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盲是伴x染色体隐性:当代中国历史科学鸟瞰

时间:2009-07-10 14:45http://www.ywhs.net/yhhs/shixuelilun/2009/0710/1350.html

作者：张海鹏    转贴自：载《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
30年前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学术范围。这篇文章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中一个被弄混乱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中国特殊背景下，引起了思想界、理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破除了“四人帮”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上强加的“精神枷锁”，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步伐。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争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国家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形成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背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随后，党和国家就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国家建设的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总的要求。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社会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一  反思并检讨历史学领域的“左”的影响促进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与运用
历史学领域是“四人帮”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历史，所谓“对资产阶级要立足于批”，批判所谓“叛徒哲学”等谬论，肆虐于史学领域，显然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和标签化运用。加上那时提倡的“儒法斗争”、“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普遍不满，也引起了知识界、史学界对影射史学的反感。这时候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史学界对于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的反思，对于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就是必须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通过反思，史学界认识到：阶级斗争学说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基本理论。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上的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做出必要的分析，是正确的、必需的，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会使我们更能看出历史发展的本质，认清历史前进的规律。但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标签到处乱贴，把任何历史现象都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则犯了教条化、简单化、扩大化、标签化的错误，会对历史上纷繁的社会现象作出非历史主义的结论。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违反了历史的真实，违反了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因而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基本的历史真实，所得出的认识与结论，就不是科学的认识与结论。
对于唯物史观和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史学界在解放思想的情况下，也作了大量的探讨和分析。例如，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认识五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创造者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讨论都很热烈，很深入，虽然不易得出学界公认的一致意见，但是这种争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下进行的，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形。像这样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深入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的氛围下，是难以进行的。当然，像这样复杂的重大历史研究课题，有分歧或者有重大分歧是正常的。讨论还需要长期深入进行下去。重要的是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开展长期的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
如何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一向是中国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以上古、中古、近古的概念来分期，中国古已有之，这种分法失之笼统，难以显示历史发展的实质。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根据。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考察中国历史问题，近年来有各种讨论和质疑，聚讼纷纭。林甘泉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演变，认为斯大林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这种表达方式。斯大林的表达简明扼要，但容易产生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如果据此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制造出来的公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真实。林甘泉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用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的不同阶段，能够比较全面而深刻地解释不同时代的本质特征。他指出：“主张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指导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剪裁成社会发展史的公式。”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主张存在奴隶社会，但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主张在仔细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讨论。中国存在着长期的封建社会，一向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看法。近年来也有不同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有“封邦建国”的记载，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它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不要套用封建社会的名称。其实，中国历史上封邦建国的“封建”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制度，多数学者主张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指封建的生产方式，是指领主制或地主制那样的生产关系。如果只认为封邦建国的“封建”才是“封建”，中国历史就很难讲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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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内外战争环境中，革命势力的成长、革命事业的开展，成为这段历史的基调。学者们以往在处理近代中国的历史时，往往强调了革命史，而对于历史的丰富内容则照顾不够。最近30年来，学术界作了许多探讨。有的学者提出了现代化范式的概念，主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用所谓现代化范式代替所谓革命史范式。在近代中国，革命是那个时候社会的基调，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富强就是要现代化。但是近代中国110年历史，现代化未能成为时代的基调。还有一种意见，提出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观的区别。学者认为，对于这种区别，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应该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的过程，既要看到革命史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作用，也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主张，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总之，采用现代化视角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是可取的，代替说并不合适，研究和叙述历史不能简单化。
二  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吸收、研究、借鉴国外史学理论
在这个大背景下，最近30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家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中国学者到各国留学、讲学、出席各种与历史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从国际历史学会在1980年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中国史学会组织的代表团都积极参加了历次讨论会。各国历史学家有关世界历史、地区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中国学者都大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广泛流行。各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正在被中国学者采用。
历史学领域各学科的建设，除了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指导之外，还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借鉴了国外的史学理论，开展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环境生态史观，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社会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实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性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也有学者指出，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还是对西方新史学理论的洋教条，都是教条，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中国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广泛吸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创新，形成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史学概念和史学体系。这是我们在回顾历史时，所应期望于未来的历史学家的。
三  突破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条式叙述，极大地拓宽研究领域
我国进入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样一种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也影响着历史学者们的眼界和观察历史的方法。社会历史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以往的历史研究，突出了革命史、政治史，是时代的需要。但是，如果写历史只写革命史、政治史，就会蒙蔽人们的眼光，限制人们认识历史的丰富内容。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与研究政治史、革命史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历史研究以政治外交、经济的历史为主干，可以带动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边疆史的研究。政治史、革命史的研究也要克服简单化的毛病，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化认识。30年来，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等方面，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
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带动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都城考古、文化遗址考古、古墓考古，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吐鲁番、敦煌文书以及徽州文书等史料的发现，晚清与民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社会经济史料的编纂与整理、近代革命史料和中共党史资料的编纂与整理，都在推动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史记》等古代记载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的知识，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战国直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历史的知识，加深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做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这些实证研究，对古代中国的历史认识有了许多进步。如有关人类起源问题、有关中国农业起源问题、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问题等。
关于人类的起源，自从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以来，对于人类起源和起源地问题各执一词，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中非的肯尼亚。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证明，现代人单一起源的说法得不到中国考古学的支持。中国考古学家已发掘的几个点：如北京人、元谋人、繁昌人，人类活动都在200万年前左右，至少可以证明，人类起源不一定是单一起源，应该是多源的。
关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了大量古代遗址中的植物遗迹后，已经得出大体接近的认识：距今1万年前，中国的栽培稻出现；8000—9000年前稻作农业形成；6000—7000年前，稻作开始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普及，稻作农业经济的代表遗址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距今7500—8000年的遗存中，粟、黍已在华北广泛栽培了，距今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北旱作农业建立。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粟、稻、黍等几种主要农作物的起源地，至少是起源地之一。这一认识也有别于欧洲学者中国农产品西来说的早期认识，也推进了中国学者此前的认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20世纪中叶以前，欧美学者坚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赞成者众多。随着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考古发掘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中国学者开始依据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近20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据此展开的学术研究，使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进程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即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即“文明化进程”)；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体的，即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有的学者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这一概括，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①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讨论中，国内学者以往根据恩格斯的理论，认为中国也经历了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引进国外有关“酋邦”的理论后，对上述见解产生了质疑。林甘泉研究了中国古文献以后认为，说中国前国家时期的政治组织是酋邦而否定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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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落联盟，还缺乏足够的依据。①
为了推动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联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攻关，对中国文明史初期的年代学大体已得出共识：夏的年代在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这是在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为了团结全国以及国外的研究力量，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省、山西省等地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2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正式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并且被列入“十五”规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研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之中。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这项研究将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为了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国家组织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组织数百上千位清史学者，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计划完成100卷大约3000万字的清史工程。这一计划目前正在积极实施中。
为了推动历史学研究，学术界组织了大型史料编纂工作。为了对先秦以至辛亥革命以前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一次全面、科学、系统的分类整理，国家还推动了极大型类书《中华大典》的编纂。这一极大型类书，在《古今图书集成》分类体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科学体系和分类学知识，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一计划正在积极的实施中。
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学科相比，它是在20世纪初产生、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猛烈冲撞的历史，也是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探索中国独立、救亡和富强道路的历史。在这个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不同时期从欧洲学来了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也学来了马克思主义，用这些学说和主义做理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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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3—414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做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30年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最近这些年，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期是不科学的。因为，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1949年之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也即是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1997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①我本人也多次在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阐明胡绳先生的建议。②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几乎无人质疑。
第一本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学科对象的《中国近代史》，由张海鹏主持，在1999年出版。张海鹏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纂的大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也在2007年初出版。这部近代通史，就是包括了1840—1949年间110年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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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题词，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100期纪念号)。
②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98年2月3日史林版；又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撰和出版。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经过中央批准，已经进入全国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堂。该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①这句话极其重要，它定义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长期讨论，并已取得基本共识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学科对象问题，已经固定下来。
四  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需要，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后起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历史学界还谈不上世界史的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经历了先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再独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保持质疑的态度，并且一直在探讨中国学者主张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吴于廑教授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途径、主线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吴于廑先生在他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中指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②。这个看法的核心是如何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把它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种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提出了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作为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和架构的观点，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主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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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的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吴于廑：“世界历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15页。
的现代化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纲，从经济史入手，加强对原始积累、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一直到垄断资本的更深入的全面研究。”①这一理论模式，在中国世界史学界有相当影响。是否以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题，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论。最新的争论出现在最近出版韵《历史研究》杂志上。这期杂志上有学者坚定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②，也有学者反对这一主张，认为“不应该抛弃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主线另起炉灶”。③还有学者坚持整个社会形态的交替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线索，认为“没有一种其他的历史理论和学说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更加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阐述所具有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是任何已知的其他理论无法相比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在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工作中也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④
在世界史研究和撰写体系中，突破西欧中心论，是否意味着世界历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呢?有的世界史学者认为，我国编写的各种世界史教材(包括通史和各种断代史)，都是按照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阶段的各国历史汇编。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不能总揽世界全局，不能从全局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成为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著作。我国学术界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有鉴别地吸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一切新理论和新方法，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由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认为“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可以避免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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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编：《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②钱乘旦：《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李世安：《现代化能否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线》，《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④俞金尧：《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就全球化和全球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新体系。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也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的影响力有限，尽管全球化史观已经问世近半个世纪，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解读之上。还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①
在我看来，在讨论世界史体系、质疑“西欧中心论”的时候，不能犯简单化的毛病。已经有学者指出，“西方中心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主张这种理论逻辑的研究者是否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是否发生过西方作为支配性的力量崛起于世界的历史事实。客观地看，从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说，在15世纪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止存在过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以后，世界历史的中心变成以西欧为主。无论是向世界各地传播资本主义，还是向世界各地同时传播殖民主义，欧洲都曾经严重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也不止一个。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社会以中国为代表也还是一个中心。当然，这个中心在19世纪中叶起，其地位慢慢削减以至于消灭。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就有苏联一个中心，资本主义阵营有美国一个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中心吗?我们不能否认，在一段时间里，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德国是一个中心，在亚洲发动战争的Et本也是一个中心。历史进程还在发展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及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世界历史的中心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中心，但是不能说今天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世界历史的推进从来都是在不止一个中心存在的情况下，两个或者多个中心进行博弈的结果。因此在处理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问题上不可以太过于简单化。质疑“西欧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是质疑西欧或者西方作为观察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的观点，不是否定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西欧或者西方曾经起过历史中心的作用，是质疑在这种观点下，无视世界历史的其他地区如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契机的主动能力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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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准确把握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这些重大事件与世界的联系中来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是世界史研究者的责任。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多种联系，要求发展中国历史学中的世界历史研究，建立包含面更大的世界史学科。这是时代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者提出的任务。
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的代表性著作，以通史而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10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主持《中国史稿》7卷本，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主编《中国通史》12卷本，林甘泉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9卷本，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10卷本，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主编《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郑师渠教授主编《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龚育之、金冲及、郑惠、张海鹏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6卷本，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0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院编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北京大学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非洲通史》3卷本，刘祖熙著《波兰通史》，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13卷本，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6卷本等，都是我国历史学的积极成果。
此外，历史学研究领域各种专门史著作甚多，不胜枚举。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近代输入西方史学方法后，形成近代实证史学的传统。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学发展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主要思想倾向。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倾向开始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随之发生。有学者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质疑。有人撰文表示不赞成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有学者热衷于传播诸如后现代史学那样的来自于西方的史学理论，借以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有人一味吹捧所谓蓝色文明，贬低、否定所谓黄色文明，借以否定、贬低中国的传统文化，消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人著书立说，贬低、否定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美其名日“告别革命”，对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需要更多关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客观事实的历史学理论，但是，在中国历史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只有这样，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才能为中国和世界的读者提供更为全面、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准确和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著述，为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服务。只有这样，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才能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