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立法保护好心人

• http://www.huanqiu.com
• 2011-10-25 07:56
• 环球时报
• 本报驻泰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记者   孙广勇 赵永升 青木 李珍 王刚

　　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正让那些漠视生命、见死不救者受到人们道德上的谴责，也让中国开始反思国人的道德教育。“见义勇为”与“见死不救”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行为，国外是否也存在路人冷漠，或救人反被讹赖的现象？其他国家又如何从法律法规方面对民众进行引导与约束？《环球时报》驻外记者在调查后发现，不管是在欧美等西方国家，还是韩国、泰国等东方国家，见义勇为都是一项基本的价值观，而见死不救者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会被判刑。特别是法国，可判最长5年的监禁或最高约合人民币七八十万的罚金。因此，有人提到，中国由于在“见死不救”方面至今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所以此类悲剧才会频频发生。对见死不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是一个涉及“道德法律化”的问题。德国柏林社会研究所社会学家安德雷·维希表示，相关“见危必救”的法律是经历多年的不断完善“才扩大成为德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对于中国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进行。

　　日德意等国见死不救要判刑

　　在佛山市发生“小悦悦事件”后，世界舆论也感到震惊。日本《产经新闻》20日以“佛山没有佛，中国人心冷漠”为题评论称，中国经济已超越日本，但经济生活越来越好的中国人道德越来越差，并质疑：“作为大国国民，中国人的安全感、幸福感是否也很高？”

　　“在日本，见死不救是犯罪！对见死不救者判刑是为了防止人类输给自私自利的本性。”在日本，《环球时报》记者听到了这样的议论。经过询问日本法律专家，记者了解到，在日本“见死不救”的确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见死不救”在日本法律中被称为“遗弃罪”，日本刑法的第217条至219条对“遗弃罪”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规定。其中关于“遗弃罪”的定义是：需要保护的老年人、幼儿、身体残疾者或病人等，有生命、身体安全得到保护的权益。对于采取距离上疏远等手段将需要保护者的生命、身体安全置于危险的做法，将参照刑法218条和219条规定处以3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惩处。日本刑法第219条规定了“遗弃致死伤罪”的处罚。其内容为：以上遗弃犯罪行为导致需保护者出现死伤，将处以较伤害罪更重的刑罚。就目前日本对于“遗弃罪”案例的判刑来说，一般“遗弃致死罪”要判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些法律规定在日本已经实施多年，一直以来没有异议。2009年，日本当红明星押尾学对濒死的陪酒女弃之不顾，没有及时打电话叫急救车，结果延误了救治。事后，押尾学辩称“担心给自己惹上麻烦，影响到自己的星途”。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称这种“为保全自身导致他人失去获救时机的行为十分卑鄙”。最终对押尾学的判决是，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罪名成立，判刑2年6个月。

　　与日本相似，在意大利和德国，见死不救也会被判刑。比如意大利《刑法》规定，对见死不救者的处罚是“一年以下的监禁或2500欧元罚款”。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的规定是：“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限制自由刑或罚金。”而且，这条规定不仅在德国适用，在很多欧洲国家也属于适用范围。柏林的一位医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今年年初在去机场的路上看到一起车祸，连忙下车对伤员进行抢救，直到急救车赶到。他告诉记者，如果他不停下抢救，警察很可能通过监控录像或其他车辆司机的举报找到他，闹不好自己就会坐牢。

　　不过，近来德国也发生多起见死不救事件。据德国《柏林日报》报道，10月16日夜间，在柏林市的一个地铁站，一对年轻情侣遭到一伙人的殴打，当时，在场旅客谁也没有出来阻止，事后也没有帮助这对受伤的情侣，甚至没有人报警和呼叫急救车。这一事件引起德国媒体的讨论，《图片报》就质疑“德国人的正义感到哪里去了”，“德国社会变冷漠了”。

　　美国加州给好心人免责

　　在法国，可以说几乎没有“见死不救”的现象；至于施救者反被讹赖上的事件，在法国更是难以想象了。在法华人法律协会主席刘小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郑重地表示：“再远了我不敢保证，但至少在我旅居法国的这30年里，没有听说过法国人有见死不救的现象，更不用提施救者反被赖上的事情。”据了解,法国《刑法典》中有“过失弃助罪”、“见死不救罪”，对“故意放弃救援者，均将处以5年监禁与7.5万欧元罚款”。

　　在美国，有一些州规定，发现他人受伤而不拨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但与法国不同的是，美国偶尔发生过施救者反被赖上的事情。比如，一些美国人有过在长途公路上救援他人反被讹赖的经历。最轰动美国社会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万圣节时，加州女子丽莎好心地从一辆即将爆炸的事故车中拽出伤者，但伤者在车祸造成瘫痪4年后起诉丽莎救助时用力过度，导致她瘫痪，因此要对其瘫痪负责。值得庆幸的是，加州议会2009年6月紧急通过《好心人免责条例》，才使丽莎免受控告。

　　实际上，在加州出台《好心人免责条例》这样的新法案前，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有一部实施已久的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该法源于《新约圣经》中的一个寓言：有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重伤后躺在路边，结果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时不顾教派隔阂，救助了犹太人。在西方很多国家，“非专业的急救人员”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指的是慈悲与人道之人的意思。但《好撒玛利亚人法》并不是“见义勇为法”，也不是“惩罚见死不救者”的条文，它主要是打消了旁观者由于害怕无意伤害被救者或施救失误而受到起诉的犹豫心理，可以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道德法律化”可循序渐进

　　很多国家也在反思，对“见死不救”这种在人的道德层面出现的社会问题，该如何更好地约束呢？日本大阪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说：“日本在法律上已明确了对见死不救行为要予以惩罚，但法律是对既成事实和行为的一种约束，很难约束到道德以及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很多东西。”他认为，显然从道德情操上培养人们帮困扶危的精神品质更重要。

　　德国柏林社会研究所社会学家安德雷·维希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用立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对“见死不救”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涉及“道德法律化”的问题。德国与“见危必救”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是经历多年的不断完善，“才扩大为德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维希还告诉记者，在德国并没有独立的见义勇为的法律，但意义重大的见义勇为行为和人士也会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一些基金会会给予奖励。对于中国是否可以“小悦悦事件”制定“见死不救罪”，维希认为，中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进行立法。

　　也有学者提出，不管是针对见死不救者的严惩，还是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中国都可以借鉴德法日等国以“立法”为根本前提的做法，同时用完善的“社保”做经济保障。中国社保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民的低收入相比，庞大的医疗费很容易让人产生“希望能有他人与其分担费用”的心理，而想出手相助的人也担心被救助者讹赖而出现“见死不救”的心理。相比法国，当路人在街上遭遇事故时，因全部或部分民事责任已由相应的保险公司承担，涉及到救治时医院也先行承担全部费用，之后医院再与保险公司结算。万一出现有部分民事责任未尽的情况，法国人有时还可依据“公共权力部门为偶尔合作者”条款，要求国家来承担该部分民事责任。在韩国，并没有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法律条款，因为一般认为这属于道德层面，也没有约束普通人如果见死不救就会受处罚的相关法律。但在韩国，普通的交通事故致人受伤等都是由保险公司负责处理，司机一般不会吃上官司，因此很少发生逃逸的现象。

　　日本从小学就教如何救死扶伤

　　国外除了一些对见死不救行为的惩罚做法外，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社会借鉴。日本大阪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日本街道上行车和行人的地方分得很清楚，小孩也很少到车道上去玩耍，而遇到行人突发事情时，日本民众一定会拨打急救电话，因为这是被当成常识从小进行教育的。据了解，在日本的小学教育中，有怎样救助心脏病突发病人、溺水者，怎样包扎伤口、怎样挪动骨折伤员身体等内容。人们一旦掌握了这些救助本领，遇到有人处于危难自然会更主动地上前施救，不会旁观或者茫然。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对人，对动物日本人也强调要“救死扶伤”，虐待动物的人也会遭到讨伐和唾弃。

　　泰国有“微笑国度”之称，虽然自19世纪后半期起，泰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包括佛教在内的泰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都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但这并未削弱泰国人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泰语里教育人们多做好事的谚语很多，如“佛像背后贴金”，意思是“做好事不留名”。《环球时报》驻泰国记者曾在曼谷的一条小街上亲眼看到两辆摩托车相撞，司机飞出老远、不省人事，附近人们马上跑来，七手八脚把伤者移到平地、进行看护，还有人马上拨打民间救助组织“报德善堂”和医院的电话，很快救护车就把伤者运往医院。救助伤员的同时，还有好心人在现场指挥交通、疏导车流。

　　根据记者在泰国几年来的观察，见义勇为是泰国社会称赞的行为，而见死不救很少出现。几年前，一位名叫萨猜的泰国货车司机因见义勇为运送受伤警察就医而遭公司开除，他的事经媒体一报道，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的谴责公司老板不人道的行为，有的赞扬萨猜先生见义勇为的精神，并有10多家公司表示愿意给萨猜提供工作机会。就连泰国总理都称赞说，“像萨猜这样的好公民是国家的财富，为弘扬正气作了贡献，政府和社会都应该予以保护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