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 设计模式:汾酒-雄风一千五百年

一、北齐成名
     汾酒诞生之后，经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共4500多年中国酒文化的哺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西周酒文化既为中国酒、也为汾酒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在西周富足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西周的礼乐文明，对西周时期的酿酒、饮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酒和杏花村酒的大发展、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明了酒曲和“五齐”、“六必”的酿酒经验，使酿酒纳入有章可循的科学轨道，酒的质量产生了质的飞跃。二是设官治酒，以法禁酒，对规范酒业管理、禁止酒祸蔓延、提高制酒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三是大力倡导“酒礼”、“酒德”，大大丰富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中国酒文化(其中包括汾酒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最大特色。
     西周酒业所出现的上述新特点为中国酒文化和汾酒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两个方向：一是用曲发酵。从古到今，用曲发酵一直是汾酒和整个中国黄酒、白酒与用菌种发酵的洋酒生产工艺和风味特征的根本区别。二是把酿酒、饮酒都纳入了法制化、礼仪化的轨道，大大增加—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减少了酒的负面作用。3000年来，汾酒和中国酒历经无数次的发展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是沿着这样两个方向不断变革、曲折发展、逐步完善的。
     沐浴着中国酒文化的阳光雨露，汾酒一步步发展壮大，度过它的婴儿期、幼年期和少年期，至南北朝时期，终于以“汾清”酒而赫然成名于世。
     据《北齐书》卷十一载：“河南康舒王孝瑜，字币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晋爵为王。历任中书令、司州牧。”
    “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谙等，孝瑜矛其谋。乃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北齐高湛，以武成称帝，是公元561—564年之事。北齐的国都有上都和下都之分，它的上都在邺，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它的下都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晋祠天龙山一带。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他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而且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说明当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足以达到“国家名酒”的级别。汾清酒的质量提高主要得益于以下五条经验：
     一是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工艺精细，质量提高。当时汾清酒首创的酒曲在山西一带巳普遍使用。因山西在黄河以东，因而贾思勰在其驰古今的伟大著作《齐民要术》中将此曲称之为“河东神曲”，并对其大加赞叹曰：“此曲一斗杀粱米三石，笨曲杀粱米六斗，省费悬绝如此。”“杀粱米”意指对去壳高粱米的糖化发酵能力。据现代科学家的分析，这种河东神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比笨曲丰富得多，所以，它的糖化发酵能力相当于笨曲的5倍。当时，用曲时还采用了浸曲法，进一步提高了发酵速度。
     二是酿酒原料由粟改为高梁，高梁所含淀粉量高，而且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子粒结构疏松，很适合糖化霉菌生成，而且蒸粮用的甑由陶质改为铁质，提高了蒸煮速度和质量。
     三是酿造工艺更加完善。《齐民要术》中对汾清酒(也即“河东神曲酒”)的生产工艺作了如下图    示：
　　　　曲             水          粱米
 　　　　↓                   　　↓
　　　  挫曲(破碎)             　 淘洗
　　　　↓　　　　　　　　　↓
　　　　晒干                       蒸煮
　　　　↓　　　　　　　　　↓
　　　　浸曲                     热水浸沃米饭
　　　　↓　　　　　　　　　　↓
　　　　蒸煮
　　　　↓　　　　　　　　　　↓
　　　  过滤取曲液                  摊饭，冷却
　　　　　　　　　　↓
　　　　　　　　　混合发酵
　　　　　　　　　　↓
　　　　　　　追加投料(6—9次)
　　　　　　　　　　↓
　　　　　　　　　　酒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汾清酒在酿造时加水量很少，加曲量较多，而且是在泥封的陶瓮中密封发酵，有利于酒精发酵，因而酒度大为提高，醇香无比。按照上述方法酿造的酒：“一石米，不过一斗糟……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半升，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这种酒及其工艺与蒸馏酒已比较接近。
     四是将原来的浊酒滤为清酒，色近于水，酒香纯正，甚感可口。
     五是酿酒所用的“神井”之水清澈透明，清冽甘爽，煮沸不溢，盛器不锈，洗涤绵软。清末举人申季壮曾撰文赞美这口井的水“其味如醴，河东桑落不足比其甘馨，禄裕梨春不足方其清冽”。现代科学终于揭开了“神井”水的奥秘：杏花村一带的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岩类空隙水，地层山锶、碘、锌、钙、钼、镁、铁等元素含量高，对人体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汾指产地汾州)，可见它在当时造“清”程度和质量水平之高。武成帝高湛御笔推荐名酒“汾清”，汾州各酒垆，遂将高湛尊为“名酒王”，并绘图供奉。
     在汾清成名的同时，汾清的再制品——竹叶洒(即当代国家保健名酒竹叶青酒的前身)也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纲以“兰羞荐俎，竹酒澄芳”的诗句赞美之。北周文学家庾信在他的《春日离合二首》诗中曰：“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乐府杂记》解释说：以鹍鸡筋作琵琶弦，用铁器拨弹。边喝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勃。可见这种酒的烈度不大，同现在汾酒集团所产的竹叶青酒“香甜软绵”的特色是一脉相承的。
     一个杏花村，能够同时出产两种“国家名洒”，这使中国酒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黄酒酿造工艺已经基本成熟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氏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连年混战中，广大百姓通过长期的杂居相处，却越来越接近，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一些独具慧眼的统治者，抓住机遇，采取了一系列开发、改革的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为酿酒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一动荡时期，各种事业兴衰不定，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异常变化，朝野内外，不满现状，聚饮、独饮随处可见，或借酒泄愤浇愁，或寄情思亲念友，或苟且偷安作乐。这种浓厚的饮酒风气无形中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城乡酒肆增多，晋朝人慕效司马相如、卓文君当垆卖酒之风雅，每每做起酤酒业来。不仅民间兴起，一些达官贵人，甚至连宫廷也在经营酒肆。各酒肆为了赢得满座，努力改进酿酒技艺，提高酒品质量，进行激烈竞争，各地都涌现出了不少名酒。山西更是佳酿济济，除汾清酒、竹叶青酒以外，山西酿酒名师刘白堕(有的文献称其为刘堕)所酿白堕酒，因其酿技高超，在《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这时，我国黄酒酿造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这从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作的《齐民要术》(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一书可以看出。“该书可谓集西周至北魏生产知识之大成”(范文澜语)，是中国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首屈一指的优秀著作。其中在“造神曲并酒”部，全面具体地记述了北魏及以前制曲酿酒的各种经验，以及多种酒曲、多种酒品的整个工艺过程。我国在商周时期独特发明的酒曲技术，至南北朝时无论是品种还是工艺，都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境地。主要体现在：确立了块曲(包括南方的米曲)的主导地位；酒曲种类增多；酒曲的糖化发酵能力大大提高，我国的制曲技术开始向邻国传播。酿酒工艺在用曲方法、酸浆使用、发酵方法、投料方法、温度控制、后道处理技术等方面部有了重大改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许多制曲酿酒的技术与当代酿造黄酒的技艺已经相差无几，对后世农业和酿酒业影响很大。杏花村汾清酒、竹叶青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改进工艺、提高质量、闻名全国的。
     酿酒业的发展和酿酒风气的盛行，必然地促进酒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借酒寄情，吐露心迹，在诗歌、绘画、小说等方面，部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佳作。魏武帝曹操那气魄雄伟、音调深沉的酒诗《短歌行》曾引起后世酒徒的一致共鸣。嵇康、阮籍等人蔑视礼法、追求自由的酒诗刻画出酒徒们的形象。特别是陶渊明在中国酒文化史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洒“攀亲结缘”，其诗体现了诗中有酒的境界、醉中见诗的情趣，真正挖掘出了“酒内文化”。曹氏父子、“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的酒诗和他们那种醉而有节、不走极端的“魏晋风度”，最终衍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醉美，再经历代文人的不断补充、阐扬，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种永恒的范式。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酒酣之后所作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们《神异记》、《十洲记》、〈搜神记》，志人小说《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在人物刻画和饮酒描写上，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原本是为维护“礼”的、专门为贵族所制定的酒令，在魏晋南北朝时从民间汲取了大量养分之后，走向成熟，而以洒脱、新鲜的面貌流行于官府和民间，得到了普及和发展。赞美竹叶青的酒诗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除继续沿用了陶器、铜器和西汉流行的漆耳杯以外，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的瓷器得到广泛使用，尤以青瓷酒器为主，如酒豌、酒注、酒盏以及壶、樽、罐等。其釉色主要有青釉、青黄釉、豆青釉、酱釉、黑釉、绿釉、通体施釉或施半釉，或釉不到底。其纹饰上有莲瓣、弦纹、素面等。其型制上有对贴龙凤罐、人物狮子扁壶、四系、六系、无系、鼓腹、上鼓下缩罐，多是饼足，并有拉坯分段接痕。中国文明于世界，瓷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原意即瓷器。瓷器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代表着中国悠久的文明。从瓷器的造型来看，它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汾阳地区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富，现存于汾酒博物馆中的陶瓷酒器有：北魏长颈彩陶壶(826)、北齐虾青釉四系酒罐(64)、北齐灰青釉四系圆腹罐(156)、北齐青黄釉敛口罐(0001)等，均与河北北齐高润墓出土的酒罐相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酒文化和汾酒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态。 二、“六朝元老”
      从隋、唐、宋、辽、金一直到元代，即从中国史上的6——14世纪，一种使用“干和”工艺酿造的汾酒，当时被称为“干和酒”、“干酿酒”或“干酢酒”，连续800年称雄酒坛，历隋、唐、宋、辽、金、元而不衰，成为世界酒文化中的一大奇观。
      李肇撰写的《唐国史补》所载唐代名酒有：“河东之干和、葡萄，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北宋朱翼中《北山酒经》曰：“唐时汾州有干酿。”
      北宋窦革《酒谱》云：“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又云：“张藉诗云，‘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
      北宋张能臣《酒名记》载：“汾州甘露堂(当时汾酒‘干和’工艺的代表)最有名。”
      元代宋伯仁《酒小史》罗列当时全国名酒，“汾州干和酒”又列其中，并云“干和仍有名”。
以上确凿的史料无疑证明，以“干和”工艺为特色的汾酒，经历了隋、唐、宋、辽、金直到元仍有名，是六个朝代的“国家名酒”。同时也充分说明，汾酒在公元56l一564年间以“清酒”的技术革新一举成名之后，又在工艺上有了大的突破。那么“干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酿酒工艺呢?  “不入水”怎么酿酒呢?汾酒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首先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谈起。
       公元581年，杨坚迫使北周静帝退位，建立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继续推行北魏的“均田”制，经济发展也较快，但到了炀帝，因统治残暴，激起了人民反抗。公元618年李渊胜隋，建立了唐帝国。唐代统治者吸取了隋代短期灭亡的教训，减轻税赋，实行“均田”和“租庸调”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兴修水利，改革生产工具，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唐郑启在其所著的《开天传信记》中描写“左右藏库，财物积山，不可胜较”。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期，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做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后又引榷酒之法，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途径，使酒成为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因而官方的酿酒和酒肆、家庭的私家酿酒都很兴旺，技术甚高，品种多样，名酒辈出。同时，唐时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西域的一些先进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也传至内地，促进了唐酒发展。酿酒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酿酒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酒理论，涌现出了一大批酿酒专著，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孝经》等，《外台秘要》和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及其制作、使用方法。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与高度发达的酿酒业和饮酒习俗相结合，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唐代酒文化。唐代酒诗名家之广、数量之多，历代均不可比，特别是李白、杜甫、自居易都是中外闻名的世界级酒诗大家。唐代大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大画家吴道子、郑虔也都留下了与书画结缘的千古名作和佳话。同时，围绕酒还出现了—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诸如咏诗、酒令、樗蒲、香球、投壶、歌舞、蘸甲等等，汇成了熏染一代的饮酒风俗，使古老的中国酒文化得到了既广泛又深入的发展。
      正是在唐代酒文化发展的肥田沃土和春风雨露之中，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中国白酒悄然问世。从黄酒向蒸馏白酒的转变，这是中国酒史上划时代的进步，这个伟大的转变，也正是从汾州杏花村开始的。
      众所周知，北宋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蒸馏白酒的生产也首先从北方开始，且在明代以前，白酒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则以黄洒为主。唐代的杏花村，是由北方军事中心太原，通往皇都西安的必经要驿。无论文武百官，乌举诗人，乡士访学，凡路经者都要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杏花村为乐事。这自然促使杏花村酒业兴旺，各个酒坊不断改进工艺，提高质量。这时汾酒在“汾清”的基础上进行了两项划时代的工艺突破。
      一是“干和”酿造工艺的发明。“干和”汾酒选用优质粱米为原料,以河东神曲为糖化发酵剂。工艺特点是：蒸米时，锅底水加入花椒以串味,将饭捣烂冷却，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第一次酒液后，再加人粱米，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然后将第—次酒液加人第二次糖化醅中，人缸密封，经陈酿、压榨、过滤等工序而成。
      二是率先将蒸馏技术使用到酿酒中来，在“干和”工艺的基础上，两次发酵，两次蒸馏，形成了熟料拌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最新工艺，这也就是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
      以此法所得之酒，清澈如水，醇香甘洌无比。名传遐迩，来村品饮者络绎不绝，每在酒后，都以此酒议名。有的因见其度高最易点燃，就称为“火酒”、“烧酒”；有的视其无色透明，称为“白酒”，因产于汾州杏花村，又称为“汾白酒”或“杏花白”，有的还叫“汾白干’、“老白干”。此酒传进朝内，试饮绝佳，令州进贡并因其干和入瓮的独特酿造技术而定名为“干和”，又叫“干酿”、“干酢”。从此，“干和”汾酒遂成为朝廷贡酒，驰名全国。
      关于中国出现蒸馏酒的历史年代，从最早的东汉(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蒸馏器为据)，到最晚的元代(以李时珍《本草纲日》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说法为依据)，各个朝代的说法都有。其中唐代说者较多。实际上，由于事物从出现到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所以，东汉时发明的蒸馏器，到600年后的唐代应用于酿酒造出蒸馏酒，再到1300年后的明代普及蒸馏酒，这应该是符合规律的变化。唐代，汾酒由黄酒转变为蒸馏洒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美酒飘香，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诵。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其中“干和”汾酒，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李白两次出游太原(唐称并州)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醉中校阅了郭君碑。郭君为唐代将领，有战功，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干岗上，碑文为虞业南所书。《汾阳县志》中“汾酒曲”记录了此事：“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李白因匆忙访友，在杏花村未留诗句，只在离别汾阳时，写过一首《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西河即汾州别称。
      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犹多，写下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思乡心切，但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忆旧游寄谯元参军》)看来，只要有像“干和”那样的好洒，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
      诗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的祖父曾为汾州刺史，杜甫幼时常来汾州留居，正是“干和”汾酒使杜甫对洒上了瘾、增了量，并转变为诗的催化剂。他的酒名虽不如李白，但嗜酒却有过之而不及，十四五岁时酒量便大得惊人，世称“少年酒豪”。正如他在诗中自白：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级，俗物多茫茫。汾州的佳酿名地使杜甫难以忘怀。正如他在《过宋员外之间旧 庄》诗中写道：“宋公旧池绾，零落首阳河。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父老，寂寞向山河。更让将军树，悲风口暮多。”宋之问即初唐著名诗人宋延清，汾阳人。涛中所言“将军树”，即汾阳壶芦峪口贺鲁将军庙里的那棵大槐树，在宋之间的故居宋家门附近。
      晚唐诗人杜牧游访杏花村，写下了名作《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叫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含蓄地、但却很艺术地表达了他在杏花村酒家小酌“干和”汾洒，避雨、消遣的欣喜之情。然而多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杜牧诗中写的“杏花村”不是山西杏花村。其论点有三：一是认为杜牧根木就没有到过山西。但在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有一首涛为《并州道中》，记载了他在山西游历醉酒的情况。怀疑论者显然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二是认为山西杏花村往北方，清明时节不下雨。但谢觉哉先生有诗云：“我来仍是雨纷纷”。故此这完全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显然犯了常规性错误。三是认为杜牧当过池州刺史，写这首诗时就应该在安徽池州。但一个地方大员怎么可能踽踽独行，连问路都要自己亲自去问呢?显然怀疑论者又犯了逻辑性错误。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怀疑论者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没有杏花村就没有《清明》诗的今天。杜牧一生的涛篇1000余首，《清明》诗并非其最好的作品，但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只有这首诗。这不能不说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杏花村，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必然会大大失色。由此可知，杜牧的《清明》诗与山西杏花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硬要将两者分开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假设或主观臆断罢了。
      在“干和”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咏唱传诵。初唐诗人王绩在《过酒家》诗中赞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
      唐代的瓷器烧制技术前进了一大步，唐三彩、绞胎、绞釉等名瓷以及名色釉、青釉、青花瓷等纷纷出现，同时，金银铸造、雕刻发展到鼎盛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酒具种类很多，造型新颖奇特，有如百花争艳，更加趋于精巧，标志着我国酒器进入成熟时期。这从汾酒博物馆中的白釉鸡身壶、青釉盖罐、灰釉星点短流壶、黑釉双系直口短流执壶，以及四个鎏金马蹄杯等酒具就可略见一斑。而酒杯容量与前代相比明显要小，与现在酒杯比较接近，也说明唐代白洒出现，酒度增高，酒杯缩小。       汉族为主的两宋，与辽继而与金之间，以及辽与金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进行，自然是以国家的财力物力为代价的，酿酒业再次为填补国家的财政缺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加上北宋初期政府奖励土地垦殖，利用戎兵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中期，曾一度出现社会繁荣局面。因而，中国酒业及黄酒酿造达到封建社会最辉煌时期，葡萄酒的工艺有了实质性的改进，药酒的研究和应用更加普及，酒的品种及有关酒的著作大量涌现，酒与诗词、酒与书画的杰作层出不穷。特别是医学博士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经》，全面阐述了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是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平最高，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风行中外。由于酒业发展，酒肆不断增多，而且出现了建筑考究、装饰华丽的酒楼，。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可瞥见当时汴京酒楼饭馆的盛况。      国酒昌，汾酒兴。宋时，杏花村酒家林立，产销两旺，每年端午节时都要举办“花酒会”。届时，各地的名花异草，陈年美酒，云集杏花村，远近客商百姓，纷纷赶来品酒赏花，热闹非凡。特别是八槐街车水马龙，“甘露堂”、“醉仙居”、“杏花春”等酒家纷纷翻新房屋，增加铺面，酒旗高挂，并集资建了大戏台，与周围的老爷庙、真武庙、郎神庙和宏伟的护国寺浑然一体，气势非凡。以八槐街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多达70余家酒垆的酒乡闹市。其中甘露堂、醉仙居门执纱灯上书写“太白遗风”大字，格外醒目。宋时，汾酒仍称为干和，每年向朝廷贡酒，均由甘露堂大酒肆提取，故宋时汾酒又被称为“甘露堂”。当时，汾州所产“羊羔酒”也很有名气，《北山酒经》详细记载了其酿法：“取肥嫩之羯羊肉，加水煮烂，肉丝加于米之上蒸饭，肉汁在蒸饭过程中加入米饭内，或在下酿时加入米饭中，酿法同其他酒。由于作料加入了羊肉，因而味极甘滑。” 《北山酒经》中提出，判定酒曲(大曲)好坏的主要标志，是曲中有用的霉菌长得多少：“心内黄白，或上面有花纹，乃是好曲。”它至今仍是初步判定汾酒大曲——青茬曲的质量标准。这种技术上的绵延流传，也证明了汾酒在宋代的制曲酿酒技术之高。《北山酒经》中又载：“竹叶青曲法”和“羊羔洒法”在原来曲子配方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川芎、白术、苍耳等，以增加酒的风味。这和今天竹叶青洒的做法已比较接近。著名历史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杯竹叶穿肠过，两朵桃花脸上来”的对联，《水浒传》中也有“野店初尝竹叶青”的诗句，说明竹叶青酒在当时名气之大，流传之广。      汾酒历经唐宋的重大发展、转变后，在元代开始出口西欧，至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魁，汾酒代表着中国酒业一步步走向成  熟，走向国外，终于跻身干世界名酒之列。      元代，中国的蒸馏白酒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普及，尤其在北方逐步与黄酒平分秋色。杏花村在宋时发展起来的羊羔酒，在元代经过工  芝改革，成酒后色如冰清，香如幽兰，味赛廿露，即成酒中绝佳，很  快闻名全国。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曾赞曰：“羊羔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远出襄陵(酒)之上。”不仅国人称道，连洋人也嗜饮，政府便将羊羔酒以山国特产出口英、法等国，并在出口洒瓶上贴上杏花村商标，商标上尚有一副题联：“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是中国洒第一次贴标出口。从此，山西杏花村的羊羔酒便在世界十崭露头角，为中华美酒增光添彩。至元末，杏花村各酒坊所产之酒作为汾州府最重要的特产，儿乎成了汾州府的代名词，故而杏花村各酒坊的酒开始被统称为“汾酒”，远销省外和国外之酒则署名“山西汾酒”。      宋、辽、金、元时期瓷器技术发展、普及得很快。宋瓷领受柴窑烧制技术后，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民间常见的单道釉酒具有杯、樽、壶、罐、盔、瓶、注碗、盏、盅等。辽金时代出现了辽三彩和玛瑙盅、提链水晶杯、水晶杯、带把玻璃杯抑抑斗形银杯等新品。其中水晶杯又叫水晶珠，据说一个水晶珠可换一匹马，因而又叫马价珠，足见制作之精美。汾阳地区宋金辽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厚，而且地方特色非常明显，如汾酒博物馆中所藏的宋代影青瓷注(483)、酒碗(119)、黑釉铁锈花酒坛(738)、白釉褐彩酒坛(739)、黑色珍珠釉酒罐(164)、白釉黑彩玉壶春(02)、黑釉雕花梅瓶(131)等；辽代三彩龙把葫芦瓶(116)、白釉鸡首斋(士21)、白釉鸡冠壶(446)；金代黑釉堆贴人头纹双系把流壶(920)、褐釉双鱼酒瓶(565)等等。其中元代的有一个白釉褐彩题字洒罐(360)，肩部题有对联一副：“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上腹还题有一首打油诗：“米真曲、酒又高，仙来饮、赴蟠桃，李方问酒谁家好，白回言，此处高。”名洒配名器，相映竞争辉，使汾酒文化和中国酒文化更加流光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