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配乐下载:解玺璋—嵩阳书院与二程的洛学

    嵩阳书院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先后曾为佛寺道观，五代后唐有进士庞式在这里聚徒讲学，始为书院。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重文治，赐名“太室书院”，并赐给《九经》、《子》、《史》等书，还设置了校舍；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敕西京（洛阳）官员在嵩山重修书院，并赐额为“嵩阳书院”。此时，登封知县王曾奏请设院长主持教育，仁宗亦准其奏，并赐田百亩以供学生膳食；宋神宗时，嵩阳书院名声日高，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这个时期，有许多著名学者，像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等，先后都曾在这里讲学，特别是程颢、程颐兄弟，在此讲学十余载，学生多时达到二百余人。号称“程门四大弟子”的杨时、游酢、谢良佐、吕大临，都曾在此读书，他们后来都成为宋代非常著名的学者。

    嵩阳书院因二程而名声显赫，二程亦借助嵩阳书院完成了“洛学”的建构。在二程的时代，嵩阳书院成为儒学传播重镇，后世称之为“新儒学”的发祥地之一。与“洛学”关系密切的“闽学”，就是他们的学生杨时创建的。

    说到杨时，我们会想起“程门立雪”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二程语录·侯子雅言》：“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这里的游，即游酢；杨，即杨时；而伊川，即程颐；《侯子雅言》的作者侯仲良则是程颐的内弟。这段记述后来被修《宋史》的人采用，据《宋史·杨时传》记载：“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这个故事在后来的语境里被当作一个尊师重道的典型，我曾见过一幅以此为题创作的美术作品，就画了一个人站在雪中，身上沾满了雪花，鞋子也被大雪所覆盖。这里固然有尊师重道的意思，但冒雪站在门外却属于误读。其实，这个故事所强调的，却是伊川的瞑目而坐，他不是因为打瞌睡而怠慢学生，这恰恰是他治学修身的一种功夫，所谓“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他或许是以自己的行为将这种“养心不动”的精神传递给学生。杨时对程门真谛早已心领神会，他也不会因此而责怪老师的。很多年前，他曾求学于程颢，学成归闽时，程颢送他远去，就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程颢去世后，他再次北上求学，投在程颢的弟弟程颐的门下，遂有“程门立雪”一番景象。后来，他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倡道东南”，闽中理学的兴起，他功莫大焉，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程学正宗”，朱熹、张栻的学问，皆出于此。事实上，他是二程理学与朱熹之间承前启后的一座桥梁。

    由此可见嵩阳书院与宋代学术的关系。作为一种教育体制，书院兴起于北宋，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其原因，他说：“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汉唐为不足循，则经籍注疏之成于汉唐诸儒之手者，自亦无足存，而于是有所谓新经义之作，此不徒介甫（王安石）为之，两宋诸儒，靡不为此，思以易夫旧，而其事大成于考亭（朱熹）。既以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于汉唐而复明于今日，则所以讲诵传述之者，有待于师道之兴起，而其精神所寄，则微见于书院之讲学。”很显然，书院的兴起，源于私人讲学之风的盛行。这种情形，在北宋实为滥觞，到了南宋，才蔚然成为汪洋，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官学，成为教育的主流。而且，各家“所讲皆渊源伊洛”，直到元朝仁宗皇庆年间（公元1312－1313年），才改尊朱熹的《章句》、《集注》，明承元旧，又编了《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列为考试用书。于是，“往者书院私人之讲章，悬为朝廷一代之令申。亦犹夫熙宁之三经矣。功利所在，学者争趋，而书院讲学之风亦衰。其弊也，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钱穆语）王阳明复兴了明代私人讲学之风，书院亦再度兴起，其间虽有明世宗（嘉靖）下诏毁书院之举，但“一时学者建书院而讲学之风，并不稍辍。嵩阳书院此时亦再度兴盛，至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痛恨私人讲学，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书院。然不能尽毁。居正既败，书院之风复起”。钱穆最后说：“明之季世，朝纲不振，阉寺弄权，书院学者主持清议，遂益见忤而取祸。天下书院乃尽毁于魏忠贤之手。”有清一代，文网更甚，私人讲学几乎断绝，政府倒是办了许多书院，但均属官办性质，直到晚清万木草堂和湖南时务学堂的出现，事实上已是回光返照或历史的回声了。

    从嵩阳书院的兴衰可以发现，书院制度在我国传统教育体制中，一直承担着传承道统、学统，发展学术思想的重任。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对中国书院的特点做了如下的概括和归纳，其特点主要为：

    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2、书院实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展开争辩；3、书院的教学主张“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4、书院以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答的方式，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5、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老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识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气节感染学生。

    事实上，嵩阳书院在我国书院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清代的耿介在《嵩阳书院志》中曾经讲到当初的办院宗旨，他说：“学务以洛闽为宗旨，孔孟为要归；其教人务以主敬为根本，恕为推致。总欲体天地生物之仁，以不负天地生我之意。”这里突出体现了二程的思想特征，主要表现为，办学目的不为科举考试，而以做人、明经、发展学术为根本，所以，钱穆说：“象山（陆九渊）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当时朝廷科举之所尊也。”这种功名利禄之事，本来也不是二程所提倡的。“故洛学所办，‘王霸’之外，尤严‘义利’，而会其归于‘天理人欲’”。意思就是说，现在社会上谈功利的太多了，实用主义盛行，所以，要讲义利之辩，这个义，并非侠义之义，而是天地人伦的大义，是人的终极信仰、终极价值。

    这种情形倒与今天颇有些相似之处，这也启发我们思考将书院制度移植于当下这个时代的可能性。从实际情况来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部分教师曾办过中国文化书院；再早一点，二十世纪初，清华大学办过清华国学院，并且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虽无书院之名，却有书院之实，虽非私人创办，其精神却与古代书院一脉相承。其间还有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的国学研究所，其实也是一家书院。季羡林先生在谈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指出：“我在这里举的例子都属于国学范畴，我认为其他学科也是可以尝试的。这说明，私人办的书院在今天仍有其意义。古代书院那一些优良传统，比如说讲会制度、提倡自由争辩、门户开放、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重视师生关系融洽等等，我们在今天的书院中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教育部门能找出一种承认书院学生资格的办法，以图不用费很大的力量，所培养人才的数量就可以增加，质量也可以提高。这又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书院在当今时代至少还有六大意义：1、书院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2、书院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3、书院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4、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的学者；5、书院可以向海外传扬中国文化；6、书院可以保存历史资料。

    季羡林先生的这一番话是在1996年说的，至今已经过去15年了，似乎并未引起上上下下的重视，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毋庸讳言，现在大家都对当下的大学教育不满意，原因何在？说到底，就是过于功利化、世俗化，美其名曰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实际上是在培养廉价劳动力。这不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这个任务主要不应由大学教育来承担。大学教育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康有为讲得非常好，康氏讲到他贯彻于万木草堂的教育理念，来自朱九江先生的礼山草堂，“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而康氏“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这是他们一脉相承的地方。数年后，梁启超受聘于湖南时务学堂，也强调立志、养心、修身、读书，强调精神、道德、气质、人格的养成。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最有价值，最有生命活力的内容，也是当今大学教育中最缺乏、最薄弱的一部分。

    去年（2010年），我曾读到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批评中国大学教育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中国的学者，认为他们“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他不无失望地说：“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 为此，他嘲笑中国的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他的批评是直接的，不留情面的，但也是非常中肯的。从他的批评中，我体会到两点，其一，传统的中国教育中曾经包含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勇气的学者的目的，而孔子正是这个传统的标志性人物；其二，这个传统在当下的大学教育中被我们丢失了，看不见了，成了历史的遥远的回响。如果说这个传统依然有效的话，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回被我们丢失而至今依然有效的传统。然而，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回这个传统，又以什么方式回到这个传统呢？我以为，办书院是个可以直接与传统发生关系的好办法，是一条捷径，或许真可以弥补今日大学教育之不足。我们现在也常常可以收到各种各样的办学广告、培训广告，但多为商业炒作，功利目的极强，所学也多为实务或俗务，与传统书院精神不可同日而语，是不足取的。

    在我看来，书院应该是以人文精神、道德情操、普世价值为其宗旨，聘请有理想，有担当，有道德勇气，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教授，传播真精神、真知识的场所。简而言之，一要有人，二要有思想内涵。就像嵩阳书院，其传统就很具有典型性，很可以作为当下办书院的借鉴。在这里，不仅有过一批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学者，在学术方面，更有洛学为宋学奠定的基础。对嵩阳书院来说，这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不认真对待，并加以整理、研究、传承、发展，就有点可惜了。中国的学术传统，至宋代而发生转机，即佛学敝而理学兴也，“虽亦兼采佛学之长，然其大体，固欲恢复吾国古代之哲学，以拯佛学末流之弊。”（吕思勉语）而宋学后来的发展，又有朱熹和陆象山的不同，他们都源自二程开创的洛学，但其中程颢、程颐二人，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也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吕思勉则认为：“二程之异，朱子‘明道弘大，伊川亲切’一语，足以尽之。大抵明道说话较浑融，伊川则于躬行之法较切实。朱子喜切实，故宗伊川。象山天资高，故近明道也。”而蔡元培也看到：“伊川与明道，虽为兄弟，而明道温厚，伊川严正，其性质皎然不同，故其所持之主义，遂不能一致。”不管怎么说，宋学，或者说理学的两大流派，朱熹和陆象山，都源自二程；而有宋以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亦源自二程，由此可见二程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他们的存在，也衬托出嵩阳书院的意义和价值。

    二程的洛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思想体系，涉及到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和方法论，其中既包含了思想方法，也包含了道德修养的方法，这里不可能全面论述，而只能择其要者，特别是对当下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的内容，简而言之。如前面所言，洛学的宗旨之一，在于主敬与静，在于义利之辩，在于天理人欲，特别是伊川，是最讲究静与敬的，“程门立雪”的核心价值就在这两个字，所以，吕思勉先生说：“故伊川每见人静坐，辄叹其善学。”他还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为伊川之宗旨。”针对当下浮躁的世风世俗，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人欲横流、金钱崇拜的现实乱象，这也许是一剂良药。

    这里讲几件小事，也许可以看出其人的风范：官场离不开应酬，古今皆然，一次，有人招待官员们饮茶观画，也请了程颐。程颐说：“吾平生不饮茶，也不识画。”干脆拒绝了邀请。还有一次，有位官员请客，因为他的学生在陕西任职期满，回到洛阳，便拉程颐来作陪。其间有歌妓出来陪酒，这位官员知道程颐不喜欢这一套，想要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那位学生站起来说：“数妓远出颇劳，某愿各酬一盃（杯）。”于是，他举着酒杯挨个劝诸位歌妓饮酒。程颐对此很不满意，对这位学生说，希望你爱陕西的百姓也能够这样，很不给人面子，但也看出伊川先生的耿介和自律。

    说起来，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存天理，去人欲”还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以为是反人性，反人道的杀人理论，这里也许存在着一些误解，事实上，除了对人性以及人的个性自由、个人权利的伤害，二程所谓“存天理，去人欲”还有个人道德自律的一面，他们说过，圣人制定那么多礼仪规范，并非要禁止“民之欲”，而是反对其奢侈的生活态度和欲望。程颢说：“以富贵为贤者不欲，却反人情。”以为圣贤就不想富贵，不该富贵，是不近人情的。但他们认为，富贵不是人生唯一追求的目标。“若志在富贵，则得志便骄纵，失去则便放旷与悲愁而已”。他们的这些话对我们是不是很有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