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注册团购网:张木生：台湾如果能叫民主，文革就叫大民主了

张木生：台湾如果能叫民主，文革就叫大民主了

张木生（姜晓明）

　　张木生 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

　　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新民主主义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

　　1976年9月9日，内蒙古商业学校青年教师张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结婚旅途中，他们从北京出发，在天津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张木生欣喜若狂，他拒绝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庆祝的提议，坚持要去外面餐馆，并点了一瓶酒。在服务员的厉声提醒下，他的庆祝活动才作罢。

　　张木生用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来形容当时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真高兴啊，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某种程度上，张木生是毛时代的牺牲品。1948年出生的张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都经历了下乡插队，他还因写过一篇质疑毛农村政策的文章被关进监狱。他的父亲李应吉曾是董必武和周恩来的秘书、华润公司创始人，时任对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从高干子弟到监狱囚徒，毛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扮演神的角色。

　　35年后，张木生坐在国税总局的办公室里，侃侃而谈新民主主义是现阶段中国唯一可走的方向，毛在他在心里又成为一个时代伟人。

　　在他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发布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刘少奇之子）率领5名将军捧场，并宣称“使大劲”推荐，杨帆、胡舒立、吴思等各路人马亦亲临会场。刘源亲自为张木生作序。

　　发布会之后，张木生的诸多言论开始令外界侧目：

　　现在不光是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问题，还有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多尖锐呀。

　　权贵能成为主义吗？它有能力成为主义吗？权贵打的是什么牌子？这很明显，它本身成不了主义，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饭。我们现在是搞了一个“混沌”，这个“混沌”一定要凿破。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不可持续，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政治不外乎是人事与制度。张木生的言论既有对党内高层人事的评点，亦有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宏论。他和一些党内高层尤其是“红二代”的交往不时被传播，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邀请他私下对谈。对于这些情况，他并不隐瞒，也不做解释，只是说任何谈话都和未来的领导人无关，这是最近《联合早报》报道的。

　　张木生成为今年思想界的一个奇特现象：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言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他从《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大势，却没受到任何限制。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贝理论，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而没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张木生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三条：“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右。第二，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该把很多问题说清楚的时候了。第三，我们现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样。”

　　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

　　张木生旋风

　　张木生是“老三届”的学生，1965年他就和陈晓农一起跑到内蒙古临河插队。这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选择，陈晓农是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儿子，人大附中主要学生干部，学生党员，高中毕业直接保送至中央党校，当作接班人重点培养。陈晓农此刻选择效仿毛泽东和萧三当年的举动，申请到农村锻炼。

　　张木生的母亲是陈晓农继母的入党介绍人，两家交情甚好，两个对毛万分敬仰的年轻人跑去内蒙见识广阔天地。

　　很快，张木生见识到了农村真实的情况，农民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淳朴勤劳，在“一大二公”体制下，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从高干子弟优越生活瞬间到世俗的农村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差了很多，但知识青年张木生发现拼死拼活干，到了年底居然还欠队上的。“四清”、“文革”的风暴并没有放过临河这个内蒙农区，身处农村也能感觉到左的氛围越来越强。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张木生开始从书籍中找寻破解之路，他的朋友李零也跟着到了临河插队，他们在一起读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以及大量的马列原典着作。人民大学的图书馆被砸了洞，想看什么书带走就是了，他们甚至弄了一架钢琴到临河。

　　雪夜无人读禁书，知识青年凑在一起经历了头脑大风暴。那些共产党叛逆者的着作在相互传递和讨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德尔拉斯、阿尔都、卢卡奇塞……

　　对比实践。张木生发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打赢了二战，但粮食产量还不如沙俄时期的1913年。“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毛主席还赞扬过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教育我们，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违背它会头破血流”。在过渡阶段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生产。

　　这篇名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探讨》的文章在1968年底写完，张木生把他寄给了一位朋友。张很技巧性地用马列和毛的原话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分析，很少下什么结论，只是对当时宣传的典型进行了抨击--大寨的方法是奖懒罚勤，是大锅饭。文章很快在大江南北以不同形式的手抄本流传，“张木生旋风”出现了。

　　文章震惊了高层，胡耀邦去找人保他，周恩来也说年轻人在相互讨论时说的一些东西，又不是公开的，就不要上纲上线。

　　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红色风暴年代自然是要被打击的，张被投进监狱，举报者是一位学生领袖。

　　与遇罗克、张志新不同，张木生只坐了8个月的牢。他并不否认这里面有家庭关系的影响，出狱后他在内蒙古大学读了书，那里的领导曾经是他母亲的部下。

　　他的父亲李应吉在运动中“自杀”，张木生回忆说父亲是外经贸委里红区党和白区党斗争的牺牲品。父亲从楼上跳下来之前，和他谈过话，情绪很正常。检查遗体时，有人还发现衣服上明显有被人抓过的痕迹。

　　中南海与杜润生

　　1980年代，张木生进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农经所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润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成为对他日后影响最大的人。

　　杜润生是一位极具独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时，他的言论为陈伯达所厌恶。陈对毛泽东说，在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背后有一个摇羽毛扇的更可恶，就是杜润生。毛说我知道这个人，精通马列，善于结合实践，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发明。

　　毛专门把杜润生找去谈话，聊至高兴处还一起吃了红烧肉和臭豆干。在谈话很融洽时，毛泽东突然问了杜润生一个问题--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争，你会支持谁。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什么错？可斯大林重工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却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大格局决定小环境，必须怎么干决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润生身边，围绕了一大群年轻人，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工作。尽管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当时却都能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

　　张木生对在农村组的经历十分怀念。80年代的中国经历着思想上的洗礼，但普遍都有共识--中国必须改变。

　　杜润生要求年轻人必须沉到基层调研，只要没孩子，不管结婚与否都要在基层至少待半年。张木生回忆说：“上通红墙，下通工厂车间，下通农户。每次回来之后，在中南海里头的对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汇报，农村组提出为“稳一块，活一块的粮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证粮食1280亿斤，剩下的放开市场，取消粮票。一位素来以解放思想闻名的最高领导人听闻之后，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还这么保守，中央认为1000亿斤就够了。年轻人拍案而起：“这是我们搞了几个月的调研然后做的模型，怎么你说改就改。”领导人马上站起来，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慢慢听。出门之后，杜润生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

　　张木生依然对毛不理解，每次争论时，杜润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顾当时历史事件，张很困惑：“我一穷插队的干嘛想这些？”但杜要求他们这么想问题，国际、国内，换位思考。

　　杜润生一直教育这些年轻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这个世界能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们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别的怎么都不重要。”

　　当另老共产党员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写了文章回应，他说：“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张木生承认自己现在提出再举新民主主义，是受到了杜润生的影响（杜重提新民主主义也受弟子们影响，张就在十年前多次与杜讨论过“新”论）。2007年杜润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受政治风波影响，“三所一会”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张木生依然记得当时中央来人宣布的第一句话：“为了加强农业，中央决定撤销农研室。”他想说的是：“那5个一号文件谁能推翻？在中国起的作用谁能代替？近年投票选举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参加了，得票第一多的还是我们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会解散时，张木生已是司局级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国税务报》当总编，过了不久，经胡锦涛同志批准，被点将至西藏林芝地区当专员。

　　张木生自评喜欢把观点讲出来，但这里毕竟不是三所一会的时代。“我们官场的规矩要明白什么让你说，什么不让你说。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说过一句自己的话，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属于那个类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债，西藏当时在海南有巨额投资，张木生请陈小鲁帮忙一起讨债。等他回到西藏后，发现很难与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在当地干部之间的纠纷处理上，他显得过于不听从领导指示，甚至与上级个别领导发生冲突。

　　两年驻藏结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职，并且与安徽一二把手谈好。组织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张木生拒绝了。他被组织部告知，如果拒绝就是离开了后备干部队伍，今后就没办法再回来，张木生的选择是回税务总局。

　　对于仕途，他说：“我们在处理很多干部的问题上，就是武大郎开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按刘源的话，以前毛主席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地委书记，而我们现在选干部就跟拍瓜一样，他说熟就熟，结果一切发现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成为张木生理论的标签，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在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开始论述新民主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的言论被多方关注，却罕见有分量的回应，虽然张黎上将、左中右代表人物都与他在卫视上有对话，但都无最高层的媒体参加。《炎黄春秋》主编吴思撰文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这与张木生核心观点形成了鲜明比对，张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世界上经济和政治的任何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既不能走西方普世价值的路线，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更不能走苏联改革路线，因为没有苏联强大的生态底座来支撑。对于国际媒体热议的“龙象之争”，他反问：“中国愿意当印度吗？”

　　很多人关注张木生，是把他作为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一位观察家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时候政治运作的重点在于先获取权力，再选择合适的理论。张木生的理论代表了很多红二代的思想，但以此为根据推断日后政治趋势，则是判断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评者一样，张木生对当下社会矛盾保持了足够的关注。在一个各方寻求解决之路的时刻，张木生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书生论政还是成为某种行动的纲领，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一切。

　　对话张木生：

　　人物周刊：你有过在农研室工作的经历，尽管大家日后有不同的路，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取得这么高的共识，周其仁、王小强等人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走到一起去？

　　张木生：“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我还略大一点，在冷战中成长，在“文革”中启蒙。只有在“文革”这种状态下，读书的范围可以大大超过学校教育，而且都是兴趣读书，无聊读书。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无人读禁书，也就只有那时候农村能做到，黄泥小屋，油灯一盏，思维能力、记忆能力都达到最强。读闲书说闲话，纵论天下大事，冷眼向洋看世界，在农村没人管。这个环境对大多数知青没有必然性，少部分人能达到这个真实性。

　　另外，这一部分人都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工，然后读大学，进入最高科研机构。“文革”一完是什么情况？地主和右派还没摘帽，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老干部没有全解放，“文革”带给大家的创伤是共同的，大家都认为中国要重新找出路。

　　大家问题意识非常强的，共识就是3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左右都能认同。顺着“文革”后反左的惯性思维，闻左必恐。

　　人物周刊：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三所一会能够保留，这3条会更平稳推行？

　　张木生：历史不可能存在如果，但是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后来国企改革，允许两次调账，允许民营和外资用那么低的价格就能买下国企。陈发树能拿80亿做慈善，但当时他融资成本我算了一下，每一股只有一毛钱。现在双汇有多大，就是高盛重新做了一下账，就变成私人的了。如果三所一会存在，绝对不会存在这些情况。农村也不会出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

　　人物周刊：你是红二代，你的父亲在“文革”中深受打击，你也曾经进入监狱，对于毛，你的个人感情是什么样的？

　　张木生：要说对毛苦大仇深的，没有谁比刘源更苦大仇深了。十几岁进监狱，下乡挨斗，最惨的时候没粮食吃观音土，浑身浮肿，他给邓颖超写信，邓看见了拉了一把，接到北京治病，然后当工人。但是他从80年代短缺经济时代开始，给李敏李讷家里送米送油。等到了新世纪，王光美亲自出面，把两家人拉到一起聚。这都不是个人感情，这是一种大情怀，拿自己的工资给插队的山西白坊村修三大工程，这是真刘源。

　　刘源亲自把林豆豆从河南解放出来，安排到社科院工作，我们和林豆豆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你父亲‘文革’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正面解释，但是‘文革’中你父亲和毛一起整掉了97%中央委员，在九大时才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怎么行呢？‘文革’的案肯定不能翻。”

　　刘源是大眼光看问题，也认为超越左右、坚持新民主主义论、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超越左右共同点就是大家还想重塑共产党的法统、道统和领导的先进性，在这个共识点上左右各有借鉴和拒绝的地方，也是我们对毛的态度。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们这一代人有自己血缘上的父亲，但精神上的父亲是毛？

　　张木生：我是这么看的，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庚子赔款，相当于当时12年的财政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美国看明白--再继续这么干下去，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美国人不要这个钱了，建协和医院，盖清华大学，培养接班人，实践证明美国人是最有眼光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让小农市场经济下大一统的老大帝国走向工业化。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重新聚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从没统一过军阀，雅尔塔协议是抗战后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参与的重新瓜分中国，能把这个民族挽救到打韩战打越战的水平，你不佩服他不行。

　　一边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边搞经济建设，一直到1956年，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之好有目共睹，这都是新民主主义指导下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和过渡措施基础上发展来的。现在大家研究新经济政策，只研究经济方面，不研究列宁对苏联制度的设计。

　　用列宁的话来说，斯大林主持书记处的这些年已经把俄国搞成了最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体系，这是不允许的。他最后的7篇文章，《进一步，退一步》、《论工农检察院》、《论工会作用》、《论粮食税》、《论俄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说中央组织局、书记处、苏维埃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列宁在党内的最高职务只是中央委员，3部分平衡的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下，书记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3个平行机构互相制衡。《论合作制》讲一人一票，《论粮食税》讲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论国家资本主义说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入口处，国有企业都不是社会主义，列宁都能讲到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