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家训经典诵读作品:国际艺术界--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启示

    一提到“现实主义绘画”，不免令人想到历史上众多的现实主义画家和他们丰富多彩的作品，如：法国的库尔贝和他的《打石工》以及俄国的列宾和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们总是把手中的彩笔伸向现实生活，超越自我，表达人民所思所想。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很多画家在当今全球化经济浪潮中迷失了方向，对现实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怀疑现实主义绘画的现实性。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可以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绘画中获得某些启示。

　　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在文学艺术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它在各个历史时代的各民族各阶级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成就，在文学中如《诗经》的一部分作品、杜甫的诗、关汉卿的戏剧、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便是代表作品，欧洲十九世纪初叶以后，在文学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旧译“写实主义”，因不精确，今已废弃。（《辞海》）

　　事实上，从历史的长河中纵横地考察“现实主义”，不难领会其实质。在其前为文艺复兴和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当时的美术完全以宗教故事为题材，表现手法上呆板、冷漠，今天看来略带一些表现主义因素；在其后的现代艺术，反对对客观形象作客观的再现，把过去对客体的观照转向了对人本身的观照，否定写实，否定模仿，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的强调过程、强调行为，艺术不是描述、解释、美化、修正和评价生活，而是艺术本身即生活，表现手法上偏离架上绘画形式。另外，相对于东方艺术的主客体相融的“天人合一”的写意体系，很容易寻索到“现实主义”是主体对客体的观照，并用写实的手法加以体现。

　　19世纪法国的库尔贝、杜米埃、米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典型化、理想化，也反对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夸张，排斥神话、宗教和寓言题材，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打破了过去以为能够入画的只有高贵的东西、高贵的人，一般平民百姓不能入画的传统，常常直接刻画当时各阶层人物，描写他们的生活，反对美化和粉饰现实，力主如实、客观地描绘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物的不幸生活。

　　库尔贝，19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1848年6月参加工人起义，1849年创作《打石工》，1854年创作《筛麦妇女》，1855年创作《画室》。1855年巴黎举行万国博览画展，库尔贝的作品被拒之门外。60年代投身革命斗争，对劳动人民的贫困艰辛非常同情，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被选为公社委员，并任艺术家协会主席，公社失败后被捕入狱。1873年，流亡瑞士，1877年在贫困交加中客死异国他乡。

　　杜米埃，创作了约4000张政治讽刺画和社会风俗画。他的作品直指时弊，积极投身到社会之中，把握时代脉搏，赋予那些最普通的题材以宏伟、壮观积极向上的思想。1834年创作石版画《1834年4月15日特朗斯诺宁街的屠杀》，1854年至1856年创作《司法人员》，1858年创作《洗衣妇》，1862年创作《三等车厢》，其间被判刑和罚款。长期被政界压抑，同时又受到艺术界中部分人士的贬低，说他仅仅是一个描画社会低等题材的非正统意义上的漫画家，意在否定他艺术的思想性，然而，杜米埃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尽管他终生贫困多难，晚年患严重眼疾，双目失明，却一直在黑暗与困苦中探索着。

　　米勒，一生几乎都在农村度过，过着一种农民生活，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说“我生来只知道土地，将我在土地上劳动所见所感，都忠实地表现出来。”米勒生活贫困潦倒，亡妻的打击和穷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买不起画布，就在一张画布上重复作画。有一次为了把吃的东西留给孩子，他竟两天没吃东西。1849年迁居巴比松村后一直到他去世，早起晚归，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就在光线暗淡的小屋子里作画，他的生活异常困苦，1853年母亲病重直到病逝，米勒因没路费而没能去见母亲一面。但是这些并没有减弱他对艺术的酷爱和追求，他爱生活、爱劳动、爱农民，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歌颂农民的作品：《播种者》、《捡树枝的妇女》、《傍晚的牧童》、《坐着的农妇》等，尤其是《拾穗》、《晚钟》和《倚锄的农夫》歌颂农民，揭示农村生活的重大意义，以激起人们对农民的关切。

　　作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他们三人同样具有对古典主义的虚伪和浪漫主义的俗套强烈不满和革新的锐气，但不是高更、凡高、塞尚那样充当传统艺术的判逆，被正统社会力量视为败类的艺术苦行僧和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飘零人，而是生活在人民之中，关注平民生活，反映平民生活，甚至在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绘画与传统绘画有一脉相承的继承，然而他们却过着一种困苦的生活，甚至入狱或流亡，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1848年以后，法国主要阶级矛盾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取代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矛盾，社会阶层明显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富差别巨大，形若天堂地狱。一方面有钱人过着纸醉金迷的舒适生活，一方面劳动者工作繁重却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因此，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审视这种社会现象的思潮，许多作家把笔锋对准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统治阶级和资产者才作出了反应。反应的形式就是竭尽全力宣扬“富强、繁荣、光明”。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写实与虚饰对立的艺术观念之争，才形成了有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画家反对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局面。因此，现实主义拉开了艺术直接反应现实生活和当代政治的大幕，使艺术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部分，才有了后来的艺术独立身份，才有了艺术家的自我价值，才有了一部艺术本体的发展史。面对一个强大而完备的资本主义机体，关注着无产者生存状态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们那种在困苦中坚持投身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关爱自然、彰显时代精神的社会责任感，值得当下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家敬佩和学习。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艺术创作呈现多元化趋势，与丰富多彩的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相比较，当下中国艺术创作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倾向：疏离现实生活，滑向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小我”，只是为了寻找一种与自己技法相适应的现实题材，退化到一种形而下的纯粹技法探求，甚至更有甚者从一个调侃、下流的阴暗角度，以一种扭曲的灵魂，表现现实生活，这些都与当下中国的主流社会生活背道而驰，尤其作为一个新时期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家必须警惕的倾向，背离现实生活，离弃人民大众的艺术注定会遭大众唾弃、时代淘汰。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精神》中说：“艺术家和公众各自分道扬镳了，最终公众对艺术或嗤之以鼻，或把艺术家看成只是技巧娴熟，获得满堂喝彩的魔术师。因此，一个艺术家千万要正确估量自己的地位，明白对艺术和自身所负的责任，懂得他不是一位君主皇上，而是一个为崇高目的服务的仆人。他必须深入地探索自己的灵魂，充实它，护卫它，这样他的艺术才能有所依托，而不是有肉无骨的东西。”

　　时至今日，有人认为现实主义绘画会像它在西方艺坛渐行渐失一样在中国也会成为“明日黄花”，诚然，在西方艺术中，现实主义乃至于平面的、主体的造型艺术处于式微状态，取而代之的是观念、行为、装置艺术，一股消解现实主义乃至消解传统意义上的一切造型艺术的潮流扑面而来，如同经济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一样，市场经济消解和同化所有经济模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和经济有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一面，又有独立的一面，经济与文化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与经济不同的是文化没有落后与先进的区别。其次，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度，现实主义艺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上至《诗经》中的篇章，下至现代先贤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一种艺术创作方法能否存在，关键看它能否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抒发当时人民的感情，满足当时人民的精神需要，而我国当下的情况，与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现实有着极大差别。在西方，绘画一直用来记录人物和事件，伴随着照相术的诞生，绘画这一功能显然不存在，而我国自古就有借诗画抒情的传统，并且西方艺术强调形式的更迭和样式的创新，东方艺术更强调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否应该破除这种“后殖民”意识，摆脱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心态，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面对这种浪潮，片面地以为现实主义即将随风而去，从而可以回避艺术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责任是错误的。当然现实主义在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在我国，现实主义艺术家积极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关注民生、关注自然，为大众奉献有价值的精神食粮是不可推卸和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