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y英文名:从经济崛起到文化再造

　　大国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硬实力”,还需要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它不仅为大国发展助力,让社会凝聚成一个能集体行动的共同体;更为大国发展铸魂,赋予人们行为以意义、提供精神支持乃至合法性证明。一个国家为什么这样发展而不那样发展,为什么更看重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皆源于它的核心价值观。

　　以文化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当然不会忽略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探讨颇为热烈,不过实践表明,要对核心价值观做出有共识的界定,必须对一些核心问题有明确的回答。否则,除了留下一堆热热闹闹的游戏文字外,难有任何有价值的期待。

　　价值观背后的文化自觉

　　核心价值属于文化的范畴,反映着文化的精神,又在文化中传承。价值观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这就是文明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孕育出了不同形态的文化。文化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文化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文化多样性反映在价值观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别的文化主体来说,一种价值选择似乎是“非理性”的,可对于本文化主体来说却都是有充分理性的。生活在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是不可能理解非洲热带丛林中土著居民的信仰与习惯的。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家庭中的父母儿女面对上帝都是“神的兄弟”,没有辈分的差别;而在中国文化中孝父敬长天理昭昭,儿子倘使跟父亲称兄道弟岂不反了天了。

　　中国社会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明和优秀文化,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然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烙上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藏中汲取精华。

　　就算是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也会有不同的表达。像西方社会用“自由”、“平等”两大主题词表述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用一个“和谐”足矣。“和谐”这一范畴虽然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其价值内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一言以蔽之,“和而不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承认“不同”, 充分肯定、尊重、保障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包含了“自由”、“平等”所应有的内容;但这不同又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冲突与斗争,而是“和谐相处”,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更高层面上达到一种融洽、协调、有序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讲,“和谐”,是对自由与平等的超越,既包含了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又避免了抽象谈自由与平等而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

　　又比如,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情感,也是人类社会最可宝贵的情感。没有爱的社会是不可忍受的,任何社会都应该把爱作为核心的价值观。但是爱不是抽象的情感,爱中凝结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因而不同文化形态中的爱的形式与爱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决定了它的爱是“博爱”,任何人对任何人的爱体现的都是“神对世人没有差别的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体现为“仁爱”,是一种“关系之爱”。虽然“仁者爱人”,却爱有差等。向上爱父向下爱子,亲爱夫妇敬爱英雄,同样是爱,形式内涵截然不同。

　　“不同”、“多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选择同一种文化,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不管那种文化看起来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现代、多么的科学。

　　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形态,必然要有与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的内容。把这些不同中最关键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东西,提升为价值层面的内容,这样的价值观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的了。

　　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出发点是“原子”式的个人,个体性特征的价值观贯穿始终;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的基础上,更多地把个体作为一个整体中的有机组成,在这样的价值思维下实现个体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趋向。所以,如果说资本主义价值更强调“平等”的话,社会主义则对“公正”更有偏好。公,一个社会大家庭的理想状态;正,一个社会大家庭的共同信念。“公正”承认并倡导共同的标准、共同的价值,这一标准是超越所有社会主体自发利益而又普照所有社会主体根本利益的价值评判。在当下中国,非市场因素的各种社会差别越拉越大的背景下,公正作为核心价值观,既有厚重的理想导引性,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在全社会引起共鸣。

　　又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肆无忌惮凌驾于其它要素之上是理所当然,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尊重劳动、反对剥削、要求共同富裕则是天经地义。更进一步看,以劳动为主要生存手段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主人对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所有制形态上的“公有”体现在分配形态上必然是“共享”。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但社会主义更不能是10亿人含辛茹苦养活3亿人穷奢极侈。“共享”作为核心价值,在当代中国有着鲜明的针对性,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讲了四个方面内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很系统、很全面、很丰富。

　　但尽管“体系”是理论完备性的一种标志,体系也只能是在理论领域的表述。普通大众记不住的东西,甚至照着念都容易念乱的东西,怎么可能变成是举手投足的行动。理论要想进入实践领域就必须要有实践的形态。当代中国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引下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向社会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一定应该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最好是“语录”,几句话、几个词。“语录”恰是理论生命力最强盛的标志,最有作为的标志,最发挥作用的标志。当年中国革命,直接激发农民起来闹革命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别说马克思主义的大本本农民不会读,就是共产主义ABC也未见得知道多少,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所以把“体系”凝练为“语录”是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步。

　　此外,走向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能领略到信仰的光辉、信念的坚定、使命的神圣,先进人物用于实现抱负丝毫不感欠缺;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不离日用常行、喜怒哀乐、人情世故,普通大众居家过日子也能其乐融融。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

　　“民主”很重要但不属于核心价值

　　立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我们就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范畴应该是和谐、公正、仁爱、共享。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仁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这几个范畴是否能立得住可以继续探讨,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属于最基础性的价值范畴。

　　有些人质疑,为什么不把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比如,“民主、法治、权利、富强”等等内容也列入核心价值观。难道它们不重要吗？我们承认,它们很重要,甚至很有现实针对性,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加强的内容,但它们是价值观的实践展开,是反映奋斗目标、发展主题、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等要求的工具性范畴,是次生内容,我们完全可以从核心价值观中把他们推导出来。一个以“和谐公正仁爱共享”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必然是民主充分、法治昌盛、权利神圣、国富民强的社会。因为,核心价值观应处于价值的层面,是价值性的不是工具性的;是导向性的,不是结果性的;是逻辑上的在先,不是具体行为上的在先。

　　有人还会说,“民主”等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约定俗成为一种价值了,而且更加活跃,这又该怎么理解？我们的回答是,就算它们事实上已经具有了一种价值的属性,也只能是另一层面的价值,是处于核心价值之下的价值。就好比是几何学中公理与定理的关系,虽然都是规律的反映,但公理就是公理,定理就是定理。核心价值是隐藏在背后的,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文化积淀和社会公民的灵魂深处潜移默化发生作用;民主法治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却是表现出来的,以社会的变革、行为的优化、福利的改善在社会生活中体现着它们的生机勃勃。可再枝繁叶茂依然是树根在提供营养;再怎么活跃,公理还是公理,定理还是定理。把它们列入核心价值观,会发生价值观层次紊乱问题。而且从价值观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实践层面展开。

　　当然,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一句话:不把它们列入核心价值观,绝对不等于它们不重要,也绝对不能因此忽视它们的重要性,反而要更加地彰显它们的意义与功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切实践行民主、崇尚法治、尊重权利、国富民强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没有对它们的切实践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被实践。我们还用几何学来打比方。在几何学中公理固然是在先的,可在解答具体几何问题的时候我们用得最多的还是定理。

　　未定型社会更需要共同理想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道理很清楚,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塑造核心价值观好像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迟迟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我们讲,这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导致价值观塑造的复杂性。

　　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纸上谈兵。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与运行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社会才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回顾价值观塑造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个规律。

　　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一般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社会形成前夕,这时由于大家共有一种理想,因而可以提出一种激发、鼓舞、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价值观。这一阶段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观,应该如何如何。像资本主义 “自由、平等、博爱” 的价值观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

　　另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后,可以提出与这一定型社会完全吻合的价值观。像中国的忠孝价值观(忠于君主,重视家庭)就是一个成熟的农业封建帝国所需要的价值观,它适应并维护了那个社会。

　　当代中国从社会发展阶段上来看,恰好不属于这两个时间段。而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我们的社会状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像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在不断探索中。这种探索,这种不确定客观上导致了价值观困惑这一现象。

　　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既不是价值反叛,也不是价值虚无,而是价值迷茫。而这一点更加危险。价值反叛不可怕,只要有明确的反对内容,就肯定会有潜台词的拥护内容,内容就在它的对立面或者至少离之不远;价值虚无也问题不大,不承认一切价值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而价值迷茫则不然,又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又不知道价值规范在哪里。纵使头脑中有些价值观的希冀(或者说叫理论上的主流价值观),又因为这些希望的价值观不会真正在实践中行得通而不敢当真。面对在社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价值观(庸俗价值观)却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

　　这种困境就表明,我们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明确内涵及其社会性质明确归属等等这些问题。社会可以未定型,但社会理想不能不明确;目标可能尚未清晰,但不能没有目标大方向。

　　在某种意义上讲,六中全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其实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也正是如此,我们对通过六中全会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满期待。(辛 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迈入文化时代的历史转折

　　文化究竟有多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此作了深刻的回答:“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崭新思路,从而给未来中国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战略注入了新的灵魂。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由于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在实现伟大复兴之前,势必经历从“休克”、迷失到苏醒的痛苦过程,承载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体也必须经历从全盘否定传统或完全坚守传统到既开放传统又回归传统的态度上的转变。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西方文明的浸入造成了中华民族自然历史进程的中断,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传统时常处于休克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伴随着对外面世界的真切了解的增加,中国正逐渐恢复文化上的自信,恢复对本民族历史传统应有的尊敬。

　　文化兴衰关系民族存亡

　　文化是什么？文化虽然不是盛下人类所有事物的包罗万象的容器,但文化的确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文化的特质就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它最不宜于千篇一律。冲破各种限制,展现新的无限的可能性,是文化的灵魂。打开我们的心灵,放宽我们的视野,才可能让我们把握文化的真谛。

　　从功能上看,无论对整个人类还是对于某个特定人类种群,文化都是维系生存、获取慰藉、凝聚人心的策略系统。若从政治学观察,作为话语、价值观和制度的文化总是代表和维护着某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在现实形态上,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精神文化的产品是被物化的,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出精神的目的和计划。尽管在思想中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对讨论问题会有所帮助,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歪曲了事情的真相。文化中的有些部分在时间里只发生变化而无所谓发展,比如不同时代的艺术往往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文化中的有些部分不但经历变化而且经历发展,比如不同时代的知识系统往往有先进落后之分。我们还可以从许许多多其他视角去界定文化。比如,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文化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当强调本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时,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它象征着人们如此之深地相信以致使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在相信的东西。它是使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看上去有理、有情和可信的东西。再比如,当今天人们谈论文化产业时,文化是指用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中所具有的精神内容。

　　正如伯纳德奥斯特利在《文化联系》所言,“文化,无论我们怎样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物的中心。文化是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们希冀的结果和我们为什么这样想象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和我们如何表达它,是我们怎样生活和我们以什么方式面对死亡。文化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文化是我们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的方式,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文化是使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内生活在一起的图像和抽象。文化是我们生活的要素。”

　　在一个文明中,文化成分是“它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而相比之下,政治成分,更进一步说是经济成分则是一个文明状态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现象和它活动的媒介。一个文明只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即成功地将它的文化扩散出去,它才能始终真正地、完全地吸收与它接触过的异己的社会体。”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和精神记忆,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就一时一事来说,文化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就长久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无坚不摧的。来自欧洲北方的野蛮民族曾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了罗马帝国,但最后却被罗马文化所同化。中国历史上,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少数民族数度入主中原,结果都融人了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古人云,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江山要稳固,天下要太平,就得依靠文化的力量。无论是过去朝代国家的政权,还是近代的政治党派,只有在它够代表某种文化的发展要求时,它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短命的小朝廷之所以短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在文化上无所依归。

　　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一切配称伟大的民族,定是那创造了辉煌文化的民族;一切彪炳青史的历史英雄,定是在文化创造中有过非凡贡献的人物。社会学家指出,当文化提供了社会角色行动的价值规范时,它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视角看,社会秩序是通过个体对生活中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文化模式的遵从形成的,而这遵从大部分是无意识的。现代民族国家因应世界性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组织为比古代国家更为有序的社会,而给现代社会提供基础性秩序的,正是历史上长时期自发地积累而成的、内化于所有社会成员精神结构中的作为常识、常理、常德、常情的文化。这么一种文化,构成一切现代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一旦缺了它,再好的制度也无法真正实行。

　　从经济时代到文化软实力

　　文化时代是相对于经济时代而言的。 我们有理由把经济时代的起点定在1776年,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它改变了人们对统治或政治的理解;二是蒸汽机的应用,它引发了技术革命的浪潮;三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它提出了关于财富的新的认识从而开启了一扇新的致富大门。

　　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这样一种经济世界观:只要把经济学和经济作为社会的中心,作为主导思想来推动个人、机构、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发展,财富就能得到最大效率的增加,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的需求和展望就可以获得最大效率的满足。经济时代经过长期的演变,在20世纪形成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世界和经济发展,世界各国按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消费量、储蓄和投资活动、国民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排列座次,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软实力”(也叫“软权力”)的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S?奈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使美国过去赢得世界领袖地位的不仅是超强的军事、经济力量(“硬实力”),而且还有超强的文化力量即“软实力”。今日美国依然可凭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征服他国,但已不能赢得世界舆论,这是因为它的软实力在衰退。在约瑟夫?奈看来,硬实力虽能使人屈服,但无法使人信服;能使人心服口服的只有软实力。相对于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富有弹性和能以柔克刚的力量。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精神控制力、影响力、号召力,威望、信誉和文化资本。这种力量主要来自一个国家文化中的价值观。10几年来,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反复使用和阐发的重要概念,提高软实力也成为许多国家的自觉奋斗目标。软实力固然不是凭空而生的力量,它的强大一般是与经济、军事的强大相伴随的,它的提升也是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的。但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强大,没有强大的文化力作后盾的经济、军事上的强盛一般不能持久;而且,与经济、军事力量的提高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软实力的提高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低廉的。在资源、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通过提高软实力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尤为划算和显得必要。

　　从无形的手到无形的心

　　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使得整个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文化产业迅速兴起成为整个经济增长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按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论学派的说法,文化是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越是先进,人类人均利用的能量就越多。由此看来,不同社会经济体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不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所决定的。当今时代,那些发达的社会经济体,经济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文化化了,文化也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经济化了。

　　作为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的文化,经过漫长的进化之后,终于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点,它所能利用和驾驭的能量已经足以使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发生质变。从“看不见的手”到“看不见的心”,体现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过程。人类已经处在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历史转折点,必须朝着一个新的时代迈进,这便是文化时代。在文化时代,文化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已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配角变为主角;发展最终要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一个国家能否高瞻远瞩、尽早确立文化立国的战略,将决定它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谋求国家强盛文明复兴人民幸福社会持续进步,就必须形成一系列正确的文化理念:应确立文化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的理念,用文化去评价整个社会的进步;应确立文化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理念,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 应确立文化可以创造永久性财富的理念,推动我国的文化积淀、文化资源和文化创意转化为更多财富;应确立文化是无形资产的理念,使文化和文化创意发挥比货币资本更大的渗透力;应确立文化具有独特规律的理念,不能像搞运动和发展制造业一样发展文化产业。(周熙明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崛起的步伐明显加速。但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有可能开创一条新的大国崛起之路,带给全世界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文明的复兴

　　近10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变化无疑是两个,一是美国由于两场战争及金融危机而日形衰落,二是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下迅速崛起。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各种危机纷纷暴露出来,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则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的时间突然提前。因此,“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再度成为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也热闹非凡。

　　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中,张维为是2011年最值得关注的学者。张维为认为,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的东亚四小龙或其它国家。以往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本身是学习和效仿西方文明的结果,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经济增长等各个层面而言,本身并不对西方文明传统构成挑战。中国虽然也向西方学习了不少东西,但同时也保留了许多自身的特色,其中既有历史上形成的,也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积累的,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模式,并不与西方完全相同,从而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举例言之。时人多认为中国没有民主选举,因而政治制度落后,应予改革。但张维为则认为,中国的省级行政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规模,而中国领导人在进入中央高层之前,多数担任过两任或两任以上的地方领导人,因此,中国高层领导人虽然不如西方政治人物那样能言善辩、善于应付媒体和维护形象,但往往管理经验丰富,了解实际情况,决策行政都比较务实,不会为了一时的选票而做出什么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实际上,早在2005年,著名学者甘阳也指出过这一点。甘阳认为,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正如黑格尔说的,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

　　所以,西方人最盼望的是“中国能够规规矩矩地进入文明世界”,也就是按照现有的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标准、价值观和规则“崛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谈论这一点毫无意义,有意义的问题只是中国会以何种方式崛起,会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带来什么。因此,欧洲顶级智库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中国人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等等。因为西方很清楚,中国崛起将会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乃至文化。

　　变与不变

　　虽然国内常常能够见到对“中国人素质差”的批评,但多数所谓素质差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文化习俗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国民素质比别国差。真正能够体现一国国民素质的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惯和气质,如中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所享有的勤奋、节俭、聪明、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盛名。

　　而这种习惯和气质当然来自中国5000年历史积淀形成的文明传统。因为中国农业的成熟和发展,中国人口迅速膨胀,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因此养成了精耕细作、勤劳简朴的生活习惯。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王朝更替之际,人口减少,耕地抛荒,经济萧条,但只要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有了基本秩序,生活相对安定,经济就会迅速恢复,人口增长,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直到下一次政治秩序崩溃。其原因即在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已经习惯了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来维持生活、繁衍后代、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下去。

　　因此,在农业时代,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只要政治稳定,中国经济就会发展,人口就会增加。

　　晚清以降,中国受欧洲列强侵略,进入“3000年未有”的历史低谷。中国之所以会落到这般地步,一方面固然如以往论者所说,是因为中国仍处于农业时代而欧洲列强已进入工业时代;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政治系统崩溃,无法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秩序,无法将中国人组织起来。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看明清史,要上看财政货币,下看基层组织。其意义即在于此。同样是中国的农民子弟,在清朝军队和在北洋军队中表现迥然相异,在国民革命军中又与在北洋军队中不同,在共产党军队中又与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同,就是因为各个时期的组织形式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也不同。

　　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今天能够崛起,不完全是因为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经济变革,也不完全是因为30年来的改革开放,而是早在几千几万年前中华农耕文明形成时即已奠定了文明基础,因而“天命所归是大国”。

　　但文明并不是形成之后即固定的、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但同时又能在历史运动过程中保持其核心特质不会出现太大变动,能够在不同时期经过某些调整之后仍然延续下来。历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复古革命

　　传统文化复兴近年来从民间到官方都有不少表现。

　　孔子现在已经成了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中国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办孔子学院即是最好的证明。最近的则是文化部宣布,取消只发了一次的“孔子和平奖”,设立孔子和平公益基金会。今年初,还在天安门区域的国家博物馆门前竖起了孔子像,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迁走,但由于天安门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特殊象征意义,孔子像出现在这里仍然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

　　在民间和学术界,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不仅思想学术界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公开的媒体上频频出现讲《论语》、讲孔子、讲儒家文化的电视节目,即使在民间,汉服运动也已经进行了10多年,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年轻人兴趣浓厚,并且发展到效仿先贤自办书院等,以复兴传统文化。每年各地都会出现一些穿汉服、祭孔子的活动,政府官员也经常参加此类活动。

　　但有不少人带有僵化的复古情绪,一切以古人为标准,来评判当下的人和事。这种复古是为了复古的复古,实际上是复辟。真正的复古本身应当是以“革命”为目标,即为了革命而复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才往往是革命运动。比如中国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并不是要盲目地学习古人,而是为了扫除社会上流行的八股文风。真正的传统文化复兴当然要有所取舍,因时因事制宜,保留其核心精神,在形式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以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端的政府官员参与民间的祭孔活动为例,支持者多称之为进步,以为这就是传统复兴,实则不然。传统文化在今天当然应当复兴,但复兴不能是复辟,而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有所损益,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

　　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毕竟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变化剧烈,传统文化原来寄生的土壤—农村现在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以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论,今天因为人们迁徙频繁,家庭规模缩小,从原来的“大家”变为现在的“小家”,因此农村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就不能只是把原来的老一套重新拿出来,硬塞给人们,要人们在伦常日用中实践,而必须经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和转化。但这个转化过程不应当是一个少数人主动创造出来、教给其他人的过程,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断总结、不断检讨、不断发现、不断创新,辨别常识,凝聚共识,进而重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改变目前社会上众声喧哗、莫知所从的现状。

　　这方面,媒体和学者应当主动承担引导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要求看似高蹈,实际上不难。至少,做到不挑战社会基本道德共识和人伦底线不难做到。当代的“儒家”们,也要摆正姿态,放低身段,把自己看做这个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时时处处做导师状。

　　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建立起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复兴。

　　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

　　世界四处起火。文化及其认同像幽灵一样早已君临天下,成为一个主宰性的母题。站在东方文明的山巅,中国无法例外。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命题进行研究和部署,回应了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昭示着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即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

　　原本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政治,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土壤之中。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洞察,谁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就相当于夺取了“政治领导权”。在一个意识形态被祛魅,经济发展也无法完全解决执政认同的时代,文化,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对内成为强化政治认同与共识的来源,对外,则代表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形象。

　　百年以降,中国一直处于以解构传统文化、强国富民为特征的“现代化”运动中。“现代化”的图景当然还未到来。但在文化问题上,这是一次在长期犹豫不决之后的转身。

　　一个国家的“大我”

　　2004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一书中认为,美国应该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

　　这种观点当然是在“文明的冲突”背景下出笼的,但亨廷顿无疑说透了这个真相:在今天的世界上,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构成它最内核的“自我”的文化,它的自我认同必然出现危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折腾,以及现在出现的价值迷失、道德沦丧,正是这种症状的折射。

　　不仅如此,在哲学上,亨廷顿还看得非常远:一种存在,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总是具有某种独特性,借以和“他者”区别开来,这种独特性是他成为他的根本理由。如果他失去了这种独特性,那么,与这种存在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存在的合法性,也就逻辑地被取消。

　　这就像一个人,假如他不能证明自己在价值上是一个人,而是混同于动物或只是资本家可以随便利用的纯粹“人力资源”,那么,他就无法证明,以他为工具,扼杀他的尊严,而不以他为目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文化是什么？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特征的文化又具有怎样的功能？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路径。

　　从深层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他的自我总是处于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对自我的认同,他必然无法安身立命。“自我”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自我,他就像没有灵魂,在心理上将无法活下去。

　　类似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单位,必然也有一个自我,并且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否则无以整合,结果当然是分裂,或似乎无法消除的离心运动。这正如冷战结束后,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加拿大、苏丹,以及世界的其它地方,因民族、文化、语言的不同所发生的“分家”和闹“分家”的故事一样。

　　在一个既存在“文明的冲突”,同时“文化认同”又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的世界,就政治而言,多数存在着三种不同层次的认同:由于其治国能力和执政合法性来源,一个或多个政党获得执政权力,其统治得到认同;基于“社会契约”的预设,大家认同某些政治价值理念和制度,组成政治社会;基于某种文化认同,大家组成一个文化—民族共同体。

　　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很难具备第二个层面上的充分认同。公众的政治认同,与文化上的认同也无多少联系,无法变成对属于“我”的一部分的文化的认同,即“自我认同”,而只是一种对“他者”的评价。而正因为如此,当政治认同遇到问题,用文化认同来弥补,似乎也就有了空间。

　　政治认同的变迁

　　在古典世界,“认同”的问题并不突出。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认同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近代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为特征的现代化潮流开始后才出现的。

　　可以很容易想象:当传统被怀疑、否定、抛弃,当火车终结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人们被从一个曾经给了他秩序、安全感的家园里放逐出来时,他感觉到的就是孤独、焦虑,最迫切的,就是找到家,然后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社会原子在心理上的结合,现实地产生了“群众”。它进一步产生“群众运动”和政治认同。而民族—国家也恰恰在相同的这种历史背景里出现,并成为划分当今世界版图的政治单位。

　　认真细究,现代的政治认同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正是它,呼唤出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并使政治认同建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长达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才开始消退。

　　文化并不管一个人的出身,是富人还是穷人。因为文化,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就是一伙的。但在近代,随着世俗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围绕财富、自由、权利的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使文化共同体彻底陷于分裂,人们从穷和富中,认出了自己和别人。

　　就是说,对于政治认同来说,像宗教一样,文化成了一种鸦片,妨碍人们去争取财富、自由和权利。最具号召力的,是变成了一种口号、一种信仰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提供的当然不是宗教的乐园,而是一套政治制度,它对如何在社会中分配财富、自由和权利有明确的宣称。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无论东西方,传统文化或被悬置一旁(政教分离),或被视为祸根(封建遗毒)而被无情批判,其目的,都在于排除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对他的政治立场的影响,赋予人们以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成员身份。毕竟,在存在阶级斗争、政党斗争的情况下,政治认同必须明确区别“自我”和“他者”,甚至区分“敌友”,以便把能召唤到的成员团结起来。

　　对于中共来说,意识形态的巨大号召力,对于革命的成功,以及改革开放前的执政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放眼20世纪的世界,从亚非拉激进的革命,到欧美温和的政党竞选执政,离开了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几乎无法想象。 但随着世俗化运动的加剧,意识形态也在耗尽其能力。很简单,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它要么把自己上升为一种宗教,要么就允诺给人们无数好处。前者很难兑现,只能一时奏效,作为神话总会容易破灭,破灭后,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人们几乎会本能地要求物质需求上的巨大补偿;而后者,在逻辑上恰恰否定了自己,把人们的政治认同,交给了他们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

　　正是如此,以冷战的结束为标志,在政治认同上,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稳定或大体稳定以后,意识形态正式退居次要地位,能不能推动、或保持经济发展,在绝大多数国家,几乎成为一个政党执政的有效保证。与之相应的,就是经济的停滞或危机,总会成为政治骚乱的引爆点。再也没有什么历史时期,能比21世纪初的经济波动,更能给政治增加风险,更能带来不确定性的了。从经济的风险、危机,到政治、社会的风险、危机,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对政治认同基础的重新打造。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此也成为政治认同和共识的重要来源。30年来,它在一些官员那儿,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

　　但很显然,经济发展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但无法构成对政治认同和共识的完全论证,它缺乏价值上的吸引力。另外,不可能有一直在发展而没有停滞的经济,把一切押于经济发展的宝上,在逻辑上等于把政治认同置于风险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0年来,在贫富悬殊格局的形成和阶层结构的固化中,一定程度上已出现政治认同的流失。不可能期待经济的继续发展对此进行挽救,因为它正是问题的一个根源。

　　对于执政党来说,如何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未来如何改革

　　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是执政的政治认同和共识的核心来源。

　　但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夺取国家政权,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的问题一样,在意识形态认同已经消退,而让位于文化认同的当今世界,也存在一个执政党如何吸纳中国传统文化,重构政治认同的问题。

　　尤其是,在今天,政治认同还包括对台湾的统战,对海外华人的感召,以及国际上的政治吸纳。它的功能被空前放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释放出这样的信号:重构政治认同,提炼、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构成了民族精神内核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执政理念。

　　事实上,正视现实,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共的优良传统。从一开始,中共就注意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政治资源。中国革命逻辑地包含着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因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一开始就写在中共的旗帜上,成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动员方式和统战手段。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

　　另外,中共从未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号召力。1937年4月,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对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70年后,2009年4月,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赴陕西参加公祭黄帝陵,大陆和台湾在心理上紧密联结在一起。而在此前和之后,“祭孔”,在中国各地,已经成为官方的一种政治行为。 另外,在“中国国家形象”的打造中,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主要的符号。中国在世界各地开办的“孔子学院”,昭示着要形成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宝库。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具有道德吸引力,甚至普世性的价值,已出现在中共的执政理念中,比如“和谐社会”的建设,比如“和谐世界”秩序的宣示。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很多场合说这类词语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注意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而这一套语言,对内可以通过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激活扩大政治认同空间,对外可以不屈服于“他者”的话语体系,为自己在国际关系中夺取政治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

　　这表明,在意识形态已经不能成为国内政治整合的唯一精神力量,也不适合或无法成为国际交往的博弈资源的当下,执政党在为自己的执政寻找新的文化资源。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在今天,在国内的执政需要最广泛的民众认同,对外则是在代表中国,而在别人的眼光中,中国除了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当然,以传统文化来打造政治认同,并作为政治认同和共识的一个新的来源,在逻辑上并非就没有断裂,在执政党内部,也并非没有顾虑和阻碍。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并非同质的文化体系,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冲突。实践上的冲突,在土地改革,在“文革”时期,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时候,儒家传统的组织结构、物质载体等遭到无情的荡涤。而观念上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儒家文化并不支持“阶级”之类的预设。正是如此,一些人担心,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打造政治认同,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负面效应。

　　当然,也不能说儒家文化就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语言。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至少在“大同社会”、“以人为本”等方面,两者存在共通之处,可以方便地进行“转译”,拿来解释一下就可以用上。 这两点导致了弥漫开来的矛盾、犹豫心态。2011年1月11日,孔子像悄然出现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内,4月20日又被悄然移走,这一事件被视为是这种心态的折射。它构成了一个象征。

　　但这一切似乎已经消散。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文化立国”的时代可能会导致中国发生大的变化。文化认同催生政治认同,在可以想象的后续举措里,将开始自己的长征。

　　需要澄清的只是:传统文化对政治认同的支撑作用是有限的,找准政治认同和共识来源的方向极为重要。以文化促进政治认同,更需在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安排中去开掘,从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中去保障。它逻辑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

　　这些制度沉淀为文化,才是深层政治认同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