俪桥新浪博客:也论鲁迅（早年所作）

     说实话，我不敢研究鲁迅，我不是一个擅长攀登者，打死我也爬不上巨人的肩膀，倚靠名人出名的捷径险招我是无福消受。我翻阅了厚实的《鲁迅杂文全集》，首先注意到“文人相轻”这刺人的字眼。“文人”是古时对诗词歌赋者的雅称，正如先生所言，先前称小说为“闲书”，小说作者当不属此类，延续至今，恐怕只有余秋雨、赵鑫珊之者可以加冠。虽然现在“文人”的广义范围已经推及所有作家作者乃至所有文化人，然而我却不敢自称，所以羞愧。偶然看到一则消息，某报评选九十年代中国作家，除余秋雨外其他全是小说家，所以我又可以骄傲和庆幸我是写小说的，所以也就有了下文。
   
     照抄先生文题，决非攀龙附凤，只是心有所感，聊发议论罢了，先生之所以弃医从文，首因当推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先生之凛然高风亮节。先生如是说，也如是做。先生笔下作品中诸如阿Q、孔乙己，闰土等传之于世的不朽形象，唤起了无可计数的国人从沉睡中惊醒。譬如有人问他，关在铁笼中的囚徒，仅凭无端的几声呐喊和几次挣扎，何用之有？先生铿锵地回答，然而只要呐喊了，挣扎了，怎知牢笼不可冲破呢？先生就是这样从容地做起小说来，且始终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不已。
   
     先生从文理由之高尚，是我辈不可比的，然而先生的缘由不仅于此。先生在文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抱着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先生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揭露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做小说目的之明确，实是我辈学习之典范。
   
     大凡做梦过的人，总有想当大作家、大文豪者之流，而确真获此殊荣者实在凤毛麟角，先生当之无愧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的受冕者，虽是众望所雪，却非他的初衷。而地20世纪末期，我们隐约听见有个人在撕心裂肺地“嗷嗷”狂吼“我是第一！我是第一！”这是李敖。我绝非有意数落他，虽云文人相轻，我是有自知之明。当代的“文人相轻”问题似乎已发展得很严重了。有王朔（痞子）与金庸（侠士）之战为证，而李敖却是把“文人相轻”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第一人，他否定了所有文人，狂得过分，将一向谦躬的先生也“轻”掉了，李敖的为文之道有崇先生之迹，然其狂傲之气实不足与先生之品性相提并论。
   
     先生的取材，采自于病态社会之中，所写的事迹“大抵有真实的缘由，但只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种类似大杂烩的取材为揭露国人普遍的病苦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形象绝非某一个体，担任谁皆可对号入座，引起注意，造成不穷之新书新作，甚多为废字费纸的次品，难经时间的推敲与洗炼，逐次淘汰，所剩尚可回味之作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尤其所谓网络文学的泛滥，其煽情手段之高妙和拙劣，内容枯燥，形式单一，思想几无。若先生天灵有知，定会喟然叹日：呜呼哀哉！
   
     “痞子作家”王朔曾经这样描述他做小说的原因：“整日整日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荡、找乐，晃晃荡荡，浑浑噩噩，虽云自在，却囊中羞涩、肚腹空空，于是写起小说来。“（稍改）小说在他眼里像一块口香糖，想嚼就嚼。先生似乎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这是先生做小说的外因，虽则王朔与先生做小说同为“无奈之举”，但先生却谦虚地说：“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小楷医学上的知识。”可见小说写作并非王朔所言般简单，真正的小说家的思想是比任何行业的从事者都要复杂得多。当然，只愿在换回某一方面和领域发展的作家除外。类似于古代的宫闱诗人、山水田园诗人、边寒诗人等，当代小说界也出现了市民作家、改革作家、军旅作家、留爱作等涉及不同领域的作家群。王朔是八十年代文坛冯出的一匹黑马，不同于七十年代的王蒙。他把创作视点完完全全放在随外可见的小市民身上，大众化的语言和对个小市民。我们所熟知的《红处方》的作者毕淑敏女士，前身是某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她做的一系列小说都与医学有关。然而，先生的小说和杂文涉及面之深之广，是当代作家谁也无法匹及的，甚至于从他的小说和杂文的白话语言里，绝难发现有医学的印痕，像鲁迅一般中途改旗易帜者在当代我所知道的有张承志马原等，张承志毕业于政法专业，改做小说时完全解脱了政治与法律的束缚，任由思维驰聘，极具诗情画意。他的代表作《黑骏马》极为强烈地体现了这一风格特点。然而先生是不赞同这种风格形式的，小说之与散文、诗歌、戏剧齐名，就在于它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不必要将体裁混融，所以他“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先生的小说、杂文和他本人一样简洁干脆，明白晓畅，毫不掩饰，毫不含混晦涩。相比较而言，张承志的《黑骏马》极尽铺陈之能事，美则美矣，但读者在欣赏因故事的极力铺陈而就的凄美之外又有多少思想可感呢？也许这便是当代小说流派呈现多元化之所需吧。在这里我又不免提及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作家，她们是现代派、后现代派女性小说家的代表，她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无控的自我，尤以棉棉为甚，她把自己真正妆成颓废的一代之一员，并且“津津乐道”于这种生存方式，似乎并不试图改变什么，实是令先生扼腕叹息呀。据说她们兴奋于这类小说的不注意故事情节的发展，随心所欲，娓娓道来。然而一旦舍弃了小说的基本形式，又怎能说是在做小说呢？

     当然，对真正科班出身的作家而言，想在小说内容上有所挖掘，有所创新，是很难的。他们多数只能在小说体式上，语言上寻求突破。所以产生王朔、张承志等等“半路出家”的作家名角。
   
     我并非在一味否定科班出身的作家群，我没胆，即使有胆也不会。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正是在科班“插科打诨”的“准作家”，我只是觉得，真正想做小说者，必得学先生如此这般，谨言慎行，学识广博，目标明确而崇高。虽然不能达到先生开创的成就，但须以先生的做小说精神为目标方向和基准。如此自当无愧于已，无愧于社会。
   
     去除当今小说界画蛇添足，无病呻吟、滥竽充数之弊，必以先生之语为范：“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不靠卖文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