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万方:袁世凯家族6

第六章  盘根错节

1．  扯不断的红丝线

在袁世凯的一生中，有个人的命运始终和他绑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河南汲县人。此公的一大特点是耐得住寂寞。考中进士后，徐世昌在翰林院任编修，这是个不起眼的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远不如外放当个知府之类的州官来得实在，也有同僚暗中教他招数：为官之道要舍得投资，拿点银子去疏通上司，弄个办学差、试官的肥差，去外省捞它一把，回报大大高于投资。徐世昌摇了摇头，依然慢条斯理踱着八字步去上班，他心里清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机会总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板凳坐得十年冷，到了第十年，机会终于来叩门了。袁世凯在小站办新建陆军，请他这个老搭档出任军务营务总办，相当于总参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是袁的内当家。老徐欣然赴任，总揽内务文案并参与机密，成为袁老四的核心智囊。

辛亥革命初起，徐世昌在京城联合奕劻、那桐等一帮满清权贵积极运动，请洹上村的“隐士”老袁出山，立下大功，哪知袁老四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徐世昌却激流勇退，跑到青岛暂避风头。这个清朝遗民心头有难言之隐：半生受清廷厚恩，却帮袁老四挖了大清的墙角，如果再去做民国的官，脸面上也太挂不住了。先找个世外桃源，休养生息，过渡一下，方才显得不着痕迹。徐世昌当官当得实在精，怪不得他得了绰号叫“水晶狐狸”。

徐世昌在青岛当寓公，原本就是做做样子，经不住袁老四一请两请又三请，徐世昌终于动步了。据说启程赴京前，其弟徐世光对他有一番肺腑之言：“大哥你竟忘了皇恩浩荡？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徐世昌叹了一口气，小弟毕竟年轻，中国官场的政治他还不懂，自古以来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英雄要有用武之地，还非得掌权不可。民国四年（1915）五月，徐世昌正式出山，任北洋政府国务卿，时人呼之“徐相国”。

袁世凯称帝，连徐世昌这位老朋友也不买账，袁、徐携手共进的局面难再。徐世昌曾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袁老四搞洪宪帝制的不满。

民国七年（1918），64岁的徐世昌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向全国通电，表示辞让不就，全国挽留，遂决定任职。徐世昌当总统，只是块金字招牌，一切实权都在段祺瑞的“安福系”手上。他也乐得清闲自在，充分享受傀儡总统的好处与实惠。徐世昌内心一直有浓郁的“大清情结”，即使当了民国的大总统，仍然念念不忘清朝的官衔，和他同为清末太傅的世续死后，皇室追赠“太师”。周馥死时，小朝廷也破格追赠他“太师”，徐大总统羡慕不已，央人向清室表示，希望生前能得到“太师”的封号。梁鼎芬、陈宝琛等晚清忠臣听了，对他这种熊掌和鱼都想要的做法大为鄙夷：“既为清室臣，又为民国职，怎么可以？”

徐世昌一生在政坛上混得热闹，家庭生活中却有点冷清，娶了六个老婆，奇怪的是没生下一个儿子，只有二姨太石孺人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徐绪明，次女徐绪根。袁世凯在世时，袁、徐两家曾有婚约：袁家十子克坚娶徐家次女绪根。按说这也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袁、徐大半生的政治联盟，需要儿女用婚姻再加一个注脚。可是老徐不知从哪里听来了一个消息，说十公子袁克坚品行不端，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期间不好好读书，追求哈佛大学校长的女儿，据说还翻过美国闺女的院墙，被校长逮了个正着，给予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事传来传去，传到徐世昌耳朵里，已经是一桩严重失实的桃色事件。

袁克坚听说徐世昌要退婚，去找未来的老岳父说理，谁知老徐根本不见这个女婿，让仆人将他拦在门外。好不容易见了面，徐世昌叹口气佯装为难：“如今时代变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女儿追求自由恋爱，她要嫁给中央银行的许大纯。”袁克坚去问徐绪根，徐小姐低着头默默流泪，什么话也不肯说。

经历了退婚风波，袁克坚的情绪十分低落，对父亲在官场里的那些人际关系也看淡了。当时有不少同情袁家的北洋旧属，大骂徐世昌是不搽粉的活曹操，这让袁克坚感到了一丝温暖，更有热心人给袁克坚介绍对象，女方是陆建章的女儿——仍然没有脱离北洋系的范围。

陆建章（？～1918），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历任哨官、帮带等职，民国二年（1913）任军法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人们送他“陆屠夫”的称号。这个人在杀人前，一般会表现得特别温文尔雅，派部下送来一张请柬，约请在哪家酒楼共进晚餐，一番觥筹交错后，送客时背后打一黑枪，“客人”应声倒地，至死也不知道毙命的原因。时人将他送的请柬称做“阎王票子”。

“陆屠夫”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经常用来对付“客人”的那套办法，会被人照搬了来对付他。这个人叫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山人，秀才出身，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幕后的鹅毛扇摇得滴水不漏，深为段歪鼻子赏识（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气歪了，故有此绰号）。他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在老段手下担任过政府秘书长，权势熏天。据北洋政府财政次长李思浩回忆，那天徐树铮请奉系军阀杨宇霆在天津吃饭，正巧陆建章中途来访，杨宇霆对徐树铮说，此人很是讨厌，怎么他还活在世上？徐树铮一笑，英雄所见略同，我看这个人不顺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陆建章被卫兵带到后花园时，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转过身问了一句：“又铮要杀我？”徐树铮脸上露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杀了陆建章后，徐树铮给段祺瑞打了个电话，老段一听陆屠夫被杀大惊失色，连连跺脚说道：“这个又铮，这个又铮，真是……”下边的话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段祺瑞赶到，徐树铮编造了一个陆建章通敌、勾结土匪、煽惑军队、企图倡乱的通告，让老段签字发布。通告中写道：“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通告上的官样文章，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徐树铮对杨宇霆说“看不顺眼”那句话，其实也是顺水推舟，是为杀陆临时找的一个托辞。陆屠夫杀人无数，确实该死，但是陆建章这次到天津是来讲和的，当时段祺瑞的皖系与冯国璋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之间矛盾非常激烈，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几方都坐在火药桶上，陆建章认为他有能力说服老段不动武，屠夫要扮演一回和平天使的角色，却因此而搭上了性命。在徐树铮看来，此时正是帮助老段用武力统一全国的大好时机，岂容陆屠夫鼓捣三寸不烂之舌，把老段拉到主和的阵营中去？徐杀陆，是要断了老段的退路。其实，对小扇子军师的这番良苦用心，老段也是心知肚明，加之他过于偏袒手下这名爱将，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徐树铮杀陆建章，是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们两家的私人关系并不一般。徐树铮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同班同学，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相互间走动得十分密切，经常在一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为了政治利益，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下毒手，使人感到不寒而栗。

徐树铮为了他的政治得罪了陆家，陆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民国十四年（1925），陆建章的内侄女婿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秘谋暗杀徐树铮。段祺瑞听到风声，告诉徐树铮不要来京，小扇子军师不以为然，进京第三天就被杀害。段祺瑞闻讯后失声痛哭，亲笔撰写《故远威上将军徐君神道碑》，并在段氏祠堂里供奉了徐树铮的神位。

陆建章之死，死得不是时候；徐树铮之死，死得又不是时候。其时正是蒙古闹独立，徐树铮奉命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军总司令，率领边防军进发库伦，将长期谋反叛乱的王爷叛臣一网打尽，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主权重新回到了民国政府手中。在这样的时候，冯玉祥杀有“爱国将领”美称的徐树铮，又是件让人唏嘘不已的事情。

徐树铮死后，徐世昌送的一幅挽联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有意思的是，当年陆建章死时，“水晶狐狸”徐世昌送的也是同样一幅挽联。真实的历史，确实比小说更有趣。

连结这几个人关系的是袁家十公子袁克坚的婚事。此人与陆建章的女儿结婚后，跟随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宋哲元，当过一段时间的英文翻译。建国后在天津教书，1960年去世。袁克坚有二子一女：袁家熹、袁家诚（杰）和女儿袁家文。其中次子袁家诚长期研究袁氏家族史，不知道他在接触到以上这段史实时，内心里会涌出怎样复杂的滋味？

2．原来是吞日的天狗

北洋三杰中，冯国璋被称做“狗”。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河北河间人，家庭出身没什么背景，在堂叔冯甘棠资助下，到保定莲池书院读过两年书，家里穷，实在读不起了，这个贫困生只得辍学，去天津报名当兵，投靠到准军将领聂士成部下。毕竟读了两年书，见识比起一般穷当兵的又有所不同，为人又比较朴素，经常帮不识字的士兵写封家书、为伙食房记点账目，大家都觉得这人不错，很快也得到聂士成的赏识，延揽为幕僚，做点抄抄写写的文案工作，并给他报了个候补知县的虚衔。不久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聂将军推荐他成为第一期步兵学员，进入袁世凯的视野，从此平步青云。

辛亥革命枪声响起，冯国璋的心理状态有点矛盾，一方面想报效朝廷，迅速开赴武昌前线打革命军；另一方面对清廷开缺袁世凯有意见，不大服从陆军大臣荫昌的指挥。等到清廷明确表态，让袁世凯重新出山掌管了指挥大权，他才收起磨洋工的念头，犹如饿狗扑食，指挥麾下的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部对革命军轮番进攻。双方激战正酣，冯国璋见革命军借助街道民房拼死抵抗，就下令放火烧掉那些商店和民房，让革命军无处藏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方圆三十里的繁华商埠成了一片废墟，冯国璋却凭藉这一把火，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

狗头狗脑的冯国璋，正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汉三镇，忽然接到袁世凯的密令，叫他暂时按兵不动。冯国璋感到莫名其妙，对老袁开始起了戒心。据说，冯国璋曾经亲自跑到京城，找到隆裕太后，请求拨饷银四百万两，当场夸下海口，有了这笔饷银保证能够平息“叛乱”。隆裕太后是小女人心眼，担心自己的银子又被人骗走了，只答应给他三个月的军饷。袁世凯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很不高兴，立马作了个决定，撤换掉这只北洋之狗，改派北洋之虎段祺瑞上阵。

追溯起来，袁、冯之间的裂隙就是起于此时。从这以后，冯国璋表面上还是很给袁老爷子面子，但是背地里不免磕磕绊绊，经常和老袁闹点小别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袁世凯称帝期间，冯国璋公开反对。冯国璋想，即使中国要有人当皇帝，也轮不到你老袁，那把龙椅归清幼帝溥仪坐哩！他曾亲赴北京，问袁世凯是否有帝制自为的想法，袁世凯的回答干脆利落：“华甫，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帝王奠基之主年皆不过五十，我已是近六十的人，精力也大不如前。再说你看袁家，老大是个跛子，老二整天想做名士，我就算当皇帝，连个继承人都没有，只能招祸，百害而无一益，我怎么会做那种傻事？何况帝王家庭从无好结果，我即为子孙着想，也不能贻害他们。”

袁世凯确实很会演戏，说到情深处眼眶也红了：“我已经托人在英国买了房子，他们硬要逼我当皇帝，就去英国做寓公，也该享受一下幸福的晚年了。”冯国璋见老袁如此信誓旦旦，也信以为真，走出袁府就当起了老袁的免费宣传员，到处向人解释：袁世凯称帝绝无此事。冯国璋根本不知道，等他前脚刚跨出袁府的门槛，袁世凯便把房门一摔，嘴里愤愤不平地咕嘟道：“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冯国璋离心离德，不和老袁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老袁肚子里怨气冲天，表面上还真拿他没办法。思前想后，总算想出了一条“美人计”。

冯国璋的正室妻子名叫吴凤，是未发迹时娶的“糟糠之妻”，生有三子一女，夫妻俩感情不错。宣统二年（1910），吴凤在保定病逝，此时冯国璋已年过50，暂时没有考虑续弦之事。到了民国元年（1912），清皇室退位，民国建立，冯国璋的仗也打完了，回京述职期间，他想到了娶个如夫人。袁家五姨太杨氏最先知道了这件事，回家给老袁吹枕边风，当花边新闻说给袁世凯听，老袁略作沉吟，问道：“你看周老师如何？”

袁世凯说的“周老师”名叫周砥，字道如，祖籍安徽合肥，生于江苏宜兴，在袁家当家庭教师，此女也是名门之后，祖父是淮军将领周盛传。冯国璋早年当兵习武，最初投奔的正是周盛传，依稀听说过这个知书识礼的将门千金，如此说来，老袁要将周小姐介绍给冯国璋，还是有点缘分的。

周砥原来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女学生，在校勤奋异常，为晚清女才子吕碧城看重，毕业后原想进身教育界，恰巧袁世凯正要请一个女教师，解决家中几个姨太太的教育问题，听说有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格外重视，特地派长子袁克定上门去请。周砥果然是个优秀女教师，不仅学问渊博，品行端正，而且态度娴雅，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和袁家几个姨太太、大小姐关系相处很好。袁世凯罢官被黜，回到洹上村当“隐士”，周砥经不住众多女眷怂恿，也随同归隐，其实袁家早已把她当做一家人了。

周小姐在袁家生活多年，只有一件事不如意，年龄已是30开外，依然待字闺中，眼睁睁看着成了昨日黄花。袁世凯也曾想过替她物色佳婿，无奈他手下的北洋文武一个个都是妻妾成群，让周小姐去做姨太太，等于是逼她跳江。周小姐自己的态度呢，年轻时有人提到婚嫁之事，她压根不为所动；等到年龄渐大，有人再提到这事，她干脆一口回绝，说自己这辈子不嫁人了。

嘴里说得挺硬，心里却经常发虚，闻知老袁要将她许配给冯国璋的消息，心思便有几分活了。她自己不好出面，就叫弟媳周太太帮助张罗，加上袁府姨太太们热心撮合，冯国璋那边很快回了话，不仅满口同意，而且还将北上“亲迎”。

这一场轰动南京的文明婚礼果然办得隆重热烈，盛况空前。袁世凯不仅派袁克定和三姨太做送亲的傧相，还委托江苏民政长韩国均代表自己为证婚人，并将袁府中一名能干的保姆送给周小姐做陪嫁老妈子，与周家姻族至亲一起护送周小姐到南京。袁府家眷和大小姐们听说周老师要出嫁，有的送首饰，有的送珠宝，有的送绸缎，老袁本人也送了奁资五万元作为新婚贺礼。袁家贺礼连同周家陪嫁物品，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等足足有一百二十余担之多，让一生爱财的冯国璋笑得眼睛合不拢缝。

老新郎倌冯国璋这边自然也不敢怠慢，亲率军署人员过长江到下关迎亲，周小姐下轿时，军舰上鸣响了二十一响礼炮致敬，规格相当于总统级别的待遇。周小姐一行的汽车驶进公馆，沿途军乐队吹吹打打，更是点缀了喜庆气氛。次日举行婚礼仪式，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远道而来的政界要人不计其数，社会各界嘉宾高朋满座，冯国璋穿起上将礼服，佩戴勋位勋章，虽说有点老迈，不过却也还威风。

这虽然又是一桩政治婚姻，但是冯将军和周小姐婚后的生活还算幸福。蜜月刚过完，冯国璋便陪周小姐去视察江苏女校，此后冯国璋有意让周砥参加与教育相关的社交活动，曾担任过江苏教育会会长。周砥在南京的几年间，热心参加一些扶助教育的社会募捐，尤其重视对儿童的教育。

有人说周砥是袁世凯安插在冯国璋身边的女特务，这实在有点冤枉老袁。据《冯国璋年谱》载，1914年5月4日，周砥偕江苏名绅许星璧乘火车北上，曾在北京盘桓数日。其时周小姐结婚不到四个月，她赴京是面谢袁家夫人和姨太太的，一些作家将这件事演义成传奇小说，完全是凭空想象出了一个女间谍，与事实相去甚远。

传说中冯国璋的家产超过千万。临死之前，他在病榻前给儿子交待后事时说：“我们家的财产，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除去南京烧了570万元，张调宸这小子侵吞了300万元，王克敏这小子骗去了40万元，此外都与账上相符，你要好好保管。”账上资金有多少？据帮助冯家清理遗产的北洋之龙王士珍宣布：总计达到二千三百多万。

冯国璋爱财是有名的，段祺瑞称他有“钱癖”，这个农民出身的人，喜欢钱的方式有点离谱。人在官场，心系商海，即使当上了民国代总统，也还要资本市场上博弈一把，他自己开有银行、钱庄，又在周学熙的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投资股票，家乡还有千亩良田。大钱赚饱了，小钱也不放过，在北京任代总统，一眼就看上了中南海的鱼。明清两代，帝王后妃常常在中南海放生，许多鱼鳍上拴有放生标志的金银牌或铜环，几百年一直没有捕捞过。冯国璋开价十万元出卖捕捞权，这钱竟也流进了老冯的腰包。

民国六年（1917）四月，冯国璋在南京的府邸因为电线漏电而发生火灾，房屋财产损失惨重，面对熊熊燃烧的火势，冯国璋悲痛欲绝，大呼“天灭我”，竟欲投火自焚，家属部下拼命劝慰，才将他拉出了火海。什么叫爱财如命？这个人就是。

冯国璋与袁世凯的关系虽说有裂隙，但总体说来私谊仍然不错。得知老袁的死讯后，冯国璋当场大放悲声，嚎啕大哭一通过后，又转为笑脸，对家人说：这是一件大喜事。事件的前后互相矛盾，正好是冯国璋内心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他是个讲感情的人，袁世凯病亡周年，他请夫人周砥赴河南祭奠；直到1919年，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去世，冯仍派私人秘书恽宝慧和长子冯家遂前往吊唁。他和袁世凯之间的复杂关系，三言两语说不完。

3．北洋有虎，此虎食素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另一个得意门生——这当然说的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出身在安徽六安。父亲一生种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段祺瑞不甘心一辈子和泥巴打交道，徒步来到山东，投奔在威海驻军中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20岁时，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李鸿章为在军队中培养高级人才，选派了一批“苗子”出国留学，段祺瑞就跻身其中，进入德国柏林军校学习，学成归来即被荫昌推荐给袁世凯，成为北洋著名一虎。

袁世凯对这个留学生印象很好，关键时刻总是特别提携。初进北洋时，王士珍、冯国璋先后通过了考试，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段祺瑞虽然有才华，但是考场上临场发挥不好，考了几次也没有过关。眼看着年轻有为的小段惴惴不安的样子，老袁只好用舞弊的方式帮他一把。考试前，将考卷内容透露出来，终于让段祺瑞坐上了干部末班车，当上了第三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

袁对段的关照，其实也不止这一次。进入武备学堂的第二年，段祺瑞回乡完婚，婚礼还未办完，忽然接到一封电报：袁世凯要检阅队伍，催他速回。段祺瑞打点行装正要上路，第二天又接到一封电报，是袁世凯亲自签发的，叫他先办婚姻大事，回津之事可延缓几日，随同电报来的还有老袁的一张银票。这让段祺瑞十分感动。十几天后，段祺瑞回到小站营中，袁世凯命手下大张筵席，军乐队奏乐，又特意为小段庆贺了一番，并将全部花销记在了公款消费名下。之后不久，老袁想到小段离家太远，妻儿不在身边有诸多不便，于是差人接来他的妻儿，同来的还有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

袁世凯以“半子”之谊待段祺瑞，段也始终将袁视做“恩人”。此中渊源，与段祺瑞的夫人张佩蘅关系极大。据曾在段公馆做过事的王楚卿回忆：“张夫人名叫张佩蘅，张家和袁世凯是世交。袁世凯没有闺女，就把张佩蘅认做义女。段祺瑞断弦以后，便由袁世凯主婚，把张佩蘅嫁给了段祺瑞，从此袁段二人除了多年的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这和袁世凯给冯国璋撮合婚姻一样，都是他笼络部属的惯用手段。”（王楚卿：《段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这段回忆中除了说袁世凯没有闺女是个错误外，其余皆是事实。

关于张佩蘅，袁世凯的三女儿袁叔祯（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曾有说明：“她是张芾的女儿。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他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们母女二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的女儿还正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做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的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还是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到了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的叫得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参见《八十三天皇帝梦》68页）

张芾字小浦，陕西泾阳人，清道光年间进士，授编修，曾任江西巡抚、广东巡抚。张芾做官的这段时间，正值太平军占据南京，在长江两岸和清廷军队以及曾国藩的湘军大打拉锯战，张芾的官当得很辛苦。先是驻守九江，两江总督陆建瀛移至九江后，又去守瑞昌，结果九江、瑞昌相继失陷，张芾革职留任，也就是不戴官帽仍然在原来的领导岗位上做事，以观后效。后来他守护南昌城有功，官复原职。过了不久，有人参劾他截留云南、贵州的铅银自肥（其实他是给部下发了饷银），又被免官。这之后张芾在宦海中几经沉浮，一会儿当官一会儿免职，搞得他既伤心又灰心，给上司曾国藩写了个报告，要回老家去休养——实际上是害政治病，用搁挑子的方式给曾国藩施加压力。

偏偏在这个时候，大西北回民起义，回民连破数州县，直逼省城。皇帝急得直抓瞎，从官员名单中挑出了这个陕西人，令张芾督办陕西团练，会同陕西巡抚瑛棨防剿。瑛棨是个官油子，欢迎张芾的仪式上说了他一大通好话，把张捧得高，是因为想把张推到前方战场。张芾果然中计，率领数骑慷慨赴往，到了渭南仓头镇，见到起事的回民，晓以利害，回众颇感动。其中有个头头叫任老五，看到回众军心动摇，冲出阵来，照准张芾胸前就是一刀，张芾当场倒地，大骂不绝口，遂被肢解。接着任老五等回众大开杀戒，跟随张芾前往的五十多人全部遇难。事后有人前往寻觅遗骇，仅拾到几块骨头。

张佩蘅一生都对袁世凯心怀感激之情。老袁搞洪宪帝制，段祺瑞明里不反对，暗中常玩小动作，每当张佩蘅听到段有什么对袁不利的风声，回到家里段便会受气，老婆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没有良心”，段祺瑞也不敢反驳，赔着笑脸低声说：“我对总统（指袁）是爱莫能助呀！”

袁世凯的二女婿薛观澜曾经讲述过这么一件事：民国七年（1918），薛观澜带着老婆孩子到段公馆探亲，薛跪在地上行了个大礼，段祺瑞还礼时膝盖未着地，被夫人张佩蘅看到了，当场叫段重新还礼。段祺瑞叫薛观澜的名字，夫人又不依，非要段叫薛为二妹夫。这搞得老段祺瑞很没面子。段祺瑞当面不好发作，只得暗暗向薛观澜做鬼脸，其场面庄重而又滑稽。坐下来聊天，张佩蘅仍然念念不忘袁家的好处，她对薛观澜说道：“你大姐夫没有礼貌，他是老糊涂了，我们住的这所房子，都是爸爸（指袁世凯）赏赐的，你们住在这，千万不要客气。”（薛观澜：《我所知道段祺瑞的一生》）

袁世凯去世以后，袁家听到一个传闻，说段祺瑞要带兵来围攻总统府，并且要杀死袁府全家，袁府内大为惊慌。袁克定、袁克文跑到段府，要去问个究竟，段姐夫一听，鼻子又气歪了，拍着胸口保证绝无此事，叫袁氏兄弟别相信流言蜚语。为了保证袁家的安全，派夫人张佩蘅带着儿女到袁家一起守灵，让他们住在袁府，段姐夫自己也天天过来看望和照料。由于这场虚惊，袁家人心里更是留下了难以抹灭的阴影，但是他们对段姐夫对袁府的感情，从此再也深信不疑了。张佩蘅这门亲事，后来还有一点延伸。她嫁给段姐夫后，生了三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袁世廉的孙子袁家朗。

回头再说段祺瑞。此人也是一个奇人，一生最大的优点是清廉，真所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生活上不追求奢侈，饮食以清淡为主，到了晚年信奉佛教，更是吃斋食素，穿衣服不讲究名牌，平日在家里经常穿件长衫，头上戴个瓜皮帽，谁也想象不到这是个大人物。他在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服装和车马排场还不如一个总长（部长），这在喜欢按级别享受待遇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段祺瑞一生不赌不嫖，不爱钱，不抽大烟，不包二奶，不收红包，但是有一样他特别喜欢：下围棋。出钱养了一批围棋高手，当他的棋艺顾问，有时候也陪他下棋聊天。陪老段下棋要有一套本领才行，他下棋只想赢不想输，但是输给他多了，又瞧不起你，因此陪他下棋的高手经常是输他半子左右。段祺瑞有个儿子叫段宏业，棋艺也好，不给老爸留面子，一上阵就杀得老段落花流水，这种时候老段的鼻子又会气歪，将棋桌掀翻在地，指着小段狠狠地骂：“你这个小子什么都不懂，就会胡下棋！”

老段这是气愤之余说的话，也还符合实情。虽说他对长子段宏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段公子不争气，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段公子曾在陆军部执法处挂名当了个提调，可是他并不好好当差，上班不是旷工就是迟到，天天泡在外头喝花酒。段公子本来有妻室家眷，却是“老婆基本不用”，娶的小老婆都是从妓院里接出来的，而且三天两头退货，搞得妓院老板怨声载道，却是哑巴吃黄连，说不出口。

段祺瑞是个清流派，严格要求自己，也爱严格要求别人，这样的行为理解的就好，不理解的就会被认为是苛刻。事实上说段刚愎自用的人确实不少，他和一些同僚的关系也很不融洽，老段身上有强烈的排他性，先后排挤出了唐绍仪、黎元洪、冯国璋，和他共事的人最后结果往往是反目，闹得不欢而散。

袁世凯称帝，是导致他声败名裂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件事对他是致命一击，此后他的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了。病榻上的袁世凯依稀看到，在那些众叛亲离的人群中，也有他极为依赖的段姐夫的身影，这是尤其让人感伤的。

据薛观澜分析，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原因有三：

一、段祺瑞与冯国璋皆以袁之继承人自命，帝制果成，彼等将永无继位之望，且黎元洪封亲王，龙济光封郡王，段姐夫仅获公爵，而生异心；

二、段与袁克定关系不好，担心克定继位后会对自己不利，这是段姐夫反对帝制的主要原因；

三、段姐夫虽为陆军总长，军权实在袁手，老段怏怏不得志，而其副手徐树铮野心勃勃，最为袁氏嫉恨。袁设模范团以训练将校，凡各镇将校官，悉由老袁亲自任命，段姐夫无用人之权，很不满意。他曾向老袁请示，要求自营长以下的官，由陆军总部直接任命，老袁召见段姐夫：“芝泉，你脸上气色不好，休养一时吧。”段姐夫退出，即请长假休养去了。这无疑使段姐夫对“岳父”袁世凯多了一层隔膜。

纵观段祺瑞生平，其最景仰者袁世凯，最信任者徐树铮，最深畏者夫人张佩蘅。此人后期虽说反对帝制，但一生与老袁关系密切，一举一动，无不模仿袁氏，甚至平日在家所戴方顶小黑帽，也同老袁的帽子一个样。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袁氏继承人自居，但是北洋旧属并不买他的账，尤其冯国璋，后来成为他在政坛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尽管如此，袁世凯与段祺瑞还是有许多不同。

比如在用人之道上，段祺瑞喜欢上一个人，往往就什么事都要交给这个人办，最后甚至到离不开这个人的地步，在徐树铮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袁世凯则不同，袁是因事而用人，好钢用在刀刃上，把该用的人才用到最需要、最合适的地方。辛亥对付清室，袁世凯用胡维德、赵秉钧、梁士诒；对南方革命军议和，用唐绍仪、汪精卫；欲联络黎元洪，用张国淦、夏寿康；二次革命癸丑之役，用二段（段祺瑞、段芝贵）；对日本二十一条之交涉，全部权利交给了善外交的曹汝霖；搞洪宪帝制，用杨度；想要操纵政党，用黎元洪、汤化龙；在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重用王士珍；建立模范团，用陈光远；对英国交涉，委托蔡廷干结纳朱尔典；为疏通美国总统威尔逊，竟重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顾维钧。总而言之，袁世凯所用之人，个个都是某个领域的突出人才，不能不说其驾驭有术。相比之下，段祺瑞只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则相形见绌。

在性格上，袁与段二人，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薛观澜是袁世凯的女婿，又是段祺瑞的连襟，对他们的观察分析细致入微，颇为中肯。

袁段二人性格上的相同之处是：

一、皆志在掌握北洋军，欲以军事势力扩张为政治资本；

二、袁以政治手腕谋南北统一，段之政治手腕不够，故主张武力统一，换句话说，他们对革命军皆无信心；

三、对于议会政治，二人均深恶痛绝；

四、对于国家经济皆无良策，只知借款度日；

五、二人态度肃穆，令人起敬。唯段氏威仪胜过黎元洪徐世昌而逊于袁世凯。段喜用四书成语，有学究气，袁则要言不繁，言必中肯。论中文根底，袁胜于段。

他们性格上的不同之处是：

一、袁素来主张总统制，以美国为蓝本；段则一生迷信责任内阁制，以法国为榜样，故薄总统而不为。

二、段对清室不甚买账；袁在任内则将清室优待费如数拨给，每年四百万元，清室借此得以维持十数年。

三、袁最不喜欢派别之争，用人较广泛；段则多用同乡，有派别观念，北洋系遂无团结可能。

四、袁的脑筋较段为新，袁喜西法，重用留学生，平时注意人才，每逢接见宾客，动辄先查履历；段则一切马虎，没有人才观念。

五、段亲日，袁骨子里反日。但是袁世凯有两个国际友人，一为英国大使朱尔典，一为日本大使林权助，二人事袁如“长兄”，由此可见袁世凯政治手段灵活。

六、袁一生不打牌、不吸烟、不好饮酒、不爱京剧，唯独喜欢吃北京烤鸭和黄河鲤鱼。段虽然也嗜好不多，但痴迷围棋，陷入太深，只要他在下棋，“天子呼来不上船”，经常见他左右站着等候请求公事的下属，容易误事。

七、从服装上看人之个性，袁氏喜欢穿军装，肩章三颗星，浑似中山装，可见其英姿飒爽。袁氏从来不穿西服，但是喜欢看年轻人穿西服。段则相反，不喜欢穿军装，最恨西服，尤其不喜欢硬领与皮鞋，每逢接见宴请之类的礼节仪式，穿燕尾服需要别人帮忙。

八、段祺瑞言行、衣饰皆效仿袁世凯，但不能学到惟妙惟肖，往往形似神不似。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北京开追悼会，段祺瑞原准备参加的，后因脚肿，皮鞋穿不进去，取消了这个计划，既失礼，也给政敌攻击以口实，这是段氏修养不到家。这方面袁世凯则高明得多，政治永远摆在第一位，皮鞋穿不进穿布鞋，也要去参加追悼会。

袁世凯与段祺瑞，后期关系变得微妙，又有袁克定梗塞其中，彼此之间更为复杂。段祺瑞和冯国璋本是老袁一手扶持起来的，原来是百依百顺，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渐有不听调度之表示。北洋三杰中，老袁最放心的是王士珍，此人不争权，不重名，只有一样，对清廷感情特深，民国成立以后便主动提出告老还乡，回山西老家当遗老去了。老袁要排斥段祺瑞，最好的办法是借重王士珍，他派袁克定乘火车专程赴山西正定府，接王士珍进京，授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处长即是袁世凯，王士珍的角色相当于三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老袁），实际上剥夺了段祺瑞的军权。

另外一个举措是成立模范团。眼看着亲自带起来的北洋旧属渐渐不听指挥了，袁世凯曾经感慨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要睡到下午才上班，芝泉（段祺瑞）又经常装病不到衙门，叫我怎么办？”袁的办法是弃旧人用新人，忽然重用了蔡锷、蒋方震等日本留学生。模范团成立于民国三年（1914）年十月，团址设在西城旃檀寺，由袁世凯亲任团长，陈光远任副团长，袁无论多么忙，每星期必定要骑马来观操一次，召集军官训话一次。第一期毕业，成立拱卫军四旅，炮兵骑兵各二团，机关枪一营，成绩奇佳。第二期改由袁克定任团长，陆锦为团副。袁世凯与段祺瑞摩擦最剧烈者，即为模范团之事。尤其让段不能容忍的是，模范团第二任团长，竟是跛足的袁大公子，这明摆着袁对段不放心，把兵权一点点从他手中夺光了。

段姐夫是有个性的人，袁称帝以前，小站旧人恢复了对袁的跪拜礼，段祺瑞认为，民国了，一切要有新起点，不愿意曲膝下跪。冯国璋劝他说：“总统就是过去的皇帝，脱帽行礼和跪拜都一样，何必在意形式？”冯国璋带头在袁世凯面前跪下来，段祺瑞见状只得跟着跪下磕头。袁世凯还比较谦逊，连忙把二人扶起，嘴里念叨：“不敢当，不敢当。”到了大公子袁克定那儿，两人也要行跪拜礼，心中自然十二万分委曲，更愤懑的是袁克定竟端坐不动，受之泰然，跪完之后段祺瑞怒冲冲地朝冯国璋发火：“大少爷的架子比老头子还要大！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事后袁克定淡然地说：“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他们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尾大不掉，我偏要折折他们的骄气。”

有张佩蘅这么一层关系，袁克定成了段祺瑞的大舅子，可是两人的关系形同水火。当初成立模范团，袁世凯提议第一任团长由袁克定来当，段祺瑞坚决反对，袁世凯同他商量半天，依然是两个字：不行。闹得袁世凯很不高兴，最后只好摊牌：“你看我当行不行呢？”这样一来，段祺瑞无话可说了。但是到了第二期，模范团的团长还是由袁克定当了，这件事使段祺瑞很郁闷。

袁克定架子大，对段姐夫很不客气，洪宪帝制时，因段祺瑞不赞成帝制，袁克定对他尤为怨恨。据袁家女婿也是段家妹夫的薛观澜说，段祺瑞在公府乘坐人力车，克定幼弟三五成群，纷纷以雪球掷之，指其为段歪鼻子，如此当面侮辱，段姐夫岂有不留遗恨之理？袁世凯将义女许配给段祺瑞，结下这门姻亲，恐怕没想到后来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在政治利益面前，姻亲关系也变得脆弱，只能退居二线。

不过在段祺瑞心里，对袁世凯还是有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段入袁府，行三鞠躬，袁世凯命坐，忽然关切地来了一句：“你的气色还不见好。”段祺瑞答道：“多谢大总统赏赐的人参，吃了便觉得好多了。”袁世凯沉默片刻，长叹一声：“到今天才看出来，只有我俩的老交情是最可贵的。”听袁世凯提到“老交情”三个字，段祺瑞眼泪水就快掉下来了。袁对段的心理战，轻松取胜。洪宪帝制取消之前，袁世凯日夜难眠，派人给段祺瑞送了一封密函，请段速到新华宫，袁世凯看着段祺瑞的眼神，低沉地说：“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啊！”看到自己跟随了二十多年的老主子这副可怜的模样，段祺瑞心情极其复杂，站起来说：“只要大总统取消帝制，一切善后事宜，当全力以赴。”

袁世凯死后，北京举行盛大的政府公祭，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主祭，当送柩的专车从前门火车站出发时，段祺瑞肃立在站台上，目送着徐徐驶去的列车，聆听着一声声渐渐消散的礼炮声，内心里的复杂感情难以言表，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了。

4．姻娅之亲：一匹骏马来头大

张镇芳有个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因此袁家称张为“五舅”。姐姐出嫁的时候，张五舅年龄还小，他没有想到自己日后的仕途生涯会与此有关，而且关连极大。在河南项城，张家和袁家一样，也是望族大户。其祖父张致远，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仕途有望。但是临考之前县太爷放出风声，意在索取贿赂，张氏因此而无意仕途。乃父张瑞祯，半生苦读，考运却不佳，直到50岁才中了个乡试举人，有点窝囊。但是张瑞祯的妻子却有点来头，是漕运总督刘永庆的姑姑，名叫刘静斋。张瑞祯夫妇眼看自己这辈子不行了，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两个儿子身上，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张镇芳、张锦芳兄弟就是在这么一种严谨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号芝圃，河南项城阎楼村人。张镇芳出生时，张氏家族已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积蓄日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家修建了一幢书楼，藏经史等书万余卷。有几代先辈的铺垫和积累，到张镇芳这一辈也该发迹了，光绪十年（1884），张镇芳考上廪生，次年为拔贡，再过几年又中进士，那时他29岁，被分配到户部做了个六品京官，虽说是跑腿打杂，但接触的人都是朝廷的当红大人物，当官的凌云之志遂在心中萌发，宦途大道徐徐展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张镇芳刚服丧回京不久，对骤然而至的事变毫无准备，京都陷落当夜，他看见军机处、礼部、内阁中书等一帮官员都脱下了清朝官服，换上便装要逃跑，名义上还有个好听的词：护驾。张镇芳不再犹疑，上街买了套便装，迅速换上衣服，出西直门去追赶圣驾。出城走了十几里路，就见逃难的人纷纷返回，上前一问，原来前面有散兵匪徒拦路抢劫，有几个人哭哭啼啼，哭诉家产已被抢劫一空，周围的人一片同情之声。

此路不通，张镇芳只好折回老家项城，待筹措好盘缠后，再由河南赶到陕西。他日夜兼程历尽艰辛，一直到潼关才追上銮驾。这样一个忠臣，慈禧太后升任他为陕西司行走，直接效劳两宫。签订《辛丑条约》后，两宫由西安回銮北京，东绕黄河进入直隶，袁世凯安排了盛大的迎驾仪式。那天晚上，张镇芳会见了袁世凯，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袁力劝张外调地方，并推荐他去山东当官。张镇芳权衡利弊，没有轻易答应，他走的是稳妥路线，还是先回京都看看再说。果然，回到京都，慈禧太后封他四品衔，级别待遇终于上去了。

李鸿章病死，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张五舅靠袁世凯开始飞黄腾达。先是委为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又擢升长芦盐运使，官衔也由四品到二品。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遭御史参劾，回籍养病，直隶总督由张镇芳代署，这个代理大省长的官职，已经是从一品了。

张镇芳一生很少与袁世凯闹别扭，在政治上与老袁保持高度一致，民国初年，张五舅在袁世凯手下担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洪宪帝制，张是拥护派的积极分子，又是袁家的私人账房，袁世凯事无巨细都与他商量。张勋复辟，张镇芳也是坚决的支持者，这个晚清遗老被封为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掌管“小朝廷”的财政大权。复辟闹剧只上演了21天就草草收场，张镇芳以内乱罪逮捕，由大理院管辖审理，被判无期徒刑。

政治犯这个词，是个很难确定罪状的概念，说大能说成无穷大，说小能说成不是问题，关键取决于当局者的态度。北洋时期的官场主要认个钱字，通过段芝贵等人的疏通，更重要的是其子张伯驹以父亲张镇芳的名义捐纳赈灾银元四十万，张镇芳判刑后的第三天，就以身体有病保外就医的形式送回天津，坐牢三个月后重获自由。经历了这次折腾，张镇芳对政治心灰意冷，在天津担任过盐业银行董事长，一门心思去考虑如何赚钱了。

张镇芳一生无子，过继了弟弟张锦芳的儿子张伯驹为嗣子，这个嗣子后来使张家八面威风，名声大振。

张伯驹（1898～1982），字家祺，因其姑母嫁到袁家的缘故，他与袁克定、袁克文成了表兄弟，而且一生关系融洽，是莫逆之交。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余三位分别是袁克定、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兄溥桐）。张伯驹出入过军界，从事过金融，最后扬名在文物收藏及诗词上，所谓“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指的就是张伯驹这样的人。

同时他是个全身充满矛盾的人物，继承千万家产，富可敌国，生活上的朴素却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饮食很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是上好菜肴，坐汽车从不讲究，只要有四个车轱辘能转就满意。他反对袁世凯称帝，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但是彼此之间私交特别好，袁克定晚年穷困潦倒，全靠张伯驹接济帮衬。张镇芳病故后，张伯驹子承父业，接手盐业银行，却不爱管事，只挂了个“总稽核”的名义，偶尔去银行查查账。但是他在经营上，有时候算盘拨得特别精。有一年紫禁城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有人送到盐业银行，被识货的张伯驹看中了，吩咐留下来，让京剧界泰斗余叔岩买下，结果大赚了一笔，先是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卖了三万元，再卖地毯，又赚三万元，余叔岩晚境不富裕，能赚这笔钱，对张伯驹很是感激。

张伯驹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其中与第三个妻子潘素最为钟情。

潘素，又叫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口“张帜迎客”。张伯驹认识潘妃之时，潘已经名花有主，男方是国民党中将臧卓，双方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张伯驹这个大才子第三者插足，懂诗词擅歌赋，还懂儿女情长，把个潘妃闹得心旌摇荡。臧卓是一介武夫，采用的办法也横蛮，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子，将潘妃反锁在里面。潘妃以泪洗面，托人带信给张伯驹，张伯驹托朋友开了辆汽车到一品香酒店，买通看守的卫兵，把潘妃带回静安别墅，然后双双飞回京城。

张伯驹最大的兴趣喜好是收藏，是民国以来著名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视收藏为生命，却在建国之初，向政府献出了最爱的八件珍稀国宝，计有陆机《平复贴》、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献宝那天，张伯驹在字画上抚摸再三，如骨肉之离散。文化部长沈雁冰代表政府发给一张褒奖令，然而褒奖令上墨迹未干，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席卷而来，张伯驹书生气十足，认为自己诚心爱国，政治风暴干卿何事？岂料到，他终于还是上了右派分子的黑名单。

此后他的遭遇也是可想而知。

1968年冬天，张伯驹在“牛棚”里关押了八个月后，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组织上决定将他发配吉林舒兰县劳动改造，妻子潘素伴随着他。大卡车把他们拉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后就一溜烟开走了，只剩下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这一夜，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在一间废弃的茅草屋中勉强栖身，正值三九严寒，窗外北风怒号，好不凄凉。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长来敲门，迎面就下逐客令：“这里一不是你们的原籍，二没有你们的亲戚，落不上户口，我看你们还是走吧。”潘素感到委屈，眼眶有些潮湿：“是单位拉我们来的，事先没同你们说好？”生产队长很直爽地说出了真相：“你们已经被单位辞退了，他们把你们当做包袱丢在这儿。”听到这儿，张伯驹再也忍不住了，一仰脖子：“潘素，我们走，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回北京。”

重回北京，昔日的京城玩主感慨万千。大半辈子锦衣玉食，想不到却要暮年出关，而且人家村子里居然不肯要，遭遇这样的屈辱，情以何堪？不过，此刻张伯驹顾不上多想，首先是到街道派出所落户。派出所的小民警看一眼递上的证明材料，冷漠地说：“全国人民都想来北京，北京盛得下吗？”张伯驹申辩几句，小民警不耐烦了：“这事我们管不着。”“想不到，我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现在成了‘黑户’。”张伯驹苦笑着对妻子潘素说。

1968年冬天，是张伯驹人生的最低谷，平生野云闲鹤的张伯驹，成了北京城的“黑户”，不得不弯腰为稻粱谋。潘素的青绿金碧山水画在中国画坛堪称一绝，深得张大千等名画家赞许，有一天，某权贵故交光临，开门见山，要与潘素做一笔交易，请她每月作画一幅，一年十二幅，先付500元定金，事成后再付一万元，但是有个条件，潘素此后不能为别人作画。当时的一万元，莫说一般人，对张伯驹也是个天文数字，可是张伯驹、潘素夫妻一口回绝：“廉士重名，此议请莫再提。”即使贫寒如洗，依然能保持可贵的气节，实属不易。

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我们看到老人晚年生活的一个情景：老态龙钟的张伯驹手柱拐杖，从恭王府二门口走出来，一个青年扶他坐上自行车后架，驮着他去参加一个高等学府的学术讲座。一辆辆小轿车从他身边驶过，作者感叹道：“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丝伤感，一缕悲凉。”然而更可贵的是，名士张伯驹没有停留在伤感与悲凉的境地，他佝偻着腰，始终保持向前的姿势，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5．袁家班底小盘点

唱京剧分京班、徽班、梆子班，乞丐讨饭分南北二派，搞政治分安福系、政学系、交通系、黄埔系等等，五花八门。袁世凯粉墨登场，要在历史舞台上演一出大戏，必定要打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袁家班底的主角是北洋系，其核心层是被称做“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前边章节已经说到，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外围还有小站旧人王怀庆、段芝贵、曹锟、陈光远、张怀芝、卢永祥、雷震春、田中玉、孟思远、孟恩远、陆建章等，以及受袁节制的旧军将领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这批人有的后来进入袁的核心层，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形成了“武夫”掌国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了后期，袁世凯感到北洋系暮气日重，许多旧属不听他的指挥了，遂有启用新生力量的想法，蔡锷即为其中一例。可是因为老袁此时搞洪宪帝制触犯众怒，这股新生力量反倒成了他的掘墓人。

袁家班底还有一个核心层是他的幕僚智囊。这个班子最早萌芽，是袁世凯在朝鲜帮助编练亲军时期开始形成，只有三个人：茅少笙、纪堪沛、陈长庆。他们看不起年轻的袁世凯，袁也认为他们是只会八股文的迂腐老朽，后来的结局也不甚明了。袁世凯在朝鲜监国当“小钦差”时，提拔重用了一批秘书智囊，如唐绍仪、阮忠枢、刘永庆、吴长纯、吴凤岭、雷震春、王同玉、赵国贤、王凤岗、徐邦杰、唐天喜、吴仲贤、蔡绍基、梁如诰、林沛泉等。到天津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的政治班底和幕僚班子都已基本建成，曾经有一段时期，袁世凯除担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外，还身兼八职（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位重一时，权势熏天，甚至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当年的威风。乘借机会，袁世凯在各个机构安插亲信幕僚，如朱仲琪、马廷亮、陆嘉谷、黄璟、张镇芳、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于式枚、赵秉钧、梁士诒、周学熙、蔡适干、朱家宝、毛关蕃、梁敦彥、金邦平、富士英、黎渊、稽镜、施肇祥、汪荣宝、张瑛绪、高淑琦、蔡汇沧、娄椒生、张一麐、傅增湘、严修、吴闿生、荫昌、凌福彭、沈桐、闵尔昌、何昭然、陶葆廉、胡惟德、陈昭常、齐耀琳、张锡銮、孙多森、沈兆祉、刘燕翼、杨度、冯学书、曾广钧、唐在礼、袁乃宽、丁家立、曹汝霖、章宗祥、坂西利八郎、楠源正三等。（参见李志铭：《晚清四大幕府》，第27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有人曾问袁世凯：总统的辅弼人物，谁最值得信赖？谁最有才能？袁世凯给出的回答是：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雄才徐世昌，逸才杨士琦，良才严修，奇才赵秉均，槃才张謇，隽才孙宝琦，清才阮忠枢，长才周学熙，敏才梁士诒；善辞李度，善谋王揖唐，善断张一麐，善计曹汝霖，善策陆宗舆，善治陆宗祥，善政顾鳌，善道施愚；福将王士珍，主将冯国璋，重将段祺瑞，儒将张锡銮，老将张怀芝，猛将张勋，守将田文烈，勇将曹锟，大将倪嗣冲，战将段芝贵，健将雷震春，胜将陆建章，强将江朝宗，骁将田中玉。

在袁世凯的幕僚中，还有一类特殊人物，高鼻子，蓝眼睛，他们是外国顾问和教习。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聘请了十几名外国教官，如稽查员伯罗恩、参选营务巴森斯、马队第一营总教官曼德等。升任直隶总督后，又大量聘请了日本籍教官，据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澳大利亚人莫理循书信中透露，袁幕下计有日本教官六十余人。在这些日本顾问和教官中，坂西利八郎与老袁的关系最深，他在袁世凯身边十几年，北洋军阀的新编制、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处的筹备等，都是这个日本人一手策划的。

外国顾问中有两个人尤其值得一提：一个是莫理循，一个是古德诺。关于古德诺，后边的章节中还要提到，此处略过。莫理循（1862～1920），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此人一生极具传奇色彩。青年时代，莫理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成为医学博士，但他对医学并不热爱，年轻的时候，他在太平洋一艘贩卖黑奴为业的船上当过水手；后来迷恋上探险旅行，孤身一人从澳大利亚北部步行到南部；他曾率领一支考察队，深入当时尚未开化的新几内亚进行考察；又以徒步和骑马的形式，从中国上海跋涉到缅甸。他的足迹曾经遍布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一年后，莫理循将中国见闻写成了一本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在英国伦敦出版，引起轰动。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老板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

当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一个聚集点，莫理循第一时间采写的那些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报纸，莫理循的名字也不胫而走，被公认为是评论中国问题的专家。

民国元年（1912），莫理循应聘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老袁当时的心理是希望利用莫理循的名声，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但是莫理循在英国政府眼里仅只是个记者而已，袁世凯也因此而有所冷落。尽管莫理循尽忠尽职，想当好这个政治顾问，但他所提的政治主张和建议老袁并不很当一回事。不过袁与莫理循之间的私谊始终不错，隔三差五，袁派子女和姨太太给莫理循家里送花；当莫理循的长子出生时，袁送礼物表示祝贺；民国二年（1913），莫理循的母亲和姐姐来中国，袁世凯亲自宴请，并馈赠名贵衣料和首饰。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黄远生曾经感叹道：“袁氏外国顾问无数，莫理循君，尤邀殊宠。”

北京大名鼎鼎的王府井大街，以前的名称就叫做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莫理循在此置有房产，还有个享誉中外的“莫理循文库”，这个文库实际上是莫理循的私人图书馆，收集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二万多册，极富史料价值，向来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所关注。莫理循生前留下了大量书信、日记和备忘录，这些文件大多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由于他是袁世凯政治顾问的特殊身份，其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曾收集整理了一部分，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的书名由知识出版社出版，但是对于莫理循留下的堆积如山的文字资料来说，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还只是冰山一角。

袁家班底还有个“嵩山四友”：徐世昌、张謇、李经羲、赵尔巽。对这个“嵩山四友”老袁给予了极高的政治待遇：免其称臣跪拜；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皇帝临朝时，四友可以坐板凳；每人每年给二万元顾问费。此外还有个臭名昭著的“六君子”：杨度、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他们的组织名称叫做“筹安会”，名义上是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术团体，由“旷世逸才”杨度牵头，参加者均为当时社会名流。经过他们的研究论证，共和体制确实不符合中国国情，还是实行帝制对国家发展有利。

——以上为袁家班底的基本框架。

人们评价袁世凯经常爱用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对于后一句话，几乎所有的人都烂熟于心；对于前一句话，则往往语焉不详，说不清这个“能臣”究竟“能”在何处。提到袁世凯，到处都在这么议论：老袁肯花钱，是个玩权术的高手。

其实肯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得通人心。袁世凯视金钱如粪土，临死前的家产与“总统”这个职位不相称，他笼络人才，除了用金钱外，确实有一套办法。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袁的幕客阮忠枢看上了一个叫小玉的妓女，喜欢得夜不能寐，想为小玉赎身。袁世凯一听，勃然大怒，板着脸说，你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做这等荒唐事？阮忠枢惭愧地低下头，把满腔爱意藏进心底。半个月后，袁世凯带阮忠枢赴天津公干，办完公事，晚上和阮忠枢来到一个宽敞的院宅，只见屋里已布置停当，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烛喜字红窗花，司仪冲着阮忠枢高呼：“新姑爷驾到——”被人糊里糊涂推进洞房的阮忠枢这才知道，老袁暗中给小玉赎了身，又买了这幢院宅，成全了一对新人。有这种相知的上司，阮忠枢自然会“涌泉相报”。再比如“送命二陈汤”中的那个陈宧，原来并不是北洋系的人，民国时期到天津解散民军，工作做得颇有创造性，一下子被袁世凯看中，感叹道：“吾北洋竟无此一人”，事后不久，就将陈宧挖到他身边成了心腹骨干。

从表面上看，袁世凯帝制失败，归结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实际上袁氏王朝的崩溃，原因之一还是旧班底纷纷闹起了造反，老袁的忽悠再也不灵了。正如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分析的：“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问题；如他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

6、家庭财产·风水相术·生活习俗

袁世凯一生，从他手中过的银子不计其数，但是这个人绝对不是葛朗台式的守财奴，他向来把钱看得很轻，一生不为钱所累。

据曾经帮袁家管理财产的王锡彤说，袁世凯病重时召见他，案头置一单，所有存款、股票共约二百万元，“余之家产尽在于斯”。袁世凯能捞钱，但他所捞的钱几乎全部用在了政治投资上，从小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

关于袁氏家产，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说得更具体：“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以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四十万，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二十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我约略记得，他们弟兄每人还分得有十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有上述的钱数在内，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八千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他们的儿子一起过活。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内只盛了半箱的衣服，那还都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只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亲分的那一件，却是极其陈旧的了。”

袁氏生前所置的房产，大部分均由袁世凯所认的本家袁乃宽负责管理，计有：北京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宝钞胡同一所，海滨挂甲屯一所；天津胜利路大营门“袁氏老宅”六栋大楼，河北区地纬路一所，原英租界十号路一所，成都道两宜里一所；河南安阳九府胡同一所以及洹上村养寿园宅邸。除去房产，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彰德、汲县、辉县等地购置了一些田地，大约有四万亩。

民国时期，袁克定曾在天津主持过袁氏家族的第二次分家，此次所分是北京、天津两地卖掉的五所房产，以及彰德、辉县的各一处房产。此时袁克藩（十六子）已夭折，剩下的十六个克字辈的兄弟平分，各得伪联币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元。当时伪联币一角钱可买两个烧饼。袁世凯的房地遗产一直由袁家老大克定掌握，据说他曾与袁乃宽合谋，将天津海河东岸平安街的一处楼房变卖私分，十子袁克坚闻讯后，找袁克定当面质问，闹得很不愉快。另外传闻袁世凯在一家法国银行存有法朗二百万元，后来不知去向。

袁世凯的丧事，原由民国政府拨款十万元承办，但是在北京就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坟地、墓园建筑、典置祭田以及安葬费用等，据估算需要五十万元左右。袁世凯的好友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朝要人名流解囊相助，各有捐款二千元至一万元不等，共收到捐赠二十五万，这才完成了袁世凯的丧事和葬礼。由此也不难看出袁氏家族晚期经济状况之一斑。

袁世凯一生迷信风水相术，在被清廷罢免回籍“养病”时，怀疑祖坟的风水出了问题，特地请名声遐迩的风水大师许瞎子来看。许瞎子认为，袁家祖坟埋得很好，有龙有凤，只因为四周筑了围墙，导致龙身受制，气脉阻塞，据说袁世凯后来拆掉围墙，果然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这多少有传说演义的成分在内，但风水相术对老袁的心理支撑，却是事实。

北京城早年曾流传过“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有十个修炼成精的妖怪，投胎人世，做了清朝开国以来的当权人物，这十个妖怪是：熊、獾、鸮鸟、狼、驴、猪、蟒蛇、猴子、玉面狐、癞蛤蟆。它们的人身是：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和珅、海兰察、年羮尧、曾国藩、张之洞、慈禧太后、袁世凯。这个神话在民间流传很广，根据这个神话，又产生了另外一个传说：

袁世凯有午睡的习惯，每天都要睡一两个小时，醒来时要喝一口茶。他有一只雕刻精致的玉杯，由一个书僮按时献茶进去。一天，书僮进房献茶时，看见一个极大的癞蛤蟆躺在床上，他吃了一惊，手一松，玉杯掉在地上摔碎了。书僮吓得半死，惊慌地去找一个老家人请教，老家人教给他一套话来应付。当书僮再进房献茶时，袁世凯问他玉杯呢。书僮老老实实回答：摔碎了。袁世凯大怒，书僮讲了献茶时屋子里发生的一切，不过他把床上躺的那只癞蛤蟆改成了五爪大金龙，袁世凯听后怒气消散，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百元钞赏给书僮，叫他在外边不要乱说（参见焦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100页）。

这个传说在北洋系中颇为流行，冯国璋在给人讲述这个故事后，还得出一个结论：袁世凯当初并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只因书僮证明他是转世真龙，他才相信有做皇帝的福分。冯国璋跟随袁世凯多年，对袁是非常熟悉的。他说这个话，也显示出袁世凯身上确实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

袁世凯一生中结交过多少风水先生？并不清楚。恐怕稍加统计，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仅在1913～1914年间，他就曾找过风水先生贾兴连、张振龙、郭三威、张晓初等算命，求证自己有无“龙兴之运”。

他身边的人摸清了袁的这一弱点，也玩起骗术哄老袁上钩。这方面胆子最大的是袁克定。他向袁世凯推荐的山东人贾兴连，是个洋派的风水大师，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还会说几句英文。袁世凯一听介绍，对这位现代派风水大师有了兴趣，请他看看新华宫的风水。贾大师看过一番后说：紫禁城元初兴建，又经明清两代修葺，气象恢宏；唯有新华宫气散而不聚，不可不慎重对待之。老袁问有什么良策。贾大师献的计谋是在新华宫左侧修建一个厕所，聚其秽气，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袁世凯果然在新华宫左侧修建了一个厕所，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段笑话。

这样的把戏不止一次上演。突有一日，北海丛林中升起一道火光，之后平地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堆新土。有人挖地三尺，发现一块石碑，现场的人谁也看不懂。袁世凯闻讯后，叫梁士诒来看。梁是清朝状元，有一流的学问，仍然是看不懂。最后召来古文专家刘师培，才解读出了石碑上的篆文：龙站玄黄，坠统失纲。庶民不和，洪范宪章。天命攸归，安吉衣裳。新我华夏，山高水长。归纳起来的意思是：宣统失纲，洪宪命归。明白地说就是请袁世凯当洪宪皇帝。事实的真相是，这块石碑是袁克定、梁士诒、刘师培合谋伪造的。

民国三年（1914），袁家项城祖茔坟丁韩诚匆忙来京报告：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坟侧生一紫藤，长逾丈许，状似盘龙，夜间还不时发出红光，形同火把。袁世凯大喜，即命将祖坟保护起来，并重赏坟丁。其实，这又是袁家大公子导演的一出把戏。

据袁世凯第七子袁克齐回忆，袁世凯性情刚烈，态度严肃，寡言笑。他每天起床很早，上午办公，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再出来。他的记忆力很强，见过的人，虽隔数十年后，仍能说出其姓名、籍贯。袁世凯不好古玩，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古玩有什么稀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这话显示出了袁的大气魄，倒也是事实。

袁世凯军人出身，所以无论站着还是坐着，他都是挺直了腰杆，威风凛然，即使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也不改变这个习惯。他坐下的时候总是两腿交叉，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腿短，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人看到他有架起二郎腿的时候。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袁有一个口头禅，每当和人谈话告一段落时，都要问一句“嗯，你懂不懂？”其实这只是个习惯用语，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听他说话的人不至于忽略他所谈的内容。袁世凯嘴里始终离不开一支雪茄烟，走路时也叼在嘴上，显得挺神气。

袁世凯经历过诸多人生历练，为人处世非常圆通，很少能见到他有生气的时候。不过偶尔也会骂人。下属或者仆人做错了事，他认为忍无可忍，或者是心情不好，就会将脸色一板，随口而出两个字：“混蛋！”气愤到了极点，就变成：“混蛋加三级！”袁世凯一直担任高官，后来又身为大总统，无论是在家里还在是下属面前，权威性都极高，不怒自威，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对他不抱有畏惧心理的。

他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都有一套刻板的规矩。早晨6点起床后，先吃一大海碗鸡丝面汤，7点拄着藤皮手杖下楼，走到门口还会发出“哦”的一声，像是咳嗽，又像是在提醒人们他的到来。上午半天是办公和接待客人，11点半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碟等餐具，都比其他人的要稍大一些。所吃的菜，不仅花样很少变化，就连摆放的位置也从不变换。比如说，袁世凯喜欢吃清蒸鸭子，每年入冬以后，必定有这个菜，位置也必定摆放在桌子中央。肉丝炒韭菜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像护卫队的两个士兵，永远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吃鸭皮的时候，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能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异常熟练。袁世凯爱吃的菜有：高丽白菜、朝鲜薰鱼、绿豆糊糊等，都是常见的菜肴，对于那些山珍海味，他没有太大兴趣。

夜间休息，袁世凯并不是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袁的卧室里去。袁当总统时，大、二、三这三个姨太太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这四个人，每人轮流值日一个星期，其中九姨太年纪轻，有时候伺候得不如意，因而不到一星期，袁世凯就让她搬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在前清做官时，袁世凯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爱穿短装的习惯保持了若干年，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后来住进中南海也未改变。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一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毛，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袁世凯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冬天除了小裤褂外，外穿厚驼绒坎肩一件，厚毛线对襟上衣一件，皮小袄一件，厚毛线裤一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换成皮的了。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三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所喜爱的五姨太，其得宠的原因之一，就是她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朝鲜籍的三个姨太太原是天足，嫁到袁家后，也仿照从前京剧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后来她们离开“寸子”时，反而不会走路了（此节参见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