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邦国际教育:基辛格：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名字

　　在二十世纪中叶迄今的中美关系史上，有一个人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他就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曾经在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叱咤一时，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位置上，他参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奔走于各国之间，穿梭往来，折冲樽俎，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基辛格作为叩响中国大门的始作俑者，与尼克松、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一页，并成功地促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大国之间的接近和交往，对二十世纪乃至今天的中美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现实的国家利益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是一种基辛格式的外交现实主义，它的核心基础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即：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注重力量均衡的现实主义正日益成为主导各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各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谋取的虽然只是自身的利益，但正是出于这一自利行为所导致的力量均衡，反而形成了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基础。基辛格曾经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反复强调，正是国际力量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当今世界的格局。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其时，中苏两国之间也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与此同时，中美苏三国又倚仗各自的实力，分别影响和控制着北约、华约和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国际势力，国际关系复杂、紧张。三个大国之间，存在着互相对立的复杂关系，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另外两个国家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中美这两个自1949年以来处于互不交往的敌对国家，面对共同的对手——苏联，就具备了利益共同点，亦即美国需要中国是基于美苏冷战的战略利益，中国需要美国是基于打破被苏联集团孤立的战略利益。中美恢复关系正常化，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改变了国际力量的不均衡态势，从而实现制约苏联的目的。无论是当时的尼克松、基辛格，还是毛泽东、周恩来，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美国一方，长袖善舞的基辛格于是成为这一场精彩外交行动的主导人和主要实施者，他与周恩来一起，上演了二十世纪最精彩的一出外交戏。甚至可以这么说，当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分天下的态势，使得中国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而为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多极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中美两国因为共同的利益，进入了一个外交关系的蜜月期。但是，随着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中美之间结束了冷战时期互相利用的关系。作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独自主导世界格局的情态下，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挑战。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为美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潜在的强劲对手的挑战，而世界格局逐渐趋向多极化的态势，也使得美国不得不开始重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矛盾，此时的中国则以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极力避免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中美关系也由此从蜜月期迅速拐向冰点。

　　但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不可能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在克林顿执政的后期，两国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打破了坚冰，迅速走向巅峰。然而，虽则如此，中美关系仍然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间所发生的矛盾冲突有目共睹，但是，在“战略合作伙伴”的基础上均得以基本妥善的解决。随着布什的上台，中美关系重新出现波折，布什政府上台伊始所定义的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把中美关系推向了一个危险的边缘。但是，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在全球反恐领域需要最广泛的合作伙伴，于是，中国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这又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转折点。其间，两国间建立了深厚的经济联系，熟悉了对方更多的政治特性，而美国也需要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于是中美关系逐渐趋向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且迄今仍然保持着这种关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1960年代末中美开始接触开始，中美双边关系的定位发生过多次变化：从共同对抗苏联集团的冷战伙伴到克林顿时代的战略合作伙伴，从小布什初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到现在的利益攸关者。这种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的不同心态和政策取向。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定位总的来说，既说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建立在对中国意图缺乏一贯了解的基础上，也说明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无法确立稳定有效的对华政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同时，中美关系的曲折前进，也逐渐接近了两个大国之间相处的本质——只有利益是永恒的，而这其实正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所在——注重力量均衡的现实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在基辛格看来，未来世界政治的格局无疑是“多极化”的，他曾经据此为美国设计过一整套“均势”外交政策，并加以实施，于是有了1970年代的中美和解、美国从越南撤军、与苏联缓和等等一系列步骤。如果没有基辛格，或者没有他在美国政坛的步步擢升，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伟大握手”可能要推迟发生。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人物，在基辛格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必然是在彼此隔膜与共同利益之间曲折地向前，竞争与互利的关系必然长久地存在于中美两国之间。（文/  林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