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和国际订餐标准:秦城监狱的由来（姚 伦）

秦城监狱的由来（姚 伦）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1- 01 　　1948年8月，晋察冀、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两个区的社会部也合并为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副部长杨奇清、卜盛光。下设两个室：一室主任刘复之，副主任林一（女）。主管我在二室审讯科任科长文秘、行政、人事、公安情报、保卫等工作。二室主任许启文，副主任李广祥。主管侦察、审讯、治安、情报等工作。我在预审科任科长，副科长有吴联云、丁美玉。审讯科直接指挥一个武装连，连长姓项，是个老红军。全连有120多人，担负看守所驻地警戒任务。审讯科下辖三个看守所，由蒋孚民、田世昌、白世栋分别担任所长。看守员有30多人。三个看守所关押了3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康泽、蒋铁雄、邱行湘、张岚峰。还有一部分国民党的高级特务。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年5月，我们审讯科连同看守所一起进入北平。带领预审科的同志们从河北省平山县进入北平，住在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
　　 
　　一、“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1号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所以这里也称“功德林”监狱。这座监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建造的。
　　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日本侵略军等反动统治者占领北平时都曾管辖和利用过这座监狱。在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这座监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御用工具，也是反动派关押和迫害革命志士仁人的历史罪证。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烈士当年就是被关押在这里，并在此英勇就义的。监狱大墙外面就是反动派处决人犯的刑场。在这座所谓的“模范”监狱里，被他们迫害和处决的民族志士和优秀儿女成千上万。解放后，在“功德林”大墙外面的地下，发现掩埋着一层层白骨，令人惨不忍睹，它和监狱中沾满血迹的各种刑具就是反动统治阶级迫害人民的铁的见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同年8月20日，共产党员王远音、尚效飞（尚英）、霍志德、王建中等人组织五十余名进步青年砸开“功德林”监狱的围墙，解救出了700多名被囚禁和关押的爱国人士，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游击队，成为当时抗日战争的一部分重要力量。领导这次劫狱的王远音、尚效飞、霍志德、王建中都是我在东北军学兵队的同学和战友。
　　进城后，攻德琳监狱由两个部门（华北军区军法处和华北社会部审讯科）管辖，犯人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军区军法处关押的犯人；另一部分是审讯科管的犯人。犯人们由两个部门分别安置在东西监房内，各自管理。办公室也是一个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自办公。1952年，军法处搬走后，所有房屋全部移交公安部一局四处（执行处）。
　　战争结束了，我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我们的家园，建立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所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是清理战争拉圾，将罪人改造成新人。
　　在“功德林”，我们面对的是简陋的工作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同时担负着繁杂的和大量的工作任务。审讯室就设在监房，家属也跟着我们居住和生活在监房。1952年我们在“功德林”的大墙外边盖了一部分简易平房，作为监狱干部的家属住房。但由于数量很少，有一部分干部和家属还得住在监房中。
　　随着预审工作的深入开展，犯人也陆续增加。除了我们审讯科入城时带进的几百名在押犯以外，以后又先后收押了一些“三反”、“大镇反”等运动中清理出来的犯人以及一些专案犯人，监房显得愈发紧张。1954年以后，全国六个大区的战犯管理处撤销，全国除保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外，主要战犯多集中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此外，在这里还收押了一些外籍犯和特殊犯人。因此，当时犯人的管理问题成了预审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而首先急需解决的就是监房拥挤和管理上区别对待的问题。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我们所接管的“功德林”即“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是不合格的。前面已经提到，这座监狱始建于民国四年，是当时北洋军阀为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权力而建造的，很古老和陈旧。并且它完全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迫害人民的需要而构建的，因而整个监狱从结构到设施都是非常不合理的，处处都是为强制劳动和摧残人犯而设置的，体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暴虐和不人道的本性。在这座监狱里没有放风场地，没有审讯室，也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厕所都没有。每个监舍的面积很小，还不足2平方米。为防止犯人逃跑，整个监狱的外形呈“八卦”形，每一个八卦角是一栋监房，全部是砖木结构，监舍的出口很少，每扇门都是设在“八卦”的角上而反锁着，地面铺的青砖，监舍阴暗潮湿，再加上年久失修，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每逢刮风下雨，我们更是为人犯的人身安全担心，甚至在夜里连觉都睡不安稳，半夜常常跑到监房去查看情况。当时，很多要犯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犯人身体很虚弱，如果管理不好，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思想压力也是很大的。这方面的工作是代表党和国家形象的，是讲政策的，讲人道主义的。而“功德林”的状况和条件远不能体现出这些，远远达不到党对犯人改造和管理工作的要求，这样的监狱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我们确实急需建造一座能适应新中国公安工作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现代化监狱。
　　二、新监狱选址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我们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要去解决。特别是美蒋反动派还很猖狂，空投特务、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时有发生，当时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关押了很多美蒋特务，他们多是偷渡过来的。针对当时的形势，面对蠢蠢欲动的敌人，重新设置监狱，这是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公安部的领导对此事也极为关心，罗瑞卿部长亲自确定了建造新监狱的原则：监狱不要建在北京城里，离京城要远些，可以建在郊区或更远些的地方，甚至可以靠近山区、大同或蒙古等边远地带。这主要是基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考虑的。
　　1955年秋，我当时担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直属一处处长，主管预审和监狱的工作。根据罗瑞卿部长的指示精神，我和当时的办公厅副主任于光文及秘书朱慧开始了为新监狱选址的工作。
　　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监狱最合适，当时我们心中还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决定先围绕北京城外的东、南、西、北方圆几百里去实地考查，哪里合适就选定在哪里。我们3个人每天清晨出发，带上干粮和两暖瓶茶水，乘着美式吉普车，在漫无边际的京郊大地上苦苦寻找着、观察着，这种寻找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我们行动的目的是明确的，无非是远离京城的郊外或山区，以及有山有水又交通便利的地方。
　　我们首先奔向北京南郊的周口店一带，走遍了周口店周围十几里的平原，以及方圆二、三十里以外的平原山丘，凡是吉普车能开进去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一漏过。一路上很苦很累，但我们的劲头很高。渴了饿了，吃点自带的茶水和干粮；乏了困了，找棵大树底下稍是休息。就这样我们漫山遍野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理想的地方。这一带自然环境比较差，没有茂盛的水草和树木，更没有清新宜人的自然景物，而有的大多是干涸的水滩及河床，交通也十分不便，只好作罢。
　　随后，我们改道奔向京郊的西山一带。在“六爷坟”周围，我们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址，这里山水幽幽，景色宜人，山上长着巨大成林的白皮松，山脚下是开阔的平原，绿草荫荫。这里的水质也很好，交通也比较便利，确实是建造监狱的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我们当时很高兴，马上报告了部领导。为此，徐子荣、杨奇清副部长等领导同志都相继亲临此地视察，也都感到很满意。但后来将要具体运作时，北京军区的领导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公安部在这里建造监狱距离军区的设施太近，不同意我们在此地施工建监狱，无奈，只好因此作罢。我们继而又转向京城东面的回龙观地区，继续为新监狱选址。经勘察，这个地区的土质很差，多是很厚的沙土层，这种土质不利于打地基，只好放弃了。
　　经过大半年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秦城。此地位于北京西北远郊的昌平县境内，坐落在燕山脚下，与十三陵相连。南面是天然温泉小汤山，东邻陶峪口水库，西面是四通八达的大汤山。此地远离城市，一面依山，人口稀少，地理环境适于犯人的改造和关押。虽然当时比较荒凉，遍地荒山野草，野狼出没，但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好的。这里的交通也比较便利，几条自然形成的公路通向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我们经过反复勘查和研究，认为此地建造监狱是很合适的，后经罗瑞卿部长拍板，决定将公安部的直属监狱建在秦城。并因地名而将这座监狱习惯称呼为“秦城监狱”。
　　三、秦城监狱设计
　　监狱的地址选定以后，还有一系列问题要逐一去解决。如征购土地、修建公路和桥梁、设计监狱的图纸以及施工建造等等。
　　首先是征购土地的工作。这块地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地方，价格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生长着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土地要价就更高，一般一棵果树要作价几十元，一棵柿子树不论大小，每棵要价都是四十元，因为这些都是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来源和维生的依靠，我们也本着“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精神，尽量兼顾群众的利益。另外，我们还征购了从小汤山到秦城沿途十几华里的农田，建造了一条公路，并修建桥梁，很好地解决了秦城监狱的交通问题，为监狱的施工和利用开辟了良好的途径，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接着就是设计和修改图纸的工作。究竟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监狱，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本着革命人道主义思想，彻底改变国民党等历代统治阶级对待人犯那种不人道的做法，在图纸的设计上处处体现出共产党的政策，要把犯人当人对待。根据当时苏联专家向我们提供了图纸，我们结合实际需要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设计，从保密、安全、坚固的角度出发，使布局更加合理化，更加科学化。在设施和设备上进行了改进，并增设了卫生设施，以保证犯人的洗澡和卫生，设计了医疗室和锻炼身体的环境，这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监狱的区别。当年国民党的监狱没有卫生设施，厕所多是设在露天的槽形水沟，至于让犯人洗澡讲卫生就更谈不上了。
　　秦城监狱建成后，功德林监狱的犯人都搬到了秦城，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秦城监狱从1960年建立，至今已有40年了，它在国内外是比较知名的，在国内也是比较现代化的高级监狱。从整体来说，它的部局是合乎实际要求的，坚固、实用、严密。它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把犯人当人对待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
　　秦城监狱一开始就由公安部直属一处（预审）管辖，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这里先后关押过国民党首要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美蒋特务等，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其他冤假错案的受害者
　　从我们接管国民党的监狱“功德林”到建造秦城监狱，我们一直尽力改善和创造监狱的环境条件，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有利于犯人的学习、劳动改造和悔过自新。原国民党的首要战犯和特务、高级将领杜律明、王耀武、文强等就是在这座监狱教育改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特赦释放的。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座监狱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他们先后逮捕关押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入狱达十年之久，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并在此上了法庭，受到了人民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