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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浦佛光

(2007-12-1112:02:29)

      鸣 泉

      最近，我重阅《直隶澧州志》，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但却为以前不曾在意的问题，那就是：澧浦之地的佛教和佛文化，它曾是：“佛光照耀何其早；禅院宫庵何其多；禅灯永续何其神；高僧显祖何其尊！”这不能不说是古澧的一大荣幸；也不能不说是今澧的一份骄傲！我们知道，作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天竺）国，是由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即释迦牟尼）创立的。传说悉达多虽贵为王子，但他面对“人生苦短，忧思无量”的人生之苦，于19岁时毅然出家学道，30岁时“大彻大悟”，明白了造成世间苦难的原因，创立了脱离苦海的“四谛圣法”；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带领弟子，四处游化，说法49年；直至80岁涅磐 。悉达多逝世后，被摩揭陀等八国的古印度僧俗人众尊为“释迦牟尼大佛”，而他的思想、理论、修炼方法等，则形成为佛教经典，广为传播。约500年后，释迦牟尼的佛教开始进入西汉武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但直到东汉明帝永平8年（公元67年），朝廷正式派人赴西域取经、迎请天竺僧人摩腾等人来到京都洛阳、建造起中国第一座专门译、传佛经的白马寺，佛教才算正式立足中华。从此，佛教在经过了与土生土长的中国儒、道二教约700年的不断斗争、又不断融合之后，于唐代形成了十分中国化、以禅宗为主流的中国佛教。印度本土的佛教，传承了约1500年后衰亡消失了，中国佛教则担负起了真正普渡众生的重任，形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佛教文化，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奉献了一份善与爱。

    马克思说“辩证法在佛教徒那里已经达到比较精致的程度”，而恩格斯则赞扬“只有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孙中山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为哲学之母，研究佛教可以补科学之偏。”而美籍华裔科学家沈家桢博士则大呼：“我本人是科学家，对科学很感兴趣，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佛家主张“众生平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基本教义，更得到了毛泽东一类世界伟人的赞誉。毛泽东曾说：“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此，毛泽东主张“应该向六祖学习”，“他写的《六祖坛经》是非常深刻的。”“我赞成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就如中国著名佛学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所说：“佛教在过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要部分，在未来是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必要之路。”

      如此神奇的佛教文化，在古澧浦大地、古澧州辖区，早就有着 “法雷九州震响，名僧誉满天下；佛坛兴盛发达，寺院光显祖庭”的辉煌历史：约1700年前，也就是西晋永嘉元年（307），澧水南岸的一处以盛产石墨驰名的古澧名地———石墨山，就建起了一座佛坛石墨寺，这离佛教正式立足中国仅仅240年，是荆南地区最早的寺院之一；此后的50—100年内，澧水流域又建成了几座很有影响的佛寺宫院。到晚唐时候，澧州辖区内有名气有影响的佛寺已经有了20多座，像龙潭寺、钦山寺、元和宫、梦溪寺（以上均在今澧县）；药山寺、大德寺、古大同寺（均在今津市）；启国寺、长乐寺、吴城庵、圣寿寺、观音阁、元真观（均在今临澧县）；南禅寺、赵侯庙（均在今安乡县）；夹山寺、花薮寺、洛浦寺、清泉寺、化育寺、回龙寺、浮山寺（均在今石门县）；灵泉院、玉泉寺（均在今张家界永定区）等，这些寺院，不仅是唐时僧侣游方的坛场，也是文人骚客常访的胜地。现在翻开唐人诗词，约可检出20首以上的唐代名家题咏澧浦寺院宫观的诗赋。到清末之时，澧州大地上的佛教寺院已发展到近百座，其中一批坐落在澧水中下游及澧城附近、薪传上千年的佛寺，为古澧社会的安宁，民众公德的修养，文风民风的陶冶，都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就是经过了“文革”厄运之后，常德市首批批准开放的佛教寺院中，仅以澧城为中心、约3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就达17座；象钦山寺、药山寺、夹山寺、南禅寺等寺院，当地政府或有识之士都曾拿出了不菲的资金来修复禅场和开展佛事活动。因此，有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认为，澧浦大地是我国南方少数几个佛光早照的福地，在佛教的传播和佛文化的发展中有其特殊的贡献。

     《直隶澧州志》提供的信息表明：澧水流域的广大地区，自屈子高咏“澧有兰”之后，就被僧俗人众、文人墨客等视为山川秀丽的“仙景”，中国道教的72福地中，澧浦之地就有2处；而且这里到处是古木参天，花草繁盛，物产丰富，人性纯朴，少有政争、又气候宜人的风水宝地。这对于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宗旨的佛教禅宗来说，当然是最理想的“选佛场”，因此，四方纳子，纷纷奔澧而来，有的寺院一时拥有的僧众达数百乃至数千人，造成了澧浦佛坛，香火鼎盛，佛法高扬的迷人场面。这种“鼎盛”和“高扬”，又使澧浦佛坛形成了它非比寻常的地方：即造就了不少影响整个中国佛禅文化发展进程、具有当今海内外禅宗祖庭魅力的名山名寺；也修炼出了一批道行智慧名播海天佛国的高僧佛祖，致使澧浦佛光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以下的几则史实，即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龙潭久响

       据澧州志载：在州城西北郊，“有龙潭寺，为崇信禅师道场，值晓风残月，梦回酒醒，钟韵悠扬清澈，足以惕昏振聩。”这里的崇信禅师，原是渚宫（今湖北江陵城）煳饼师之子，出身寒微，住江陵天皇寺旁，以卖饼为生。他见天皇和尚独居禅房，静坐修持，便每日供奉十枚烧饼，以作斋饭，坚持了数年。后来，天皇和尚每日食毕，都要反馈一饼，说是给饼师荫庇子孙的。对此，饼师十分疑惑，即叩问缘由。 “饼是你持来，复给你有何过错？”一句十分平常的回话，却触动了饼师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接着便投天皇出家。天皇也择定了他这个法器，便说：“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语，宜名崇信”。于是，贫困中的饼师得到了一个响亮的法号。又经过了数年，崇信深得“心地法门”的禅旨禅趣，并经天皇开示彻悟之后，开始行化生涯，从湖北来澧阳龙潭，以 “龙潭和尚”的大号弘法布道。不久，尚书李翱谪迁澧州刺史，即与之切搓禅法。刺史问：“如何是真如般若？”龙潭答：“我无真如般若。”刺史又说：“欣遇和尚。”龙潭即回：“犹是分外之言。”这问答中所藏的玄理，致龙潭名声远播。

      但是，真正使龙潭名声大振的，却是南宋人慧开所撰的一部名为《无门关》的书所记载的史实。此书以《久响龙潭》为题，大书龙潭传法德山，成就了云门、法眼两宗，为佛禅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据其文传：德山宣鉴禅师，俗姓周，剑南西川（今成都市）人，20岁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各地，遍访名师。当时，他把一本《金刚经》背得滚瓜烂熟，还写了一本注释《金刚经》的《青龙疏钞》，怀着主张“渐修”、反对“顿悟”的南禅“魔说”；并以一搂“南魔窟穴”、“灭其种类”的雄心壮志，出川南下。当他来到澧州郊外，恰遇路边一位卖油糍粑的老婆子，便放下担子，欲买点心充饥。老婆子得知他担着注解《金刚经》的文字，即说：“我有一问，若答得，施与点心，答不得，且请别去。”这个以“周金刚”自命的“川纳子”，立即不屑的回答：“快问吧！”“就像经中所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点那个心？”婆子一问刚出，弄得他口似扁担，无话可说，扎扎实实吃了一“点心棒”。但他不肯认输，就问：“附近有甚末宗师？”婆子告知，“五里外有龙潭和尚”。于是，他一脚踏进龙潭方丈，即以挑战的口吻说：“久问龙潭大名，今日来此，潭又不见，龙又不现。”话语中充满了他对“南魔”固有的小视。崇信禅师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悠悠的说：“你已经亲自来到龙潭了！”周金刚又一次无话可回，只有依礼拜退。后来，他在龙潭寺讨尽了苦吃，可说是前言不应后语。而龙潭很有点痛爱孩儿不觉他丑的意思，见他有些火种时，就急忙把恶水劈头盖脸一浇浇灭，背地里看来一场好笑。但是，周金刚毕竟佛心可鉴，他一旦服膺就真诚的拜倒在龙潭门下，习禅开悟。一天晚上，他向龙潭请教，侍立了很久，龙潭要他下去休息，他只得告退，但揭帘一去，又立即返回，说是“外面黑”，龙潭即点燃纸烛，待到他刚要接住时，却“扑”的一下把火吹灭了。周金刚豁然大悟，伏地便拜。“你拜甚末呢？”“我从今往后，再不怀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了！”到第二天，龙潭升座，对众僧道：“你们之中，有个汉子，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日异时，要到孤峰顶上，树立我的道法去了。”此时的周金刚自知得到师傅的心印，立即把自己写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的《青龙疏钞》付之一炬，至今龙潭寺还留有周金刚焚经台遗迹。就这样，周呆在龙潭身边，从公元815年一直到公元845年，整整30年潜心悟禅，终成崇信法嗣。咸通初年（860），武陵刺史薛延望重修德山精舍，迎请周金刚作德山住持，法号宣鉴，并改德山精舍为“乾明寺”。从此，宣鉴弘扬禅宗，以“棒杀”天下纳子闻名于世。而崇信下传的天皇乃至石头希迁的法度亦在宣鉴后大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崇信之功、龙潭之德，造就了一根千古威灵的“德山棒”，也使得澧浦佛光闪耀着不灭的智慧之光！

      药山法雷

     在一部名为《景德传灯录》的书里，记载着一个“智炬虽灭，法雷犹响”的故事，是赞颂唐代澧州药山高僧惟俨的。这惟俨，俗姓韩，祖籍绛州（今山西绛县），唐天宝四年（745）生于南康（今江西赣州市）信丰县，17岁出家，南度大庾（今江西大余），赴潮阳，拜怀让禅师的法嗣神照为师，28岁纳戒于衡岳希迁，博通经论，严持戒律。到唐贞元初年（785），作为佛禅六祖慧能嗣孙石头希迁（即青原行思的法嗣）的法嗣，从南岳游历四方后，来到澧州药山。惟俨当初是路过药山憩息的，他见这个地方，山雄峙于九澧平原，地紧挨着洞庭碧波，满眼里芍药争辉，手扬处紫气飞腾，一派洞天福地的景象，即心潮起伏，渭然叹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飘转耶！”于是即劈开荆棘，结茅为庵，趺坐修炼；紧接着振兴禅风，扩充慈云寺，传授禅法。一时海众云会，宗风大振。连诗人李商隐、刺史李翱、相国崔群、常侍温造等都曾来此访禅问道；圆寂后，唐文宗谥为弘道 大师。惟俨在长达50年的弘法过程中所创造的圆满功德以及他那“孤峰顶上，披云一笑，声震澧阳九十里”的旷古佳话，曾经引起多少人的神往和顶礼膜拜；而他下传和再传 的曹山本寂 所确立的被称为“思想界的贵族”（真正的思想者）的“曹洞宗”，不仅是1100多年前中国禅宗的一大宗派，而且是当今日、韩、越等国佛教界重视的祖庭。近二十多年来，这三国每年均有不少信众远涉重洋，千里迢迢来此朝谒祖师祖庭。1983至1984年，日本佛教“寻根参拜团”一行80多人，两次来到药山，欢喜若狂地围着惟俨大师的墓塔顶礼唱赞。据说当今的日本，“曹洞宗”信众已有七百余万，创办了两所佛教大学，办有《曹洞宗》专报。现在，药山寺正在逐步修复，并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僧俗人等参观游拜。

      钦山有幸

      1981年，澧县宗教事务及有关部门，曾接待过两位特殊的客人，一名谷顺，来自香港；一名和风，来自新加坡。他们一到澧县，就急匆匆的要到离城十多公里的钦山寺寻根礼祖。原来，他们都是四十年代在此修持过佛禅的住持和僧人，五十年代初迁居海外，此次回归故坛，决心让钦山寺的佛光在港、新之地更放光芒。 1983至1984年，又有日本的佛教参观团，四次匍匐在钦山寺，顶礼膜拜，有的教徒，额贴黄土，久跪不起，似乎要以无尽的虔诚，叩拜宗祖。因为他们认定，这里不仅是他们崇奉的曹洞宗洞山良价禅师的法嗣弟子文邃大师于唐大中五年（851）开创的道场，更是鉴真东渡日本前研习经典、修炼道法的圣地，因此，他们更想以这种虔诚穿过时空隧道，直接接引一些祖庭宗师的灵气灵光！现在，钦山寺内，参天的古树，特别是一株传为宋代李广将军拴过马的罗汉松，依然苍劲挺拔；寺侧的水井、月亮池碧波荡漾；寺后的成百座僧众墓塔，令人肃穆；而寺外叠翠的层峦、环绕的群山，在越来越浓的香火烟云袅绕中，更显出神秘幽静的佛山之美！近有游拜者说：钦山有灵，钦山有幸！我虽属俗子，也想说一句：钦山有幸，钦山永存！ 澧浦“唐僧” 或许有些人，一听到“唐僧”二字，必然认定是指孙悟空护驾、西天取得真经而回的唐玄奘。殊不知我澧浦之地，也曾有“唐僧”西天取经，并且为中国佛教和佛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据梁启超《西行求法古德表》载：在唐玄奘于公元645年取经回长安后的46年间，又曾有44名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其中有3人，一名曾哲，一名灵运，一名大津，就是来自澧州几大名寺的高僧。那曾哲，由海道西往，留学三摩吒国（东印度古国，约在今加尔各答东北近99公里处），后与先期赴印度的中国义净禅师相遇，义净即叫自己的高丽国弟子玄游，跟随曾哲，同往狮子（今斯里兰卡）和健陀罗（今巴基斯坦）继续游学，他们此去即长留西天了。那灵运，原本与曾哲同游，后来留学那烂陀寺，也未见归来。而大津，是在唐永淳二年（683）至天授三年（692）的十年间，泛海西游的。最初，他有法侣多人，濒行，其侣退缩，津乃独往，吃尽了千辛万苦。后来，大津于天授二年（691）年转到室利弗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学习昆伦语与梵书。恰好在这里碰到了曾同游印度的义净禅师。这义净（635—713），是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东番禺泛海西行，到中印度各地瞻仰圣迹、留学那烂陀寺十年后，回返室利弗逝国从事译述的。二位中国禅师他国相逢，十分高兴。根据当时的情况，义净即派大津带着二项任务回国：一是面见唐皇，请求朝廷拨款在印度建寺，以方便中土僧人的学习和译著；二是把义净十年来译出的十卷真经和二部纪传新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带回长安，呈送朝廷。大津回国之后，即面见武则天。当时正在为自己称帝进行辩论的武则天，认为这些“唐僧”们的功德于自己的帝业有助，十分高兴。大津立即将此信息传递给义净，三年后（695年），义净归抵洛阳，武则天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亲自迎接，并安排这批返国的唐僧到佛授记寺译经传法。大津带回中国的那些经书及二部传记著作，曾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至今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常为佛学界引用。这是澧浦“唐僧”的重大贡献，也是澧浦佛光放射的又一束灿烂之光！

      玉溪肉身

      据澧州志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有四川两兄弟和尚来到澧州，哥法号北宗，卓锡于澧州北部与湖北松滋交界处的开化寺；弟法号南宗，卓锡于玉溪寺。那北宗和尚修持了一段时间，法力大增，常救危难于民众。一年春荒，一群无以求食的饥民来到寺内，住持禅师十分为难，因为当时的开化寺，化缘有限，一时乏供。北宗和尚见此，立即趺坐，口念佛经，少顷，从袖中取出热气腾腾的馒头，饷赐饥民。当时，都不知道北宗和尚何处弄来的食物，不过都很感谢他。几天后，一个从德山游方而回的僧人说：“前日在常德，同赴荣王斋，始知馒头乃荣府斋僧物也”。于是，北宗特异禅功之名大振。不久，他即遍辞擅信，乘云而去，大约是飞升到佛界天庭去了！哥哥飞升，弟南宗即更加虔诚修持。一天，他见玉溪寺边的东岭有一大石壁，横亘数丈，高一丈有余，便 在石壁上开凿出五个岩洞，常年修炼于洞中。经过了一段时间，南宗和尚预知自己快要升化了，便自制一大木桶，束以九道铁箍，自进桶内趺坐，还手书一偈云：“八十一年春，乾坤一口吞。了然无挂碍，顶上放光明”。作完了这一切，他嘱咐僧徒们：“要等到九道铁箍全都炸开，方可呼我。”经过三个月，铁箍炸裂了三道，众徒弟急呼师傅法号。不想喊声未绝，木桶遽然全部炸开！只见南宗和尚仍凛然端坐桶内，鼻中生出一根白笋状物，直往下注。但仅仅一现，立即缩回了。僧徒们即将和尚肉身装进龛内，供奉礼拜。到了二百多年后的清康熙四十年（1701），人们重修玉溪寺，又兴建了一座南宗祠专供这肉身菩萨，往来僧俗人等，争相瞻拜。此时人们观其面貌，仍俨然如生。直到晚清的一天，肉身菩萨突然不知去向。有人猜测，或许是他们兄弟团聚去了；又有人四下寻找，却终无下落。后来，忽有一人提起：就在南宗“肉身”丢失前的一个夏日，玉溪寺内一位法号“纯修”的僧人“荼毗终了”前，坐在薪柴堆上，击钵说偈，有“老身一名南宗”之语。联系起来，人们似乎“明白”过来：南宗的肉身大概是随着他的这个“后身”而“荼毗”了！说起来，这事似乎很玄乎，但是，据不少媒体报道，中国佛教界有史以来确曾出现过许多千年不朽的和尚肉身。比如安徽九华山就有14尊和尚肉身；广东韶关南华寺现供奉着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和憨山和尚肉身；而南岳南台寺唐代的无际禅师肉身，至今还供奉在日本。这些肉身菩萨一千多年来完好无损，成为“世界奇迹”，澧州玉溪寺的肉身菩萨，毫无疑义的也是这样一个奇迹！

       寒岩插化

       澧州高僧寒岩和尚，原是湖北石首明都察院刘维清之子，名鸿庆，中清顺治丁酉（1657）年举人。具夙慧，不慕荣华。私自削发为僧后，隐遁峨嵋山修持二十多年，于清康熙甲子年（1684）来到澧州，募修州南钟灵寺三进，塑修佛像，虔心修炼，托兴吟咏。到康熙乙酉（1705）年，予知自己的大限将至，便采取“插化”方式，自焚而逝。佛门所谓“插化”，即将燃油浸透的纸裹夹在足拇指间点火，以焚化其身。那寒岩和尚插化临逝前，曾在烈火中口诵经、偈和自咏诗，其诗云：净收梵竺与袈裟，检点行囊没一些。足踢白云归洞口，肩挑明月到天涯。可怜松顶初来鹤，辜负篱边旧种花，吩咐灵猿随我去，莫教流落俗人家。这在当时，是澧州高僧的一大壮举，也是轰动佛界的一大盛事。

       白龙受度和罗汉显灵

       据传 ，澧州龙潭寺，曾有一善诵度人经的禅师黄明远。他每晚诵经时，都有一老叟前来聆听。一日，明远俟经毕，便欲问老叟姓名，却突然不见人影。过了些日子，那老叟自来寺内跪告说：“我本横山潺水洞的一条白龙，因犯过失，天帝见责，借托宝寺宅西小池，已一年有余，旦夕荷君经功，今得解脱，已回归故洞去了。明年，澧州当大旱，我有符篆一道以酬君德。即时依此祈祷，当得感应”。次年果然干旱，明远设法祝祷，持符篆往洞取水归，遂得大雨，龙潭坛前满是鱼虾。是夕，明远又梦老叟来说：“今年的大旱，是天帝敕闭江河溪洞，我昨日于官陂堰取水以报达君恩，后则不能再渎也”。明远醒来一看，果然干涸。后来，龙潭寺旁的那个小池，池水极其清冷，每至夏月，金莲花开，人们多于此赏玩畅谈，深信佛经的法力无限。又据传澧州大德寺内，（在今津市新洲镇）原有唐代吴道子亲笔所绘罗汉图18帧，一直奉为镇寺之宝，很有灵性。明代“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游澧膜拜后，又为之题诗于上，越显其珍贵。四方僧俗，常来寺瞻拜。可是到了清初，吴三桂叛乱占据澧州后，即将这些罗汉图取出寺外，随军供奉，以乞罗汉保佑。后来，吴军远遁云贵，即将之窃持而去。没想到那些罗汉图自离开澧州后，就大显其威，不是叫那窃持兵将大难临头，就是让吴军接连惨败，有时使得吴贼恶梦缠绕，寝食不安。吃尽了苦头的吴三桂，最后只好派人将罗汉图千里迢迢，送归原寺供奉。从此这些罗汉们高供寺内，谁也不能动它。惜“文革”中，那些珍贵的罗汉图不知去向，有人以为，某一天，或许罗汉们会再一次显灵，重现于大德寺吧？ ………… 澧浦佛坛的此类史实佳话，一时难以述尽，比如：“雪峰义存澧州鳌山成道”、“三朝御修澧州夹山寺”、“圆悟克勤著就《碧岩录》”、“飞来罗汉驻足永兴寺”等等，都是或明载史册，或远传环宇的佛坛盛事。这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对未来解决人类精神问题”，也是可以借鉴和“开示”的“法宝”。因此，揭开历史的尘封，珍视它，了解它，研究它，弘扬它，或许是我们运用历史文化遗产，造福子孙，“普度众生”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