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的日子汤灿:工人新村的建筑政治学 - 谢旺的角落 - 西祠胡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6:14:57
工人新村的建筑政治学
作者:王晓渔
  
  
  逼近世纪末的1999年,两本研究上海的专著陆续在美国面世,但它们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经过毛尖小姐的“同声翻译”,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在大陆学界相处流传甚至成为小资的识字课本。与此同时,另外一本研究20世纪初上海日常生活的著作却鲜为人知,它就是卢汉超先生的《霓虹光圈之外》(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两本书的题目仿佛谶言,无意中预言了各自在大陆的命运——《上海摩登》成为“摩登读物”,《霓虹光圈之外》则被媒介排斥在“霓虹光圈之外”。惭愧的是,我对卢汉超的这本著作所知甚少,仅限于网上的英文资料和《中国学术》(第二辑)上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先生的相关书评。鉴于信息双方的不对称性和著作之间的不可比性,我不敢对两本专著妄作高下之分。但可以推断,除了研究范式的不同,两者绘制出的不同地图直接决定着读者们的游览量。《上海摩登》展现出一幅“霓虹灯下的地图”,外滩建筑、咖啡馆、跑马场、电影院应有尽有。曾专门研究过上海乞丐的卢汉超,则描摹了一副“霓虹光圈之外的地图”,被前者一笔带过的“亭子间”在这里成为重要的建筑标志。台湾学者蔡秀枝区分了两种观看城市的方式:一种是波德莱尔式的都市漫游者,一种是马可瓦多(卡尔维诺小说的主人公)式的市井小民。在我看来,李欧梵是一位热衷探询都市秘密的漫游者,而卢汉超更贴近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
  
  在建筑史中,“都市漫游者”的视角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园林、别墅、洋行成为学者重点保护的根据地;“市井小民”的弄堂乃至棚户区,被弃之如鄙履。这种“歧视”具有建筑学上的某种合理性,但这不等于“市井小民”的生活空间不值得研究。在“都市漫游者”和“市井小民”之间,并不存在谁对谁错或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简要地勾勒一幅上海工人新村的历史草图。
  
  上海被红色政权控制后,“霓虹灯下的哨兵”取代了“都市漫游者”的位置,工人(不是“市井小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公。在1951年4月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毅市长提出市政建设应“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整整一年后,上海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宣告成立,开始启动“两万户”工程,准备在市区边缘建造两万户工人家庭住宅。1952年5月,新中国第一个工人住宅群曹杨新村首期工程完工,成为革命的样板房。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曾立倡“新村主义”,他在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倡导建设互助互爱、共同劳动的模范新村。青年毛泽东受此影响,草拟过一份新村计划书,其中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新村”这个词语终于从纸上搬到地面,它的内涵也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涵义。虽然在此之前,上海陆续出现过福履新村(1934年)、上海新村(1939年)、永嘉新村(1947年),但它们只不过是“花园式里弄”或“公寓式里弄”,不存在扑鼻的意识形态味道。
  
  在上海居住过的诗人宋琳,曾经天真地想像出一幅城市蓝图:“人口密度已精密计算过了/所有家庭都应拥有/一套刷新的住宅/一块蓝色的门牌。”(《中国门牌:1983》)可以这样说,曹杨新村以及“两万户”工房提前30年抵达了诗人的梦想。据《上海通史•当代社会卷》(承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记载,曹杨新村“均为两层立柱式砖木结构,五开间,坐北朝南或坐西向东。每个单元建筑面积为275平方米,居住面积173.4平方米。可住大户4户,小户6户。大户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小户居住面积为15.3平方米。每层均辟有公用厨房,为5户合用。厕所设在底层,为同一单元内的10家住户共用”。“两万户”工房基本上都按照类似的住宅标准建设,工程的命名也与诗人的梦想不谋而合——“人口密度已精密计算过了”。这些工人新村的原型与乌托邦式的建筑有关:按照“乌托邦”的规章制度,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在乌托邦的意大利版本“太阳城”里,每个宿舍的门楣上贴着居住者的名字;在乌托邦的德国版本“基督城”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式建造的。诗人的梦想和乌托邦建筑的各项元素——定量的“人口密度”、公共“门牌”和统一的“住宅”——都在工人新村里得到完美体现。如果从高空俯瞰曹杨新村,还会发现它呈红五角星状,充分体现出红色建筑的宏大叙事。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工人新村的内部,以一种微观政治学的目光扫描一番,就会发现乌托邦建筑并不完美。
  
  在曹杨新村庆祝选址命名五十周年时,《新民晚报》(2001年5月18日)刊登了部分老居民访谈。一位当年的劳模这样回忆:“造曹杨新村时,市里特意找工人代表问有什么需要,结果没人想到要阳台、浴室,只说要一个大灶头,人多时烧饭快。”长期的物质极度匮乏,使得工人们把必要的生活空间(如阳台和浴室)当作奢侈品,并且丧失了对它们的需求。同时,工人们赋予必需的生活空间(如大灶头、厨房)以公共性,这样既节省也积聚了力比多。上海方言把这些工人住宅称为“工房”,按照普通话的读音,它可以被误读为“公房”。如果说厨房尚还具有公共化的理由,那么极具私密性的卫生间又是如何被纳入公共进程的呢?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28年:当时的上海特别市政会议鉴于“工人及一般平民,多搭盖草棚居住”,开始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1931年12月,分别位于杨浦区、卢湾区、闸北区的三处平民住所落成。这种住宅没有独用的卫生设备,却设有大礼堂、运动场和花圃及其它公共设施,充分体现了国家进行社会总动员的诉求。1933年1月,上海的《东方杂志》号召国人想像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做了一个奇怪的“马桶梦”:“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我梦想着,此后我真能不再做什么梦想了。”学者的“痴人说梦”经过改造、变形,在曹杨新村里成为部分的现实。但当年的周谷城肯定没有想到,卫生间里简陋的坐便器,竟然由10家住户几十口人共同使用。
  
  从1950年代的曹杨新村到1960年代的彭浦新村、1970年代的曲阳新村和1980年代的田林新村,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花园洋房”。曹杨新村甚至成为上海的“涉外旅游点”,曾有一个家庭接待过100多人次外宾。作为革命样板房,工人新村是新中国的客厅,这使得工人新村的任何部位包括卧室都全面客厅化——至于卫浴之类的私人空间,要么被彻底删除要么被公共化。与此相对照的是,合作社、卫生所、银行、邮局、学校这些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预留文化馆、运动场和电影院的建筑位置。这种空间的健全确实值得歌颂,但当它成为取消私人空间的完美借口时,就让人不得不注意其中意识形态水泥的存在。在1960年代初,上海的住宅建筑标准下降,卫生间取消了浴盆和洗脸盆,仅有坐式便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卫生学的命题,身体和面容的清洁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排泄成为仅存的合法生理活动。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前期,户内卫生间也被取消,仅在楼层走廊设有公用的“倒便处”。排泄物成为公开展览的对象,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场全民艺术行动,其先锋性要远远超过杜尚的《泉》。当然,这是一种有限的“全民性”。由于“新村”属于公有制,它的居民多是经过政府严格筛选的“新人”。曹杨新村的第一批入住者大都是劳动模范,国棉二厂5000多个职工只有33个名额。“两万户”工程的分房对象,则包括“从事技术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者,在生产上有显著成绩者,生产上带头的优秀先进工作者,及工龄较长,生产一贯积极的老工人”。就这样,“工人+新村”形成人和建筑之间鱼水情:“新村”接纳“新人”,“新人”维护“新村”。
  
  工人新村的建筑政治学几乎彻底改造了“新人”的精神,但是身体的生理本能却不断地产生排斥反应。最关键的是,革命对“接班人”的需求使得“新人”的生育功能受到鼓励,这与乌托邦建筑中定量的“人口密度”形成最直接的冲突。当2002年5月,上海市杨浦区全面改造“两万户”工程,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2002年5月27日)这样描述昔日工人新村的“幸福生活”:“周新新一家的幸福空间,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口的增长而日渐逼仄。做饭要楼上楼下跑十几趟,上厕所得憋到脸红筋暴才轮得着,忍也就忍了。最难是房小——因为太挤,拉起帘子、垒起墙壁、搭上阁板;因为太挤,家里人争吵不断,家外人不敢上门。”
  
  森子:《城市•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