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的两个拼音: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征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　　时间： 2009-07-17　　责任编辑: 柴永强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长足进展，中国城市化已步入中期阶段，步伐加快，质量显著提高。同时，中国城市化又处于周期转折点上，上一周期行将结束，下一周期将要开始。中国政府目前推行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尽快启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反过来，新一轮城市化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关键词：城市化 趋势 周期
一城市化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
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见表1）。

（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见表2）。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见表3）。

（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见表5）。


（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
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二城市化发展阶段分析
综观上述动向和特点，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17.92%。到1996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30.48%。可以说，从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43.9%。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第105页。这1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比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快了近1倍。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45.68%。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60667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12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45.68%，比2007年提高了0.74个百分点。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0.9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然而，从城市化本身特点来说，中国城市化又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但是，今天的社会经济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末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一）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有了大规模扩张，目前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或成立初期来讲，中国经济也是一大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普通民众生活仍然多处于较低水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工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经济自身和国防建设，并没有真正惠及到百姓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通过推行市场经济，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民生福利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上得到了同步的提高。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也迈进了小康。然而，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偏低，中国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没有改变。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是均贫穷，而今天则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是发展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贫穷。
（二）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跃升
改革开放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规模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从打火机到汽车、飞机，中国都能生产，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可以供应全球消费。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内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工业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向着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然而，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国工业仍在突飞猛进，但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闲置现象，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突出。尤其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骤然上升。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形势非常相似。当时，中国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除了轻工业较薄弱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且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向着电子和石化工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但同样是吸纳劳动力有限。这样，一方面是大量新生代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是大批下乡知青和劳改干部陆续返城，从而造成城镇就业形势非常紧张。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困难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遇到了这一困难。就业和饭碗，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基本成熟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打破了原来运行20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渐趋完善。但是，今天的经济运行特征与改革开放前又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是放权搞活，从而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充满活力。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行政管束力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国外大资本的进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在激烈的竞争下，资本的作用得以提升，大企业、大财团左右市场的能力增强，而小企业、小资本（尤其是个体户）则被大量挤出市场。这虽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升级的表现，但速度过快，也会带来问题。这样，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大资本的市场垄断相结合，就使得中国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而有序，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那样大起大落的局面基本上没有了。但同时，经济活力也降下来了，当年的火热局面不再有了。这与70年代末也是相似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显现出了优越性（当时的经济也是热火朝天），并随后得以发展和壮大。经过60年代的补充和调整，到70年代已接近完善。
然而，完善就意味着老化。到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突显，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虽然市场取代了计划，但市场一旦走向垄断，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共同特征都是垄断。不同的是，当时是政府一家垄断（管制），现在是政府与大资本联合垄断。结果都一样，市场失去活力，经济发展受阻。所谓的内需不振，其根源就在这里。
（四）社会结构趋于稳定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出现了重大分化和改组。经过30年的演变，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这一新的社会结构是：官员及资本所有者、企业主和社会精英居于上层，城市居民处于中层，底层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结构与改革开放前基本一致。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干部居于顶层，享有许多特权；中间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有相对较好的福利；农民居于底层，只能在集体内部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社会结构一旦稳定下来，就会产生惰性，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完成了一个轮回。计划经济后期，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城市化也就以大、中城市为发展主体，小城市和小城镇受到了抑制。由于体制原因，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受到束缚，城市化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调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和体制外市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小城镇和小城市获得了发展动力，活力增强，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民营经济在城市中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扩张，从而使大中城市活力开始增强。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随着外国大公司的涌入，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应对竞争，民营企业纷纷走向联合，组成大企业、大集团。为了争夺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大举进军大城市，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就推动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变得越来越严酷了。尤其是乡镇企业，还遇到了环境、技术和市场等门槛，处境更加艰难。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活力不在，只有大城市一枝独秀。这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以广州为例，1978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其GDP在地区GDP中占1/2还要多。改革开放后，由于港澳资金的进入，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得以启动。随着小城镇的兴起，广州的地位逐渐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的GDP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仅占1/4，其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珠海、佛山等地。不过，到90年代末，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日本和欧美大企业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广州由于其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及其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吸引大企业落户的首选，如本田和丰田汽车就入驻广州。再加上政府主导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广州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在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并有了显著提升。
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周期转换期：上一个周期行将结束，下一个周期即将开始。尤其在当前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加强化了启动下一个周期的紧迫性。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发展趋势
根据前面的分析，未来几年内中国城市化将会出现或强化以下三个趋势。
（一）消费型中心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在逐步转型：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事实上，这一转型过程早就开始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商品短缺时代结束了。在商品短缺时期，生产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到了商品过剩时代，经济发展就主要取决于自身需求的能力，有需求就有经济发展，没需求经济就停滞。所以，在20世纪末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如“假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等，都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了WTO，由于打开了国际市场，外需拉动作用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需。现在遇到了国际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外部需求急剧萎缩，重新启动和扩大内需，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正当其时。
在生产型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生产。因而，城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或服务于生产。所以，工业城市发达。进入消费型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消费，城市的中心任务也是消费或服务于消费。因而，服务业在城市中将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所以，商业城市发达。进入新世纪以后，商业中心城市日渐活跃（相反，工业城市则逐渐降温）。随着消费型社会的到来，商业城市的发展将更加旺盛。尤其是全国性、区域性、综合性中心城市，城市除了商业、商务之外，还有发达的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育、科技、医疗等服务行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其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
（二）城市发展走向集群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着城市化进程。由于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城市基本上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了，但竞争通常超过了合作，各个城市仍然是孤立发展的，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诸侯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其行政辖区。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例如，京津之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长江三角洲城市联盟的建立，珠江三角洲城际公交网的发展等，都是在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因而，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集群化趋势。
目前，集群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城市群，即由若干个城市构成的城市集群，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二是城市圈，即以某一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城镇构成的城镇集群，如武汉城市圈等。事实上，两者的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了，相互间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这是地区经济发展到最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
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空间格局必须是紧凑型的。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土地管理，从而使各地更加坚定了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决心。集群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三）小城市将重新焕发活力
前面介绍的两个趋势，基本上是上一轮城市化的发展和延续，而且早已出现了苗头，只不过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这第三个趋势，今天只是发现了一点微弱的苗头，但估计在未来一两年内就会明朗化。从上一轮城市化的经验来看，新增动力是从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小城镇最先获得了动力。因而，新一轮城市化，也必须是从小城市恢复活力开始的。但是，新一轮城市化又不可能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通过农村工业化来获得发展动力，而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道路最基本的要求有三点：一是符合当前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要求，二是技术含量高，三是成本低。作为工业化，必须能够大规模吸纳劳动力，适宜于一般劳动力从事的活动。这就要求适用面较宽的技术，且市场前景广阔。显然，在农村或小城镇已经很难从事这类活动，但大中城市又不愿意接受这类技术（因为经济效益低）。因而，这类技术在小城市或县城还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大城市周边的县城，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又靠近大城市，有技术来源，产品还可以就近供应市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城市或县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接近于大中城市，而且价格低廉，适宜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生产成本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将是新一轮城市化的起点。
文章来源: 中国网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