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ift rpc框架:一张被误读的历史照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2:22:57

一张被误读的历史照片
嘉 蔚


 
  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大型历史照片图册《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集五百余幅由美国人施塔福拍摄或保存的近代中国老照片,是十分珍贵与罕见的老照片集。由于直接由原照片制版,清晰度较高。
  图册中的这帧非常抢眼而罕见的照片,因与辛亥革命挂钩,而显得极为重要。照片背景是操作中的炮兵,前景是四位男子,左、右各为军人,中间是两位清官吏装束的要人。照片的说明词为:“黎元洪及参谋在战场指挥炮兵作战。此照为《大陆报》记者丁格尔摄,在当时以‘真正的新闻照’闻名于新闻界。照片反映了正在工作的起义军中枢人物。黎元洪站在右边,手捧一份急件。”此照在图册中的位置是在武昌起义一章内,作为义军的现场新闻照介绍给读者。
  笔者因多年观赏清末照片,看到这张照片及其说明就觉得不对劲。四人中间两人,分明是满清大员。在武昌暴动的日子里,操北方口音的人被疑为满人被杀者不少,何人还敢头带满清官帽?遑论是“起义军中枢人物”!
  第二个疑问是,黎元洪在辛亥年,甚至再早数年,留下的照片都留着口髭,而被指为黎氏的右起第一人未有口髭,甚至长有黎元洪不具有的颧骨,总之与黎氏判若二人。
  接下来的疑问是这位所谓的黎元洪,头上的新式军帽帽顶上方有一个“蒂”,这个“蒂”,是第一代清末新军欧式军服的军帽上所特有的。新军的军服与军帽式样,从1905年启用至1911年清亡,有过三次变动。变动最大的是1911年春。改制后的军帽上不仅没有“蒂”(第二次变动时已取消了),而且帽章大为缩小,另统一佩带“宽同领高”的领章与肩章以区分军阶,取消从前以袖章区分军阶的方式。
  此照上的两位军人,明显未有任何1911年春改制后的着装痕迹。相反,除了老式军帽的“蒂”之外,领口没有领章,袖口则有上等官阶的三道杠。帽徽亦是老式的双龙宝珠,而非1911年颁行的红蓝黄三圈小帽章。
  从人物之从容,以及“黎元洪”左臂上的白袖章来看,都是似在演习现场,而非实战战场。否则与军队位置相比较,这四位“中枢”岂非成为敌方的靶子?
  据此推测,此照当摄于清军某次秋操的现场。时间当在1905年至1910年之间,较大可能是在1908年前后。
  由于没有找到丁格尔的较详细资料,我把这一质疑压下了,一放两三年。
  最近又看到更多的新军照片,佐证了我的判断。尤其是我忽然认出左侧的军人,应是荫昌无疑,荫昌在清末民初是著名的军界人物,其相貌也十分独特,尤其是两撇摹仿德式的口髭向两颊翘起。
  那么中间的两位满洲大员呢?比照手头的相片资料,与年长(左二)那位相似者,职位相称的有两人:端方与徐世昌。端方的档案照比较慈祥,没有此照中人的凶狠相。徐世昌更与之相近,但徐世昌从1906年起调长巡警部门,后又任东三省总督,只有1905年与1906年上半年有机会参与军演。
  最后的结论,是荫昌的传记给出的。
  我在检阅《民国人物小传》(刘绍唐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第八册〈荫昌〉篇中读到如下记载: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清廷厘定京官制,改兵部为陆军部,任铁良(宝臣)为陆军部尚书,荫昌为右侍郎,……三十四年八月,奉派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午桥)为阅兵大臣,校阅两湖、江南两军太湖陆军秋操,同月廷命以陆军右侍郎继孙宝琦(慕韩)再度出使德国。

  
“三十四年”正是1908年。荫昌简历一般只提他出使德国,一度使我以为他没有机会如照片所示出席国内的陆军秋操。此记载说明了一切。 如果以上推断成立,那么左一为荫昌,左二为端方,时在1908年太湖秋操。左三年少气盛者尚无从考证,应是满人新贵之一。“黎元洪”则待考,但决无可能摄于1911年秋武昌起义之时。
  讽刺的是,镇压武昌起义的总指挥正是时任清廷陆军部长的荫昌。
  丁格尔拍摄倒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的照片说明(从文风看很像译自英文)是如何写成的,为何出了这么大的错,则也是值得再去查查的。
  关于清末新军的军服,以及民初的军服,迄今没有专著问世。只有散见的资料。笔者记忆中,沈阳的图书馆里藏有1905年清陆军服帽章记图说。北京一档自然也有。在军事科学院则曾查阅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陆军服帽章记以及民元的资料。
  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徐平、徐海燕编绘的《中国百年军服》首次涉及这一领域,但不详尽,亦有错处。最大的错误是将日军官兵合影当作中国军人用在该书封面上了!其实很易区别:同样使用竖式肩章的民国初年陆军,其领章外侧是凸尖角,而日军的领章外侧是凹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