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要求:袁世凯家族1

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这个名字——袁世凯。

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决非偶然，与他生长的土地和环境无不有着千丝万缕密切的关系，其中家族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而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注重的是重大事件中的人物，往往忽略了许多细微之处，比如历史人物的情感、性格、气质等等，也会影响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有时候甚至能使这个历史人物作出改变历史行程的决策和行动。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着决定性影响。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族环境的影响弥足珍贵，袁世凯幼年时家庭的薰陶、他所接受的教育、父亲以及几位叔父对他的深刻影响——这些无形的东西形成了袁世凯的人生观，对他此后一生的人生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本书着眼于袁世凯的家族史，不仅剖析了袁世凯一生的复杂经历，同时也描述了袁世凯的前辈、后代在历史中留下的痕迹。通过这个显赫人物的家族史，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和剖面，其中披露的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更是能够让读者对袁世凯家族有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勿庸讳言，袁世凯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曾经辉煌，也曾经遭致最恶毒的骂名，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妨多些同情的理解。本书以袁世凯为主线，扼要讲述了两百年来袁氏家族六代群体的演变，侧重于家族史的研究和解剖，引证了大量史料，却又不囿于枯燥的史料中，而是以生动有趣的文笔叙述，穿插诸多人物曲折复杂的故事，实为一部难得的家族文化史。

第一章  望族新显

1．  命运.风水.积阴德.读书

走进袁世凯故居，说不清心中涌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在这幢饱经风雨侵蚀、油彩已经蜕化剥离的老房子里，一百多年前，一个婴儿脚踢着蓝花布的襁褓，发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人在历史中的动作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显赫，有人夸他是人才，有人骂他是奸雄，无论夸他的或者骂他的，都得附带一句形容的话：“百年难得一遇”。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个人生前能量巨大，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行程，甚至一时间改变了其行进的方向。即使在他死后，其忽隐忽现的幽灵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游荡，久久不散。

袁世凯故居位于河南项城东南17公里处的袁寨村。显然，这幢老房子经过了重新改造和修缮，院落里铺的青砖年代并不久远，房屋的雕梁画栋也还散发着淡淡的油漆味道，门檐下悬挂的一对红灯笼上面的那个“福”字，更是透露出浓郁的现代气息。据解说员介绍，袁世凯故居原占地270亩，建成具有明清特色和传统风格的各式建筑248间（现保存50余间），周围是1800米长、10米多高的寨墙，六座炮楼和三道护城河。建筑群由传统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整体按东、中、西轴线布局，左右对称，从高处鸟瞰呈一个“富”字形状。房屋顶脊处皆有狮、虎、豹、马、猴等动物砖雕，四角挑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气势恢宏，直指苍穹。

来此参观的人零零星星，整幢院落显得十分冷清。此情此景，让我忽然想起昨晚在项城街头看到的一幕：一个穿着蓝布衣衫的年轻人蹲在那儿，手掌上码着一摞“袁大头”，他捏起一枚放到嘴边吹了吹，然后放到耳边静默聆听，似乎有无限的秘密隐藏在那枚银元之中。有个看上去和我一样的外地旅游者上前问他：“多少钱？”年轻人伸出一个巴掌晃了晃。旅游者又问：“真的还是假的？”年轻人眯缝着眼睛笑了笑，脸上露出了河南人常有的那种憨厚的狡黠：“当然是假的啊，真的‘袁大头’五块钱会卖给你？这里是项城，是袁世凯的老家，来一趟不买个纪念品回去，说不过去的。你看，这玩艺虽说是假的，做工却很精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旅游者用两元钱一枚的价格买了两枚，解嘲地笑笑，说要带回家给他的女儿玩赏，从假银元中找点历史的沧桑感。

话中隐含的冷幽默，让我不由得哑然失笑。笑过之后，心中不免多了一丝酸涩。袁世凯，一个影响过中国历史的人物，已经随着时间一起沉寂了。有人至今记得他，不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功罪，而是因为以他头像为标志的“袁大头”能赚钱。

民国三年（1915），袁世凯筹备当洪宪皇帝，拍马屁者从四方云集而来，环绕在他身边。有些御用文人考证“龙脉”之来源，认定其远祖是三国时代的袁术，近祖是明末名将袁崇焕，在效忠信中献计献策，请求袁世凯每年要祭祀袁氏先祖，以保“龙脉”兴盛。袁世凯看了这些效忠信，没点头也没摇头。那阵子他正在筹划坐龙椅的大事，没功夫操心这些鸡零狗碎。何况有人在他耳边嘀咕，那两个姓袁的大人物在历史记载中并不怎么光彩。

袁寨村的人告诉我，多年前袁氏祠堂墙壁上有一块铁铸的牌匾，上面刻印着族谱，据说，这块牌匾是清朝咸丰年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所主修，被当地人称做“袁氏铁板家谱”。上面一共排列了袁家谱系80代人的辈分，依次是“志三耀九，保世克家，启文绍武，卫伟国华……”。相传这份族谱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有个叫袁道涣的人撰写的，后来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袁家后代又将这份族谱重修了一次。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多半是这份重修的族谱。

在现存的《项城袁氏家集》中，有文字可考的袁氏先祖名叫袁九芝，生活在清代乾隆盛世，是个私塾先生。其子袁耀东，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长大后子承父业，也以在蒙馆教授学童为立身之本。追溯起来，到了袁耀东这一代，袁家的光景仍然不好过，但是父子两代教书匠却在项城远近乡邻中赢得了一些清正的好名声，提起袁家父子塾师，人们都认为那是很有学问的两代人。以至于淮宁富户郭如珽也不嫌弃其家境清贫，心甘情愿地将小女郭氏嫁给了声名鹊起的袁耀东。

谁知道郭氏刚嫁到袁家后不久，公爹袁九芝就病不起，没过多少日子竟一命呜呼了。袁家有人背地里嘀咕，认为是郭氏带来了霉运。郭氏出身富家，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和当塾师的夫君一商量，决定搬出来另立门户。

河南项城是个穷地方，这里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袁家此时刚刚脱离贫困线，不再租种地主的土地，顶多只能算是“下中农”。过惯了富家生活的郭氏，现在知道了清贫的滋味不好受。不过，这个有教养的女子堪称优秀，她身上没有世代富家子女那种懒散习气，相反，贫寒的处境更是激起了她要帮助这个家族出人头地的决心。袁耀东是个庠生（庠生，科举制度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肩不能挑重担，手不能干农活，郭氏鼓励夫君，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奋读书。

这个活了90多岁的郭老夫人，她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传奇。

郭氏身上具备中国传统妇女的许多优点，她不仅勤劳、勇敢、善良、吃苦耐劳，而且能生育，会治家。

先说她的能生育。她和袁耀东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袁树三，次子袁甲三，第三子袁凤三，第四子袁重三，女儿排在第五，姓名不详。子女一个接一个出生，家庭中的经济收入却并没有增加，这样一来，家境越发显得窘迫。郭氏毅然辞退了家中唯一的一个婢仆，凡事皆事必亲躬，白天下田忙活路，还要围着锅台转，夜晚稍有点空隙就纺纱织布。附近的人家见郭氏这般能干，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中原一带有句古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命运、风水和积阴德这些属于玄学，简单几句话说不清楚，这里暂且不论。让我们看看袁家先辈是如何看待读书的。郭氏是个心性很高的女性，她自从嫁到袁家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袁耀东身上，除了承担所有家务活外，还一门心思要帮助丈夫参加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这类故事成千上万，只不过历史学家一般不会注意这些细节，任其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方志、笔记中了。

谁知道袁耀东到了40岁光景，不仅科举考试没有成功，反倒因为用功过度，不幸染上了痨病。用今天的医学观点来看，痨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症，医学上叫做肺结核，打几针青霉素就能解决问题。但是100多年前，痨病同今天的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每天，郭氏看着丈夫袁耀东在书桌前佝偻着身躯咯血的情景，心中如同刀割般难受。为了治愈丈夫的病，她经常出入于典当铺和中药铺之间，当掉从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抓来一副副中草药，杀掉家中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炖煎鸡汤端到丈夫跟前，伺候他喝下去。可是袁耀东的身体依然一天天继续消瘦，痨病到了晚期，咯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身亡。

丈夫的葬礼结束之后，郭氏望着几个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悄无声息地抹掉眼泪。袁耀东的去世，使这个家庭失去了栋梁和主心骨，靠一屋子的孤儿寡母，还能将袁氏家族这一系支脉支撑起来吗？尚未脱掉孝服，刚成新寡的郭氏拿起丈夫用过的教鞭，在袁耀东的灵牌前给几个儿子训话：“如果谁不发奋读书，就不是他爹的儿子！”几个儿子眼里噙着眼泪，一边跪着朝父亲的灵牌磕头，一边聆听母亲的教诲。

跪在地上的几个儿子都还很小。老大袁树三14岁，次子袁甲三10岁，老三袁凤三和老四袁重三分别是5岁和3岁。几个年龄尚小的儿子看着母亲铁青色的脸，似懂非懂地点头，14岁的袁树三和10岁的袁甲三已经开始懂事，忽然遭遇了这一场父亲去世的变故之后，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他们向母亲的承诺，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这之后，袁树三和袁甲三果然很争气，每天闻鸡起舞，用功读书。

为了给几个儿子请个好塾师，郭氏不仅自己辛勤劳作，还三番五次去向娘家求援。在郭氏的费心操持下，几年后，袁树三、袁甲三相继考入县学，成为秀才，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廪生”的荣誉称号，官方定期发给廪饩，用今天的语言解释，叫做困难补助金。

在古代，对于所有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科举之路是他们唯一的途径。然而这条路又是那么狭窄、拥挤和艰难。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袁世凯先祖们的科举之路时，感慨万千地将科举考试比喻为买彩票，买的人不计其数，中奖的幸运儿只有少数几个。他举例说，在他祖籍安徽的唐氏家族中，历大清268年，只考取了一个秀才，由此可见科举考试之不易。“屡试不第，才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唐德刚语）考进士是皇帝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的方式，每四年才一次，荣登红榜的仅有百余人，用今天的参照系数比较，远不亚于考取一个博士后的难度。

让人称奇的是，原来数百年间默默无闻的项城袁家，忽然好运连连，道光十四年（1834），袁甲三中了举人，次年赴京应试，又中进士。红榜发出，报喜的人马排了一里多地，袁甲三身披大红绶带，骑在高高大大的大洋马上游乡串村，着实风光了一回。十几年后，袁家再传捷报，这一回给袁家带来荣耀的是袁甲三的大儿子袁保恒。道光三十年（1850），袁保恒考中进士，此时袁家的家境已经摆脱了先前的穷困，袁保恒考取进士后的喜庆活动，要比他父亲当年隆重很多。

一门两进士，一时间在项城这个穷乡僻壤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在旧时官宦升迁制度的影响下，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是合族的事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仅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袁氏家族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显赫人家。

袁家祖坟冒起了青烟 

如果细心探究的话，一个家族的兴衰，必定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

在袁氏家族最初的一轮崛起中，郭老太太绝对是个功不可没的人物。在她含辛茹苦的操持下，家庭境况逐年好转，蒸蒸日上。更为可喜的是，几个儿子不仅用功，而且团结，有的会当官，有的能赚钱，不管会当官还是会赚钱，所有兄弟都是一门心思想着这个大家族。这个传统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直到袁世凯这一辈的早期，袁家子孙仍然像群星围绕太阳转似的，整个家族都以郭老太太为中心运转。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先来说说郭老太太四个儿子以及一群孙子的情况。

大儿子袁树三，年轻时异常用功，人也聪明，曾经以优异成绩考取县学，并且破例成为享受困难补助金的“廪生”。然而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必须得比其他兄弟多承担一份家庭义务，郭老太太虽然能干，但毕竟是个女人，家庭大事上遇到难题，往往是同老大袁树三商量。翅膀上系了包袱就难以飞高，也许因为这些原因，袁树三的科举之路并不通顺，后来他在陈留县署理训导，兼涉教谕事宜，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

不过在为人处世方面，袁树三堪称楷模，言谈举止，进退有度，成为袁家兄弟的一面旗帜。袁树三之妻王氏，也是个通情达理的贤内助，孝敬婆婆，侍候丈夫，抚养子女，均为乡邻们所称道。袁家兄弟几个从小以大哥袁树三为榜样，对他十分敬重。在《项城袁氏家集》中有这么一则记载：有一次，袁树三偶遇风寒卧床不起，请来游医捏脉吃药仍不见好转，听说四十里外有棵神树，跪拜许愿特别灵验，几个弟媳妇商量之后，提着祭品专程前往跪拜祝祷，没过几天，袁树三的病果真好了。

次子袁甲三是袁家由平凡转为荣显的重要一环，情况特殊，下节专叙。

第三个儿子袁凤三，年轻时也试图走科举之路，无奈时运不佳，几次应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不免有些灰心。家里人鼓励一番之后，袁凤三继续拼搏，结果仍然不中。于是，袁家人决定捐纳，用银子为他买顶官帽。

捐纳，又叫赀选、开纳，或者称捐输、捐例，通常是由政府根据国库的财政情况和官场上的潜规则，将官位品爵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制度。捐纳制度始于秦汉两代。每逢国家有征战、灾情等大事，财政出现重大危机，就会采用捐纳的方式，拿出官帽子公开兜售。此后历朝历代，国家到了紧要关头无不开办捐例。千百年来，官场上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捐纳制度和科举、荫袭、保举一起，成为登仕升官的四大途径之一。

从经济上看，捐纳是一桩效益奇佳的买卖，一次投资，一辈子受益，而且所花成本和收益比较起来，并不算大；从仕途上看，捐纳比通过科举正途得到官帽子要容易许多。正因为此，清朝从康乾盛世到光绪年间，报捐者众多，一些官宦门第、殷实人家以及有钱的商人财主都乐意为子弟捐官，美其名曰“讨饭碗”，用今天的观点看，也就是找份好工作。

那时候袁甲三还未考取进士，袁家的经济状况正处于上坡起步的初期，郭老太太将几个儿子聚在一起召开家庭会议，说明了要为老三捐官的实情，两个兄长十分支持，争相解囊相助。据史料记载，捐官银两不足，两个嫂嫂（袁树三的妻子王氏和袁甲三的妻子陈氏）立即取出私人钗钏等贵重物品，拿到当铺去典当。袁凤三捐官后，得到了个禹州训导的头衔。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此人以平定捻军守城有功，获赏五品衔，以知县候选，但那只是个挂名的官，一直没有补缺。

袁家老四袁重三，年轻时也曾考过科举，几次应试不中，遂打消了这一念头，一直在家当乡绅。虽说袁重三没有出外做官，却也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提起袁家的发家史，怎么也离不开他。

原来，袁重三这个人读书不怎么样，然而很有经济头脑，尤其善于治家理财，在三个兄长离家出外当官期间，袁重三是支撑整个家族的重要支柱。袁重三敛财的办法有很多，三个兄长按月寄回帮衬家用的银两，他都尽量节省下来，拿去购买土地田亩，然后租给农户耕种，到了年底稳收租金。除此之外，袁重三还在县城开了好几家典当铺，偶尔也放放高利贷。十几年的功夫，袁家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清贫之家一跃而成项城首富。

精明强干的袁重三如果活在现代，大概是个各方面素质都优秀的复合型人才，袁氏家族男女老少几十口人，在他的管理下井井有条，这种大家族的日常管理貌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就会心知肚明。如果说袁甲三是袁氏家族最初一轮崛起的发动机，那么他的四弟袁重三则是这轮崛起的掌舵人。许多年以来，袁重三都是影响袁氏家族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少年袁世凯的身上，依然还能看见他这个四爷爷的影子。

项城袁氏家族由郭老太太发端、四个儿子齐心协力共创的红火家业，到了他们下一代“保”字辈头上，仍然保持着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

老大袁树三，娶妻王氏，生子袁保中、袁保庆；老二袁甲三，娶妻陈氏，生子袁保恒、袁保龄；老三袁凤三有一子，名袁保颐；老四袁重三有四子，姓名分别为袁保晋、袁保纯、袁保恬和袁保皖。

正应了一句俗话：“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大概因为袁家老大、老二当年勤奋苦读的缘故吧，在“保”字辈的这九个儿子中，真正能为袁家争得荣耀的，还是袁树三、袁甲三生下的四个儿子。

袁保中是一代枭雄袁世凯的亲生父亲，少年时两次应试科举不中，遂断了这个念头，一生也没有入仕做官。在郭老太太孙子这一辈里，袁保中是老大，顺理成章地留在家中帮助四叔父袁重三操持家务，即使后来太平军占领了清朝半壁江山，袁家子弟办起了团练，纷纷奔赴疆场效命杀敌之时，袁保中依然没有迈出乡关一步，尽心尽力帮忙主持家政。他曾经走过捐纳之路，以附贡生的资格捐过一个同知，不过那只是个挂名的官衔，并无实际意义，相当于名誉副县长之类虚职。有了这块金字招牌，袁保中与人打交道时多了一个筹码。

袁保中生有六子三女。先是娶妻刘氏，刘氏病故后纳了个妾，又是姓刘。原配妻子刘氏生有二子，长子袁世昌早夭，次子名为袁世敦，自持嫡传，血统正宗，与父亲后娶继室小妾所生的袁世廉、袁世凯、袁世辅、袁世彤诸兄弟素来不和。即使后来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权势极重，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未能改善。这是后话，下边的章节还将叙述。

袁保庆是袁树三的二儿子，也是袁世凯的嗣父。咸丰八年（1852），袁保庆考中举人，此后再考进士，初试未中。太平军兴起，朝廷暂停科举，天下读书人断了做官的正途，袁保庆收拾起书袋，跟随叔父袁甲三南北征战，建立功勋。由于平乱有功，也由于叔父在官场上的照应，袁保庆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奉旨候补知府，赴山东济南补用，后调赴南京署理江淮盐运道——这是天下官人全都羡慕的一个肥缺。袁保庆走马上任，带着正室妻子和新纳的美妾金氏，以及过继来的10岁的嗣子袁世凯。

官运亨通的袁保庆，私下里却有一个难言的遗憾。原配夫人牛氏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夫妻间感情一直不错。不幸的是，她生了两个儿子均因病早夭，牛夫人伤心欲绝，从此郁郁寡欢，再也没有生育。从繁衍后代的想法出发，袁保庆先后续纳了小妾王氏、陈氏，可惜两个小妾的肚子并不争气，生下三个女儿后，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一晃袁保庆年龄过了40岁，官运财运样样都很通畅，就是未能有一个儿子，心头时常泛起断后之忧。妻子牛氏见丈夫整天如此郁闷，想到了一个两全的主意。原来，她在生下头胎时，正巧袁保中的继室刘氏也生下了袁世凯，当时刘氏奶水不足，而她的奶水极为充足，于是经常将两个婴儿放在一起哺乳。后来牛夫人的孩子不幸早夭，而袁世凯却健康地活了下来，在牛夫人的眼里，她一直将袁世凯视为己出。袁保庆无子，袁保中却有六个儿子，牛夫人所出的主意是，将袁保中家的老四袁世凯过继为子。

袁保庆听了这个主意，也表示赞同。他先去向郭老太太请示，郭老太太一心巴望袁氏家族早日兴旺发达，没有不同意的。袁保庆再去找他哥哥商量，袁保中也十分豪爽地满口应承，挑个吉祥的日子，把过继的仪式从简办了，从此以后，袁世凯就始终跟随在他的嗣父身边，过着一种轻裘肥马、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生活，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袁保庆因霍乱死于江南盐运道任所，那年袁世凯14岁。

袁世凯处世的八面玲珑，与嗣父袁保庆的教育和少年时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袁保庆到南京署理江南盐运道时，新娶了一房漂亮的姨太太金氏，此人是南京城里有名的交际花，凭借花容月貌，恃宠而骄，经常和正室牛夫人争吵，闹得家中硝烟弥漫。此时才十一二岁的袁世凯却能调停其间，既可博得牛夫人欢心，又可逗得金太太开怀大笑，两个女人往往看在袁世凯的分上，暂停了她们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袁保恒是袁甲三的长子，也是袁氏家族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人字小午，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时年25岁，经馆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之后不久，太平军起事，他离职随父从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袁保恒在与捻军的作战中，是一名彪悍威猛的战将。因为平捻的战功，于咸丰七年（1857）被封侍讲学士衔，并赐顶戴花翎，次年又被加封伊勒图巴图鲁封号，这个满语封号的意思是“勇士”。这之后，袁保恒在宦海中几经升迁沉浮，先是在李鸿章麾下差遣任用，后来随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担任帮办，专管西征粮草，功绩卓著，赢得赞声一片。

据说，袁保恒之所以深得左宗棠赏识，是因为一件国宝。随左宗棠西征途中，有个偶尔的机会，袁保恒听说了一则传闻，陕西岐山有个破落的大户人家想卖掉一尊大盂鼎，因无人识货无法出手。袁保恒听后兴致盎然，专程秘密前往，以700两白银的价格买下那尊价值连城的国宝。这事后来传到了左宗棠耳边，他围着大盂鼎足足看了两个时辰，连声称赞袁保恒慧眼识宝，独占大运。袁保恒来了个顺水推舟：“所有的好运气都是左大人带来的，当初买下这件宝贝，原本就想送给大人。”左宗棠一听眉开眼笑，并不谦让，当场笑纳。

不知道这则传闻是否带有一些演义成分，但是袁保恒在官场上为人豪爽、出手大方的特点确实比较突出。至于袁保恒是否爱拍长官的马屁，据笔者所看到的史料分析，此论并没有多少根据。事实倒是恰恰相反，袁保恒为人耿直磊落，遇事敢于直言，在颟顸衰颓的清朝官场中，算得上一个口碑不错的好官。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袁保恒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光绪元年（1875）入京任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成为正二品朝廷大员，也是袁氏家族中功名仅次于其父袁甲三的二号人物。

在袁世凯成长的道路上，袁保庆、袁保恒是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言传身教深刻影响了袁世凯的一生。关于袁保庆、袁保恒的故事，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随着主要人物袁世凯的出场还将提到，此处暂且略过。至于袁家“保”字辈中的其他人物，相比袁保庆、袁保恒而言要逊色许多，事迹乏善可陈，此处也不多叙述。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盛极而衰”，还有句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袁氏家族因为袁甲三、袁保恒父子连捷考中进士而光宗耀祖，那时候乡邻里所有人都说：老袁家的祖坟开始冒青烟了。但是祖坟冒过青烟之后又将如何，却是一个没人愿意提及的话题。任何一件事物，过了鼎盛时期之后都难以逃脱逐渐下滑的命运。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项城袁氏家族的人变得嚣张跋扈起来，有的人甚至依仗权势，肆意干预地方事务，闹得县太爷毫无办法。官员们私下议论时个个摇头，认为“项城官难做”。项城袁氏家族是沿着兴盛的路继续往下走，还是由盛而衰转向滑落？这个暂时成了一个谁也说不清的谜团。

一个人的崛起和一个家族的崛起

项城袁家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中原望族群中的耀眼新星，主要靠的是小时候并不怎么出众的袁甲三。

袁甲三不是特别聪明，但是也并不笨，关键一条是他有个既严厉又慈爱的优秀母亲，一手举着鞭子，一手拿着香馍馍，诱导儿子们静心读书，走科举之路。袁甲三一连参加了九次乡试，均与举人头衔擦肩而过，可他毫不气馁，反而愈战愈坚，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935）考中进士，授官礼部主事。

这是袁氏家族发迹的开始，也是袁甲三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在由皇帝直接主管的六部中，每个部的一把手均由满人担当，是为尚书；下设左、右侍郞，相当于副部长，分别由满人和汉人担任。礼部主事是仅次于尚书、侍郎的官衔，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长。在袁甲三任礼部主事期间，担任礼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两个汉人出身的官员气味相投，成天凑在一起研讨宋儒之学，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没想到后来一场太平天国起义，硬是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了支撑大清王朝的栋梁之材。袁甲三在官场有这么一个过硬的奥援，他的发达之路便指日可待了。

袁甲三的迅速蹿红，与太平军的兴起有重大关系。苦命天子奕詝，在皇帝的龙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有人来抢夺他的位置，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紫荆山区起事，仅仅用了两三年便夺走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咸丰皇帝连连派出多名钦差大臣，试图止住大清崩溃的颓势，然而那些暮气沉沉、贪鄙庸懦的八旗武臣所带领的绿营兵根本不堪一击，纷纷望风而逃。既然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力量不能对付，驱使皇帝寻找新的辅助办法，于是，地方性的团练武装应运而生，迅速形成一支能够左右清王朝局势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等文职出身的官员都纷纷走出书斋，返回乡梓筹办团练武装，成为著名的团练首领。袁甲三闻风而动，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主动请缨杀敌，他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道光三十年（1850），袁甲三被调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咸丰三年（1853），袁甲三奉朝廷之命，前往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捻军。

在这之前，负责安徽团练防剿事务的是周天爵。提起此人，大有一番来头，他是山东东阿人，起家县令，早在洪秀全、杨秀全起事之初，周天爵就以广西巡抚的身份参与对太平军的围剿，与上司李星沅、同僚向荣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极不融洽。他是个有名的酷吏，为政刚烈暴戾。据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定下了几条严酷的规矩：做讼师的，砍手指；行盗窃者，挖眼睛；抽鸦片烟的，剪嘴唇。真不知道人被剪了嘴唇以后会是什么模样。周天爵还独创了许多刑具，如逍遥桥、太平凳、安乐床、英雄架等等，名字听起来美妙，其滋味想必不是一般的难受。

这么一个难相处的老官僚，袁甲三却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究其原因，并不是袁甲三为人圆滑，而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太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比如说，周天爵在宿州“杀人遏乱，河水尽赤，断残塞道，豺虎厌肉，岸无不悬头之树，树无不悬头之枝，远望离离，骡马望之返奔”，连咸丰皇帝也看不过去，在奏章上批答，叫周天爵不要动辄乱用极刑。在“酷”字上，袁甲三并不亚于周老前辈，攻破临淮关后，他曾下令将捻军凡70岁以下、15岁以上的全部杀掉，结果，已降的数千捻军无一幸免。

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周天爵作为办理皖北团练防剿的钦差大员，从各地各团调集团练乡勇，直接掌控。同时在宿州等地招募壮勇，得旧捻张凤山部1200余名，组成了一支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按照朝廷关于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路，这支武装应该是临时性的，战事一结束即应遣散。周天爵是个心忧天下的大臣，他深知剿捻是长期任务，一段战事的结束并不意味捻军消亡，如果手中失去兵权，捻军再起就只能坐以待毙，为此他大伤脑筋，苦恼不已。袁甲三看出了周天爵的这块心病，主动上门交心谈心，对老人家进行精神按摩；另一方面，又积极活动京城官场的内线，奏准皇帝，让周天爵统领部分兵权。关键时刻皇帝果然站出来说话了：“皖省兵力尚单，他省亦难征调，惟周天爵带领兵勇可以移缓就急”（《清文宗实录》）。捧读一纸圣旨，周天爵老泪纵横，这个一贯看人难入法眼的老官僚，从此对手下这个“帮办”袁甲三视为心腹知己，另眼相看了。

周天爵自告奋勇辞去地方政职、专心办理防剿事务时，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任上没干多久，就因病死于军营。这么一来，袁甲三的机会来了。朝廷一纸诏书，命他接手周天爵的职位，代领其众，担当皖北团练防剿的主办官员。袁甲三乘势出击，很快掌控了这支原属于周天爵的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后又在征战中不断调勇募勇，充实扩大队伍，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掺沙子”，令长子袁保恒将其原来在河南本籍倡办团练而得的三千余名乡勇带入军中，使之成为了这支杂牌军的骨干力量。

在对捻军的防剿事务上，袁甲三确实有他的一套办法，大概正因为此，久而久之，渐渐显露出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他经常越俎建言，指手画脚地教训地方官应如何防堵捻军，甚至对皇帝的诏令有时候也婉拒执行。对这一切，皇帝的耳目早已一一奏报上去了，皇帝手中有许多张牌，在这个时候，皇帝打出的一张牌是派出钦差大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借以削弱袁甲三的力量。咸丰皇帝毫不客气地在奏章中批道：袁甲三遇事应与和春、福济妥商具奏。

袁甲三自持剿捻劳苦功高，并没有把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恣意张扬。官场做官有内在的潜规则，不按这个潜规则办事，即使再有能耐，经常也会碰得头破血流。没过多久，和春和福济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弹劾袁甲三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咸丰皇帝一见这个袁甲三终于惹事了，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在上头批了几个字：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候旨。

袁甲三遭到撤职降级处分，安徽地方上的老百姓不干了。虽说袁甲三治军严酷，爱对地方官指手画脚，但是他敢于任事，爱憎分明，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每打完一次仗，他都要给上司写报告，疏请奖励那些带领练勇杀敌立功的族绅邑绅，对于捐助粮饷钱财的富绅大户，也多次疏请“优叙官职，以资激励”。因此，基层社会各阶层的民间组织对他都拥戴有加，当袁甲三遭到弹劾，交部议处，赴京候旨时，成百上千的军民跪在路边哭泣拦阻，以至于道路被堵塞，车马难于通过。

那个场面想起来是能让人感动的。更加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件事：安徽怀远有个叫胡文忠的乡民，听说袁甲三遭贬的消息后，气愤难耐，决定上京城告状申诉。这个人家境并不富裕，为了凑足路费，竟然狠心卖掉了自己的儿女，徒步走到京城，擂响了都察院门前那面大鼓，大放悲声，泣血喊冤。都察院的几个官员被这场面震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乡民胡文忠举着状纸投诉无门，一帮官员们将这桩棘手的案子当做一个皮球踢来踢去，几天痛苦的等待后，胡文忠见始终无人出面说话，遂抱了必死的念头，一头朝都察院的墙壁上撞去，满地血迹斑驳，当场气绝身亡。

咸丰皇帝听说了这件事情，怔了半天没说话。他没有想到，袁甲三竟然会博得乡民的如此爱戴，原先内心里对袁甲三的那点小小不满慢慢冰释雪化，取而代之的是赏识。

咸丰六年（1856），清廷终于再次起用了袁甲三。接到圣旨，他迅速率领团练乡勇三千余人，随同当时的河南巡抚英桂开赴作战前线。沉寂之后的再度出山，也极大地鼓舞了袁氏家族子弟们的士气，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次子袁保龄、侄子袁保庆均投入军营，同袁甲三一起转战皖北豫南。从此，这个原来以读书为本的家族，变成了一个军功之家。

袁甲三的一生，军功卓著，声名显赫，看上去很风光，实际上有满肚子委曲。他先后被人弹劾两次，遭贬罢官，凄凉地坐在冷板凳上，内心之寂寞难与人言。

袁甲三的第二次遭弹劾是在咸丰八年（1858），这次弹劾他的人名叫胜保。

胜保是个在官场上名声狼藉的人，朝廷派他督师皖北，所过州县，非索馈千金或数千金，不能过境。他的侵占军饷也是有名的，那时的军饷多靠各省支援，称为“协饷”，朝廷规定了数目，实际上“协饷”的多寡迟速，要看封疆大吏与钦差大臣之间的私人交情。胜保骄恣狂妄，与各省督抚多不和睦，所以“协饷”经常不能按时收到。偶然有笔款子到了，也总是被他挥霍无度，剩下的部分才划拨军队使用。尤其劣名昭彰的是胜保的好色。凡行军打仗所到之处，看到略有姿色的女子，都要顺手牵羊带回军营玩耍取乐。他的随军侍妾就有30多个，每逢队伍行军，美妾眷属的大轿都有数十乘，据说其中最为美貌迷人的一个宠妾，原来是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妻子，被胜保抢夺后占为己有。

他弹劾袁甲三的原因是淮南失守。本来，这个事实十分清楚，由于胜保耽溺于女色和享乐，很难把心思用到战事上，淮南在他手中失守是迟早的事。然而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胜保却把责任一古脑儿全部推到了袁甲三的头上，一口认定淮南失守的原因是袁甲三不能与他合力抗击，有意拖延时间，贻误战机。最让袁甲三郁闷的是，咸丰皇帝偏偏听信了胜保那些鬼话，下令让他进京陈述情况。

这一次进京，袁甲三的心情十分糟糕。两次遭参劾，他深切体会到为官不易，尤其是这一次胜保的上疏参劾，纯属空穴来风，却被皇帝如此看重，更使他感慨万千。因为胜保是满人，因为胜保与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就无条件地一屁股坐在了那一边。现在袁甲三从内心里感受到，汉人要想在满清的官场上站稳脚跟，如果没有点根底，那只是一个空想。面对咸丰皇帝的十余次召对，袁甲三慷慨陈辞，详细奏明了皖北豫南军事方面的情况。在最后几次召对中，他有些意志消沉，痛哭流涕地讲起了家中高龄的老母亲，希望皇帝答应他的请求：解除兵权，回籍养亲。

十多次的召对，皇帝不仅对袁甲三印象深刻，而且加深了理解。这次进京召对后不久，皇帝命其署理漕运总督，兼筹剿防事宜。袁甲三到任之后，又接署了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旋即实授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继而督师攻克临淮关，进取凤阳。朝廷因其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逝世，同治继位。新皇帝登上龙椅，嘉奖天下，朝廷颁赏袁甲三咸丰帝遗念御冠一顶，青狐皮袍一件，金表一只，玉扳指一个。面对这些罕见之物，袁甲三再一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对身边的几个儿子和侄子说，皇恩浩荡，无边无涯，唯有鞠躬尽瘁，才能报答天恩。

同治二年（1863），袁甲三疽发于背，病逝在陈州防所，时年57岁，谥曰“端敏”。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同他生前所说的那样，在“鞠躬尽瘁”——在病榻上与手下将士商量防剿捻军事宜。袁甲三之死在清廷朝野轰动极大，当时的陈州、临淮、淮安等地，都设立了祭祀的纪念堂，前来送行的人成千上万。

从袁寨走出的女子

袁甲三在外厮杀疆场、建功立业的几十年，项城袁氏家族也一荣俱荣，在袁老四（袁重三）的操持下，成为名声遐迩的望族新显。

太平军在南方兴起以后，北方中原一带也接踵而来闹起了捻军。有个叫王庭桢的人，原本是一名无业游民，纠集了一班人马，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在项城举事。这一场骚乱，虽说住在城郊张营的袁家没受到什么损失，却大大虚惊了一次。骚乱过后郭老太太与主持家政的袁老四商量：如今兵慌马乱，得赶紧搬家！

家大业大的袁家要搬家，当然不能马虎从事，袁重三恭恭敬敬请来风水先生宽五爷，请他踏勘地势地形。宽五爷手托罗盘，看了看袁氏祖先坟茔，不由大惊，一改踞张之态变得谦恭起来：“两龙走势，一凤后翔，钟昆前峙，形似太极之圈，状如莲花开放，茔城收山川大地灵气，贵不可言！”未等袁重三细问，又附在他耳边说道，“天机不可泄露，袁家需要选择一个极吉的阳宅，以应此阴宅，便可大贵。”

三天后，宽五爷选中了张营东面20里处的石腰寨，提议此地为修筑袁寨之所，并吟诗一首：“洪河挝河相傍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如虎踞昂神威，水有来龙双抱回。地广路宽大富贵，远在京城垒重金。戎机相长正光明，门庭巨旺第一人。”据说这首诗中蕴藏了多重玄机，洪河意喻“洪宪”之制，“大富贵”是说袁家有阴阳两宅之福佑便会如日中天，“垒重金”暗示金銮殿和金龙椅，“第一人”更不用解释，预示着后来袁世凯当大总统称皇帝，等等。总之，袁寨是块极好的风水宝地，龙虎凤齐全，阴阳五行相生相辅，和袁家坟茔形成一阴一阳，庇佑袁家走上了一条“大富贵”之路。

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袁寨便修筑完工。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战乱时期特点的城堡式建筑风格的寨子，外围挖了一条长长的护城河，坚固厚实的城墙绕寨而筑，拐角处垒起六座高高的炮楼，供家丁乡党放哨望风之用。城墙以内，幽深的院落款曲相连，重重叠叠的瓦檐错落有致，形成了一片别具风格的建筑群。袁家男女老少四五十口和几十个佣人家丁，以及几十户佃客倚寨而居，统共相加有近二百人。逢有零星匪贼骚扰，寨子里所有男丁持刀执枪登上城墙，鸣枪放炮，声势喧天，匪贼往往望风而溃。遇到较大的战事，则相邻各寨互为犄角，彼此策应，集中兵力联合作战。据史料载，当时中原河南一带这种自卫式的寨堡相当普及，仅项城一地就有一百多处，而袁寨是其中最大也最为风光的一个。

以郭老太太为整个家族的精神维系、老二袁甲三为荣耀招牌和重要经济来源、老四袁重三（后有袁保中协助）为家政主管，袁氏家族四五十口人在刚修筑的袁寨中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袁家第一轮崛起时的鼎盛时期，人丁兴旺，财源茂盛，科举考场捷报频传，一门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四个廪（贡）生。除此之外，袁家在官场上也好运连连，袁甲三、袁保恒父子先后荣获二品顶戴，光道台、知府以及知县以上的官员就有八位。

如此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其中必定少不了有许多故事，熟悉小说《红楼梦》和《金粉世家》的读者，也许能够想象出一些细节。一般而言，过去这类家族中，男子都在外边做官或经商，为生活而奔波。家族里留下的多是一些女子，即便间或夹杂几个男子，要么是耄耄老者，要么是弱冠幼童。别小看了留守的这些女子，在整个家族的兴盛过程中，她们经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家族的兴盛与这些女子关系甚大，那些看上去柔嫩的肩膀，往往担当起的是整个家族的大梁。

这里先讲述一下与袁世凯身世以及他幼时成长经历有关的几个女子。

5岁左右光景，袁世凯过继给嗣父袁保庆为子。如前所述，袁保庆的元配妻子牛氏生了两个儿子不幸早夭，此后再也无子，但她先前还生有两个女儿。这也是袁世凯过继后家中的两个姐姐。为了生儿子，袁保庆纳妾王氏、陈氏，两个小妾没给袁保庆带来儿子，却一连生下三个女儿，这就是袁世凯在家中的三个妹妹。

以前看《红楼梦》，总是感叹公子哥儿贾宝玉成天生活在女儿国中，很难看见一个男子的身影。翻开一部袁氏家族史，幼时的公子哥儿袁世凯也是如此？两个姐姐三个妹妹，加上嗣父的元配夫人、续纳的小妾、姨太太以及为数众多的丫鬟、女佣，二三十个女性一天到晚包围着他，袁世凯就是在这么一个粉脂堆的环境中长大的。

袁世凯大姐早年嫁人，男方是河南商城一户姓杨的世家，丈夫名叫杨寿岩，说起来也曾是豪门显贵，祖父考中过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然而到了杨寿岩这一辈，家道已经衰落，处境并不比一般殷实富绅强多少。可悲的是心高气傲的丈夫并没有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现实处境，反而要强撑家族的那点颜面，摆阔装出浪荡公子的派头，而且还是个抽鸦片烟的“瘾君子”。千金散尽不复来，银子花光了便拿老婆出气，经常佯装酒疯撒泼。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大姐又不幸染上痨症，郁闷身亡了。

二姐名叫袁让，是袁家有名的节妇孝女。

她的孝女名声是用两节指头换来的。14岁时，她母亲牛氏得了一场大病，久医不愈，袁让拿起一把小刀，试图在自己屁股上割一小块肉，在中药罐里煲汤以进。割来割去，只在屁股上划了一道红印，二姐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当场截下两节小指，放入罐中煎熬。从此她的孝行传遍四方，闻者无不叹异。

说到二姐的婚事，先得谈谈她父亲袁保庆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太平军、捻军兴起之后，河南许多名门望族以防剿的名义扯旗办理团练，其中有个毛姓大户，毛昶熙、毛亮熙兄弟都是进士出身，名头甚是响亮。袁保庆被毛家延请充任幕僚，幕主和幕客之间因此结下深厚的情谊。在此任职时，袁保庆和毛家兄弟商定了结为儿女亲家的事情：袁家二女许配给毛亮煕家的大公子。

这本来是一桩完满的婚姻，却不料忽然的变故将婚姻变成了一幕悲剧。

有一天，父亲袁保庆回到了家里。和每次回家不同，这一次父亲神色异样，目光躲闪，似乎有什么诡秘之事瞒着她。二姐是个悟性极高的女子，她终于慢慢弄清楚了，原来是那位还未当新郎的夫君在京城病逝了。得知确切消息后，二姐一个人躲在树林中大哭了一场，再回家时她咬紧牙关，不愿多说一句话，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袁保庆把她叫到厢房里谈话，征求她的意见，二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活是他毛家的人，死是他毛家的鬼。”袁保庆见女儿矢志守节，满意地点了点头。

袁保庆一生受程朱理学影响深重，认为女子守节事大，关系到家族的脸面和荣耀，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他有个外甥女幼寡守节，袁保庆一方面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在谈话中对她讲，倘若能以身殉夫，那就更好，可以为其请求旌表。父亲的这些观念，毫无疑问影响了儿女们将来的人生观。

经过袁家与毛家双方商议，决定让二姐到婆家抱着未婚夫的木头牌位成婚。具体的过程细节颇为繁琐：第一天过礼，毛家送衣冠服装等物给袁家；第二天袁家将女儿的日用器皿和被褥帘帐等物送到毛家；第三天毛家派遣执事、绿轿、官衔牌到袁家，锣鼓家什一应俱全，但不能敲打奏乐，新娘子装束停当，上轿抬到毛家，抱着未婚夫的木头牌位举行婚礼；入室稍作休息，换上补服朝珠，拜见双亲尊长。第四天穿元青服；第五天回门；第六天回婆家，守孝三年。

双方已将所有细节都商议好了，中途却有人甩来一记横锤，说“不”的人是毛氏家族的老祖母——毛家名义上的掌舵人。她认为孙子已逝，毛家伤心至极，新过门的未亡人不能沾染任何喜庆的色彩，不能敲锣打鼓，不能放鞭放炮，不能穿戴凤冠霞披，等等。于是双方家庭只好再议。偏偏这个时候遇到同治皇帝驾崩，国丧期间不能搞喜庆活动。次日，毛家派出一乘蓝轿，两名女佣，将二姐袁让悄悄接了过来。袁让黑衣白裙，坐着小轿直奔庙宇，在停放她夫君的棺材前哭祭一番，一桩人生大事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袁让这年17岁，她此后再也没有嫁过人，从女人的角度看，她的一生并不算完美，既可怜也可悲。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袁让堪称是一个了不起的节妇，在冷清凄凉中举行那个婚礼时，她的心中也许还会荡漾起一丝虚无缥缈的崇高感。

二姐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光绪八年（1882）毛昶熙因病去世，婆家最后的顶梁柱也垮掉了。从此毛家迅速败落，像秋风中飘零的黄叶，只给人们留下世事无常的感叹。二姐本是个心性极高的女子，现在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境衰败。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女儿，又过继了一个嗣子，带着简单的行装，回到袁家帮助操持家务。

长期压抑使她的性格被扭曲，显得孤傲乖张。回到娘家后，她断了所有念想，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弟弟袁世凯身上，严厉督促他用功学习。后来袁世凯长大了，无论是出门求学、从军还是做官，二姐都全力以赴地支持。袁世凯对这个命途多舛的二姐也非常尊敬，袁世凯写的许多家书，收信人都是这个二姐。担任直隶总督时，曾将她接到天津一起居住。他对儿孙们说：“你们二姑奶奶这辈子真不容易，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每当二姐心情不畅发脾气时，袁世凯都不忘叮嘱身边的人不要顶撞：“连我都让她一头呢。”在袁家的家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四大人怕二姑奶奶。”

二姐袁让活了55岁。民国初年，死于河南彰德袁世凯的养寿园中。这时候，她多年来一直寄以厚望的弟弟终于有了“出息”，当上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她是在一种无限风光的体面中慢慢闭上眼睛的。

5．五世同堂最后的幸福时光

90多岁的老婆婆还能穿针引线、缝补衣裳，观者无不称奇。在袁家，就有这么一位特长寿的人瑞，她是袁世凯的曾祖母郭老太太。

如果把崛起的袁氏家族比喻作一座大厦，郭老太太则是大厦的奠基人。她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光绪元年（1875）七月去世，按中国传统计岁方法，包括闰月算在内，她整整活了100岁。郭老太太历经乾隆、道光、嘉庆、咸丰、同治五朝，从36岁丧夫守寡，到百岁老人儿孙绕膝，一生荣辱在她看来都是过眼烟云。

嫁到袁家之初，她怀揣的是一个女人普通的梦想，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为夫君当好贤内助。谁知天公不作美，半途上活生生拆散了一对夫妻。丈夫去世时留下五个儿女，最大的14岁，小的还在喂奶，六口之家的担子压在肩头上，她咬紧牙关硬是挺过来了。那是她一生中极其艰难的十几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刚强的女强人，枕边上不知抹过多少眼泪。只有当她看着几个特别用功的孩子时，心里才会爬上一丝安慰。

经过十几年的煎熬与磨砺，终于苦尽甘来。平地里一声春雷，二儿子袁甲三中了进士，犹如一个人熬过严冬后看见原野上绽放的第一朵迎春花，耀眼的金黄色给她心头增添了无限暖意。这之后袁氏家族进入了黄金时期，捷报频传，喜讯翻飞，一门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四个廪（贡）生，八个知县以上级别的官员……无数羡慕的眼光纷纷投向这个新崛起的项城第一显贵之家，郭老太太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和敬重。在咸丰和同治两朝，朝廷曾经四次给她赏赐御书匾额、紫檀、玉如意、江南丝缎衣料等物，赐寿一次。到同治年间，袁家已是一个近百人的大家庭，郭老太太不仅有了孙子、曾孙子，连曾孙都有了儿子，方圆几百里提起项城五世同堂的袁家，没有人不伸大姆指的。

看着袁家从平淡驶入荣华，郭老太太心里充满喜悦。但是荣辱相连，福祸相倚，生活的打击常常在人们猝不及防时忽然来到你的面前。道光二十四年（1844），大儿子袁树三病逝，时年44岁，白发人送黑发人，郭老太太扶棺大哭，再一次感觉到了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治九年（1874），袁甲三的病逝加速了这个大家族的崩溃。这之后死神成了袁家的常客，隔几年跑来光顾一下，袁凤三、袁重三先后去世，“保”字辈的孙子袁保庆、袁保中也相继病故。接二连三降临的灾难，似乎使原来以刚强闻名的老人变麻木了，她沉湎于佛陀的一片乐土中，求佛向善，经常伴着声声木鱼度过绵绵长夜。

在项城袁氏故里，至今仍流传着郭老太太乐善好施的故事。家族兴旺发达以后，每年她都要施舍棉衣数百件，施粥施药若干。咸丰六年（1856），项城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灾荒，郭老太太令家人将族中无法举火的五十多户人家逐一登记，按月发放粮食、衣物，使他们不再受冻挨饿。又令袁保庆在南北村庄开设粥场，散发大米面粉，每天数千人排队，每人一盂，从冬天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没有一天中断，从而使无数村民保住了性命。这样的例子在郭老太太的一生中有好几次，在乡民们心目中，晚年的她已经渐渐褪去了女强人的光环，转化成一个仁厚的大善人。

一个家族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清醒者能看出其中已露败相。

最早觉察这一点的是袁保龄。他是同治年中的举人，最大官衔是直隶候补道，一生没有担任实职，空闲时间自然会多点，在袁家出外做官的那几个人与故里袁寨的联系中，他是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尤其是他跟随哥哥袁保恒做事的那几年，经常穿梭来往于京都与项城之间，对潜伏在这个大家族中的危机看得十分真切。

当时袁氏家族的真实情况是：近百口人居住在袁寨里，却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撑，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他和哥哥袁保恒做官积攒的银两，原来家中还有个理财高手袁重三，袁重三病逝后，接任他主持家政的是袁保中，虽说此人勤勉正派，在投资理财上却没有什么天赋，袁氏家族的家境每况愈下，日见窘迫。更加糟糕的是，多年的显赫已经宠坏了袁家的一些后代，“保”字辈中的老五袁保诚（袁甲三的第三子）、老六袁保颐（袁凤三的独子）、老八袁保纯（袁重三的第二子）吸食鸦片成癖，是不可救药的败家子，其他子孙有的嗜赌，有的爱嫖，有的逃学，也没几个争气的。

回到京城，他将心头忧虑对哥哥袁保恒合盘兜出，两个人商议一阵，认为这个家族气数将尽，即便倾尽全身之力，恐怕也难挽回颓势。权衡利弊，只有分家一条路可走。他们的分家方案是：效仿古代计口授田之制，将家中所有田地物产分为十二股，确保“保”字辈十个兄弟每人一股，剩余两股，作为郭老太太余年的供给和宗族公用。袁保恒、袁保龄二人还高姿态地将他们名下的两股自愿献出，交给郭老太太享用。

分家方案酝酿成熟了，却长时间没有人敢对郭老太太提出来，少年时代记忆中残留的对老祖母的一丝惧怕，使这个大家族又延续了几年。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这个分家方案才得以实施。次年，郭老太太寿终正寝，一个世纪老人，一个延续了八十多年的家族，在经历了绚丽至极以后慢慢地归于平淡。

郭老太太逝世那年，袁世凯15岁。在壁垒森严的袁寨，袁世凯听着铁锤将最后一枚钉子敲进棺木的声音，并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透过深宅大院的缝隙看出去，有几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送葬出殡那天，他看着一锹锹土朝下扔去，直到整个墓穴填满，袁世凯长长出了一口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新的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