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ea888发动机上市:康生......始末

康生......始末

康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败类。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借“抢救运动”为名，残酷打击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与林彪、“四 人 帮“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罗织罪名陷害贺龙元帅，阴谋残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然而。历史是无情也是公正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这个跳梁小丑的骨灰终于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摘自《八宝山纪实》（下）何虎生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0月）

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把革命推向高潮。整风宗旨定了下来。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但康生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康生盘算着，名义上是整风，实际上就是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中抓特务、叛徒。这样狠整别人，又扩大权势。

但是，这里毕竟不同于在莫斯科搞肃反。如何下手呢﹖

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使他找到了机会。国民党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扩大，于心不甘，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暗地里，国民党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西北公学的一个学生王××成了他打击的第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康生在会上振振有词，他掰着指头列举王所以是特务的理由，“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王××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王××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坏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于是，他下令逮捕了王××，不分昼夜对他审讯。审讯人员大喊大叫：“老实告诉你，比你地位高的、资格老的、年龄大的、阅历深的，哪个不乖乖地交代问题。你想反抗，你够格吗﹖”审讯人员施展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不给王××半点喘息之机。他支持不住了，终于达到了康生所设想的目的。

康生攻破王××这个堡垒之后，又想了一个办法，以扩大战果。一天上午，礼堂坐满了人。康生宣布道：“现在先由王××交待自己的特务活动”“我是一个罪人”王××走了上来，痛哭流涕控诉国民党特务怎样拉自己下水。人们都屏息听着，有的惊讶，有的恐惧，有的深信不疑，有的将信将疑。

这次大会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各个单位都把整风变成审干，审干变成抓特务。一天夜里，有二百多人被逮捕。7月15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四周墙壁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等标语。

“同志们”康生故作腔调，大声讲道：“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国民党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特务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个爆炸性的报告之后，谁也不敢怠慢，每个单位普遍开展了“抢救运动”，保自己的，邀功争宠的，完成指标的，都要昧着良心，大张旗鼓抓特务、叛徒和坏人。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170个“特 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刑讯逼供，但康生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你这种做法叫逼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任弼时批评他。

“咱们是逼供而不信。”他强词夺理地辩解说。

“既然你不信，”任弼时针锋相对，“那为什么还要逼供﹖”问得他张口结舌。但一转身，他又一副嘴脸，向办案的人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

康生的审讯艺术就是私设公堂，逼供信，按比例、按指标完成任务。不少人在这场运动中变得喜怒无常，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有的上吊，有的投井。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正当康生野心勃勃推广“抢救经验”的时候，任弼时听到不少受害者的申诉，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也过问了：“什么红旗党﹖怎么能这样搞呢﹖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

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1944年冬的一天，延安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中央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他郑重地向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

罗织罪名陷害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一下子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知道，贺龙是林彪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就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为了捍卫毛泽东和红色的江山，头可断，血可流，万死不辞。一般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康生的这一手博得了林彪的欢心。一天下午，康生坐在办公桌看文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机问：“谁﹖”“我是叶群。”对方答道。康生的语气立即变得柔和起来：“有事吗﹖”“康老”叶群笑道，“你昨天晚上在北师大，把‘二月兵变’的问题挑明了，向群众宣布了，林副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您问候。”“这也是按照林副主 席的指示做的。”康生谦虚地说。

林彪正发愁怎样才能把他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经的精神落实在某个人的头上。现在好了，康生把它落实了。只要不断扩大战果，就能打到心腹大患贺龙身上。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 ；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林彪的一个死对头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6年8月25日，毫无提防的贺龙，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莫明其妙地被打倒了。

康生落井下石，诬陷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名将贺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离开了人世。

贺龙去世后，康生又进一步在林彪身上作了一次投资。此时的林彪，地位有了，权也有了，只是他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立刻把在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以命令的口吻道：“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争分夺秒，越快越好。要挑选些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对外要绝对保密。”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恭恭敬敬地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他要见机而动，留条后路。

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篡权阴谋败露而机毁人亡。

残害刘少奇的主谋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权衡利弊，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 人的进 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聂元梓风风火火，为康生组织了许多荒诞的材料。为了彻底打击刘少奇，并讨好江青，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主意。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嫉妒得七窍生烟。有一段小插曲：王光美出国前，江青曾给她建议佩戴一串什么项链，王光美没听她的，得罪了第一夫人。于是便有“文革”中被游斗的王光美脖子上被挂了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的奇景。

有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

江青愤愤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安什么罪名呢﹖“有了”康生心生一计，“她上过旧大学，又在国统区呆过，定特务吧”“对”江青赞同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天老爷也救不了他们”

康生立刻命令专案组千方百计找材料。专案人员通宵达旦地找人来进行逼供，但仍然毫无所得。一天晚上，康生、江青把专案组找来汇报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专案人员小心翼翼地看着康生的脸色说。

“什么基本上，”江青一摆手，“她就是 特、日特、国特康老，由你改写一个报告吧。”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正式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全身代谢已经紊乱，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但专案组和红卫兵还不断对他进行审讯。他紧闭双眼，不予回答。不到一个月，刘少奇悄然病逝于狱中。死后，康生连骨灰都不让遗留。多亏一位殡仪馆的焚尸工人，觉得事情很跷蹊，偷偷地将骨灰留了下来。

动乱结束后被赶出八宝山

历史是公正的。林彪、“四人帮”走上了他们的末路，康生也终究原形毕露。

本来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阴谋家的骨灰却堂而皇之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文革”还未结束，来骨灰堂扫墓的老干部子女们看到康生骨灰也放在这里，便恨起心头，但敢怒不敢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期压抑在老干部家属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看到阴谋家康生的骨灰竟和革命功臣的骨灰放在一起，想到亲人被他迫害致死的惨状，不禁怒火中烧，愤愤地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一个一个×

当服务员清扫西一室卫生时，发现康生的骨灰盒上那些露出白色的木头本色，不得不立即上报。公墓领导逐级上报，但一直未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明确答复，只好维持现状。

以后接踵到西一室扫墓的老干部家属们，见到康生的骨灰被人划了，顿觉大快人心，但仍不解恨，便愤愤地向康生的骨灰罩上吐口水。

康生骨灰今日之下场，犹如杭州岳飞坟前卖国贼秦桧的石像一样，被千人唾万人骂。

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找到骨灰堂和公墓的负责人，反对和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在这里。八宝山公墓也无权将康生的骨灰随便迁出，只好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反映群众呼声。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作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服务员们如释重负，终于甩掉了这两个包袱，骨灰堂又恢复了它圣洁的面貌。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就感觉到了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于是便捷足先登，在政治舞台上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早在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他不顾历史事实，“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不愧是谙熟奸道的高参和玩弄阴谋手段的高手。在江青汇报碰钉子后，他亲自向毛泽东进言，说自己考虑了两三年，看出《海》剧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康生的描述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由于抢了头功而倍加受宠。他后来又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是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到书记处，除康生以外其余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文章的由来。

　　1965年，中央决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彭真被委任为组长，康生当上了副职。他与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结，为他们出谋划策，同时又把“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透露给江青，对江青掀起天下大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制造“海瑞罢官”一案的发明权，在江青和陈伯达的煽动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后来，康生又将其变为毛主席的东西，大加宣扬，在制造天下大乱上立了大功。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和康生汇报时，曾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立即据实作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毛泽东将事情和盘托出：“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康生，作为善于玩弄阴谋的政治骗子，此后又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毛泽东同志肯定了他的发明。
　　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曾在彭真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学术争论问题，会后形成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
　　就在这节骨眼上，康生鼓动江青背后告状，将《二月提纲》严肃化，在毛主席表态“这个提纲是错误”后，康生又将《二月提纲》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宣称这个提纲是彭真背着自己暗地里偷偷搞的，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康生的“揭发”和批判，使中央决定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康生这着十分卑鄙的棋，使他随后一步登天，取得当时显赫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职位，凌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
　　《二月提纲》被批判之后，经毛泽东提名，康生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在《通知》起草的过程中，康生四处活动，到处煽风点火。

　　他首先鼓动一位姓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贴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向彭真等人进攻为突破口，掀起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而明哲保身的吴某为了给康生交差，只写了一份北京市宣传部长杨述的大字报，未了解康生的真正用意。此时，康生已拿到了《五一六通知》的御牌，取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康生看到自己编造的谎言和阴谋得逞，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彭真，万分高兴。
　　随后，康生又秘密派他的老婆曹轶欧等七人，打着“调查”的幌子，到北京大学煽风点火，并亲自召见了曹轶欧的“老朋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向她面授机宜。在康生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炮制出来了。5月25日大字报一贴出，它就像一声平地惊雷，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北大师生强烈不满。当天晚上，严密注视各方形势发展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人到北大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
　　康生发现他指挥炮制的这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夭折，十分恐慌，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孤注一掷，将大字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以求侥幸获得支持。可以说这是康生拿自己的命运押的赌注，这是他在关键时刻走的一着险棋，如果毛泽东对大字报持反对意见，他必将被作为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而受惩处。
　　6月1日，康生的阴谋得逞了，毛泽东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康生心花怒放，后来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6月2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一场将中国引向灾难和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真正的帷幕。
　　事后，康生曾将他亲自炮制第一张大字报作为资本来炫耀。1967年1月29日，康生同外宾会谈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明人不难看出，康生是第一张大字报的真正幕后策划者。

　　捕风捉影，捏造出一个“二月兵变”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内乱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摊牌，全国的形势异常紧张，康生意识到“神仙打仗”的时机到来了，但他这个“小鬼”决不能因此遭殃，必须从乱中抓权，谁是强者就跟谁走，俗语说“有奶便是娘”嘛。
　　康生看清了军方林彪权力的上升，“刘少奇垮台，第二把交椅十拿九稳是林彪的”，他心里想，“林彪虽阴险狡诈，但他生逢天时，应该在他身上投点资，来个双保险”。于是他想出了投桃报李的计策，充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和吹鼓手。当时，林彪曾煽动说中国有人搞政变，康生紧紧抓住了这次立功的机会，捕风捉影，一心想帮助林彪铲除贺龙这个“心腹大患”。
　　他在一个学生写的说贺龙要组织“二月兵变”的材料上大作文章，1966年7月27日傍晚到北师大散布“彭真策划搞政变”的谣言。康生抓住了“兵变”的“事实”，甚至“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使林彪那篇贼喊捉贼的“五一八”讲话有了落实。这一招，极大地博得了林彪的欢心，叶群曾亲自给康生打电话代转林副主席的问候。
　　实际上，“二月兵变”事件是康生亲手制造的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耸人听闻的大冤案，是康生酝酿的一个大阴谋。彭、罗、陆、杨相继被打倒，毫无提防的贺龙遭诬陷，在没有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堂堂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被捕入狱，身陷囹圄之中，陷入呼天不应、叫地无语的绝境，很快便在囚室里折磨致死。
　　贺龙含冤而逝之后，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进一步的投资。他看到林彪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变越高，便又想出了讨好林彪的主意。他吩咐中央党校的心腹，高规格印出数万套封面烫金的《林彪文集》，并亲自恭恭敬敬地将样书呈送给林彪，邀功请赏，使林彪更觉得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不可多得的智囊谋士。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狡猾透顶，文集虽然印出，但并没有向下发。他做了两手准备，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因为他知道，古今中外，威高盖天的人，往往都以悲剧收场。果不其然，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劫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康生吓出一身冷汗，他立刻下令将储备的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纸浆厂，销赃灭迹。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机中，因为他阴谋多变，从来没有自始至终的死党，相比之下，他同江青合作的时日最长。首先是介绍江青入“龙门”，接着又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中袒护江青的被捕历史，保驾江青安然过关。随后，又阴谋策划，让从苏联归国的贺子珍永远离开毛泽东身边，又一次保了江青的“大驾”。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倒刘少奇后，康生又在令江青极为嫉妒的王光美身上打主意，给王光美定了个“特务”的罪名，替江青射了一支“复仇之箭”。这一切都十分讨得江青的欢心。江青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将康生尊称为“智多星”和“大恩人”、经常给康生通风报信，或一旁美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彻底垮台，康生就像一个赌棍，将赌注输得精光。重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推行“保江组阁”的策略，本指望江氏王朝里能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但事与愿违，他们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斗争即将成功之际，康生正在焦急等待上演的“好戏”，被“癞狗扶不上墙”的“四人帮”给演砸了。
　　康生通过最后权衡利弊，已感觉到形势对“四人帮”不利，秘密叫来了唐闻生、王海容，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叛徒”的丑恶历史，详细地说出了证明材料，并叫她们原原本本地转达上去。康生当时身为党的副主席，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他不向组织揭发，也不向中央提出，而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立功”，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
　　康生，一生狡黠，诡计多端，他的赌注都是押双宝，而且是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玩弄权术，他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但临死之前，还最后施展的投机钻营，恐怕连江青都想象不到，自以为是中国至高无上的“女皇”却被自己的“大恩人”给秘密出卖了。
　　1967年初，康生以为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别出心裁地担心军队中还会窝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残渣余孽”，于是向林彪呈报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当时林彪正想借着这把刀将自己的敌对势力斩草除根，于是一股阴冷的黑风开始冲击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开始大乱，陈再道、许世友等大军区司令员，有的成为“阶下囚”，有的遭受着人身污辱。
　　然而，正当康生踌躇满志的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到各地围攻军队的消息感到势态严重，“将军队搞乱等于是釜底抽薪”。他怒斥林彪、康生一伙乱军夺权，起笔批道：这是“毒草”，“还我长城”。这真如平地一声惊雷，康生慌了手脚，“吓得魂不附体”。而后，康生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寻找替死鬼。阴险奸诈的康生在形势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时，不惜抛出他们的得力党羽，移物栽赃，加害他们的打手和干将，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入牢狱。
　　1966年8月，康生为了将刘少奇彻底置于死地，首先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随后，揪“叛徒”之风，刮遍全国各地，他们目无国法，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整别人的黑材料。
　　把康生说成是害人成性的刽子手，可以说毫不过分。在几十年的害人经历中，他发明了许多害人的理论：根据“主观想象”、“可能”的猜测、“由此及彼”的株连，要不就是“相面”或给他人“栽赃”。多年来康生自居为防奸专家，而实际上，他集历史奸恶之大成，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他残酷迫害妨碍他夺权的人，达到了惨无人道、随心所欲的地步。

　　带着一生罪恶，走上黄泉路
　　在这场动乱史上，他写下了自己独特的篇章，为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仅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并“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康生将自己的这三步棋自喻为他的三绝，可见其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凭此三绝，他顺利地登上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这个通天宝座。
　　1967年2月13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人民立下无数功勋的老帅们，在这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同林彪、江青等人短兵相接，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
　　康生等将怀仁堂的碰头会诬说为“二月逆流”。
　　在康生的精心策划下，他们迅速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击”浪潮。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政治局内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在这一震惊中外的重要案件中，康生作为老谋深算的狗头军师，发挥了关键性的特殊作用。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为了保住多年来自己苦苦经营而爬上的地位，康生积极策划“保江组阁”的策略，在江青身上押宝，企图建立他们的“新王朝”。首先，康生来了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了他们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
　　1973年党的“十大”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保江组阁”中大显神通。他除了利用“影射史学”打击周恩来外，还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为江青出理论、唱赞歌。康生病重期间，干脆将“唐晓文”交给江青直接指挥，为江青充当“侍臣”，深受江青“重用”。
　　康生晚年虽然重病在身，但他对于“保江组阁”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他以“理论权威”的地位贩卖理论，“贩毒立功”；秘密组织班底，物色培养人选；利用“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内发难，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将矛头直指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更有甚者，康生又策划让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事出所料，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明确支持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康生亲手导演的“保江组阁”丑剧，只好改题换戏。
　　康生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案件，每一次对老一代革命家的诬陷和进攻，康生几乎都有所插足，甚至是起核心作用的“主谋”。他死前，看着自己立下的“家业”日益残败，很不甘心。就在他离死还有两个多月的时候，趁邓小平离京之机，突然强打精神，亲自上阵，带病到毛泽东处进谗言，奏了邓小平一本，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真可谓“贼心不死”。此后，江青一伙在“风中之烛”的康生的幕后策划下，迅速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马上由守势转入攻势，刚刚有一线生机的中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康生躺在病榻上，快要魂归西天了。“经过自己拼了老命的最后一搏，'四人帮’又逐渐占了上风，但自己就要死了，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心腹之患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下场’了……”1975年12月16日，康生就这样带着他的一半满足、一半遗憾，十分不情愿地走上了他的黄泉之路。

  文章来源：《中南海人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