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大葱:康定情歌 — 兼谈一位文化人的苦难人生

康定情歌 — 兼谈一位文化人的苦难人生

蒲明书

近读2010年5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题栏﹐有一篇题为〈康定﹐“天下情歌”的发源地〉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康定的发展﹑秘境﹑幸福与和谐。位于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占地1.16平方公里的康定﹐若不是名闻遐迩传唱了大半个世纪的康定情歌﹐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这座偏远的小县城。文章还说﹐“作为全球十首最具代表性歌曲之一的《康定情歌》﹐还被卫星送入太空﹐又被誉为宇宙歌曲”。城以歌而闻名﹐地以人而扬声﹐正像鲁迅的家乡绍兴﹐连咸亨酒店都成了注册专利的品牌。文章指出﹐此歌源于当地的雅拉沟。显而易见这歌子不会凭空从沟中飞跃而出﹐必然是先有了原生态的调调儿﹐经过有心人的采集﹑整理﹑加工而成的。遗憾的是无论歌集或演唱时的说明书﹐在作词谱曲这一栏都付诸阙如。这一少见的现象﹐颇引人遐思。

采集﹑整理﹑加工“康定情歌”的有心人究竟是谁﹖此人后来的境遇如何﹖也许广大的音乐爱好者都想知晓。

突然想起几年前写的一篇游记﹐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满意的答案﹐感受为世人遗忘了的一位文化人的苦难人生。

一﹑感受《康定情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

这是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歌词简练﹑旋律优美﹑节奏明快。自问世以来﹐就像一轮当空的明月﹐令无数少男少女在它的月光下﹐踏歌起舞﹐抒怀传情。同时﹐康定的名声也随月光的流泻而远播四方。可以说﹐包括本人在内的成千上万音乐爱好者﹐首先不是从地图上﹐而是从这首情歌知道了康定 — 这个座落在川西高原的小城。

《康定情歌》﹐我听了半个多世纪﹐也唱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想去康定﹐在这首情歌诞生的地方走走﹐近距离感受它那清新的歌词和美妙的音符。

2006年4月中旬的康定之旅﹐了却了我这桩“附庸风雅”的心愿。

从成都出发﹐沿318国道西行经雅安﹑天全﹐过二郎山隧道﹐下泸定﹐一路坦途﹐一路风光﹐一路低吟﹐一路浅唱﹐不经意间走完322公里抵达康定城。

那时天空一片阴霾﹐还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本想下车步行浏览市容﹐但湿滑的路面打消了这一念头﹐只得坐在车上来个走马观花。

街道不宽﹐两侧排列着藏汉风格的建筑。商铺的门面上方﹐皆挂满藏汉文字书写的广告和牌匾。稀稀拉拉的藏胞﹐迈着牧民特有的步子﹐悠闲地在街沿边道上溜达。三五成群的孩子﹐放学归来﹐似飞来的燕子一路上叽叽喳喳。那一串串笑容绽放的“高原红”﹐为原本色彩斑斓的市容﹐又添上了几分稚嫩的美丽。穿城而过的康定河和折多河﹐像绷在大地上的二根琴弦﹐不停地弹奏着欢快的乐曲。透过飘舞的雪花﹐我一边在打量这个初次谋面的小城﹐一边又不停地翻看脑子里从网上下载的有关资料。

康定﹐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古称“打箭炉”﹐因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令部将郭达在此起炉打箭而得名。这是一座以藏族为主﹐藏﹑汉等多民族杂居的高原小城。总人口十万余﹐其中90％为藏族。它地处川藏线的咽喉﹐历史上一直是藏汉人民茶马互市的商贸重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抗战期间﹐这里曾是仅次于上海﹑天津的第三大物流集散地。

汉藏民族在这里世代和睦相处﹐不仅通商做生意﹐而且在闲暇之余﹐一起饮酒放歌﹐猜拳行令﹐大摆龙门阵。因此﹐康定地区的汉人﹐其行为方式多少会受到身边藏族同胞的影响。他们谈情说爱﹐谈婚论嫁﹐也像藏族兄弟那样不拐弯抹角﹐直奔主体而去。选择配偶﹐也没有内地汉人那么多的讲究﹐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只要“人才好”﹑“会当家”就行了。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曾说过﹐“艺术是生活的镜子。”《康定情歌》就像一面镜子﹐把当地百姓这一朴实的择偶观和信马由缰的求爱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依我看﹐也只有在这种藏汉文化交融的土壤﹐才会绽放出略带酥油茶香的音乐之花。难怪﹐有不少人会把《康定情歌》误以为是藏族民歌。在有关的MTV作品中﹐银屏上的青年男女皆衣着藏装﹐跳着弦子舞。而同名电视剧《康定情歌》的热播﹐又让更多的人对此误判深信不疑。

按我的兴致﹐既然到了康定﹐就应该去跑马山看看。我试探的话音刚一出口﹐即招来同行小老乡的劝阻﹕“那就是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包﹐去后定十分后悔。”基于当时天气和时间的考虑﹐我就不再多言了。

去不了﹐望望也行﹐毕竟跑马山与《康定情歌》有血脉相连。要不﹐这首歌一上来﹐唱的怎么会是它呢。我摇下车窗﹐伸出头朝城南的方向眺望﹐试图搜寻跑马山的身影。但是﹐除了那茫茫的云山雾海﹐眼前什么也没有。

从资料获悉﹐跑马山海拔2700米﹐当地藏族人称之为“拉姆则”﹐意为“仙女山”。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全城。只有在这居高临下的地方﹐才会看到歌中所唱的“跑马山上一朵云﹐端端照在康定城”这秀丽的景观。

每年的四月初八﹐人们便汇集在跑马山欢度佛祖的诞辰日。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相传在这一天﹐跑马山顶的五色海中﹐有九龙吐水为佛祖沐浴。这座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跑马山﹐竟然神气十足。

依我看﹐跑马山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景点﹐而是一处积淀着藏汉文化的人文景观。

佛家说﹐境由心造。同一块地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小老乡不会想到﹐几年前我去大理的蝴蝶泉﹐也有人说“那干巴巴的一口泉﹐没啥可看。”而我却在泉边﹐不仅听到电影《五朵金花》优美的插曲﹐似乎还看到主人公在蝴蝶泉边梳妆留下的倒影﹔如果今天上了跑马山﹐在我的眼前﹐也会现出许多像李家大姐和张家大哥的身影﹐一双双一对对﹐或在弯弯的月下牵手﹐或在山头的斜坡上跑马。

车轮缓缓地在雪地上行驶﹐车上的CD播放着《康定情歌》。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此时与我心中的康定印象交响唱和﹐听起来如天籁之声。我不禁朝着跑马山的方向﹐跟着哼唱起来﹕

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

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她哟﹗

一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哟﹗

二来溜溜的看上会当溜溜的家哟﹗

月亮弯弯﹐会当溜溜的家哟﹗

《康定情歌》这轮明月﹐高挂在康定汉藏人文的海阔天空﹐让走进它的异乡人﹐也感受到它发出的缕缕情爱的月光。

二﹑尘封的采写者

走进《康定情歌》﹐还意外地发现﹕这首民歌有一位被尘封多年的采写者。

许多年来﹐《康定情歌》被认为是一首民歌﹐但不知谁是它的采写者。在其出版物上的词曲作者栏目上﹐一直空缺。就在此行经过的泸定县﹐它城边的公园里有一座“四歌亭”﹐亭中立着一块四面体的石碑﹐其中一面刻有《康定情歌》的词曲﹐而唯独不见其词曲作者的名字。

奇怪﹗这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十大民歌﹐并向世界各国推荐的名曲﹐竟然长期不知其作者或采集者是谁。这不能不说是民族音乐工作的缺陷﹐《康定情歌》的悲哀。

王洛宾曾以其作品的类似遭遇投书音协﹐话说得就更难听了。他说﹕“一个民族诞生了名曲﹐但却未诞生创作名曲的作家﹐是这个民族的不幸。”“唱一首没有作者的歌﹐对我们并不体面。”

在我们这个长期不讲知识产权的国家﹐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各种艺术作品带来的精神满足﹐却不过问它们的作者是谁。或者明明知道﹐但由于政治偏见或其它功利的原因﹐刻意加以回避。而那场文化大革命﹐又把这一劣根性推向极致。

任何民歌﹐能从原生态脱胎而成为众人喜爱的音乐作品﹐能从口口相传的偏远地区唱响九州岛大地﹐总会有它的收集和整理者。就像许多青海民歌和新疆民歌那样﹐后来证实多出自于号称“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之手。

《康定情歌》的原型﹐就是流传于康定雅拉乡三道桥民间的“溜溜调”﹐曲调比较简单。问题是﹐这种简单的“溜溜调”由谁收集﹑整理﹐而后成为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

甘孜州宣传部的郭副部长告诉人们﹕《康定情歌》的采写者是吴文季先生﹐并讲述了与此有关的故事。[1]

吴文季﹐福建泉州惠安人。抗战时期在重庆上学学音乐﹐后应征入伍到甘孜﹐在一支准备出征缅甸的部队担任文化教员。除了教唱歌没有其它事可干﹐就常到康定民间采风。在那里采集到《康定情歌》的原型﹐后把它改写并取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抗战胜利后﹐他回南京继续学音乐。1947年南京音乐学院要举办师生联欢会﹐他把这首歌献出来﹐请江定仙老师配器﹐改歌名为《康定情歌》﹐首次由武正谦老师演唱。1948年﹐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将这首歌带到巴黎﹐由此唱出了国门﹐在海外广为流传。

这首《康定情歌》不仅使这座高原小城声名远播﹐而且为中国人带来了荣誉。但其采写者吴文季却是默默无闻﹐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解放后吴先生调入总政文工团﹐任男高音领唱。先是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抗日远征军的“历史问题”﹐“肃反”时被取消了领唱资格﹔后来又被贬回原籍到泉州文工团﹐让这位怀有衣锦还乡传统观念的知识分子﹐颜面扫地。文革中﹐又因先前的那个“历史问题”屡遭批斗。在那个只讲“阶级斗争”而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不讲尊重人才的年代﹐像他这样与国民党沾点边的﹐尽管只是为了抗日﹐会有好果子吃吗﹖

他终生未娶﹐孑然一身﹐病死在惠安的一所破庙里。这位把爱的月光从康定带出来的音乐人﹐晚景却是如此凄凉﹗

他后半生的遭遇﹐与其采写的《康定情歌》所表达的意境情怀﹐竟然如此大相径庭﹗

吴文季先生的不幸﹐绝非仅限于个别人。它折射出那个时代艺术家群体的蹉跎岁月。

由吴文季﹐我联想到王洛宾。他俩都是音乐家﹐有相同的青年时代﹐却无相同的晚年处境。

王洛宾﹐1937年赴大西北投身抗日救亡宣传﹔1949年参加解放军进入新疆。因他当过军阀马步芳的音乐教官﹐1963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12年。1975年﹐带着一顶“反革命”帽子被释放出来。因为这个“历史污点”﹐许多新疆民歌和青海民歌﹐明明是王洛宾收集﹑整理的﹐而在演唱和出版时﹐他的名字一概不予提及。然而王洛宾终究熬过了文革岁月﹐历史不仅还他一个清白﹐还戴着“西部歌王”的桂冠﹐走完了人生81年的历程。

如果吴文季也能活过文革﹐我想也会和王洛宾一样﹐迎来自己音乐生涯的春天。值得欣慰的是﹐泉州的父母官为其平反昭雪﹐并重新修墓立碑。墓碑上镌刻着﹕“他终生为自由而歌唱。”我们这位甘孜州的文化官员还专程去了泉州﹐代表康定父老乡亲在吴文季先生的墓前献花致意。

委曲了大半生的吴文季先生﹐不知您九泉之下是否得以安息﹖

四川人本来就讲哥们义气﹐康定的四川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康定人不会忘记《康定情歌》给他们家乡带来的巨大声誉。他们为寻找这首情歌的采写者﹐曾花费了不少功夫。

郭副部长担任总编时的《甘孜报》﹐开出万元巨奖﹐悬赏找寻《康定情歌》的作者。一时间﹐冒出好些所谓的“知情人”﹐包括王洛宾的后人。他们个个声言﹐是他们的先人收集和整理出这首民歌。这位郭副部长﹐亲自走访曾经玉琢过“康定情歌”的音乐家喻宜萱和江定仙教授。

后经音乐界研究人士认定﹕吴文季先生﹐才是《康定情歌》的真正采写者。

“吹尽狂沙始到金”。蒙在《康定情歌》采写者的浮尘终被吹散﹐让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名字重见了天日。

就对小城知名度的贡献而言﹐《康定情歌》对康定城﹐不亚于那首《达阪城的姑娘》对达阪城。

但是我以为﹐康定对待吴文季﹐仍不如达阪城厚遇王洛宾。尽管以老郭为代表的康定人﹐已经做了许多值得外界称道的工作。

风大石头多的新疆达阪城﹐因这首民歌而蜚声中外﹐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维族同胞知恩图报﹐在当地不仅为王洛宾塑像﹐而且还通过构建纪念王洛宾的文化项目﹐带动达阪城的旅游业。

多么仁义而又聪明的达阪城的老百姓﹗就这一点﹐康定就应该向达阪城好好学习。

我建议﹕先从泸定公园的“四歌亭”入手﹐把吴文季的名字补刻在《康定情歌》作者空缺的位置上。他应得到与之并列的另外两首歌曲的作者同样的荣誉﹔[2]

然后在跑马山上选一块地﹐给吴文季塑像﹐把他远在泉州的英魂招回故地﹐让他在山头倾听八方来客同唱这一首《康定情歌》。

办好以上两件事﹐我认为﹐作为《康定情歌》的受益者康定﹐是理所应当偿还的未了人情债﹐而且也是力所能及的。

进一步﹐基于《康定情歌》的主题﹐把跑马山打造成一座具有中国西部特色的丘比特公园。在此﹐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把这首民歌的内涵﹐形象地展现给游客。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举办《康定情歌》音乐节﹐弘扬当地厚重的汉藏音乐文化。

去康定﹐上跑马山﹐唱《康定情歌》﹐游爱情主题公园 — 这该是多么有品味的爱情文化之旅。对外界的吸引力﹐当不亚于如今新疆的达阪城。

那时﹐《康定情歌》不仅是一首民歌﹐而是包罗汉藏情爱习俗的一台文艺节目﹔

那时﹐康定也会像今天的达阪城那样﹐亮出自己的旅游品牌﹐带动地方经济﹔

那时﹐《康定情歌》的采写者吴文季先生﹐定会在九泉之下面带笑容与大家同唱这一首歌﹕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

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

月亮弯弯﹐任你溜溜的求哟。

[1] 见梁衡﹕〈大渡河上三首歌〉﹐《四川日报》2005年（http://www.tibetinfor.com/web/ganzi/jxgz/..%5Cjxgz/..%5Cjxgz/2005020058291657.htm）。

[2] 即《歌唱二郎山》和《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