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小儿外科杂志:袁世凯家族5

第五章  政治联姻

1．  相远于迹，相契于心

在袁世凯众多儿女亲家中，周馥是他最为相契相知的一个。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人。此公一生简直是个奇迹，论功名，只不过是一名监生，却能平步青云，最后把官做到总督一级，也是难得的异数。

周馥年轻时混迹于社会底层，帮人代写书信，也干过刀笔吏。按清律，凡有功名的士子一律不许参与讼事，周馥是监生，替人写过诉状，打官司的两家都有来头，输了的那家将他告到衙门，县官要抓他进大牢。惊吓之下，周馥来了个远走高飞，投到曾国藩军中做起了缮写员。据说，曾国藩军情奏折中有句“屡战屡败”被改作“屡败屡战”的点睛之笔，就是周馥所为。

在曾国藩幕府里工作了几年，也没得到重视，周馥打道回府，想在安徽老家谋个像样点的饭碗，结果仍不如意。其时是太平天国后期，社会上闲散人员太多，劳动力严重积压，找工作很困难，加上他也没有高文凭（只是个监生），因此一直是个待岗的身份。听说李鸿章重视人才，周馥决定一试。此公想到的方法有点特殊，虽说是毛遂自荐，却与他人不同，他在李鸿章办公的官府前摆张书案，给士兵们免费写书信和对联。周馥书法颇见功底，文字功夫也相当了得，此公的声名很快在士兵中传开了，李鸿章听说后不信，亲自跑来考察一番，发现面前这个中年人确实是个人才，遂招去办文案，逐渐成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一员。周馥的成功貌似带有运气成分，仔细分析则不然，机遇永远在哪里站着，只有勤奋和有眼光的人才能抓住它。

袁世凯认识周馥的时间很早。周馥去世后，其三女婿袁克轸（袁世凯第八子）曾在挽联中写道：“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唯公最早”，就是指袁与周早期相识一事。那时候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还在世，经常来往于李鸿章府中，偶尔也带少年袁世凯去长长见识。后来袁保庆与周馥在两江总督马新贻幕中共过事，关系走得很近。袁世凯对周馥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两个年龄相差近20岁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们会成为最相契的儿女亲家。

这对忘年交在山东开始了他们的政治蜜月。开埠（开通商口岸）、修铁路、办学堂、建自来水公司等一系列举措，昭示着中国工业近代化在这对盟友手下艰难起步。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为了让彼此关系更牢固，他们结成了一门儿女亲家：袁家八子袁克轸娶周家十一小姐周瑞珠做妻子。

周家祖上并没有什么显赫人物，但是从周馥这一辈平地忽起，其家族文化史构成了近代史上的一道绚丽风光。上世纪初，周家以天津、上海为基地，已形成了庞大的实业家族；到了世纪末，又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理并重、中西交汇式的学术大家族，从官宦到实业再到书生，周家能人才子层出不穷，灿若群星，足足风光了一百多年。周家第二代中，长子周学海“不为良相，甘为良医”，是我国医学界的泰斗人物；四子周学熙，被誉为“北方工业巨子”，是我国民族工业奠基人之一；第三代，有周今觉、周叔韬、周志俊这样的儒商；第四代，涌现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如周一良、周熙良、周绍良等；第五代“启”字辈，有周启成、周启乾、周启鸣等；此外族中还有不少全国知名的收藏“大王”，如邮票大王周今觉、戏单大王周志辅、古墨大王周绍良以及著名藏书家周叔韬等。

其中最为耀眼的莫过于“红顶商人”周学熙。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又字止庵，光绪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周学熙以候补分发山东，被袁世凯委派创办山东高等学堂。显然，儿子沾了老爸的光，这次重用多半是看在周馥的分上。但是，此人很快显现出了卓尔不凡的才能，创办大学是新生事物，无前例可资参考，周学熙按照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订立办学章程，大力整肃校风，大胆聘请外籍管理人员和教员，开设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新课目，这些做法开风气之先，很受袁世凯的赏识。

第二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周馥接任山东巡抚，周学熙循例回避，转直隶候补，直接进入了袁世凯的圈子。时值庚子事变后，天津市面货币极度缺乏，民生凋敝，袁世凯委任周学熙为银元局总办，创办制帀厂，鼓铸铜钱以代替制钱，在资金、厂房、机器和工匠等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凡七十日而成功开铸”，铸出当十铜元150万枚，袁世凯“讶其神速，推为当代奇才”。此后周学熙被袁派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袁世凯很快批准，并任命周为总办。在袁世凯与周学熙的联手推动下，直隶近代工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等近代知名企业的创办初期，均曾由官银号拨借资本，这自然与袁世凯是分不开的。以启新洋灰公司为例，其股东以创办人周学熙为中心，囊括了北洋袍泽、安徽同乡和长芦盐商三方面的人士，其中北洋这条线上的人物有张镇芳、言敦源、王士珍、颜惠庆、龚心湛、王锡彤等，皆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家族、姻亲、同乡、同僚等关系的纽带，将他们捆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

周馥有六子：周学海、周学铭、周学涵、周学熙、周学渊、周学珲，除三子周学涵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在光绪年间先后步入仕途。可他们的兴趣大都不在官场，在实业界及其他战线另辟蹊径，成绩非凡。周馥有三女：排行第八的周瑞钿，第十的周瑞珍和第十一的周瑞珠。

袁克轸和周瑞珠结婚后生有一子三女。分别是长子袁家政、女儿袁家蕴、袁家芸和袁家淦。袁家政建国前夕随家人到了香港，1956年，满怀爱国热情的他不顾家人劝阻，毅然放弃去美国读大学的机会，报考了北京大学生物系。进校第二年碰到“反右”，袁家政还要往枪口上撞，给党支书提意见，自然成了右派。1959年被下放到淮北大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上级破天荒从农场挑选了三名北大生到西昌工作，其中不知怎么有他的名字，就这样阴差阳错进了西昌一中担任教师，文革时他30岁左右，矮小，粗壮，脸膛略黑而发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中山装、一双修补过的塑料凉鞋，喜欢用英文唱《国际歌》，喉咙里发出深沉的男中音。

据袁家政的学生陈琪回忆，袁家政没教几天书，又被下放到一中农场劳动改造，他的任务是放牛、喂鸡、种菜和管理果树，还有个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任务是给大家读报。1973年10月的一天，农场组织读报活动，袁家政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往一张《人民日报》上凑近去，突然像中了邪似的两眼发直，满脸通红，声音也颤抖起来。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并不起眼的新华社消息：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美国高能物理研究院院士吴健雄、袁家骝博士回祖国访问，于昨天下午抵达首都机场，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毛泽东主席于当晚在中南海接见了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读到这里，袁家政哽咽着再也读不下去了，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陈琪和另外两个同学跳过水沟赶紧将他扶住，他一把抓住陈琪的臂膀大喊：“我哥哥嫂嫂从美国回来看我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说完便顺着山坡发狂般地跑了起来。

在北京访问期间，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单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请周恩来总理委托人寻找失散多年的右派弟弟袁家政是否还在人世。如果在，请帮助转交五千美金。经过组织调查寻找，得知袁家政在西昌一中农场工作，每月领取工资，工作生活一切正常。当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和夫人章含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健雄、袁家骝博士，并谢绝了交给袁家政五千美金的要求，吴、袁两位博士只好带着遗憾和惆怅离开了中国。

1975年袁家政结束了农场生活，重新回到西昌一中教书。此前袁家政一直是单身，这一天学校忽然来了个身材高挑的北方女郎，瓜子脸白里透红，一口天津卫的卫嘴子声音悦耳动听。据袁家政说，这个女子能嫁给他是缘于“报恩”，当年袁世凯在天津骑着高头大马巡视，路遇一沿街讨饭的叫化子，袁见小孩眉清目秀，收在身边做了勤务兵，那个北方女郎即是叫化子的孙女儿。故事有些像现代传奇，也不知其中有几分真实。

两位著名的博士哥嫂到中国访问，无形中帮助袁家政提高了政治地位，不久，戴了多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袁家政更是扬眉吐气，他的脾气也大了许多。上课时，如果学生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他会忽然从手中射出一个粉笔头，精准地射在那位同学的额头上，全班同学还不能笑，一笑又会有更严厉的惩罚。对上英语课讲小话的同学，他会点名罚站，还会开口怒骂：“猪，不好好念书，回家抱孩子去！”这个形象似乎有其祖父袁世凯的影子，真是造化弄人。不过他内心里对学生还是很好的，只要有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仔细讲解，脸上始终浮着温暖的微笑。

20世纪80年代初，袁家政赴香港补习了一段时间的英文，然后到美国读书，带着那个祖籍天津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洛杉矶。

2．满汉通婚开禁后袁家的几桩婚姻

依早先的清律，满汉后裔是不能通婚的，“满洲旧俗，凡所婚娶，必视其民族之高下，初不计其一时之贫富。”（昭梿《啸亭杂录》）如满人娶汉女，不能上档，不能领红赏和钱粮；如果满族女子嫁汉人，则取消该女子原来所有的特权，还要受到非议和谴责。

东北地大物博，容易谋生，晚清以后，从山东、河北、河南“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朝廷只好开禁，允许关内移居东北的汉人与满人通婚。但是仍留下了一个尾巴：对满族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八旗子弟从关内北京等地回东北占地垦殖。

满汉通婚开禁之后，袁世凯得风气之先，立马与满清权贵订立了几桩姻亲关系：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的独生女儿；十三子袁克相娶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儿；七女袁复祯嫁给了陆军部尚书荫昌的荫铁阁。此外，原先订下的婚姻还有次女袁仲祯嫁端方侄子，袁世凯死后，袁仲祯坚决解除了这桩婚约，嫁给了晚清大臣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

晚清流传一句民谣：“京城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是荣庆，小那是那桐，端老四是端方。这三位才子不仅有学问，擅诗文歌赋，好金石书画，而且思想和行为既新潮又时尚，与满清那些顽固派绝然不同。年轻人永远是代表未来的，何况又是特有才华的三个年轻人，袁世凯自然向他们抛出橄榄枝，荣庆早已进入袁的幕府，那桐和端方更不用说，无论在军机处还是在封疆大臣位置上，他们都是帮袁世凯说话的铁杆“保袁派”。

先说端方（1861～1911），此人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端方一生历仕南北，总督一方，在晚清政坛显赫一时，许多大事件中都担当了重要角色。其幕僚劳乃宣这样评价他：“昼则接宾客，夕则治文书。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牍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咨取焉。谋虑即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精明能干的形象跃然纸上，连翁同和也称赞他“读书多”，“勤学可嘉”。

这个人喜欢谈论时局，遇人动辄滔滔不绝，观点符合文明潮流，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这一点很对袁世凯的脾性。说起来，袁世凯和端方早已有过政治上的合作，而且合作得很愉快。丁未政潮酣战正急，时在上海担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通过技术造假，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梁启超在一家报馆门前合影的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岑三一直是她眼皮底下的红人，竟然和维新党搞到了一起，结果自然是撤职。威风凛凛的岑春煊，就这么轻松地被扳倒了。这件事弄得端方声誉鹊起，郑孝胥评价天下人物有几句名言：“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

宣统元年（1909），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一般人都认为他将要为清廷挑大梁了，哪知关键时刻栽了个跟头，而且这一跤跌得不轻。

事情的起因小得不能再小，仅仅因为在给慈禧太后举行葬礼时，他安排手下砍了几棵树，照了几张照片，就遭贬职丢官，由此也可看出宦途之险恶。这个事件是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最先发难的，背后的黑手却是杨崇伊。其时李国杰为农工商部左丞，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参劾端方在陵园砍树坏了风水，照相更是摄走了皇室的魂灵，隆裕太后拿不定主意，把案子交部严议，几经折腾，结果倒霉的端方还是被剥夺了官职。

李国杰是杨崇伊的女婿，他参劾端方，是帮岳父出一口怨气。这事说来有趣，扼要简述一下。杨崇伊，字莘伯，戊戌政变的最初发起者就是此人，是维新党的死敌。本以为戊戌有功，事后却并未受奖，与荣禄的关系也比较僵，于是辞官回乡，心情郁闷中偏偏与吴姓人家为争夺一个婢女，动了洋枪，涉讼公堂。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端方，听说这个顽固党遇此一劫，索性落井下石，以风流罪严办，杨崇伊遭到了革职严管的处分。经历了这场风波，杨崇伊对端方耿耿于怀，逮住了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官场上的一报还一报永远是没有止境的。

其实端方遭遇贬官，与他和袁世凯交好也不无关系。宣统三年（1911），端方东山再起，被朝廷授命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出京南下赴任途中，经过河南彰德，他专门下火车去拜访袁世凯。此时老袁虽说仍在洹上村当“隐士”，但是朝野上下希望他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袁世凯出山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次会晤，宾主双方是在非常愉悦的情形下进行的，袁世凯还专门安排了一场电影——这在那个年代十分少见。除了谈论时局和对策外，两家还订了这两门姻亲。陶雍是端方的独生女儿，袁克权谈吐儒雅，是袁世凯的爱子，这桩婚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慎重的考虑，也足见袁世凯与端方关系之不一般。

端方要了顶官帽子，但是并不想去四川。铁路收归国有后，川、粤两地当初投资铁路的官绅们群情激愤，保路运动闹得风起云涌，四川尤为激烈，此时前往甚至会有性命之忧。然而留在湖北，湖广总督瑞瀓却不高兴，疑心端方是来抢夺他的总督官位，便旁敲侧击催促端老四快快动身。端方说，手下无兵，容再延缓几日。瑞瀓慷慨拨出第八镇步兵第三十二标，不够，又从各协拨出一批人马成立一标，称为三十一标，全都交给端方统领。人家做到这个份上了，端方再也赖不下去，只好乘轮船经宜昌溯江而上。

船越往上游行，端老四心里越没有底，四川总督赵尔丰是个官油子，此时的心态也和瑞瀓一样，担心端方来抢夺官位，故意将保路同志会的满腔怒火往端方身上引，此时满清权贵入川，意味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朝廷大概是知道了这个情况，又紧急下达了一道谕旨：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原四川总督赵尔丰回任川滇边务大臣。可是岑春煊也很机灵，知道这个时候进川形同玩火，是拿生命在玩一出游戏，因而再三请辞，理由也堂而皇之：身体有病，不宜进川。于是清廷又想到端老四，再补发一道上谕：任命端方为四川总督。

就这么走走停停到了资州，端方忽然发现四周全都是保路同志会的人，自己犹如坐在一个炸药桶上，随时都有被炸飞的危险。在瑞瀓送给他的第三十一、三十二标中，如江国光、单道康、邱鸿均、梁维亚等数十人皆是革命党激进分子。当队伍走到宜昌时，就曾有过杀端方祭旗起事的想法，革命党首领人物居正认为，武昌起义尚在准备中，杀了端老四暴露目标对起义不利，这样端老四才暂时保住了一颗脑袋。

到了资州，杀端的呼声又起，暗潮涌动，只是端老四不晓得。恰逢其时，有人假托满清新贵铁良的名义致电端方，说北方革命党起事，京都危急，两宫已经向山西疏散了，请端方迅速入陕勤王。这天，端方召集两标高级军官开会，透露开赴陕甘扩编成军的消息，并向自流井盐场商借银子三万两，作为队伍的开拔费用。

两标官兵多半是湖北人，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已是心有不满，现在听说还要开赴陕西，更是怨气满腹。革命党乘机秘密开会，认为武昌已举义旗，两标义士因随端老四赴川，失去了参加武昌起义的荣耀，留在武昌参加起义的，现在都成了革命功臣，而他们还要跟随这个旗人进入陕、甘，岂不是辱没祖宗？即使将来回到湖北，也会被人耻笑。众人越议论情绪越激昂，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杀端方，无以明心迹。

这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被端老四侦知了，更是寝食不安，肝病也趁势发作。手下的亲信给他出主意：乘船经宜昌返回武汉。端方摇头，长江沿线已被革命党控制了，走这条路线等于自投罗网。又有人向他密陈，愿出死力保他出川，但条件是只允许端方一个人与他同行。端方用警觉的眼光看了那人一眼，仍然摇头。

就在这急乱之中，他忽然心生一计：数年前曾有传说，端方的生母是大臣陶澍家中的一个婢女，陶暗中把她收了房，肚子大了，太太吃醋，硬将她逐出，才归了端方的父亲。端方实际上不是满人，而是汉人陶澍的儿子。在这个传说中，人们还列举出他的名号“陶斋”为证。关键时刻，端老四希望这个传说能帮他的忙。十月初五，端方杀猪宰羊，大张盛筵，召来三十一、三十二标排长以上的军官，还请来资州地方富商名绅作陪，酒喝到七分，端方宣布他恢复陶姓，改名陶方，和满人划清界线，并拿出一叠“陶方”的名片当众散发。

众军官中，对他姓端还是姓陶不感兴趣，最关心的是队伍将来往哪里去。端方不敢以实相告，嘴上支吾一番，急得眼泪直往下掉，很快被密密匝匝的士兵团团围住了。端方的胞弟端锦出来解围，对士兵许诺说：只要保护他们哥儿俩至西安府，愿出白银四万两犒赏。站在前排的士兵听到了许诺，站在后排却没有听清，还在大喊：“爱钱就不要命，要命就不爱钱，就是当官的答应了，老子们也放他不过！”端方兄弟眼看如此情景，知道军心已变，回到营中，二人相抱大哭。

杀机已动，端老四性命就难保了。十月初七凌晨，端方兄弟二人密备了两乘小轿，将两只行李箱系在轿后，正准备趁黑夜逃遁，才行出数十步，突有数十个提抢的军人冲出，将小轿团团围住。端方见势不妙，跳下轿来要逃跑，却被一把刺刀拦在胸前。

“你们这是干嘛？”端方声音发抖地问。

“请大帅升天！”队官刘凤怡大声说。

连推带搡，众刀齐下，砍了六刀之后，端老四一颗血淋淋的脑袋滚落到了地上。其弟端锦见此惨景，万分悲痛，大喊一声“四哥——”转回身来，又大骂那帮兵丁“混帐王八蛋”，有个叫贾志刚的兵丁冲上来，照准端锦的脖颈就是一刀。端家兄弟的首级割下后，被当做战利品装入铅箱，放入石灰，沿途示众，最后拿到武昌去报了功。据说，黎元洪见了这两颗人头，不由得连声叹息，让人暂存在武昌洪山禅寺。这支队伍，被黎元洪编为“教导团”。

端方、端锦兄弟的无头尸体，被端的幕僚夏寿田（此人后来成了袁世凯的重要幕僚）收殓后放入棺木，一路护送北归，辗转回到京城。端方被清廷赠以“太子太保”，予谥“忠敏”。次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派人把端方兄弟的头颅从洪山禅寺取出，与尸身连接起来，予以厚葬。

据袁世凯家人回忆，端方兄弟被杀身亡后，他们在京城的家眷吓得六神无主，最先想到的主心骨还是袁世凯。他们脱下满服，改扮成汉人装束，乘火车来到彰德洹上村避难。因为来得太匆忙，没有合适的大宅屋供他们住，就暂时挤在各房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提到端方，平素不爱动感情的袁世凯也满脸忧伤，认为端老四是他最能推心置腹的一个儿女亲家。

袁克权（1898～1941），字规庵，号百衲，是朝鲜族二姨太白氏所生，为袁门第五子。袁世凯闹洪宪帝制时，曾让他和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同穿太子服，由此可见袁对这个五儿子的器重。袁克权确实也聪明过人，他从小最佩服的一个人是严修，1913年，他和袁家几个兄弟袁克桓、袁克齐一起跟随严修出游欧洲各国，就读于英国齐顿汉姆公学，一年后归国。1916年，袁克权刚满18岁，骤然遭受丧父失怙之痛，袁氏家族也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到九层地狱，其心灵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末世王孙的出路在哪？他年纪轻轻，深深陷入困顿与疑惑。仕途是再也不能指望了，沉沦又于心不甘，唯一能供他选择的恐怕只有“隐逸”二字，好在新婚妻子陶雍能理解他，同样遭受了家破父丧的巨痛，这对苦命夫妻相惜相怜，相互搀扶着往前走。

端方生前是闻名遐迩的大收藏家，家中古玩珍品不计其数，其中毛公鼎更是中国青铜器中的扛鼎之作。袁克权、陶雍订亲之时，端方夸下海口，要将此鼎作为女儿的陪嫁品。谁知天不作美，竟在四川死于非命。这个毛公鼎后来被其后裔抵押到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无力赎回，遂流落于民间，现收藏于台北故宫。不过陶雍的陪嫁依然不薄，完婚之日，端方家以百衲本《史记》、仇十洲的名画《腊梅水仙》和陈鹤的名画《紫云出沙浴图》等三件稀世珍宝馈赠，也算得上是价值连城了。

有岳父的收藏珍宝垫底，袁克权夫妻的隐逸生活也还过得不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靠典当家产过日子。袁克权常同严修、方地山、张伯驹等人诗酒唱和，也与报馆文人混得很熟，张恨水创作小说《金粉世家》，很多故事就是从袁克权那儿听来的。

袁克权流传后世的诗集有《百衲诗选》和《忏昔楼诗存》二种，诗风淡雅，感情浓郁，一任忧深似海，于无法言说处泄露隐情，常能令人反复吟诵，韵味无穷，因此有不少拥趸。袁克权的诗作中有不少叙述家史的，对父亲袁世凯，他的感情复杂而又奇特，他有一首诗题为《故园接叶亭前梨树》，诗前小序中写道：“故园接叶亭前梨树，先君已酉退居时手植也。每当清暇，辄扶依啸傲，流连竟日。丙辰遘变，先君弃养，而斯树亦枯萎同谢。因为短章以志感云尔。”诗云：“星坼龙飞直到今，画亭春暖不成阴。孤鸾别向蓬池远，双桧看依魏阙深。只为遥怜辞庙日，可堪重少济时心。当年昼锦筹觥在，每过空堂泪满襟。”这类怀旧伤怀的诗，传达出人是物非的苍凉，叫人不忍卒读。

袁克权的妻子陶雍也是才女，不仅能红袖添香，文采也颇佳，夫妻二人感情笃深，袁克权一生未纳妾，育有四男四女，分别是子家诩、家说、家誉、家諲；女家训、家诜、家諿、家诒。袁克权死于1941年，时年仅45岁。

那桐和荫昌是袁世凯的盟友，关键时刻帮过老袁的大忙，对这两个亲密的合作伙伴，老袁的报答方式是结成儿女姻亲。往更深层次去追究，袁世凯要想地位更稳当，要想在政坛上混得更好，也离不开这一对满清新贵的扶助。

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重要职务，对晚清政局影响不小。他有功于袁世凯，主要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与徐世昌等人一起保荐袁老四出山。摄政王载沣对徐世昌的话可以不听，对那桐的意见不能不参考，何况那桐的话说到绝处：愿以身家性命担保！载沣看到那桐如此死保袁世凯，不由得怒火上升，板着脸狠狠批评了那桐几句。

谁知道那桐也并不是那么好惹的，将头上的官帽子摘下来丢到桌上，告老辞官不干了。庆亲王也乘势配合，天天不临朝上班，闹起了罢工。前线军情十万火急，加急电报一封接一封雪花似的飞来，手下的几个大臣却和他闹别扭，载沣急得傻了眼，只好赶紧让步，请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袁世凯知恩图报，此后不久，就订下了那门婚事：袁克相（字守安）娶了那桐大孙女张寿芳。袁克相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英文都好，书法上也有一手，以善写篆书而在天津闻名，遗憾的是婚后夫妻二人感情不和，于1958年离婚，膝下无子。建国后，袁克相在天津第41中学教英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首先揪出了他，连续不断地批斗、游街、毒打，使这个孤独的鳏夫含恨离开了人世。

荫昌（1859～1928），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楼，又字五楼，同文馆毕业，早年留学德国学习陆军，出任过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在满清后代中，此人出国留过洋，脑袋瓜子里装了不少新思想，正是这一点极为袁世凯所看重。天津小站办新建陆军，向袁推荐北洋三杰的就是这个武备学堂总办荫昌。袁世凯在山东办新政，与德国人谈判遇到了麻烦，还是这个荫昌从德国赶回来帮忙，成全了袁老四的好事。此后荫昌调至山东佐赞军务，直接归入袁世凯麾下任副都统，在与八国联军议和中，这个懂洋务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下诏废除军机处，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共设13个大臣，满人9人（其中皇族五人），汉人仅4人，时称“皇族内阁”。就在这时，荫昌出任陆军大臣，实际上掌管了清廷的军事大权。

武昌枪响之初，荫昌受命节制湖北各军，前往弹压。此前有胡思敬弹劾其人有书呆子气，不宜担当最高指挥官，果不其然，火车行到河南彰德，荫昌下车前去拜访袁世凯，讨教如何对付革命军。其实荫昌聪明得很，他心里十分清楚，名义上归他管辖的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军队，实际上总舵主仍然是袁世凯，指挥常常失灵，凡事还得仰仗总舵主掌舵。

清帝退位后，荫昌跑到青岛躲了一段时间，避过风头，还是投到了袁世凯门下，担任总统府侍卫武官长，为老袁看家护院。袁世凯死后，荫昌仍在北洋担任高官，凡是北洋政府与“小朝廷”之间仪式性的场合，都少不了荫昌这个特使进宫周旋。荫昌做人乖巧是很有名的，1927年末代皇帝溥仪结婚，荫昌先向溥仪行鞠躬礼，然后又跪在地上磕头，巧妙地解释说：“先前行的鞠躬礼代表民国，现在奴才是给皇上下跪。”做官灵活到了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他。

由此说来，袁世凯结下荫昌这个儿女亲家还真是有远见，既有满清名望又还实用，政治联姻的妙处可窥一斑。

本节末尾说说袁世凯次女袁仲祯的婚姻。父亲为她订亲时，她才14岁，爱情只是挂在柳树枝上的一片绿芽，遥远而又朦胧。父亲去世那年，袁仲祯已经长大成人了，陡然间遭遇家庭的巨变，她像一只随风而去的小舟，在茫茫大海上孤独地飘荡。一个偶然的机遇，袁仲祯认识了薛观澜，此人是晚清重臣薛福成之孙，狂热地痴迷于京剧，与袁克文、张伯驹来往密切，对袁世凯死后袁家的遭遇，薛观澜深表同情，也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袁仲祯，经表哥张伯驹介绍，这一对恋人结成了伉俪。薛观澜与北洋旧属多有交往，又与宋子文等人关系亲密，曾写过不少民国掌故发表在当时的小报上。此人以迷恋京剧出名，尤其是对京剧名角余叔岩的研究，堪称专家。薛观澜、袁仲祯的子女中，有位叫薛民见的学者，建国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出版有《黎元洪年谱》等著作。

3．晚清旧官僚和他们的儿女们

在晚清政坛，虽说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在争夺天下，但是旧官僚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掌控着地方大权，听从清廷当局者的指挥，是棋局上的重要棋子。对于这股政治势力，袁世凯当然不会放弃，从袁家32个儿女中挑出了几个，向这些旧官僚家庭抛出了红丝线。

先说这个人：张人骏（1864～1927），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人，清同治进士。这个人是清末“清流派”健将张佩纶的侄子，张佩纶与袁世凯是早年的契友。张佩纶极富文才，恃才傲物，以敢说真话闻名于晚清政坛。他一生不知向清廷上了多少个奏折，被其弹劾的官员不计其数，奇怪的是，这么一位“大炮筒子”，却被素来稳健务实的李鸿章相中，将特有才气的女儿李经耦嫁给了他，张佩纶成了李府姑爷。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代（孙女）中又出了个才女，而且名气比他还要大，此女即是张爱玲。

尽管有张佩纶这么一层关系，张人骏的仕途却并不顺畅。中了进士后，张人骏曾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以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这个职位的任务是专门给官员提批评意见，实际上是既无权利又得罪人的言官。不过张人骏为人谨慎，处世平和，苦熬了几年，眼看快有升迁的机会了，又遇到中法马尾海战失败，堂叔张佩纶被人参劾临阵逃跑，遭到贬官罢职的处分，张人骏升官的指望一直在这位堂叔身上，此时如同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光绪中叶以后，张人骏才逐渐官运亨通。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张是山东藩司，直接在老袁手下工作，对昔日契友的这位侄子，袁世凯也还关照，之后张人骏先后担任过山东、广东、山西巡抚，漕运总督、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成为晚清重臣。

武昌起义爆发后，徐绍桢率领的第九镇新军官兵准备响应，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火速调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旧部群集南京，对徐绍桢领导的新军则每人只发5颗子弹。但是在同盟会组织的江浙联军的猛烈攻击下，张人骏的旧部溃不成军，逃命之际张人骏耍了个滑头：一方面请美籍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要求谈判求和，一面备好轿子，乘着夜色逃到了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军舰上，仓皇失措地到了上海。

虽说张人骏与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但是他对袁在辛亥年以后的政治动作很不满意，尤其是袁世凯称帝，在这个清朝遗老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是清朝的叛臣逆子，两家逐渐断绝了往来。在一些公开场合，张人骏说话从来不给袁世凯留面子，他愤愤然说道：“袁世凯欺人寡母孤儿，夺取天下，和白脸奸臣曹操有得一比。”张人骏还经常为儿子张允亮娶袁家长女袁伯祯这门婚事大为懊恼，专门给儿子媳妇交待：无事少踏袁家门槛，当我们张家没这个姻亲。他的儿子还算听话，此后果然很少去袁家，儿媳袁伯祯见公公和丈夫是这个态度，也减少了回娘家的次数。

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仍念念不忘张家的这个女婿，授勋封官时也给张允亮赏了一个官衔，一些旧时老友来张家祝贺，张人骏老脸一横，瞪着眼睛说道：“我家并无喜庆事，何贺之有？”待众人说清缘由，张人骏拈着胡须笑道：“袁老四他这是笼络人心，异想天开，我张人骏偏不入港。小儿无知，入其彀中，诸君为余庆贺，老夫感到脸红，明日就叫他去辞了这个官。”（参见陈灨一：《甘簃随笔》）

其子张允亮在经历了这些波折后，对宦途的兴趣骤减，一辈子以泡书斋为乐趣，著有《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故宫善本书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等书。民国时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

同老顽固张人骏比较起来，孙宝琦的脑袋瓜子就灵活多了。

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浙江杭州人，太子少保孙诒经之子，历任候补直隶道台、军机处官报局局长、驻法、日、德、奥等国公使等职。此人一生妻妾成群，生下的儿女也多，共有8个儿子16个女儿，因而姻亲满天下，在晚清“官系网”中遍布着他的儿女亲家。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证明孙宝琦的灵活：孙中山赴法国运动革命，不幸机密文件被盗，刚巧孙宝琦出任法国公使，没过几天，文件送抵孙宝琦案头。孙宝琦一边派人连夜抄录文件内容，秘密报告给庆亲王奕劻领赏；事后将那份已经曝光了的原件送还孙中山，向革命党讨好。大概是因为这件事给庆亲王留下了好印象，没过多久，孙宝琦与奕劻结成了姻亲。

趁孙宝琦回国述职，庆亲王略施手腕，将他留在国内出任了山东巡抚，本以为是桩美差，上任之后才晓得是个烫手的山药蛋。其时辛亥革命正好爆发，民众纷纷请愿的局面烧得孙宝琦焦头烂额，革命是革命者的狂欢节，山东独立大会的会场上人山人海，情绪激烈的群众代表认为，值此紧急关头，山东须立即宣布独立！孙宝琦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不由得有些心虚，嘴上却仍然硬得很：“我是清朝官员，清政府只要还存在一天，我就要尽一天的责任，决不能率领诸君独立。”

独立大会形成了僵局，同盟会派人将会场几个入口守住，有的军人跳上演讲台，一边演讲一边掏出了手枪，在场群众见状纷纷鼓掌欢迎。这时，身穿黄咔叽军服、腰系棕色宽皮带、佩着肩章的五镇参谋黄治坤冲上主席台，拽住会议主持人夏溥斋的胳膊厉声喝道：“夏会长，我们五镇二百多支手枪都在等着，如果孙巡抚不答应独立，这个会就要继续开。他要是顽固拒绝，也许会出人命！”孙宝琦见此情景，脸上再也挂不住了，略微沉吟片刻，便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上一放，带着哭腔说道：“既然大家都认为独立好，对山东有益，我也不再坚持己见。”夏溥斋乘势大喊了一声：“孙抚台已经宣告山东独立了！”全场顿时欢腾起来，同盟会会员们将早已印好的《山东独立宣言》传单到处张贴，一阵阵口号声震耳欲聋，犹如山呼海啸一般。

然而才宣布独立不久，反对山东独立的政治势力又不依了，他们串通五镇内部的反独立派，成立了“山东全体维持会”，通知刚上任山东军政都督的孙宝琦来开会。会议进行之时，忽然有人站起来宣布：五镇炮标标长张树元已经下令支起了四门大炮，炮口对准了都督府，要会议代表立即表决，不然随时有可能开炮。要山东独立用的是手枪，现在要山东不独立用的是大炮，孙宝琦内心本来就反对山东独立，这一来正中下怀，站在主席台中央宣布山东取消独立，一切恢复旧制。山东从独立到不独立，前后只有13天。

孙宝琦这一次头脑灵活，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宣布独立的是他，取消独立的还是他，如此朝秦暮楚，视政治大事为儿戏，像是墙头上的一株草，风吹两边倒，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清廷指责他忘恩负义，是叛臣逆子；革命党更是义愤填膺，放出话来要挖孙宝琦的祖坟、诛灭族类，孙宝琦连声叹息：“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之下，他对政事再也无心顾及，杜门谢客，害起了政治病，躲进一家外国医院疗养去了。

民国初年，袁世凯让这位儿女亲家孙宝琦出任政府的外交总长，有一次参加光绪皇帝与隆裕太后安葬崇陵的葬礼仪式，孙宝琦穿了一套西服前往。到场的清朝遗老众多，纷纷身着清朝素袍官服，跪在地上行三叩九拜大礼，孙宝琦看看身上的西服，有点尴尬。他走上前去，行了三鞠躬礼，正要退下，有个叫梁鼎芬的前朝遗老几步蹿过来，用手指着孙宝琦的鼻子问道：“你是哪国人？行的什么礼？”不等孙宝琦解释，梁鼎芬提高了声调大声说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真是辱没先人，你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位前清大臣劳乃宣站在一旁跟着帮腔：“问得好！他是个什么东西？我看他不是东西！”在场的人哄地大笑起来，孙宝琦非常难堪，只好低着头说道：“是的，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孙宝琦才华出众，学贯中西，又长期担任外国公使，深谙东西方文化，本来是可以为这个国家好好做点事的，只可惜生错了时代，落到个两边都挨耳光的地步。此人儿女多姻亲也多，和袁世凯一样是政治联姻的大户，民国初年很多方面的人物都与孙家扯得上关系，比如才女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就是孙宝琦的女儿。

除了袁家六女籙祯嫁孙家的儿子外，七子克齐也娶了孙家的女儿。大概是受岳父的影响，袁克齐心中也有一个“西洋情结”，连生意投资也不例外。听说“羌帖”（沙俄时期的纸币卢布）升值快，他成批量地吃进，几经倒手，倒也小赚了一笔。然而常在河边走，鞋子不湿也会湿，当袁克齐倾其所有家当买进“羌帖”，准备大捞一把的时候，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的金币卢布从流通领域消失，而纸币卢布“羌帖”也贬值，基本上成了废纸，袁克齐的发财梦破碎了，想到那些白花花的银子一去不回，心理怎么也难以平衡，袁克齐变得爱神神叨叨，像祥林嫂似的逢人便诉苦，神经出了毛病。他的妻子（孙宝琦的女儿）也跟着遭殃，建国后生活失去了经济保障，帮助街道居委会做些杂事，贴补生活。夫妻俩有一独子，名袁家艺。

他叫陈启泰（1842～1909），字伯屏，湖南长沙人，生来便有异禀，额角上有条白印，形似小龙。据说，在襁褓中时就能识“天”“地”二字。进入仕途后，成了个直言敢谏的清流人物。在御史任内，他曾奏劾浙江巡抚任道镕、副都御史王之翰、湖广总督涂宗瀛等高官，特别是在云贵奏销失察大案中，此人敢于向掌管户部大权的老臣王文韶开炮，导致朝廷不得不派翁同和亲自审理此案，最后以罢官八十余人结案，朝野大为震动。

到了江苏巡抚的任上，陈启泰发扬敢说真话的优良传统，又要弹劾官员。这次被他当做靶子的是上海道台蔡乃煌，从级别上讲蔡是陈的部下，应该说胜算的把握很大。但是蔡乃煌这个道台不一般，在官场经营多年，对权力圈的潜规则非常熟悉，尤其是他的后台老板非同一般——此人是庆记公司董事长奕劻。

上司参劾下级，向来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况而定。由于蔡乃煌运动了银子，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廷命两江总督端方查办，上谕中写得很清楚：既查蔡乃煌，也查陈启泰。老迈体弱的陈启泰气得直发抖，满肚子牢骚却又说不出来，只好吞下这枚苦果子，自认倒霉。本以为事情这样就完了，哪知蔡乃煌还有两个后台：一个是两江总督端方，另一个是江苏藩司瑞瀓，正好一上一下，把陈启泰平在中间。在公事上设置障碍，处处掣肘，搞得陈启泰根本开展不了工作。此后不久，他给皇上写了个请假条，回湖南老家去养病。因为有这个死疙瘩郁积在心，结果积愤成疾，病越养越重，竟阖目不醒，驾鹤西去了。时人称陈启泰是被蔡乃煌、端方、瑞瀓三人联手气死的，王闿运挽联云：“抗疏劾三公，晚伤鼷鼠千钧弩；治生付诸弟，归剩鹅洋二顷田”。

对于这么一位清流派旧官僚，袁世凯还是颇为看重的，他将善于务实理财的六公子袁克桓挑出来去做陈启泰的女婿，其中蕴含着让这对翁婿互补的意思。袁克桓（1898～1956），字巽安，后改名心武，五姨太杨氏所出，少年时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后与五哥克权、七弟克齐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北海静心斋总统府教育专馆男馆继续读书，20岁时结婚，娶陈启泰之女为妻。

此时他父亲袁世凯已经去世两年，经历了短暂的忧伤之后，袁克桓没有沉沦，而是毅然站起来，接受了命运的挑战。他的选择是办实业——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恐怕也是最好的选择。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是袁世凯在世时支持周学熙创办的两个大型企业，曾经有一度，政治嗅觉灵敏的周学熙感觉到民营之风将要在中国兴起，于是放弃官银号的优惠货款，转向民间资本寻出路，将企业逐渐转变成私人股东，其中大量股票以“报效”的方式馈赠给了袁氏家族。当时袁氏家族如日中天，赚钱捞银子有袁世凯操心，妻妾和子女们只负责花钱就够了，根本没有人把这些股票放在眼里。到了老袁归天，袁家日暮途穷之时，才想起还有两个大型企业的股票压在箱子底。树倒鸟飞散，袁家诸子各奔前途，纷纷将这些股票低价抵押、转让、出售之际，袁克桓动起了脑子，他将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统统收进囊中，然后拿这些纸片去和总老板周学熙谈判：他袁克桓也是大股东，有权决定企业的前途命运。

袁克桓进入开滦煤矿后，接替大哥袁克定担任公司的常务董事。以前，公司内部事务（包括用人权等），都由担任总经理的英国人说了算，袁克桓提议说，既然公司是两家合营，那么中英方都得有人负责，最后袁克桓的意见被采纳，他的权力无形中增加了许多。

原来的启新洋灰公司，负责管理企业的全是周学熙的旧属亲信，清一色安徽人的天下，袁氏家族的河南系难以与之抗衡。袁克桓进入公司不久，即着手改变这种状况。他说通了八弟袁克轸（也就是周学熙的妹夫），一起联手来扳倒这棵大树。在1924年新春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袁克轸站出来率先发难，当面指责周学熙用人不当，把公司搞得一团糟，脸红脖子粗地说道：“对待你的姑爷如此偏袒，为何对老姑爷我就不照顾照顾？”周学熙梗得说不出话，河南帮的其他成员跟上助阵，会场乱成了一锅粥。周学熙原来在启新是八面威风的，现在老姑爷给他难堪，他也不便多计较，从此以后对启新公司的事，也不愿多过问了。这正是袁克桓所要的结果。到了1927年，启新公司改选董事会，袁克桓为首的河南系就占据了显耀位置。1933年，袁克桓坐上了公司总理这把交椅，一坐就是13年，直到抗战结束，风传何应钦将派人以“资敌罪”没收启新公司，袁克桓为保全公司存在，迫于各方压力，才不得不和启新洋灰公司脱离了关系。

后来，袁克桓还在湖北创办了华新水泥厂以及南京的江南水泥厂，都是建国前大名鼎鼎的大型企业。除了水泥厂外，他还办过玻璃厂、纱厂。据袁克桓的儿子袁复回忆说：“他一辈子都没叫过累。我父亲每天早晨七点钟准时起床，穿戴收拾好，八点准时到，工友还在打扫卫生呢！……我父亲没有别的嗜好，他就是应酬应酬、打打麻将。舞场、赌场、马场、妓院从来不去。舞场为什么不去呢？理由很简单，有一次他办完房子买卖，吃完饭，很早就回来了，我问其他叔叔呢，他说去舞场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手底下的人都去玩，我往那儿一坐，人家还玩不玩？’我父亲喜欢看历史，也喜欢讲历史。一生从来没有假期、星期天。我父亲一生没有私产房，地无一亩。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搞实业中去了。”这一席话，将勤奋、自律、好学的袁克桓形象勾勒得准确而又生动。

袁克桓有二子五女，二子家宸（即袁复）、家卫；五女家英、家仙、家渠、家菽、家芯。1956年9月，袁克桓因心脏病发作在天津去世，时年58岁。当时的重工业部给袁克桓的家属发来了唁电，并送了花圈，赠与了几千元的抚恤金。

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中，剩下的这两个旧官僚都是清末民初颇富盛名的大教育家。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授编修，历任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戊戌新政中，张百熙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应该说是很被提倡维新变革的光绪皇帝所赏识的，奇怪的是，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重掌大印，废除了光绪的若干维新举措，唯独保留下来的就是这所京师大学堂。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对兴办教育也很重视，对张百熙这个人是信得过的。

让张百熙当管学大臣，负责清廷的教育工作，算是选对了人，他不仅爱才惜才，而且能辨才识才。有一个年轻人，向来为张百熙所看重，张的宠妾生了病，这个年轻人在家设香案祈祷，事后又来张百熙家里大献殷勤，把这件事说得满城皆知。张百熙摇头叹息：此人虽说有几分才，德性操守却太糟糕。此后遂渐渐疏远了这个学生。易宗夔在《新世说》中专门记载了这件事，称其“爱才如命，不喜善谄者”。

张百熙管大学堂，第一个问题是聘请总教习，他看中的是桐城派大家吴汝伦。放下架子上门恳请，吴汝伦拈着胡须说：人老了，这个事恐怕不能答应。哪怕张百熙死乞白赖，吴老头也不肯松口。弄急了，张百熙一膝跪在地上，不肯起来，吴汝伦只好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先到日本考察了再上任。结果，吴老头拖着老迈的身子去了一趟日本，回国后就病倒在榻一命呜呼了，张百熙的一跪也算是白费了。不过，他“爱才如命”的名声，从此更是远播四海。

张百熙的女儿嫁给了袁家三公子克良。

袁世凯在世时，曾经骂这个老三是“土匪”，心底里认定他成不了什么大器。和袁家其他儿女比较起来，老三袁克良似乎真是个“莽夫”。曾经在大哥袁克定手下跑过腿，干点侦缉队之类的活计，抓个人绑个票，派他去最为合适。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怒砸三希堂法帖碑。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派副官唐中寅清点物品，有一天，唐中寅正在巡逻，忽然发现一队小工抬着几块石碑往外走，唐副官上前追问，此时袁克良不请自到，大模大样地叫小工继续搬运，唐副官自然要阻拦，脾气火爆的袁三公子搬起一块石碑，狠狠朝地上一砸，石碑顿时碎成了几块，袁克良仍不解气，又朝地上狠狠砸了几块，方才罢休，挥了挥手，带着一干人马扬长而去。只是可惜了那些三希堂法帖石碑，价值连城的宝物“玉碎”了。

袁克良一家住在北京八面槽锡拉胡同——这是他父亲袁世凯留下的一笔遗产。娶了张家小姐过了几年，他又娶了个小妾，是个唱戏的，叫孙宜卿。再过了两年，袁克良忽然疯了，不是那种满街撒泼癫狂的“武疯子”，而是挺文静地躺在床上，默默看着漆黑的屋顶度日子。袁克良一家后来搬到了天津大营门，他有二子三女，二子是家增、家霖；三女是家潜、家佶、家芷。

陆宝忠（1850～1908），字伯葵，江苏太仓人，光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担任湖南学政时，闱场考风狼藉，有童生公然买通监考官帮忙作弊，陆宝忠留心访查，惩办数起，弊情有所减轻。有一年，陆宝忠到湖南衡阳监考，有个童生进考场大概是没听招呼，被当地县官狠狠训斥，童生顶撞几句，又挨了县官的一顿板子，这事把当地老百姓惹毛了，围攻了县衙门，捣毁了签押房，还扬言要放火烧房子，县官吓得不敢出面。事情平息之后，县官感到自己受了辱，提出要对那个童生处以极刑，陆宝忠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这是个冤案，童生其实并无大错，错的反倒是县官。经陆宝忠保全，结果未戮一人，在衡阳当地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爱才如命”四个字，送给陆宝忠也是很贴切的。

陆宝忠晚年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朝廷下令严饬戒断，他立即执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他向朝廷报告戒掉了鸦片，结果到了四月，就死掉了。

袁世凯的五女儿季祯嫁到陆家两年不到，就病故了；第十三女经祯续嫁陆家，成了填房夫人。说到袁家先后嫁到陆家的这两个女儿，两家还有一段恩怨。五女季祯出嫁前，身体就很虚弱，对父亲做主的婚事也不满意，嫁到陆家后不久，就与夫君闹别扭，情绪郁郁寡欢，病倒在床上又不肯吃药，结果年纪轻轻命丧黄泉。季祯去世后，陆家对袁家耿耿于怀，认为把这个身体不好又不大情愿的女儿许配到陆家，是搞“假冒伪劣”，袁世凯为了表明心迹，又把十三女经祯许配给了陆家。不过，袁经祯嫁到陆家后，夫妻俩感情不错。

4．黎家有女初长成

辛亥革命枪响之后革命党才发现，由于起事仓促，参加人员中官衔都不高，声望不足以服众，因此急需要找一名领袖。据革命党人回忆，当时清廷官员听到起义的消息纷纷躲避逃命，协统黎元洪也换了便衣，在执事官王安澜引领下躲到了参谋刘文吉家中避难。当革命军寻踪至此，黎元洪躲在蚊帐背后不出来，有个叫马荣的士兵拉了几下枪栓，又把子弹推上膛，大声喝令“狗官出来”，黎元洪才从蚊帐背后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出来。也有另一种说法，黎元洪当时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是被班长虞长庚用枪逼着出来的。黎元洪被革命军带到省咨议局（即今天的武昌阅马场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上，黎元洪像尊泥菩萨，不管革命军说什么他都是一声不吭。

有人说黎元洪的总统是别人硬塞给他的，话不中听，却有几分道理。革命军起初推举他当湖北都督，黎元洪用浓浓的黄陂口音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有人愤懑地骂道：“不识抬举，干脆给他一颗花生米算了！”有个叫李翊东的革命军扣动扳机，威胁他说：“我枪毙你，另选都督。”黎元洪只好在心里对大清朝说声抱歉，接受了革命军都督一职。1911年10月17日，湖北军政府前祭坛高筑，香火缭绕，祭坛上供着黄帝轩辕氏的灵牌，旗杆上飘荡着十八星旗，鞭炮齐鸣，鼓乐喧天。黎元洪跪地诵读祝祷文，三军鸣枪，全体跪拜，山呼万岁。黎元洪从此踏入仕途，后来还当上了民国大总统。

很多人瞧不起这尊“泥（黎）菩萨”，袁世凯却不这么认为。在清廷的旧官僚中，黎元洪清廉朴素，两袖清风，也算难得。尤其是此人期望中国走改良渐变之路，不主张暴力革命，这一点更是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这尊菩萨像个不倒翁似的立在政坛上，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何况，袁世凯想在总统位置上坐得更稳当，还确实得争取黎元洪这股政治势力。

袁世凯是个权术高手，对黎元洪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方式，既拉拢利用，又百般防范，偶尔还使个暗绊子，在黎府安插个间谍什么的。民国政府成立以后，黎元洪被老袁请到北京，做了个木偶似的民国副总统，成天哪里也不能去，实际上等于是个政治囚徒。黎元洪的左右秘书郭泰祺、瞿瀛和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等人暗中策划，试图让黎元洪逃离北京，到南方去重新组织政府。袁世凯似乎预料到了黎元洪会有这一手，事先打通关节，略施小计，花了两万元，就把最核心的机密情报搞到手了。

担任“间谍”角色的是黎元洪的小妾黎本危。此人原名危红宝，是个倚门卖笑的妓女，晚清时有大臣铁良来湖北视察政务，文武官员按日接宴款待，这天同僚在汉口南城一家妓馆征花侑酒，黎元洪多喝了几杯，半醉半睡中独占花魁，竟夜宿在危红宝室中。黎元洪是个生活作风严谨的人，怕担心落个嫖妓的恶名，遂迎娶危红宝为小妾。危红宝此后改名黎本危，成为民国政坛上著名的一枝交际花。

黎本危跟随副总统老公来到京城之后，本以为能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殊不知却被关进了政治牢笼，心情有点郁闷。她擅长交际，京城却人生地不熟，只能和一些湖北老乡来往。在她交往的好友中有个“手帕姊妹”（意思是连手帕也能交换着用），黎本危与她无话不谈。哪知这个“手帕姊妹”是个女特务，她的老公是湖北交涉员胡朝栋，而胡朝栋又与老袁的铁杆幕僚杨士琦关系密切，一来二去，结交上了袁克定。有一天，“手帕姊妹”将价值两万元的一串珍珠项链送给黎本危，直接说明是袁府大公子袁克定的一点心意，黎本危警觉地问：“袁跛子有什么想法？”“手帕姊妹”抢白道：“人家能有什么想法？他是关心你们黎家呢。”姊妹俩相视浅浅一笑，底下的话不言自明。

此事过了不久，就逢上黎元洪收拾细软准备出逃，黎本危一来不想离开京城，二来也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只想着收了人家的厚礼无以报答，就将老黎要出逃的消息告诉了“手帕姊妹”。情报很快到了袁世凯那儿，迅速派军警包围了黎副总统的府邸，进出人员一律严密盘查，黎元洪见此情景，显然已经走漏风声，出逃的计划无奈破产。

民国三年（1914）春节刚过不久，袁世凯请黎元洪一家到袁府做客。几句寒暄过后，袁世凯把家中儿女一个个叫出来见这位黎叔叔，当着儿女们的面，老袁说出了换亲的想法：“我们两家要交换，你给我一个女儿做儿媳妇，我也给你一个女儿。”事出意外，黎元洪脸上有点变色，略一沉吟后回答道：“我先给你一个吧。我有两个女儿，你要哪一个？”袁世凯说：“不管哪一个，只要是你黎元洪的女儿就行。”说罢两人对视而笑，气氛宽松了许多。就在此次袁、黎两家的家庭会议上，定下了将黎家次女黎绍芳许配给袁家九公子袁克久的一门婚事，那年黎绍芳8岁，袁克久11岁。

可是回到家里，老婆吴敬君却满脸不高兴，她的理由也正当：二女儿黎绍芳是自己亲生的，百分之百正宗嫡出；可是袁家九公子听说是五姨太所生，是偏房所出，这不明摆着让黎家吃亏吗？黎元洪劝慰说：“没办法，这是政治婚姻，不然老袁不会和我合作。”吴敬君是个传统的妇道人家，很难理解这种政治婚姻的意义，对黎元洪大发河东狮吼：“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我女儿不能吃亏。”黎元洪没办法，只得苦着脸解释，袁世凯正室夫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叫袁克定，不仅已有老婆，姨太太也是一长串，莫非叫女儿排队去做姨太太？再说如今老袁是中国顶尖的大红人，连慈禧太后都想过要同他结亲呢，何况这次又是老袁主动提出来的婚姻。如此这般，说了一大堆理由，吴敬君不懂，也不想听。

黎元洪毕竟是一家之主，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肯定不能反悔，即使老婆和他闹别扭，夫妻间一个多月没说话，老黎仍然坚持不能退婚。他选中袁克久，是因为此九公子生得面重耳长，有这种面相的人将来能成大事。过了不久，袁家派言敦源送来袁克久的生辰八字，并索要黎绍芳的八字，黎元洪生平难得过问家务，只好去问妻子，吴敬君一听怒火又上来了，指着黎元洪的鼻子又骂叨起来。老黎没有办法，四处打听女儿的生辰八字，最后终于在黎绍芳的一个婶母嘴里问到了，不免喜出望外，将这个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生辰八字交给了袁世凯的高级幕僚言敦源。

正式订婚的仪式中，袁家送来了聘礼，吃的东西居多，有几匹绸缎，有一些银首饰，但是，像翡翠、珍珠、钻石之类贵重的聘礼几乎没有，这又惹得吴敬君发了一通脾气。亲朋好友全都到齐了，女方主妇却不愿意出面，后经许多人好言好语劝说，她才以大局为重，勉强出来应付了一下场面。

对于男女双方来说，这桩婚姻从头到尾始终是一个悲剧。订婚时黎绍芳8岁，对爱情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懂，听说父亲要把她许配给别人，吓得躲在被子里哭了大半夜。稍微长大以后，黎元洪夫妇把她送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可是只读了一年就退学了，此时黎绍芳已有轻微的神经衰弱症，很难继续完成学业。远在美国留学的姐姐黎绍芬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凡事想开点，闲暇时节也可以到美国去走走，散散心。黎绍芳把信撕掉，没有理睬姐姐。她向父亲提出要解除婚约，这辈子谁也不嫁，黎元洪狠狠把她骂了几句，还砸碎了一个茶杯。一来二去，黎绍芳更加郁郁寡欢，病情加重，精神开始失常了。

袁世凯、黎元洪先后去世后，袁家曾派人来催娶。1930年2月，黎元洪的妻子吴敬君病故，黎家长子黎绍基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向袁家讲明情况：“绍芳精神已经不正常，是否还准备迎娶？”袁家那边很快就回话了：“婚约是先父定下的，不能有变，婚后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袁克久自己也对黎家长女黎绍芬明确表态：“我是为了父亲牺牲自己，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的。”筹办婚礼时，袁家老六克桓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给黎家代话：“我嫁个妹妹花了20万，叫他们黎家千万别小气啊！”到了举办婚礼时黎家也已经衰落，陪嫁的嫁妆并不丰厚，五姨太杨氏（克久生母）打开箱子过目，脸上呈不悦之色。

袁克久（1903～1973），字铸厚，幼时与其他几个袁家子女一起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呆了十年，1930年回国后在天津耀华玻璃总厂担任英文秘书，后来又协助六哥袁克桓在启新洋灰公司办实业，出任过公司营业部主任。此人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喜欢泡在故纸堆里钻研，在昔日帝王的荣耀中找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过得太不如意了，婚后一年余，黎绍芳病情加重，被送进了北京疯人院，1949年病故。袁克久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生活过得比较平淡，无儿无女，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直到1973年袁克久病逝。

5．树倒“猢孙”仍未散

袁叔祯是袁世凯的三女儿，后改名袁静雪，20世纪60年代写过一个五万字左右的回忆录，题为《我的父亲袁世凯》，发表在全国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提供了许多袁世凯家庭生活的细节，给研究袁氏及其家族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史料。但是关于袁叔祯个人的情况，一般读者却了解得不多。

筹备洪宪帝制期间，袁世凯一直住在居仁堂内，了解外界的消息主要依赖日本人办的一份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哪知道他所看的《顺天时报》，全是袁克定串通袁乃宽等人伪造的假版报纸，这个秘密最先是被袁叔祯捅破的。有一天，叔祯的一个丫头要回家看她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女儿，是自由身，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间回家探望一次），叔祯喜欢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便让她顺便买一些回府。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袁府的，叔祯吃蚕豆时，无意中看到这张报纸和她平时看的《顺天时报》论调不一样，赶紧把同一天的报纸找来核对，结果日期相同内容不同，显然有人造假。当天晚上，她把这张真版《顺天时报》拿给袁世凯看了，袁皱着眉头，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你去玩吧”。第二天一大早，叔祯被一阵叫骂声吵醒了，起床一看，在大哥的跪地求饶声中，袁世凯正提着皮鞭教训人，一边打一边骂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的时候，大概是出于缓解与清皇族矛盾的考虑，想把袁家的一个女儿嫁给末代皇帝溥仪，挑来挑去选的是三女儿叔祯。有一天，袁克定向叔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透露了这个消息：“三妹，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袁叔祯立马哭闹起来，闹到父亲袁世凯面前，老袁也很有意思，恐吓她说：“再哭，非把你送礼不可。”叔祯听了更是不依，顶撞道：“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老袁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夸道：“我们家三女儿有个性，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一旁的五姨太见老袁如此开心，酸意十足地说了句：“你看她这样不听话，将来谁娶了谁倒霉。”老袁笑着反驳说：“那也不见得。”这件婚事后来没能成功，大概是清皇室不肯“俯就”的缘故。

袁叔祯后来嫁给了伪山东省长杨毓珣，此人是安徽泗州杨氏家族的后裔。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杨毓珣是杨士琦之子，台湾著名作家、历史学者高阳在《粉墨春秋》中写到杨毓珣时，也持这个说法。关于袁世凯的“智囊”杨士琦，晚年寓居沪上，在亚尔培路和巨籁达路拐角处买了幢房屋，时人称做“杨五爷公馆”。精神落寞，生活便随之放纵，到了夕阳红的岁数，仍然娶了两个小老婆，一个叫小白菜，一个叫小菠菜。这两盘菜新鲜可口，却是大众化的快餐，有一天杨士琦回家后，发现小白菜和小菠菜正与其子同榻作乐，当场气极而晕，僵坐在沙发上说胡话：要把儿子和两个小妾统统处死。小白菜和小菠菜吓得脸色发白，还是小白菜胆大，从抽屉里找出一瓶毒药水，滴入茶中，送到杨老爷子嘴里吞下，片刻而死。这桩轰动上海滩的毒死杨氏家主案，后来成了众多小报炒作的花边新闻（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233页）。

其实杨毓珣的父亲并不是杨五爷士琦，而是杨门兄弟中最小的老八杨士骢。此人是清朝候补四品京官，掌过山西盐政，民国初年当选过多届众议院议员，系桐城派弟子，喜爱围棋，书画也有点名气。

他的儿子杨毓珣仰仗伯父杨士骧、杨士琦的关系，与北洋旧属混得很熟，尤其是和东北军打得火热，当过张作霖的副官处长。曾有一段时间，东北军在上海招兵买马，交了一大笔白花花的银洋让杨收编散兵游勇，杨毓珣从中赚了不少钱。财大气粗，出手也阔绰大方，官场情场麻将场，场场到场，这样的风流公子，自然是时尚女性的追捧对象，在众多倾心爱慕的花蝴蝶中，杨毓珣选择了袁叔祯。

在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杨毓珣原本是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人，日本兵占领中国后，汪精卫在南京筹备汪伪国民政府，拉他下水，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杨公子乖乖入瓮，担任了伪山东省政府省长。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大规模逮捕汉奸，执行者是特务头子戴笠，他沿袭常用的那套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宫指挥所的名义举行招待宴会，发出了一批“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到场的五十多人都在日伪政权任过职，明知是鸿门宴，也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晚上八点，众人正在开怀畅饮时，戴笠忽然出现，宣布了逮捕令。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杨毓珣在炮局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枪决。

十四女祜祯，八姨太郭宝仙所生，是袁世凯在世的最小的一个女儿（十五女早夭）。她的第一个丈夫是曹锟的长子曹士岳。

曹锟（1862～1938），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幼年在家排行老三，曾读过私塾，好习武，稍大即以贩布为生。后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投奔天津小站的袁世凯，在新建陆军中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职。

这个人一生中最著名的事是贿选总统。民国初年，习惯了几千年封建帝王制的中国人还未完成政治转轨，民选意识仍在沉睡，选举总统本身就带有闹剧色彩。不过像曹老三这样公开用钞票贿选总统的，他还是第一人。

在选举总统前，曹锟曾有过一次预演。那是在徐世昌当傀儡总统的时候，政府实际上的掌权者段祺瑞为了拉拢曹老三，许下一个诺言：要让民众“选举”曹锟当副总统。曹老三当然乐意。老段跑去找议员众多的安福会商量，安福系议员们大不以为然，提出条件：选举曹老三可以，多少钱一张选票？老段领衔的北京政府临时决定，将拨给曹锟部队的150万元军费改为竞选副总统的活动经费，并暂定每票二百元。哪知道议员嫌钱太少，暗地里骂娘：“曹老三刚娶了个五姨太就花了十几万，我们堂堂议员，不及小妾五十分之一？未免也太不拿议员当回事了。”到了选举那天，会场上冷冷清清，到场的议员不够法定人数，结果选举流产。事后一调查，议员大多数去了天津南市的妓院。

这次副总统选举未遂让曹老三很没面子。到了1923年，直系军阀以闹饷、逼宫、劫车、夺印等手段逼走了总统黎元洪，曹老三感到机会又在招手，再次做起了总统梦。凡事预则立，他决定及早着手，首要任务是筹措选举经费。直隶一百七十多个县归曹锟管辖，他的如意算盘是“借军饷”，按大中小三个等级，各“借”一至三万；钱还不够，有人让曹老三去“捉财神”：派人将参与贩毒制毒的几百名人犯统统抓起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拉出几个小头目枪决示众，留下的大财神果然跪地求饶，大量银子流进曹氏腰包。

当时的《大公报》曾有这么一则报道，说是有个名叫树德堂的人，主动提出要借给政府二百万作为大选经费。提出的条件是利息二分二，交钱时先扣一年息钱，并以直隶的盐余为担保，从次年一月份起，分十个月还清本息。这是个极端苛刻的借款条件，后经知情者透露，“树德堂”并无其人，实际上是曹锟之弟曹锐化名搞的鬼。因此人们议论说：曹锟到底当过布贩子，遇事真有经济头脑。

想玩金钱政治的并不止曹锟一人。黎元洪到了上海，他的一批拥护者献计献策，用重金招降纳叛，凡是到上海的议员每人发三百大洋。一批议员纷纷南下，如过江之鲫，为钱而来。曹老三针锋相对，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议员返京，每人可领六百大洋”。南下的议员再次北上，去领曹锟的赏银。选举的日子快到了，曹老三规定，普通选票每张五千，另有入席费加五百，带病入席者再加五百。这样一来，大多数议员“病倒在床”，曹锟见势不妙，赶紧将五百元减少到二百元，“病倒在床”的议员纷纷抗议，只好重新改回五百元。

总统大选是在盛况空前的气氛中进行的，597名议员早早来到选举会场，竟远远超过了法定人数。议员们拿着选票还在担心，选票的银子怎么兑现？在哪家银行兑现？会不会不兑现？乱哄哄的闹剧还在继续上演，曹老三的反对派在六国饭店紧急成立了反贿选机构，凡是不投曹锟票的每人发六千元，凭选票兑现。后来见六千吸引力不够，又涨到八千。议员们拿着选票举棋不定，不知道该投哪边好。八千元的诱惑自然要比五千元大，许多议员临时倒戈，弃曹锟而直奔反对派阵营，遗憾的是反对派起事仓促，筹措的经费不够多，只收买了四十几个议员就没有银子了。有一些迟到的议员表示强烈不满，责怪反对派银子准备得太少，他们想改投八千的却没有机会了，只好重新回到投五千的队伍中。让人愤懑又哭笑不得的是，有的议员趁乱钻空子，在曹老三这边拿了五千，又到反对派那边去拿八千。据说曹锟现场表现得相当大度，面对两边跑来跑去的那些议员，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时人评论其有“三大”：大资金、大气魄、大总统。

曹锟为贿选总统准备了二千万，结果只用了一千三百万就搞定了。他登上大总统宝座的时候，国人皆骂，可是想想这次选举中的众生相，想想议员们暴露出的人性的贪婪与脆弱，几句骂声未免太苍白。

曹锟一生有一妻三妾，曹士岳为二姨太陈寒蕊所生，是曹家的长子。生曹士岳那年曹锟已有57岁，才得头生儿子，心头喜悦难于言表，下令庭园内外张灯结彩，庆贺半月。大概是从小溺爱过分的缘故，曹士岳长大成人后完全是一副浪荡公子的派头。北洋元老言敦源为其说媒，介绍的女方是袁世凯第十四女袁祜祯，两家门当户对，都是民国总统的后代，曹、袁二人见面后彼此印象也不错，于是在1937年底结了婚。

新婚燕尔，小夫妻俩感情还融洽，双方谈论各自父亲过去的辉煌，大有“昔日帝王旧时花”之慨，非常有共同语言。可是结婚后才四个月，他们发现生活并不是聊天吹牛就能够打发的，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需要操心。起初是为一些家务琐碎事争吵，继而发展到大闹大骂。曹士岳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拿起挂在墙壁上的步枪威胁，情急之下扣动枪机，子弹打中了袁祜祯的右臂。

年过七旬的曹锟大为恼火，袁祜祯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就派家中另一个儿媳送三千元到袁家，并转达了他的歉意。听说袁家要打官司，又派老部下吴毓麟去做工作，疏通两家的关系。袁家主持家政的袁克定松口了，答应不再控告，给曹老三留面子，可是袁祜祯的生母八姨太郭宝仙不同意和解，一口认定曹家是欺负袁家无人才敢开枪，执意要与曹家对簿公堂，讨个公道。袁克定去劝解，八姨太对他说：“以往袁家的事都是你做主，今天这个事我一定要做一回主！”袁克定陪着苦笑，也是无能为力。

最后还是袁祜祯站出来解围，她说这样的丑事闹到公堂上，对袁、曹两家都不利。在她的劝说下，八姨太总算收兵了。之后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曹士岳赔偿袁祜祯医药费、赡养费等合计六万三千元，袁祜祯的陪嫁属于婚前财产，应予无条件退还女方。一桩轰动津门的婚变案至此画上了句号。

曹士岳离婚后情绪低落，经常拿着大把的金钱去青楼买笑，却买不回失去的快乐。建国后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努力钻研中医，在天津办了家曹氏针灸诊所，1982年病故。

袁祜祯离婚后去了美国，再婚的丈夫是位联合国官员，定居纽约，与同住纽约的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经常来往。2005年底，袁祜祯因病去世，享年90岁，她是袁世凯32个子女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间的，至此袁家克字辈的子女全部谢世。

四儿子袁克端娶天津盐商何仲璟之女何慎基。

何家原本就是天津大户，何仲璟的父亲何维楷，先放江西臬台，后放甘肃藩台，官当得不小，相当于今天省部级干部。何仲璟没有去走仕途，而是转行经商，干了不几年开始大发，成了津门有名的暴发户。庚子年间全家逃难，由天津来到山东济南，在按察史街建宅安居。其时袁世凯正任山东巡抚，通过周馥家亲戚一个伯母的介绍，何家结识了袁巡抚，又由周伯母做媒，将何家大女儿何慎基嫁给了袁四公子克端。

说到盐商文化，一言难尽。早期盐商热爱习武，俗尚奢华，天津历史上盐商“八大家”，家家皆莫能外。康乾年间，著名盐商查日乾起造园林，延揽名士，引进文化成为风尚，遂使民风民情大为改观，由尚武而崇文，大盐商查日乾功不可没。这个查日乾有个后代叫查良镛，笔名金庸，金大侠成名作《书剑恩仇录》中描述的剽悍民风，就有当年盐商的影子。

在袁世凯的政治生涯中，这位名叫何仲璟的亲家帮了不少忙。慈禧太后死时，袁世凯跑到天津避祸，住的就是何家的楼房；后来在彰德洹上村做“隐士”，靠的是何仲璟提供的经济支撑，才得以买下成片的府第院宅。官与商总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袁世凯是政坛巨星，何仲璟是商界大鳄，政治联姻能给双方带来好处，何乐不为？

袁克端早年毕业于天津新学书院，其人性格古怪偏执，也有点自命不凡。大概是因为北洋旧属冯国璋、段祺瑞反对过洪宪帝制的原因，他对冯、段二人恨之入骨，经常当着人面骂他们是乌龟王八蛋，认为父亲亲手扶植起来的这两个北洋红人关键时刻不抬轿反拆台，是袁家的死对头。袁克端娶了个大富翁的女儿，腰包里始终不缺钱花，做起事来派头很大。上街逛时如看中了某样东西，拿起来就走，老板也不喊他付账，知道事后会有仆人跟来付钱的。这个人书法上有点水平，字大如斗，自成一体，自比当年的雍正皇帝，刻制了一枚“皇四子”的印章，可惜一次也没有用上。

有满腔抱负，面对现实却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父亲袁世凯去世后，袁家子女的日子普遍不好过。遇到挫折，有的人振作，有的人沉沦，袁克端选择了抽大烟来打发精神上的空虚。家里有金山银山，也经不起抽大烟的折腾，何况妻子何慎基在他的鼓动下，也成了一名女瘾君子。袁克端落魄后，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元帅府里当过一段时间的挂名参议，没上一天班，白拿钱。后来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银元三百。再后来，这等挂名白拿钱的好事没有了，于是跑到老大袁克定家吃大户，住在颐和园清华轩里消磨生命的时光，直到1951年去世。袁克端有二子一女：袁家礼、袁家宾、袁家倜。这个女儿袁家倜早年曾过继给二姑袁仲祯，后来成为一个实业家，后边再叙。

十一公子袁克安是袁氏家族的一个异数，此人是五姨太杨氏所出，早年在美国留学十年，取了个英文名字叫亨利·袁，生活习性上“全盘西化”，甚至还在美国出版了一部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著作，发行量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年幼出国，中文变得生疏，回国后曾经和几个侄子辈的一起读家庭私塾，二十几岁的同学和几岁的蒙童坐在一条板凳上，他也感到难为情，主动辞学，发誓要靠自学成才。不过此人确实聪明，背古文、读诗词、习颜体，中文长进相当快，还学了几出京剧。

他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第一个妻子是天津大盐商“李善人”李士铭的女儿李宝慧。李氏家族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个望族，其乐善好施由来已久，传说在清道光年间，李家祖先李文照避难定兴，黑夜泊舟，依稀听到有人呼救，李文照披衣下床，提灯细看，四周并没有人。可是躺在船舱里，又听见呼救声，再起床看，仍然无人。如是再三，李文照想，江上一片寂静，只有三五点渔火闪烁，也许是鱼群求救吧？遂出资收买了渔人捕获之鱼，悉数放入河中。从此得到了“李善人”的称号。“李善人”传到李士铭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世了，李士铭秉承父志，一生中创办了保生社、救生会、施医局、戒烟所等慈善机构，捐资修建了文昌祠、千福寺等。长子李宝臣（李宝慧的哥哥）组织过中国慈善会、天津慈善事业会等，担任过天津备济社、积善社、明德慈济会的董事，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慈善家。

李宝慧病故之后，袁克安开始追求天津租界外号叫“美国张”的张某的女儿张美生。当时张美生是天津洋场闻名的一枝交际花，追求者众多。袁克安能独占花魁，证明他在征服女性上有实力，也有魅力。袁家人提到袁克安，都说他更像是一个美国人。袁克安有二子：长子袁家华（律）、次子袁徽。

比起袁克安来，十二子袁克度洋化得更厉害，民国时期在天津租界，提到袁克度可能有人不知道，提到“汤姆·袁”则不可能不知道，尤其是外国那些公使家眷的夫人小姐们，对神秘的“汤姆·袁”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不仅仅是他英文说得好，会说美国方言俚语，说英文绕口令是拿手好戏，更是因为他有一手绝活：仿造法国高级香水，可以乱真。

这手绝技与“汤姆·袁”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有关，在美国，他学的是化学专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一天，袁克度听交际花嫂嫂张美生说到一件事：租界法国香水奇缺，他用鼻子吭了一声说：那有什么难的？回到家里就着手研制，几天后仿真香水试制成功，和巴黎香水的颜色和香味都一样，“汤姆·袁”挂牌销售，标价高得离谱，一小瓶香水售几十块大洋，但求购者依然趋之若鹜，因为市场上真的香水压根就见不到。袁克度也是个怪人，销售了二三十瓶以后，就停止供应，并且声明不再配制假香水，让那些求购者郁闷不已。至于配方秘技，他是绝对不外传的。

后来有人请他出山办肥皂厂，他满口答应下来，人家把炼制肥皂的猪油指标搞到了，袁克度却撂挑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干了。是他没研制成功肥皂秘方，还是压根就不想干？谁也摸不清他这个人。提到袁克度，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是这句话：“他一辈子不干正经事。”

袁克度娶的第一个妻子是天津富商罗云章的女儿。罗云章，字东朝，是清末立宪派首领孙洪伊的妹夫。袁克度后来又娶了个姨太太，娶进门后不久，第一个妻子罗氏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袁克度和姨太太一起继续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袁克度也去世了，留下破烂不堪的一个家庭，姨太太只能靠卖冰棍过日子。袁克度有一独女：袁家敏。

十四子袁克捷，袁世凯六姨太叶氏所出，娶山东祝家之女为妻。此人情况详细知道的人不多，建国后迁居到了青海，最后死在了那里。

十五子袁克和是八姨太所出，娶的妻子是张调宸的女儿。张调宸是河北河间人，也是盐商出身，曾任盐运使，与北洋旧属段芝贵关系不错，在冯国璋手下当过副官。据冯国璋临死前给后人交待，张调宸曾侵吞了冯氏家产三百万，可见此人很有经济手腕。袁氏家族衰落后，袁克和一直默默无闻生活在人世间，据说建国后到河南教过一年书，以后又回到了天津。1962年，因患食道癌病故。袁克和有子女各一，子袁家懋、女袁家询。

十七子袁克有，袁世凯的六姨太叶氏所出。此人是袁世凯最小的儿子，他出生时，袁家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幼时见到的就是家庭颓败的景象。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袁家虽说开始走下坡路，却比一般大户人家也差不了多少。袁克有是个“机灵鬼”，也是个“荒唐鬼”，仗着脑袋瓜子灵活，经常做点出人意外的勾当。有段时间他在北京开了家私人诊所，医生做得好好的，忽然别出心裁，暗地里开了家作坊做假首饰。结果被人查出，后果很严重，面子很难堪。

他在恋爱婚姻上也有惊人之举，由于经常泡剧院的缘故，认识了京剧演员于云鹏的女儿，经过一番追求，二人结为了夫妻。可是袁克有天生是个不安分的性格，过了几年，居然离家出走，跑到河南老家项城拉起了一支队伍，要打日本兵。他模仿当年祖父辈袁甲三建造袁寨的办法，修筑了几座坚固的炮楼，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打了几仗。后来日本投降了，他又把枪口对准共产党。这一次没那么幸运，他被解放军缴了械，当了俘虏。正好俘虏他的那支解放军部队负责人是他的老同学，听说是袁克有，心想，这个人明明是医生，怎么会当土匪的？一定是搞错了，于是把他释放了。出来后袁克有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一路上捡猪骨头，将这些猪骨头打磨成圆型、方形各种形状，给人刻公章和私章，攒了点钱，才回到了天津。1953年，袁克有因胃溃疡大出血去世。留在世上的有二子一女，长子袁家兴，另一子姓名不详；女袁家譓。

袁世凯其余几个子女的情况大致如下：十女思祯嫁汉奸伪北京宪兵司令邹文凯；十一女奇祯嫁天津王家，后离婚，去向不明；十二女瑞祯在台湾；十六子袁克藩、四女、八女、十五女均早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