥削，这是妨碍民间借贷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认为它是剥削的理由是“不劳而获”。但是要知道，整个金融业就是不劳而获，金融业的人不从事生产劳动，但他们赚了很多钱。如果金融业赚的钱是剥削，就应该把金融业关闭。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金融业所赚的钱是财富的创造，因为它把钱调动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去使用。整个金融业，不管是银行、证券、保险、股票，都是为了提高钱的使用价值。茅于轼称，一个有效的金融业能够避免把钱用错了地方，去支持亏损的项目，去搞政绩工程，搞重复建设或低效建设；民间借贷恰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是大大值得提倡的事。它帮助企业促进生产，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是财富的创造，对全社会都有利无害。而中国大陆执行超低的存款利息，允忍资金的低效使用，既不利于泡沫经济的治理，又剥削了存款人的应得利益。有人计算过因此而损失的财富创造每年可达几千亿元。至于民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茅于轼认为个人之间的借贷往来政府无权干涉，只有保护的义务。现在规定的“超过法定利息率四倍算是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不明白这个四倍的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事，一旦超出就变坏了？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完全是拍脑袋定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只要资金供给充足，利息率自然会降下来。总之，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各种障碍，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大陆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茅于轼称，现有的金融风险是货币政策大开大合的客观结果，而金融政策又是要配合增长、刺激以及抑制通胀等政策目标。但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覆水难收，而且情势日趋复杂艰险。因为货币政策的“大开”造成了地产泡沫和通胀基础，而快速收紧则吹起民间兴盛的借贷之风。现在若要降低民间借贷成本以杜绝高利贷蔓延，需要货币政策放松，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放宽信贷规模限制等。中国通胀压力挥之不去，食品价格仍在走高，房地产市场也无松动，一旦放松货币，通胀与地产泡沫或继续膨胀。这是一种两难境地。

但若刹不住民间借贷的风潮，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与坏账可能成为首个攻破中国金融安全堡垒的地方。这是因为国际环境日趋恶化，中国制造业成本又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的利润逐渐被侵蚀，现有的企业借贷不过是维持脆弱的资金链条，如果宏观经济形势稍有恶化，企业盈利有了问题，信贷链条首被冲击，形成坏账。业界趁机要求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呼声更高，就是因为此前金融业门槛过于严格，导致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以及民间合法金融机构极度缺乏，才会挤压出不正常的民间资金需求与供给，并且冒着缺乏法律保护的风险。

大力发展民间金融是必要的制度建设，但现在高利贷大有金融传销、扩大放贷的态势，必须优先制止高利贷的蔓延；货币政策进退两难的现状又让相关部门无可奈何。放松必会刺激通胀，而紧缩则鼓励高利贷蔓延，两种前景都存在极大的风险。茅于轼建议，央行应该放松数量控制而提高利率，这样既可满足真正的信贷需求，降低民间借贷收益，又会防止地产与通胀反弹，只是可能会降低增长速度而已。政府需要大幅削减投资性开支，将更多的财政资源转移到公共领域以及用于平台还款，进一步为企业减轻税负，并及时有效的改革金融体系。……

民间借贷市场乃至高利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笔者囿于知识浅薄，置喙余地不多。但所有的问题，都最终指向中国大陆陈旧腐败的体制，却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倒是对茅于轼于2011年7月份在该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提出中国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的观点，表示无条件的赞赏和支持。是时，茅于轼表示，曾被当作普适价值的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也不行了，现在即使是高层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对此番言论，人们注意到他用的是“普适”即普遍适应或普遍适用的普适，而不是人们一般讲的“普世”，即全球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关于普遍适用的价值还是普遍世界的价值的争论一直存在，这是因为大陆官方总灌输说，共产主义在很多国家适用，而把其引申为普遍被世界接受的价值。但是茅于轼明确表示：曾被当作普适价值的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共产主义从出现的时候开始就受到很多国家和人民，正义人民的抵制，并且实际上共产主义流行的地方，前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越南、柬埔寨、朝鲜这些国家恰恰是最贫穷落后的国度才会有这种思潮的泛滥，今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全世界迅速的消亡。

所以，茅于轼说“曾被当作普适价值的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也即表明“普世价值”就是全人类、全世界应该奉行的价值。茅于轼提出，中国人要回归普世价值，也就是回归道德。作为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普世价值对经济的保护作用，比如那些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由于有了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所以人们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规章的时候，才会保证公平的竞争，公平的市场，没有欺诈现象的发生，也不会出现垄断，这样这个社会才处于真正比较和谐的状态。而发达国家则通过教会、家庭伦理观念、及政治权力制衡制度来把普世价值，也就是道德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但中国大陆，普世价值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冲突的，人民的价值观念承载都被摧毁了，也造成经济并不能按照一个正常社会的经济一样公平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曾指出，“文革”时期对儒家思想、佛教、道教等的过分批判和否定，导致中国年轻人的思想文化传统被完全打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诚表示，如果没有道德或规范的约束，弱肉强食，追求野蛮的经济形态，将不利于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也正是因为道德的缺失，使这个社会出现了这样多的有害的食品，就是不计一切的去赚钱，完全不顾对社会的危害，也不顾对环境的危害，看这些人过起来完全不知道有明天，不在乎明天会怎么样。但从历史到现代，各个国家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有真诚，善良，忍让等，这些真正的普世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的思想认为，高尚的人在个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这是否符合全社会的道德准则。……

回到民间借贷市场乃至高利贷问题，毋庸置疑，在社会大面积溃败的局面下，中国已成为投机泛滥的高利贷之国。那种单一的货币政策，只是一刀切的极为粗糙的调控工具。人们更应该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一定的方法来甄别各种性质不同的中小企业，同时降低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便于扶持一些有前景、做实事的中小企业。至于那些一门心思盼着投机暴发甚至因在楼市上火上浇油而资金短缺的企业老板们，相关的主管部门该放手时还是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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