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黄金专家答疑:生命的形式

                         这一节文字数说人间百态，在古代生活的范围内，几乎无所不容。也就是说，庄子把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统统否定了。他这样批评，究竟有何道理呢?

  
                         回复到生命的初始状态，我们看到：一个婴孩降生到世间，犹如一张白纸，既是一无所有，又是无限可能。他长大成人，在社会中取得一种身份，从事一种职业，“无”变成了“有”，无限也就变成了有限。有人说过：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可能有二十种以上的人生选择，而到了四十岁的人，能够有二三种完全不同的选择，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了。生命固定在一个形式中，失去其多样化生活的可能，这好像是“作茧自缚”的过程。

                        生命不能不获得一种形式，但生命也往往失陷在它的形式里。中国古代有一则很有名的笑话。说一个公差押送一个犯罪的和尚，因为记性不好，每天起来，都要把所带的一切检点一遍才放心，计为：公文一封、雨伞一把、枷锁一具、和尚一名、我一个。某天晚上住宿时，和尚将公差的头发剃光，并同他换了衣裳，而后溜之大吉。公差早晨起来，一一检点，公文、雨伞、枷锁都在，点到和尚时，摸到自己的头，发觉和尚也在，再点到“我”，不觉大惊失色，呼道：“我没有了!我到哪里去了?”这个故事本来也许只是嘲笑蠢笨的人，但作为象征来看，意味深长。人习惯了自己的生存形式，以这形式为自我，一旦境遇大变，原有的形式被破坏，如高官下狱，名人落魄，他很容易面对世界感到恍惚不可理解，就像那位公差，惊呼：“我到哪里去了?”

 
                         再说，每一种生命的形式都有其特定的追求目标和价值标准，但是，这能够看作是生命“本真”的价值吗?一个守财奴，一辈子辛辛苦苦，积下一大笔钱财，平日里视财如命，看到它就满心欢喜，到头来一命呜呼，钱财却与他毫不相关。还有别的例子。有一种古今中外普遍相通的情况：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生命离他而去的时刻，往往伤感而迷惘。因为再伟大的事业，也同样如守财奴的钱财，终了仍旧和生命本身相分离，仍然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像曹操，奋起于东汉末大动乱中，力克群雄，统一北部中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算得上不可多得的成功者。到了临终之际，他却失却一向的英雄豪迈之气，意绪哀切地吩咐分香卖履之类家常琐事。他大概确实感受到上面所说的那种深刻的事实。

                         庄子把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无论其担任何种的社会角色，以什么样的形式生存，一概指为“驰骛身心，沉溺外物，终生不得回返”，他确实看到了非常重大的问题：人的社会存在，是被限定的存在，因而它是缺损的、迷失状态的存在，它背离了人的自由本质。

                        但是，人生有许多巨大的矛盾，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所以，有些现代哲学家宣称：人生在本质上是荒谬的)。一个人，倘不在世间扮演一种角色，获得一种存在形式，他的生命又能在何处立足?庄子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文学化的、幻想性的，他所说的那种“真人”(参见下一篇《悟道的人》)，根本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见。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大约只是常常反观自身，意会到一种更高的、超越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所寄居的形式的“本真”生命的存在，而更多地掌握着人生的主动权而已罢?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人也必须把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和创造力，投入在具体的形式中，才能使之得到实现，所以，当职业不仅是职业，而且也是自我选择的人生事业时，它对人的影响非同小可。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比生命本身还要顽强。巴尔扎克临终时，不断呼唤比昂松医生，这位医生，其实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创造出来的人物。语法学家布鲁尔的临终遗言是：“我要死了，或者说我将要死了，这两句话都对。”数学家拉尼曾发明一种简易而新奇的求平方根与立方根的方法。他在临终时，已失去知觉，连朋友也认不出了。一位助手俯下身去问他：“拉尼，一百四十四的平方根是多少?”“十二。”拉尼说出这个数字，而后就与世长辞了。这些念念不忘自己的事业而死去的人，如果遇上庄子，难免也要受到苛刻的指责。但在多数人看来，他们仍是伟大的。因为尽管他们也是存在于有限的生命形式中，但是他们拿自己的生命作了有益的创造。

                      （文字摘自《骆玉明老庄随谈》）

作者简介
    骆玉明，祖籍洛阳，寄籍江苏建湖。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