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安利松果菊用法:张春林：论党报舆论监督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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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报舆论监督的破解之道*
张春林
[摘要]和谐社会构建和民主政治建设都需要舆论监督，中央也支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优势，可是党报舆论监督却呈现弱化趋势。党报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要破解这道难题，首先，各级党政领导应重视舆论监督，把党报舆论监督作为推进党政工作的重要手段。其次是党报舆论监督要讲究采编技巧，尽可能做到帮忙不添乱、治病又救人。再次是党报舆论监督要不懈创新机制，既要为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让记者敢于监督、乐于监督，又要善于跟其他形式监督合作、跨地域跨媒体合作，形成监督合力，确保监督实效。
[关键词]党报；舆论监督；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报群众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6XXW004）。
[中图分类号] G214.2 [文献标识码]A
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优势，也是党报参与报业竞争的利器。然而，党报舆论监督职能却呈现弱化趋势。虽然舆论监督存在诸多困难，但是这不应成为党报害怕和放弃舆论监督的理由。相反，党报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按照中央有关要求，破解舆论监督难题。
一、党报舆论监督职能弱化
无论是从全国省级党报群工协会、城市党报群工协会及地市报群工会反映出的信息，还是笔者对党报舆论监督的调研情况，以及当前党报舆论监督的有关文献，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党报舆论监督难。而这个“难”字所蕴藏的是党报舆论监督职能的弱化。
具体而言，党报舆论监督职能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党报对舆论监督的重视不够，缺乏专设部门、专职记者、专用版面、专属栏目，舆论监督稿件在版面上难觅踪影。如《四川日报》的舆论监督在2002－2003年间曾经一度红火，当时新闻专刊部下设的热线工作室有6个记者专门搞舆论监督，周一到周五每天半个版刊发舆论监督稿件。可是，在2003年底的部门调整中，热线工作室归并到新组建的社会新闻部，原有热线没有专人值守也不热了，社会新闻版上刊发的舆论监督稿件也越来越少。在2005年底的部门调整中，社会新闻部跟体育部合并成立社会·体育部之后，舆论监督稿件就更难得一见了。又如《贵州日报》“读者天地”版由于没有专职记者，监督性的栏目“记者调查”稿源不足。再如《广西日报》舆论监督色彩浓的“舆论看台”版面也没什么舆论监督味道了。有的报社压缩舆论监督版面，或遇重大活动或节会期间首先停舆论监督版面。
二是对舆论监督题材处理简单化。尽管不少省级党报都保留了“读者来信”之类的版面，但大多停留在“你问我答”的简单处理，缺乏深度和广度。如《新华日报》“读者热线”栏目基本上是“读者反映＋记者答复”模式的小稿子，难见有影响的舆论监督。许多城市党报和地市党报，也基本上是这种热线新闻的处理方法。
三是有分量的舆论监督稿件少。对于党报舆论监督稿件质量，《重庆日报》社会新闻部主任刘春帼的感慨是，在近两年的全国省级党报舆论监督好新闻评比中，自己拿不出像样的稿子来。《厦门日报》副总编
四是舆论监督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大。这种阻力有来自报社内部的，如领导及编辑记者的关系网，若涉及舆论监督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情，直至稿件胎死腹中。有来自报社利益相关方的阻力，譬如报社的广告客户、负责报纸发行的各区县宣传部门。不过，在舆论监督的各种阻力中，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每逢各种节庆会议期间，主管部门都要以营造和谐气氛为由“控负”，其具体做法就是不准媒体刊发各种舆论监督稿件。“控负”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不能简单地把“控负”当成了“禁负”，哪些可以报，哪些不可以报，应划定一个范围，只要强化审稿程序，就一样不会有违“控负”的初衷。而且，“控负”期间也要加强群众舆论的疏浚工作，更不要因为“控负”而影响了群众问题的解决。
党报舆论监督职能的波动，从几家省级党报舆论监督部的情况可见一斑。在前些年舆论监督环境宽松的时候，《山西日报》和《辽宁日报》把群工部改为舆论监督部，《黑龙江日报》把群工部改为群众监督工作部，部门名称的变动，确实带来了这几家报社舆论监督工作的红火。近两年舆论监督出现形势下滑，《黑龙江日报》已经撤销了群众监督工作部，把相关职能归并到新闻评论中心下设的监督工作室。就是依然保留舆论监督部的《山西日报》和《辽宁日报》，舆论监督工作也出现全面萎缩。据《山西日报》的同志介绍，2007年“黑砖窑”事件之后，有关领导曾主张取消部门名称和版面名称上面的“监督”二字。
党报舆论监督乏力，正转换成报业市场竞争中的不利。《新华日报》原群工部主任刘寿桐提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华日报》、《扬子晚报》不敢做的舆论监督稿件，而同城的《现代快报》和《江南时报》却做得很漂亮。原因很简单，《现代快报》是新华社主办的，《江南时报》是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主办的，这两家报社的舆论监督当地领导都没法干预。而《现代快报》对作为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支柱的《扬子晚报》冲击势头不减，舆论监督就是比拼的重头武器。
二、党报舆论监督地位特殊
党报舆论监督之所以难，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局部利益或个人私利搞地方保护主义，小集团利益或地方利益成为躲避和对抗舆论监督的一种主要社会力量。二是面对新闻官司，记者心有余悸。一些记者、编辑一次次被迫站在被告席上，一些新闻单位的“老总”们也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没完没了的新闻诉讼之中，使得本就比一般性报道复杂得多的舆论监督实际成本无形中上升。三是进入市场，新闻传媒“投鼠忌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闻单位为了经济创收必然要和地方有关单位打交道，必然要争取广告客户的支持，必然要考虑报纸的发行。而对这些对象实施舆论监督，新闻单位不能不瞻前顾后，对某些单位和个人实施监督就受到影响。四是报纸传播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比电视开展舆论监督更难。党报记者调查采访主要还停留在文字记载，有些素材和证据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条件的变化，被采访者记忆的不清，被采访者受到威胁、利用或其他原因，变得模糊不清。这样下去的后果只能是党报记者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做不到像法院判决书一样将抗辩双方理由一并罗列、用词准确无误，就绝不敢发稿。[4]
尽管舆论监督的确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党报舆论监督工作者决不能被困难吓倒，而是要知难而上，勇于破解舆论监督这道难题。因为，党报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都非常特殊，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形势下搞好舆论监督意义重大。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建设和谐文化”部分明确提出，“新闻媒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舆论监督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部分明确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这一表述对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舆论监督就是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8年6月，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时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要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可见，中央对舆论监督是重视的。既然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地位如此重要，又有中央支持，即便困难再大，新闻媒体也应搞好。
二、搞好舆论监督党报责无旁贷。和谐社会构建和民主政治建设都需要舆论监督，中央也支持舆论监督，党报作为新闻舆论宣传的主阵地、主渠道和主力军，理应承担起搞好舆论监督的重任。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要求舆论监督同其他形式的监督密切配合，开展联合监督。其他形式的监督包括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政协和统战部门牵头的民主和民主党派监督、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等，这四项监督都有权力背景。而舆论监督的重点是对权力的监督，党报作为各级党委机关报的身份，决定其舆论监督有较强的权力色彩，比其他媒体更有优势，更便于同其他形式监督开展联合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三、舆论监督是党报参与报业竞争的利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都市报的繁荣，党报在报业竞争中优势不再。都市报的成功，得益于民生新闻和舆论监督这两大拳头产品。由于大多数都市报是党报创办的子报，党报都市报化不仅不利于党报的健康发展，反而会加剧集团（报社）内部的恶性竞争。不过，党报也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介入都市报的强项。就舆论监督而言，都市报的选题更多“向下”，契合市民生活层面，处理技法追求短、平、快；而党报的选题则更多“向上”，侧重权力机关及政策法规层面，处理技法追求深度、广度。就是同一题材的舆论监督而言，党报的权威性、指导性和影响力，也是都市报没法企及的。因此，除在时政新闻宣传这一“规定动作”外，党报完全应该通过舆论监督这一“自选动作”，在报业竞争中占一席之地。
三、党报舆论监督改进思路
新形势下要改进党报舆论监督，除了当地党政领导对舆论监督高度重视之外，党报还应该讲究舆论监督采编技巧，并不懈创新机制。
（一）领导高度重视
西方流行的“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把舆论监督擢升到不可替代的地步，这不适合我国国情。在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而应该归属于“权利监督”的范畴。因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和作用再大，再强有力，它本身始终只能发挥“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不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它的“口头责备”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最终要取决于有关权力机关的态度和作为，取决于“权力监督”能否及时跟进。如果没有“权力监督”作后盾，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反而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遭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报复，完全被扼杀。[5]显然，要搞好舆论监督离不开当地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高度重视。
而吕日周时期山西《长治日报》舆论监督的成功经验，正好从实践方面说明领导重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在吕主政长治时，《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分别开设了栏目进行舆论监督。2000年初至2002年底那两年多时间里，共播发批评报道近2000篇，批评大小干部1000多人次，160余名干部去职。长治日报舆论监督声誉鹊起，一位领导班子成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舆论监督离不开市委的支持，也就是离不开吕日周的支持，也就是离不开权力和法律的双重推动。”一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后来写道：从长治的舆论监督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一个法则：单纯的舆论监督，是很难奏效的，但是一旦监督成为党的领导的工具，引起了党委和领导者的高度关注，监督就会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和效力。没有监督不行，有监督没有领导重视也不行。[6]
领导要重视舆论监督，首先必须转变自身观念，走出认识误区。概括起来，这些误区有四个方面。一、“新闻舆论监督是负面宣传，容易引发不良影响，违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原则”。有些地方领导对于宣传他们的政绩十分欢迎，对于舆论监督却极为反感，即使有一点不同声音也会大动肝火，说你违背宣传纪律，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各种渠道向你发难。二、“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影响社会稳定”。个别地方或单位的领导，在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重大违规问题面前，往往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捂盖子”，刻意掩盖事实真相，甚至打击报复敢于透漏信息的知情者。三、“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添乱、抹黑、干扰正常工作”。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怕媒体揭了伤疤、扬了家丑，往往一味护短，以种种理由，采取多种方法，阻止新闻媒体披露问题，结果养痈遗患。四、“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影响投资环境，拖累经济发展”。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怕影响投资环境，而是怕影响了他们的政绩，影响了他们的升迁机会。如果不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纠正这些糊涂认识，党报就难以正常地开展舆论监督，媒体就会失去公信力。[7]
除了在观念上重视之外，领导重视舆论监督还应该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吕日周就把对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化为了实际行动：一是密切关注党报舆论监督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对每天舆论监督的内容都要亲自圈点批示，要求一定要点出单位和责任人，彻底曝光。他成了报社不拿工资的总编辑。[8](P226)二是重视舆论监督工作硬件环境。譬如，当长治日报舆论监督部成立起来后工作有成绩，市委、市政府就专门为其批拨经费15万元，买一部车和一些采访工具。[8](P83)三是重视组织领导确保舆论监督规范有序。在《长治市新闻舆论监督暂行办法》中，规定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组织领导工作，要求由市委、市政府领导挂帅，成立“长治市新闻舆论监督协调和指导小组”，负责对舆论监督的策划、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和检查工作；各新闻单位也要分别成立负责新闻舆论监督的领导小组，搞好各自的监督、检查。[8](P61)四是建立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在《中共长治市委关于实施“五大监督”的意见》中，要求建立健全新闻舆论监督责任制，各新闻单位领导和记者都要蹲点包片，各新闻媒体每月刊、播批评报道不得少于20件，每个记者每月必须至少采写1-2篇有质量、有分量的舆论监督稿件；各新闻媒体都要成立“新闻舆论监督部”，专门负责新闻舆论监督的组织、实施和督察。[8](P188-189)吕日周重视舆论监督的确取得了实际成绩，一方面，在舆论监督推动下，长治市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最适宜人居住城市”奖、国务院授予的“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称号。另一方面，舆论监督栏目开辟了两年多，报社的发行及广告收入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吕日周个案至少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舆论监督离不开当地领导的支持，领导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舆论监督的质量；二是舆论监督能够推进党政工作，促进社会发展。长治日报社长王占禹在书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舆论监督是提升政府形象的一笔财富，是转变干部作风的一笔财富，是打造党报品牌的一笔财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笔财富。[8](P231-232)因此，领导重视舆论监督特别是党报舆论监督，既是舆论监督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积极推进党政工作的需要。
（二）讲究采编技巧
舆论监督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既会伤及无辜，也会连累自己，因此，一定要讲究采编技巧。《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稿件选题的原则是考虑到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来选一些涉及到人民生产、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舆论监督促进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在舆论监督的策略上，一个是抓重大的题材，把重点放在事关党的方针政策、廉政建设、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说首先要领导关注、老百姓关心又符合现在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同时还有一条，就是报社能够做的。所以，要把新闻性、典型性和它的可操作性结合起来。[9]《山西日报》舆论监督主要坚持五不原则。1、说事不评“理”。记者不直接评判是非曲直，寓“理”于事中；2、监督不添乱，不能因为监督而影响地方工作；3、漏桶不盛水。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细节也可能出现疏漏，因此决不仓促签发见报；4、李下不整冠。一些小煤窑、黑口子屡禁不绝，这正是某些小报“记者”觊觎的对象，即便是正常的采访也可能被误解为敲诈、敛财。所以报社规定对一些可能影响到党报形象的敏感问题，一般不作为监督选题；5、批评不侵权。提前掌握有关法律。[10]
关于党报舆论监督的采编技巧，有人主张把握三“点”，即把住基点。做好舆论监督工作，必须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必须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广大群众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去展开。掌握支点。通过舆论监督，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而不应当是单纯地为了暴露问题，迎合少数读者的不当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监督报道，一般应与相关管理部门查处同步，对于曝光和揭露性的报道，最好能求得上级党委的支持。找准结合点。舆论监督毕竟只有舆论的影响力，而无执法意义上的制裁性和强制性，不能直接解决问题。要使舆论监督发挥最大效能，关键在于与其他监督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力度。[2]也有人认为，党报舆论监督要把握好三个“度”，即从“结合度”、“准确度”、“鲜明度”等方面入手，切实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度”，不仅揭露问题，更促进问题的解决；不仅反映了群众的不满和呼声，更符合党和政府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的工作部署和发展需要，让舆论监督、产生的社会效应能够实现最大化、最优化；所谓结合度就是围绕中心工作不放松，所谓准确度就是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所谓鲜明度就是突出特色塑造品牌。[11]事实上，不管是三个“点”还是三个“度”，说明党报舆论监督从选题、采访到编发都是十分谨慎的。
（三）不懈创新机制
党报舆论监督要与其他类别的监督形成合力、产生实效，除了领导高度重视和讲究采编技巧之外，创新机制也是重要环节。《北京日报》舆论监督类栏目《来到您身边 听您诉烦恼》在机制创新方面就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栏目运作流程：收集线索——筛选线索——采访报道——向督查部门和相关区县、委办局及具体责任单位通报情况——跟踪解决情况——反馈报道。栏目实现了与市政府督查室的互动。运行以来，以促进问题的快速解决赢得了市民的信任，同时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市领导不可能件件批示，事事过问，这就需要建立起一个机制，以督促“烦恼”的解决。市政府督查室为此专门建立起督查反馈机制。其运作程序是：记者发现问题，采写稿件——见报的同一天，报市政府督查室，进行及时沟通——督查室对其中的重点问题立项——下发督办单，对有关区县和部门的落实情况进行回查，并向市领导报告落实情况——对久拖不决的问题，市政府督查室通过《督查通报》对有关区县和部门给予通报批评——问题解决后，有关部门向督查室汇报结案。[12]实际上，《北京日报》的这个栏目，不仅实现了内部机制的创新，而且实现了外部机制的创新。
一般来讲，内部机制创新要容易一些，外部机制创新要困难一些。党报舆论监督跟其他形式监督合作是外部机制创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他形式的监督包括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政协和统战部门牵头的民主和民主党派监督、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等；这些监督都有权力背景，舆论监督在配合这些部门监督工作的同时，要善于借助这些部门的力量，促进舆论监督所涉及问题的解决。
除跟其他形式监督配合开展联合监督外，党报舆论监督还应重视媒体间的合作，以此来增大舆论监督的威力。这是党报创新舆论监督外部机制的表现形式之二。一般来说，媒体间的合作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同城报纸间的合作。譬如党报跟都市类报纸联合搞舆论监督，把党报的权威性与都市报的贴近性有机结合起来，能够使舆论监督产生比较好的实际效果。二是跨级别党报间的合作。譬如地市级党报跟省级党报和《人民日报》合作搞舆论监督，借助高级别党报的权威性优势促进基层疑难问题的解决。三是跨媒体合作。譬如党报同当地电视台、电台、网站合作搞舆论监督，借助电台、电视台的报道优势和网站的影响力优势及互动优势，扩大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四是跨地域媒体合作。舆论监督涉及的很多问题往往不是个别地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多个地方共有的区域性问题；而且随着人们流动性的增强，一个问题完全可能涉及多个地方。这种情况下，本地媒体到外地采访多有不便，如果进行跨地域之间的媒体合作，不仅有助于搞好舆论监督报道，扩大舆论监督的影响面，而且还能增进媒体间友谊，实现新闻资源共享。
总之，党报既要练就过硬的“内力”，又要善于借助“外力”，内外结合，破解舆论监督难题。（本文得到了《长治日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