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见人心by清越流歌:许纪霖：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为什么强盛，日本为什么日本可以打败中华帝国，除了富强之外之外，另外一个秘密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这二者有何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是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信政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不断在变革制度。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

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

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

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只要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都要往这个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从19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到文明问题，不涉及到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 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但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造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衰落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甚至按照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期头脑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来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

面对西方的两面，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为文明国，所则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去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也是这套逻辑。他们将美国看作是最主要的外敌，中国现在就不要讲韬光用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看起来他们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他们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另一面制约着，而他们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他们的文明价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中国统治了世界，或许，西方人到时会哈哈大笑：你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 世纪帝国主义精神所征服！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假如缺乏文明的富强那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没有灵魂的蛮力。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也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为什么短命？因为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文明解体，只认强权。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在晚清的时候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鼻祖，他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曾国藩用人，不仅看才还要看德。但是到了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到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为张之洞做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这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你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这些话还是大清王朝在的时候讲的。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力。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先生，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1910 年代的《东方》杂志上写了十几篇的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丛林世界，像动物一样，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 世纪末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再加上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最后都成为杀人主义。

将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杜亚泉先生的话，依然触目惊心！

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质主义大流行，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食色，性也。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成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它表现为GDP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则是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

国家与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共谋关系。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而且是一种价值观。人在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样的人才属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知识，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拥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什么牌子的车？住什么档次的房？这些都是你在社会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得身份象征。你消费得越多，过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这套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其共同的立场都是唯物的、物欲的。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思考伦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富强之后，中国将展现什么样的文明？

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一个曾经与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伊斯兰世界同样辉煌的轴心文明，如今不要说文明，连文化都岌岌可危。

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成这样，当然激发起知识分子的反思。先是杜亚泉，然后是章士钊、陈独秀、张东荪等，开始注意到民国之所以共和失败，问题不在政治，而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他们意识到光追求富强不行，还要重建文明。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在器物的觉悟、制度的觉悟之后，最后的觉悟应该是伦理的觉悟，解决整个民族的文明大方向。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这位年轻人就是胡适。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己的名字都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改为了胡适之。他到了美国之后，恰巧欧洲打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发现迷信生存竞争的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胡适说，我们今天都引用拿破仑的话，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贡献给世界的不应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这就是中国的文明，进入21 世纪之后，作为世界大国所凭籍的力，主要不是军事力，而是经济力、金融力。今天“中国制造”这面旗帜插遍了全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极洲，企鹅都可以看得到。中国以世界工厂征服了全世界。

但是经济力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吗？即使到了2050 年，中国成为头号GDP 大国，你真的能够成为世界头号真正的强国吗？

还是仅仅是一种虚胖？20 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曾经也想成为世界第一，做过一次强国梦，最后以发动战争而自取灭亡。日本在70 年代经济起飞时，也梦想“日本世界第一”。但是到了90 年代初，日本开始长期的经济衰退，到今天还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只有GDP、只有军事力、经济力和金融力，但是缺乏普世的文明，缺乏征服人心的文明价值。西方从17 世纪开始称霸全球，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徒有海上贸易的实力，背后没有文明精神的支撑，最终只能昙花一现。

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20 世纪分别称霸长达一个世纪，除了其军事和物质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有现代文明的凭籍。大国竞争的核心是文明的竞争，那么，崛起的中国可以拿什么文明贡献给世界？中国能够离开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另搞一套另类的现代性吗？毛泽东当年搞过“反现代的现代性”，现在谁还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承认普适文明价值，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由于长期以来过度追求富强，对此还缺乏必要的准备，不仅是实践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有理论的积累。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大概不仅考虑到实力的问题，而且还有文明准备的问题。广积粮，缓称霸，这个粮食，就是文明的反思和储备啊。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中国提前“被推上”世界舞台，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我们已经足够文明了吗？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

                                               （摘自《民商》杂志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